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精选8篇）

篇1：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

五

项

制

度

****办公室

目录

1.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 2.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4 3.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情况报告制度……6 4.领导干部利益冲突信息披露申请制度……8 5.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责任追究制度…………10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本单位内幕信息管理行为,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泄露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根据《德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内幕信息，是指政府或者本单位没有披露或者尚未公开的相关决策、项目建设、项目资金使用以及本单位其他涉密事项等各种信息。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我办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可以获知信息的责任人。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

2、由于所任职务可以获知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办公室是本单位信息披露的具体工作机构，负责办理本单位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事宜，相关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负责对本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向外界泄露有关涉及本单位内幕信息及信息披露的内容。

第四条 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知情人应当按照本制度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其他人员在知悉本单位内幕信息时,有义务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办公室报告,并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表》。

第五条 不得在没有合理依据的情况下向外部使用人报送未公开的各类信息。如需向其他相关部门报送非公开信息时,应严格控制未公开信息知情人范围,并以书面方式提醒可能涉及相关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注意保密，并登记外部使用人的名称、接触内幕信

息的原因以及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

第六条 单位内部内幕信息知情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制度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等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为切实规范本单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行为发生，根据《德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有关要求，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本单位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的行为。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本单位领导干部指我办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本单位领导干部的近亲属、拟制血亲、近姻亲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1、“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拟制血亲”，包括养父母、养子女、继父母、继子女。

3、“近姻亲”，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包括财产上利益及非财产上利益。财产上利益包括不动产；现金、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债权或其它财产上权利；其它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非财产上利益包括录用、调动、提拔、奖惩及其它人事措施。

第五条 本单位领导干部应正确履行职责，不得借职务权力，5

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利益。对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行为，应主动回避，防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第六条 本单位领导干部在执行涉及本人或特定关系人的录用、调动、提拔、奖惩等事项时，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和决定等环节的工作，或利用职权等不当方式施加影响。

第七条 利益冲突回避形式分为自行回避、依申请回避和强制回避。

1、自行回避程序：在具体工作中，本单位领导干部认为该项工作符合回避条件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并书面向办党委提出自行回避的申请。

2、依申请回避程序：利益冲突相对人可以就特定领导干部与本人正在从事或申请的事项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可以向我办党委提出回避申请。办党委对其进行审核，并及时做出是否回避的决定。被申请回避人在回避申请受理部门做出回避决定前，应暂停参与该事项。

3、强制回避程序：办党委根据相关信息发现工作人员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行为，应及时采取强制回避措施。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情况报告制度

为切实加强对本单位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强化领导干部自我约束意识，根据《德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相关要求,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本单位领导干部指我办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第二条 本单位领导干部应报告下列事项:

1、个人独资或者与他人合资、合股（包含以他人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组织，或者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

2、拥有非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股份、证券。

3、兼职取酬，或者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4、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

5、有夫妻关系、直系亲属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在本单位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

6、上级组织或个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相关报告事项应列入廉政承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民主评测和党务政务公开等的内容。

第四条 对报告的内容,按规定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

的,应及时对社会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五条 领导干部不按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做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

第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领导干部利益冲突信息披露申请制度

为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根据《德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本单位领导干部指单位行使管理权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披露申请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或利益相关人可以就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事项，向存在利益冲突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提出信息披露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

第三条 对收到的申请要进行审核，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1、申请形式、内容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受理；

2、申请形式不符合规定或者内容不明确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允许申请人当场补正。

第四条 对受理的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1、申请披露的信息属于可以公开范围，并能够当场予以提供的，应当决定予以提供；

2、申请披露的信息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申请披露的内容涉及领导干部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个人利益的，应当书面征求个人意见；第三方不同意的，不得公

开，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4、对可能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信息披露申请，应及时进行调查核实，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做出书面答复。对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

第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责任追究制度

为强化单位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工作责任意识，严肃工作纪律，根据《德安县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有关要求，结合单位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单位领导干部指我办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第二条 办党委及上级纪检部门按照职责和权限，负责对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实行责任追究。

第三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

1、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掌握的本单位有关人员利益冲突情况的；

2、对依申请回避利益冲突不受理或不及时处理，致使领导干部利益冲突问题发生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3、对反映本单位领导干部利益冲突问题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信访举报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核实的；

4、其他应予以追究责任的行为。

第四条 领导干部在防止利益冲突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责任追究：

1、对本人存在的利益冲突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申报的；

2、对本人存在的利益冲突应回避未回避的；

3、对组织做出的防止利益冲突决定拒不执行的。

第五条 责任追究方式：

1、批评教育；

2、书面检查；

3、诫勉谈话；

4、通报批评；

5、调离工作岗位；

6、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方式。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执行或者合并执行。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责任追究程序：

1、日常工作中发现领导干部存在利益冲突的；

2、组织考察、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中发现领导干部存在利益冲突的；

3、群众举报、投诉，经查实本单位领导干部存在利益冲突的。第七条 责任追究结果作为本单位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受到责任追究的领导干部本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篇2：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122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四川省律师协会制定的《四川省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规定，为规范本所律师执业行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制度。

二、本所严格执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度。本所成立律师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小组，组长由本所主任担任。审查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审查本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本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三、对于与本所已建立法律服务关系的当事人，本所建立当事人信息档案。本所在与当事人办理委托代理手续时，应当谨慎严格审查。承办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前，应当向本所行政办公室检索相关当事人的信息档案（包括咨询档案），查证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四、本所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发现有下列利益冲突情形的，应当立即向本所主任或者审查小组报告：

（一）在同一刑事案件中，本所律师同时担任该案件中涉嫌共同犯罪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或者被告人的辩护人。

（二）在同一刑事案件中，本所律师同时担任该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人、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或者被告人的辩护人。

（三）在同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本所律师同时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提供法律服务。

（四）与本所已建立法律服务关系的的两个或者数个当事人之间发生诉讼、仲裁类案件，本所律师同时担任两方以上当事人的代理人。

（五）本所律师在诉讼、仲裁类案件中与一方当事人依法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又在该案件中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担任代理人。

（六）本所律师及其近亲属同委托事项有利益冲突，或者诉讼相对方的律师是本所其他律师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七）本所律师在前一法律事务中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后，又接受与前任委托人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方的委托，办理相同法律事务。

（八）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与顾问单位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九）依据律师执业经验能够判断的其他利益冲突情形。

五、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有本制度第四条所列情形，应当予以回避。尚未接受委托的，不得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在接受委托后知道诉讼相对方或者利益冲突方已委聘本所其他律师的，应当协商解除一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协商不成的，应当与后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一方或者没有支付 律师费的一方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六、律师在接受委托后知道诉讼相对方或者利益冲突方委聘的律师是自己或者本所其他律师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及时将这种关系明确告知委托人。委托人提出异议的，律师应当回避；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七、专业组负责人对本组律师承办案件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负有审查义务。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经查证，若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不得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双方委托人签发书面豁免函的除外。

八、与顾问单位签订顾问合同时，应当在顾问合同中明示本所利益冲突回避制度，让顾问单位知晓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处理办法。

九、在执业活动中，如承办律师明知存在本制度第四条所列利益冲突情形而故意隐瞒事实并继续进行委托代理，致使委托人遭受损失的，除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外，视其情况予以记过处分，直至除名。

十、承办律师对因存在利益冲突而被审查小组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关系有异议的，可向审查小组提出异议申请，由审查小组组长作出最终决定并书面告知承办律师。

十一、因存在利益冲突与委托人协商终止委托代理关系后，承办律师应当书面报告本所主任或者本所合伙人会议，本所根据承办律师已进行或者完 成的委托事项向委托人退还全部或者部分律师费。

篇3：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一、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发展历程

美国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建立可追溯到160多年前。1853年美国国会颁布法律, 禁止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雇员为在对美国政府赔偿起诉中为他人利益而收取任何报酬。二战后, 美国政府的权责逐步扩大, 官员权力增加, 美国总统开始重视利益冲突问题, 政府不得不更加密切关注雇员的个人财产问题和任职中所拥有的权力、行为活动, 以期确保这些决策者行动是从公众利益出发。1961年5月, 肯尼迪总统以行政令的方式颁布了《政府道德标准》, 创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这是防治利益冲突的一项重要举措。1962年, 国会接连通过利益冲突法和贿赂法等刑事法, 预防利益冲突的法律不断完善。

尽管如此, 联邦调查局统计数据显示, 60年代末至1974年, 美国反映官员腐败的“白领犯罪”增长了约313%。1974年“水门事件”更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广泛呼吁政府出台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的相关法律, [1]这是对政府的严重警醒。此后, 美国国会制定了《政府道德法》《联邦选举竞选法》《监察长法》《独立检察官法》等一批廉政法律, 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司法部门和国会中的非议员官员、雇员和工作人员, 并依法设立了监察长办公室、政府道德署等廉政监督机构, 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并行之有效的廉政建设机制。1989年, 国会又通过了《道德改革法》, 将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限制范围扩大至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其中详细规定了接受礼品、行使职权、兼职、募捐活动等行为, 明确了公职人员执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对此前颁布的政策法规有了更进一步完善。

二、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分析

1. 行为限制制度

包括在职行为及离职后的从业行为限制两方面。在职行为限制范围不仅局限于官员在直接从事公务活动中的权力行使、收受礼物等, 在外部兼职、募款等私人活动方面也有明确限制规定。此外, 注重规避其通过亲友间接谋私的隐形风险。对离职后的从业行为, 一是限制公职人员再就业范围。例如, 官员离职五年内禁止从事与任职期间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业、岗位任职。二是限制公职人员利用原有信息或权力进行谋取私利的活动。《美国联邦政府组织与雇员法》规定, 政府高级官员不得向他们所涉及的部门进行政治游说, 不得以新任身份与原任职部门进行相关利益活动。

2. 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申报是指公职人员按法律规定, 在一定时期内向有关部门报告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 包括数量、来源、变动等内容, 然后由主管机关予以审核。[2]。在立法方面, 美国先后颁布了《行政官员道德纲要》《政府行为道德法》《申报财产真实情况法》, 对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做出明确规定, 从法律层面保障了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在申报主体方面, 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申报并公开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财产状况。在申报内容方面, 除了劳动所得的报酬, 还包括股票和债券等非劳动收入、兼职所得报酬、各类活动报销费用等。在财产公开方面, 公开财产申报针对的是政府高级雇员, 相当于我国担任厅、局级职务以上的官员, 而对级别相对较低的基层职员则实行对外保密。

3. 利益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时, 为避免影响其行为的公正性, 不参与涉及自身和亲属利益相关的事件。美国在1993年颁布的《道德行为准则》中, 明确禁止政府雇员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参与对自己或其他关联人 (配偶、未成年子女、工作伙伴或将来对其私人利益有一定影响的群体) 有经济利益的任何特定事项。并要求如果遇到私人事件或利益与政府公务相冲突, 即使不属于回避范围, 也应自觉选择回避, 并如实向上级主管提供书面报告, 请求上级作出决定。[3]美国《政府道德法》明确政府雇员必须承诺自己在公务活动中如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工作时, 不再参与其中。

4. 违法惩治制度

美国通过立法、制度、行政机构等多条路径对腐败行为进行惩治。在立法上, 美国刑法规定了“利益冲突犯罪”:“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都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任何同自己有着财产利益的特别事项, 违者单处或并处10000美元以下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此外, 美国还出台《基本利益冲突法》等专项法规, 规定多种利益冲突犯罪及其相应的惩罚措施。在制度上, 美国多年来颁布了许多利益冲突相关制度, 不仅对易引起利益冲突的各项行为进行严格限制, 也对每项利益冲突导致的腐败行为明确惩罚制度。在行政机构上, 设立专门进行道德监管的政府道德署, 对政府雇员进行教育、监督。道德署每4年对行政部门及官员的道德行为进行普遍审核, 若有问题, 或转送司法部门处理, 或提请辞退、罢免, 或责令限期整改。[4]

三、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取得的成效

美国是预防利益冲突立法较早、制度相对完备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 在利益冲突预防方面取得较好成效。理论政策层面上不仅出台了多部利益冲突的相关政策, 制度层面上深入公职人员执政、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行为限制、财产公开、利益回避等方面保证政府雇员能从公共利益出发, 为民众谋利。而且在立法上也有完备的操作性强的刚性措施。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 对官员的从政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对腐败违法行为进行强制惩处。从实践机构层面, 通过设立道德署、专职廉政专员、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对政府雇员进行思想教育、权力监督、政务审核, 从程序到实体环环相扣, 全面规范。两个层面的相互结合为美国提供了较好的廉政环境, 对腐败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透明国际”的评估报告显示, 美国2003年清廉指数为7.5分, 全球排名第18位;2006年为7.3分, 排名第20位;2010年为7.1分, 排名第22位;2013年为7.3分, 排名第19位。近年来美国腐败现象逐年减少, 清廉指数相对较高。这与美国多年来坚持各项预防利益冲突措施密不可分。

四、美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1. 加强“顶层设计”建设, 加快预防利益冲突的立法进程

“利益冲突”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后, 我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预防制度, 但腐败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 即使是现行执政条件下, 也是通过领导人的路线、方针、政策强制遏制腐败的发生。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利益冲突法, 即使有相关的规定, 也只是散见于《刑法》中, 无法从根源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因此, 应尽快出台利益冲突法, 加大腐败惩治的成本, 提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刚性, 让利益冲突的处置有法可依。

2. 厘清公私界限, 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机制

拥有权力是取得利益的先决条件。而正是因为权力使用不当, 才会导致利益冲突的产生。因此, 必须划分公私权力, 明确公共权力可涉及的范围。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 是由法律赋予的, 在实际的运行中, 应当全面推进权力的清查, 编制行政权力流程图。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权限, 不断地转变政府职能, 还权于社会, 构建服务型政府。权力运行之所以会发生风险, 就是公职人员主观谋利行为、制度机制不健全、制约惩治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应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建设, 根据汇编的权力流程及实际工作中的权力运用, 重点关注、排查风险高发领域, 分析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 及时找出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漏洞, 进行风险防控。在整个过程中逐步压缩行政裁量权, 规范权力运行机制, 促使公务活动合规合法。

3. 明确腐败滋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完善利益冲突预防制度

利益冲突皆因公职人员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 利益的价值越大, 发生冲突的风险就越大。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 首先要明确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重点领域, 围绕利益限制、利益公开、利益回避等关键制度, 进一步界定相关制度的主体、内容、程序规范。尤其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不仅要局限于厅、局级以上官员, 更要关注工程基建、招标采购、资源配置等腐败高发基层工作人员;二是完善回避制度, 尽管有相关制度规定利益回避的相关内容,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仍存在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属谋利的现象。尤其是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招聘选拔中, 欠缺公开性, “萝卜坑”招聘依然存在。须扩大回避范围, 突出重点环节, 制定连带责任制及相应的惩罚措施。三是健全行为限制制度, 重点关注公职人员在职时利用职权参与外部企业活动, 赚取报酬等现象。

4. 健全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制度的配套措施

一是加强廉洁文化教育。将预防利益冲突的理念纳入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培训中, 注重因材施教、因岗施教, 使公职人员在廉洁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 从而以正确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来处理公私利益。二是完善利益监督机制。在行政方面, 对利益冲突的高发领域进行监督, 确保权力的运行。设立专门的利益冲突处理机构, 根据现行的利益冲突防范制度分设相应的处理部门。在社会舆论方面,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群众及网络媒体的作用, 对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形成监督网络, 及时予以曝光。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公共组织对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进行监督。三是打造网络信息平台。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作用, 公布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岗位、领域及具体行为规范流程图, 使公职人员在整个行政过程中接受民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朱向东.美国防止利益冲突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廉政文化研究, 2012 (1) :85-90.

[2]王立梅.国外反腐败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及启示[J].岭南学刊, 2009 (5) :41-43.

[3]朱前星, 王国林, 陈果.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及其启示[J].领导科学, 2011 (12) :8-10.

篇4：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5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1.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1）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严格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如1979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1]，1988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接受礼品”[2]。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1993年、2000年以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50元、200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价值低于50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50元低于200元）在递交礼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200元）要登记并上缴。

（2）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1980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3]。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价值低于200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值高于200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2.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如1984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1985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988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1985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何职务，1989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问题作出规定。1994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建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价值200元是单次200元还是若干次200元，是单件礼品200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200元，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情、行之无效。如1988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

1.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1）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的范畴。

（2）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过500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 特定情境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对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3）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受的利益超过200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500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4）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10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5000元而故意违反利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职、拘役等惩处。

2.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1）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2）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3）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会社员劳动所得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Z].1979-8-10.

[2]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EB/OL].（1988-12-01）[2014-12-01].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asp？id=5403.

篇5：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所的业务活动和律师的执业行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树立律师的良好职业形象，根据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执业避免利益冲突规则》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所有执业行为。

第二章 利益冲突事项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法律事务，是指各项委托代理事项，包括各类诉讼代理、仲裁代理、非诉讼代理、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可由律师从事的其他法律业务。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本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本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继续代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行为，是指本所或者同一律师已经或者拟代理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之间存在相悖的利益关系，但仍然接受委托代理的行为。

第六条 本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对立双方委托的；

(二)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委托的；

(三)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又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法律顾问单位或个人的对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同时接受对立双方或者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委托，而接受委托的；

(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者其近亲属与该所承办的法律事务或其委托人存在利益冲突而接受委托人委托的。 第七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委托的；

(二)在同一刑事诉讼案件中，担任两上或两个以上被告人辩护人的；

(三)担任各类诉讼代理人、仲裁代理人、非诉讼代理人期间，又在其他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委托人的对立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或者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他方委托的；

(五)在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代理双方或者多方的。但是，以非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涉及双方或者多方法律事务的除外。 第八条 本所不同律师办理本制度第六条所列法律事务，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及相对方当事人书面说明，并告知其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在合理的期限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同意。

经委托人签发豁免函表示同意，本所律师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利益冲突行为：

（一）本所不同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

（二）在公司重组、并购、改制、投融资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本所律师分别接受同一事务双方或多方委托。第九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必须向拟委托的委托人说明，并且取得相关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一）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办理无事实争议的具体性事务；

（二）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进行协调、调解工作；

（三）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律师向委托人履行了本条所列告知义务，而相关委托人未在合理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已经取得了相关委托人的同意。

第三章 利益冲突事项审查

第十条 在接受委托之前，本所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十一条 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律师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明示，在取得相关委托人书面同意给予豁免后，方可报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四章 利益冲突事项的处理

第十二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利益冲突情况，应书面告知委托人暂时中止代理行为，并立即向律师事务所报告，由律师事务所统一处理利益冲突事项。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发现本所律师正在办理的业务中有利益冲突事项，应视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本所同一律师在同一业务中接受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应当对律师予以批评，并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二）律师事务所数个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商请各方委托人签发豁免函；委托人拒绝签发豁免函的，根据本制度确定的原则，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三）律师事务所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分别接受委托人委托，或办理的后一个法律事务与前一个法律事务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协商解除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 3 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协商不成的，应当解除后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四）本所律师代理与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时，应当解除委托关系或将案件移交本所其他律师办理。

第十四条 对本所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行为，针对本制度所列情形，通过下列方式进行防止和补救：

（一）督促律师履行告知义务；

（二）查验相关委托人的豁免文件；

（三）指令律师不得接受委托；

（四）拒绝签署委托代理合同；

（五）及时终止委托代理合同。

第十五条 本所、律师因违反本制度而导致委托人损失的，本所应当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向委托人承担责任，律师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向本所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委托人因未如实说明利益冲突情况，造成本所、律师违反本制度的，应当由该委托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篇6：威海市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从政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有效预防腐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与公职身份所代表或者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党和国家机关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第四条 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坚持健全机制、科学规范、预防为先、依法处理的原则。

第二章 利益冲突的基本表现

第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礼品等馈赠以及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第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大额资产交易、借贷、委托理财等行为。

第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中知悉内幕信息后，参与或者委托他人参与相关利益活动，或者将内幕信息透露给他人用于谋取利益活动。

第八条 党政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出现下列行为：

（一）个人独资或者与他人合资、合股（包括以他人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组织，或者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从事商业和其他经营活动；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股份、证券；

（三）兼职取酬，或者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第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或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条 党政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第十一条 与党政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或者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

第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公共资金使用领域中，参与涉及本人以及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和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相关事项的讨论、研究、决策等工作。

在其他公务活动中，参与涉及前款人员具体事项的规则制定、调查、讨论、审核和决定等工作，主要包括：

（一）考试录用、调任、职务升降任免、考核、考察、奖惩、交流、出国审批；

（二）监察、审计、仲裁、案件审理；

（三）税费稽征、项目资金审批、监管；

（四）行政审批、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决定事项；

（五）行政协调、物资资金调配事项；

（六）其他存在职权影响的事项。

第三章 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措施 第十三条 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至第十二条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本规定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向组织（人事）部门如实报告。

新调任职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八条情形之一的，应当形成专题书面报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送组织（人事）部门并同时抄报纪检监察机关。

第十四条 实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各单位应当在接收文件、听取汇报、信息收集等未公开信息流入或产生的第一时间、第一环节，对其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进行甄别，对认定的内幕信息按照规定进行登记和保密管理。

实行信息披露申请制度。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利益相关人可以就本规定第二章所列利益冲突表现中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事项，向存在利益冲突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信息披露申请。有关单位受理后，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书面作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情况说明。对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申请人。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对报告登记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作出承诺。

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发现其存在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经本机关、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六条 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主动回避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中，具有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基本表现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主动向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并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组织依照规定程序作出决定。

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利益冲突基本表现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干部管理权限，主动向上一级主管领导书面提出公务回避申请，组织依照规定程序作出决定。

第十七条 实行利益相关人回避申请制度。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可以就第十二条所列利益冲突基本表现，向涉及利益冲突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提出要求其回避的申请。

有关单位受理回避申请后，依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规定作出决定，并于3个工作日内反馈申请人。申请人对回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单位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核申请，上一级机关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反馈申请人。

第十八条 健全完善并认真落实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各级各部门、单位应当将党政领导干部履行公共职责的权限、分管工作和相关工作程序、时限、标准、依据等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信息，依法对社会公开。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支持人民群众监督党政领导干部违反防止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发挥人民群众在防止利益冲突中的监督作用。

第二十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强监督检查，将执行本规定的情况，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内容，每年集中报告；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利益冲突信息库，将个人信息资料、利益申报、回避、信息披露等情况系统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和选拔任用工作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案件涉及的有关领导干部报告利益冲突的材料。

第四章 发生利益冲突的处理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五条表现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接受的礼品登记上交；接受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消费支出，由个人支付相关费用。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纠正、处理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新调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具有第八条表现的，应当按照新调任职务规定要求停止相关经营活动，辞去相关职务，按规定处理持有的股份（有价证券），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组织报告。试用期满（无试用期的任职满三个月），仍未依照有关规定纠正、处理的，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第二十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休后具有本规定第九条表现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表现之一和其他利益冲突表现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党政领导干部发生与公共利益冲突的行为，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报告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给予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党政领导干部拒不执行回避决定的，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其他利益，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

第二十九条 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管理监督不到位发生利益冲突问题的，依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干部的责任。第三十条 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市直各部门和各市区、开发区、工业新区直属机关、镇（街道）科级负责人，基层站所负责人，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科级负责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内幕信息”，是指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没有披露或者尚未公开的公共设施建设、商品价格调整、税率调整、银行利率调整、企业重组、签订重大交易合同、投资重点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等各种信息，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其他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

本规定所称“近姻亲”，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十三条 各部门、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中共威海市纪委、威海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篇7：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防止利益冲突作为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200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其主题正是“APEC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在我国，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成为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方面。今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一、防止利益冲突的概念

所谓利益冲突就是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亚太经合组织界定的防止利益冲突原则是：公务员要避免任何影响其个人或家庭财务利益的公务行为，避免接受任何与其职位、职能和责任冲突或容易产生冲突的职位、职责以及金融、商业、信托的或其他相关利益。

显见的事实是，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都必然具有两种身份，代表两种利益：一为政府官员身份，代表公共利益；一为私人身份，代表个人或其亲友利益。公职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必须恪尽职守，全心履行职务。因此，所谓防止利益冲突，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私人身份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之间出现冲突。

廉政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较早重视利益冲突的问题，并探索出许多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效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回避。如美国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必须作出书面保证，保证自己在工作中如果遇到涉及自己股份利益的事时，就不再参与这项工作。投资利益的申报和处理。如香港规定公务员有申报利益冲突的义务。一旦存在“主要官员”的投资或利益跟他的公职有或似乎有利益冲突时，就可要求有关官员采取放弃投资利益、避免再购入有关投资利益或予以出售、把有关投资利益交由他人全权托管等措施避免利益冲突。从业限制。香港对主要官员从事商业性活动作出限制规定，要求主要官员“在任期内，除非获得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不可作为主管、代理、董事或幕后董事、雇员或以其他身份，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其他行业、商业、职业、商行、公司（私营或公营）、商会或其他类似组织、公共机构或私营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或涉及上述有关职务”。资产处理。如加拿大要求公职人员任职后120日内，必须把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处理完毕，或以公平交易的办法卖掉资产，或把资产委托给政府安排的信托人管理。离职后行为限制。如加拿大要求政府各部部长在离职后2年内（其他官员1年内）禁止到与其任职期间有工作关系或联系较密切的公司任职；所有官员在离职后一定年限内不准作为某公司的代表或代理与其原任职单位打交道，不准代表其他国家对政府进行游说活动，不准利用原掌握的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二、构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建议

当前我国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共同构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包括回避制度和从业限制两项。总体来看，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并非完全阙如，但与廉政制度发达的国家相比，制度设计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可从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

完善回避制度。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不强，如回避的范围、程序、法律后果等，都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国回避制度包括公务员法中规定的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三项。具体来说，地域回避中，应当回避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究竟是哪些部门，并不具体，可进一步明确为“负责组织人事、财务、行政审批等重要权力部门或乡级、县级机关的内设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同时，公务回避中，以存在“利害关系”作为公务回避的核心条件，但法律中并未进一步明确究竟何谓“利害关系”，可进一步对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各种利害关系作出具体列举，明确“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害关系，是指除本人利害关系、亲属利害关系外的，与当事人之间是密友、同事、同学等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关系，或公务员与所处理的事务存在经济利益关系等。此外，对回避程序，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自行回避、申请回避以及不经申请的直接决定回避三种方式。但整个回避程序中仅有回避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其他如回避申请的法定期限、当事人提出回避的具体方式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裁定是否需要回避的“机关”，公务员法第70条也仅笼统规定为“机关”，究竟具体是指哪些机关，语焉不详。

健全从业限制制度。从业限制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中的重要内容。鉴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现实原因，有关公务员从业限制的规定几乎空白。公务员法仅简略地规定：公务员不得有“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行为。从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角度，当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健全我国公务员从业限制制度：一是严格禁止公务员从事经商、办企业行为。公务员经商、办企业行为，不仅导致公务员无法专心从事公务活动，而且，严重扰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极易滋生腐败。二是禁止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与其职务存在利害关系的行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完全禁止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一切商业性经营行为显然不现实，但禁止其从事与其职务存在利害关系的特定行为却完全应该。如司法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就不应当从事律师及其他诉讼业务；城建部门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则不应当从事工程承揽活动。三是限制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近年来，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可区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别对待。营利性的兼职行为，极易造成权钱交易，实质上即为一种变相腐败，应绝对禁止。非营利性兼职，如在一些学术机构中的兼职，虽难以直接认定为腐败行为，但客观上仍助推了学术腐败之风，应严格限制。四是离职后行为限制。目前我国对特定种类的公务员，如法官、检察官，有离职后一定期限、一定区域内不得从事律师等特定职业的限制。但对其他公务员，尚不存在一般性的管理制度，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有必要对公务人员离职后，不得从事与其原职务行为相关的事务作出一般性规定。

建立投资利益申报、处理制度。国外普遍存在公职人员投资利益申报、处理制度，如美国就存在盲目信托管理制度（即把个人财产转移给可信托的自由经营者，而财产的主人不可知道如何经营其财产，以避免由于财产问题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从借鉴域外经验的角度，建立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作出要求公务人员任职前必须进行投资利益申报的规定。一旦主管部门认为其投资行为可能与其职务存在冲突，则可要求其作出放弃投资、委托管理等相应的处理。

篇8：领导干部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一、案情简介

本案原告, 滕芝青, 系被告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 出资4万元, 拥有该公司0.45%的股权。2002年7月28日, 被告公司一届三次股东会对原章程第十二条进行修改, 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 必须转让全部出资, 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章程的修改以公司880万元注册资本, 每一万元出资额为一计票额进行表决, 最终以872票同意、8票弃权而获得通过。7月31日, 原告滕芝青离职。被告公司于2004年12月8日书面通知滕芝青, 其股东权已依章程转让给工会持股会, 并要求其领取相应的转让款。之后, 滕芝青没有将出资证明交付给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该公司也未将转让款交付给滕芝青。

2006年3月10日, 滕芝青起诉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 并判令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强制转让股东权的行为无效, 诉讼费由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负担。常熟法院经审理认为, 股东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的双重属性, 非经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定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被变动。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在没有滕芝青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情况下所作出的通知及股东会决议, 对滕芝青没有约束力。因此, 在滕芝青不接受的情况下股东权不能作出变动。股权转让合同系双务履行合同, 需要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的履行才能完成转让行为。本案中, 争议双方没有进行股权转让的要约和承诺, 既没有将出资证明这一股权的权利凭证进行转移, 也没有交付转让款, 因此应认定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 也无履行行为。因此。对原告确认股权的请求应予以支持;而原告关于判令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强制转让股东权行为无效的请求, 因股权转让不存在合同行为也无实际履行行为, 没有作出合同效力判断的基础, 故而对该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 判决确认滕芝青为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的股东, 在常熟市建发医药有限公司中拥有0.45%比例的股权。

本案案情相对简洁清晰, 但恰是典型的实行资本多数决制度情况下的忽略小股东利益的案件。本案的关键在于, 通过正当程序修改的公司章程规定与股东权的身份属性产生冲突的情况下, 该章程及于股东的效力如何?如果说基于公司的社团属性、自治属性, 这种章程的效力必须及于全部股东, 那么因此变更的章程而利益受到侵害的股东就没有救济自己权益的办法了吗?显而易见, 上述对少数股股东利益的忽略或侵害正是源于资本多数决制度这种“多数人的暴政”, 对于公司来说, 更有可能是少数几个大股东的“暴政”, 殃及无数的少数股股东的利益。在资本多数决制度占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下, 少数股股东的权益救济途径似乎很狭窄, 而这恰恰是有悖于公司法对公平公正的追求的。由此可引申出这样一个矛盾的局面, 即在公司决策过程实行资本多数决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公司决议有悖于少数股股东利益, 甚至有悖于公司法公平要求的情况下, 该如何进行制衡?

二、资本多数决制度确立的理论分析

从逻辑层面看, 资本多数决制度的确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是极符合逻辑推论的。公司组织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 虽享有财产的独立, 责任的独立, 人格的独立, 但“正如它没有血肉之躯一样, 它也没有自己的头脑和意志”, 它那“积极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就必须追溯至这样的主体之上”。[2]显而易见, 这个主体必须追溯至号称公司的大脑组成部分的股东大会, 也即公司的权力机关。股东大会 (除一人公司外) , 必然是由众多或持有不同股份比例, 或享有不同权利, 或担任不同职位的股东组成, 并且不仅仅是是这些客观的不同, 在各股东会成员的主观上, 对公司经营的方式, 对利益的追求等等也都并不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各位股东就公司的经营决策、运营治理等等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不同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统一的议事规则, 就必然不会有经营决策的效率, 甚至无法开展正常的公司经营活动。这种情况下, 资本多数决制度作为一种相对民主的制度被引入到公司的决策之中是妥协的选择, 也是必然的选择。

从法律层面看, 资本多数决制度被选中作为这个统一的议事规则不仅仅是实践的摸索, 更是其本身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点。从其名字来开该制度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资本”, 二是“多数”。以“资本”作为表决权基础, 主要有以下两点根据:一是目前主要的公司类型以资合性为主导, 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司所具有的资合性, 进而导致公司在确定经营决策表决规则时, 以“资”作为最基本单元, 而不是“人”;二是股东投资数额的多少决定其承担的风险的大小, 投资数额多的股东, 承当的风险自然大, 也即股权数与股东利益相关度高, 因而在公司决策中自然根据其投资数额的多少来分配表决权, 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激发投资者的热情, 才能最大发挥公司这种能性的, 原因二在于即使最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从经济角度来看, 协商的巨大成本也必然导致决议的不经济或不效率, 公司组成的目的最终也有可能会落空。

三、资本多数决制度的固有缺陷与后天漏洞

(一) 资本多数决制度的固有缺陷:对股东实质公平的漠视

上文论及, 资本多数决制度以“资本”作为表决权的基础, 是基于股权数与股东利益的相关度来考虑的, 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另一面来看, 这种纯粹的以“资本”作为表决基础的模式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那些拥有控制权的股东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中往往处于支配地位, 其意志也常常上升为公司意志, 从而对公司和少数股股东产生约束力。”[3]这种大股东一方意志的强加, 尤其是当少数股股东持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 这种表决制度显然本身就是有违公平的。股东平等原则是公司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所谓股东平等原则, 有学者认为是指“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 不得在股东间实现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 并应按股东所持的股份的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4]从该定义的词面来看, “根据股东所持股份的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 资本多数决制度似乎恰恰是保证了这种“平等待遇”的, 但正如上文所述, 从本质上看, 由于各股东持股数额的不同导致持股数额多的大股东的意志总是处于主导、支配地位, 而少数股股东的意志没有任何影响力并最终被大股东的意志所淹没, 这就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尤其体现在大股东意志与小股东诉求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资本多数决制度仅仅是维护了股东的形式平等, 忽略了股东的实质平等, 可谓应然的结果对应不上实然的现实, 这种忽略是资本多数决这项制度本身多固有的。

(二) 资本多数决制度的后天漏洞:被人为的滥用

有学者指出, 资本多数决制度得以有效运用的前提是“股东间 (包括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 利益同质以及股东与公司利益同质 (因为只有具备这两个要素, 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才会助成公司利益及保护小股东利益) ”。[5]但现实是, 股东人数的多数化, 利益追求的多元化, 使这个前提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设想。甚之, 随着现代公司股权的日以分散化以及现代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职权日益向董事会过渡, 资本多数决制度被人为滥用的现象也是日益增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如果大股东滥用基于出资而享有的对公司的控制权, 任意压榨中小股东, 侵吞中小股东利益, 则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逾期出资相关的‘区别对待’, 异化了多数决这一民主表决机制”。[6]这种人为滥用的危害显然大于该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端。

四、对少数股股东利益救济的一点思考

结合上文对资本多数决制度固有缺陷及后天漏洞的分析, 可见资本多数决制度下, 少数股股东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或受到侵害具有潜在的必然性, 一方面因为资本多数决制度其产生、应用本身就是以少数意志的牺牲来换取公司整个决策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制度应用在公司这个特定的组织中天然为恶意大股东侵害少数股股东利益创造了条件。

针对第一个原因, 其实也就是该制度本身固有缺陷所造成的, 控制到最小。具体来说, 既然在资本多数决制度下, 少数股股东的利益得不到重视或因此而受侵害, 那就可依靠设计新的制度来使少数股股东的意志更加能有影响力。台湾公司法曾有过一个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规定, 即如果一般股东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3%以上时, 应在章程中对其表决权加以限制。当然这条规定固然有利于削弱大股东的控制力, 保护少数股股东的意志, 但事实上对于大股东也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不公, 超出了股东平等原则, 超出了保护限度, 因此该条规定也在台湾2001年公司法修订之时被删除。但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开拓思路去平衡这个问题, 诸如, 公司法不宜将此限制大股东表决权的制度纳入其中, 那么具有高度自治意思的公司章程呢, 公司章程是否可以纳入该规定来限制大股东的表决权, 给分散且人数众多的少数股股东利益一定的保障, 以大股东表决权上的一点牺牲来换取更多的少数股投资者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目前各国公司立法来看, 还有诸如“累积投票制”、“赋予小股东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等制度也都是有利于表达少数股东意志良好制度设计。

针对第二个原因, 即资本多数决制度遭到滥用的情况。所谓资本多数决制度的滥用, 是指“大股东为实现自己或第三人所追求的某种利益, 损害或限制其他股东利益或公司利益, 而行使其表决权或运用其基于大股东之资格所具有的影响力”。[7]针对这种人为主观上的恶意, 一方面是通过规定来明确各股东尤其是大股东在行使表决权利时同时应当承担的义务, 即行使表决权是不应侵犯公司和少数股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来明确股东滥用表决权的责任, 增加大股东恣意行使表决权的成本。本文所提及的一些解决办法, 都是一些已有制度设计, 本文尚无力提出一些开创性的建议, 但务求上述思考能具有一些启发性。

参考文献

[1]杨辉.资本多数决与少数股股东之保护[J].安徽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8 (1) :109.

[2]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30.

[3]马明生, 张学武.资本多数决的限制与小股东利益的保护[J].法学论坛, 2005 (4) :128.

[4]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20.

[5]张远忠.论少数股东权的法律保护[J].山东法学, 1998 (2) :17-18.

[6]宋智慧.民主视域下的资本多数决异化根源研究[J].载河北法学, 2009 (8) :21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