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代表作

建安诗歌代表作（通用11篇）

篇1：建安诗歌代表作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瑒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瑒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第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第三，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篇2：建安诗歌代表作

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

从文学史阶段来说，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这派作者都宗尚老庄，校练名理，喜好玄谈。他们大多出身贵族，身居高位。他们的诗歌，大多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旨，娱心老庄、游志玄虚，所以刘勰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他们也都宗尚老庄，喜好清言，但对现实矛盾也比较关心。他们的诗歌以抒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为主，有比较深厚的内容，加上艺术技巧比较圆熟，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派，阮籍的《咏怀诗》是最优秀的代表。刘勰说：“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同前)正是指出了他们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由于这一派作家大多处在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之下，处境微妙而危殆，所以他们作品的锋芒和现实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着限制。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一派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篇3：建安诗歌代表作

【关键词】文心雕龙建安议文学现实慷慨昭晰婉约 雕饰 乐府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篇、《时序》篇、《乐府》篇中：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能也。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淫荡，辞不高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下面，结合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刘勰这些评定的得与失：

刘秘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得”

刘勰成功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内容反映社会现实，诗风“慷慨悲凉”，结言端直精简，诗意昭晰明显。下面我们从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这些特点的表现：

一、“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建安诗歌大多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景，描绘了丧乱的社会图景和人民的灾难，堪称现实主义文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8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出现了连续十九年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建安诗人此时的诗作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景状有着全面、真实的反映。曹操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阔大胸襟，对当时的战乱有深刻的体认，他的诗没有停留在再现人民苦难，反映社会乱离这一层面，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出致乱之本源，因之其诗享有“诗史”之誉。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语)!《薤露行》不仅把何进谋诛宦官，庸才误国，董卓暴虐，专横入京作乱的事直接摄人笔端，而且对洛都的被破坏、人民遭受掠夺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贼臣持国柄，东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则描写了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内部因为利害关系而发生内讧联军不成的事：还刻画了豪强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可与曹丕《典论、自叙》中的“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相印证。此外．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大量此类的现实主义作品，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凄凄心悲。”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曹丕的《上留行》、曹植的《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等，皆从不同的侧面丰实了“诗史”的内涵，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摹写出一副副生灵涂炭、万物调凌的社会图景。即如刘勰所说的“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作为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揭示，本是刘勰从建安文人的作品借用而来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玄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其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植《箜篌引》)。这里的“慷慨”或和“忧”相联系，或和“悲”相联系，或和“柔”相对立，指高亢激越而又沉郁顿挫的声响。建安作家的诗歌中所包含的巨大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声响呈现出来。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有诗人的雄才大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境界：有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曹丕《黎阳作》)是少年天子的追求。这些诗，无一不表达出诗人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而呈现出崇高的美感。

同时，建安诗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直抒胸臆，“磊落使才”：曹操《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仅写出战士长期行役中思念家乡的思想情感，诗中也浸透着华年流逝、乡关不得的悲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长。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顾瞻恋城阙，引领伤内情”(曹植《赠白马王彪》)是与挚友别离时的无限依恋，透露出眷恋、感伤的心情。

总之，建安诗人的希望、眷恋、哀伤、叹思、热爱、憎恨等思想情感，在其诗歌中直率而强烈的表达出来，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慷慨”、“磊落”特征。

三、“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简洁明快，端直精约。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语言古朴质直、浅显明畅、诗风自然通脱的特点在三曹尤其曹操、曹丕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一特点在曹操的全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完全是朴质自然的语言，而又浑厚苍劲，不加雕饰．读来清新悦目。曹公诗歌语言“质”而不“野”的风格前人多有评价，如“古直”(钟嵘《诗品》)，“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真朴”(东方书时《昭昧詹言》)等等。再如曹丕部分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具有民歌特色。如“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崖”、“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

总之，建安诗歌语言大多质朴、自然、简约、明快，正如刘勰定义的一般：“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

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失”

从诗歌艺术风格看，三曹与建安诗人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建安诗歌，可以看到刘勰的确抓住了建安诗歌中的主

要特点，对一些主要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

下面结合建安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刘勰评价的失当之处。

一、建安诗歌的整体特征应该包括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三曹和建安诗人诗中的题材涉及了山水、田园、农事、民生疾苦、功业、游仙、游宴、女性姿容、爱情、友情、亲情、赠别、悼亡、分情、闺怨、边塞咏史、哲理、朝会等不同的意象。具体而言，曹操诗歌多苍凉空阔之悲境，曹丕诗歌多缠绵悱恻之忧境，曹植诗歌多深惋委屈之哀怨境界。刘勰主要抓住了曹操等人昂扬向上的诗风特点．而忽视了曹丕诗歌清新婉丽，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的特征。具体而言，曹丕的诗虽也涉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更多的取材是“间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和抒发，具有明显的文士气、女人气，如《燕歌行》。全诗旨在描绘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抒发悲苦之情，诗人选择了萧瑟的秋风、荒漠的原野、南翔的群雁、皎洁的月光、流动的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星等典型景物．把思妇的情感流动描摹的不断起伏跌宕，缠绵悱恻，摇曳多姿。曹植诗歌艺术风格在建安诗人中发展得最充分。就具体诗篇而言，其游仙诗如《五游》、《升天》等“词藻宏富，而骨气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低外”(钟惺《古诗归》卷七)《赠白马王彪》“体既端庄，语复雅炼”《杂诗》“清迥纯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人宋征壁论述曹植、王粲诗歌风格说：“沈休文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X骚》皆以气质为主。’盖兼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气质。”(《抱真堂诗话》)既精美华丽，清新可诵，又道劲刚健，质朴明朗。又云：“凡诗丽则必靡，秀则必弱。兼厥二美免此二憾，其思王乎!”

从整体来说，在建安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浑、壮丽、悲怨、劲健、旷达、缠绵、绮丽、清秀、奇崛、明朗、飘逸、苍凉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而不能像刘勰一样以“慷慨”、“梗概”加以概括。

二、建安诗歌语言特色应该包括繁缛、雕琢、富瞻、“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建安诗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中有着清晰明显的反映。曹植诗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事物、景物的描摹都是极其细腻、深刻的。如在被称为压卷之作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已忘餐。”诗人从美女采桑写起，然后从手、头上、衣着、神姿等依次写起，将一位貌美娴雅、神采风韵非凡的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真可谓“呼之欲出”了。曹植在语言雕琢方面堪称建安诗人的典范，“词采华茂”是其语言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其五言诗，可谓是“搞翰振藻”，工丽华美。同时，曹植的诗非常讲究属对精工，这在他的诗中几乎随处可见：“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等等。这些诗篇对仗工整、音乐和谐、节奏明快，极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雕琢用字上，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游鱼跃绿波，好鸟鸣高枝”、“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等句中的被、冒、跃、鸣、曜、静、潜、薄等字中，可见曹植在炼字上的匠心。从曹植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在炼字造句上的雕琢、繁缛，在对仗上的精工、修饰等。

三、刘勰坚持文学创作伦理化的儒家观点．以“淫荡”、“哀思”否定了“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能够代表建安文学特点的部分乐府诗作，而这一部分作品应该给与肯定。曹丕《燕歌行》感物起兴，性情真挚，表现出爽朗、哀婉、凄清、柔美的风格．把思妇的哀怨之情摹状的真切、生动、淋漓尽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受到了历代文人的赞誉。明代胡应麟评论：“子桓《燕歌》两首，开千古妙境。”清代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薑宅诗话》)，足见丕诗的情美超越。曹操的古乐府诗歌成就就更加不能被否定。单就刘勰所指到的《苦寒行》而言，在诗中，曹操以古直、简洁的语言，刻画了行军将士的步履维艰、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对行役将士的“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抱以深深的同情。王夫之说这首诗写得“绝好”(《舟山古诗评选》)，陈祚明云：“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采菽堂诗集》卷一)。此诗对后世影响亦极大。杜甫《石龛》中写的“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猿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从艺术境界、表现手法上看，都不难看到受曹操诗的影响。但是《苦寒行》和《燕歌行》，却由于写战士和思妇的哀怨不符合刘勰提倡的“中和之音”而被称之为“韶夏之郑曲”、“哀思”、“淫荡”。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其个人评判眼光的局限，也是受时代影响所致。

篇4：建安诗歌代表作

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赋，今存唯《思旧赋》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挚，亦称名作。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颇相接近。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山涛、王戎虽擅清言，但似乎不长于文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今所见佚文，全部是奏启文字，文学价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则很少。

篇5：建安七子代表作

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孔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王，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选自《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孔少府集》

篇6：诗歌 建安歌

亭亭山中松，琴琴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2、《杂诗》

曹植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篇7：试论世风与建安诗歌的关系

关键词:世风;建安诗歌;慷慨悲凉

一、世风对建安诗歌的影响

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和动乱使人们思考得更多,儒家思想体系逐渐瓦解,传统的道德价值受到质疑。

战乱摧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敏感的诗人不得不关注这一现实,直面荒芜和死亡。如被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就在《七哀诗》中思考战争,描写了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陈琳感于战争的残酷创作了《饮马长城窟行》。

战争揭露了生命中最残酷和脆弱的一面,死亡横亘在幸福面前,突兀而乖戾。聪慧的诗人们不仅透过战争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而且深感自己的生命也是极其坎坷的,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他们不得不动笔兴叹,创作出慷慨悲凉的传世之作。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建安时期是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时代,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统治者都处在世事变动摇晃之中。但是,建安时期不是一个悲观的时代,或者说悲观是个别现象。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慷慨悲凉而不消极,他们在苦难中保持了生命的操守和骨气,力撑起时代的精神脊梁。

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并没有因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剧而退缩。看到人生的短暂,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政治抱负,这在他的《龟虽寿》中有所反映。诗人曹操具有军事家的激情和政治家的野心,多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慷慨激昂,超越人生的苦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1],赢得不朽的名声。

由于建安时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松懈,思想更加开放和多元化,政治理想高扬,个性解放,这样的世风利于诗歌的创作。当然,宽松而张扬的世风和曹氏父子的掌权有密切联系。曹操掌权后就身体力行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成为世风的改造者和弘扬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曹操对世风的改造不得不从他的出身谈起,曹操出身显赫却不高贵,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因此被斥为“赘阉遗丑”,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这样的出身是得不到上流社会士大夫尊重的,以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他不算出身名门,而魏晋时期是很讲究出身和血统的。成为当权者的曹操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为了赢得尊重巩固政权,他就必须试图改变人们遵循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建立一套宽松的价值体系,来容纳自己的污点和卑微。

曹操立卞夫人为正妻,卞夫人是妓女出身,竟成为国中地位最显赫的女人。这固然有曹操对她的偏爱,大概也有曹操的政治考虑。这样出身低微的女人也可变得尊贵,那么曹操自己的当权也是合情合理的了。曹操不仅自己喜欢已婚女子,而且也纵容儿子。曹操攻破邺城,年仅18岁的曹丕见到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颜色非凡”,有意娶之为妻,曹操就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对寡妇再嫁,建安时期是十分宽容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后来夫死,汉末大乱中被胡人掳走,在南匈奴生活十多年,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曹操知道她失陷匈奴,派人用重金把她赎回,再嫁董汜。十分有意思的是,蔡文姬虽然三嫁,不仅当时的人对她并无轻视之意,而且范晔在《后汉书》中还把她归入《烈女传》。看来,当时人的贞洁观念已十分淡漠,寡妇再嫁不仅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再嫁是理所当然的事。

建安时期不仅在婚俗上渐渐开放,而且曹操本人在人才选拔上的政策也是十分独到的。曹操任用人才不看家世地位,只看才能,甚至为人品德也被放在一边。在用人方面曹操是颇为实际的。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经起草《为袁绍檄豫州》,咒骂曹操祖宗三代,最后曹操还是将其收为己用。曹操的这种用人政策在客观上吸引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建安诗歌的发展。

顾炎武论两汉风俗,将汉末风俗之变的原因归咎于曹操。其实,将世风的变化全归咎于曹操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曹操作为实质上的掌权者确实是扭转世风的关键人物。在曹操的身体力行和默许下,世风变得宽松而多元,很多过去不被认可的乖张之事渐渐被人们接受甚至赞许。

建安时期的世风在曹操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思想渐渐瓦解,从而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建安时期世风的变化也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以曹操为代表的统治者既是世风的感召者,也是改造者。并且这种慷慨、多元、松散的世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诗人群体在世风的熏陶下,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推动了诗坛的繁荣。时代的不幸成为文学的幸事,这大概就是文学发展的悖论吧。

二、建安诗歌——世风变化的风向标

建安时期,诗歌繁荣,形成了以“三曹”为首,以“建安七子”为主体的诗人群体。曹操的创作不仅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也成为推动世风变化的工具。曹操占据建安诗人群体的中心地位,因为他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力。建安时期虽然战乱不断,时代悲剧色彩浓厚,但诗歌的思想内涵并没有走向悲观。这和曹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曹操的诗歌慷慨悲凉,气力十足,如《观沧海》《龟虽寿》,再如《短歌行》,固然有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但更多的是政治理想的高扬,显示了开阔的气象。因此,以曹操为首的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在曹操本人潜在的倡导下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进一步影响和加速了时代风气的转变,使整个时代笼罩在一片慷慨而激昂、任性而解放的气息之下。

他们的诗歌创作既受时代世风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同时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变化的风向标,反映了世风的发展,承载了新的历史气象和文化内涵,适时记录了时代风云和民生疾苦。不仅成为诗人们抒发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的载体,更是社会风俗变化、价值体系变更的活化石。

文学创作记载了历史的细节,表现出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时代风气的变迁,而这些内容在历史中多被忽略了,因为历史总是由优胜者书写的,大部分都是记录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普通百姓的生活很少被提及。而在文学创作中,时代世风的变化却可以从细微处得到关照。同样,建安诗歌也很好的反映了当时的世风变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建安诗歌有很多写到了战争的细节处,普通百姓的凄惨可见一斑。如王粲在《七哀诗》中写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的惨状;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记述了丈夫劝妻子改嫁的悖谬之事,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

战争使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普通百姓常常在战争中死去。上层社会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心力耗尽,多早夭。建安诗人在诗歌中抒发了对人生短暂的嗟叹。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在《悲愤诗》中,蔡文姬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苦,被掳到边地后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将要返回故乡时和自己亲生骨肉诀别的一幕令人同情,“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用诗歌叙述了回到家园后发现家人都已亡故的惨痛事实。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时期妇女生活的凄惨,没有自由,听凭命运的摆布。也可以看出建安的世风相对宽松,允许妇女再婚,贞洁观念较为淡薄。

建安时期儒家伦理规范不被人们重视,曹操就是一个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人。建安时期,人们虽然个性高扬,思想解放,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道德混乱、正义模糊、人情淡薄。王粲的《登楼赋》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抒发了内心的苦闷,可见世情的冷暖。建安时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尤其表现在曹丕和曹植兄弟的关系上。

曹操死后,曹丕登基。其后曹植的命运就变得很凄惨。曹丕继承了曹操的阴险毒辣,对自己的兄弟也毫不手软,若没有卞太后的保护,曹植早已丧命。不仅曹植遭到迫害,曾经追随曹植的人也受到迫害。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是为丁氏兄弟被杀事件而作的。其中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曹植无法保护自己,更无法保护自己的朋友,不禁在诗歌中悲叹。原本声名显赫的人物瞬间成为阶下囚,世风的变化如此之快,怎不叫人伤怀?

曹植曾作《七步诗》。据《世说新语》,曹丕曾下令曹植七步内作诗,如写不成便要杀头,还好曹植才思敏捷,才免于一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达了曹植对兄弟关系的失望,在政治斗争中至亲骨肉尚如此,何况陌路?在那个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人情已淡漠到了极点。曹植后期的诗歌大多悲凉,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在建安诗歌中窥探出一些当时世风的变化,了解到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统治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建安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诗歌在政治的倾轧和战争中发展,因此必然承载了一些时代真实的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讲,建安诗歌可以作为世风的风向标看待,具有社会学意义。

三、建安诗歌和世风的双向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出建安诗歌和世风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世风影响了诗歌创作,形成了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特点。同时,世风的形成是时代使然,也是上层统治者的推动,尤以曹操的诗作为为主。建安诗歌有相对的独立性,以曹操为首的诗人群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世风,其中曹操的作用要大一些,他们的诗歌创作强化了时代的悲凉感和沧桑感。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的风向标,真实地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仅凭历史记载,我们可能无法近距离地感知建安世风的变化。但是通过诗歌阅读,我们可以还原出建安时期相对真实的社会氛围和人情冷暖,诗歌成为建安时期世风最真实、最忠实的保护者。因此,建安诗歌和世风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之中,相互作用并强化,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相互参照的价值。

注释:

[1] 浩然:《浅谈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高要》2009年6月26日,第四版。

篇8：建安诗歌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

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

篇9：建安诗歌

1、《咏怀诗之十九》

阮籍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

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

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

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

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

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

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2、《杂诗》

曹植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3、《吁嗟篇》

曹植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

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

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

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

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

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4、《野田黄雀行》

曹植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5、《美人篇》

曹植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6、《杂诗·其一》

孔融

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

高明曜云门，远景灼寒素。

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

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

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

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

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

由不慎小节，庸夫笑我度。

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

7、《杂诗》

孔融

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

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

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

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

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

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孤魂游穷暮，飘摇安所依。

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

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8、《七哀诗》

王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9、《赠从弟》

刘祯

亭亭山中松，琴琴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10、《饮马长城窟》

陈琳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11、《驾出北郭门行》

阮瑀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

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

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

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

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12、《室思》

徐干

(一)

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

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

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

不聊忧餐食，慊慊常饥空。

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

(二)

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

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

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

(三)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

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

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四)

惨惨时节尽，兰华凋复零。

喟然长叹息，君期慰我情。

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

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五)

思君见巾栉，以益我劳勤。

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

诚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

何言一不见，复会无因缘。

故如比目鱼，今隔如参辰。

(六)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

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

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13、《咏怀诗之三》

阮籍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14、《咏怀诗之—》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15、《陌上桑》

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篇10：建安诗人诗歌的特点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

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篇11：论建安诗歌梗概多气的情感特征

关键词：建安；梗概多气；情感特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指的是以建安时代为轴心的前后一段时间的创作。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创作有着鲜明的集团化倾向，诗风开阔、自由通脱。这一时期的诗文风格被刘勰概括为“梗概多气”。本文将重点论述建安时期诗歌“梗概多气”情感特征的表现，以及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所在。

（一）文学的发展总是与时代存在关联，建安文学更是如此。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生灵多遭荼毒。史料中留有大量关于民不聊生的记载。这些都体现在了时人的诗歌之中，使得诗文充满了或悲悯或苍凉或沉痛的笔调。然而，与时代的大环境相反，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却非常活跃。尽管社会动荡、战争迭起，但却为建安文人在思想文化上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摆脱了两汉时期经学的束缚，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道德律令受到冲击，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常突破以往的常规。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人的觉醒。这一时期，“既产生了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痛苦的感伤和思索，但又未完全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1]。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人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这一切使得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原有的儒家王道。并且，儒家对死亡的回避态度使得生死问题在儒家这里得不到根本上的解答。对于生死、对死后世界的回避，使得士人们陷入了对生命的焦虑中。挣脱了两汉谶纬之学的宿命论，人们对生命的思索便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它实际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

（二）对建安诗文“梗概多气”的评价源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时序》言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中的其他词汇前人多有定论，如所谓“志深”，指的是情志真实、思想深刻，也就是意气骏爽的“文风”；所谓“笔长”，指的是以优美的文笔表情达意，也就是结言端直的“文骨”。而对于“梗概”和“气”的解释都不甚明晰，一直存在争论。要讨论“梗概多气”的情感特征，必须先明确“梗概多气”的含义。

对于此词中的“梗概”，历来被人大致解为“慷慨”，如沈季林认为，“‘梗概’即慷慨，‘梗概而多气’是指建安诗文具有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2]；而黄崇浩曾做过一番考证，认为“‘梗概’是粗言大略之意”[3]。不论是哪一种观点，二者都含有共同的情感因子，那便是“悲”和“豪”。

至于“气”，又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十分复杂且模糊的概念。“大体说来，‘气’有八种以上的含义：一曰自然之气„„八曰文学之气”[4]。“气”本身是形容天地和人物品藻的，直至曹丕《与吴质书》，才将这一概念用于文学。之后的《文心雕龙?神思》曾提出关于养气的主张，《文心雕龙?养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狭义的“气”与“风骨”同义，即“以端直有力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昂扬爽朗的情志，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2]；广义的“气”是作品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即“气象”。就“梗概多气”而言，应指前者，即端直有力、昂扬爽朗。这一特点可大致用“健”来阐释。

故而，“梗概多气”应有“悲”“豪”“健”等特性。其情有“悲”的方面，但又不单纯是“悲”，而是多了对“悲”的豁达与超越。

（三）“悲”的情感特点可大致分为三部分，一为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一为对人生短促的嗟叹，一为对怀才不遇的感伤。

首先是对时局生民的悲悯。由于时逢乱世，民众经常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目睹到这一切的建安上层文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触动。在悲凉的心境中，他们将自己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宣泄于纸帛牍简，对描写苦难的境遇便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一大主题。如果说曹操等人是因为出征等缘故接触到社会的动荡与悲苦，所以才有悲悼生民的诗歌，那么诗风华丽雅致的贵公子曹植都留存有几许这样的诗歌，便不能不说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境况了：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其一》）

然而，这些上层人士毕竟只是苦难的旁观者，纵使是出征所见也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所区别。而蔡琰流寓两个国家，回到故土的代价是与两个孩子生离，这一切都让她真正的体验了战乱造成的乱离与悲苦：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第二，对人生短促的嗟叹，即“悼时之悲”。这一时期社会混乱、疾疫兵祸盛行，使得人们充满了对生命的无力感。对于豪杰来说，面对不断流逝、从不停止的时间和不可改变的天地万物，他们也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而“对于气质柔弱的芸芸众生而言，时间更具有不可征服性„„一旦这种时间性悲哀遭遇到战乱兵变、恶势横行„„又会熔铸成主观性更强的悼时之悲。”[6]在建安时期的诗歌中，这样的诗句数不胜数，即使是手握最高权力的曹操和风流恣肆的曹植，在面对歌舞升平的胜景时，都会突然间悲从中来，想到流水般消逝的岁月：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

除了在歌舞宴饮中的乐极生悲，建安文人对于生活中时光悄无声息的流逝也显得十分敏感。他们感叹于时光流去，悲叹生死更替，“盛年不再来”的感喟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r《七哀诗》）

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r《老人诗》）第三，对怀才不遇的感伤。这一点在曹植的诗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曹植前期是荣华耀目的贵公子，然而在争位失败以后，曹丕的打压。身份屡遭贬抑、屡次被改换封地、屡次求自试却不被任用，形成了他的怀才不遇的感伤。为了防止因为诗文受到迫害，他甚至只能为自己的愤懑之语加上一层比喻的外壳：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七步诗》）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杂诗七首?其四》）

这样的情绪也时常出现在邺下文人集团的臣子们身上。与后代极尽绮靡的文风不同，他们用真挚朴实的笔调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怆。这种悲怆或是陈述自己不能够才尽其用，或是抒发自己的羁旅行役之苦：

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孔融《临终诗》）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应?`《别诗二首?其一》）

但如果是一味强调“悲”，那建安诗歌的风格便与前代“以悲为美”的风格无甚区别。之所以将建安文学与前后的文学都区别开来，便在于其“梗概多气”中“豪”与“健”的情感因子，即对于“悲”的豁达与超越。

建安时期的文人接续了前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范式，但在对于悲的态度上由有了新的变化。建安诗人们也感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但加入了对人生价值追求的理念，使得建安诗歌没有流于以往的哀怨颓废，而是走向了激励奋进的向度。这正表明了，“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1]

与以往“何不秉烛游”的论调迥然不同，建安诗人追求雄健的诗风与人格，欣赏“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曹操在《龟虽寿》开篇陈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但后面却笔锋一转，说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在饮宴上悲从中来，写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末尾却又作豁达之解，云“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并且，他们充满了雄心壮志，正是因为“日月忽其不淹”，他们便更加积极追求生前的功业，以及死后的荣名：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诗》）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王粲《咏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