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生平简介及故事（精选6篇）
篇1：陆游生平简介及故事
王安石生平简介,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古代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大都收集在《王临川集》，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生平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着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签书淮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公事、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江南东路(在今江浙一带)刑狱。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点金成铁的故事
王安石一生写了大量诗文，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句名篇。然而，他也有一些修改是弄巧成拙的。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是唐人的名句。诗人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托“幽”，逾显其幽，这两句诗把静景写活了。但王安石看后，却不以为然，大笔一挥，改为“一蝉不噪林逾静，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客观事物，把诗句改得韵味全无，无怪乎当时的诗人黄庭坚讪笑他“点金成铁”。
王安石改诗的故事
王安石手迹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诗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镇江对岸的瓜洲时所作，写好后很快就流传开来，不少人为这首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的诗击节赏叹。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绿”字，将形容词用作动词，把春天来到时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机极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画出来，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极其传神、富有动感的图画，把人们带进了美妙的艺术境界。后来，有人发现了这首诗的草稿，发现总共只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处进行过修改，其中那个最为人称道的“绿”字，竟然前后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后来在一旁写了“不好”两字，又改“到”为“过”，大概是觉得“过”仍嫌死板，复又改为“入”字，但“入”字显然也不称心，又再次被改为“满”字，“满”字当然没有“绿”字好，最后还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见，在这张涂得乱七八糟的诗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王安石--明月与黄犬
据说，王安石做了宰相后，在政务闲暇时，常常翻阅各地送来的诗文。有一天，他看到广东有个秀才写的诗：“彩蝶双起舞，蝉虫树上鸣。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他看了第一、二句，点头称赞;看到第三、四句，便禁不住暗笑起来：“明月”怎么会叫，“黄犬”岂能卧于花心，必然是少年学子乱弹琴。于是，进屋把这两句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自以为改得好，既用了原韵又切合实际，同时诗味又比较浓。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迫辞去宰相职务。真是无官一身轻，王安石到各地去游玩。一天，他来到潮州，偶然同当地的一位老秀才谈起这件事。老秀才捻须笑笑说：“大人有所不知，在我们这一带，有种小鸟叫明月鸟，常在夜晚鸣叫;又有一种小虫，色黄，形体依稀若犬，民众习惯称它叫黄犬虫，夜晚喜欢蜷息在花心里。”说得安石面红耳赤。王安石感到内疚，想起几年前乱改那位秀才写的“明月诗”，完全是因为自己无知而铸成的失误。后来，王安石还专程拜访了那位秀才，并当面表示了歉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史·王安石列传》
○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
——王安石《上时政疏》
篇2：陆游生平简介及故事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颠沛流离
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萧红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萧红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5万）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
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暂幸福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在观象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
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萧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情感破裂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两人的感情纠葛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1936年7月16日，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民族危亡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活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底，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因病身亡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
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萧红的作品
诗歌：《可纪念的枫叶》、《静》、《偶然想起》、《栽花》、《春曲》（六首）、《幻觉》、《八月天》等
散文集：《萧红散文》、《商市街》、《桥》、《跋涉》
短篇小说：《哑老人》、《两个青蛙》、《腿上的绷带》、《红的果园》、《两朋友》、《黄河》、《汾河的圆月》等
散文：《弃儿》、《女子装饰的心理》、《镀金的学说》、《感情的碎片》、《天空的点缀》、《小生命和战士》等
鲁迅与萧红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何以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在情感上，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一辈子都对她很冷淡。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很普通的一个女人，但是性格特别好。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许广平对鲁迅好得无可挑剔，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分身，只是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时还在鲁迅家聊天；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极为稔熟，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都洋洋万言。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她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就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
萧红萧军
萧红被她的第一个男的骗了后，大着肚子在旅馆，因为没有钱付房钱，所以困苦不堪。萧军也是当时的作家，他们两人相遇后，萧军将她救出了旅馆，正巧那时候旅馆淹水了。后来萧红生了一个女儿，送给别人抚养了。她和萧军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后来因为矛盾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就分手了，在分手后，萧红十分的痛苦，当时的萧红也怀了萧军的孩子，不过萧军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流产了。
萧红的故事
一半骨灰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先生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先生正在接受审查，行动不自由，竟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心迹。这篇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第一次告诉读者，萧红出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被认为不吉利而说成是阴历初八生日。逝世于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而不是被人误传的11点。
至于萧红尚有另一半骨灰留在香港的事，端木先生只对好友、广东著名作家秦牧先生讲过，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根本无法辨认。因身体原因，端木先生委托香港大学教授小思女士等去女校找寻，小思来信，说后山前几年已被校方翻耕修整过，没有什么发现，端木先生非常担心，认为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三个男人
关于萧红的影视剧中，常常有“萧红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之类说法。
1937年，端木蕻良到青岛，写了散文《青岛之夜》，问起萧红时，端木未多言，对萧军更是一字不提。1950年，骆宾基到青岛做讲座，称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要数萧红最好。
1979年，鲁海首次给萧军写信，后来又寄去一张观象一路1号的照片。随即收到了萧军的回信，信中附诗《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近蒙鲁海同志赠以青岛观象一路1号，前所故居小楼照片，感成二律以志。其中第二首正文为：“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其中隐隐有萧红的影子。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相逢不识
因为特殊的年代，造成了很多人生的错乱。当年舒群被捕后便和妻子倪青华失去联系，到 1980年仍苦思“青华而今安在”，萧军也在寻找倪青华。而实际上，倪青华一直健在，曾任郑州某学校干部，但因为姓名变迁，舒群当年的名字是李书堂，萧军的名字是刘均，倪青华根本想不到两个名满天下的作家，竟是自己的故人。至于孙乐文，黄宗江等人一直认为他在抗战中牺牲，实际上，孙乐文在解放后曾任抚顺市秘书长。而那一时期，萧军也在抚顺，二人在同一城市，竟互不知晓，着实可叹。
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出生地，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在迎门堂屋中间摆设着“萧红故居”原始的砂盘模型。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悬挂有美国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治文先生、日本前野淑子女士以及著名瑞士女作家赵淑侠女士，加拿大女作家陈若曦女士的题词；有国内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方冰、方未艾，著名书法家廖敬文等人怀念萧红的题词与诗作。在展览的书柜中陈列着萧红的著作、传记小说、“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北京“吟红社”搜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乡的名著，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和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展柜中还有以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萧红故居”只剩3000平方米，是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它却以古朴典雅的新貌和不断充实的“纪念萧红的展览”赢得了来访者的普遍赞誉。从1986年端午节开放以来，萧红故居已接待了上万名中外游人，仅国际友人就有15个国家的游人来访。这里已成为北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明窗口、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旅游的文化圣地。历史评价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林贤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夏志清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并给予《呼兰河传》很高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篇3：胡乔木生平及学术简介
胡乔木出生于1912年6月1日, 江苏省盐城县鞍湖乡人。1924—1930年在江苏省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并于1930年下半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之后两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1941年2月起, 胡乔木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并且负责进步青年的革命教育工作, 他还协助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解放战争时期, 胡乔木先是在陕甘宁边区主持土改工作, 后来又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达西柏坡以后, 胡乔木主要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还多次为党起草重要文件。在他的领导下, 新闻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贡献, 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54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6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参与编写《毛泽东选集》1～4卷, 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他还参加起草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 为国家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胡乔木虽然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但是他仍坚持研习马列主义著作, 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胡乔木主要领导关于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他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 亲自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 并协助邓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等著作。他不顾体弱多病, 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二、学术贡献
(一)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胡乔木认为, 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中国式的标新立异的马克思主义”有点歪曲,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管运用在哪个国家, 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 有自己民族本身的优秀文化,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考虑如何才能把中国的文化, 历史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并且加上新的内容, 让其发展成为适合中国,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对中国的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所以,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 利用现有条件认真并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关于革命和历史。《共产党宣言》认为, 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这是一个有疑问的立论。这只是从某一个方面出发来讲, 历史很复杂很丰富, 我们不能仅仅从某一方面去研究, 而是应该全面的研究历史。作为革命家, 当然会以革命为重心, 认为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对于生活在和平阶段的人们来说, 他们认为, 革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生存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但是在和平时期, 斗争并不是不存在的, 只是不占主导地位, 所以我们也不能否认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很多拥护者, 很多群众刚开始可能不了解革命, 害怕革命, 甚至反对革命。但是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 人们开始不断向革命靠拢, 并最终投身革命。
3.关于民主和专政。胡乔木认为, 民主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怎样民主需要很有艺术性的处理。就像他当时在给中央起草文章的时候, 既要民主地考虑到党内各方面的情感以及需求也要考虑到大家的意见, 不能偏袒了任何一方。要找到最大公约数, 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
对于讲民主, 像瑞士那样的小国也要用一年多时间来投票, 如果在中国, 这是不可想象的。国家这么大, 民族这么多,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很难工作。所以民主和专政都不是绝对的, 要视乎本国的国情, 找到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方式。
(二) 胡乔木的新闻出版理论
1.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认为,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他认为, 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又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所以共产党也具有先进性, 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不能说它的党性来自于人民性, 而是仅仅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因此党报在出版时应该加强与与群众的联系, 代表党的利益的同时也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遇到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不是用人民性这个难以界定的词来一言以蔽之。
2.新闻工作的改革。首先, 新闻体制和新闻宣传的方式要多元化。政治生活本身是多层次的, 从中央到地方, 还有各个部门。社会结构也是十分多元化的, 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新闻作为宣传教育的工作应该从多方面来切入, 从经济理论到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工作要用系统的方式来加以报道。胡乔木认为, 报纸应该对技术革命进行重视, 加大对技术知识宣传方面的力度, 有很多东西都是几十年还不变的, 革新意识太弱, 新事物推广起来很困难。所以, 报纸应该多宣传创新意识, 不能一味的墨守成规。其次, 对于新闻自由的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像一些重大政策的推行, 如果有人随意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反对的意见, 那政策实行起来就会有困难, 所以要警惕个人办报的行为。另外, 对一些低级趣味的小报政府应该管一管, 新闻自由很重, 但是对报纸的出版也要有监控, 要能找到它的责任人。再次, 对于报纸宣传的内容, 范围应该要广一些, 丰富一些, 同时要具有真实性。有的报纸会有很多重复的内容, 或者名不副实, 这些现象都是应该受到控制的。当然对于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报纸来说, 内容则不能过广, 过散, 而是要围绕那个专业领域来谈。另外, 虽然报纸可以有一些商业化的操作存在, 但是不能过于商业化, 对于读者应该知道的信息, 应该满足, 不能随意加以收费及变相收费。最后, 对于广播电视, 要办得更加生动活泼, 办得更加吸引人。要借鉴外国一些电台的成功经验, 培养权威的评论员, 让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和观众多做交流。电视、电台的评论员和播音员不能一味的照本宣科、读稿子, 而是应该中肯、扼要、生动地进行评论, 应该讲得十分吸引人们的注意。另外, 电视节目里的精华往往昙花一现, 播完就看不到了, 报纸应该多加利用这方面的信息。
(三) 胡乔木对语言文字的贡献
1.推广普通话。胡乔木认为,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人为地破坏语言规律,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可以利用这种规律, 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汉语的演变过程、历史发展以及现实情况考量,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普通话已经存在, 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创造普通话而是如何推广已经存在的普通话。各个地区的人民都希望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和互动, 所以他们之间就必须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推广普通话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用人为的手段去削弱方言。另外, 方言的削弱是一个必然现象, 我们不能用暴力的手段去限制它。另外, 因为推广普通话会受到一些误解, 甚至会受到一些语言学家的不理解, 这种不理解说明方言还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时候应该顾及到人民群众的感情, 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
2.整理和简化汉字。简化汉字这是本身就存在的, 是个既定的事实, 胡乔木认为, “现在的问题, 就是对这些存在着的简体字加以承认, 给它合法地位, 使其合法化、合理化。”其实简体字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时间了, 但是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规范, 还没有对每个汉字提出一个规范的简单的写法, 在古代, 我们往往把繁体字当做是正体, 没有重视简体字的地位。但是繁体字难学、难记又十分难写, 不利于我们掌握知识。当然简化汉字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首先, 简体字可能会破坏了汉字的传统, 有些简体字在古代可能另作他意。其次, 有些人认为简体字不够庄重、严肃。最后, 有一部分人认为, 简体字颁布之后, 本来认识字的人可能又要重新学习, 这要既费时又费力。这些缺点都值得考虑, 但是从大局来看, 只是暂时的困难, 胡乔木认为, 汉字现在很乱, 版本繁多, 地区差异大, 更不利于交流。把汉字统一标准, 再加以简化, 更方便大家学习知识以及交流。第一, 简化汉字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减少汉字的结构单位和结构方式, 减少汉字的部件。第二, 要减少汉字的笔画, 笔画复杂不仅难写, 也给汉字的机械化应用带来不便。第三, 要尽量让汉字可以并且便于分解, 这样比较方便记忆, 减少思维混乱。第四, 要减少一些难认的字并采用形声字的方法。第五, 尽量减少多音多义词, 我们在简化汉字的时候可以尽量避免歧义的发生。第六, 关于人名和地名, 应该用常用的字, 少用一些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字。第七, 国家应该规定造字法, 防止人们随意造新字。第八, 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 应该使用便于检索的字。
3.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胡乔木认为, 汉字最后都会走上拼音的方向。首先, 拼音文字利于初学者学习, 因为拼音文字就算不知道它的含义, 至少也能读出音来。而对于汉字, 大部分人都会要借助字典才能正确读出、写出汉字来。其次, 因为汉字的特殊情况, 有很多先进的技术不能利用。例如开国际会议的时候, 其他国家的发言稿只要直接发过去, 而中国的发言稿要先翻译, 这样无疑会浪费掉很多时间。最后, 汉字的现状实际上妨碍了汉族跟少数民族以及国际上其他民族的交流。因为汉字的音和意都难以找到规律, 不利于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学习中文, 所以汉字必须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摘要：胡乔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 是不可缺少的“中共中央一支笔”, 他在一生中参与编写了很多党的重要历史文件, 见证了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伟大时刻。同时他一生致力于党的历史的考证, 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曾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 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另外, 他也为汉字简化、普通话推广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胡乔木,党史,新闻,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胡乔木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篇4：老志诚生平简介及钢琴作品浅谈
关键词：老志诚 南北牧童 艺术特点 历史意义
一、生平简介
老志诚与王洛宾、曹试甘被誉为北师的“音乐三杰”，老先生自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到其留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以来，他见证了大半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变迁，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其所做出的贡献上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前辈。
老志诚先生生于1911年，卒于2006年，是我国二三十年代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在中国音乐史上可称为“三朝元老”。老志诚先生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8岁半开始学习钢琴， 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钢琴，先后跟随吴伯超、王常青等学习钢琴，后又师从赴法留学归国的李树华老师进行深造。1931年，他在北平师范学校成功的举行了个人毕业音乐会，是我国最早在北京举行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被誉为“我国近代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第一人”。
二、钢琴创作特点
《牧童之乐》无疑是老志诚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32年，正处于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便是用西方传统技法来演绎中国传统音乐风韵。
这部作品是在老志诚先生游玩于香山之后，对北方田园风情和牧童放牧之景的感慨之作。通过与《牧童短笛》的对比，可以明显感受到生活环境对音乐创作的影响。自古我国就形成了南放柔美北方刚健的音乐特点，这与其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紧密联系。北方气候干燥，山水之间展现着粗犷与刚烈之美，与南方江南水乡，清秀柔和之美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在音乐创作之中，与《牧童短笛》小巧玲珑，起伏平缓的特点相比，《牧童之乐》表现更多的是自由豪迈，起伏跌宕，长气息的乐句犹如回荡在空旷山野间的回声。这些不同的生活体验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整体风格特点。
每一位音乐家在创作时都会受其自身专业素质水平的限制，在创作《牧童之乐》时，老志诚年仅21岁，但已有近12年较为专业的钢琴学习经验，从这部作品中不难发现有许多高于当时钢琴发展水平的演奏技巧，对节奏、和声的使用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根据文献记载，老志诚并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的作曲学习，而是凭借丰富的钢琴演奏经验和创作热情，在琴键上进行大胆的实验，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倾注于钢琴之中，所以可以说《牧童之乐》是一部即兴之作，所传达的信息更多的是情与景的结合，有着自己鲜明的独创特色，这也是作品他的作品不同于当时的学院派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师从李树华老师的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法国流派的音乐，并经常听到李树华对德彪西钢琴作品的演奏，在这一潜移默化之中，老志诚的钢琴创作中无意间也会流露着印象派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齐尔品会说这部作品有点像德彪西的东西的原因。
三、时代特征
1915年由赵元任编写的《和平进行曲》，作为由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钢琴曲，开启了中国钢琴发展的萌动时期，此时期的创作主要是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主要以赵元任、老志诚、萧友梅等音乐家的创作为中心，在这些音乐家中老志诚是唯一自幼便学习钢琴，并以音乐为本职的音乐家，所以在近现代音乐史上视老志诚为“北平钢琴界的核心人物”，其创作于1932年的《牧童之乐》，既是萌动时期的巅峰之作，又是繁荣时期的开篇之作，其作为过渡时期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如杨仲子所说：“我以为老志诚的《牧童之乐》可以说是具有中国民族风味钢琴曲的开山之作。”他代表了萌动时期的探索结果，也为之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中国钢琴发展的繁荣时期。
在30年代初，无论是音乐发展环境还是专业音乐教育条件方面，南方远远要优于北方，尤其是以国立音专为主的各专业院校，在音乐史记载中也是以此阵营为主，而对当时北方的音乐发展状况记载甚少，因此，可以说老志诚的这部牧童之作参赛1932年的“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并获二等奖荣誉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是当时唯一一位来自北方的获奖者，也是唯一一位非专业音乐学院的参赛者，但他的作品却得到萧友梅与齐尔品等音乐家的高度赏识。在1935年夏齐尔品特地赶往北平为老志诚举行颁奖音乐会，并将《牧童之乐》带到东京出版，在世界各地演出时也经常演奏这首乐曲。1947年，中国近现代钢琴家李献敏和周小燕在第一届“布拉格之春”演出中演奏了《牧童之乐》与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将中国的南北牧童领上欧洲乐坛。
四、结语
一部在三十年代便走向世界舞台的作品本应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骄傲之作，但如今却成为资料室的尘封之作，很少被人演奏，即使在曲谱的刊印上也极为少见，目前得到曲谱的途径只有《拾遗》选集一书，或电子版本，在众多的中国钢琴曲集中很难见到对这首作品的收录。相反，另一部牧童之作《牧童短笛》被列入六级考级曲目，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是每个琴童都会接触的一部作品，并且是刘诗昆、殷承宗等一批早年钢琴家的音乐会保留曲目，起到了有效地推广与传承的作用。《牧童之乐》也急需找到合适的传播途径，目前它更多地是受到音乐史学界的关注，一部钢琴作品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所拥有的学术价值，而是拥有更多的演奏着，更多的聆听着。老一辈钢琴家如周广仁、赵聆常常将两首牧童作品一起演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作用，但仅此微薄的力量是难以承担起传承的重任，作为年轻一代的钢琴专业学生，也应该有此荣誉感，莫使更多优秀作品被遗忘。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老志诚也被视为北平钢琴界的核心人物，为推动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做出贡献，在现在重技轻艺，贪大求难的发展趋势之下，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这些探索时期的音乐家的创作，认为他们的技法不够纯熟，或与当今世界的音乐发展不接轨，任由这批真正属于自己的宝贵财富自生自灭，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都是在这些前人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取得的，只有记住源头从何处来才能更好地将流沿着河脉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刘再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3]老志诚.老志诚音乐作品选集拾遗[M].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2.
[4]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莽克荣.老志诚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6]魏廷格.他依然谱曲不止、抚琴不辍——老志诚先生访谈录[J].钢琴艺术，1997，（04）.
[7]吴晓娜.中国风钢琴语境的拓荒者、先驱者——论老志诚20世纪30年代初的钢琴创作[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02）.
[8]王小强，王小力.勿让已走国门的钢琴精品在国内失传——学习齐尔品成对演奏“南北牧童”的成功经验[J].中国音乐，2010，（02）.
篇5：邓稼先生平简介及事迹
邓稼先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篇6：陶渊明的简介及生平资料
陶渊明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那么他的详细生平简介你了解多少?
简介/陶渊明[东晋诗人]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 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人物生平/陶渊明[东晋诗人]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文学成就/陶渊明[东晋诗人]
诗文作品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
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时运(并序)》、《荣木(并序)》、《赠长沙公(并序)》、《酬丁柴桑》、《答庞参军(并序)》、《劝农》、《命子》、《归鸟》
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九日闲居(并序)》、《归园田居五首》、《游斜川》、《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乞食》、《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答庞参军(并序)》、《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连雨独饮》、《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于王抚军座送客》、《与殷晋安别(并序)》、《赠羊长史(并序)》、《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悲从弟仲德》
卷之三 诗五：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还旧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二十首(并序)》、《止酒》、《述酒》《责子》《有会而作》、《腊日》
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拟挽歌辞三首》
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归去来兮辞》
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并序)》
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
作品类型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桃花源记》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文学思想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故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艺术特色
语言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梁实秋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如农家口语，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生动鲜明。苏轼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体现了一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的巧妙构思。
手法
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