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与风杂文随笔

洞穴与风杂文随笔（通用3篇）

篇1：洞穴与风杂文随笔

我的心里有一个幽暗的洞穴，仿佛若有光，却无人来访

平淡的寂静填塞，充实着它，大风在里面呼啸以急剧尖锐的姿态奔驰着.孤独随风声一起喑哑消亡，那风是永不消亡的风，燃烧着它毕生的热情与能量，不知疲倦的消耗着，哪怕是发出微弱的呻吟。它与孤寂同根而生，相依相偎。

我的心曾被语音的温暖抚触过亦被语言的滚烫灼烧过，随着年岁的浸润与血液的代谢，它平静的感受着口水浸泡过的言语。只有空虚沸腾着再也没有了波澜起伏。虚伪的皮囊仍笑着，以感动，以嘲讽。

那些言语如生硬的石块往那个深不可测的洞穴赴身却荡不起任何的回声。那里是布满硫磺火湖的洞穴，阴暗，抑郁与幽怨的魑魅在火湖上起舞。

肌肤上蔓延着细致的纹路，每一根都是空虚的经络与寂寞的延展。密麻交错着的绝望。支离破碎的细纹如心里明亮凄冷的风，扫荡着岁月的灰烬尘埃直至时光枯老。

我目送着生命的流动，熙攘的人群，纷杂的尘世，麻木惶然的心脏。肉身包裹着内里质地的柔软清甜，寂寞如眼瞳一般分明，既明亮又暗沉。每一副皮囊都是一堵柔软又无坚不摧的城墙。大门紧闭，警示着陌生的气息与突来的靠近。

我与人结交.嬉笑.争闹.沉默继而告别。以无聊的生存形式来支撑着我的衰亡与幻灭。

冬风凛冽粗糙，拂去了秋的气息，绿的渲染。它以凋零的姿势席卷着天地。光秃的深褐树干如一个张牙舞爪的鬼魅，伸张着它所有的嚣张与生命。静默的爆发着所有的，内敛的不满。光秃的枝桠是它丑陋的原生。空气清新凉薄与浮躁的朔风一起灌入口鼻，在体内冲撞，摇晃，滚动，盲目的寻找出口。呼出的气息温热潮湿，那是冬风温热的血液带着不屈的倔强。洞明的天空泛着清冷的光似冰晶一般无暇。太阳被天空遗弃了，雨雪酝酿着，以整装待发的稳妥等待着吞没城市，乡野还有漂泊的灵魂。冬衣臃肿而笨拙，厚实的缠卷着倦怠与叹息。

我开始突如其来的大笑，神经质的病态显现在我上扬的弧度里，声线颤抖着，释放着体内拥堵却无处安放的空虚与寒冷，如冰般晶莹剔透的寒冷。

我开始妄想开始等待着风的灭亡。

篇2：洞穴与风杂文随笔

湖南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洞穴之光。洞穴之光说的是一个关于父母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真情的故事。

我当时看了真的很感动，但事隔多年，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只在头脑中记得故事的大概模样：

有几个叛逆少年，不认真读书，在学校打架,吸烟，成为学校的混混。多次被叫家长，而家长的说教，对他们并不起作用，甚至有的家长还打了自己的孩子，可他们还是那样照常混。屡教不改，也因此父母与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甚至他们中的几个人宁愿住在同学家或者呆在网吧，也不愿回家。他们变得越来越坏，旷课，逃学还打老师。他们差点就被学校开除，还是他们的父母对学校主任好说歹说，又握手有下跪的，才没有被开除，叫他们“休假”两个月，说让父母好好管教管教，把他们的思想弄正了再来上学。

于是，父母各自领走了自己的孩子。几个父母聚在一起商量过对策。有一个父母提议说：“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说也是一个叛逆少年，也像我们的孩子这样，他的父母亲于是把他送到偏远的山村磨练改造，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再把他们的孩子接回来，他们的孩子比以前听话多了，知道父母不容易，知道要好好读书，知道要珍惜身边拥有的一切。“经过商议后，父母亲们决定就这么做。于是，他们回家后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或哄或骗或采取强硬措施捆也好，绑也罢，当然这说得有些夸张，反正把他们的孩子都弄到了那个山村。

到了那个山村，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那一排排像窑洞一样的特殊房子。经多方打听，父母们终于找到了那户人家，父母们同报导的那户山村人家交涉了一会儿，那户人家表示很乐意办这件好事，并说上一次的那个孩子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乐趣，相处之间也多少有了一些感情，还说他们都只是孩子，还不太懂事，能帮助他们自己也很乐意。父母们临走前望了一眼自己的孩子，并对户主笑着说一了声谢谢后，正准备用手在腰包里掏钱给户主，这时，户主忙上前阻止说：“别-别，不用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您不嫌苦着您的孩子，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况且我们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有钱也未必买得到东西，还要跑老远上城里去买，车费也要花好多钱呢。我们这里虽然生活清苦了些，但也能够生活。您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不就是让他们吃些苦头么？”听了户主的话，家长们把钱收了回来，觉得说得也对，于是告别后都返回家里去了。只留下孩子们。

一开始，几个少年极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密谋过要逃走。终于，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集体出走了。害得户主的儿子打着灯和父母一起找了大半夜，可没有找到。户主一家子见找不到就只好先回家看看再说，心想可能他们已经回到“家”中了。可回到家后，仍不见人。户主一家子愁得在家一宿没睡。谁知，第二天早晨，他们正准备再去找，刚走出门，就看见几个少年回来了。原来几个少年不识路，不知道能到哪里去，他们走累了躺在草路边睡了一宿就又原路返回来了。户主一家并没有因此对他们说什么，只是一如既往地照顾他们。

户主的儿子每天很早起来，就叫醒他们，让他们陪自己到村中的破学校去上课。开始，他们只当做玩玩而已，高兴就去，不高兴就不去。甚至有一次做得很过分，他们说，走累了，叫他先走，他一开始不愿意走，怕他们又跑了，但是他们却骗他说：“你要赶时间去上课，我们实在走不动了，我们歇会儿再走，我们知道去学校的路，去过几次的嘛。”他信以为真，就往前走了一会，谁知还没走多远，他们就往回跑，于是他就返回去追他们，在追赶嬉戏中他们成为了朋友。

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很关照他，因为他比较小，他们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有时候，像上次一样骗骗他，有时候对他很好。原本“好饭好菜好东西”都给他们吃的，现在他们给他吃，还说：“你身子那么瘦小，要多吃些补补，才能长得像我们一样强壮。”这些日子的相处，令他们改变了很多。他们开始懂事起来，他们也知道不能白吃人家的，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虽然户主没有说什么，但他们在心里都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日常的重活他们都抢着干，说实话，他们除了那打架的力气，真的就没有什么了。他们也经常说些赞美户主的话，而那些话，那些卖口乖的话，他们也曾经用它们骗过自己的父母，赞美他们是为了骗到钱好上网去玩，但现在他们的赞美话是真心的，不为什么，只为了心里好受些，这是他们曾经惯用的伎俩。虽然说谁都愿意听好话，谁都会有一点点虚荣心，但户主却把这些话没怎么“当回事”,他们听更多的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相当于“赎罪的心理”，让他们的心里能稍稍好过些。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慢慢有了感恩之心，悔改之意。

这之后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但都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事，自不消说。只说说其中有意义的一件吧。

春末早过，正直夏热季节。有一次，他们带着他走着去城里。他们来之前手里还有些零钱。几个人凑起来有100来块。他们到一个小餐馆大吃了一顿，边吃边往他碗里夹菜，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很开心。吃完后，他们还去买了些用的东西，例如买了十几带那种袋装洗发水，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回到家中他们就用凉水冲凉，冲去一天的热气，还洗头发，用买的洗发水，他们用“完”一袋就扔了，而他还要捡起来收着准备下次再用，他们叫他扔了，说：“你下次要洗的话还有。”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当然知道还有，但他也知道不能浪费，要节俭。他们用的里面还没有用干净，用完全。他还没有向他们一样泯失农村孩子本应有的节俭品质，这让我很感动，也很庆幸。

就这样，很快两个月就过去了。父母们来接他们，他们变了很多，见到父母立刻拥抱过去，哭了起来。抱成一团，哭成一片。父母们带着孩子向户主一家子再次表示感谢，匆匆告别之后就走了。

父母领着各自的孩子回到家中，他们都变好了，父母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只是，我在想什么是洞穴之光呢?是真情吧，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帮助，或者也可以说是希望。没有人是无可救药的，即使堕落下去而无法自拔，但只要有人肯真心帮助他，拉他一把，他是可以出来的。

我终于一股脑儿把这个故事写完了。其实，这个故事一直都存在于我的脑袋中。只要有人对我讲起他小时候或年少时如何叛逆，抑或想起自己儿时的叛逆，我都会想到这个故事。当时，看过之后，感动过之后，还没有想到要把它写下来，只不过它一直都存在在我的脑袋中恋恋不舍得离去，让我时时恋恋不忘，我才想到要把它写出来。

篇3：《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符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