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制经验教训（通用6篇）
篇1：新中国法制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 晖·
中国改革已进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Ｕ”型曲折，有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东剧变起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８０％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国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账——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因为Ｒ·Ｗ·福格尔等人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本”也就无法比较。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
因此，如果说２０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资”、“渐进激进”来解释，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讲公正来减少交易成本”之说来解释。如果说搞了半截子“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尽管疗效不佳，但比“渐进”的乌克兰境况还是要强，那末在同属“激进改革”的诸国中，更民主也更讲起点平等的波兰、捷克等国又比俄罗斯的效果更好。这表明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不能支持反改革论，也不能支持寡头改革论。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场化而言，那么所谓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着更多的起点平等。在这两个方面中国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经验的。在增量方面，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超过许多东欧国家，私企发展的空间也日益扩大，虽然仍有官营垄断、外资超国民待遇、劳资关系不平衡（有民间商会而无民间工会）等问题，但“自由的公正”在发展并显示着正面效果则是无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而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也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前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１９６６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１９６６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东德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
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前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６０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工业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而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 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农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反过来说，我国改革由于忽视了公正原则而受阻的教训也很多。以住房改革为例，本来住房作为消费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产资料私有化那样有意识形态障碍，我国改革前没有合法的私营工厂，但私房一直就有的。从操作来说，住房私有也不像生产资料私有那样涉及到经济过程中要素配置机制重构的复杂问题。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国企私有化困难重重，争议也很大，但他们的住房改革多很顺利，争议也少。如俄罗斯的国企改革泥足深陷，问题不少。但他们以抽肥补瘦、返还欠账为原则搞的住房改革却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仅经过两年的变革就已使私房率达到５５％～５６％，已达西欧国家水平。而东欧一些国家如保加利亚，早在旧体制下就承认低工资下的住房返还原则，规定劳动者工龄积累到年限后低可拥有所分住宅的产权。而我国的住房改革久拖不决，关键并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就是公正问题。有些地方按“补房不补人”的原则搞“谁占谁有”式的房改，在半卖半送的低价下又加之以工龄折扣不按绝对值而按所占房价百分比计，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积累并要把后者抛向已被公款购房潮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垄断性暴利因素双重刺激下价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房改能没有“阻力”吗？如今政府提出以补人不补房的“货币分房”来取代“谁占谁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阶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公正的执行，“观念”是不会构成障碍的。
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穷庙富方丈”的同时让工人空手“下岗”，或者强迫工人出钱为“穷庙”填补窟窿，再或把“穷庙”粉刷一下上市骗钱，都会造成严重的不公正。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末无论是“分”是“买”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
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前东德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增量领域“自由的公正”与存量（主要指农村）领域“起点的公正”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而把“起点公正”推广于其他存量领域（如住房、国企等）则是我国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东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Ｊ·Ｒ·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勿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之“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本来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也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市场无计划”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勿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就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再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都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篇2：新中国法制经验教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向当时的中国走私鸦片，诱发了鸦片战争。在被迫的情况下，中国打开了国门，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市场开放。列强借这个机会向中国倾销产品的同时，也开始收购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逐渐地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市场。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外国商品倾销中国，阻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大量白银流失。一百年后新中国成立，我们从经济集权于政府的计划经济，逐渐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其中，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一项标志性的尝试：一九八四年，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我国又开放了十四个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沿海城市。国家对这些城市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帮助，使这些城市不断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和海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扩大了出口和吸收外汇的能力。不得不提的是，不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家宏观调控的手一直在背后统领大局，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和我们不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政策为主导。以美国为例，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其才被迫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美国等国家也依赖在战争时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开放似乎与生俱来，经济也更侧重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而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二十七年前初试经济体制改革，后开始学习中国，最终出台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并认识到了开放市场的重要性。
篇3：印度崛起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而且是有利于人民福利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微观的条件，有各个方面，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有政府管理的质量、政府自己受不受监督、政府自己有没有节制等等，这些都是微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是制度方面的条件。
在我看来，中印之间的比较，中国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经济体制;印度在哪一个方面都比中国差，除了经济体制。这就是我这几年做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经济发展取决于制度条件
一般谈印度问题，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是它的劣势。很多国内记者、学者也有谈到，一去印度就觉得又脏又差。他们这么讲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差的硬件环境，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现在能达到8%呢?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印度肯定在一些方面做得不错。印度的劣势是非常容易用眼睛看到的，而它的优势是非常不容易看到的，它是一种隐性、无形的东西，这是需要你去考察的，是需要你去做研究的。
从历史上来看，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印度的发展速度，大概是3%.到了80年代达到了5.8%，差不多6%了。90年代差不多还是在这个水平上。2001年印度的增长是5%左右，最近几年，印度的增长达到了8%～9%，达到了东亚速度。
从印度速度到东亚速度，这是印度非常了不起的转变。而你要是80年代去印度和现在去印度，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高速公路还是很差，等等。但是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印度的经济变革，是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可能取决于很多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取决于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管理、政府的管理等等这些不容易量化的制度条件。
印度最大的劣势是妇女地位低
世界卫生组织定期会发布一个名单，哪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有合乎他们标准的医药生产厂商。他们从比较便宜的医药厂商那里购买便宜的药，免费发给非洲的病人。他们不会从西方的跨国公司购买，而是从巴西、印度、中国等国的企业购买。但是要保证药的质量没有问题，对这些厂商进行严格的测验，而这个测验跟美国医药管理局、欧洲医药管理局都是使用一样的标准。在每年公布的名单上，有100家印度医药厂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药品的质量和疗效的标准，而在这个名单上，中国医药公司只有2家，而且有一家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印度有这么多的劣势，为什么经济表现能够保持不错，还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本土公司呢?我先从文盲率讲起吧。
如果你到中国工厂去参观，就会发现很多的女工;如果你到印度的工厂里参观，可能看到的都是男工。原因是什么呢?印度的妇女文盲率非常高，做简单的服装业，并不需要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天才，但是必须具备有一定的知识，至少能看明白墙上挂的那些规章制度。印度成年女性文盲率是52%，中国对非文盲的定义是能认识2000个汉字，而印度对文盲的定义是，你不能用你本地的语言写你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个统计是严重低估印度的文盲率。印度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基础教育方面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得更多。
东亚经验证明, 妇女对促进经济成功方面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基础教育投资在前, 经济成功在后。虽然韩国和日本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问题, 但是这两个国家对妇女的教育从来没有忽视过。我看到一些历史上的材料, 在这些国家当时制造业劳动的人口里, 很多优秀工人都是妇女。研究表明, 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地位高的,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快, 在控制其他所有的变量以后, 妇女地位对经济增长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印度的问题, 印度妇女的地位非常低。
全世界都是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 但是印度是例外, 这说明什么呢?印度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程度很严重。在我看来, 这是印度现在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到印度去参观, 看它的外包行业, 比如说美国很多电话服务外包到印度, 接线员会讲英文的, 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妇女, 但是到工厂看,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男人。我跟同事到印度参观, 我总是跟他们打赌, 住的饭店看到的服务员, 如果有10个服务员, 肯定7个是男的3个是女的, 而中国这个比例刚好相反, 到现在为止这个赌我从来没有输过。中国妇女的地位比较高、能力比较强, 这是中国制造业产业能够成功的非常关键因素。而现在我看到中国失学儿童, 最先失学的就是小女孩, 这是我非常痛心的, 这是在葬送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 当然这里也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教育收费等等。
印度的软件业和制造业在高科技那一部分都比较强，但印度的问题在于，它能够生产世界上先进的药物，但是不能生产衬衫、不能生产袜子。印度最基础的制造业，基于非常复杂的原因而不成功。现在印度政府千方百计在改善它的简单加工业，主要问题在于基础教育差。
印度的金融优势最大
讲了印度这么多的劣势，接下来讲印度的优势。
印度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金融优势。印度的发展跟中国的路径是很不一样的，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是外部推动的，当时发生的卢比危机，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金融危机。当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介入，要求印度进行金融改革，印度的步伐非常快，1992年已经开始银行的私有化了。很多人总是讲印度对外资限制，而中国对外资开放，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是太准确。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印度同时对内资开放，也对外资开放，而中国只对外资开放，对内资不开放，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区别，是在内资政策方面的区别，而不是外资政策方面的区别。
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于印度10多年，而中国的金融改革却晚于印度10多年。印度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同时启动，而中国是经济改革在前、金融改革滞后。1992年，印度的股票市场就取消了政府的定价，完全是市场定价，而现在中国现在还是由证监会来定价。中国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是20%，印度1998年从20%提升到40%.
下面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印度最有名的软件公司INFOSYS，有9万多个雇员，销售达到50亿美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这个公司的发展跟印度金融体制的改革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它销售收入只有10万美元的时候，就能够从当时印度的银行获得相当于100万美元的贷款，公司的6个创始人都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
INFOSYS是一家本地的高科技公司，它的竞争对手是IBM、通用电器等等，他们的工资可能是它的两三倍，甚至四倍，怎么留住好的人才呢?本土公司没有此时此刻的优势，但是有一个将来的优势，它可以给你股票的期权。如果引申的话，就是私营企业必须有上市的渠道，才能够有这样的人才竞争的工具。如果印度也有一个证监会，一看是私营企业，说这种私营企业是不能上市的，那这个竞争工具就不具备了。
如果1993年孟买股票市场不让INFOSYS上市的话，印度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如果中国在90年代初期就进行金融改革，中国可能会出10家世界级的软件公司。
并不是所有的微观经济指标都表明印度超前于中国，有些数据中国是领先于印度的。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中国就业自由程度要超过印度。从员工的报酬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也是优于印度。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都是落后于印度的，对于员工的培训，中国是落后于印度的，对于市场营销重视的程度，中国是落后于印度的。
金融危机下应提高软件设施建设
下面的问题是，微观的优势会不会变成宏观的优势呢?
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不发展，在我看来更多是取决于无形的因素，制度设计、金融体制、法律体制，但是我们国内很多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硬件的设施。我们从这个观点来分析这两个国家。
所谓硬件设施是指公路、铁路、飞机场等，软件设施是金融体制、法律体制和企业管理等。硬件设施方面中国远远超过印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软件设施方面，不能说在所有方面印度都超过了中国，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方面印度是领先于中国的，这就是印度的优势所在。长期来看，印度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能够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印度经济还有一个比较优秀的表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是相当高的，基本上是同步的速度。而中国出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来讲是滞后的。这也是因为两个国家这种无形条件造成的。
如果我们看80年代两个国家的电话普及率，国家一，每千人有107部电话，国家二，每千人有10部电话，这是硬件的条件。一般人认为肯定国家一在90年代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电话普及率高，通讯设施比较好。实际上国家一是苏联，国家二是中国。苏联在达到每千人107部电话之后就解体了。当然并不是电话造成国家解体。我想说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表现了一个国家一方面的成就，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经济体制非常没有效率，就会阻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现在不少人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公路不如中国，所以它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我们看公路的长度，1989年的数据，国家一拥有140万公里的公路，国家二有86万公里，那是不是肯定国家一比国家二先进了?国家一是印度，国家二是中国。在80年代时，印度的公路长度是领先于中国的，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主要是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中国在1988年的时候只有100公里的高速公路，印度却在英国统治下建设了很多公路。再看铁路的长度。国家一在80年代拥有6万多公里的铁路长度，电气铁路有5300公里，而国家二只有5万多公里的铁路长度，电气铁路只有1700公里。而国家一是印度，国家二是中国。
经济起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有良好的软件设施，尤其是金融开放。中国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现在面临的国际金融风暴，应该建更多的铁路、公路，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应该提高教育等等软件设施的建设。
先有软件设施方面优越的条件才有了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发展才有了资源, 有了资源之后才去建设高速公路。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 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没有漂亮高速公路, 没有华丽的机场, 但它的经济也能够成功。
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
我们很多人过去觉得印度不行, 说印度获得的外资不多。印度获得外资相当于中国获得外资的10%, 但是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做过一个研究, 印度的企业确实获得的外资不多, 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外资在行业分布方面有巨大的不同。在中国, 任何行业都有外资。1998年我在江苏做调查, 参观一个豆腐厂, 豆腐厂也有外资。中国这种现象非常奇怪, 高科技企业有外资, 低科技企业也有外资, 中国别的不行, 豆腐咱们总能自己做吧?稍微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的人都会知道, 外资的存在取决于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外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比较。如果本土企业非常具有竞争能力, 那么本土企业应该是输出资本的, 而不是进口资本。你说本土优势, 连豆腐都没有本土优势, 那什么还有本土优势呢?
而在印度，虽然获得的外资相当于中国的10%，但是每一分钱的外资都在高科技企业。通用电器在上海有一个研发部门，在印度也有一个研发部门，但是在印度的研发部门在规模、运行等等方面远远超过上海的研发部门。也就是说，印度的外资可能进入得少，但是从行业分布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即分布在相对劣势的高科技部门。印度在高科技方面，虽然比较发达，但是相对于美国企业、欧洲企业还是有劣势的，所以更应该在这些方面吸收外资。
这说明，外资进入中国不是一种技术的现象，而是一种金融的现象。为什么豆腐厂需要外资呢?豆腐厂是一个民营企业，获得不了银行的贷款，必须将自己的股权出让一部分获得资金进行发展。印度有咖喱厂，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所以不需要从外资获得资金。中国的外资为什么行业分布这么普遍，这是我们金融失败的一种表现。
我必须要说明，我一点也不反对外资，这不是外资的问题，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出现问题了。如果你的银行体制更有效率，使我们生产豆腐的厂能够获得资金，就不需要使用股本的资金来发展生产了，股本资金是非常昂贵的资金，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每年8%、9%这么高的速度时，通过股本资金来融资是非常昂贵的，贷款资金是比较便宜的。在经济发展这么快的时候，出让股本资金的成本非常高。但我也不责怪民营企业家出让股本资金，因为他在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无法获得贷款资金的情况下，选择以股本资金来筹资可能是理性选择。当民营企业家不能获得贷款资金而选择股本资金筹资，我觉得可能就是金融体制出现问题。
编辑后记
49岁的黄亚生，称得上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发起了“龙象之争”的争论;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FDI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关于中印之间的讨论并不新鲜，但黄教授的对比可谓是独辟蹊径。
在每年公布的名单上, 有100家印度医药厂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药品的质量和疗效的标准, 而在这个名单上, 中国医药公司只有2家, 而且有一家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基地。
中国普遍的看法, 是认为现在面临的国际金融风暴, 应该建更多的铁路、公路,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应该提高教育等等软件设施的建设。
摘要：“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 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 “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 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 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 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
篇4：中国百年立宪的经验教训
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的人们通过西学的研习，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政体，有了国会、宪法的概念。在一片鼓噪声中，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不过，《钦定宪法大纲》及之后《十九信条》的出现让人们对晚清政府失望透顶，反倒成了加速其灭亡的催化剂。
中华民国时期，有一部宪法文件不得不提，就是真正具备了现代宪法精神和内容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民国时期最科学、最先进的宪法，同时也是最倒霉的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它便成了各政治集团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被用来掩盖各种政治野心和闹剧。其后，在这部宪法基础上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1913）、《中华民国约法》（1914）、《中华民国宪法》（1923）种种，已然相去甚远，貌合神离，初创之宪政精神，全不知何处。直至蒋介石将自己删改的“宪法”草案提交立法院、民社党、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审议后，《中华民国宪法》（1947）颁布。在此之前，九部宪法已匆匆流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标志事件。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一个真正代表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政治团体领导、并由一批真正民选出来的议会代表投票表决通过的宪法。1954年宪法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立宪的开端，而且以其具有的充分的人民意志性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国对宪法和民主的理解，具有深远的意义。
1975年宪法诞生于“文革”后期，反映出人们对宪法和宪政理解的重大误区。1978年宪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前一部宪法的错误思想，开始把重点放在“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上，但仍然肯定了“文革”的成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82年宪法继承了1954年宪法的精神，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经过对1982年宪法的几次修改，随着“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文入宪，我国宪法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体例更为科学，宪法作为公民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法的特征愈发突出。
立宪进程存在的问题
中国立宪进程总体来讲是不顺利的，曲折反复，甚至多次严重倒退，问题确实很多。
1.西学泛滥之下的思维混乱
总体上讲，早在清末立宪之前，西方世界两大法系便已成型，而两大法系内部又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气象万千。一般来看，这本应当是历史对中国立宪的特别眷顾——毕竟有那么多的选择和资源可以甄别挑选。不幸的是，两大法系几乎同时传入中国（英美法等国发起或参与分赃的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国联军更是组团侵华；而近代的智者们囿于学识所限，基本上是谁打我们我就学谁，这样一来，世界各地的法制蜂拥而至。于是，便出现了清末民初的制宪和立法高潮，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大奇景。一句话，混乱的社会经济之下，催生了混乱的民族思维。
2.基本理念的迷失
中国为什么立宪？军阀混战时期，恶霸们以大欺小，遵循的是强盗逻辑，谁管他宪法精神？直到蒋介石做了大头领，方才想起还需要点道义支撑，于是在1947年正式颁布了一部新《中华民国宪法》，可谓草草了事，却又摆足了姿态。宪法本就是一国法制的灵魂，立宪缺失了基本的理念，法制便没有了精气神。
3.缺少强力集团的支持
这是近代以来不少运动（革命）失败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原因。 反观中国立宪历程，清廷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北洋军阀相互攻伐、政权更迭，大革命之后陷入内战，抗日战争不忘内战……我们经常诟病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太差，形成不了合力，这或许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无法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又有共同意志的领导集体的伦理原因吧。
4.民主形式主义与公民的国家边缘化
中国人向来重视实际，轻形式；但在立宪这件事上，却曾做足了形式主义的文章，被害人叫做“民主”。
自孔孟时代，中国便有了“民贵”的概念，只不过这个“民贵”远远不及“民主”：“民贵”是暂时的，关键要看统治者高兴不高兴；“民主”是稳定的，是作为一项制度设立的，而且有法律的保障。我之所以要讨论民贵和民主的区别，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立宪讲的基本是“民贵”（《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除外），而非“民主”。“政治专家”们往往才思敏捷，口才良好，更喜欢研习逻辑，搞点文字游戏。于是，一部部宪法都是一篇篇宣言，满纸贴金，却是空头支票。
自古以来，中国便崇尚一套万能的政府组织。国家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基本由政府包办代替，民众几无“用武之地”。稍作思考，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万能政府的另一面，势必是懦弱的国民；二是万能政府自身如果出现问题，则往往无人来纠偏。所以，没有民众充分参与的宪政，既有可能流为民主形式主义，还容易导致政府集体失范引发的全社会性连锁反应。
5.政治运动的泛理想主义与政治运作的朴素英雄主义
政治运动的泛理想主义，是指在一种良性的政治理念的感召之下，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引发的集团性甚至社会性冲动，而这种冲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者急于在短期内实现理想目标，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式的政治改革，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组织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根本上强制改变了农村经济和农村小环境，似乎农民加入了人民公社就正式当家作了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最广袤的地方就彻底实现了。在其他领域，同样大量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在发动群众共同建设国家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
政治运作的朴素英雄主义，是指植根于中国传统家长制之下，企图尽量凭借少数优秀人物的辛勤付出，以期在短期内达成立竿见影的实效，从而既节省成本，又树立个人威信的思想。这种思想往往出现在对问题和困难认识不足，而又急于求成的情况下，因而是简单的、非理智的、朴素的。中国自古以来有树立个人典型的偏好，从荆轲、张良，到诸葛亮、关公，林林总总，可谓英雄辈出。当前在各个系统内，也广泛存在着各类“典型”“先进”“模范”。一般来讲，当人们对某类事物接触久了，就会逐渐丧失对其兴趣，正所谓“少见”才能“多怪”。不客气地讲，当前民众对于层出不穷的“英雄”已经慢慢失去起初的感慨和震撼了。而真正的宣示和教化，往往要依靠长期的沟通和参与完成，不是几个英模人物所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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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立宪的曲折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软硬件的缺乏，如经济结构、民心民智、国家状态、政治结构等。历史规律就藏在整个事件的背后，理智的人们往往善于思考、善于发现，这将有助于他们少走弯路。
中国宪政建设的经验
虽说教训居多，经验还是有的。
1.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
人们理性的生成是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通过规律发掘实现的，最初的理性尚停留在简单形态的趋利避害，随着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的复杂化，个人的力量在社会活动中难以全面达成既定的目的，人们便逐渐具备并深化了公共意识，新层次上的理性进化为将公共利益作为间接实现个人利益的过渡。从另一个角度讲，所谓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所以，“经济人”的概念出现了。经济人对事物具有很强的分辨意识，按照对自身的价值效用将各类对象加以甄别，继而反映出个人的好恶。这就是经济因素影响下的人性。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几乎无师自通地形成了权利意识和自由意志，具有了同国家这个昔日的“尊主”讨价还价的欲望，并且还想得到公正的对待。可以说，时至今日，宪法精神和宪政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孵化而出了。
由此，我们的立宪，甚至于更为宏大的宪政，都必须对经济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学会对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思考制度实现的经济条件，并设计出一套推进制度建设的经济学方法。中国的立宪之所以挫折频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甚至从未考虑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漠视民众的内心好恶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个体意识和国家认知。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诸多宪法修正条文中，才更加关注对私有经济、个人财产的保护。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认为，中国的宪法越来越有“模样”了。
2.社会结构的突破
一直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实际上造成了城乡两种社会身份。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选择性地淡忘，对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曾长期处于混沌状态。新时期开展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对“三农”扶持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让这一群体逐渐摆脱了边缘化状态。广大农民开始积极发声，大胆诉求，城乡二元结构正渐渐被打破，中国宪政具有了最为丰厚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这一点看，系统而深刻的社会改革才是唤醒民众宪法主体意识的根本之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更加多元化，这也是社会分工逐步细化的结果。正是因为多元化，才模糊了各阶层之间的界限，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观察当前社会结构的阶级构成，也很难将某个社会主体归结为某一类型。这样一来，社会的公共利益就逐渐建立在各方博弈的均势之下，而这种公共利益是一种灵活而相对稳定的存在。这一态势的形成，为宪政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商谈平台，从而不仅在形式上，更在实质上保证了宪政的科学性、民主性。
社会结构的嬗变，也激发了政府对自身职能的反思。在经济学中，具有扁平结构的公司组织被认为是符合现代经济需要的良好模式。组织结构扁平化带来的是机构层级的削减，进而加快信息的流通，提高行动效率，减少交易成本。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减少政府伸向社会经济的触手。精简政府机构，统编政府部门，可视为结构扁平化的一个范例。中国宪政的实施需要政府的引导，甚至在一定时期、部分领域内，仍需保持政府的主导地位。扁平化的政府结构是有利于宪政的迅速实施、广泛开展的。
3.启迪民智对宪政的间接推动
宪政实施的经济和社会考量，是直接追求宪政的边际效益最大化，而思想领域的启蒙，则是唤醒民众主体意识，继而为宪政提供实践的伟力。
回顾历史，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就不乏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警醒世人。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左翼文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以感性见长的“伤痕文学”和以理性闪耀的“反思文学”等，往往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荡涤心灵浮尘、探求世界本真的作用，是对民众个体价值发现的呼唤。同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一样，中国民众个人价值的回归和社会定位的重设，成了中国立宪的先声，构成了宪政建设的思想清源。
4.政治环境的开放与包容
近2500年的封建专制，在愚民与开智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清政府蹒跚远去的背影，至今还时时隐现于思想者的灵域。民智是专制者的天敌、民主人的福音。
长期被钳制的思想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释放了，一段时间内，人们表现出空前的参政热情，着实让人动容。我们震撼之余，深刻认识到开明的政治环境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的宪政必须以政治的开放和包容为前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法学院
（本文编辑 李晓敏）
篇5：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1921年建党到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1年的历程。“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是有诸多原因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应对困难和成绩的考验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在91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多次经历关系自身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点，经受住了多次重大挫折或重大成绩的严峻考验。回顾党应对困难和成绩的考验，深刻总结经验，努力把握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经验： 如果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归因于三个最主要的经验，这就是：依靠群众、团结精英、善于学习。这些是贯穿于中国
依靠群众----依靠、发动人民群众救亡图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91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努力奋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严重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与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并进而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经过30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共产党九十年历史，特别是在当前执政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经验。
团结精英----团结精英骨干，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
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和善于发动群众是她显而易见的政党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并非所谓的“草根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九十一年的历史中，在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从始至终十分注意团结社会精英，始终把精英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骨干。在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团结了当时最为需要的军事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工商精英。为中国人民和党的事业提供了保证。
善于学习---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政党。这一点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研究者所认同。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进行了“四大学习”。这“四大学习”对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使中国内部的思想分歧有所缩小，稳住了阵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继续坚持；
二、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经
验教训，从中看出了美国军队的强大。从那以后，中国调整了政策，重新规划和加速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经过20年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和平保证；
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两面性，在以后的日子里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有选择、有步骤的开放，对于经济全球化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政策与策略；
四、新世纪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使得中国更加坚定了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意志，特别是认识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性。教训：整体来看，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内忧外患面前，应对是好的、成功的，总是能在挫折中奋起。在胜利和成绩面前，头脑清醒时处理得好，骄傲自满、头脑发热时就容易犯错误。党应对困难和成绩考验的历史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理想，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后，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正是有了这些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才使得工农群众在党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需要这样，越是在形势和环境错综复杂的时候，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第二，任何时候都必须戒骄戒躁，牢记“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是成功应对成绩考验的规律性揭示。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越是形势大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戒骄戒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仍然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集体前往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教诲，警醒全党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永葆先进性。
第三，任何时候都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形势下，我们党仍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有始终具有忧患意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保持足够的警醒，在警醒中奋进，才能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来自国际、国内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当然，增强忧患意识，并非要把困难和问题看得过重，从而作出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那样也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第四，任何时候都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一定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而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正确途径，也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
第五，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历史充分证明，凡是从群众角度考虑提出的政策，都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凡是得到群众信任和支持的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能顺利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也会犯错误。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正因为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党才能不怕
困难，不畏艰险，在困难面前依靠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发掘人民的潜力，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继承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同时，必须科学地分析困难和挑战，善于抓住机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篇6：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原有的金融体制是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成分过重，是其主要特征。7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放宽金融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有效分配，是这场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问题提出的金融改革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此理论为指导，先后进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各国采取了较为稳妥务实的方式，金融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表现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促进的良好势头。本文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亚洲发展中国家原有金融制度的特点
二战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先后将发展生产、实现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遇到国内资金短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许多国家对外国金融机构仍然持有偏见，认为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银行体系难以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另一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则坚信市场机制的功能极其有限，不能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调配所需资金，只有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实现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各国原有金融制度是一种以落后的生产力为基础，并且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1．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低。所谓经济的货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货币交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代表了一国货币体系的发达程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货币化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准。例如，在1970年，M z(现金十活期存款十准货币)对GNP的比率，马来西来是33％，菲律宾是21．2％，泰国是30．6％，印尼是9．9％。第二，金融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在80年代初，金融机构资产(中央银行资产除外)对GDP的比率，印尼是o．3％(1982年)，泰国是o．48％(1980年)，印度是0．39％(1981年)。这种比率较发达国家要低得多。‘
2．金融工具种类单调，缺乏竞争机制。在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处于附属的地位，各种证券市场则处于刚刚起步或尚未发展的阶段，外资金融机构难以进入本国市场。例如，1977年，在东盟几个国家中，最大的4家商业银行占国内全部储蓄的比例，印尼为73。1％，马来西亚为50．3％，菲律宾为39．8％，泰国为64．6％，新加坡为20．6％。在这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在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动员国内储蓄资金供经济发展之需求的功能。
3．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国家干预成份过大，表现在：第一，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权。70年代初，孟加拉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部分或全部的金融资产均为国家所有。第二，利率相汇率受到严格控制。各国金融当局硬性规定最高存贷款利率，致使利率不能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实际利率(即名
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经常为负数。钉住世界主要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是许多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第三，银行的贷款方向受到约束，银行必须将贷款的一定比例投向国家指定的部门。在印度，政府规定的贷款项目通常占到全部贷款金额的50％以上。
应该看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50、60年代各国经济起步阶段，在扩大本国资本积累，筹措有限资金投入国家重点产业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国家金融机构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制的消极作用愈来愈明显。它缺乏竞争和效率，使银行的贷款行为受到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影响和支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造成价格扭曲现象，致使资源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场抑制等问题的出现。
二、金融抑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体系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干预成份过重，是造成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它对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
首先，造成金融市场分化，加剧发展资金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分化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物资本或耐用消费品市场与金融资产市场的分化。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内金融中介欠缺，国内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无法进行各种储蓄形式的选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为了保证能随时取得消费物品，他们多以现金、黄金或其他消费的形式保存剩余产品。二是正规的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并存，造成金融市场的二元化。由于以国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经常为负值，导致贷款需求过盛。这样，无法从这些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投资者只得从“黑市”上获取贷款，从而助长了非正规市场的出现和扩大。三是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的分化。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正规的银行多设于城市，而且商业银行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说对短期的商业投资较感兴趣，而对农村地区的贷款，尤其是周期长的生产性贷款则很少问律。70年代期间，在印尼，银行信贷主要集中在爪哇地区，马来西亚主要集中在吉隆坡，菲律宾在大马尼拉。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孟买、加尔各答、新德里和马德拉斯这四个最大城市的 ’信贷资金占国内银行信贷总量的85％。这种信贷流向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造成农村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四是短期金融贷款和长期金融贷款的分化。由于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低，存款者不愿将手中的余款作为长期存款，投资者只能从短期资本市场上筹得大部分所需资金。例如，70年代期间，泰国约有1／4的商业资金是从个人手中或非正规资本市场上的信贷合作者手中筹措的。
第二，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如前所述，50、6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政府干预式的信贷分配制度也是造成资金分配失调，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贷款利率受到限制。贷款收益很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更多地倾向于只考虑借款人的信誉、政治背景等非经济因素，而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则考虑得甚少。许多银行投资效益低下，一些国有金融机构更是困难重重，负债累累。80年代末，印度多数国有银行无力偿付的债务约占全部资产的4％，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主要几家国有银行的亏损额超过其业务总额的30％以上。
最后，汇率管制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各国相应地采取了多种严格的汇率管制措施，这同样产生了许多问题。一是高估本国货币汇率，人为地扭曲了汇率的真实价值。当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相差甚远时，将导致大量资金外逃、外汇短缺等问题的出现，最终迫使本国货币不断地贬值。7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印尼1978年经常项目赤字达14．13亿美元，菲律宾1979年时达14。95亿美元，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1980年时，经常项目赤字也分别达到1。78亿19．2亿和7．04亿美元。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许多国家只得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菲律宾1983—1985年两次大幅度货币贬值，每次贬值超过20％。印尼在1976—1986年期间，共有三次货币贬值，平均每次贬值幅度达30％以上。二是稳定本国汇率代价太大，使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从属于对外经济目标。80年代以后，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致使美元不断升值。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一定比价，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也不同程度地随之升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1980年以后、东盟几个主要国家的贸易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1981新加坡外贸赤字61。23亿美元，菲律宾22．24亿美元，泰国20．29亿美元。1985年时，马来西亚、菲律宾国内经济还出现了负增长。
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的改革及其成效
受严格管理的金融体系在60、70年代曾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工业化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70年代后期，这一方法日益成为阻滞金融部门成长，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于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国家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行金融体制改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改革之风也波及到南亚以及越南、蒙古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场金融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资金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吸纳到正规的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二是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金的有效分配。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实行利率自由化，放宽汇率管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于70年代中期和后期解除了对存贷利率的管制；80年代初，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也先后撤消了对利率的管制；我国台湾在整个80年代多次减少对各种存款利率的限制，并于1989年完全取消利率管制；韩国、泰国则通过调整利率、放宽利率上下波动的幅度，放松了对利率的管制。
利率自由化产生的经济效果十分明显。实际利率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金融黑市的发展，增强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促进银行经营范围的扩大和筹措资本能力的提高，保障国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1970一1989年，各国和地区的国内投资规模普遍扩大，平均每年的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明显提高，其中新加坡为43％，马来西亚为30．7％，韩国为30．7％，分别高于60年代的22．3％，16．1％和19．2％。
80年代起，各国汇率安排日趋灵活，至80年代下半期，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韩国和斯里兰卡则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管制的放松，大大增添了外汇市场的活力，不但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外资进入本国市场，促进整体经济的成长。
2．培育资本市场，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60一7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体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80年
代中期以后，各国和地区开始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不断出现，资本市场日益壮大，其中证券市场的发展尤为迅速。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促进了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到1990年，中国台湾、韩国的金融部门(包括不动产和交易业务)对GDP比重分别从1980年的6．1％和4％上升到1990年的10．8％和5％；同期印度、巴基斯坦的比重也分别从2．4％和2．1％上升到4．1％的3％。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M：(包括非银行金融资产，尤其是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与GDP的比率分别已从1970年的66．3％和38．7％上长到106．2％和128。6％。
3．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减少对外国经营的限制。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亚洲发展中国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逐步废除金融管制，准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1992年，香港、新加坡的外资银行(不包括分支机构)分别达到162和84家，成为亚洲地区外资银行的两个重要据点。1992年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数也扩大到33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银行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外国金融机构可参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离岸金融等方面的业务。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既弥补了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又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成为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只是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发展速度较快，有的则刚刚起步。可以肯定，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场金融改革的浪潮将会进一步加大。
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综观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过程，其间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在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同时。不能因此而忽视政府的调控作用，应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进一步加强政府运用包括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调整信贷价格在内的货币政策来间接调节经济运行节奏，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东盟几个国家做得较好。1981—1986年期间，面对膨胀的压力、除个别国家外，东盟各国运用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实行严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率。马来西亚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胀率从1980年的6．7％下降到1985年的1％以内。在控制贷款利率方面，泰国较为成功。1980一1981年泰国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问题，金融当局及时地调高了银行利率，改变了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982年底、国内经济稳定有所恢复。金融当局又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一季度，连续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降幅达3％，从而使国内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的势头。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可能引起的混乱。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并末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实行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借鉴了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而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为降低风险程度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改革措施，从而保证了金融改革的顺利实施。例如，在外汇管制方面，并非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是经过
不断的调整、重复，最后才逐步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新加坡在1975止固定汇率，实行有管理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1978年完全解除汇率管制，但仍采用灵活的调整汇率政策，不断调节新元伪外汇汇串。在利率方面，1979年泰国政府废除工业贷款利率上限，1983年又重新引入贷款利率限制，并设立双轨贷款利率，对不同的部门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1992年6月，取消放款利率最高限；从而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台湾地区的利率放松过程在整个80年代也经历了几个不断反复的阶段，最后才在1989年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第三，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应相应地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在将银行体系从严格的经济管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如果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和银行监督，可能导致一些产业集团利用银行的私有化和国际化而获得对一些银行的控股权，并利用它们向集团所在的企业发放过度的贷款，从而助长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也有可能使一些金融机构因不适应金融秩序的变革而陷入困境。80年代上半期菲律宾的两家主要政府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和菲律宾发展银行就因丧失清偿能力而被迫向中央银行求助，引起了金融界的一阵混乱。因此，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利用法律和法规的手段，加强对金融业管理和监管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