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2024-06-26

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精选8篇）

篇1：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鉴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一直未对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解释的实际情况，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办理诈骗案件时，对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2002］87号)

第21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执行。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年4月12日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

题的指导意见

第21条、关于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

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5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4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4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为“数额巨大”，4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21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

附《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篇2：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130万是否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湖北十堰一受害人向我咨询：他被人以假借合同的名义，骗走130万元。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检察院提起抗诉，认为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没有任何自首、立功、从犯等减轻处罚情节，量刑应该在十年以上。二审法院认为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多少才是“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没有明确规定；130万是否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因为没有明文规定，一审法院对此有自由裁量的权力，认为是“数额巨大”，该判罚没有问题，维持原判。受害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法院放纵了犯罪分子，对其量刑畸轻。

该咨询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认定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还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能太随意，否则，有违司法公正。

二、合同诈骗罪的起刑点，即“数额较大”，是2万元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因此，数额是决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以及量刑幅度的重要标准。

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但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虽没有明文规定，但不应该没有标准，更不能随意认定。

关于诈骗罪的数额，则有明确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明文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2010年 5月 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第77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因此，合同诈骗罪的起刑点应该是2万元。相对于诈骗罪的而言，提高了两倍。因此，2万元，应该是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对此我们没有异议。

二、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有地方标准，可以参照

虽然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的有标准，我们可以参照。广东省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了明确规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对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做了如下规定：

广东省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因此，广东省的地方规定，很有代表性。按照广东省的标准，合同诈骗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是50万元以上。这对其他没有制订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不应超过100万元

个人认为，参照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合同诈骗罪个人犯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最高不能超过诈骗罪的2倍，即“数额特别巨大”，不应高于100万。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目前的现实是，湖北省的经济，并不比广东省发达。因此，参照广东省的标准，湖北省认为130万，算不上合同诈骗罪的个人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我认为，这样的自由裁量，有失公正，应该予以纠正。

四、结语：早日修订法律，出台司法解释

篇3：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当行为人实施传统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的犯罪数额皆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1) , 即单个看都打不到犯罪标准, 比如说甲冒用信用卡诈骗骗取了4000 元, 恶意透支了9000 元, 此时应当如何处理; 当行为人实施传统信用卡诈骗行为所骗取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而实施的恶意透支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或者相反, 恶意透支行为所骗取的数额达到较大标准, 而传统型信用卡诈骗为达到标准, 比如说, 乙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诈骗了1 万元, 恶意透支了9000 元, 此时当如何处理, 可否将9000元折算进1 万元里; 最后一个问题是, 如果实施的恶意透支行为与传统诈骗行为所获得的犯罪数额均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此时该如何处理。

要处理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 对同时实施信用卡诈骗两种以上行为类型的认定为一罪还是进行数罪并罚。即持并罚说与一罚说将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坚持并罚说, 即坚持严格按照法规规定, 对未达犯罪标准的不处罚, 达到数额标准的均数罪并罚, 将不会产生数额认定的问题, 可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究竟合理与否值得讨论。如果坚持一罚说, 即只认定为一个信用卡诈骗罪, 此时由于传统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与恶意透支型行为的犯罪数额起刑标准不同, 由此便会产生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即在上述的第一种情况, 可否累计相加而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在第二种情况下, 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犯罪数额可否折算仅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行为类型中; 在第三种情况下, 是由于都达到了数额较大标准, 而且只认定为一罪, 那么犯罪数额如何折算, 以什么方式折算, 均将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

二、数罪说与一罪说之争论

当刑法在一个罪名里规定了数个不同的行为类型, 行为人实施其中两种以上的行为类型, 此时究竟是按照数罪并罚处理, 抑或是按照一罪处理, 刑法理论上形成了数罪说 ( 并罚说) 和一罚说的争论。数罪说认为, 由于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两个行为, 且每个行为单独看均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所以“对于两种不同形态且为法律作不同规定的行为应该采用法定的认定标准, 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认定” (2) 即被告人分别构成两个信用卡诈骗罪, 应以数罪并罚的原则, 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范围内对其量刑。一罪说认为, 由于此时刑法已经在同一个罪名里规定了数个不同的行为类型, 故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不同的行为类型, 应该还是在一个罪名下讨论, 所以只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一罪。“虽然两种形态的信用卡诈骗罪分别为不同的法律条文所界定, 但是在罪名上还是统一的, 不应该绝对的将其拆分为两个独立的信用卡诈骗罪; 另外, 采用严格的单个行为入罪出罪机制恐怕会造成量刑不公和畸变, 不能达到刑罚预定目的。” (3) 如果坚持数罪说, 则对上述的三个问题应该做这样的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况, 两种形态都未入罪, 当然也就是无罪; 第二种情况, 只有一种形态入罪, 只追究入罪行为即可, 另外一种形态并未入罪, 不予追究; 第三种情况, 两者皆达到入罪标准, 但不可定为一罪, 因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形态, 应该分别定罪, 再数罪并罚。

总之,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 应该做一罪处理。而且笔者以为可以将信用卡诈骗罪的几种行为类型整体看待成一个信用卡诈骗行为, 从而在触犯不同法益时认定为想象竞合犯, 由于成立的都是信用卡诈骗罪, 所以最后只能成立信用卡诈骗罪, 并从重处罚。但是在一罪处理时, 如何进行数额折算将成为问题。

三、一罪说下的分歧

( 一) 直接累计相加是否合理

如果按照直接累计相加的方法, 是否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这应该分不同情况讨论。

在两者均为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 直接相加使数额达到较大标准, 这究竟合理与否, 笔者持怀疑态度。因为此时, 本来两者都未达到入刑标准, 如果严格按照法规规定, 则都不可罚, 可是如果毫无理由的直接累计相加使两个本来“无罪”的行为变成一个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 笔者认为很不合理。有学者认为在实施不同信用卡诈骗行为类型时应该累计折算, 将实施的冒用行为所得数额和恶意透支所得数额累计, 如冒用4000, 恶意透支9000, 累计之后符合数额较大的标准。 (4) 但同时又认为对“金融诈骗行为没有达到相应金融诈骗罪规定的数额标准的, 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5) 一方面认为未达数额标准的应该构成普通的诈骗罪, 一方面又通过数额折算是都未达数额较大标准的达到起刑标准。这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笔者认为此时由于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和恶意透支都未达到数额较大, 都不能认为应该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更不能通过将两者直接相加得出符合数额较大标准可以处罚的结论。此时, 只是数额未达标准, 不以犯罪论处, 但是行为还是具有社会危害性, 按上文论述, 可以整体看待为一个信用卡诈骗行为, 既然信用卡诈骗未达数额标准, 则可以认为在符合普通诈骗罪的前提下, 成立普通诈骗罪。

在普通型信用卡诈骗或者恶意透支其中有一种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另一种为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可否直接累计相加。笔者亦持否定态度。例如, 甲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骗取1万元, 恶意透支9000 元, 则此时如果可以直接相加, 那么所得犯罪数额究竟是按照普通型信用卡诈骗的数额标准或者按照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并不明确。

同样, 在两种类型都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情况下, 能否累计相加, 笔者也不赞同。本来如果普通型信用卡诈骗行为和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规定的标准一样, 则可以在都达到数额较大时进行直接累计相加, 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 二) 倍比折算: 唯一的选择?

所谓倍比折算就是认为《解释》规定的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是普通型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数额的两倍。所以在处理这两种行为竞合时应该将普通行为的数额的两倍加上恶意透支的数额, 或者将恶意透支的数额的二分之一加上普通型的数额, 由此计算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可是这种处理方式能否解决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问题, 以下将分别论述。

就第一种情况即两种类型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 通过倍比折算, 把其中一种数额乘以两倍在与另外一个数额相加, 或者将其中一个数额的二分之一与另一个数额相加, 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得出一致的结论, 可是还有存在得出不一致的可能, 而且究竟是将其中一个数额乘以两倍抑或是将其中一个的二分之一, 并不明确, 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两种行为类型都达到数额标准时可以进行数额折算。这样不会形成不一致的结论, 也不会造成不合理的结论。因为恶意透支的数额标准时普通型的两倍, 所以如果按照这种倍比折算的公式, 只是乘以二分之一或者乘以两倍, 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极限, 形成不一致的结论。即无论是将何者乘以两倍与另一者相加或将一个乘以二分之一与另一个相加, 所得结论都会相同, 按照前者得出数额巨大的结论, 按照后者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数额巨大的结论, 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例如, 冒用5000, 恶意透支5 万, 如果按照恶意透支的标准, 则把5000 乘以两倍与5 万相加, 得出数额较大结论, 如果按照普通型的数额标准, 则把5 万乘以二分之一在与5000 相加, 得出也是数额较大的结论。再如冒用5 万, 恶意透支10 万, 得出的结论也一样。既然不会形成不一致的结论, 而且在上文已经说明, 在认为存在不同行为类型竞合时按照一罪处理, 则必然要认定犯罪数额, 而由于两种数额标准不同, 不能进行直接累计相加, 所以在两者都达到数额标准时, 进行折算不会形成不合理的结论, 而且能解决矛盾, 那这种处理方式就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方式。

四、结论

在恶意透支与传统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产生竞合时, 例如实施了冒用他人信用卡、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同时还实施了恶意透支行为, 此时应当认为成立一罪, 即行用卡诈骗罪, 而非数个信用卡诈骗罪, 然后实施数罪并罚。因为这四种行为都是在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之下的行为, 属于同一个罪名, 侵犯的也是同一种类的法益。而且以为可以将信用卡诈骗罪的几种行为类型整体看待成一个信用卡诈骗行为, 从而在触犯不同法益 ( 法益主体不同) 时认定为想象竞合犯, 由于成立的都是信用卡诈骗罪, 所以最后只认定为成立一个信用卡诈骗罪。在认定构成一罪的前提下, 处理此种竞合产生的犯罪数额问题的方法是对两者都未达数额标准的, 如果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条件, 要构成一个普通诈骗罪, 数额累计相加。如果其中一个符合数额标准, 一个不符合, 则不能直接累计相加, 只能按照已经符合数额标准的类型认定量刑档次, 其中未达到起刑标准的数额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两者都达到数额起刑标准时可以按照公式折算, 并且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摘要：恶意透支与传统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产生竞合时, 即同时实施了恶意透支与其他三种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一种或几种时, 应该认为此时成立一个信用卡诈骗罪, 而不是几个信用卡诈骗罪。在肯定一罪说的前提下, 对普通信用卡诈骗所得犯罪数额和恶意透支所得犯罪数额进行折算的方法是将恶意透支的数额乘以二分之一再与普通行为的数额相加去适用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数额量刑档次标准, 或者将普通信用卡诈骗的数额乘以两倍再与恶意透支的数额相加去适用恶意透支的数额量刑档次标准。但是, 对恶意透支和普通型诈骗都未达到起刑标准或者只有其中一个达到起刑标准的不能适用这种折算方式。

关键词：恶意透支,传统型信用卡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折算

篇4：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一、基本案情

2010年8月4日，马某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廊坊分行（下文简称银行）申请办理牡丹白金信用卡（卡号：5240470000605570），后使用该卡在北京市大兴区等地透支消费。

2012年2月1日，马某某将卡内欠款还清。3月9日，马某某信用卡消费49.53万元，之后开始不按期还款。同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消费9630元。

2013年6月8日，银行对马某某进行一次电话催收。截至8月，马某某共欠银行本息合计479142.23元。同月，银行向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8月21日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内容：马某某于2013年12月20日之前分五期将全部本息479142.23元还清。）马某某于调解当日向银行还款7729.07元，之后陆续有3次小额还款。

2014年12月22日，马某某最后一次还款600元。

2015年1月8日，银行电话催收；1月9日，银行系统短信催收；2月3日银行上门催收，但未见马某某本人。之后银行又多次电话及短信催收，电话号码为空号。

2015年5月21日，马某某共欠银行本息合计458860.9元。当天，银行信用卡业务部员工控制马某某后报警，民警到现场后将马某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讯问。2015年8月12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共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两次。

承办人经审查认为发卡银行只进行了一次催收，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未进行“两次催收”。法院调解之后，案件进入民事执行程序，不再属于刑事范畴，因而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建议作法定不诉处理。检委会大多数同意承办人意见，但部分人认为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催收”的范畴，应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起诉。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检委会决定对马某某法定不起诉。

二、分歧意见

银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催收”？犯罪嫌疑人是否构罪，能否起诉？

对于案件处理存在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法律规定的有效催收形式包括电话、信函、当面、电子邮件等催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属于催收。因而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仍三个月不归还”，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属于一种特殊的催收形式，发卡银行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属于第二次“催收”，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在法院判决3个月后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已经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民事诉讼属于特殊的催收形式

第一，法律对“催收形式”的规定并未限制，可作扩张式解释。《刑法》第196条规定，“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可见，“经催收不归还”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必要条件，但并对“催收”的次数、形式作出界定。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条将“恶意透支”进一步明确为：“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该司法解释将催收的次数界定为两次，但并未涉及催收的形式。

2010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对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关于公安机关办理信用卡犯罪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的函》复函第2条指出：“发卡银行的催收应有电话录音、持卡人或其亲属签字等证据证明。两次催收一般应分别采用电话、信函、上门等两种以上催收形式。”该复函里的“等”意味深长，表明催收作并不仅指上述三种形式，应当包括更多的形式。至于包括哪些形式要视社会实践情况的变化而定。

第二，从“催收”的本质含义出发，民事诉讼应当属于特殊的催收。“根据立法本意，‘催收’的本质含义，是发卡银行向持卡人主张信用卡债权的一种民事行为。”[1]这就决定了催收形式的多样性。有学者认为，“催收作为银行主张债权请求的必经途径，法律不应也无法对催收的具体方式作出很详细的规定。”[2]依照建行内部《贷借卡催收作业指导书》，信用卡透支的催收形式为电话催收（包括短信）、信函催收、上门催收、司法催收、委外催收等形式。”“实践中，各发卡银行催收的方式不尽一致，见诸于各大商业银行的催收方式主要有书面催收、电话短信催收、上门催收、诉讼催收。”[3]按照上述观点，民事诉讼属于催收的一种。

按照《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发卡时明确了银行与持卡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持卡人有义务在规定期限内向发卡银行就透支的钱予以归还。持卡人不予归还，构成违约。发卡银行有权就持卡人的违约责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希冀通过司法程序主张债权，让持卡人将透支的钱予以归还。“只要持卡人透支后发卡银行实施过催收行为，持卡人按照信用卡的通常使用情形认识到发卡银行实施过催收行为并仍不归还，即使持卡人没有直接或间接接收到发卡银行的催收，也应认定为‘经发行银行催收’”。[4]“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通知书、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等，均应视为发卡银行的一种替代性间接催收方式。”[5]人民法院在向持卡人送达各种诉讼文书时，其肯定清楚原因为何，为什么银行要将其告上法院。银行采用电话、信函等一般方式告知持卡人应当归还透支的钱，属于催收的范畴。因此，银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催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具有与普通催收形式同等的效力。

第三，实践中有先行案例提供指导。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樊辅东检察官曾承办过类似案件。“因持卡人逃避催收，发卡银行遂提起民事诉讼，最后法院缺席判决。之后在本案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能否将发卡银行的民事诉讼行为视为有效催收，庭上控辩双方发生激烈辩论，最后检察官当庭阐述的理由说服了法官，认定催收有效。”[6]可见，实践中有先行案例认为银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属于有效“催收”。

综上，我们认为：银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属于“催收”的范畴，通过民事诉讼督促持卡人还款是正当救济，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

（二）归还份额的认定问题

《解释》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上述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由此可以看出，恶意透支不归还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全部不予归还，二是部分归还。问题在于，部分归还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的数额？笔者认为，如果持卡人在银行两次催收后未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归还了部分透支款，则该部分透支款应在恶意透支的数额内扣除。也就是说计算恶意透支的数额是要看剩余尚未归还的数额。“持卡人归还部分欠款的，催收目的部分实现，故而对归还部分金额的催收效力终止，但对尚未归还部分的催收目的并未现，催收继续有效。”[7]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与朝阳分局、朝阳法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法律适用意见，明确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恶意透支数额的认定，应采用行为人透支的本金数额减去行为人已归还钱款数额的方法计算，不考虑行为人透支产生的利息账单、滞纳金账单及其他资费账单。

就本案而言，2013年8月21日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内容：马某某于2013年12月20日之前分五期将全部本息479142.23元还清。）马某某于调解当日向银行还款7729.07元，之后陆续有3次小额还款。在银行第二次催收3个月内后，犯罪嫌疑人并未全部还款，而仅返还部分款项，这部分催收目的终止。也就是说，而剩余透支数额的催收仍然有效，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恶意透支的数额为剩余尚未归还的数额，大致为40多万，完全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

发卡银行通过法院进行催收时，持卡人马某某并未构成犯罪。但是，在法院调解之后，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于3个月内并未积极履行协议，仍透支40余万。由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被告人仍拒不履行协议，其行为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民事调解之后的后续催收如何认定

上文已经分析，银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属于“第二次”催收。到2014年12月22日，犯罪嫌疑人未积极履行调解协议，仍然透支40多万，其行为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银行自2015年1月8日之后的几次催收应当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此时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已经构罪，后续的催收只不过是让其尽快还钱，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

（四）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根据我国政府已签订但尚未经立法机关批准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比较权威的表述，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是指“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据此，该原则“一事”中的“事”，应当是指已被适用刑事诉讼作过终局处理的案件；“不再理”中的“理”，应当是指再次被作刑事处理。也即前后两个诉讼均为刑事诉讼的情况下，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的问题。而本案显然不属于此种情况。在诉讼法理上，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理并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马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透支，在银行两次催收后仍不归还，属于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应当定罪处罚。

注释：

[1]樊辅东：《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 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3期。

[2]宁建海、乔苹苹：《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2期。

[3]张宇、张强：《恶意透支行为中的催收要件研究——兼论刑民关系》，载《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4]张明楷著：《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页。

[5]同[1]。

[6]同[1]。

篇5：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怎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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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ngle.com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怎么处罚

合同诈骗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合同诈骗在实践中是很常见的诈骗方式。合同诈骗的数额也是根据具体案件的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处罚标准。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规定了怎样的法定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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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知识延伸：司法解释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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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1996年12月16日法发〔1996〕32号)

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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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担保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4月 ZI 法释[1998]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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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7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4月8日起施行。

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的处罚标准就是根据诈骗的情节和诈骗的数额来规定的，这样规定处罚标准做到了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合同诈骗的方式和手段在上文中为您已经详尽的列举了。如果你还有疑问：比如，合同诈骗的追诉时效是多长？合同诈骗怎么减刑等问题可以咨询赢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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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广东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标准

别巨大”标准的意见

苏高法〔2011〕370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确定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四、诈骗数额接近“数额较大”的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捐助、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拆迁等专项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或者使用诈骗的款项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多次诈骗的；

（六）曾因诈骗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的；

（七）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八）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上述

（一）、（二）、（三）、（七）、（八）情形之一的，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五、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意见第一、二、三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上述

（一）、（二）、（三）、（七）、（八）情形之一的，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篇7：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的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地，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和隐蔽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犯罪的构成来看，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地。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和隐蔽真相，使对方当事人“自愿”地与自己签定、履行合同，而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

（二）本罪的构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

其一，合同主体身份虚假。即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定金、购货预付款、材料费或者工程预付款等财物。

其二，担保虚假。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得以签订经济合同并骗取财物。

其三，履行虚假。即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取信对方后，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最终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其四，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担保的财产后逃匿的。

其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如行为人通过订立联销合同，骗取中间单位或个人的巨额财物；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上打虚假广告，引人上钩，或发行虚假信息小报到边远地区等利用媒介进行诈骗；等等。

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客观上还需要具备“数额较大”的要件，才能构成犯罪。何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9条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的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其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而，这一关于“合同”定义的规定，应当作为合同诈骗罪之中“合同”含义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见多用的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不直接发生债权但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和分配盈余等方面关系的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法上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正确界定“合同”之义，还需要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合同诈骗罪被纳入刑法分则第三 1

章破坏市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一币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合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应当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这些合同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现为这些形式。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

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

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是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四、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二者的区别

对合同诈骗罪进行认定时，主要是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二者的区别如下：

1．主观故意不同。

合同纠纷体现为双方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通过签订合同，确认双方权利和义务，双方均无非法占有另一方财物之目的，不能履约也确有理由，且出现了不能履约的情形后，能够及时通知对方。而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抱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具体表现有：

（1）当事人明知自己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仍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并拒不履行的；

（2）当事人明知自己无实际履约能力或明知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履约，仍诱骗对方签

订合同以骗取财务的；

（3）当事人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资格的；

（4）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使用伪造、变造的无效印章、印鉴或其他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5）签约时虽无明确、明显的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之后也履行了合同的部分义务，由于

各种原因或客观因素，无力继续履行全部合同，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转移或隐匿了他人财物的。

2．签约手法不同。

即签约时有无欺骗性。经济纠纷中所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

基于经济权益的互补，并非一方想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物。而合同诈骗是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法签约。在进行经济往来中，有时为了促进交易成功，一方会夸大自己的履约实力，对于这种情形，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认定为诈骗。如果行为人确实出于履行的目的，而无恶意占有的故意，在实际履行中也确实能努力履约的，不能认定为诈骗。

3．履约的诚意和实际行为表现不同。

从行为表现上，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都通过一定的途径设法履行义务，互惠互利地实现各

自的经济利益，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基本不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交易中有时会出现一部分履行的现象，对于部分履行，也可以从履约的诚意和实际行为表现上区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性质。合同诈骗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其部分履行的行为只是作为诱饵或代价，以便取得对方的充分信任，最终骗取他人的财物；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能够履行合同的，只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对自己的履行能力估计不足，或是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4．财物的处理不同。

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是将对方财物进行正当的运作，去向清晰，如将对方贷款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加工制作等，所以即使到期末全部履行也不能定为诈骗。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将对方财物或用于为自己还债，或挥霍、携款潜逃，并隐瞒财物的真实去向，表现出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合同诈骗罪与其它罪形态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

对于诈骗犯罪，我国刑法采取了“罪群”立法方式规定，即除了在侵犯财产罪章中规定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若干特殊诈骗犯罪。①（注：为了便于在称呼上清晰地区分各种诈骗犯罪，本文将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罪（刑法第266

条）称为“普通诈骗罪”。）具体而言，包括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贷款诈骗罪（第193条）、票据诈骗罪（第914条第1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194条第2款）、信用证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诈骗罪（第196条）、有价证券诈骗罪（第197条）保险诈骗罪（第198条）、骗取出口退税罪（第204条第1款）和合同诈骗罪（第224条）。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普通诈骗罪一样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主要破坏了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等社会土义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符合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这些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时，不应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而应根据其诈骗方法和对象依照特殊诈骗犯罪定罪处罚。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共识。

问题是，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犯罪时，即行为人的一个诈骗行为同时符合的构成均是特殊诈骗罪的构成时，如何定罪处罚呢？比如，行为人通过伪造购货合同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的，究竟怎样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②（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法条竞合（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十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但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之间在构成要件上并无必然的竞合。）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从一重罪从重处罚。考察刑法的规定，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与其他各种特

殊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均以诈骗“数额较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为各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如果撇开各种犯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不论，其中在“数额较大”、“数额巨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两个档次中，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都要轻；在“数额巨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除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规定有死刑外，合同诈骗罪其他特殊诈骗罪的上刑相同。因此，对于合同诈骗和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通常都应以相应的其他特殊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释对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统一规定，而假如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又低于其他各种或其中）几种特殊诈骗罪，则对想象竞合犯形态究竟以何罪定罪处罚，应在对合同诈骗罪、与之竞合的其他特殊诈骗罪中与行为人诈骗犯罪数额和其他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进行比较后，才可决定；假如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对就更轻，对想象竟合犯自应认定其他特殊诈骗罪。③（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各种金融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人”和“数额特别巨人”的标准，就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如贷款诈骗、个人保险诈骗以1万元以上为“‘数领较大”的标准，以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的标准；个人票据诈骗、信用卡诈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各单位款物折合人民币19.0666;万元；采用签发空头支票的手段，骗取D公司空调机1台，折合人民币8200元。

（二）连续诈骗情形下的数罪认定

对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中存在争议：有的认为，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理；有的认为应当按照行为人的上行为定性。①（注：转引白陈为钢：《办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与思考》，载《上海检察调研》2000年第4期。）笔者认为，当行为人的数个诈骗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最为可取的做法应是实行数罪并罚。上述第一种观点，首先将这种形态认定为牵连犯是错误的；其次，按照这种观点的主张，当行为人触犯的各种诈骗犯罪之中有两种以上犯罪的刑罚轻重相当时，便无法选择罪名，而即便在刑罚轻重有别的情况下择一重罪处理，那么，行为人触犯的其他诈骗的犯罪数额是否均计入该重罪的犯罪数额？不无困惑。按照上述第三种观点，当各种方法的诈骗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难分主次时一定性发生无法解决的困难；而即使有丰次之分的，犯罪数额的归属，也如按上述第一种观点那样成问题。笔者认为，“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不失为连续犯。连续犯通常是指行为人基于连续犯罪的故意，实施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但是，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②（注：参见姜伟著：《犯罪形态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页。）那么，对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的连续诈骗犯罪实行数罪井罚，是否违背连续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而不合理呢？笔者认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要否拓展“连续犯”的范畴，另当别论）纳入研究范围。这在很人程度上是由过去刑法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本身相对单纯，同种罪名细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连续犯也只存在数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决定的。而如今，由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刑法采用罪名体系、“罪群”性的罪刑规范设置方法也已相当普遍，③（注：如除了诈骗犯罪外，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走私犯罪，贿赂犯罪等，都存在“罪群”立法。甚至伪造印章犯罪、招摇撞骗犯罪都分立了不同罪名。）固守罪名不同的连续犯只能从一罪处断，显然是不智亦不可行的。实际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认可了特殊情况下对连续犯实行数罪并罚的做法。即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年12月2日《关于对跨越修订一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

及法定刑己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根据这个《批复》，如果行为人连续行为跨越修订刑法施行前后，而同时修订刑法对这些行为的定性与修订前刑法的规定不同且将其罪数由一罪变为数罪的，对该连续犯就应当实行数罪井罚。比如，行为人在修订刑法施行前一直从事伪造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印章的犯罪行为，修订刑法施行后只伪造国家机关的印章的，按照修订前刑法行为人本只构成妨害印章罪（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印章均为该罪对象所包括）一罪，而在修订刑法施行后，按照《批复》的规定，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对行为人伪造印章的连续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再如，行为人在修订刑法施行前后分别实施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犯罪和一般欺骗手段的诈骗犯罪的，也以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是数罪并罚。《批复》的上述规定无疑有助于司法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也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值得赞赏。在实践中，将这一《批复》的精神加以发挥，对于非跨法犯性质的“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均应实行数罪并罚。

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相关的问题是：在连续诈骗行为中，当包括利用合同诈骗在内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以及普通诈骗行为，分别依照各种特殊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未达起刑标准），而将其诈骗总数额等按照任何一种诈骗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可构成犯罪：或者有的诈骗行为数额上达到定罪标准可以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或各种特殊诈骗罪，而其中有几种行为构不成其诈骗方法对应的特殊诈骗犯罪时，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如下原则：(1）各种诈骗方法的诈骗行为，首先分别以其对应的诈骗犯罪的起刑标准为基准，考察能否构成该对应的诈骗犯罪（包括普通诈骗罪和各种特殊诈骗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的，不得对行为人的各种特殊诈骗行为分别根据行为特征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应当把这些诈骗行为作为有机整体看待，将这些无法认定为特殊诈骗罪的诈骗行为，连同本来以普通诈骗方法实施的诈骗行为，以刑法第206条为基准，进行罪与非罪的评判；构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按照前述(1）对有的诈骗行为己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罪的，须对行为人以普通诈骗罪和已经认定了特殊诈骗罪实行数罪并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第206条的普通诈骗啊罪，在构成上并不完全排斥各种特殊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方式，当行为人实施的特殊诈骗行为数额等情节未达定罪（特殊诈骗罪）标准的，该未达定罪标准部分的诈骗行为却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

参考文献[1]黄京平，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肖中华.刑

篇8：合同诈骗罪之主观认定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主观认定

刑法224条规定,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求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所以, 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就必须以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前提。这个是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之主要区别所在。就连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规定诈骗罪要求“以贪利为目的”[1]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认定过程中我们还要从欺诈手段、犯罪前后表现等方面综合分析其主观心理活动。

首先, 我们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 要注意避免客观归罪, 即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内容, 我们离不开从行为人的客观上去印证这样的实际情况。但不可先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 然后再从客观上找证据。这样的做法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错案的产生。当然有学者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以将公私财物非法转为自己或者第三者不法所有为目的。[2]在此, 只有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 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3]

其次, 对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产生时间一说, 可能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 也可能发生在履行合同过程中, 也有可能发生在合同履行后另一合同产生前的交替过程中。在此我们要把握行为人对所犯罪行的认识和其目的是否明确, 是否是通过诈骗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的认识从而自愿将财物交付出去的过程。

最后, 认定过程中我们要注重表象与内象的联系。既要从客观上分析行为人如何通过欺诈方式签订合同并取得了财物, 也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占有并处分他人财物的故意,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锁定其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之所在。同时我们在对于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区别时, 对于其所采用的诈骗方法也要研究,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主要从其占有财产之后若其采用逃匿、挥霍的方法加以处分, 并且继续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掩盖事实, 则诈骗意图十分明显。

二、故意欺诈之主观认定

对于行为人基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从而达到欺诈的结果其主观故意主要从其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加以认定。

首先, 我们要从行为人是否具备合同履行能力的这个角度去看。若在签订合同时根本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事后又故意编造假象促使对方与己签订合同,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 达到骗财物的目的。这种主观故意就很明显了。但有时虽然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具备了履行合同的能力, 只要主观上没有故意而客观上造成了欠款, 那就要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 而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了。但对于事后故意的这种效力, 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是都不承认的。[4]

其次, 判断其主观的故意欺诈内容要从合同签订、履行的整体活动情况来看的。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不必然导致合同诈骗罪, 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也有可能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但在很多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 嫌疑人往往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其主观上大多数都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只想通过签订合同来诈骗对方。有能力也会故意不履行, 采取转移、挥霍等手段, 其故意犯罪意图明显。对此我们要注重其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 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时没有能力, 但行为人对于合同债务诚意履行, 虽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但这也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相反若其虽有能力, 但行为人隐瞒此种情形, 占有对方当事人已经提供的各种财物或者货物, 而不履行债务的, 这时其主观故意就很明显, 应以合同诈骗罪来认定。

最后,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在逃避合同债务过程中当事人的表现。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中, 当事人一般不会逃避债务的, 而是千方百计的去履行自己的债务。而如果是合同诈骗, 行为人往往会逃避合同债务, 甚至避而不见让你联系不上他。若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又以各种方式进行躲避, 使对方当事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其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就比较好认定。所以判断行为人主观的犯罪意图是离不开客观表现的, 明知自己利用合同进行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而占有对方财产, 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最终以获得对方当事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 当以合同诈骗罪来认定。

摘要：在我国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针对每天都发生的合同诈骗犯罪, 骗子们行骗后往往不承认主观欺诈, 使其不受法律追究。本文试图通过在不同阶段对骗子们的主观心理活动进行分析, 结合其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 对其中主要的内容予以研究, 从而打击此种危害我国经济秩序的犯罪的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目的,故意犯罪,诈骗

参考文献

[1]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64.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760.

[3]马克昌.金融诈骗犯罪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 20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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