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读《呼兰河传》(作品赏析)

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读《呼兰河传》(作品赏析)（通用2篇）

篇1：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读《呼兰河传》(作品赏析)

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莹，19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30年，想要求学的萧红，不顾父亲安排的婚约，悄然来到北平。娜拉式的出走使得她断绝同家族的关系，从此走上了漂泊的人生旅程与文学道路。萧红先后与与萧军、端木蕻良两位东北作家相识并缔结婚约。1935年，鲁迅的推崇使其作品《生死场》在文坛一举成名。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得她成为黑龙江、哈尔滨、呼兰河畔的文化印记。此后萧红因战争颠沛流徒于西安、武汉、重庆、香港等多个城市，在短暂的一生中先后创作了《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优秀的作品。生命末期，萧红宿疾越发沉重，辗转病榻的她怀着对战争的恐惧与被人抛弃的焦虑处处转移，痛苦不堪。1942年1月22日上午11时，萧红在法国医院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弃世，享年31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如同流星划过天际，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她的人生传奇和她的文学。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萧红的这部巅峰之作，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呼兰河传》动笔写于武汉时期。多年的辗转流徙，让萧红难有安宁的写作环境，到香港后，萧红终于可以潜心完成它。1940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萧红沉浸在对故土和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与怔怔思念中，同时也融入了她对人性和社会的审视与思考。作为呼兰河孕育出的极具个性的女作家，萧红的才华在《呼兰河传》中得以最大凸显。在时间的长河里，多少名噪一时的作品旋即湮没无闻，但《呼兰河传》却常读常新，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与之对话。《呼兰河传》让萧红远远超越了她的时代，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也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的歌唱。

《呼兰河传》开篇就以一种宏阔的视野，关照中国北部一个偏僻小城的气候风物、人们的精神状态。叙述节奏舒缓，让人在“慢”阅读中感受闭塞的呼兰河那迟滞的历史进程。随着情绪的充分酝酿，作者开始传达那份关于生死的虚无。这种淡淡的感伤自然而然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呼兰河传》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人物和故事迟迟没有出场，前几章持续呈现呼兰河小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小城迁延流转的风俗，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等等。这些仪式填补了小城居民的精神空间，制造出一个个诗意的高潮。而萧红在呈现这些儿时记忆里的精神盛宴时自然融入了自己深沉而伤感的人生感悟，于是呈现在其笔下的风土人情，就具有了别样的功能和内涵。如在呼兰，每年四月十八都举办娘娘庙大会。面对娘娘庙里的塑像，萧红以戏谑的口吻，发出一番关于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命运的议论，嬉笑中寓有庄严。在生命后期，萧红远远超越同时代女性之处，就在于其内心早已生成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生存处境有着独到的认知。

《呼兰河传》中，萧红用女童视角关照儿时记忆，基于简单、清丽的文字，构建起一个自由无虑的特定时空。萧红短暂的一生都是在战争的驱赶下辗转，从异乡奔往异乡，期间夹杂着感情的痛苦与病痛的折磨。而在生命的后期，这对故园和童年的精神往返，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即便写到祖母的死也难以掩抑这份童年的喜悦。在当时灰暗的社会背景下，萧红创造了一个光明的大自然的童话世界。回忆能让人安静，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一直平静缓慢地叙述着，很久以前，那片遥远乡土上的人和事。通过她坎坷的人生历程来遥看记忆中的童年，童年的故园就成了萧红的精神家园。如此诗意的时空，与成人世界的阴冷、焦虑、愚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萧红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使这种明显的回忆性的叙述姿态里，她对记忆中故园人物的关照，也常常在流露同情的同时，带有淡淡的讽刺，表现出她基于国民性弱点而做出的属于自己的思考。这样，文字在平和温馨背后，亦有让人省思的深刻。于是，故园回忆就不再落入乌托邦建构的清浅与甜俗。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形象。通过女童叙事者的眼睛，萧红不仅在为小团圆媳妇的命运叹惋，更为深沉的，却是她对看客们的出于国民批判的审视与不时流露出的讽刺。对于有二伯的刻画，萧红采用的女童视角自然无法体察有二伯悲剧的根源与内涵，所以童稚的观察所得，消解了有二伯的悲剧感，使之洋溢着一种淡淡的滑稽与喜感。萧红还见证了冯歪嘴子收获女人和孩子的喜悦以及他一家接踵而至的苦难。然而，生活在流言蜚语中的一家，只是静静享受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幸福。卑微求生者那份坚定的生活态度，被作者描写得分外动人。在叙述过程过，萧红始终对笔下人物怀有深深的认同，充分彰显其内心深处自然而生的悲悯情怀。

正是萧红笔下的这些风土呈现，刺激了人们对这块土地的想象。萧红和她的文字，久而久之变成了这块土地的独特标识。《呼兰河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卓异的风格，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独特品格。优雅而任性、感伤而婉讽，令人迷惑。文字间寄寓着一个无乡女子渴望回家的徐徐倾诉，亦包含着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情感与理性的熔铸，让时年29岁的萧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如此特别的存在，这个名字因其独创性的文字而不朽。而呼兰河早已成为且不断成为众多读者的一处精神故乡。《呼兰河传》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说，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这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以其对故土的想象性触摸，刺激了太多后人对呼兰河、对后花园的想象，去不断传说她那坎坷、传奇而短暂的一生。

打开这本书，进入别样人生。合卷而思，《呼兰河传》里那个粉坊总是恍恍惚惚。住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吃着不干净的粉条也不会生病的粉坊里的人总唱着歌。“那唱歌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这歌唱，就是萧红式的歌唱，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的歌唱。

[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读《呼兰河传》(作品赏析)]

篇2：呼兰河的女儿

关键词：萧红 小说 女性群像

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误的，”[1]又说：“私有制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私产，当作商品。一切国产，—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2]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就塑造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来说，萧红是独树一帜的，这也许是因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和苦难。因此，她从一个觉醒了的女性的角度，时刻关注着家乡劳动妇女的苦难和挣扎。于是在她的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形成了她小说中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萧红为了揭露和控诉代表全部封建宗法四项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妇女的束缚和残害，用她特有的女性细腻的笔触，展示家乡妇女们动物般的生成状态。她们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比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1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年仅十二岁的她被传统势力葬送了性命（《呼兰河传》）；有的在病后得不到丈夫的照顾，悲惨地死去，如全村最美丽的女子月英（《生死场》）；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还有的为了活命，只好受人侮辱、玩弄，如《生死场》的缝穷婆子们。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与此同时，萧红还塑造了另一类的妇女形象，表现与歌颂她们不畏强暴，积极争取妇女解放和独立做人的权利。如《生死场》里的冯丫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夜风》里的李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毅然决然地领着儿子参加了革命军，一块去攻打张地主的宅院。有的因为反对日伪的黑暗统治，被关进监狱，如《两个青蛙》里的秦铮。继《王阿嫂的死》之后，《生死场》是萧红对于苦难女性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杰作。萧红在这里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着重描写北方农村妇女的苦难和不幸，呼号与挣扎，但书中的妇女已不像王阿嫂那样在含辛茹苦的生活中，活活地被地主踢死，而是在“生死场”上发出了抗争的呐喊声。王婆是萧红在《生死场》里着重刻画的一个人物。在她的身上，体现出某些正在觉醒与抗争的妇女们的很多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王婆是一个性格粗野泼辣，在她的心目中，不存在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节妇道”。她为了不受丈夫的气，带着儿女离开了第一个丈夫。第二个丈夫死了，她又和赵三同居。她在经济上独立，不需要赵三养活，也不受他的支配。在苦难深重的生活中，王婆含辛茹苦，倔强地挣扎着。可是她的生活一直没有好过。她得知李青山和赵三在秘密地组织“镰刀会”，便积极支持。她见赵三无望后，转而又去支持当“红胡子”的儿子反对官府和地主。儿子被官府捉住枪毙之后，她感到绝望，服毒自杀，结果，又活了过来。 “九一八”后，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的村庄，王婆又支持李青山、赵三他们秘密组织成立“敢死队”，反对日本人，自动给抗日组织站岗放哨，又默默忍受女儿牺牲的悲痛。在萧红塑造的所有女性形象中，王婆是性格最坚强，反抗最有力的人物。

《生死场》中另一个成功的女性形象是金枝。这个人物与作者的经历和气质非常接近。从金枝在清新明丽的“菜圃”中出现，再“到都市去”的路上艰难跋涉，到最后出家无门，都有萧红血泪斑斑的旅程的印记。善良、美丽的农家少女金枝，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一样，既急切地憧憬着爱人的亲近，又惧怕这种亲近的结局。她追逐着爱人的行迹，就像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可是，每次见面，“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萧红写这些场面，不是赞美爱情的甜蜜，而是谴责男人的自私。同时也预示了金枝爱情的悲剧结局。当成业心满意足的时候，金枝却在忍受屈辱和煎熬，她的有了硬块的肚子让她胆战心惊。粗暴的成业和金枝结婚后，不仅把怀孕的金枝当作泄欲的工具，而且竟然摔死了出世不久的女儿。这就是金枝追求爱情的结局。金枝几乎忍受了不幸女性的全部灾难——恋爱、结婚、生育、夭子、守寡、受辱，最后，当她横下心来要出家时，尼姑庵早已空空如也，她只好忍辱苟活下去。在当时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极为低贱。她们常常被“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和愛情。即使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得到自己的爱情，但常常由于男人的自私，在得到爱情的同时，也失去了爱情。

萧红笔下的“金枝式”的女性承担着一切自然与人为的重负，没有觉悟，没有反抗，像动物一样的生存着，麻木着。她是北方农村妇女在《生死场》上顽强挣扎的另一个典型。她比“王婆式”的女性更有代表性，更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萧红正是根据人类这种普遍的心理特点，塑造了许多“金枝式”的弱女子。这些不幸的女性，也和常人一样，有对爱情的纯洁的憧憬，有对孩子的深沉的母爱，有对美好生活的不懈的追求。但她们仿佛就是为了承受苦难才降生到世界上来的，她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萧红就生活在这些不幸的女性当中，或者说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她的笔己描写不出任何理想的色彩和浪漫的梦幻，而是蘸满众多苦难女性的血泪，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正因如此，萧红笔下这些不幸的妇女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注释：

[1]鲁迅《伪自由书·逃的辩护》，见《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

版社，1994年版。

[2]《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见《鲁迅杂文全集》第483页，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萧红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