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赁合同中税率的条款（精选6篇）
篇1：租赁合同中税率的条款
一、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率是多少
印花税，按租赁合同金额的1%收取。
二、房屋出租要交哪些税
(1)要向国家交房产税，出租方要按租金年收入的12%交纳房产税。
(2)印花税，租赁双方在办理租赁登记时应按租赁合同所载租赁金额的千分之一贴花。
(3)营业税，单位和个人出租房屋应按租金收入的百分之五交纳营业税，个人出租房屋月租金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免纳营业税。
(4)所得税，如出租方为企业，应交纳企业所得税;如出租方为个人，应交纳个人所得税。
【相关事项】
篇2：租赁合同中税率的条款
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怎么交
印花税是由纳税人按照规定应税的比例和定额自己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这样就完成了缴纳的义务。
印花税的主要纳税人立合同人、立据人、立账簿人、领受人、使用人。
而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的纳税人就是立合同的人。
缴纳印花税的方法一般分为四种：贴花法(纳税人根据有关规定自行计算应纳金额，购买印花税票贴在应税凭证上)、采用缴款书代替贴花法(一份应税凭证应纳税额超过五百元的。
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用缴款书或者完税证完税，并将其中一联粘贴在凭证上或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盖完税戳记代替贴花)、按期汇总缴纳法(同一种类的应纳税凭证如果需要多次贴花，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按期汇总缴纳，汇总缴纳的期限是一个月，一旦缴纳方式选定一年之内饰不能更改的)、代扣代缴法(从纳税人的收入中扣除应纳税额并代为缴纳)。
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税率及公式
房屋租赁合印花税税率计算公式：应纳税额=计税金额×适用税率
财产租赁合同印花税的税率是0.1%;印花税在“签合同时”按合同金额缴纳。
印花税是这样规定的：应纳税额在一角以上的，其税额未满五分的不计，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
对财产租赁的印花税有特殊规定：最低一元应纳税额起点，即税额超过一角但不足一元的，按一元计。
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税率具体算法
我们来具体说明一下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税率的算法，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税率是0.1%，印花税在合同签订时按合同金额缴纳。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按比例税率纳税而应纳税额又不足一角的可以免征印花税，一角以上的其税额尾数不满5分的不计，满5分的按一角计算，对房屋租赁合同规定了最低一元的应纳税额起点，税额超过1角但是不足1元的，按1元计算。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租金金额是400元,应纳印花税0.4元，但是不足一元，所以按一元贴花。
所以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是以角作为最低的计量单位，超过1元的应该全额贴花，不存在尾数的取舍问题。
房屋租赁合同范文
出租方：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有关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自有的坐落在_____市___街___巷___号的房屋___栋___间，建筑面积___平方米、使用面积___平方米，类型___，结构等级___，完损等级___，主要装修设备___，出租给乙方作___使用。
第二条 租赁期限
租赁期共___个月，甲方从___年___月___日起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使用，至___年___月___日收回。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1、擅自将房屋转租、分租、转让、转借、联营、入股或与他人调剂交换的;
2、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3、拖欠租金个月或空关个月的。
合同期满后，如甲方仍继续出租房屋的，乙方拥有优先承租权。 租赁合同因期满而终止时，如乙方确实无法找到房屋，可与甲方协商酌情延长租赁期限。
第三条 租金和租金交纳期限、税费和税费交纳方式
甲乙双方议定月租金_______元，由乙方在___月___日交纳给甲方。先付后用。甲方收取租金时必须出具由税务机关或县以上财政部门监制的收租凭证。无合法收租凭证的乙方可以拒付。
甲乙双方按规定的税率和标准交纳房产租赁税费，交纳方式按下列第__款执行：
1、有关税法和镇政发(90)第34号文件规定比例由甲、乙方各自负担;
2、甲、乙双方议定。
第四条 租赁期间的房屋修缮和装饰
修缮房屋是甲方的义务。甲方对出租房屋及其设备应定期检查，及时修缮，做到不漏、不淹、三通(户内上水、下水、照明电)和门窗好，以保障乙方安全正常使用。
修缮范围和标准按城建部(87)城住公字第13号通知执行。
甲方修缮房屋时，乙方应积极协助，不得阻挠施工。
出租房屋的修缮，经甲乙双方商定，采取下述第_______款办法处理：
1、按规定的维修范围，由甲方出资并组织施工;
2、由乙方在甲方允诺的维修范围和工程项目内，先行垫支维修费并组织施工，竣工后，其维修费用凭正式发票在乙方应交纳的房租中分______次扣除;
3、由乙方负责维修;
4、甲乙双方议定。
乙方因使用需要，在不影响房屋结构的前提下，可以对承租房屋进行装饰，但其规模、范围、工艺、用料等均应事先得到甲方同意后方可施工。对装饰物的工料费和租赁期满后的权属处理，双方议定：
工料费由_____方承担( );
所有权属_____方( )。
第五条 租赁双方的变更
1、如甲方按法定手续程序将房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在无约定的情况下，本合同对新的房产所有者继续有效;
2、甲方出售房屋，须在三个月前书面通知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购买权;
3、乙方需要与第三人互换用房时，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甲方应当支持乙方的合理要求。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合同第一、二条的约定向乙方交付符合要求的房屋，负责赔偿元。
2、租赁双方如有一方未履行第四条约定的有关条款的，违约方负责赔偿对方元。
3、乙方逾期交付租金，除仍应补交欠租外，并按租金的___%,以天数计算向甲方交付违约金。
4、甲方向乙方收取约定租金以外的费用，乙方有权拒付。
5、乙方擅自将承租房屋转给他人使用，甲方有权责令停止转让行为，终止租赁合同。同时按约定租金的___%，以天数计算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本合同期满时，乙方未经甲方同意，继续使用承租房屋，按约定租金的___%，以天数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后，甲方仍有终止合同的申诉权。
上述违约行为的经济索赔事宜，甲乙双方议定在本合同签证机关的监督下进行。
第七条 免责条件
1、房屋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损毁或造成乙方损失的，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因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或改造已租赁的房屋，使甲乙双方造成损失，互不承担责任。
因上述原因而终止合同的，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多退少补。
第八条 争议解决的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房屋租赁管理机关申请调解，调解无效时，可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宜
第十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报送市房屋租赁管理机关认可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一式4份，其中正本2份，甲乙方各执1份;副本2份，送市房管局、工商局备案。
出租方：(盖章) 承租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地址： 地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电话： 电话：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
合同有效期限： 至 年 月 日
更多【房屋租赁合同印花税率】阅读：
租赁合同印花税率
篇3：消费合同中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的利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 我国政府首次被邀请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曼谷召开的“保护消费者磋商会”。通过这次会议, 我国政府开始了解到国际消费者运动的状况, 也从中认识到我国开展消费者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 1984年12月26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经过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自此开始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做法就是对消费者保护进行立法, 通过法律来保护消费者权益。1993年10月31日,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基本内容包括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原则、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国家机关的职责、消费者组织、争议的解决、法律责任等。该法颁布后, 各地相继制定了实施办法。目前, 我国已颁布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60多部, 逐步形成了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药品管理法》、《卫生检疫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价格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这些法律、法规涉及保护消费者安全、维护消费交易公平、商品服务质量保障、商品和服务标识管理等方面。由此可见, 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消费者权益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 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现状比较普遍, 也比较严重, 这集中体现在消费合同的格式条款方面。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报道, 200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协会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营销合同案件24996件, 比2007年同期增长65.8%。
二、消费合同中格式条款的特点
关于格式条款,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称谓都不尽相同, 如英国称为“格式合同”, 德国称为“一般契约条款”, 法国称为“附和合同”等。我国则称为格式条款。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消费合同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程度较高的一种民事合同, 它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缔结的设立、变更、终止消费关系的协议, 含要式合同或者不要式合同。几乎有90%以上的格式条款的相对人是消费者。因而可以说, 格式条款是消费合同中最常见的条款, 它除了具备一般格式条款的附从性、反复适用性、适用合同的一方为不特定相对人等特征外, 还因其合同主体的特殊性具有如下特征:
1. 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意思表示完全依附于经营者
消费合同格式条款的制定一方多为固定提供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和有关的社会团体等, 有些格式条款文件是由有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制定的, 如常见的电报稿上的发报须知、飞机票的说明等。相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 这些制定者有绝对的优势, 消费者无法从政治上、经济上与他们抗衡, 在合同中处于附和地位。因此他们很容易利用事先制定的格式条款, 侵害消费者的权利, 免除自己的法律义务, 如近年来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格式条款就涉及到了电信、金融与保险、供电、供热、有线电视, 以及公共交通运输等方面。而对于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 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放弃, 而不能就这个条款讨价还价。这种附和性的地位决定了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2. 消费合同格式条款普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消费合同格式条款无论是出自本单位、本企业之手, 还是由行业协会制订, 都会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存在着不公平、不利于消费者的条款, 而且他们通常以细微的文字印于内容复杂的文件之中, 一般人多为不注意, 或者虽然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因内容难以理解而没有阅读的兴趣或者有些即使阅读了, 也因为不专业也难以准确了解其法律意义。因此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或多或少都普遍存在, 而消费者由于其弱势地位, 往往“自认倒霉”、“全盘接受”, 也很少采用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造成了消费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普遍性。
3. 经营者的责任小或无责任, 而消费者的责任相对较大
经营者往往规定有利于自己的内容, 尤其是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 而加重消费者责任, 限制甚至排除消费者权利, 使消费者受侵害程度较大。由于格式条款是经营者一方事先拟定的, 经营者往往会利用格式条款来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 加重消费者的责任, 限制甚至排除消费者权利, 这种条款一般又称之为“霸王条款”。常见的有: (1) 不合理地分配风险。如规定商品“一经售出, 概不负责”; (2) 赋予自己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如电信公司任意终止电话磁卡业务等等。 (3) 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如在有的条款中规定自己仅就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负责, 而对其他情况下的责任避而不谈, 从而达到减轻或免除自己责任的目的。 (4) 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如条款提供者规定, 消费者的某些权利在未得到自己的同意时不得行使或限制行使; (5) 就合同无关的事项限制消费者的权利, 如为了达到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 条款提供者规定消费者必须与自己进行交易; (6) 要求消费者放弃某些权利, 如“商品一经售出, 概不退货”, 即要求消费者放弃对瑕疵商品的求偿权。 (7) 限制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 如在合同中规定, 遇到纠纷只能与卖方协商, 不得提起诉讼与仲裁等。 (8) 以“最终解释权”逃避制裁。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和缺陷
1. 立法规制的现状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标志着我国格式条款立法的开始, 但由于其内容过于简单, 不易操作, 且提法不科学, 逻辑存在矛盾, 随着《合同法》的施行, 该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变小。
《消费者权益法》第24条从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指出了格式合同存在的问题。但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来说, 现有的立法过于抽象, 可操作性明显不足。如《消法》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 涉及格式合同的也仅有一个法律条文, 如果消费者认为格式合同不合理, 通过哪个程序, 向哪个机关反映, 有权机关又根据什么标准认定格式合同的效力, 这在法条中根本没有反映。无论在实体上如何就保护消费者做出规定, 只要欠缺能有效解决消费者纠纷的机构以至诉讼制度那么这些规定就不具有任何意义。
(2) 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合同法》从三个方面规定了如何克服格式条款的局限, 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是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要承担三项主要义务。根据《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二是明确规定合同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规定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格式条款无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 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三,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五,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第七,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第八,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仟、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三是应作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解释, 一般情况按照通常理解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四是非格式条款优先原则。《合同法》第41条亦规定,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即非格式条款优先。
2. 我国法律对消费合同格式条款规制存在的缺陷
随着近年格式条款 (主要指不平等的格式条款) 侵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增加, 我国消费者权益救济的立法规制缺陷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暴露。从立法层面看, 我国法律对消费合同格式条款规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现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体系尚未科学完备。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体系虽说已有60多部,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 现行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各个法律、法规之间有重叠的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若干内容与《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和《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重叠或相同。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来说, 它的规定也不够详尽和全面, 不能涵盖对消费者权利救济的所有情况,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仍依赖其他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和说明。
(2) 缺少一部专门的格式条款立法。现在虽有多部法律涉及到格式条款, 但每部法律也仅有少数几个相关条款。以《合同法》为例, 尽管其对格式条款的规定相对详细, 但仅有三个条文。由于缺少对格式条款的详细、专门规定, 以致人民法院在适用时感到捉襟见肘、无所适从。
(3) 规制格式条款的内容过于简单、粗糙、操作性较差。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 涉及到格式条款的条文也仅有一个。消费者认为格式合同不公平、不合理, 通过什么程序向哪个机关反映, 有权机关又是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格式条款无效, 在该条文中都没有反映。《合同法》作为对格式条款规定最为详细的法律, 其规定同样粗糙、操作性不足。如该法第39条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法律规范。一般而言, 法律规范的构成的要素应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方面, 《合同法》第39条仅仅规定了条款提供者的提示条款与说明义务, 但没有规定条款提供者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 这就给法律的适用带来困难。
(4) 立法漏洞较多。以合同法为例, 其立法漏洞主要有: (1) 没有规定“异常条款不得订入合同”规则。异常条款又称不寻常条款, 是指依交易的正常情形, 显非合同相对人所能预见的格式条款。如卖方在合同中声称:“不保证对标的物拥有合法处分权利”, 即为异常条款。异常条款不得订入合同已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接受, 而我国《合同法》却没有规定, 不能不说是一大立法漏洞。 (2) 没有规定提请对方注意的方式。《合同法》第39条仅规定条款提供者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 何谓“合理”, 在实践中不好把握。 (3) 没有区分消费合同和商业合同。格式条款在交易中随处可见, 它不仅存在于消费者合同, 也存在于商业合同。在商业领域, 交易的双方虽然也可能实力有差别, 交易能力有高低, 但显然不像消费合同中双方的经济地位与交易能力的悬殊, 故区分消费合同和商业合同, 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是十分必要的。目前,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格式条款订入消费者合同和商业合同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规则。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此作出区分, 也是一大缺陷。 (4) 《合同法》第40条仅规定了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但没有规定审查格式条款效力的基本原则。因此, 在判断格式条款的效力上缺乏法律依据。
四、完善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如何完善我国格式条款立法, 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二种观点。一是在制定民法典时或对《合同法》进行修改时将格式条款作专节规定, 在未修改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合同法》作出立法解释。该观点认为最好是在制定民法典或修改《合同法》时对格式条款作出明确规定, 但鉴于民法典的出台需要一段时间, 而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稳定性, 《合同法》在短时间内修改的可能性也不大, 故权宜之计是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 以解决目前立法匾乏及相互矛盾的问题。二是制定专门的格式条款法对格式条款进行具体而详细的规制。第二种方式已成为各国立法的趋势。因此, 结合我国立法的现状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的要求, 笔者建议在时机比较成熟时制定出专门制定一部《格式条款规制法》, 具体做法如下:
1. 补充格式条款的变更、撤销的规定
格式条款是在显失公平的前提下订立, 因此, 应允许消费者选择变更或撤销格式条款, 并非只能宣告条款无效。这主要是从维护消费者的现实利益及减少国家经济损失的角度考虑的, 对法官而言也赋予了其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2. 补充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
在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上, “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免责条款无效”一条, 笔者认为应对“主要权利”加以详细说明, 这样才能更快、更准确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也给人民法院判案提供了详细的标准。
3. 补充行政机关干预格式条款的规定
《消法》第2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采取措施,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同法》第127条也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负责监督处理”。可见, 我国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政府主管部门对格式条款中的不公平条款是有进行规制的权力的。但是, 由于在立法上存在部门立法的格局, 所以实际管理过程中, 存在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督管理格式条款合同的过程中, 并不本着公平的立场对本部门企业和消费者给予同等的保护, 而是更多地维护本部门企业的利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该规定实际上是为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提供了合法外衣, 仍旧没有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权限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权。因此, 笔者建议在制定规制消费合同格式条款的单行立法时增加行政机关的预防性审查制度。该制度可主要表现为格式条款在使用前需报经有关机关的审核方可使用。建议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 具体规定需要有关主管机关审查格式条款的行业范围, 并规定在格式条款中应记载或不应记载的事项, 以及专门的审核、监督格式条款的机构。
4. 建立格式条款备案制度和行政机关的事后监督制度
对于比较大型的企事业单位制定格式条款时, 其格式条款应报工商部门备案。, 行政机关也可以以行政监督的方式, 督促其事后修正不平等条款, 对企业利用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 工商机关应有权加以查处。此举可以防止和制止一些单位, 特别是垄断行业利用格式条款对消费者和相对人造成不公平。
5. 明确格式条款中经营者提示义务的相关内容
《合同法》第39条用提请注意的效果来推定经营者是否尽到提示义务。但该条没有明确提请注意的程度。在提请注意所应达到的程度方面, 存在两种学说。一是客观说, 认为提请注意是否具有合理性应以格式条款的相对人为标准, 凡是提请注意的程度足以提醒一般相对人注意的, 即为尽到了提示义务。这种学说的理由是:格式条款是为该特定法律行为的可能相对人涉及的, 其提请注意的方式也以能够提醒这类相对人的一般的、平均的注意为标准。二是折衷说, 认为原则上提请注意的程度应当以能够提醒该格式条款所准备适用的一般相对人的注意为标准, 如果个别消费者客观存在缺陷, 如盲人, 应不在考虑之列, 但该缺陷为格式条款使用人明知时则应考虑。笔者赞同折衷说,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 相对人有无缺陷很难确定, 且条款相对人面对的是大量的不确定的相对人, 如果让其考虑每一个相对人的个别因素, 则对条款提供者过于苛刻, 难以实现格式条款所要实现的效率价值。但是, 在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如果明知相对人有官能缺陷时, 就应该尽到相当的注意。此外, 格式条款的提供者提请相对人注意的语言或者文字必须清楚明白。比如, 如果格式条款本身已经模糊不清或者被掩盖, 相对人根本无法辨认, 达不到提请注意的效果, 这不能认为是尽到了提示义务。
摘要：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使营业过程简单化,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但由于其不可更改性、附合性的特点及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造成其对消费者权益侵害的普遍性, 也因此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在现行立法对格式条款规制不完善, “霸王条款”普遍存在的情形下, 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可以在适当时机制定一部《格式条款规制法》。
关键词：格式条款,消费者权益,立法规制
参考文献
[1]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2]尹华广:论我国格式条款立法规制的不足与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6)
篇4：论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
一、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理论剖析
（一）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概述
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是规定能够引起保险人责任免除后果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给付保险金的风险范围或其他情形的保险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明示性，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中，明确界定保险责任的范围；第二，约定性，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在责任发生前确定的在责任发生后生效的条款；第三，免责性，免责条款以免除或者限制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的责任为目的。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常常运用的条款，经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除外责任条款、限制最高额赔偿限额条款、免赔率（额）条款、免除投保人依照保险合同应该负担的责任条款、对合同相对人伸张权利的期限进行限制的条款。
因为在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经常被用来免除或者限制当事人本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被错误地认为此处的“责任”等同于民法上的“责任”，即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而实际上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免除或限制的是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义务本身，即赔付保险金的义务，而非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而必须承担的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故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在现有法律和市场机制下合理分配双方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对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否定和藐视。这一性质决定了在理解和分析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时，要注意同一般民法中免除己方责任条款的区分，方能正确地理解和判定其效力。
（二）免责条款及其效力认定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理论依据
在社会公众看来，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等总是霸王条款以及合同自由原则的破坏者。然而通过前述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特征和性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格式合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广泛应用可以简化缔约和履约程序，且具有反复适用性，能大大提高市场效率；普遍存在于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是免除或者限制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时的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而是一种在现行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双方利益的手段，应该建立在公正、公开、平等协商以及契约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因为我国保险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保险人更多的处于优势位置，这就导致了很多保险纠纷的发生都是因为免责条款的相关因素，比如，说因为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或者因为隐性免责条款的存在，亦或是因为投保人不知免责条款的存在等而导致的。但是免责条款又是保险业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因素，鉴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免责条款的存在是避免引起道德风险的制度保障。故而免责条款本身并无合理、正确与否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下，其存在是必然的。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可以被认定为免责条款、哪些免责条款可以对合同双方发生效力、免责条款被确认无效时如何确定保险合同的效力等问题。因此，各国一般都有相关的规定，例如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若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三）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的学理基础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同其他国家一致，保险人履行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是其生效的前提和基本条件。这有着深厚的法理学基础。
首先，这是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保险合同被认为是最大诚信合同，它包括对于保险人来说的缔结合同时的说明义务（《保险法》第17条中对免责条款的开示）和理赔时全面支付保险金义务；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来说是指订立合同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信守保险义务、危险增加时的通知义务、危险发生时努力减损的义务等。
其次，这是保险合同契约性的要求。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模式，在实践中通常是由保险人拟定专业性的条款，对于免责条款等内容的理解，投保人因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而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保险人未能尽到提醒和明确阐明义务，投保人在不能完全正确理解的情况下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这就不能被认定为真正地达成合意。“合同的精神在于：因为合同是在它的每一方缔约人都在自由地行使自由决定权的基础上进行协议形成的，合同因此而有效力，公正就是这样实现的。”因此，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是该条款作为合同内容而生效的本质要求。
最后，這是保险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当前保险业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人对投保标的真实状况不清，故保险法赋予了投保人在缔约时如实告知义务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风险扩大时通知义务以及努力减损义务；二是保险人在合同缔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拥有专业知识优势。因此，法律要求保险人必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以此方式来平衡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
经过上文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理论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要解决因免责条款引发的纠纷，关键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哪些条款可以被认定为免责条款，二是哪些免责条款可以对合同双方发生效力，三是免责条款被确认无效时如何确定保险合同的效力。这些问题是司法实践过程中解决免责条款相关的保险纠纷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013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于免责条款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为审判实践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保险纠纷案件。同时，在审判实务中也要遵循一些审判和解释原则，以更为合理地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一）《保险法》中免责条款相关规定存在的不足
首先，缺乏对免责条款的明确界定。《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但对于免责条款的概念和范围都未进行明确的界定，这直接导致在实务界对其认定标准不一致，出现了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界定不一、不同法官的认定标准不一等现象。
其次，“明确说明义务”缺乏可操作性。虽然在《保险法》第17条第2款中规定了保险人应该“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又规定了实质要求，即“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但这些看似明确具体的形式和实质性要求，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极难以量化判断，一般来说，只要保险人用加大加黑字体或不同颜色标注等形式将免责条款进行标记，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过，只要投保人无法提出相左的证据，法院就会认定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讲，这往往会产生不利于投保人的结果，而这与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
最后，缺乏免责条款无效时保险合同效力认定问题的规定。《保险法》规定了若保险人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则免责条款无效。但是对于免责条款无效时，应该如何确定保险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保险法并没有规定。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只能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保险合同效力进行认定。而我国法院普遍采用否定说，即免责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直接的立法依据。
（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于免责条款的规定
首先，关于隐性免责条款的问题，以往在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标的的复杂性以及商业行为的营利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保险人往往会设置各种免责条款来规避自己可能遇到的风险，如会在专章免责条款以外，设置散落在合同其他章节的“隐性免责条款”，这往往导致投保人的签订保险合同时的预期利益落空。而因此引发的保险纠纷在实践中也占到很大一部分，为此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中专门对此作了规定。在第9条中做了明确规定，这对于免责条款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于解决审判实践和保险实务中的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问题，此次司法解释也做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在第11条第1款做了规定，此款规定对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而在下一款中则规定了其实质标准。
再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通信方式的多样化，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通过网络或者电话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现象，而之前的《保险法》对此类方式的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未作任何规定，这使得由此发生的众多保险纠纷难以解决。为了解决这种因立法滞后而带来的现实窘境，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对此做了规定。这就为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新兴形式的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最后，司法解释（二）第13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即由保险人承担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这是法律对投保人亦或者是合同双方中处于弱势一方的保护。此外，在第2款中还规定了具体的阐释方法。此规定与之前多数法官的主张和做法相一致，更有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三）审判实践中认定免责条款效力时应遵循的原则
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案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依法审判，当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则需要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依据法律原则和良知断案，以保证能够尽可能地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公正。而在审理关于免责条款效力问题的案件时，法官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是不利解释原则，又称“不利条款起草人的解释原则”。
美国著名合同法学家卡尔·卢埃林在1925年曾提出过：面对格式合同对传统合同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法院应当考虑按照地位较弱的一方当事人的期待来对格式合同进行阐述，也被称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最早应用于《保险法》是在1536年英国的一个判例中，具体来讲，就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若其中的用语可以做出两种或者多种解释时，应该依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进行阐释。目前此原则广泛应用于各国的保险合同解释中，根据我国《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同样也采用了此原则。
三、关于强化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外围制度设计建议
综上所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明确了在免责条款效力认定问题上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效力认定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进行细化，使之具有了可操作性，能够更好地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使其更加穩定健康地发展。除了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从事保险活动，法官严格依法判案之外，通过一些外围的制度设计对法律规定进行强化，增强其实际操作性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此类外围制度设计，可以促使保险合同双方更加积极地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此来减少免责条款效力相关的保险纠纷，维护保险市场的稳定，从而维护投保人的利益。
（一）提高保险合同的通俗化和可读性
众所周知，保险合同素来被称之为“天书”，这是因为其专业词汇过多，篇幅过多而导致冗长难懂，这就使得许多投保人不能主动、全面地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免责条款，因而使得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无法依据合同和法律得到保护。鉴于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工作进程和力度，在订立合同时，合同的起草者即保险人应将合同中的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以及其他义务性条款的概念和法律后果进行详细的记载。同时，要遵循最大诚实信用原则，认真负责地履行对合同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
（二）冷静期制度的完善
此处的冷静期制度类似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冷静期制度，亦称后悔权制度，是指原则上给予投保人一定的合理期限，在此期限内，投保人可以认真阅读合同条款，权衡利弊，也可以其他方式考察合同条款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这给予了投保人以相对冷静期，有利于提高投保人行使权利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保险合同均规定10日的冷静期，要继续发挥其作用。
综上所诉，虽然《保险法》以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三）为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法律根据，但是由于保险实践的快速发展，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据此，应该在加大立法强度为司法审判提供更加完备的依据之外，还应该加强外围制度建设，提供更加完善的多元化保障体制。根据上文所述以及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问题，关系到投保人能否获得保险金赔付的问题，关系到保险合同中最根本的利益，是引发保险合同纠纷的重要原因。故而合理地认定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是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关键。因此，正确地认识与了解免责条款的内涵，把握其解释和运用的原则进行案件的审理以及加强外围相关制度的建设，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必将会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氛围，保障我国保险市场的稳定发展。
篇5：租赁合同中税率的条款
引起社会各界争议的“无责免赔”条款主要是指在商业车险(包括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车辆损失险)中规定的条款。即：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责任。
二、无责免赔条款的有效性
关于无责免赔条款是否是保险合同中的有效条款存在争议。法学界普遍持以下观点而判断“无责免赔”条款无效。
首先，免责条款的制定背离了法律的价值倡导。设定无责免赔条款，无疑与鼓励机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背离，这与保险立法尊重社会公德与诚实信用之原则相背离。所以，出于尊重正义的基本价值，应当判处无责免赔条款无效。
其次，投保人交纳保费，便是为了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保险的保障。然而在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却以无责免赔条款为由拒绝承担属于其应承担义务的赔偿责任。如果无法从事故责任方获得补偿，则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无法获得补偿，有违投保人订阅合同之目的。
再次，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排除投保方依法应享有的权力的格式条款无效。法律界认为无责免赔条款在客观上免除了己方本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应当获得赔偿的主要权利，依法应当认定该无责免赔条款是无效条款。
笔者认为，“无责免赔”思想本身就是由责任保险体现出来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本就是交通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补充，是为了更全面地保障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需要承担的对第三者的经济补偿责任。因此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运用交强险的“有责才赔，无责不赔，依责量赔”的思想是符合保险本身的功能。然而，现在多数保险公司将无责免赔思想也运用于车辆损失险中，对此，笔者提出质疑。
投保人投保车辆损失险的初衷多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自己的车辆受到损失时能够得到经济补偿，是为了保障自己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是财产保险中的财产损失保险，将专门适用于责任保险中的无责免赔思想运用于财产损失保险中显然是对保险思想的错误理解，会造成投保人的误读，排除了投保人本该享有的权力，免除了保险人本该承担的义务，是不合理条款。
保险行业认为，对于在商业车辆损失险中运用无责免赔条款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避免被保险人双重获利。笔者认为这是保险人逃避自己本该承担责任的借口。根据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若保险事故是由于第三者造成的，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损失后可向第三者追偿，既可以使得被保险人获得保障，同时又避免其获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责免赔条款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是合法合理条款，但不应该在商业车辆损失险中规定。
三、保险人如何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规范无责免赔条款的拟定
在判案中，常常出现即便法庭承认无责免赔条款可以适用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也会判保险公司败诉。这是由于法庭认为保单中的相关条款是免责条款，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要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既要向投保人提示免责条款，又要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在实务过程中，保险公司通常难以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此义务，因而法庭常以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判断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此，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一）相关的无责免赔条款是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保险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责免赔并非是免责条款，而是属于保险赔偿过程中的责任认定条款。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的用以免除或限制其未来合同责任的条款。即所有免除或限制合同双方承担的责任的条款便是免责条款，并不考虑是否由第三方来承担责任，应当属于免责条款。
（二）如何在保险合同中规定免责条款
笔者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难点，就要改变免责条款是格式条款的属性，双方在约定免责条款时，由投保人以手写的方式填写在保险合同上，但由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通常条数过多，在实务上的可行性还有待研究。也可以将免责条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险法规定的免责内容，对于该层次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可以直接印制在保险合同上并无需说明，因为推定法律规定人人皆知。第二层次是根据实务经验，基本被投保人认可的免责条款，例如战争行为等引起的保险事故，该层次的条款也可以印制在保险合同上，并让投保人手写该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合同第XX条款——至第XX条款，并清晰了解条款真实意思表示”并签字确认。第三层次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免责条款，对于该免责条款笔者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订立合同时由投保人手写在保险合同上，并手写声明再签字确认。由于操作的难度，至少应当手写声明并签字确认。
摘要：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在订立商业车险合同时, 常常会在合同中约定无责免赔条款。然而在近几年保险公司以无责免赔拒赔却引发了社会的质疑, 严重破坏了保险行业的形象。本文试图从无责免赔条款的内容, 以及司法判定的角度来探讨无责免赔条款的法力效力的认定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商业车险,无责免赔,司法效力,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武麟, 郭曙光.保险公司应否免责——兼谈保险免责条款适用的规范性[J].法学天地, 1999 (04) .
[2]杨建明.保险合同中无责免赔条款的效力[J].人民司法, 2010 (14) .
[3]汤小夫, 刘振.保险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20个审判难点问题[J].人民司法与应用, 2010 (15) .
[4]雒立旺, 赵雅雯.“无责免赔”是不是“霸王条款”[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1 (12) .
篇6：租赁合同中税率的条款
一、经典案例
上诉人（原审被告）：A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某。
一审查明东某于2003年7月进入A公司工作。同年7月30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包含竞业限制条款，但未约定补偿金。2004年7月30日、2005年9月30日双方分别续签了劳动合同，但关于上述竞业限制条款的内容，双方并未做更改。东某与A公司曾另有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07年3月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约定东某与A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07年12月30日解除。后双方又因竞业限制补偿金发生争议，某地法院判决A公司支付东某竞业限制补偿金4，000元。双方对该判决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另外，该案审理过程中，A公司于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再要求东某遵守竞业限制条款。后东某先后投资设立B公司与C公司，且B、C两公司的经营范围与A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叠。2008年9月起，东某又向A公司多次催讨判决生效之后的剩余竞业限制期限的补偿金，并就此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裁决对东某的诉求不予支持。东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判决A公司支付东某剩余竞业限制期限的补偿金12，000元。
法院另查明，2008年4月至2008年9月，东某在D公司从事维修工作。D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与A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叠。
二、本案的审判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A公司应支付东某竞业限制补偿金。A公司在前案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再要求东某履行竞业限制条款，东某后又出资成立与A公司有竞争关系的B公司、C公司，也以其实际行动不再履行竞业限制条款。故A公司还应支付东某前案判决补偿金的未支付部分。据此，原审法院判决，A公司应支付东某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320元。
原审判决后，A公司不服，上诉称双方前案诉讼中已明确双方合同约定的是东某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而并未与东某明确约定竞业限制。东某主张竞业限制补偿没有依据，且东某离开A公司后即至与A公司有竞争关系的D公司工作，还开办经营范围相同的B公司、C公司，故即使有竞业限制约定，东某也已违约，其主张竞业限制的补偿没有依据。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东某原审诉讼请求。
东某则辩称，东某在前案诉讼中陈述了东某离开A公司后曾在D公司工作，当时A公司并未就此提出异议。B公司、C公司与A公司无竞争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保守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虽然常被联系在一起，但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约定竞业限制是保守商业秘密的一种方式。而在雇佣关系中忠诚于雇主是雇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竞业限制不仅限于离职后，在职期间，劳动者同样存在竞业的问题。对于离职后的竞业限制，由于其系对劳动者就业选择权的限制，故一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约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且应当对包括竞业限制的具体范围、竞业限制的期限、补偿费的数额及支付方法、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本案中，东某主张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依据是双方合同的约定，从双方约定条款具体内容看，其显然针对的是在职期间的违约行为。同时，纵观双方合同约定，对竞业限制范围、期限及补偿金等必备条款，均无明确约定。故东某主张A公司应按约定支付补偿金显然缺乏依据。此外，D公司的经营范围与B公司及C公司基本一致，该三公司的部分经营内容与东某在A公司从事的工作属相同领域，故即使东某与A公司就离职后的竞业限制约定成立，东某亦未完全遵守约定，其要求A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亦无依据。至于另案已生效的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东某与A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竞业限制条款，二审法院认为，上述判决系对合同条款性质的认定并非对事实的认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A公司未行使其上诉权利系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与本案处理无关。据此，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不支持东某的诉讼请求。
三、综合分析
竞业限制义务依据其存在的时间不同即“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和终止后一定期限内”，可分为在职竞业限制和离职后竞业限制。
劳动合同主要基于双方的相互信任而订立，故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在劳动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表现在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应当尽职完成工作任务，善意行事，忠实于企业，履行保密义务，减少和避免对企业的损害，也不得从事可能对企业造成损害的行为。即使没有法定或者约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也应遵守竞业限制，不得从事与用人单位相竞争的行业，这是劳动关系所决定的，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体现。
但是，随着双方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这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在职竞业限制义务也将随之而终止，而且劳动自由乃是法律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劳动者有权自主择业并与前用人单位进行竞争，因此，关于离职竞业限制义务并不当然蕴涵于诚实信用原则之中，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约定。
本案中，东某主张竞业限制补偿金的依据是双方合同的约定。合同虽然对竞业限制义务作出了约定，但是未明确其竞业限制的具体时间和期限，约定不明确也是双方争议所在。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然而，经常有企业利用其自身优势地位在劳动合同中仅约定劳动者的竞业限制义务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未约定劳动者应享有的相应权利如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金的数额及支付方式等。
实践中，一般认为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对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支付形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对于未作出约定的，基于当事人就竞业限制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可以认为竞业限制条款对双方仍有约束力，而对补偿金数额约定不明的，双方可以继续就补偿金的标准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此前正常工资的20～50%支付。
所以，基于离职后的竞业限制系对劳动者就业权的限制的原因，订立离职竞业限制协议的双方应当对竞业限制的范围、期限以及经济补偿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进行明确约定，否则该条款当属无效。
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吕涛、高超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