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通用5篇）

篇1：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摘要：事实证明，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状况发生了较多变化。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务工年限六个维度或多或少都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从业情况、收入情况、消费情况、居住地、社会保险参与情况这五个维度有相关性。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基本特征、务工经历、返乡情况、返乡后生存现状的分析，结合目前的宏观经济社会背景，本文主要探讨了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生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89-02

老一代农民工和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和熟悉感，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排斥，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城市型、身份型的外出打工模式，老一代农民工的务工更倾向于家本位式的外出打工。他们打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而是希望通过外出打工赚取更多的资金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参与村庄社会竞争。打工只是为将来返乡发展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途径，家庭和家乡才是绝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的最终归宿，因此返乡一直充斥在他们打工的进程中，是他们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一、返乡是老一代农民工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

首先，长期家庭成员分离的外出方式促使老一代农民工返乡。老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是成家以后才开始外出打工的，这就意味着外出务工时，老一代农民工已成为家庭生活的支柱，他们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既要照顾老小又要承担日常开销的经济压力，老一代农民工多是以夫妻分离的方式外出务工的，即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在家中照顾老人与孩子，这种家庭成员地域分割的打工方式，决定了老一代农民工只能是城市的“过客”，他们终将会因为家庭因素而返乡，农村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其次，早期的农业生产经历坚固了老一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对于60、7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来说，由于早期中国对城市人口数量扩张的强制性限制，城乡之间严重封锁，老一代农民工都被禁锢在细碎化的土地上，和自己父辈一起从事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活动。他们从父辈身上学到了怎样插秧，怎样翻土的农业技能的同时也将父辈浓郁的乡土情结沿袭下来，这就为他们返乡后能快速适应农村生活提供的强有力的经济生产基础。

第三，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形成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农村归属感。中国农业长期的家庭生产经营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他在调动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的同时更强调成员之间的风险同担，收益共享。因此，老一代农民工在和同年代的其他村民们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历中，通过多年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建立起彼此之间高度信任感，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份子，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村具有强烈的归属感。

二、老一代农民工返乡的生存路径

首先，老一代农民工为后代努力改善居住条件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已发生着根本性改变，他们与城镇的联系早已超越了打工经济方面，进城的目的也由最初的“生存动机”打工赚更多的钱开始向享有城镇户籍、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更广泛的方面转变。据调研发现，被调查区域的城镇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十分乐观，房屋销售量逐年增加，老一代农民工为了方便子女在本镇、市上学，享受城镇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制度或者为了给子女城镇户口将来能讨一个好老婆或老公纷纷开始在城镇购买房屋，越是在村外购有房屋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是不会对村内房屋进行维护和投资。

其次，老一代农民工以被迫放弃土地的方式城市化。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仅实现了“土地城镇化”，并由此变为失地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属于城镇居民了，有城镇户口，在城市有房子，还有一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理论上，这一群体能真正在城市体面的生活下来。实际则面临诸多问题，早期一些工业发展较快的城镇，政府为了当地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依靠乡村干部，采取行政手段调整土地配置的做法以很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转让给企业，导致农民土地权益严重受到侵害，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大多只是获得几万元的一次性货币安置，后续保障严重匮乏。长期物质和精神上的双方压力迫使这些失地农民成为当地社会不稳定的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矛盾的积聚与激化，失地农民也成为当地政府难以协调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务农逐渐取代务工成为老一代农民工主要的生产方式。外出打工已不在是老一代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选择，他们逐渐退回到农业生产活动，很大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仍然返乡务农，由于早期土地耕种的熟练经验，返乡后他们一般不会觉得技术有所生疏或者无法承受农业的高劳动强度和恶劣的生产环境，能顺利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也有部分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打工经历，资金和人力资本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对政府政策、市场经济走向等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返乡后多会运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来创业，运用自身的社会阅历、风险意识和市场经验来优化农业生产活动，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种养，成为当地懂技术、善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带头人，或者种养大户。诚然，这样的“农村精英”十分稀少。

三、结论和建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记载，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的大关，达到了51.27%，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将成为社会的主导方式，城市化发展将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目前，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逆城市化态势，在整个社会主动融入城市中的趋势下却选择流回边缘化区域。然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回流并不是一种倒退，相反他们在逆城市化过程中以其自身螺旋式发展给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契机，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足。

第一，返乡老一代农民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已不再仅仅是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而是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四川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东南飞”导致较为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现象，而老一代农民工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缺失，维持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耕文化的传递，为我国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基层治理的结构性转型赢得发展时间，起到过渡性作用。

第二，返乡老一代农民工需要更明确直接的政策支持。返乡老一代农民工是一个逐渐优化的群体，他们通过十几年打工生涯的社会化洗礼，解决了家庭基本生存问题并完成了下一步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其就业观念、生存理念和价值取向也都与当初的以赚钱为本位发生了相应改变。可以说老一代农民工一直在为改变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争取群体生存空间而努力。

第三，保障老一代农民工土地权益，推动城镇化高效有序进行。未来农业土地治理问题的核心已不再是让农民工放弃土地，而是在土地持有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工充分利用土地。因此，必须在完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民土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最终实现土地保障向土地福利的转变。

第四，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依托，提高老一代农民生活认同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一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从业类型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多样化和多元化，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已不再是单独地追求收入增长，而是开始更多的强调家庭和谐、社会融入感等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受。因此，以新型农村社区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重塑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已成为满足老一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渠道。一是，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势头，整合各种项目资金，协助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房屋整治或风貌打造，引导他们改厨、改厕、改灶，从而全面提升老一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二是，以村两委为核心，加强其他农村社区管理主体的培育，形成多元主体组织化、制度化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制度，确保老一代农民工的长治久安；三是，充分发挥新型农村社区文、体、娱等基础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优势，广泛开展各种精神文明活动，提高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和生活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田先红.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2]石智雷，谭宇，吴海涛.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5期.[3]胡枫，史宇鹏.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J].人口学刊，2013年第2期.作者简介：周小娟（1984-），女，汉，湖北宜昌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政治经济学专业。

篇2：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路径选择,对策建议

所谓“返乡创业”是指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半年以上,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信息, 了解到家乡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返乡创办工、商等企业。根据农业部对15个省份、150个村的抽样调查, 在全国有1.3亿农民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但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出现了新动向, 与“民工潮”相对应, 全国有很多地区陆续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因此, 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意义

㈠农民工返乡创业提升了创业者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 2006年回乡创业者家庭人均年收入2.17万元左右, 是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3587元的6倍, 是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收入6577元的3.2倍。可见,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由于“返乡经济”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使他们能够在社会总收入当中分配得比以前更多一些, 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全社会的经济地位。而且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 这些返乡创业者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1]。

㈡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快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实现了“一人创业带动一批人就业”的“滚雪球”效应, 农民工通过把在发达地区务工积累的技术经验和创业资本以及先进设备带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利用家乡的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着力发展某一种产品, 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区域品牌特色的产业集群, 不仅使家乡闲散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 增加家乡人民的收入水平, 更重要的一点是使农村整体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 把农村生产力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方向。农民工返乡创业, 将是我国未来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直接推动力。

㈢农民工返乡创业拓展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多从事非农产业, 且经营形式以个体私营为主, 企业规模较小。所以, 农民工返乡创业, 不仅拓宽了返乡农民的就业途径, 而且稳定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同时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一些劳动密集、技术要求不高的企业, 吸收了一部分既难以外出打工, 也在当地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就业, 为他们提供了低门槛、灵活多样的就业机会, 为农民的就业和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子, 以其创业促就业, 拓展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就业和收入的增加。

㈣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近年来受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沿海地区一批生产成本高的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举内迁, 用工需求明显增多,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突破这种局面带来了契机。他们回乡创业, 把资金和发达地区的市场观念、技术、管理带入内地, 缓解了内地“民工荒”的局面, 成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草根”力量。随着当前中央启动的扩大内需战略, 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提高, 小城镇建设力度的加强, 这些“草根”力量的回流必将进一步推动地方小城镇建设, 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障碍分析

农民工经过城市工作与生活的洗礼, 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性, 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生力军。但是由于资金的缺乏、自身水平、政策和技术等多种原因, 我国目前农村的返乡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㈠资金不足, 缺乏金融支持资金问题是返乡农民工创业中遇到的一个非常突出、极为普遍而又难以解决的难题。据有关部门测算, 在农民工总量中只有7%~10%的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具备了创办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能力, 而大多数农民工则心有余却力不足[2]。

调查结果显示, 在投入办企业的资金来源总额中, 80%以上的人其自有资金只能占到一半左右或者更少, 创业所需资金存在很大缺口。如果能得到外界的资金支持, 将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但是许多银行宁愿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 但却不愿投向农业和农村。而在制约农民创业贷款的因素中, 贷款担保难又是一个最突出的原因。目前为农民提供担保的主体主要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多数村因害怕承担连带责任而拒绝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农户之间联户担保在实际操作中也极难推行。

㈡创业的后劲不足返乡的农民工经历了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洗礼, 使其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返乡的农民工大部分只有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较小, “先天”不足导致农民工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的限制, 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存在着经营理念、企业管理、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无法应对创业的考验。回乡创业选择项目时由于小打小闹, 也常作出不切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决策与判断, 短期行为较重, 缺乏长远眼光, 经营管理水平低, 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强, 企业发展后劲明显不足[2]。

㈢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 尤其是县、乡 (镇) 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目前我国有40%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 60%的村庄没有排水沟和污水处理场所, 农村的电网和道路建设也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道路过窄、路况不良、通信设施差、信息不畅通等问题, 不可避免会直接导致交通运输成本高、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附加成本, 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 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 更加加剧了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

㈣税费负担偏重农民工返乡创业税费负担偏重, 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有的地方, 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不清, 部门之间利益冲突, 甚至出现在企业做起来之后各部门纷至沓来分羹的现象。同时在当前加强监管的旗号下, 工商、质监、卫生防疫、环保等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越来越多, 费比税还要多, 动不动就罚款, 企业税费和罚款负担太重。并且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 地方政府在制定优惠政策时并没有对返乡农民工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 有的就算有政策也是优惠部分也很少。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路径选择分析及对策建议

从对目前农村的调查情况看,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经济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报告结果来看, 返乡农民的总量大约占农民工的7%左右, 而在返乡农民工当中, 有创业实践的大约占45%, 也就是占整个农民工的3%~4%。如何让返乡农民工更好实现返乡创业, 扩大就业面积, 显得尤为重要。

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路径选择一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组织的带动, 通过一体化经营的形式, 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机制, 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生产经营体系。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 回到家乡进行开展产业化经营, 从事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是一种低成本、现实性的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战略选择。调查结果显示, 有16.5%的农民工回乡后从事农业综合开发, 成为农业生产的带头人, 他们创办的企业平均每个企业可带动54户农户参与生产。这些创业者中, 从事规模养殖的人数最多, 占51.5%;从事特色种植业的占31.0%[3]。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规模化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 是在区域所拥有一定的先天禀赋的基础之上的。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 返乡农民工可以根据家乡现有的资源如气候、地势、环境、优势作物等合理利用当地存在的大量荒芜田地等进行合理选择, 建立主导产业, 发挥优势资源的作用, 面向市场, 实施以质取胜的多元化发展战略, 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 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二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 其中推属零售业的发展范围最广。所谓零售业是指以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为主的行业。它可以分为百货店、超级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仓储商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折扣店、无店铺经营等九种零售业态。

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 可以根据自己在外打工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本, 看准市场时机, 选择满足当地或周边地区市场需求的零售业态。例如返乡农民工可以在人口流动较强的居民区或街道上经营便利店、小型超市等, 以满足顾客便利性为标准, 经营食品和日常用品, 像副食、日杂、蔬菜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这是一种投资成本相对较小, 风险也较小的零售业态;返乡农民工也可以选择一种连锁经营形式, 找一个业绩良好、实力雄厚、信誉度高、市场需求旺盛的加盟总部, 开设一家特许加盟店, 这不但可以获得创业、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知识, 又可以降低创业风险, 增加收益, 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同时伴随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变化、提升, 返乡农民工也可以应对市场的需求, 经营中高档餐饮、洗浴、宾馆、物流、社会中介服务、综合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业。而且随着现在旅游业、房地产业的兴盛, 返乡农民工也可以挖掘当地的隐含资源, 比如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等, 开发旅游、房地产等方面的产业。

㈡对策建议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大对乡村和城镇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 集中开工建设一批符合本地实际、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增加就业岗位, 消化一批劳动力。同时, 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努力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项目和近农加工企业项目, 吸纳返乡民工就地进厂务工。此外, 地方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惠农政策, 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 着力在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上下功夫, 努力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生产效益, 确保农业生产稳步提高, 使返乡农民工返乡后能及时转变增收方式, 开展产业化经营, 从事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强化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要及时顺应社会发展需要,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围绕返乡民工现象及时调整政策与措施, 搞好指导引导和配套服务。为返乡农民工搭建创业平台, 加强对返乡民工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对返乡创业人员在用地审批、税收等方面提供方便, 放宽返乡民工信贷审批政策, 为返乡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对本地信誉较好、生产规模较大、生产效益较高的企业实施挂牌保护, 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鼓励企业为返乡民工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建立专门机构, 及时收集发布各地用工信息, 让返乡民工随时了解掌握劳动力市场行情, 积极为他们“牵线搭桥”, 指导他们重新择业或自主就业创业。三是加强职业技术培训。返乡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偏低, 创业的后劲不足。针对这个问题, 各级政府要重视返乡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工作, 提高农民工自身“造血”功能, 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要围绕促进就业、短期受用的方针, 坚持统筹规划、结合实际、分类指导的原则进行。可开展专家面对面技术讲座、实行技术能手“传帮带”等方式, 传授农村适用技术, 引导他们围绕农村市场找出路, 增强自主创业本领;可利用“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培训计划”、“阳光工程”等国家培训项目, 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着力提高他们的就业创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增强自主创业的能力。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争取把返乡农民工建设成为扭转现实经济状况、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四是减轻税费负担, 改善创业环境。根据前面所谈到的税费问题, 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制度性扶持政策, 在工商登记、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税费等方面给予优惠, 让农民工返乡创业享受比招商引资更为优惠的待遇。同时搭建返乡创业的服务平台, 出台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地方性法规, 妥善处理返乡创业者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落后观念产生的冲突, 推动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 弘扬创业文化, 激活创业激情, 推进全民创业, 建立新型农民创业资本筹集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含琳.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⑸.

[2]费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障碍因素及对策[J].行政与法, 2008, ⑼.

篇3：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现实困境；路径选择；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F3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1-0444-03

收稿日期：2014-03-22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 HB09BYJ047）。

作者简介：张素罗（1966—），女，河北保定人，博士，教授，从事农村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等研究。E-mail：zhangsuluo@126.com。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环境下，农民组织化的实践探索逐步拓展，政策环境逐步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及新农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综合目标，对农民组织化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本试验基于对河北省838个农户的调查情况，揭示农民组织化的现实困境，以期为突破农民组织化瓶颈的路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1调查对像与方法

本次调查覆盖了河北省11个设区市106个行政村，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方面对当地没有农民合作组织、已有合作组织但未参与、参与合作组织等3类农民群体进行调查，分析农民组织化的现实困境。按照拟定计划和问卷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每村发放问卷8份，其中调查普通农民家庭6户，村干部2户，共发放并回收848份问卷，实际有效样本838份，有效率为 98.8%。

2农民合作组织的组建困境

调查结果表明，838个受访农户中有645个选择本村还未组建农民合作组织。通过对“如果当地没有农民合作组织，您认为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可知（表1），农民合作组织的组建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2.1组织主体缺乏

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主体与组建方式具有多样性。从我国和河北省农民组织化进程来看，农民合作组织主要有以下

表1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障碍因素调查结果

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障碍因素比例（%）没有人组织46.4人心不齐，难以组织42.1农民不愿意加入18.0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大家自给自足，不需要合作19.6缺乏资金37.8政府支持力度不够35.4村级组织或经管站、农技站等涉农部门服务功能到4.3位，没必要再成立别的组织其他0.9注：该题为多项选择，表中比例总和不为100%。

几种组建方式：供销社兴办、龙头企业领办、社区合作组织领办、涉农部门领办、能人牵头领办等。但组织主体的缺失正是农民组织化水平较低的重要制约因素。据统计，在645个受访农户中，46.4%的农户认为当地之所以没有农民合作组织，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组织”，既缺乏来自于供销社、涉农部门、社区合作组织以及龙头企业等外部力量的推动，又少有农村“能人”等内部力量的催生。

2.2农民自身因素制约

调查结果显示，42.1%的农户认为“人心不齐，难以组织”制约着农民合作组织的组建，37.6%的农户将未能组建合作组织的原因归结为“农民不愿意加入”和“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大家自给自足，不需要合作”。由此可见，农民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虽然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组织来提供技术、信息、购买及销售等服务，以改变自己单独面对市场的不利局面，但由于受小农经济模式影响下的思想观念、合作意识以及文化水平等农民个体因素制约，呈现出农民“想致富，无门路，盼致富，怕风险”的合作困境，因而阻碍了农民组织化进程。

2.3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需要通过政策、法规等来催化、引导、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这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具有更高层次的作用。目前，虽然政府作为农村改革的第二主体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但支持力度尤其是资金支持力度与覆盖面还不能满足农民组织化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未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37.8%的农户认为“缺乏资金”是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重大障碍，35.4%的农户认为制约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3农民的合作意愿与行为困境

在被调查的已有农民合作组织的样本村中，54.2%的农户没有参加任何合作组织。为了解农民不参与合作组织的原因，本次调查设置“当地已有农民合作组织，如果您没参加，为什么”一题，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影响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因素调查

不参与合作组织的原因比例（%）自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不需要跟别人合作29.0跟别人合作办事效率低，容易产生纠纷，麻烦34.1对这些合作组织不了解37.2觉得参加了也没什么用，对自己帮助不大29.8觉得不应该交会费或者会费多少不合理10.9害怕搞财产公有化，让自己利益受损15.2其他3.5注：该题为多项选择，表中比例总和不为100%。

3.1对组织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建设现代农业、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增强农业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的必然要求。但调查结果显示，58.8%的受访农户认为没有必要参加农民合作组织，其中，29.0%的农户感觉“自己能够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不需要跟别人合作”，而29.8%的农户则“觉得参加了也没什么用，对自己帮助不大”。这一认知因素严重制约着农民的合作意愿及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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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较低

对合作组织的组建目的及其运行机制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调查，仅有3.2%的受访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非常了解”，而96.8%的农户表示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正因此，37.2%的农户认为“对这些合作组织不了解”成为阻碍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重要因素。

3.3对合作行为与合作效益的信任度低

虽然部分农民认识到参加农民合作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对与他人合作的效率及效益持不信任态度。34.1%的农户认为“跟别人合作办事效率低，容易产生纠纷，麻烦”，而15.2%的农户则“害怕搞财产公有化，让自己利益受损”。因此，对合作行为和合作效果的低信任度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合作意愿。

4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与发展困境

作为农民组织化载体的合作组织，其运行的效率和效益一方面决定着组织的稳定性、凝聚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影响参与合作组织农民的进退选择；另一方面体现了组织吸引力大小，以此影响未参与合作组织农民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行为，进而影响农民组织化程度。参加合作组织的受访农户从组织成员的角度对“您所在的农民合作组织当前发展遇到的困难或问题主要是什么”一题作答，认为制约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方面。

4.1资金匮乏，政府支持欠缺

任何组织的发生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撑和政策支持。调查结果（表3）显示，43.0%的受访农户认为“缺乏资金”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瓶颈”。合作组织发展资金匮乏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支持力度较小、组织启动资金不足且自我积累较少、会员缴纳会费缺乏规范性、其他筹资渠道少等。而299%的农户将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归于“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表3农民合作组织运行与发展的制约因素调查

制约因素比例（%）人心不齐，难以组织和管理35.5形同虚设，起不到实际作用15.9领导人素质有问题10.3内部制度混乱8.4缺乏价格、需求等市场信息14.0缺乏技术支持16.8产品销售有困难9.3缺乏资金43.0政府支持力度不够29.9其他0.0注：该题为多项选择，表中比例总和不为100%。

4.2农民间合作困难，协调成本高

由于小农经济模式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农民互助合作意识较为淡薄且存在个体差异，过度追求个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而忽视他人及组织利益和长期利益，因而造成农民合作困境。而农村作为注重亲情、友情、宗法等人情关系的熟人社会，更使农民合作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增加了组织的协调成本。因此，35.5%的农户认为“人心不齐，难以组织和管理”制约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

4.3管理者素质低，组织内部管理混乱

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在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人员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管理交际能力、决策能力和决策风格等，都直接影响着合作组织的运行效果。调查结果（表3）显示，18.7%的农户认为“领导人素质问题”和“内部制度混乱”是制约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不少农民合作组织具有临时性、自发性和无序性。调查所涉及的60%以上的农民合作组织或没有规章规定，或不照章办事，运行不规范。而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管理混乱状态主要是源于管理者低素质、低水平。

4.4服务不到位，组织运行效果差

组织资金的匮乏、较高的组织协调成本、政府支持不足以及管理者的低素质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农民合作组织运行效果与农民期望值相差甚远，降低了组织成员的信任度，从而制约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调查显示，56.0%的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服务功能表示不满。其中，16.8%的农户认为组织获取技术资源或提供技术服务问题影响着组织的运行和发展；23.3%的农户则认为约束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在于“缺乏价格、需求等市场信息”以及“产品销售困难”；或许正是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服务功能未能很好满足农民所需，159%的农户认为合作组织“形同虚设，起不到实际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具有多样性，但对农民的进退选择机制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运行的最终结果。

5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5.1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农民的合作需求及理念、对合作组织的认知度、合作效果的信任度以及合作行为的协调成本等直接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运行与发展。政府作为农民组织化的主导力量在宣传引导、资金投入、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缺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以及合作组织的组建与规范发展。多种因素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效果，而管理者素质和能力则是关系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5.2政策建议

政府、农民和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是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的关键。

5.2.1多管齐下，强化农民主体作用一是培育现代农村社会资本，加强农民合作文化建设。在挖掘提升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宣传和制度建设，培育现代农村社会资本，即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理型社会资本[1]；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增强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加强社会规范和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以及社会信任体系建设。二是培育农村精英，增强农民组织化的内在动力。加强体制内农村精英——村干部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农民组织化“促进者”和“管理者”的作用；建设学习型农村，培育新型农民和体制外农村精英。三是改善农业劳动力结构，增强农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实现劳动力由体力型向知识型、技能型、经营型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吸引青壮年劳动力留守农村，建设农村；推进农村土地有偿流转，改变“农户+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的状况，发展适度农业规模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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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政府适度参与，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宣传引导与典型示范双管齐下，强化农民合作意识与行为。二是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农民组织化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激励组织主体，催生并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提供财政、金融、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支持，扩大经营规模，拓展服务功能，突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瓶颈；适度强化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中“统”的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新打造农民组织化的传统载体。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合作组织规范化。各级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框架下，还需出台具有约束力的地方性条款或规章制度，用以引导、规范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应把适度行政参与手段视为一种组织资源加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指导而不介入，保证农民合作组织的“草根性”[2]。

5.2.3提高合作组织运行效率，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明确定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组织在遵循组织利益与组织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原则的基础上，首先要把盈利最大化作为组建和发展的宗旨和根本目标。二是产权明晰合理。产权关系是农民合作组织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合理设置股金结构，逐步建立以社员为主体的产权制度[3]。三是实行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化管理机制，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效益，为组织成员凝成利益共同体和提高一体化程度提供物质基础。招聘并有效激励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才；建立健全组织规章制度和组织管理机构，通过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成员的经济行为，增强农民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钟杰.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合作——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分析[D]. 南宁：广西大学，2007：52-54.

[2]张广荣，郭洪生. 基于农民视角的农民组织化制约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J]. 商业时代，2013（8）：110-111.

[3]孙亚范，王凯. 农民生产服务合作社的发展和运行机制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1）：28-33，110-111.

（上接第321页）

[10]孙殿军，高彦辉，赵丽军，等. 中国饮茶型氟中毒现况调查[J].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08，27（5）：513-517.

[11]刘庆斌，刘晓波，王在君，等. 饮茶型氟中毒病区居民经砖茶摄氟量与氟骨症病情相关分析[J]. 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2013，34（1）：4-6.

[12]冯雪，肖斌. 陕西茶园茶叶氟含量及影响因素[J]. 西北农业学报，2011，20（1）：109-113.

[13]谢忠雷，陈卓，孙文田，等. 不同茶园茶叶氟含量及土壤氟的形态分布[J].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2008，38（2）：293-298.

[14]马立锋，石元值，阮建云，等. 湘、鄂砖茶主产区茶园土壤氟含量状况及影响因素[J]. 茶叶科学，2002，22（1）：34-37.

[15]杨阳. 湖南茶叶氟含量研究[J]. 福建茶叶，2007（1）：13-14.

[16]王凌霞，付庆灵，胡红青，等. 湖北茶园茶叶氟含量及土壤氟分组[J]. 环境化学，2011，30（3）：662-667.

[17]魏世勇. 恩施茶园土壤中氟的赋存特征及其生物有效性[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8）：2328-2329.

[18]袁连新，胡歌鸣. 农业土壤中水溶性氟的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荆州市为例[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11，34（7）：191-194.

[19]马立锋，石元值，韩文炎，等. 湘浙部分茶园氟质量分数的分析[J]. 浙江林学院学报，2005，22（1）：28-32.

[20]夏静芬，傅建斌，罗春林. 茶园土壤水溶性氟与全氟和pH值的相关性研究[J].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9，16（2）：41-45.

[21]陆丽君，宗良纲，罗敏，等. 江苏典型茶园的茶叶氟含量及其影响因素[J]. 安徽农业科学，2006，34（10）：2183-2185.

[22]谢忠雷，邱立民，董德明，等. 茶叶中氟含量及其影响因素[J]. 吉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1（2）：81-84.

[23]郑路. 安徽省长江以北地区土壤水溶性氟含量及分布特征[J]. 农村生态环境，1997，13（3）：26-28，33.

[24]李孝良，陈效民，孙莉，等. 安徽省几种不同母质发育的稻田土壤氟含量及其影响因素[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32（1）：73-77.

[25]李张伟. 粤东凤凰茶区茶叶和土壤氟含量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土壤通报，2010，41（5）：1222-1225.

[26]赵明，王文娇，蔡葵，等. 崂山绿茶水溶性氟含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山东农业科学，2008（9）：64-66.张卫民，徐建明. 高校农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途径[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447-449.

篇4：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一、甘肃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情况

(一) 农民外出务工情况

甘肃全省农村人口2079.37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9.78%, 其中农村劳动力1089.03万人 (数据来源于2007年甘肃年鉴) , 可以说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动力资源主要来自于劳动适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自1978年我国全面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由于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自由程度, 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 加之后来国家“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的落实以及持续不断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促使我省农村劳动力日益过剩, 全省现有富余劳动力400万人以上。 (2007年7月份在全省抽选了20个县开展了一次劳务经济专项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富余劳动力462.24万人) 。

2008年, 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联合开展了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普查。此次普查全面覆盖了14个市州的86个县市区、1226个乡镇和466万农户。据初步统计, 2008年8月15日全省农村已经外出的劳动力为366.67万人, 准备外出的劳动力为83.60万人;2008年1—8月份人均月劳务收入为1313.10元, 人均外出时间为5.6个月。已经外出的劳动力中, 以男性为主, 有251.25万人, 占68.52%;年龄以16—35岁为主, 占63.2%;其中51.03%的人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外出。在省外务工经商的约占51.54%, 所在地区分别是京津唐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务工从业以建筑业居多, 约占34.09%;有技能特长的相对较少, 大约仅占28.80%, 特长主要侧重于建筑、电焊、缝纫、加工等领域, 绝大部分农民务工一般都是从事苦力活。

就甘肃而言, 外出务工收入仍然是当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从2008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 农民工务工人均收入占到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30.6%。

(二) 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

随着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就业难度的日益加大, 以及家乡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返乡创业人数必然会增加, 并成为农村一个新的群体。根据调查, 截止2007年12月底, 甘肃全省返乡创业人数为18.15万人, 从武威、酒泉的实地调研来看, “十一五”以来, 武威市返乡创业人员约1960多人, 已建成一定规模的企业240多户, 年产值达到9000多万元、上缴税收110多万元, 为当地公益事业捐款230多万元, 同时还吸纳12500多名城乡劳动力实现就业,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建筑、养殖、餐饮服务、交通运输、装潢装饰、农副产品购销及商业流通等七大行业。建筑、装潢装饰、餐饮业等企业年平均收入一般在10万元以上, 养殖业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 商业流通、交通运输、农副产品购销年收入也在3—5万元。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背景分析

从我们多渠道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来看, 农民工返乡创业表面上仅仅是个人行为, 但实质上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作用所致, 这里边既有制度原因, 又有社会背景, 既有家庭原因, 也有经济因素。

(一) 在制度原因方面

近10年, 我国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 各行业普遍实行“下岗分流、买断国有身份”的政策, 大批裁减员工, 全额辞退务工人员。同时, 国有企业流出的员工进入社会的二次就业很大程度上抢占了农民工就业的机会。就兰州近两年的情况看, 除了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外农民工是很难就业的。另外, 国家对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和对煤业、矿业的严厉管制, 迫使关闭了相当数量的企业, 而这些企业往往收入高, 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阵地。特别是2006年以来, 国家逐渐采取铁腕措施紧缩银根、地根, 房地产业大幅下滑, 建筑业萧条, 农民工失去了就业的“半壁江山”。

(二) 在社会背景方面

农民工进城提供廉价劳动力, 不仅维系了自身的生存, 而且在不断改善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街一巷, 无不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即便他们持续忠实地进行着劳动创造, 但在城市的人流中, 穿得最脏、住得最乱、吃得最差的还是他们, 也就是说, 用他们的“脏乱差”创造了我们的“美洁净”。可是, 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严重歧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无论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生活待遇都被边缘化、歧视化、冷漠化。

(三) 在经济因素方面

首先由于国家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不断推进, 马路市场和移动摊位被清理取缔, 城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经营越来越规范, 农民工在城里经商的生存空间明显受到挤压。其次随着城市公共设施和配套功能的不断完善, 以及衣食住行和服务价格的持续上扬, 使得农民工难以承受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开销, 可以说城市生活的条件越优越, 对农民工生存的压力则越大。再次我国的《劳动法》在具体实践中贯彻得很不好, 对农民工更不公平, 尽管农民工从事的岗位普遍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保护差, 但是薪水待遇的上涨十分缓慢, 其所得报酬与所创造的价值很不对称。最后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已经蔓延和威胁到了我国实体经济, 宏观经济的增长已明显放缓, 出口下降, 企业开工不足, 东南沿海外向型的一些企业纷纷开始减产裁员, 有的甚至关门下马, 农民工就业受到显著影响。

(四) 在家庭原因方面

常年在外务工并且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工, 一般都是拖家带口, 而留在老家的往往是妇女儿童或老弱病残。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限制和社会保障差别, 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就学无法享受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待遇, 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就医也无法享受到医保方面的优惠待遇, 就学得交跨城费、人头费、赞助费等, 就医得全额支付费用, 老家的长辈孤幼还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尤其是留守的家庭主妇, 由于经常性地肩扛背驮和日出日落劳作, 有的已经累垮了身体, 但土地收益的比较优势大不如从前。

以上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继续留城就业, 倒逼着他们返乡创业。

三、当前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农民工返乡创业并不顺利, 阻力和难度比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制度政策层面缺乏有力支持

创业本非易事,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创业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农民工返乡创业涉及工商、税务、银行、劳动、农业、城建、公安等多个部门, 他们极其渴望有关部门能够为其大开绿灯、提供便利。但甘肃省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创业问题坐而论道的多, 身体力行的少, 重视程度不够, 服务意识不强, 服务很不到位。二是省政府近年来在一些相关文件中一直强调要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但至今没有制定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具体制度保障和政策措施。三是地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只重视劳务输出, 不重视返乡创业, 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加以鼓励引导。四是创业环境不宽松。例如在税收、收费等方面, 农民工返乡创业兴办的企业基本没有享受到减免的政策;水、电、路、通信、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其配套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要, 用地问题也严重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等。五是相关服务不到位。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要辗转多个部门, 办理多种手续, 而返乡创业人员由于多年在外打拼, 对家乡政策不甚了解, 对如何办证、需提供哪些资料、走访哪些部门等都知之不多、知之不解。根据对武威、酒泉两市的调查, 地方政府目前基本没有成立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的专门机构, 也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开展宣传指导企业从开户申请到正式投产运转, 中间“审批部门多、办证时间长、收费项目多”, 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初期成本过高, 心理预期降低。

(二) 资金不足, 难以取得贷款

自有资金严重缺乏, 阻碍了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农民工返乡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基本解决了注册资金和初期建厂问题, 但由于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相对较大, 原始积累资金难以为继, 影响到流动资金、发展资金短缺。同时, 由于农民工兴办的企业处于初创时期, 规模小、风险大, 抵押品严重不足或抵押品不符合银行要求, 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难以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即使偶尔可以贷款, 也是取得贷款手续繁多、周期太长。这些都使得一些有创业热情和创业计划的农民工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使得一些经济效益较好, 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无法尽快扩大经营规模。

(三) 自身素质普遍偏低, 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

甘肃农民工一般输出到发达及沿海地区, 在工作生活中经历了这些地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洗礼, 能力的确有所提高。但是根据调查, 甘肃输出的农民工, 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总输出人数的81.35%, “先天”不足导致农民工综合素质普遍较低, 创业以后难以驾驭和引领自己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受经营者教育程度和掌握知识的限制, 思维方式比较传统, 营销观念落后, 市场开拓能力差, 短期行为严重, 缺乏长远眼光;二是家族式管理氛围浓厚, 决策不民主, 机制不灵活, 难以适应市场变化;三是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操作为主, 产品科技含量低, 技术水平低, 产品品种单一, 档次低, 缺乏市场竞争力。

(四) 缺乏技术人才, 熟练技术工难留

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大多设在县、乡、村等地带, 企业微利经营, 普遍科技含量较低, 以劳动密集型和手工操作为主, 对手工操作技术人员需求量较大。但由于工资待遇较低, 工作环境较差, 资金周转困难, 家乡人员对企业发展前途信心不足等因素, 往往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难留、难聘, 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源没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另外, 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因素等其它方面对农民工创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四、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从全省城乡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大局考虑, 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倡导和鼓励吸引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文章前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背景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分析, 笔者认为, 实际上这些因素恰好构成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推力, 如果各级政府再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扶持政策和措施, 形成拉力, 这样两方面的作用必将大大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和创业的成功率。

(一) 发展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返乡创业不能取得贷款的最大障碍是担保问题, 因此完善担保制度, 是解决融资难的关键。信用担保机构向农村延伸可考虑三种途径:一种是政府全额出资, 设立农村政策性担保组织或建立担保基金, 实行商业化运作, 多渠道补充资金来源和风险准备金。第二种是由农村小企业、农户、各种专业合作社、协会在辖区或组织范围内按照“合作制”原则出资组建担保机构, 也可在现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基础上政府资助引导, 建立担保机构, 政府对农村互助合作担保机构风险采取适当形式予以补偿。第三种是在农村经济市场化发育程度高的地方, 由农村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和较富裕的农村居民以市场化手段组建股份制担保公司, 完全市场化运作, 政府对业绩良好、解决农村融资难贡献突出的给予奖励。

(二) 实行贷款优惠政策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优惠政策同样应给予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 银行在农村地区发放的小额信贷应该也把返乡创办的企业纳入放贷范围, 在此基础上, 还应给返乡创办的企业给予更多优惠。对符合要求的农民工创业者从贷款额度、还贷时间上放宽限制, 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对返乡农民工创办的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三) 应试点在甘肃农村地区设立新的金融机构

目前在我国大银行存在的体制、机制、信贷管理中的弊端和缺陷, 都可以在民营银行得以控制和解决, 因为民营银行有许多长处, 表现在体制上的现代性、机制上的灵活性、信用上的创新性、管理上的民主性;而且现实经济生活中民间融资已占农村借贷市场很大份额。根据调查, 中国农民来自非正式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2003年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 私人借款占比约为71%, 甘肃农户也有60%的信贷资金来源民间金融, 民间金融以绝对的优势占领农村借贷市场。目前, 甘肃省已建成三家村镇银行, 下一步, 可积极试点建设民营银行, 以满足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获得民间融资的新途径, 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四) 推行涉农信贷税收优惠政策

农村金融是近年来全国“两会”热门议题之一, 包括税收优惠问题在内, 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为解决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 从2003年开始, 就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并在中西部 (含甘肃) 进行了试点, 对参与试点的农村信用社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其他试点地区的农信社按照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很快在试点地区出现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金融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当前, 国税局应加快研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配套税收政策, 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政策和支持“三农”贷款的创新税收政策, 例如降低营业税的税率、税前提取管理费等, 这些优惠政策不应是短期的、阶段性的, 而应是长期稳定的。延长农村商业银行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 既符合国际惯例, 也符合税赋公平原则, 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不会造成过多影响。推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建设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五) 根据需求创新提供不同服务品种

新农村建设对资金需求具有多样性, 农村金融机构应发挥各自优势提供差异化产品, 引导更多金融品种进入农村。政策性银行要配合公共财政的支农加大信贷投入。要支持农村优质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通过发行债券、上市融资, 加速资本原始积累。各农村金融机构对大型农产品加工项目可开展银团贷款, 有效分散信贷风险。农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通过改革创新再造业务流程, 解决金融服务进村入户覆盖面低、农户规模经营贷款难问题。积极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贷款, 支持农民工创业和就业。大型商业银行可灵活提供“贷款+票据+信用证+保函”组合式信用或“土地厂房抵押+企业保证+个人经营贷款”组合式品种;农村信用社要在“小”字上做文章, 扩大“家庭联保+小额信贷”模式范围, 多推出“套餐型、自助型、时令型”金融产品;邮政储蓄银行应探索农业小额信贷和农业小企业贷款等新品种, 对多元化的家庭生产经营项目提供各种特色信贷服务。

参考文献

(1) 徐冲.外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和做法 (J) .新重庆.2008 (7) .

(2) 费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J) .行政与法.2008 (9) .

(3) 阳立高等.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J) .经济问题.2008 (4) .

篇5：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存路径的现实选择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第一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曾经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为国家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理应得到关注。国家应立法或出台政策，统一全国农民工养老制度，加大力度统筹和规范解决老年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

据悉，对于农民工的养老问题，2015年，海南省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海南省将努力扩大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覆盖面，依法将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纳入职工社会保险，其他农民工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刘恩科：58岁 老家：河南

已经习惯独自在外漂泊

“最大的煎熬是想家”

今年活不多，“只出不进”的状况让他担忧

3月7日早上7时许，天蒙蒙亮，在海口市坡巷村的一间民房里，躺在床上的刘恩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掀开被子从床上爬了起来。洗脸刷牙后，他钻进狭窄的厨房，将昨天做好的馒头放进锅里加热。10多分钟后，刘恩科就着腌制的咸菜，吃起了早饭。自从年后回到海口，他一直没有活干，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吃着同样的早餐。

刘恩科今年58岁，老家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大榆树村。30多年前，他和老乡一起外出打工，一直干着泥工的工作。早年，他曾在北京、福建、浙江打过工。2010年，他来到海南，在三亚待了半年，后来一直在海口打工。

“我现在都是跟着包工头干，包工头有活就会找我，不用自己出去找。”刘恩科说，“跟着包工头，活比较多，收入也有保证，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我正月十八从老家回到海口，直到现在都没活干。”

没活干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只出不进的状况让刘恩科很是担忧，他只能想办法“节流”。“一个月房租480元，加上水电，怎么也要600元左右，和表哥一家平摊，也要两三百元。”刘恩科一边抽烟一边说，虽然现在多是自己做饭吃，但菜价并不便宜。现在最大的开销就是抽烟了，一般买的都是两三块钱一包的烟，一天抽不到一包。现在自己很少喝酒。

去年只挣两三万元，打算干到60岁就回老家种地

吃过早饭，刘恩科坐在床上看起了书，《盲派铁口断》成为他的闲暇读物。早上9时许，刘恩科出门和工友们聊天，话题无非是希望包工头能早一些找到活，让大家都有事情做。

刘恩科说，他去年一年只挣了两三万元。“我印象最深的是前些年的一个工程，在一个商品房小区干了半年就挣了两三万元，这两年不行了。”干活挣的钱，刘恩科大多数都寄回了家。“我有一个儿子，今年32岁，两个孙子也已经四五岁了。早年，儿子还跟着我在三亚待过半年，后来考虑到家里的孙子需要人照顾，我就劝儿子回家了。”刘恩科说，他已经习惯了独自在外漂泊，“我一个人出来方便，随便到哪里将就着就住下了。”

和工友聊天的间隙，一位老人牵着孙子从刘恩科身旁走过。刘恩科望着他们，若有所思。“常年在外，最大的煎熬就是想家。”刘恩科说，每次看到别人一家团聚的情景，他就会有些失落。“再干两年，我就不干了，60岁也该退休了，到时我就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五六亩田，种的都是小麦玉米，现在是儿子在种。”刘恩科说，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没有缴过社保，回乡养老是唯一的选择。

刘女士：50多岁 老家：河南

夫妻都没有社保，一想到养老就叹气

据悉，刘恩科并不是独自居住，而是和他的表哥、表嫂以及表侄子住在一起。记者看到，这间房只有10多平方米，3张床依墙而放，房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窗户上贴着纸，即使在白天也开着灯。桌子上摆着一台DVD，这是他们平时最主要的娱乐工具。“农民工都是几个人一起住的，不然哪付得起房租。”刘恩科的表嫂刘女士说。

刘恩科介绍，他表哥也常年在外打工，这些年去过不少地方。“我和老公一起出来的，平常就帮着做做饭，有活干的时候就去工地做做小工。”刘女士说，她今年50多岁，丈夫60多岁，两人已在海南务工五六年。

刘女士说，这些年，她丈夫坚持在外打工，想趁着身体还算硬朗，再干几年，而她更希望回老家。“年纪都这么大了，也干不动了。而且现在打工也挣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回农村种地。”由于刘女士没能说服丈夫，只能跟着他一起在外打工。这几年，他们的儿子也跟着他们一起打工。虽常年在外，但好在一家三口在一起，不会感觉孤单。

对于养老的归宿，刘女士说，他们的选择并不多。“我们没有缴社保，‘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子女也没有在城市安家，除了回农村，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每每想到这些，刘女士就连连叹气。

“今天又没活干。”到了傍晚，刘女士起身准备晚饭，她蒸上馒头，炒了两个菜，这就是他们4人的晚饭。

赵德强：60岁 老家：四川

“没有退休金，以后只能回老家养老”

曾跟着包工头四处干活，老了只能做散工

与刘恩科及他的表哥不同，60岁的赵德强并没有跟着固定的包工头干活，大多数时候，他会一大早赶到海口南大桥下，等着雇主前来招人。

3月9日，赵德强说，年后从四川回到海口后，他只接了两份工，不过都是两三天的短工。“在这里等工的都是散工，老板来这里招人，各个工种的农民工就临时凑在一起干活。一般大的工程，老板也不会来这里招人，都是一些小工程，几天就可以做完。”赵德强说，他的收入并不稳定，工钱一般为300元/天。

劳力是赵德强唯一的本钱，但这并不值钱。年轻时，赵德强看着同乡外出打工挣了钱，内心蠢蠢欲动。1980年，24岁的赵德强也外出打工，当时的他才刚结婚一年。前些年，他一直在广东干活，广州、深圳、东莞、珠海……只要有工程，他就跟着一个同为四川人的包工头到处跑。

慢慢地，赵德强老了，体力大不如前，包工头委婉地劝他回老家，他听出了包工头话里的意思，于是离开了广东。4年前，赵德强跟着几名老乡来到海南，在工地干了两年，也经历了被拖欠工钱的无奈。转眼间，赵德强的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已经老了。无奈之下，赵德强从大工地出来，成为一名散工。

常年在外打工，感觉对不起老婆和孩子

3月9日上午10时许，一辆黑色越野车在赵德强等活的地方不远处停了下来，还没等坐在车里的中年男子下车，十几名农民工就围了上去。赵德强走上前，听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晚了，他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显得有些失落。

今年年后活很少，因此，在生活上，赵德强需要精打细算。虽然和几名工友合租，但每个月房租平摊下来也要300元左右。“有活干的时候，老板还会管饭，没活就只能自己解决了。”赵德强吃得很省，但一天也要花十几元。

说起家人，赵德强心有愧疚，他希望能多攒点钱，留给孩子们。“我出来打工后，老婆留在老家操持家务。大儿子30多岁，现在带着老婆孩子在广东打工，二儿子在老家务农，三儿子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成都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打工，感觉挺对不起他们的。”

年前，赵德强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咬牙”花1500多元买了机票，和工友一起坐飞机到成都，然后再乘坐最便宜的绿皮车回老家。“已经老了，回一趟家都觉得累。”赵德强说，他知道自己干不了多长时间了，“我没有退休金，到时候只能回到老家养老喽。”

胡志国：50多岁 老家：四川

妻患癌治病欠了债，他只能靠打工还钱

50多岁的胡志国也是较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之一，作为木工的他如今已成了包工头，带着几名农民工一起干活。“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确实困难，我根本不愿意在外打工。”胡志国说。

2008年，胡志国的妻子被查出患了宫颈癌。“当时没钱治病，东拼西凑借了钱才让她做了手术。”胡志国说，当时医院也为妻子减免了一些费用。经过治疗，妻子的病情日益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胡志国就想留在老家照顾妻子。但事与愿违，去年，他妻子的病复发，这一次，光手术费就要40万元左右。为了筹手术费，胡志国厚着脸皮再次向亲戚朋友借钱。“当时外面还有10多万元的工程款没有结，我找他们要了几个月，才要回几万元。”胡志国说，讨薪是让他感到最无助的事，起初，包工头还会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直接不接他的电话了。

胡志国的妻子做过手术后，目前情况还算稳定。为了尽早还清债务，他只好继续在外打工。“还完债，我就回四川老家。现在小工头也难做，没活干着急，有活干又怕拿不到工钱。而且没活干的时候，还得租房子给工人住。”胡志国说，他元宵过后回到海口，直到现在还没有揽到活。

考虑到以后养老的问题，六七年前，胡志国就开始缴纳养老保险，每个月500多元。“应该缴不满15年，现在多挣点钱，到时候补缴吧。”胡志国说。

调查：超9成受访第一代农民工没有社保

干不动了，谁给我养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本地农民工1.06亿。50岁以上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达17.1%，人数为4685万。老一代农民工中有三成从事建筑业。

为了对第一代农民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记者随机对20名45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95%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超过80%的人主要从事建筑业。

调查中，90%以上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为他们缴社保，个别人有意外人身事故保险及工伤保险。超70%的农民工希望单位给他们缴社保。多名农民工表示，他们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而社保却没有缴满15年，甚至还差很多年，这意味着，他们退休后领不到养老金。

调查中，90%以上的农民工选择回农村养老，但他们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对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大多在外务工，生活上，他们无人照料。此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跟不上，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有限，他们回乡养老也面临着窘境。即使少数农民工有缴社保，但异地转保问题也让他们担心。

延伸

海南省将努力扩大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覆盖面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行，农民工才算完全纳入社会保险范畴。但规定中强调缴费年限的问题，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未达到15年的，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大都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尴尬境地。

而对于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去年，海南省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海南省将努力扩大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覆盖面，依法将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纳入职工社会保险，其他农民工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

在今年的海南“两会”上，海南省政协委员廖晖指出，在海南就业的农民工稳定性不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缺乏养老保险保障。省政协委员郭奕秋则提出，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和行业社会保险稽查核查力度，力争将与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相对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保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