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

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精选10篇）

篇1：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吴某某、女、汉族、小学文化、出生于19XX年X月15日，住址：四川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二组，身份证号：51XX2619XXXX153526。

被上诉人：毛某某、男、汉族、小学文化、出生日期不详，住址：四川省某某县某某乡海子坪村，现住：四川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二组上诉人宅基地房屋。

因上诉人不服某某县人民法院（2016）川3226民初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某某县人民法院（2016）川3226民初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事实及理由：

上诉人家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就承包有某某乡某某村的林地和承包土地2.19亩，2001年2月15日，上诉人将自己家庭承包的林地和土地经村、社同意，转包给了被上诉人毛某某，并签订了书面的《土地、林地转包协议》（以下简称：《转包协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甲方在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茸卡唐社的自留地、责任地及承包的经济林木转包给乙方”等内容。《转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家的承包土地就交给被上诉人耕种。

其间，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植补款被上诉人也是以上诉 人名义领取的。可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居然持有一本《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且该证书上的承包土地涉及上诉人家的承包土地（该证书上有部分土地不属于上诉人家的承包土地）。为此，上诉人找到了当时的村、社干部，村上告诉上诉人说被上诉人毛某某的《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村上错发的，是错误的，是无效的，并于2008年11月12日向上诉人出具了书面的《证明》。

本以为村上出具了证明就没有问题了，谁知道在政府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时候，毛某某又拿出他那本来源不合法的、无效的《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张原双方签订的《土地、林地转包协议》中约定的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向有关部门申请处理均未果。

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的农村土地一直是自己在依法承包经营，虽然自己曾经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书面的《转包协议》，约定了“甲方在政策范围内将上述土地、林地永久性转包给乙方”，但这只是转包，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并没有改变，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从没有丧失过。尽管，被上诉人持有一本《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是其取得是不合法的，村上也证明了这个证书是无效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侵犯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政府有关部门在确权颁证时认为该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产生了争议，要求双方当事人依法诉讼对该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司法确认后方能确权颁证。为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遂以被上诉人为被告依法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林地转包协议》中约定的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享有”等。但是，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起诉。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一审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起诉条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其理由如下：

第一、上诉人的一审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起诉条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对于这四个起诉的条件，前面三个条件再次不用过多解释，对于管辖问题也不多谈。仅就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讨论一下。

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释（200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包括“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显然属于法释（2005）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由规定》中“第三部分物权纠纷”中“第七、用益物权纠纷”下的“55.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又分为“（1）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等三个四级案由。《民事案由规定》中“第四部分”的“

十、合同纠纷”项下，又有两个三级案由即“115.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和“119.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在“119.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项下又有6个四级案由，其中包括：“（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等。

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博士、孙佑海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一本通》一书第110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的释义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是指当事人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成立及其归属和内容发生的纠纷”，第252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释义为： 4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是指农村土地承包人将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给其他人承包而签订的合同”。

就本案来看，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了《土地、林木转包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明显的转包合同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纠纷又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而是基于这个转包关系，引起的承包经营权争议。因此，该案要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要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但是，无论属于什么案由，都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进入实质的审判。这里涉及的只是案由的选择问题，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案件事实进行依法释明，并根据审理中依法查明的案件具体性质确定案由并进行审理，而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第二、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就本案来看，被上诉人持有的《阿坝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非政府相关部门所发，而是由村干部错误填写，且已经村委会证实该证是错误发放，是无效的。上诉人并没有因此与任何行政机关产生任何行政争议。故，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前述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如 何如何的问题，没有就任何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主张任何权利，只是上诉人就自己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也就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争议提出的诉请。合同相对人即本案的被上诉人不是行政机关，本案上诉人也不是行政相对人。上诉人并没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的任何言行和主张，本案不是行政争议，这是上诉人在行使民事诉权。因此，本案不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百零八条及《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为此，上诉人依法上诉来院，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某某县人民法院（2016）川3226民初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此 致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某某 2016年2月18日

篇2：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

被告：性别：男 住址：

诉讼请求：

1：返还被侵占承包地，并清除被侵占承包地上的所有杂物;

2：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3：案件受理费等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第三人：黄XX

事实和理由：

4月日，原告经发包方同意，与第三人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其户的承包土地委托给原告代为承包经营合，2011年被告无视原告作为该地块合法承包经营者之事实，以无端理由强占原告之承包地，将碎石等杂物堆放在承包地上，妨碍了原告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侵害原告对物权的行使。经原告多次交涉，但被告置之不理，并继续无理侵占该诉争土地，又经村、组、镇相关部门和组织调解，被告态度恶劣，拒不执行。

综上，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已经合法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被告不视原告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的实事，强行侵占原告的承包土地，并将石头等杂物推放在原告的承包土地之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今特具诉状于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谢!

此 致

篇3：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

近来, 笔者作为被诉银行的代理人, 参与了两起银行借记卡纠纷案件的审理, 又从网上收集了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多起银行借记卡纠纷的判例。通过仔细阅读, 对该种案例从发案事实、银行抗辩理由、审理程序及判决结果等方面进行简单归类。本文拟对银行借记卡纠纷中民事责任究竟怎样认定作一些粗浅探讨, 兼对一起案件进行评析。

一、案件发案过程基本有五种形式

第一, 客户在银行的自助设备 (ATM) 柜员机上使用银行借记卡时, 不法分子在ATM自动柜员机上安装了窃取密码的微型摄像装置及读卡装置, 并在客户取款时盗取了银行借记卡磁条内的信息和密码后短时间内利用克隆卡在其他网点迅速提取客户卡内资金;

第二, 客户在银行的自助设备 (ATM) 柜员机上使用银行借记卡时, 不法分子人为制造ATM机出现“故障”, 无法取出现金, 并张贴在自动取款机右上角的“XXXX银行客服中心的电话XXXXX、与XXXX银行客服中心”取得联系后, 客户按照电话中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 事后发现卡上资金没有了;

第三, 客户在银行的自助设备 (ATM) 柜员机上使用银行借记卡时, 不法分子通常是两人以上, 一人对正在使用柜员机的客户进行干扰 (如借口询问如何操作机器、或在脚下放一张10元 (20元) 的钞票, 告知客户钱掉了, 待客户转身拾起钞票时, 另外一人却迅速将客户的银行借记卡进行调包, 后用客户的银行卡提取资金;

第四, 客户在洽谈生意时, 将借记卡交给他人看, 或当着不法分子面前通过电话银行查询的方式, 说明借记卡上有多少钱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事后不法分子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克隆卡将客户账上资金全部提走。

第五, 客户在使用银行借记卡时突然发现卡上钱少了, 而且卡片还在自己手上也没有离开本人, 然后立即向公安报案。另外, 上述案例的涉案金额都在20万元以下, 不是案发地在外省市跨行交易, 就是涉案款项转入的账户持有人在异地或是假身份证明开立的银行账户。

二、案例中的被诉银行涉及工、农、中、建、邮政储蓄等几家银行

但所有银行的主要抗辩理由均以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 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为基础而制定的大同小异的借记卡章程 (此处不一一列举) :电子借记卡密码是持卡人进行交易时身份确认的唯一证明, 领卡后应立即修改密码, 并妥善保管, 不得将本人密码泄露他人, 否者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失均由持卡人本人承担。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发生的电子信息记录, 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以及本案公安机关没有侦破, 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审判原则的理由进行抗辩。

三、大部分案件的一审判决

判令被诉银行承担案件诉讼标的20%至40%的责任, 但也有个别案例要求银行承担全部责任, 而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上诉, 二审法院则全部判决维持原判决。上诉费用由银行承担。另外就是全部案例中公安机关没有侦破一起, 而相当部分案例中, 受理客户报案的公安机关竟然没有正式立案。

个案案情

原告张三是被告A银行的储户, 2006年1月在A银行办理了银行借记卡, 同年4月6日张三与一名叫李四的人谈生意时曾将手机号码和家固定电话号码等信息透露给李四, 在洽谈过程中, 张三将自己的银行借记卡交给李四看过, 并告诉李四卡上有十几万元存款。双方约定下午三点在XX宾馆签约, 后因无法与李四取得联系, 张三就回家了, 当晚发现银行卡被“锁死”, 次日发现借记卡上存款被转走。张三向当地公安报案。公安发现4月6日该款项被他人在B银行取走。2009年6月27日, 案件审理过程中, 当地公安在张三请求救济的报告上注明“报案是实、此案至今未破”字样。张三诉求法院判决A银行和B银行共同赔偿损失12万元。

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三与A银行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 张三在储蓄卡上存款的所有权已转移为A银行所有。持卡人张三与A银行之间依储蓄合同而形成了以结算和支付为主要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A银行负有按照储户张三的要求将存款支付给予储户或储户指定的代理人、并保证储户储蓄卡内的存款安全。

B银行与A银行之间形成的代理代办结算关系, 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在持卡人持借记卡并输入正确的密码时, B银行代为履行付款或转账义务。如果B银行有侵权行为, 产生的民事责任, 应当由被代理人A银行承担。

银行卡业务是电子化、自动化存取款业务的一种, 很大程度上不是靠人本身, 而是靠电脑网络系统来控制交电风险、检验交易真实性和保障交易安全。只要银行卡的账号信息和密码相匹配交易即能完成, 不具有识别伪卡的功能, 这就说明ATM机交易存在技术漏洞和交易风险, 如果完全让客户对银行网络及机器设备自身的缺陷和风险带来的损害承担责任, 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是不能成立的。银行自动柜员机无论是转账还是取现, 即使是他人利用伪造银行卡操作, 操作人无密码是无法完成操作的。因原告设定的银行卡密码与其住宅电话后六位数字完全相同。综上所述, 本案的主要过错责任在原告本人, 应当对其损失承担主要责任;银行系统ATM交易方式自身存在技术漏洞和交易风险, 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判决被告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宣判后, A银行和张三均表示不服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A银行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主要事实没有查清, 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判决必然是盲目的和错误的。A银行认为张三借记卡上款项被转走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但这两笔款项到底是谁转走的, 如何转走的, 上诉人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可能。一是被上诉人自己转走;二是被上诉人将卡交给他人, 同时告知密码委托他人将款项转走;三是银行卡被犯罪分子复制, 犯罪分子并知晓了密码后用复制的伪卡在自动柜员机不能识别的情况下将款转走。本案中, 被上诉人的款项到底是谁转走的, 如何转走的这一重要的事实人民法院必须查清, 只有查清了这一事实, 才能确定谁对被上诉人借记卡上的款项被转走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其判决根本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钱被转走是否存在过错。本案被上诉人张三在案发后,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处理, 公安机关也及时查看了B银行取款的录像, 虽然此案尚未侦破, 但据此可以证实款项不是张三自己或委托他人取走的, 应当是犯罪利用伪卡在自动柜员机上将钱转走。最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由A银行承担。

探讨兼评析

《储蓄管理条例》第九条:储蓄机构的设置, 应当遵循统一规划, 方便群众, 注重实效, 确保安全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意见 (银办发[2009]149号) 第10条:收单机构要加强ATM巡检, 每个月至少巡检一次, 重点检查ATM等自助设备是否张贴有异常通知, ATM出钞口、读卡器是否有堵塞或安装有其他附加装置;是否安装有异常的刷卡进门装置;是否安装有盗取密码的摄像机;ATM工作状态、夜间灯箱、自助区照明是否正常;ATM电视监控、“110”联动报警等技防设施工作是否正常。由此可见, 笔者以为就上述列举前1～3种发案形式的案件, 法院判决被诉银行 (视个案的具体细节) 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是有法可依, 合情合理的。因为,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时, 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确保交易环境和交易设备安全可靠以及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 而1～3种案例中银行并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关法律规定。

至于银行在上述案例中都提出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在刑事案件尚未处理结束终止民事案件的审理。笔者以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发现与本案有牵连, 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 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 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之规定, 该例案件中的被诉银行不能以第三人的犯罪来免除自己的民事责任, 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 法院选择对本案继续审理是正确的。

而第4～5种发案形式, 法院判决被诉银行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我们认为值得商讨的。首先上述案例, 几乎所有案件公安机关都未能侦破, 且还有部分案件尚未正式立案, 而公安机关在接到当事人报案后, 虽然及时前往案发银行询问或调阅录像, 由于此类案件的不法分子往往是流窜作案, 案件侦破难度大, 耗时可能会很长, 涉案金额又都要20万元以下, 客观上是由于当事人在洽谈生意时警惕性不高, 给不法分子提供作案条件, 加之公安机关警力和财力等因素, 造成大部分案件未能正式立案和及时侦破。这就造成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的款项到底是谁转走的, 如何转走的, 是用真卡支付还是以假卡支付这一重要的事实法院无法查清。同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上述案例的举证责任在当事人而不是银行, 在司法实践中, 大部分经办法官片面强调同情弱者、构建和谐, 在此例案件审理过程中和稀泥, 即使银行没有过错, 也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我们担心的是长期以往, 此例判决会给一些不法之徒发出一种错误信息, 利用各种不法手段侵害银行利益。

篇4：一份《确权书》引发的土地纠纷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今后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农民可以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新一轮“土改”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家里的地有的给别人种，有的荒了，有的被政府征，有的被侵占了。因为种地收入少，对于土地流失，农民并不太当回事。十七届三中全会让农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土地价值，开始重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许多地方发生了“要地”风波。发生在内蒙古包头市昆区西河楞村的土地纠纷就是其中一例，类似案件很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再次发生。

400村民只种50亩地

西河楞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北郊大青山脚下，共有村民约400人。

梅建勋是当地村民，他告诉《新财经》记者，他们家四口人，现在一亩耕地也，靠打零工、做小买卖维持日常生活。据记者了解，西河楞村大部分村民手里都没有耕地，空有一本土地承包证。

据71岁的乔尽忠老人讲，西河楞村原有旱地、水浇地共1300多亩，但现在只剩下50亩了。其他的土地哪里去了？乔尽忠说：“有的被政府征了，有的被政府租了，有的被工厂侵占，有的被村小组长卖了。”他还告诉记者，西河楞村的土地分布在三个地方，其中最大的一片是西梁，有1000余亩，而纠纷主要就发生这片地上。

乔尽忠说，西河楞村被征的土地有203亩。那是在1989年，上级政府向西河楞村征地，用于原包稀土铁合金厂（以下简称小包钢）建厂，村民每人获得了3000元左右的补偿款。征用后，西梁的土地还剩700多亩，此后再没有征用过。

小包钢的生产对土地污染严重，剩余土地基本也都无法耕种。经过交涉，小包钢每年给予村民一定的补偿。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小包钢破产，村民将土地平整后重新耕种。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这期间，小包钢破产了，昆区政府引进了一家钢铁企业重组小包钢，发展年产60万吨不锈钢项目。为了支持时代钢铁的发展，昆区政府向西河楞村租用土地。2003年12月23日，昆区政府与西河楞村村民代表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昆区政府租用西河楞村集体土地约300亩，租期自2004年1月1日开始，租赁期50年。租赁费为：2004年12万元，2005年13万元，2006年14万元，2007年以后至2054年每年15万元。另外，昆区政府还要求西河楞村尽快腾出土地，并对土地上的农作物给予一定补偿。代表村民在协议上签字的，是西河楞村现任村小组长贾忠义。

至此，西河楞村西梁的地还剩下400多亩。

2007年，村民发现钢铁厂在剩余的空地上又开始新建厂房。有村民问村小组长贾忠义：“那边在建厂，怎么也没人管管？”贾忠义说：“那里的地已经置换了别处的地，反正也没人种。”但村民并不认可。他们急了，找政府，却被告知那片土地已经不属于西河楞村了。他们纳闷了。

土地是怎么失去的

发现钢铁厂开工建厂，村民们前去阻止工厂施工，双方发生了冲突，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上级政府表示：一定查实情况，是农民的土地，决不亏待农民；不是农民的土地，农民也不能胡搅蛮缠。

2007年10月8日下午，昆区政府副区长张福义主持召开了一次辩论会，讨论西河楞村土地纠纷一事。参会的还有：包头市国土资源局，包头市经贸局，还有村民代表等。会上争执强烈，村民代表反映钢铁厂侵占了西河楞村的集体土地，而昆区政府否认了村民的说法，他们拿出了证据——《原包头稀土铁合金厂土地权属确认协议书》（以下简称《确权书》），村民代表愣住了。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份协议书。

《确权书》签订于2003年12月24日，《土地租赁协议书》签订的第二天，在《确权书》上签字的有现任村小组长贾忠义和南排村村委会的张继刚。

《确权书》明确约定：小包钢用地面积为1533893.77平方米（约合2300亩），其中国有土地面积13331965.09亩（合2000亩），有西河楞村集体土地199928.08亩（约合300亩）。协议中所提的300亩土地就是《土地租赁协议书》中约定的300亩土地。

村民张志军说：“这份《确权书》把西河楞村西梁400多亩土地‘确’给了国家。”

西河楞村开始了“要地”行动，村里推选了四五个代表，张志军就是代表之一。

在推选代表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村民贾宝义也积极主张“要地”。他是现任村小组长贾忠义的哥哥，原村小组长，他对西河楞村的土地情况比较了解，因此被推选为代表之一。据张志军说，贾宝义也曾问过他弟弟，怎么就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呢？贾忠义说：“我不记得签了，可能是喝了酒，稀里糊涂签的。”

能否要回土地

从区政府到包头市政府，西河楞村村民没有停歇，但结果并不理想。乔尽忠说：“政府部门总是‘踢皮球’，踢过来，踢过去，光说但没有实质行动。”

今年5月12日，村民代表上访到国务院信访办，要求有关部门撤销钢铁厂的土地使用证，称钢铁厂所持土地证里包含了西河楞村400多亩集体土地，请求撤销钢铁厂的土地证。信访办收下了申请书，让他们回去等消息。后来，国务院信访办给昆区政府发了函，让他们处理。2008年7月4日，昆区区委书记刘德军接访西河楞村村民，他说该土地权属纠纷已经上过两次常委会，但并没有明确答复到底如何解决。

上访至今无果，西河楞村村民决定走法律途径。

对于这则案例，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认为焦点在于：西河楞村村民主张的这400多亩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钢铁厂依法使用？还是西河楞村村民集体所有、钢铁厂非法占用？西河楞村“要回”土地的前提有两个：一、证明土地是属于西河楞村的；二、土地是被非法占用的。

张起淮律师说：要求重新鉴定土地权属，得先推翻那份《确权书》。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村小组作出重大决定，应该召开村民会议，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如果《确认协议书》签订前没有经过村民讨论，并经参加会议的村民过半数通过，村小组领导就不能代表民意，不具有决定并签署协议的资格，《确权书》可能因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而无效。”

篇5：土地侵权纠纷民事起诉状

被告：翁俊超，1960年1月30日生，汉族，农安县人，现住农安县万顺乡利民村12社。

案由：土地纠纷

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返还村委会1.2亩土地

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

被告于耕种位于万顺乡利民村12社陶家炉门前东西垅土地，于村里收回土地，打入小队机动地，发包给翁俊方耕种，耕种一年，故被告不服，强行耕种土地至今，故此告诉来院，要求被告将土地返还给小队机动地，望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裁决。

此致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6：一起土地确权纠纷民事上诉状

原告：赵**，男，汉族，19**年*月*日生，住北京市**区**号，电话：

被告：李**，女，汉族，19**年*月**日生，住北京市**区**号，电话：

被告：李**，女，汉族，19**年*月**日生，住北京市**区**号，电话： 诉讼请求：

一、判令确认在拆迁位于北京市**区**路**号房屋后，所置换的一套75.38平方米和68.29平方米的房屋及拆迁补偿款251225.40元为原告赵**所有；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

原告位于北京市**区**路**号的南房是原告在1969年修建的房屋，后因1980年当时的甘家口房管所认为该房屋属于危房，所以原告又于1983年对该房屋进行了重新的翻建，也就是现在被拆迁的南房三小间。原告及其家庭一直在该房屋内生活，后因原告生活所迫，为了改善家里生活状况，就在密云区承包土地进行种植蔬菜等农作物，后因被告要求才把空闲下来的房屋借给被告李**居住。所以，位于北京市**区**路**号的南房三小间为原告所有的合法房屋，针对该房屋拆迁所得的所有置换房屋及补偿款都应该属于原告所有。但是，被告李**在2014年4月1日与**地区综合整治腾退搬迁工作指挥部私下签订了原告位于北京市**区**路**号房屋的《房屋腾退搬迁置换补偿协议书》，并且将把应属于原告的一套68.29平方米的置换房屋及相应补偿据为己有，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 致

北京市**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13年12月14日

诉讼资料清单：

1、民事诉状原件三份；

2、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3、原告户籍证明复印件三份；

4、《房屋腾退搬迁置换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三份；

篇7：民事纠纷上诉状

被上诉人：XXX，女，xxx年8月30日出生，汉族，重庆木器厂退休职工，住重庆市江北区XXXXX

上诉请求：

1、请求法院撤销(xxx5)江民初字第1836号民事判决书;

2、请求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3、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

(一)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又作出(xxx5)江民初字第1836号转换程序通知书决定转入普通程序。然而随后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自愿又将审判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并由独任审判员罗建于xxx5年11月9日以简易程序公开审理本案。这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将普通程序转为简易程序”，一审法院的程序违法直接影响到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各种程序权利，使得上诉人在一审中仓促应诉，导致了本案一审结果对上诉人极为不利。

(二)上诉人于xxx5年10月26日收到(xxx5)江民初字第1836号转换程序通知书，一审法院将举证期限延长至11月5日，被告人于当日将调查取证申请书、证人出庭申请书递交给了主审法官罗建手中。上诉方的证人将在一审中对影响本案的关键事实(即被上诉人是否对其父亲尽到赡养义务)进行举证，然而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中却认定我方证人出庭作证不合法，不予采纳。而且在(xxx5)江民初字第1836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我方出庭证人刘红、胡万碧证言因何不予认可却未加以阐述。这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诉讼证据规则，从根本上导致了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认定不清。

(三)一审法院先判后审，明显司法不公。被上诉人领到判决书是xxx5年12月16日，然而一审法院判决书上的日期确是xxx5年10月7日。这明显是一审法院法官早在10月就已经拟定好了判决书，只等一审程序完结就可以盖章判决。一审法院漠视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庭审权利是典型的司法不公现象，望二审法院予认定。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被上诉人自1980年以来与家人基本不来往，对其父亲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同时对其父亲在1988年将房屋由41平方改建为85平方也没有作任何贡献，因此依法不应当继承财产。但一审法院却对以上事实毫不理会，也不予以认定。

(二)一审法院以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叶启均权利被侵害之事实，从而认为被上诉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认定错误。《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自其父亲去世就知道其有继承权，且上诉人多次明确表示被上诉人未能对其父亲尽到赡养义务不应当继承财产。因此被上诉人早就知道了其权利被侵害，但时日至今早已超过2年。更何况作为被上诉人应当负有证明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其一审不予以举证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

综上，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此 致

具状人：******

篇8：民事上诉状借贷纠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略

上诉人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黄浦民一(民)初字第N号民事判决书，特提起上诉，其上诉的请求与理由如下：

上诉请求：

请求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3)黄浦民一(民)初字第269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其中，改判的要求是：支持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

一、原判决查明的事实有遗漏。

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有遗漏。因为原判决未认定本案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本案的借款人M已经收受了本案原告交付的数额为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对原判决在其“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中所阐述的一些其他事实，上诉人没有异议，并且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仅仅在其事实部分中，确认了本案原告所提供的一些证据是真实的，而未查明这些真实的证据，究竟能够证明哪一些真实的案件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本案的法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证据的真实性当然应当查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查明这个真实的证据所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并以此作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正因为原审法院未能做到这一点，才因此作出了错误的裁判。

上诉人认为，其实，单凭原告提供的《借条》的这张纸上的全部的内容，就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人M，事实上已经收受了本案原告交付的数额为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其理由如下：

(1)在本案的《借条》中，应当包含有两份证据。

纵观原告提供的这张《借条》的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张《借条》上，实际含有两个内容，即，其是由M在不同的时间，所亲笔书写的两个不同的内容，从而使一张《借条》，成了两份不同内容的证据。

其中，第一份证据是形成于1月7日;

其中，第二份证据则形成于206月15日。

这两份形成于不同时间的证据，不但其中的每一份证据都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原告交付钱款的事实和M收受钱款的事实，而且，由于这两份证据均书写在同一张纸上，因此这两份证据的相互印证，则更能够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和收受钱款的事实。

(2)关于第一份证据。

在年1月7日的这第一份证据中，由于M亲笔写明：“今借到H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因此这一证据中的“借到”一词，可以证明：M已经收受了本案原告的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其理由是：“借到”一词的文字含义。

《新华字典》对“到”这个字，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为：“表示动作的效果”。由于“借”是动词，而“到”又是“表示动作的效果” 的文字，因此把“借”和“到”放在一起，而组成的.“借到”一词，就是指：向H借的这笔15万元人民币的钱款已经全额收到。

(3)关于第二份证据。

这第二份证据是由借款人M在2011年6月15日，另外亲笔书写在原来的《借条》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的性质应当是一种还款的承诺，因为该文字写明：“还款期限至明年6月底前还清”。

这一还款的承诺可以证明2个事实。

1. 由于这一还款承诺是直接地书写在本案的15万元借款的《借条》上的，因此这一直接书写在原借条上的事实可以证明，“还款期限至明年6月底前还清”的这笔钱款，应当是特指本案的15万元借款。

2. 由于这一还款承诺的书写时间是在2011年6月15日，而不是在2011年1月7日的书写借条的当日书写的，且该还款承诺又直接地书写在这15万元借款的《借条》的同一张纸上，因此这一在迟延六个月以后，才书写的还款承诺，足以证明：M已经收受了本案的15万元的借款。

M是一个有知识的中年企业家(其死亡时，才年仅59岁)，用我们法律人的话来说，M应当是一个合理的人。试想：在书写还款承诺的2011年6月15日这一天，如果M还未曾收到，那笔至少应当在2011年1月7日以前，就应当收到的15万元借款的话，那么合理的M，凭什么还会在2011年6月15日，再亲笔书写本案的这个还款承诺呢?

很显然，只有在事实上，而且是已经完全地足额地收到了本案的15万元借款的前提下，合理的M才会在2011年6月15日，再次亲笔为本案的15万元借款，而书写上述的还款承诺。

(4)这两份证据是借款人M对本案借款事实的承认。

本案上述的两份证据正是一个借款人对其借款事实的真实存在的一种赤裸裸的真诚的自认。本案上述的两份证据足以证明借款人M对本案原告的交付钱款的事实是承认的。

而且，因为借款人M已经死亡，而在本案庭审中，直到庭审结束，被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借款人M在其死亡前，已经否定了他的借条和还款承诺，因此这一系列的，包括诉讼前和诉讼中的所有的事实，均可以证明：借款人M直到其死亡，也未曾对原告的交付15万元钱款的事实和其收到15万元钱款的事实予以否定。

一句话，借款人M对本案原告的交付15万元钱款的事实是承认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1条规定：“借款人承认借款真实，……，属于对借款真实存在的自认。对该借款事实一般可直接予以确认”。

很显然，单凭本案的上述的这两份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法院就应当对本案的借款事实直接予以确认。

原判决未确认这一案件事实是错误的。

二、原判决的结论有错误。

原判决的结论一共只有5句话，但在这5句话中，除其中的一句话是直接引用法律的以外，在其余的4句话中，竟然有3句话是错的，另外还有1句话，其话虽然不算错，因为这句话只是客观地陈述了本案的一节案件事实。但是对这句话所陈述的案件事实，法官在处理时有错误。

(1)关于原判决的第一句错话。

原判决结论中的第一句错话是：“民间借贷关系是实践性的法律关系，除了双方当事人借款意向，相关的借贷手续外，还需要有交付的事实”。

其实，这句话源于上海市高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的若干意见》的第2条(下称《第2条意见》)。

但是原判决在适用这《第2条意见》时，不但擅自作了修改，而且还曲解了《第2条意见》。

《第2条意见》的标题是：“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应视情况区别处理”。

《第2条意见》的内容是 ：“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而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原判决是怎样修改和曲解《第2条意见》的呢?

① 关于对《第2条意见》的修改。

首先，原判决把《第2条意见》中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两处“合同”一词，修改成“关系”一词。

其实，法律关系和合同是两个概念。合同是产生法律关系的原因，法律关系则是合同有效成立的结果。我国合同法的第2条就明确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法律关系。

拿民间借贷关系而言，既然法律关系是合同有效成立的结果，因此借贷关系一旦成立，借款当然地已经交付，否则，借贷关系就不成立。既然借款已经交付，那么还要交付的事实做什么呢?自相矛盾。

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之所以要把《第2条意见》中的两处“合同”，统统修改成“关系”，就是为了偷换概念。因为她明明白白地知道，本案的《借条》及其内容均表明，这绝不是一份借款合同，若用了“合同”两字，显然难以有说服力。

其次，擅自增加了“相关的借贷手续外”这几个字。

其实，所谓的“相关的借贷手续”，就是一个个的交付钱款的事实。既然已经有了相关的借贷手续， “还需要有交付的事实”做什么呢?

上诉人认为，原判决之所以要擅自增加“相关的借贷手续外”，其目的就在于最后的“外”这个字。这里的“外”，是“除外”的意思。“相关的借贷手续外”， 就是除了“相关的借贷手续”以外，还应当需要有……的意思。原判决需要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还需要有交付的事实”。

很显然，原判决擅自增加“相关的借贷手续外”的这段文字，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原告证据的证明力。因为在本案原告的证据中，除借条本身外，尚有借款人M的还款承诺和《境内汇款申请书》，而这正是其所谓的“相关的借贷手续”。原判决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原告的这两份证据的有效性，即，这两份证据不是交付的事实，原告还需要有可以证明“交付的事实”的证据。

② 关于对《第2条意见》的曲解。

对本案是否需要适用《第2条意见》的问题上，原判决完全曲解了《第2条意见》的观点。

从《第2条意见》的标题和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要适用《第2条意见》，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其中，第一个条件是：仅凭借条起诉的。

因为《第2条意见》的标题写明：“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而其内容中又强调：“对于大额借款，……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其中，第二个条件是：大额借款的。

因为《第2条意见》的标题写明：“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应视情况区别处理”，而其内容中又强调了怎样地区别，即，有“小额借款”和“大额借款”的区别。例如：“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而对于大额借款……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至于什么情形属“大额借款”，《第2条意见》又写明：“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

很显然，对照上述的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发现，本案并不应当适用《第2条意见》。

其理由是：

1. 原告不是仅凭借条起诉的，除了借条以外，原告还有借款人M的还款承诺和《境内汇款申请书》等证据。

2. 本案的争议标的只有15万，而不是几十万，更不是几百万，属“小额借款”，而不属“大额借款”。若按“小额借款”处理的，那么本案即使除了借条，没有其他证据的，那么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也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更何况，本案原告并不是仅凭借条起诉的，除了借条以外，原告还拥有其他的有证明力的证据。

很显然，本案不应当适用《第2条意见》。

因为本案不应当适用《第2条意见》，因此按照交易习惯，作为出借人的原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不需要再提供什么“实际交付的事实”。

(2)关于原判决的第二句错话。

原判决结论的第二句错话是：“本案的借款人M已经死亡，二被告又否认借款事实，故原告不仅需要提供相关的借款凭证，还应就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这就是说，原告之所以应当就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是基于两个前提，即，① 借款人M已经死亡;② 二被告又否认借款事实。

原判决的这句话是彻头彻尾地错了。

因为这两个前提并不应当导致原告要承担举证责任，相反，这两个前提恰恰应当导致被告要承担举证责任。

其理由是：

① 借款人M死亡的法律后果。

因为借款人M已经死亡，且M的借条和还款承诺又是真实的，因此如果被告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借款人M在其死亡前，已经否定了他的借条和还款承诺的话，那么法庭就应当以M的借条和他的还款承诺为依据，作出对被告不利的判决。

因为被告的举证不能的事实，可以证明：借款人M直到其死亡，也未曾对本案原告的交付15万元钱款的事实予以否认。

② 两被告否认借款事实的法律后果。

按一般的民间借贷案件的举证责任来说，由于借款人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其对借款合同的履行是亲身经历的，因此如果当借款人在法庭上抗辩说，借款合同未履行，借款从未收到时，那么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出借人，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借款合同已经履行的事实。

但是本案却不同。本案的案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两被告，他们并不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而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局外人。两被告根本不能等同于民间借贷案件中的真实的借款人。

由于两被告不是本案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且其从未亲身经历过本案借款合同的成立和履行，因此两被告对本案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应当是不知情的。

因为两被告对本案借款合同的成立和履行的情况是不知情的，因此作为抗辩意见，如果两被告说：“不知道”，那么这一“不知道”的抗辩意见是合理的，是可以采信的。但是如果两被告抗辩说，借款合同未履行，借款从未收到过，即，如果其“否认借款事实”的话，那么对这一抗辩意见，两被告就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他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通过怎样的途径，才知道借款合同未履行的这一事实。否则，就是没有依据的瞎说，法院根本无须采信。

(3)关于原判决的第三句错话。

原判决结论的第三句错话是：“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M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原判决的这句话当然地只能是错误的。

因为如上所述，单凭原告提供的《借条》这张纸上的那两份证据，就足以证明原告与M之间的借款事实的存在。可以这样说，原告提供的这两份证据，不但可以证明上述的借贷当事人的借款合意，还可以证明原告交付钱款的事实和借款人M收受钱款的事实。

上诉人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M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原判决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判决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

(4) 关于原判决结论中的另外的一句不算错的话，

① 原判决结论中的这句话的全文。

原判决结论中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原告主张15万元借款系2月10日根据M的指示通过银行汇款汇入T的银行账户，其虽提供了银行汇款单，但该汇款单仅能证明原告曾汇入T银行账户15万元，并不能证明该笔汇款与M出具的借条之间具有关联性，即并不能证明该笔汇款的性质为借款且该笔汇款系根据M的指示汇入T的银行账户”。

这句好长的话，应当不算错，但是对于这句话所阐述的这种特殊的案情，本案法官在处理时，却确有错误。

② 关于银行汇款单及其原告提供此证据的目的。

为利于法院审查本案借贷关系中的钱款的交付事实，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境内汇款申请书》。原告当初就是通过这一银行汇款，把金额为15万元的人民币交给M的。《境内汇款申请书》中的汇款人L是受原告委托向M汇款的人。收款人T是M的弟弟，是受M委托，而代为收款的人。其中，汇款金额15万元，与本案的借贷金额相吻合，汇款用途办厂，也与原告陈述的借款用途相一致。

③ 对这种特殊案情的处理办法。

本案的这种特殊案情是属于借款人与收款人不一致的一种情形。

对于借款人与收款人不一致的情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第3条规定：“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时，借款人应作为被告。由于民间借贷中借款交付与否，直接影响借贷关系是否生效，而收款人与借款人不一致，则往往可能是因为收款人是根据借款人的指示而导致的。如当事人对借贷合同的当事人无争议的，实际收款人宜作为证人参加诉讼以证明借款交付事实。如借款人否认收到借款的，为便于查清事实，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宜追加实际收款人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④ 本案法官未按高院意见处理。

高院的意见很明确，承办本案的法官只要照办就是了。但是承办法官就是不照办。而且在庭审时，本案原告已经向法庭提出了申请，要求追加实际收款人T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然而，法官还是予以拒绝。

而且，由于实际收款人T是借款人M的兄弟，且与两被告又是同一户口内的家庭成员，因此让实际收款人T作为证人参加诉讼，以证明借款的交付事实，或者，让实际收款人T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以查清事实，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对于本案来说，并非是一件难事。

⑤ 即使没有银行汇款单，原告的证据也足够了。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法官即使拒不追加实际收款人T到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就本案而言，即使没有上述的银行汇款单，原告的证据其实也已经足够了。

因为单凭原告提供的《借条》这张纸上的两份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人M已经收受了本案原告交付的数额为15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因此法院应当确认原告与M之间的借款事实的存在，并因此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不应当再以银行汇款单的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为由，而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鉴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作为一审的原告，特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望上级法院能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篇9：婚姻纠纷民事上诉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男，汉族，1x××年××月x日出生，户籍地址：河北省××市××县××镇××村13x号，身份证号码13××××1x××××033013。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抚养纠纷一案，不服xx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深宝法少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xx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做出的(xxxx)深宝法少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已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将孩子抚养权归了被上诉人，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定性错误问题

(一)该协议形成的背景：xxxx年1月5日之前，被上诉人一直没有给付分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上诉人及孩子。由于双方未办理结婚手续，上诉人因怀孕、自己到医院生产及单独抚养孩子花去了大笔费用，为了确保孩子以后能够健康地成长，故此欲向被上诉人主张抚养费。因以前到过被上诉人老家，上诉人遂于孩子满月后，抱着孩子到被上诉人老家，但被上诉人一直避而不见，被上诉人的亲属接待了上诉人，安排上诉人住在宾馆。在被上诉人家属多方刁难且上诉人当时身上所剩钱款不多的情况下，出于孩子的健康等考量，暂时将孩子交给了被上诉人的家属，签下了所谓的《协议》并拿着所谓的补偿费5万元离去。

(二)该协议是上诉人在受到肋迫、不能自由表达自已意志的情形下签订的，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拘束力。协议不仅不能真实反映上诉人的意思表示，而且也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首先，协议没有经双方协商，系在特定的情形下由被上诉人家属出具的并要求上诉人签名，被上诉人事后再补充签名形成的。当时，上诉人因此事搞得心烦意乱，加上孩子又小，身上盘缠又所剩无几，因此无奈答应将孩子暂时放在被上诉人家，先拿点费用，因为孩子小，被上诉人家人肯定无法带好，到时一定会将孩子还给上诉人，这样抚养费拿到了，孩子也回来了，谁知道事与愿违。试想，有哪一个做母亲的忍心将刚满月的孩子交给别人?其次，协议内容中孩子的名字为张××，而本案中孩子出生证上的名字为刘××，仅从协议来看并不足以认定两者是同一孩子，依生活的常理来说，经协商后形成的协议理应会对此情况作出说明，但该协议并未予以说明，可以侧面反映此协议是由被上诉人家属乘人之危，单方出具，未与上诉人协商一致。最后，协议中没有对孩子抚养的事宜做出具体适宜的安排。协议中“乙方不得再主张张慧的抚养权”的约定损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违反了社会公德，没有法律效力。抚养孩子是生父母双方的法定义务，生父母也应当关爱子女，当抚养一方侵害孩子的合法权益或者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形下，有义务采取手段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不限于变更抚养权。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辩称5万元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补偿给上诉人的。而上诉人收下5万元补偿款是上诉人在当时无奈下的权宜之计。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司法公正，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精神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不属于婚姻关系，不属于离婚纠纷，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自愿]离婚之规定作出判决明显是错误的。原审法院仅根据表面上看来合法的协议作为判案的依据，是极度草率的，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本案中涉及到非婚生子女，而且本案有其特殊性，法院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充分考虑双方的抚养能力、抚养条件等因素，才能彰显司法公正，才能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本案由上诉人抚养孩子，被上诉人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一)上诉人现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加上上诉人母亲已退休，愿意帮助上诉人照顾孩子。

(二)被上诉人道德责任感缺失。被上诉人在开庭承认其在认识上诉人之前已婚并已有孩子却隐瞒上诉人并与上诉人发生关系。此案中被上诉人明知自己已婚情形下发生婚外性行为，在上诉人怀孕、生产及单独抚养孩子期间，也没有去看望照顾上诉人母女，据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品行不良、极度缺乏责任感。

(三)上诉人没有孩子，而被上诉人婚内已有两个孩子，再将双方的孩子判归被上诉人抚养，那么被上诉人一共三个孩子，这严重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此，其家庭负担沉重，无法保证双方孩子的生活质量，也难免孩子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且孩子属于女孩，从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更适合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四)孩子还未满2周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相关规定，应由上诉人抚养。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定性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违反相关法律精神，请求二审体谅一个母亲的心情，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 诉 人：

篇10：公民纠纷民事上诉状的

上诉人： 张某 女 40岁 汉族

工作单位：北京市某集团公司 职工

电话： 13910973978

住址：

委托代理人：孔威钧 北京市北环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 北京市天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 董事长 电话：

地址：

上诉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8月1日作出的海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三项。

2，请求确认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

事实与理由：

被上诉人是海淀区颐和路4号天天小区的开发商，，上诉人张某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沙盘布局和楼书规划图，决定购买天天小区二期房产一套，其房屋位于天天小区1号楼301室。在办理入住时，被上诉人正在上诉人的楼前启动三期工程，等三期完工后，上诉人发现实际情况和被上诉人当初的承诺相距甚远，三期的楼房不仅使绿地面积减少，而且还直接阻碍了上诉人二期房屋的采光，遂产生争议。之后，上诉人多次与被上诉人交涉，主张自己的权利，大概持续了4个月后，最终协商由被上诉人回购此房屋，即双方于4月1日订立的“买卖合同”(见证据1)。

合同订立后，上诉人为了合同的顺利履行，积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并督促被上诉人履约，但被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这样又持续了数月，直至201月8日被上诉人突然起诉上诉人违约，其证据也仅是一份“短信已发送”的图片证明，而一审法院也仅仅依此证明作出判决。我认为这一判决违背了事实与法律，颠倒了公平与公正，其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的判决与事实不符，其实是被上诉人违约。

首先，上诉人积极为履行合同做准备，其具体为：(1)取得房产证。为了能够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上诉人把自己的定期存款提前取出，并从朋友处筹措钱款，还清了房屋的银行贷款，并于204月10日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取得房产证明，其编号为01####(见证据2，3)。(2)电话联系被上诉人履约。年4月27，28两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副总王某某电话联系，告知房本已办妥，可以履约了，而被上诉人却没有一点积极履约的意思(见证据4电话录音：证据5电话查询：证据6王某某名片 )。(3)搬家，为顺利交付房屋做准备。上诉人于2006年4月30日和5月21日分两次把家中物品搬运到其新的住处，有搬家公司的证明和出入天天小区的出门条为证(见证据8，9，10)。(4) 委托邻居办理相关事宜，并通知到被上诉人。上诉人考虑自己搬家后可能有时会不在，万一被上诉人不能及时联系到我们，也可以通过上诉人的受委托人联系或洽谈(见证据11委托书)。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认可收到了这份委托书。(5)上诉人的丈夫亲自留守房屋中，等待履约。在电话联系无果后，为防止被上诉人有其他情况，上诉人的丈夫独自留守在1号楼301室，直至2006年9月1日(见证据12)。可见，上诉人为了履约，已尽了最后的努力。民事上诉状范文样本由书村网提供!

其次，反观被上诉人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1)前期以各种理由应付，推脱上诉人的履约请求，后期却在上诉人丈夫9月1日搬离301室之后不到1个月，突然短信要求履约，办理过户手续。这一反常理做法，用意何在，让人不免怀疑其真实目的。(2)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能否真正起到通知的目的。被上诉人公司的副总王某也住在天天小区，他们也知道上诉人现在的住所，并且被上诉人也可以去通知上诉人的受委托人(两个邻居)。本合同的标的额如此巨大，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通过更稳妥，更安全的方式，郑重地通知上诉人履行合同，这也符合一个正规公司的做法。而他们却选择“发送手机短信”这一极为不稳妥地通知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综上，不难看出，上诉人非但没有违约，而是在积极履行合同，一直拒绝履约的恰恰是被上诉人。而一审法院对上述一系列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仅凭一个手机短信就认定上诉人违约。可见一审法官是在妄加裁判，请求二审法官予以纠正。

二，对证据的认定，一审法院有失偏颇，没有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

首先，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给法院的“公证书”及相应图片。我们认为：(1)短信发送是在2006年9月26日，而公证的时间是在2007年1月9日，短信的发送过程并非在公证员的监督下操作，所以“公证书”的作用仅是保全证据，它的证明力并不强于其他证据。(2)手机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工具，几时发送，具体时间的显示，是完全可通过人为的操作去更改的。

其次，关于上诉人的证据。(1)证据4(电话录音)的通话时间与证据5(铁通话单查询)的登记时间，分秒不差。并且在一审中，王某也没否认录音中的人是自己;证据8(搬家公司的证明)与证据9，10(天天小区的出门条)的日期、时间，也是非常吻合的;证据11(委托邻居)也是很明确的，并且被上诉人也没否认。(2)以上证据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以及收集方式上，都没有任何违法之处，而一审法院不予认可，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

总之，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及采信存在瑕疵。

三，关于“买卖合同”

这份合同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上诉人只能被动的接受签字，并且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这也对上诉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被上诉人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每年会起草、签订无数份合同，而上诉人只是一普通老百姓，没有更多的法律常识。

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41条的规定，针对格式合同及格式条款，承担合同更大责任的理应是被上诉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事实上，证据上以及在合同本身理解上，上诉人都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我们恳请二审法院根据“合同法”、“民诉法”、“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还法律以公正、公平，还上诉人以公道。民事上诉状范文样本由书村网提供!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优秀上诉状【范本二】：

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1 公司，住所地：西安市建国路100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2 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红缨路86号。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3 公司，住所地：咸阳市渭阳中路中段体育场内。

上诉人1 公司(以下简称“1 公司”)为与被上诉人2 公司(以下简称“2 公司”)及被上诉人3 公司(以下简称“3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咸秦初字第00017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 依法撤销秦都区人民法院(2005)咸秦初字第000178号民事判决书;

2， 依法驳回被上诉人2公司针对上诉人1 公司的起诉及诉请。

3，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为：“被告1 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终止，且原告与被告均不认可该声明。故合议庭对该份证据要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这种判断与认定是不符事实和法律的，也是逻辑混乱的认定。

1这种认定不符合事实。

在原告的一审起诉书中就明确的声称：“第一被告(上诉人)召集原告(被上诉人2 公司)代表吴飞、被告代表周进修、洪瑶珠(被上诉人3公司)以及其他债权人，于7月8日13时30分签订了一份声明，作废原告(被上诉人2 公司)和第一被告(上诉人)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补充协议。以后合同均同3公司、洪瑶珠签订，一切责任均由3公司负责，声明签字后即付工程款。”这说明，作为原告即被上诉人2 公司是明确同意并认可上述三方所签订的声明的。

即使在其起诉时也是明确认可这个声明的，并没有否认这个声明。只不过是在最后另一被上诉人3公司及洪瑶珠并没有按照这个声明的规定履行其所有义务，所以被上诉人2 公司才要起诉。故，从被上诉人自己的起诉书中我们就能够确认上述的声明是真实的，有效的，没有违反被上诉人2 公司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

2，这种认定违反法律规定。

该声明是否有效力，并不在于是否当事人双方过后的自我陈述。而在于当时签订时刻的具体情况即签字的当事人意思是否明确和是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及其代表的意思如上所述是真实的，表达是明确的。而且，在法律意义上该声明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债的转移”。

法律规定，债务的转移需要债权人的同意，债权的转移需要通知债务人。而本案中，原来承包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很明确已经在声明中移转给了被上诉人3公司及洪瑶珠，而且，在移转的具体过程中，三方都是同意并且签字，符合债的转让的法律程序与规定。所以，依法进行的这种债的移转即权利义务的移转是有效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及于三方，任何一方不能再任意改变。在原审中，两被上诉人认为上述声明是无效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与上诉法律规定相悖的。而原审法庭没有把法律的`依据及法理说清即认定声明无效，显然是不适当、不合法的随意而为。

3、 这种认定的依据及逻辑是混乱的。

原审法庭因为“原告(被上诉人2 公司)与被告(被上诉人滨海餐饮公司)均不认可该声明”从而认定声明是无效的。这种逻辑让人瞠目结舌。法庭判断一个事实，不应当完全凭借当事人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的陈述，而是要看证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和是否合法性。在本案中，被上诉人2 公司与被上诉人3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不认可声明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想使各自的利益能够最大化，所以才作出这种说法。但是，他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各自的代表都在那份声明中明确签字同意声明的内容。

没有任何人强迫及欺骗他们签字。他们理应对他们的签字负责，他们理应对他们所实施的法律行为负责。(洪瑶珠是滨海餐饮公司的法人，其行为代表公司。吴飞是2 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其行为也代表公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被上诉人2 公司的起诉书中也明确表明“原告代表是吴飞。”)最新原创的民事上诉状格式由书村网提供!

所以，不去看证据的来源与真实性，而仅仅凭利益相关方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的违背事实的否认来认定声明的效力，是严重的逻辑混乱。

综合，原审法庭对于上述声明的认定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原审法庭以什么法律依据判断这个声明是无效的?是不真实的么?还是违反了哪一条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原审法庭在判决书中并没有阐明这一关键问题。原审判决没有给上诉人以合适，合法，能够服众的理由与答案。

上诉人认为：该声明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在签订该声明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 公司再无任何经济及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4，在签订上述声明之后，如果被上诉人滨海餐饮公司及洪瑶珠没有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2 公司付款，也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了。被上诉人2 公司只能再向被上诉人滨海餐饮公司及洪瑶珠主张权利，因为2 公司已经在声明中签字明确表明同意“一切责任均由3公司和洪瑶珠负责”。而这个声明是一经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并不是一个附条件的文件。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 公司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经济关系。

被上诉人2 公司实际上是给原来的瑶珠酒店进行装修，当时双方的承包合同明确甲方为“瑶珠酒店”。而当时的时间是204月23日，而在此之前的年4月19日，洪瑶珠才与陕西咸阳长存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承包咸阳市体育宾馆、创办瑶珠酒店的协议书。因此，在签订装修承包协议书的时候，瑶珠酒店的公章就不存在，无法盖章，故，才在甲方瑶珠酒店的字体上暂时盖上了上诉人的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