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文化强国战略（通用6篇）
篇1：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漫谈文化强国战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
◎“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
◎当前，我国文化肌体的“亚健康”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
◎在当今世界，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
◎放慢或忽略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
◎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
最近，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强国”战略和国家整体战略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因为，有了钱只能称作“富”，只有在有钱的基础上又有了发达、丰富、先进的文化，才能说是“强”了。现在，我们只是达到了初步的富，还没有达到强，建设富强国家这篇“大文章”只做了一半，因此，需要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来完成“大文章”的另一半。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篇2：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班级： 11－2班 任课教师：张忠江
姓名： 学号： 成 绩：
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反映，作为物质力量的一种折射和体现，其战略地位已随着国际竞争重点的变化而进一步凸显，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也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日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基础内容。一个国家拥有优势文化就能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有效地组织起先进的生产关系，有效地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够更好地应对生存和发展的挑战。
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深入把握了国际竞争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
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
当前我国的局面：⑴我国文化肌体的“亚健康”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⑵在当今世界，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⑶放慢或忽略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⑷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
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 说，它们已经死亡了。⑸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⑹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 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
如何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我认为 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质：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②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③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 素质的提高。二是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三是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四要打好对外传播的“名片”： 要有战略设计，在政策建设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流的战略；把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重要任务。五加强文化交流与探讨：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的手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意义极端重大 参考文献：
1《求是》（2011年10月18日）胡锦涛
篇3：中西文化之别与“文化强国”战略
关键词：中西文化之别,文化强国,文化战略,现代性
西方文明发展史上, 文艺复兴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奠定了欧洲今日发展为强势文明的根基。今日之中国也已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必须要迈上文化兴国、强国之途。2011年10月18日, 党的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这次会议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议题, 制定了到2020年的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 明确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从政治的高度确定文化强国的策略, 开启“文化兴国”布局的篇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也指出, 建设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 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这些重要指示, 体现出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局势的清醒认识, 为我国在今后很长时期内的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在这个宏伟目标的指引下, 我们应该如何奋斗?在20世纪初期, 儒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卷入激烈论战时, 周游欧洲之后的梁启超也曾作《欧游心影录》, 力陈欧洲文明正在走向崩溃, 亟需中国文化的拯救, 今天的我们, 又该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百年之后依然处于弱势的现实?
1 文化强国政策的内涵辨析
何谓先进的生产力, 判断标准或许简单一些, 可是“先进”的文化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文化, 能够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它的内容显得有点过于宽泛。而且, 我们在肯定这种文化的中国特色之余, 要更多地关注其在走出国门后能否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主流话语一再强化着人们对市场力量的信仰, 知识分子们也对经济自由带来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充满信心。而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仍一枝独秀、西方文化愈加强势而中国文化仍缺少话语权的今天, 我们有了反思市场力量的大好契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提出, 西方文化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 其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层面上对科学技术的迷信, 对物质享受的崇拜, 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那么, 中国文化何以能拯救西方文化的这些缺陷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认为, 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文化这些文化资源, 通过提高它们的国际影响力, 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当中单向思维、个人主义等缺陷, 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由此看来, 这些论述中所说的“先进文化”似乎并非是由创新精神所产生的一种与过去判然有别的新事物, 而只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或再包装。近代以来, 从张君劢、熊十力等“新儒学”诸子直到今天以通俗方式解读孔子、庄子的于丹, 和在台湾倡导读经的蒋庆, 以儒家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历尽劫波, 岿然屹立, 仍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可是, 这些曾在文革时期被视为糟粕、在日韩等儒家文化圈中被西方文化部分地取代的传统思想资源, 我们何以认为它们能在今天、在较短的时期内产生强大的世界影响, 仅仅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声音不够洪亮, 而今天我们在经济上发达了这一个前提吗?这是否还是90年代“市场决定一切”旧逻辑的延伸呢?
应该承认, 中国的道德伦理精神尚不足以起到拯救西方的作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甘阳便继冯友兰当年的思路指出, 清末的中国官僚与知识阶层曾天真地以为, 中西文化之别是“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 西学应世事”, 甚至相信中国的“道德文明”足以救西洋之弊, 济西洋之穷, 在中国文明到了极度危险的时候还鼓吹中国青年前去“超拔”物质文明破产的西方, 直到亡国灭种之际才猛然惊醒, 在构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仍紧抱“仁”、“天”等儒学教义, 正与梦呓无异。这样的误解, 是因为彼时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学者大大低估了基督教在建构西方心灵上的巨大作用。有学者指出, 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心灵发生论宇宙观”, 是对希腊一罗马的“自然发生论宇宙观”的思辨形式的转换与提升, 而这一点对于西方近现代思维方式和知识论反思路向的影响不可低估。即使是中世纪蒙昧时代的神学, 也是一种特殊的人学, 是与人类的进化难以分离的一种精神的历史遗存物的显现 (张雄, 26) 。从斯宾诺莎直到康德、尼采, 我们应该看到, 西方不是没有伦理道德学说, 而只是其与上帝问题紧密勾连的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中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伦理训诫大异其趣而已;这两种不同的思路来自具体历史语境, 它们之间有相似也有互补, 谈不上哪一种绝对优胜。
毫无疑问, 今天的西方确实面临多方面的深刻危机, 但同时, 西方人直到今天也远没有处于整体精神崩溃的边缘, 更没有将东方文化视为拯救自己心灵的灵药。虽然历史上卢梭、海德格尔、庞德和黑塞等西方重要思想家、文学家曾借助东方思想来充实甚至改造他们本人的思想体系, 但在很多情况下不啻为郢书燕说, 立论在对东方文明的深深误读的基础之上。从语言转向、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直到今天, 东方思想在西方思想的几次革新和转折关头都没能起到重要作用。海德格尔曾说, “我深信, (欧洲思想的) 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生。 (这个) 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 (转引自张祥龙, 72) ”回顾20世纪西方思想史, 我们也看到, 二元对立、工具理性等西方思想模式中的缺陷确实已在德里达、罗蒂等西方新兴思想家的论述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清理和克服。
再次, 在后现代语境中, 以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区分已经不再明显, 而是转换成传统文化和新媒介文化之分, 而新媒介文化的很多组成部分恰恰是过去我们称为“低俗文化”的一部分 (蒋原伦, 110) 。正如媒体研究中对电视的道德批判在西方学界中已逐渐销声匿迹一样, 今天的微博、御宅族等亚文化已被证明具有创新性和民主性意义;今天我们指责一种文化为“落后”必须是非常小心的, 或许它反而只是较前卫而已。葛兰西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 一种主导文化的形成有不同社会阶层的意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 它不是单边主义的产物 (同上, 109) 。在今天, 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迫切需要的似乎不是一个主导思想, 或者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而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让各个阶层把它们的文化活力释放出来, 形成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氛围,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2 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之别
那么,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区别到底能否归类呢?各国学者们作出过许多类似的努力, 如美国学者萨姆瓦曾在《跨文化传通》一书中列出一个文化价值分类比较表, 在其中简略比较了西方、东方、美国黑人、非洲和穆斯林这五个主要文化圈对于个性、母性、感恩和和睦等等价值观的不同心态 (萨姆瓦等, 54) , 勾勒出大多数人在文化对比问题上的感性认识。诚然, 历史、地理等不同因素造成了判然有别的文化心理, 但是不同人类种群的大脑结构却没有什么突出区别;从蒙昧迈入文明, 从传统迈入现代或者后现代, 是所有族群的共同道路, 是孙文等革命家念兹在兹的“世界大势”。甘阳指出, 中国人习惯采用的中西文化二分法, 如国人讲究伦常日用, 西方人追求理论构造等等, 给人一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或至少是其总体结构、核心范畴、价值取向等等) 过去是这样、今日也只能这样、将来也必定还这样的错误印象;而中国之为中国, 西方之为西方, 其不同也就在这些个分别上;如若不然, 就抹杀了文化的特殊性 (甘阳, 36) 。这样的比较助长了一种通常很少被明言的态度:尽管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形态 (小农经济) 跃人现代形态 (大工业生产) ,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却并不需要进行彻底重建。然而, 现代性的真意却必须在“变”中求, 它能够容许各种彼此矛盾的成长与破坏, “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外, 它容许一切 (伯曼, 20) 。”
同样, 从文化互动史的角度来看, 中西文化的界限常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森严。美国左派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 以19世纪作为划分古代与近代的界限并不合适, 因为中西方文明的互相影响和对话在这之前就已存在。不仅欧陆和美洲之间文化不同, 德国、法国、英国之间的文化也大有不同;中国常常所说的“西方”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在这个意义上, “总是把中国与欧洲进行各种制度上的对比, 其实这还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 没有超越文明的界限。……因此, 现在的研究不应该再以中国或者欧洲等等作为独立的单元, 而是要观察这些‘单元’是怎样产生的 (德里克, 10) 。”
从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高扬文化多元主义大旗直到今天, 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但尊重文化区别不等于一味敝帚自珍, 而不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在发展方向上的一致, 不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去认识。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学说和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 它何以能在中国占据领导地位?正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所能解决的问题不会因为中西方的隔阂而受阻, 它是普遍真理, 解决的是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问题。有学者指出, 在文化强国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尤其要“防止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 批判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要与时俱进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平章起, 李伟, 32) ”, 这正是我们党在进行的工作。
3 结束语
据说美国电视台最近准备引进描写宫廷生活的中国电视剧《甄嬛传》, 理由是其意识形态正确。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件小事上看到, 西方世界对包括古典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没有绝对的拒斥和陌生感, 而是看其中是否蕴含着现代的价值观, 是否可以被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受众解读。“文化强国”政策中的核心目标——强国, 不应是中西方文明对抗史的延续, 而是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全面迈入现代形态, 能够对现代性中的不足之处有所补益。然而, 正是由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模板化教条化的认识, 消极认识西方文化内核的态度, 使得对中国迈入现代文化形态的探讨始终未被提到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之别, 对我们今天践行“和而不同”的文化强国政策很有助益, 能帮助我们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 互相包容的胸怀、积极对话的途径中达致“和谐”。
参考文献
[1]伯曼马歇尔.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德里克, 阿里夫.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J].读书, 2007 (7) .
[3]甘阳.古今中西之争[M].北京:三联书店, 2006.
[4]蒋原伦.一切新文化都是青年亚文化[J].读书, 2012 (10) .
[5]平章起, 李伟.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J].理论探索, 2012 (2) .
[6]齐勇锋.建设“文化强国”两重背景五个标准[N].[2011-10-1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7]萨姆瓦.跨文化传通[M].陈南, 龚光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1.
[8]许嘉璐.漫谈“文化强国”战略[N].[2011-10-31].北京日报.
[9]郑丽勇.文化强国战略的再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7) .
[10]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事实、评估和可能[J].哲学研究, 2009 (8) .
篇4：浅析践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从创建以来，始终重视文化建设，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工作在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推动我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建党初期，党的刊物就开始讨论文化问题，并科学地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方向，创造性的提出了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至此，确立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明确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又提出了文化工作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向。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文化工作在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化建设自身也得到了飞跃发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已经代表着东方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二、我国文化工作的性质决定它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当前，我国的文化事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先进文化，这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可以从思想上保证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我们的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根本目标、总体布局、方针原则，都充分体现着我们党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才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目标。
三、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使文化工作纯粹成为党的政治工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待，这就决定了我们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人民这个关键词，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但是，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要使文化变成党的政治工具。我们的文化是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其最深厚的根源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制定方针，而不是要求文化工作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当然，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党对文化工作的一贯要求，人民对文化工作所寄予的希望，也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是对文艺作品政治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艺作品艺术上的要求，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不仅文艺如此，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应当属于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面向大众，服务人民是文化工作最基本的规律，坚持这一条我们就能打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基，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文艺）的前进方向；二是文化工作的内涵、文艺创作实践必须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三是文化工作体制的先进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先进文化”的先进性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篇5：迈向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
——二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善于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具有感召力的目标，并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为之奋斗，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准确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和突出亮点。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把远景规划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也有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六中全会擘画的文化改革发展蓝图，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体现人民愿望、既符合实际又催人奋进，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肩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担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历史性文献。就长远目标而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发扬光大？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增强？作为我国现代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文化建设如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正是为了回应这些挑战，六中全会提出“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奋斗目标，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衔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推动力。
从阶段性目标来看，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就此而言，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丰富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无论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是构建文化产业大格局，无论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是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队伍，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篇6：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8日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记者采访了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他认为，这次中央专门就文化发展问题召开全会，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研究文化强国战略，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远见。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强国的号角，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国祚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先进、繁荣的强大文化，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跨；如果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跨。当今世界风云突变，各种矛盾还很突出，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内来看，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也是各种矛盾多发的阶段，特别是目前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时期，能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文化发展就显得很重要。我们国家经济规模发展很大，但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按世界统计，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我们中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当中，美国、欧盟、日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而中国却非常少，这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很不相称。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