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超我

自我与超我（精选8篇）

篇1：自我与超我

自我尽管本我能够知道它想要什么，但没有办法决定哪些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切合实际的，哪些不是。为了实现这种功能，心理发展了一种新的心理成分：自我。自我在本我和限制满足本我的力量之间调停。自我功能在出生后不久就开始发展，在数年内缓慢形成。

鉴于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即发现既安全又有效的东西。当本我表示它的愿望后，自我在现实中找到满足这个愿望的潜在的方法，预计使用这个方法的后果，然后或者采用这个方法，或者当这个方法是无效的或可能是危险的时候，推迟本我的满足直到找到一个更合理的满足方式。

例如，想象一下，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在她的房间里玩耍。本我发出信号表示攻击冲动要寻求释放，然后这个女孩伸手拿她的玩具锤。这时自我开始行动，审视环境。这个女孩的弟弟在附近玩耍，她是否用她的锤击打他的头部呢？自我从经验中知道这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惩罚后果，因此，对此说不，继续审视的过程。附近还有一大堆瓷器，自我确定敲打瓷器不会有害处，因此，这个女孩改为敲打瓷器。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从自我对这些想法的比较中，心理发展并改进它的更高层次的活动：语言、感知、学习、辨别、记忆、判断和计划，所有这些都是自我的功能。

超我想象下三年后，同一个小女孩再一次坐着手里拿着锤子，寻找击打的东西。她再次想到她弟弟的脑袋，并再次驳回那个可能性。然而这一次，她驳回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那将带来惩罚，而且因为那是“坏”的。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已经发展了一个超我超我是心理的一部分，代表内化了的社会和父母的道德标准，后者更为重要。这个超我，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良心”，它对现实的考虑不如本我多。不考虑什么是现实的或可能的，超我接受一个抽象的道德理想并要求抑制本我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以符合那种理想。然后自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满足本我同时不与超我对抗。

因此，在充分发展的心理结构中，自我要处理三个相当矛盾的方面：本我，它只试图满足它的不合理的和不道德的要求；超我，它只试图满足它的严格的理想；现实，它只提供一些有限选择。

当我们考虑结构假设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本我、自我和超我不是心理包含的东西，甚至不是心理的组成成分，而只是弗洛伊德为内心力量的概括性的类别所取的名字。在讨论这些类别中，很难不将他们作为实际的实体来讨论——本我强烈要求得到满足，超我要求相反的东西，而自我在它们之间跑前跑后。但是这些只是一种隐喻，仅此而已。

篇2：自我与超我

1、性格测试-----认识自己

2、JOHARY视窗

3、本我，自我，超我。

1.本我a.本我是人所具有的动物性的原始本能、欲望和冲动，是人的生物性的禀赋，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七情六欲。

b.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或是随着生理成熟而必定会出现的。佛洛伊德认为最重要的本能

是一生都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c.本我没有结构，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感，它不分好坏，不讲善恶，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本能的欲望、冲动立刻得到满足。

d.本我在满足自身冲动的活动中，不能考虑到现实情况是否允许它这样做e.本我是人格发展的基础，是人格能量的来源，即心理能量的源泉

c.d.这两条，被佛洛伊德称做本我的工作原则：快乐原则，或唯乐原则，即 它不考虑善恶，也不考虑现实

2.自我 ego

a.自我是在本我的挫折和失败中发展起来的单纯的本我，仅仅依靠快乐原则工作，并不能总是成功，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而

且它经常遭受失败和挫折。婴儿饿了，要吃奶，这是本能冲动，按照快乐原则，他立 刻寻找吃奶，但不一定成功，于是他碰到什么都吸吮，吸手指，但是这样做并不能消 除饥饿。由于单纯的本我不能保证人适应环境，人格中的第二个系统，自我，发展出 来了。

b.自我是为本我服务的，它在环境中寻找满足本我的途径，即寻找满足冲动欲望的途径，它的目的是保护本我，满足本我c.自我的主要功能，是考虑现实，它代表着人的理智系统，包括：感知觉，判断，推理，思维，在心理健康、顺应良好的人身上，它是人格的执行者。换句话说，一个心理健 康的儿童或成人，它的人格中自我这一部分应当发展的比较好

d.自我的工作原则是：现实原则

f.自我属于意识部分

3.超我 super ego

a.超我是人格系统中最后发展起来的部分

b.超我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

自我理想：什么是好的，善的，理想的道德规范，应当受鼓励和奖赏的良知：什么是坏的，恶的，不道德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

c.超我与本我对立，也与自我对立

本我───→（唯乐原则）立刻满足冲动

自我───→（现实原则）延迟满足冲动

超我───→ × ×追求道德完美

d.超我代表了被社会认同的良好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e.超我也要吸引本我中的心理能量，它充当人格内部的道德审判官，需要去防御、压

篇3：自我与超我

这种探讨具化到文本中, 就是让叙事者“读书”的我以隔膜的态度来讲述翠姨的切身体验。随着“我”的注视, 读者发现:翠姨的幸与不幸都始于一个具有着转折意义的生命事件发生———她的妹妹订婚并于不久就出嫁了!这个事件之所以有转折意义就在于它的发生把翠姨抛入“寂寞”、选择的处境。“不但翠姨自己觉得单调, 就是她得祖父也觉得她可怜。”虽是可怜却也是幸运的。说其幸运, 是因为被抛入了选择的境地即意味着被迫面对自我。从而也就面临着一种个人主体自我建构的可能性。何谓自我呢?就是个人的主体身份感, 具体而言, 他体现的是一种关系, 一方面, 它讨论是“我”与他者的关系 (包括自然、他人、社会、民族等等) , 亦即探讨人的归属感问题。另一方面, 它讨论“我”与我自身的关系, “就是一种使自己与自己关联的关系, 或者说是在关系中使自己与自己关联……”。惟有在对这两种关系的主动把握中, 个人主体才会获得一种理智与体验综合而得的自觉认知:我是谁?我在何方?将走向何地?换言之, “我是什么, 必须理解为我要成为什么”。对翠姨而言, 我要成为什么, 首先就意味着不要成为什么。即两个否定性命题的出现:第一, “女孩子结婚太早是不好的!”女性对自我的理解总是直接与婚姻关涉。也就是说在“我”与丈夫 (他者) 关系中建立。我们注意到:想不到什么丈夫, 什么结婚, 对妹妹订婚一点也不羡慕的翠姨突然开始思考结婚的问题。问我“是不是一个人结婚太早不好, 或许是女孩子结婚太早是不好的!”也听了许多别人议论男学生结婚的事情。愤愤不平的翠姨很快就得出了自我理解的第二个否定性命题:女孩子不读书是很坏的!当众人批评指责男学生的负心与不负责任时, 翠姨却通过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反省和思考, 认为过错在女性自身上———因为女性自己没读书!换言之, 翠姨, 以她对女性自身的反思, 在包围着她的传统空间中获得了自我得以确立的核心之山:女孩子读书好。伴随着这种道德态度的出现, 翠姨拥有了属于她自己的道德视界, 并由此构筑了自我建构得以进行的道德空间。

“独立”的翠姨并不拒绝婚姻, 她否定的是她的长辈所指定的新郎人选, 她要自己做选择!所以她喜欢上了我的堂哥哥。这种恋爱, 无疑是婚姻框架获胜的另种形式的证明。但, 崔姨的“独立”却还是在婚姻中他者的“注视”中被彻底注销了。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今天又见了我的哥哥, 她不能不想哥哥大概是那样看她的。她自觉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 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 她自己一天把这背了不知多少遍, 她记得清清楚楚。”也是在这种自我勾销中, 绝望就这样一点点渗透到翠姨生命的深处, 让她无力挣扎, 也不想挣扎。

如果说妹妹出嫁是翠姨生命中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话, 那么她到哈尔滨办嫁妆应该是她生命遭遇的另一重大事件。在哈尔滨, 翠姨象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 受了他们的不少尊敬。这些男同学处处尊重女子给翠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印象之强烈足以构成翠姨之自我的另一个核心之善:尊重。自此, “尊重”便与“读书”并列成为翠姨自我建构不可或缺的两项所指。婚姻中, 女性对自我的理解总是与他者 (丈夫、恋人) 相关。换句话说, 婚姻中男性对自己的尊重才是翠姨最为看重的。也因此, 翠姨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 不野蛮, 不会对女人不客气, 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所以, 与其说翠姨拒绝婚姻, 不如说翠姨渴望在婚姻中被尊重地爱着。而这点她的未婚夫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仅做不到还可能比妹夫更加可怕。所以翠姨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 她就恐怖!而“我的堂哥哥”的出现实际上位一直在拒绝传统旧家某人妻子的身分的翠姨提供了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确认自己作为追求者、恋爱者、独立自由的性别自我的机会。但是, 无论是他人眼中“时尚”的翠姨, 还是哥哥眼中“有家室瑕疵”的翠姨, 全都是在翠姨的想象中完成构建的。想象的完满所昭示的正是现实的无力。也正是因为现实层面的无可奈何, 翠姨只好选择, 以身体的死亡来斩断她与现实世界的实质性联系, 并借此获得自己灵魂自由的完满实现。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 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是不对的。……我的心里安静, 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如果《小城三月》仅仅停止于此, 那么这个文本便不足够分量成为开启萧红式思考的钥匙。如果说翠姨的形象刻画是萧红对中国女性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刻画, 那么文本中, 三个女性声音交叉纠结中对东方女性文化心理和处境命运所做的努力和超越, 更是成为文本之关键亮点所在。

综览全文, 文本中出现了三个女性声音:“我”一个深受现代文明熏陶走向未来的正在形成之我, 纯粹在东方传统规范下成长起来的翠姨和隐含作者———作家本人之我。文本正是试图通过对这三个东方女性生命形态的比较, 尤其是翠姨和作家之我本人的命运的对比, 来反思造成她们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从上面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在翠姨自我得以建立的意义框架中, 她所追求的无论是作为强势之善的读书, 还是随着咸与维新而蔓延开来的时尚潮流。本身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目标虽以自我独立的面目示人, 但如果我们试图对其存在前提加以考察的话, 就会发现其存在的合理性早已被他人所抽空。例如, 翠姨认为不读书是不好的, 就正是翠姨在“听了许多别人家的评论”, 用自我反思得以建立的。无论是因为他人的“注视”, 抑或是他人提供的物质, 两者都逼迫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我勾销。

在萧红的构思中, “我”应该是和作家重合的, “我”是作家的过去, 而作家则是“我”的未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为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群体带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情形信仰:“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所谓情绪信仰, 是指这种信仰的产生, 从一开始并未经过充分的反思而直接进入了先验的领域。而“当信仰未经充分反思而成为先验命题是, 所形成的不是谬误, 而是欺瞒。不是任何一种欺瞒, 也不是相信欺瞒, 而是信仰欺瞒。

《小城三月》呈现的叙述人的主体位置出人意料地淡化了翠姨身上传统伦理的悲剧色彩, 转而将矛头指向了作家自我。有着“我”的“童年经历”的作家, 她“出走”并不息地抗争———投身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创建, 以自己的生命为现实文本, 就地刻画了一个女性建构自我的艰难历程, 却以不是结局的方式 (死亡) 结束了它。如果说翠姨因内心坚守着自我而死得其所的话, 那么翠姨所执着怀抱的东西在作家之“我”这里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双重失望在这里揭示的正是女性自我在现实生存中的艰难性与虚幻性, 质疑了女性之独立自我建构的可能性, 寓示了女性建立自我的虚构性特征所在,

综上所述, 萧红对女性自我的探讨, 所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 这种形而上的“欺瞒”终于在失望中得以消除。脱胎换骨的成长, 与其说是女性美好的理想诉求, 还不如说是一种女性一厢情愿的自我确证。美好理想主义的召唤化作泡影。深层的理性认知, 使得悲剧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萧红以艺术反抗平庸的方式构筑了独立彪悍的自我, 从而拥有了更有意义的社会承担。而这正是萧红的最可贵之处。她拒绝用一套相对无害的思想话语, 来代替现代女性主体性虚构性特质的真实。萧红的孤独和忧郁, 也决不是因“才华枯竭”而“消极”和“屈服”, “而是显示出担当悲剧、超越悲剧的勇毅和拯救苦难、抚慰人心的温情。

参考文献

[1]克尔凯戈尔:《致死的病》,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P13

[2]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译林出版社, 2001年版;P69

[3]李福熙: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3) ;P253

[4]张志扬:《语言空间》,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年3月版, P44

篇4：本我与超我的失衡

关键词：心理传记学；刘备；本我；超我

一、引言

刘备“雄姿杰出，有霸王之略”，是三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作为历史上仁义忠厚的英雄典范，其为人之道与君臣之道一直受人褒奖。在汉末群雄角逐的年代，土地兼并、瘟疫盛行、 军阀割据等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倚兵仗将、跨州连郡者不计其数。刘备集团与其他各军阀相比，实力更是相形见绌。“安身守命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但是年幼以贩履织席为业的刘备却凭借“折而不挠，败而不倒”的精神，屡次与命运抗争，摆脱命运的束缚。一次次的失败、逃离、依附，最终使他成就一番帝业。在群雄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摇身成为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势力之一，皇帝梦终于实现。然而正当他走向事业的巅峰，蜀国也正强大的时候，他的谢幕表演——夷陵之战紧接着上演了。夷陵之战也被称为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刘备率诸军伐吴的重大战役，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齐名，是三国中关乎蜀国政权存亡的三大战役之一，同时也是刘备一生中最大的决策失误。这场战役中刘备集团的惨败成为蜀国在三国鼎立势力中由胜到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揭开了刘备个人以及刘备集团的悲剧命运。刘备从蜀汉皇帝到夷陵之败仅仅经历了两年时间，在位时间如此之短，在历史上也很鲜见，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却要品尝失败的痛苦。

那么，一个能从平民登顶皇权的“盖世英雄”， 是什么导致他的性格急剧逆转？ 是什么导致蜀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剧衰亡？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刘备的失败归结于蜀国相对薄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但是刘备在其势力比较薄弱的创业初期，尚且能够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就一番事业，但为什么在已有一定成就之时却急剧走向衰亡？很显然，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不在外部，而主要在其内心。本文尝试从心理传记学这个独特的视角，用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和本能压抑理论对刘备的人生悲剧作出全新的

阐释。

二、心理传记学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心理传记学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学术领域，作为质性研究的典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艾伦·艾尔姆斯曾说过“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1]。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实验研究，走出了人工控制、模拟的实验环境，进入真实的生命世界。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匿名的，而是那些存在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生命个体。简而言之，心理传记学就是收集传主的相关资料，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相关资料中寻找突破口，对“悬疑性问题”进行解释，进而了解传主生命发展全过程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传统的量化研究不同，不是为了追求统计上的显著，而是更多地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还原“人”的真实面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求一类人的共同性，而是探求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才使得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独特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精神分析与心理传记学的相遇始于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写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篇文章堪称心理传记学的开山之作。而后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青年路德》推动了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精神分析理论的融入使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弗洛伊德在《本我与自我》一书中指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处于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领域，是本能欲望的储存库，追求快乐原则。自我迂回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将不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领域，帮助本我躲开外部世界的威胁，从而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自我奉行的是趋利避害的现实原则。超我则处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组成，受道德原则支配，是一切道德的代表。它的功能是抑制本能冲动并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监督自我。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我们如何研究人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对于如何建构和谐的人格观，如何使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一代帝王刘备，我们可以形成如下清晰的轮廓。

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也表现出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的互动，但是对刘备而言，这一互动又别具特色。夷陵之战不仅是刘备悲剧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刘备性格急剧变化的转折点。夷陵之战前，超我占据主导地位，本我被压抑，毫无表露。年幼的时候刘备便有“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好比是超我里的自我实现。之后刘备一直以超我为准则，为实现超我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努力，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压抑本我与超我相冲突的无意识欲望。刘备早年颠沛流离，投奔多个诸侯以求时机，从坐镇徐州到依附刘表，他的军事谋略和眼光也逐渐趋向沉稳持重。虽“机权干略不逮魏武”[2]，但“弘毅宽厚，知人待士”[2]，谦卑有加，不骄不躁。正是这种难得的超我主导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成就了他非凡的霸业。尤其是赤壁之战以后，刘备的人生达到最辉煌的时刻。他运筹帷幄，正确判断当时形势，意识到联吴抗曹的军事战略意义，善纳众谏，谨慎行事。从而下荆州、取益州、夺成都、定汉中，建立了蜀汉政权。

然而，实现超我“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后，刘备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失去了一个王者应该具备的理智，不再如以前那样谨小慎微，对本我也不再有意识地压抑，本我冲破束缚进入意识领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这时本我超越自我和超我，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失衡。刘备的性格在后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拒纳众谏，一意孤行；急躁冒进；刚愎自用，恃胜而骄；与达到事业巅峰前的刘备判若两人。本我对刘备悲剧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作出错误的军事决策，举倾国之兵攻打吴国，导致夷陵之战的失败。从此蜀国走向了衰落，刘备也骤然从人生的巅峰跌落最低谷，完成了他最悲情的谢幕。

三、早期：压抑的本我

本我是人生命的核心，也是人格结构中最基础、最恒久的部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正确地认识本我、了解本我，对构建和谐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本我是人本性的自然性或者动物性的一面”[4]，不受理智和逻辑的约束，也没有道德观念、善恶的标准，所以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它的惟一目的就是发泄本能冲动，追求快乐原则，好比是一个天真任性的孩子，无拘无束，即所谓“原始”的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本能处于人类各种需求的最基础位置，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源动力，我们不能消除它，但可以对其进行理性控制。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比较容易冲动，有些人比较自我，有些人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不顾他人的感受，与他人发生冲突，有些人不懂得在个人需要和社会规则中作出协调。这些人的本我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设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本我来做事，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这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正如《潜意识的意义》一书所说：“如果要在社会中与他人和平相处，就必然对本我进行束缚和压抑。”[3]“压抑是精神分析最为核心的概念”[3]，是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防御机制。压抑往往是将意识所不能接受的冲动和欲望潜藏于无意识领域。但是过分的压抑，会使个体出现心理疾病，进而引发各种神经症。同时，压抑具有暂时性，欲望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在时机成熟时以伪装的形式再次出现。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才能，适度对本我进行压抑是

必要的。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皇权旁落，奸臣当道，百姓苦不堪言。刘备出身贫苦，少孤，与母以织席贩履为生，辛酸自知。正是这样一个落魄不堪的处境，使刘备产生了对皇权的崇拜。史载“先主少时，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2]这看似是儿童口出狂言，实际却是胸怀大志的无意识流露。“兴复汉室”是刘备一生追逐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伟大理想。

但是刘备本我与生俱来的真实、原始的性格特征并不利于超我的实现，刘备便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压抑，使其暂时潜藏于无意识领域。本我在刘备成为蜀汉皇帝之前一直毫无表露。前期，在超我的作用下，刘备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善纳众谏，谨慎行事；沉稳持重，镇定自若；谦卑有加，不骄不躁。刘备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在群雄角逐中屡战屡败，但是屡败不倒，凭借自己不服输的气势抗击天下权贵，最后建立蜀汉政权。这与其积极的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

1.善纳众谏，谨慎行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足可见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对一个人的成功多么重要。由于我们个人思维、能力、视野的局限，独自进行重大决策时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会有很多失误，所以我们要广开言路，善纳众谏。历史上的政治家由于善纳众谏而最后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计其数。春秋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废除奴隶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七国中最富强的国家。西汉刘彻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建议，保障了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朝唐太宗和唐玄宗均颇具政治眼光，善于纳谏，在他们统治的时期，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刘备也不例外，他出身卑微，势力薄弱，从黄巾起义起兵之初，便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只靠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他人的智慧。于是他求贤若渴，四处网罗人才，对文臣武将的建议都能仔细斟酌，虚心采纳。他不仅善于纳谏，而且不顾自己年长的身份主动求谏。“三顾茅庐”的历史佳话一直为后人称赞，刘备躬身三次请诸葛亮出山，毫无骄横之态。他的谦卑和诚心打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最终答应出山，此后一直献计献策，辅佐刘备。“隆中对策”指明了刘备嗣后的军事战略方向：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古语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刘备在以后的军事、政治生涯中，正是得益于诸葛亮的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才奠定了他三分天下的基业。刘备素有“宽仁有度，得人死力”的美誉，对待人才一视同仁，不以貌取人，而是善于接纳，将其价值最大化。张松和法正本属刘璋麾下，刘璋昏庸无能，毫无大志，于是他们转投曹操，但曹操“不存礼松”。张松倍受屈辱，志不得酬，回到益州，劝刘璋和刘备结好。刘备礼遇张松，对其尊重有加。张松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里应外合，出谋划策，最后击败刘璋，顺利攻占益州。此时超我的理智战胜一切，所以刘备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善纳众谏，谨慎行事。刘备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也就有入蜀的打算。诸葛亮和庞统在谋划取蜀的大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初期的行动中庞统的作用尤为突出，向刘备献出了夺取成都的计策，史称“庞统三计”。刘备采纳“中计”，一举夺下成都。刘备在定蜀之初，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听从诸葛亮之议“刑法峻急”，采用刘巴“平诸物贾”的计策，治理当时的经济困境。此外，刘备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对他们的计策更是虚心接纳。黄权，作为刘璋的属下，曾坚决反对刘璋邀刘备入蜀，而且最后才投降，但是刘备不计前嫌，拜其为偏将军。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黄权随军出征，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策。董和、李严、许靖都是刘璋的部属，曾坚决反对刘备征蜀，但在归降刘备后都得到了重用，他们最终成为蜀汉集团的核心人物。刘备独特的用人之道，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进谏氛围，使文臣武将都能畅所预言，各抒己见，刘备也能仔细斟酌，积极采纳，谨慎行事，为以后在群雄争霸中崭露头角，建立蜀汉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沉稳持重，镇定自若

刘备的一生坎坷无比，常常被追打得落荒而逃，自身难保。但一次次的打击磨难他都咬牙挺过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刘备一生征战22次，其中胜利9次，失败13次。失败的次数远大于胜利的次数，所以刘备一直处于被追击的逃跑状态，但是每次都能成功脱逃，化险为夷，这正是凭借着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刘备一生中四失妻子。其中吕布就两次擒到刘备的妻子。公元195年，曹操攻打吕布，被打败的吕布被迫投降于刘备。公元196年，袁术攻打刘备，吕布借机投靠袁术，偷袭刘备，掳走刘备的妻子和儿子。最后刘备借助曹操的势力打败吕布，才夺回自己的妻子。公元200年，刘备参与“衣带诏”事件谋杀曹操，事情败露，曹操攻打逃到袁绍处的刘备，刘备大败，曹操虏获刘备的妻子及关羽。公元208年当阳之战，曹操在长坂追上刘备，刘备不得不抛弃妻子逃跑，这次刘备的妻子并没有被曹操俘获，赵云于乱军中救出了刘备的妻子和孩子。一次次的妻离子散，一次次的关键时刻，刘备依然能不慌不乱，冷静面对。甚至可以暂时放下亲情，以大局为重，这种镇定自若的心态无人可比。在“煮酒论英雄”的典故中，刘备的镇定自若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喝酒过程中曹操说当今天下就刘备和曹操两个英雄时，刘备以为曹操看穿了他的心思，手上的筷子掉到地上。幸好这时候打雷了，刘备于是说雷声把自己吓到了。曹操觉得会被雷声吓到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于是对刘备放松了警惕。小不忍则乱大谋，刘备锋芒暂隐，静待转机，镇定自若，这种良好心态一次次解救刘备于危难之中，一次次使他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谦卑有加，不骄不躁

刘备具有特殊的人才凝聚力，善于团结各类人才为其效力，而且这些人才都对刘备忠心耿耿。张飞、关羽、赵云、诸葛亮便是很好的代表。据史载，刘备麾下的人才相当稳定，一直跟随刘备，没有弃之而另投他者，这正是由于刘备的谦卑，使他们死心塌地为刘备效劳，一生追随，誓死不变。刘备起事之初，手下只有关羽和张飞。“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恩若兄第，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备的谦卑，与他们一同吃睡，毫无尊卑之分。日后他们之间的情谊有增无减，与袁绍、袁术之间的自相残杀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关羽被曹操俘获，曹操施予重金希望关羽可以为他出谋划策，但是关羽不为所动，在时机成熟时毅然离开曹操，又去追随刘备。足以见得刘备身上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使人才可以始终不渝，誓死效劳。赵云本是公孙瓒的部下，但也被刘备的谦卑所吸引，最后投靠刘备，不离不弃，始终忠于刘备。

综上所述，前期，刘备在超我的主导下所形成的性格特征，使刘备善于听从不同人的建议，遇到任何困境都临危不乱，凝聚了一批誓死追随的人才。自身的素质加上外在的帮助，使刘备的成功成为一种必然。

四、后期：失控的本我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刘备久战沙场，最后谋得三分天下，也算是功成名就。但是当他做了君主后，却失去了一个王者应有的冷静，不能顾全大局，忿而出兵，最终酿成了晚年的灾祸，托孤白帝城。夷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是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而和孙权进行的一场战争，试图通过战争夺回荆州。在战争中，刘备凭借着屡战屡捷的战斗士气、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军资原本完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是刘备却败在了孙权的一个小将陆逊手中，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军统帅，刘备战遍大半个中国，戎马一生，鞍马劳顿，未必不懂军事，为何会仓促起兵？为何会在战术上犯错误？为何会不识陆逊的火攻？为何会去发动一场根本没有意义的战争？也许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年龄增长导致了他的某些不明智举措，功成名就模糊了他的睿智之心，埋葬了他的沉稳心态。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客观因素，根本原因在其内心：刘备不再如先前一样能很好地控制本我，致使其人格结构中压抑已久的最真实、最原始的部分浮出水面，超越超我和自我的主导地位，三者失衡。这时体现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刘备形象。“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从某种角度来说，性格对悲剧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决定历史事件的内在因素。

1.拒纳众谏，一意孤行

前期的刘备由于善纳众谏，积极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带来了事业的鼎盛。但此时他却一反常态，一意孤行。为了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群臣纷纷进谏：诸葛亮一开始就深刻地指出：“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欲令我伐吴，各怀诡计，间隙而乘。王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6]他希望刘备慎重考虑，不要贸然出兵，暂且先给关羽举办丧事，等待孙权和曹操不和的时候，趁势而攻伐。但是刘备并没有审时度势，从大局考虑，而是对诸葛亮的建议置若罔闻。接着赵云劝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7]赵云的劝谏之词虽然体现了武将的理想主义，但其主旨是很明晰的：提醒刘备要认清当前复杂的形势。此时，曹魏已横扫中原，建立了稳固的根基，汉中之战大大激化了蜀魏两国的矛盾，赤壁之战后，魏国一直将矛头指向孙吴，但刘备夺取汉中后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刘备一旦东征，吴蜀联盟不仅被破坏，还会使曹魏坐收渔翁之利。赵云本来是公孙瓒的部下，投靠刘备后无论遇到何种危难困境，总是挺身而出，对刘备忠心耿耿。刘备因此盛赞赵云“子龙一生都是胆也”[7]。但此时对赵云的劝谏，刘备也不予采纳，一心只想为关羽报仇，因兄弟的小义，而不顾“兴复汉室”的大义。赵云接着劝谏：“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6]赵云希望刘备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怨恩仇而耽误了统一天下的大计，要以“天下社稷为重”，如此推心置腹的劝谏，刘备还是没有采纳。和赵云一起反对东征的还有秦宓，“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于理。”[8]如此的忠言并没有唤醒复仇情绪强烈的刘备，反而使他将秦宓抓进监狱。“臣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6]此时的秦宓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结局，但是刘备却深陷复仇的困境无法自拔，拒纳众谏，誓死伐吴，以致走向最后的灭亡。

2.急躁冒进

刘备一向以镇定自若著称。兵败当阳，后有曹操的追兵，一行辎重千辆，沿途又有不断投靠的百姓，包袱重，行动缓。即使在快要被追兵追上的紧迫状况下，刘备依然不慌不忙。即使在赤壁之战中，刘备都未曾急躁过。但是夷陵之战，刘备本我的急躁超越理智，急于复仇，急于出兵，根本无暇研究双方的兵力，贸然出兵，最终被陆逊所败，刘备的急躁冒进与吴将陆逊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冷静形成很大的反差。陆逊成功的出发点在于紧紧抓住了刘备的焦躁、冒失、求胜心切，并以此为突破口“火烧连营”取得大胜。

3.刚愎自用，恃胜而骄

夷陵之战之初，在夺取了一系列胜利，进位汉中王，据有巴蜀之地之后，蜀汉军心士气甚锐。此时的刘备也被连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心气十足，开始飘飘然起来，全军上下产生了一种骄傲轻敌的情绪，不再谨小慎微，而是麻痹大意，忘乎所以。陆逊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部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2]此时的刘备甚至对一向很害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然狂妄地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2]如此多的胜利，使他不仅敢称王称帝，而且还让关羽攻取襄樊，对吴魏同时用兵。关羽被杀，仍然没有唤醒刘备，他依然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吴，无需做更多的准备，无需练兵，无需进行周密的布兵、进军计划。在夷陵之战以前，刘备的谦逊和关羽的刚愎自用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夷陵之战后，刘备却和关羽的性格一致了，自以为兵多将广，所向披靡，可以一举攻下东吴，然后伐魏。然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兵力，过低地估计敌方的力量，只能带来失败。夷陵之战的失败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后期，当超我的理想实现时，刘备放松了警惕，忘乎所以，失去了王者应有的理智和冷静，不再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对本我也不再适度控制。没有了外界的约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导致三者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和刘备集团的急剧衰亡。

五、一种假设：健康发展的自我

弗洛伊德指出：完整的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构成的一个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结构而不是静态组合。如果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正常的发展，形成和谐健康人格，这三者的能量要保持动态平衡，处于协调状态。如果这三者的能量不能彼此协调，厚此薄彼，就会导致人格障碍，形成畸形人格。因为整个人格系统的能量是守恒的，如果其中一者的能量增大，其他二者的能量必然减弱，三者的动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假如超我占主导，个体就会过于道德化、理想化，脱离实际，趋于“道德”人；若本我占主导，个体就会一味地追求快乐而不顾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或者不道德行为，不会用理性思维审视一切问题，容易偏激，趋于“原始”人；若自我占主导，个体就会过于实际，缺乏理想与追求，趋于“现实”人。三者中任何一者的能量过高或者过低，都会造成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偏差，导致人格障碍，形成心理疾病。所以一定要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以形成和谐人格。

纵观刘备的一生：早期，超我占主导；后期，本我占主导。三者的能量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不能彼此协调平衡。那么怎样才能使一个人既有伟大的理想而又不抹煞其本能欲望？弗洛伊德认为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自我。“健康的人格状态中，自我成为精神的主体，将本我的欲望适应于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一边又满足这种欲望的状态。”[9]由此可见，自我是人格结构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在人格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它好比一位“仆人”，侍奉着三位主人：本我、超我、外部世界。整个人格系统和谐的关键是看自我是否强大，如果自我足够强大，健康发展，就能很好地协调三者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要求，协调三者的能量，使三者平衡。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刘备拥有健康发展的自我，可以很好地协调本我和超我，维持动态平衡，形成和谐人格，结局又是怎样呢？夷陵之战是刘备的一意孤行之殇，本来蜀国建立后就应该结束连年战争，修养生息，安居乐业，储存力量，以便日后兴复汉室。这原本也是诸葛亮为蜀国制定的国策，但是却被刘备破坏了。以怒兴师，犯了兵家之大忌。战争中，刘备决策失误却仍自以为是，不听劝告，最后以战败而告终。如果拥有健康发展的自我，平衡三者的力量，其后期压抑的本我也不会过度释放，也许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夷陵之战的爆发，蜀国的势力也就不会受到严重挫败，辉煌就可以持续，刘备统一中原也是有可能的。

六、总结

综上所述，从心理传记学的角度，我们对刘备悲剧的成因有了全新的认识，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外在的客观因素，而是内在的心理因素。我们对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刘备的一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本我被压抑，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超我的主导下刘备完成了由贩履织席到蜀汉皇帝的华丽转变；后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本我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进而造成了刘备的人生悲剧。通过早期和后期的对比，我们发现刘备的性格在超我和本我的主导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刘备形象。前期超我主导，后期本我主导，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力量失衡，导致刘备形成了不和谐的人格，内在的因素进而导致了刘备的悲剧，使刘备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 Schultz W T. 心理传记学手册[M]. 郑剑虹， 等， 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 陈寿， 裴松之.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 郭本禹. 潜意识的意义[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49.

[4] 杨力. 本我 自我 超我——论张生的人格结构[J]. 名作欣赏， 2010， 17： 6.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 张道葵. 夷陵之战审视[J].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1997.

[7] 黄昕玮， 苏珂， 阳建雄. 三国志· 蜀书· 赵云传[J]. 作文大王： 中高年级， 2009： 16-18.

[8] 常璩.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9] 张明. 揭开无意识之谜[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74.

篇5：自我与ipad

---杨晓哲(2012/4/6)

不被它超薄的外表所迷惑，也不被它丰富的应用所诱导，我既不想仰视它，也不想俯看它，只想静静地平视。对于一件用心创造的产品，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它，才敢去合理地看待它。否则，我们所发出的言论会显得毫无意义。

两周前，开始体验ipad2。虽说比起原本3500多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但一台ipad2依旧需要2988元。比起同类的安卓平板电脑会贵出许多。然而，问题就在于，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同类的产品可以在性能上与ipad相抗衡。这一观点一点儿也不为过。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显示屏，多点触控，流畅度都让ipad显得如此卓越。

它真的在改变我们的学习吗？

是的，在饱受争议中，这件用心的产品正在让学习变得有点而不同。

有人说ipad就是一个游戏机，学生们用它只会浪费时间在娱乐上。有人说ipad除了娱乐之外，或许还可以用来办公，但这和学习依旧没有必然的联系。看来ipad有何作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因为，从硬件上来看，ipad是基本固定的；但从软件上来看ipad却是不断变化的。所有ipad的程序需要用iTunes下载，最为丰富的自然属于超过50万的应用程序。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应用让ipad的作用与意义正在不断扩展。半年前，我曾向同学借来一台ipad，适用了两天，查看了排行榜的前500个教育应用。虽有些教育应用让人兴奋，但总体的效果并非如此理想。短短的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周我再看ipad与教育和学习有关应用的时候，我不得不惊叹，这些教育学习应用是如此的出色，正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与教。

如果你是一线的数学老师，下载应用Quick Graph。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图形化工具，它能够将公式转为为图像。不仅限于2D图像，三维空间坐标下同样可以实现。例如公式：z=y+x.当然，这并非老师的特权，学生们也可以自行去体验。还有一款制作陶艺的应用。它让用户在交互体验中感受制作陶艺的全过程。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也在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发挥想象，打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品。不仅如此，该应用循序渐进，用小任务的方式激励用户，并配合以互动的教程。用户在引导下开始创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熟练地掌握操作，创造出自己心中所想。有关于这样的应用，还有很多，涉及各门学科，更多的介绍可以在线浏览或下载该pdf：http://vdisk.weibo.com/s/3Ovv3

或许你依旧觉得这些应用对学习并无太大影响，或许你还在质疑苹果封闭系统对于用户的过分要求，然而，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说苹果的成功之所在离不开它封闭的系统。每个用户拥有属于自己的独有帐号，用这个帐号可以下载免费和付费的应用。任何一个人下载后的程序不能以任何方式传递给他人。并不像WINDOW系统内可以任意地拷贝安装软件。这一封闭的系统造成了一系列的麻烦，但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系。它让每一个开发者在更安全的环境下，可以非常快捷容易地出售自己的应用程序。这样一个系统，很大地激发了开发者的热情。作为开发者而已，不用考虑后期繁琐的平台投放问题。任何一个程序拥有同一的平台ITunes，拥有同一的使用终端：ipad，iphone，itouch，mac。这一点与混沌的安卓应用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混乱的市场对于开发者来说意味着利益的失去。没有利益地刺激，没有安全感的保障，即便付费的安卓应用程序也极其容易被破解。这一封闭的体系看似封闭，却保护并鼓励着开发者，实际上是在开放地接受不同人群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封闭系统有助于吸纳开放的智慧。

犹记得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聊天的时候，比尔盖茨曾说过“我承认，封闭的系统的确不错，但世界上除了苹果，还有哪一家是这样的呢？”乔布斯想了想“没有了。”

篇6：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

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

认识自我、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是我们不能躲避的任务。感性的“自我”如何在语言中澄明，“自我”如何通达“他人自我”;如何“认识自我”。比之于西方其他思想家，马克思对此一问题更具启发意义的观点是，其关键在于在实践中改变自我。

作 者：张文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市,37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年，卷(期)：“”(4)分类号：B0关键词：认识自我 实践 改变自我

篇7：正确认识自我与超越自我

一、从哲学角度谈认识自我问题

人在旅途，如何认识自我与超越自我，是人一生中不容回避且必须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老子有句名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充分认识自我，才能最终超越自我。认识自我，美在感悟，妙在积累。认识自我，应冷静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找出自己在知识积累、经验积累、思想积累和财富积累等方面的不足，扬长避短，一专多能。不断储备竞争能力，等待机遇，再出其不意展示自己。认识自我，要有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和“扬弃”。要立足新的起点，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新的挑战，实现新的跨越。

对于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与人的关系怎样?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人如何才能寻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些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而他们的中心便是人的问题。所以，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开篇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

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苏格拉底提醒世人要“认识你自己”，中国的儒家哲学中也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可以说哲学和宗教的起源都是解决一个“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卡西尔指出:“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们怀疑一切关于事物本性的普遍原理，但是这种怀疑仅仅意味着去开启一种新的和更可靠的研究方式。”在哲学史上，无数天才的哲学家殚精竭虑地从不同角度思考自我的问题，体现出一种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更由于自我问题的无确凿而自明的答案，这让每一个思想家的好奇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也使得关于自我的哲学理论比其他任何种理论更加丰富，更加显露出迷人的色彩。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的必然选择。作为西方哲学的鼻祖，泰勒斯第一次发出了对世界本原的追问，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表面上看，这个哲学命题尽管表现的是人对外部世界正式的哲学追思，然而它更具意义的是不自觉地表明了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一种觉知:人不依赖神灵同样可以认识世界。到了智者派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之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千古名言。这虽然表明了人之感官知觉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但也开启了古希腊哲学对于人自身认识能力的关注。智者派之后的苏格拉底则彻底主张哲学的研究主题由自然转向人，认为只有对人自身予以充分认识，才能获得真理。苏格拉底关于“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无知是最有知” 等不朽见解，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次转向，从而为后世哲学提供了新的探讨话题。到了古希腊晚期，随着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衰落，随着希腊人相继沦为亚历山大帝国的残暴统治之中而民不聊生，该时期哲学探讨伦理学化则是对人之生存高度关注最突出的表现。对于什么是人真正的幸福与快乐，以及对于人如何才能获得和维护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哲学问题，这是晚期希腊各派哲学致力于解决的最主要问题。

在我们看来，认识自我这个问题无疑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哲学的探究过程就是自我的追认过程，全部的哲学史已经明白无误的回答了这一论断。

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对人的自我认识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呢?卡西尔说：“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地开始改变了它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解决自我问题，必须要依赖人自身的认识能力，也就是向外、向内的观察。向外的，是去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向内的，就是认识自我的内心精神世界、认识人类本身的过程。人体本身，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是一个小宇宙，也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思想体系在完善的过程中必须完善这内外两个方面。人的这两种观察方式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人在向外观察的同时必须伴随向内的观察，去审视人自身的灵魂，去追问人的价值所在，除开自身的德性修养外，还应该为人类共同的事务忧心。通过这种向内的观察，人必须认清自身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对自然可以做什么和必须不做什么”。这是人认识自我时必须要做的事情。

二、认识自我的意义

人是什么?苏格拉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既然人相信理性可以解决自然的问题，那么，人也应该相信人能够解决认识自身的问题。人必须在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基础上应用理性去解决自然问题，否则，人将迷失自我。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是哲学的使命和责无旁贷的任务，人类必须清楚地认识自我才能为自身的发展保驾护航，认识自我是人类延续存在的必然选择。

我们都知道认识别人容易，认识自我困难。身体的自我认识容易，精神的自我认识困难。这就是自我概念，就是我是谁？这大到可以说是一个哲学问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自我认识是一切的自我发展基础，认识自我的过程是漫长的探索过程，需要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评价应该全面、准确、客观、恰如其分的。但是许多人的认识自我有偏差，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失败的原因归他人，成功的原因归自己。

一个人只有较好的认识自我，才能获得成功。认识自己的一切，包括：健康、能力、心理、智力、性格等。人生合适的目标是建立在准确的自我认识基础上。当然挑战性的目标，就是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些，就像葡萄需要跳一跳才能吃到的才是最好。认识自我不仅是一个人的认识，当然包括团队的自我认识，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只有认识了才能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

从逻辑角度来说，人类总是在认识自我和洞察自我之后，才可能去认识和改

造外部世界。对自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判断，我们才真正开始独立外部世界而作用，从而开始真正的人生。另外，人类也正是在自我认识中，发现自我的潜能，从而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三、在正确认识自我基础上超越自我当认知到认识自我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认识自我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重视。在正确认识自我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实现自我，进而超越自我的问题，并不断发展自我。

说到超越自我，不能不提到微软公司企业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理念，这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要超越自我，超越平凡，超越昨天。超越自我，首先要做到人生苦旅，不问收成；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其次，要提升境界，开阔眼界；厚积薄发，终成硕果，实现由凡夫俗子到社会精英惊险的一跳。

超越自我，要坚持坚韧性与开创性相结合。要像水一样，广包容，利万物。绚丽的彩虹由水而生，折射着丰富人生中哲理的光芒，让人们在社会不同的角落寻到了“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只有超越自我，你才能体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真谛。

超越自我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和不满足。否定自我仅仅是手段，超越自我才是目的，不破不立，没有建立的破坏是危险的破坏，自我的迷失，社会的危险，信仰的危机。超越自我需要克服小我、短我、旧我和私我，达到大我、长我、新我和公我，最后甚至是无我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由于生命中的一滴水是危险的，是可怕的，只有回到大海的怀抱，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归属，在那里就没有干涸，只有永生，生命就达到天地同一的水平和一切事物的最高境界。真正达到摆脱烦恼的“我”，达到无我的世界，无我的我是永恒的我。

四、总结

“只为成功找理由，不给失败找借口。”怨天尤人永远没有出路，不甘平庸的人会拿出行动，不断地超越自我，成就自己的梦想。生活中有些事情非个人所能左右，但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只有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我们只有大胆设计人生的蓝图，勇敢行动起来，方可不断超越与攀升。直面人生，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做人的本分。人或因先天或因后天会具有很多缺陷，这都是无法自我选择的，但内心状态、精神意识却完全可以靠自身力量来抉择。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巨大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要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发展、出类拔萃，就要不断的设计自我，肯定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

参考文献：

篇8：自我与超我

关键词：于连,自我,他人,情感,社会欲求

于连说:“实际上, 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人。” (p456) (1) 于连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体现着人类的心灵真实, 试图揭示出“人类激情和欲望的本质。” (2) 于连内心的这种矛盾反映了人类面对的普遍矛盾, 即个人与社会 (他人) 、个人情感与社会欲求之间的矛盾。

为了论述的方便, 本文将爱情、亲情、信仰、良知等统称为“自我情感”, 把对金钱、地位、荣誉等的渴求统称为“社会欲求”。情感诸因素是作为自我内心私密的东西, 是真实的内心需求;而金钱、地位、荣誉等则是人适应社会做出的选择, 其中暗含着他人标准, 即人以社会 (他人) 的评价为标准而做出的选择。人作为社会中的人, 无法避免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于连形象正于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矛盾。

1. 自我情感与社会欲求的矛盾

小生产者出身以及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影响使他有着丰富美好的情感、进步的思想和远大的理想。但19世纪前期的西方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 人们将获取金钱、地位作为人生目标, 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生活其中的于连也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渴望获得金钱、地位和荣誉, 小生产者的自尊心也使他的这种欲望更加强烈, 甚至为此牺牲感情、违背良心、放弃信仰。两种思想情感集于一身, 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于连的两次爱情都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首先, 爱情是他获得财富与地位、满足虚荣心的手段。于连对德·莱纳夫人的爱情起于报复和引诱, 起因于她是市长的夫人, 是最尊贵最美丽的女人, 受到她的青睐是非常荣耀的。对玛蒂尔德, 更是源于“情感时代”的英雄主义梦想和她的美貌与地位。玛蒂尔德的社会地位、财富、在侯爵心中的地位以及她自身的才智将会保证于连有更大的成功。于连总在扮演“一个惯于引女人注目的男人的角色” (p81) (1) 但当实施他的计划时, 却常常被自己扮演的角色所欺骗, 而忘了自己的计划, 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最终被女性细腻的爱情所征服。他深深地为德·莱纳夫人所吸引, 品尝着爱情所带来的痛苦与欢乐, 甚至想为爱情而放弃自己的野心。同样, 他也真诚地爱过玛蒂尔德, 并因她的骄傲与反复而痛苦万分。于连也曾觉得做个真诚的人是那么甜蜜愉快, 但若这时让野心勃勃的于连停下来, 是违背他的理智的, 于连缺乏的恰恰是敢于真诚。

在他身上, 信仰、荣誉、良知等与金钱地位的冲突也同样激烈。他是拿破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仑, 他追求自由、平等和独立, 渴望个人幸福和个人意志的实现。他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信仰者, 政治上的雅各宾派。因此, 可以说于连是个有信仰的人。但他却在金钱的路上走了太远, 这源于社会的影响, 亦源于他的信仰与现实的强烈冲突。这不再是伏尔泰启蒙主义高涨的时代, 也不再是拿破仑英雄主义泛滥的时代, 在这个金钱的时代里, 整个社会都在为追求财富与地位而投机钻营、尔虞我诈。他的信仰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他带着对社会的憎恨决心用“金钱时代”的手段实现自我价值, 获得荣誉和自由, 甚至把手段当作目的, 以至于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于是当他为父亲谋求维利埃彩票局局长的职位而损害了一个“高尚的人”的利益时, 他对自己说:“这没什么, 如果我想发迹, 还得干出许多不公正的事来, 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盖起来。” (p261) (1) 于连肯定了许多被自己否定过的东西, 追求着自己所诅咒的对象, 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于连的矛盾正源于他的社会欲求与自我情感的矛盾, 源于他人标准和自我情感真实的矛盾。他踏上追逐金钱和地位的不归路, 根本上是源于他将他人 (社会) 的评价作为自己成功的标准, 要做“他人”眼中的英雄。他的虚伪, 他的心计, 他的警觉以及他的种种作战计划和防范措施, 都是为了得到社会所承认的“飞黄腾达”、“出人投地”。这一切都是要得到他人的承认, 社会的承认。正如于连所说的:效法一种“理想模式”, 根据时代的风尚行动, “公众的眼睛会刺激我的光荣感” (p466) (1) 。但是他内心的情感因素又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折磨他, 造成的内心的迟疑和行动的延宕。

2. 内心的回归

但于连毕竟是一颗好苗子, 他本性善良。文中多次提到他真诚地流泪:为爱情、为友谊、为穷人……“他的这种厌恶来自于卢梭的《忏悔录》” (p91) (1) , 卢梭和《忏悔录》所代表的是启蒙精神, 是为信仰战斗到底的决心, 是真挚、热烈的情感。这使他不能死心塌地在那条出卖良心的路上一走到底, 使他扮演的角色总是泄漏真情, 以至于“在到达这个可怕的词 (虚伪) 之前, 这个年轻的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长的一段路” (p21) (1) 。他常常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批判社会的肮脏。他想要得到金钱, 却把荣誉看的高过金钱, 他拒绝了与爱丽莎有利的婚姻, 不肯走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平稳发财的道路……他想得到社会成功, 但这首先是因为它能得到荣誉、平等、自由, 得到自尊心的满足, 其次才是金钱。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 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幸福, 但他更在意自己的感情。因此与其说于连是一个野心家, 不如说他是一个为追求自己的信仰、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走上歧途的人。

死亡的临近给了他一次机会, 让他卸去一切伪装和面具, 他摆脱虚妄的“他人”标准而回归真实美好的自我, 并大声地喊出:“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p446) 。他为了自我的完整而不乞求宽恕, 不乞求赦免 (尽管那完全有可能) , 因而德·福利莱说于连的死无异于自杀。他变得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正直, 他责备自己对玛蒂尔德和德·莱纳夫人的忘恩负义。在生命的最后, 让他动心的是德·莱纳夫人那种单纯的、天真的、近乎羞怯的爱情, 而不再是玛蒂尔德式的爱情。因为他认识到玛蒂尔德生来就该与中世纪的英雄们为伍, 需要时时想到公众, 想到别人, 用她爱情的过度和行为的崇高让公众吃一惊。他不再眷恋社会成功、财富等这些从根本上违背他内心的身外之物, 只希望他爱的人能在他身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成功只能让他悔恨, 正是那些虚妄的东西夺取了他真正的幸福。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以前的生活本质上是活在他人眼中, 根据时代的风尚行动, 为了闪光的东西抛弃了质朴平常的东西。 (1) 于连终于从“他人 (社会) ”中走了出来, 走进自我, 回归真诚, 尽管回归的道路迂回曲折。

斯丹达尔是伟大的, 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的作品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及其批判意义, 更在于作品反映了人心灵的真实, 揭示了某些永恒的东西, 表达出了人类对一种自由自在的、合目的、合规律的自由之美的追求, 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忧虑和对人的发展的思考与期望。于连由追求金钱、地位向追求美好自我和善良本性的回归, 由“他人 (社会) ”标准向“自我 (内心) ”标准的回归, 表达了作家对“他人”标准和“金钱”价值观的否定, 对“自我”、“情感”的肯定, 表明作者希望人们保持崇高的理想、美好的感情, 内心不要被金钱玷污;同时走出违心的“他人 (社会) ”标准, 使内心得到解放, 回归自我和内心自由。作者通过于连形象表现了人类永恒的难题, 传达了人类永恒的追求, 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前途的思考, 所以于连形象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典型, 更具有永久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2]司汤达.论爱情[M], 刘阳等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3]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 张道真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