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散文的忧患意识

论余秋雨散文的忧患意识（精选8篇）

篇1：论余秋雨散文的忧患意识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里说“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是的，我们跟着秋雨先生所走过的路十分沉重，在那里山水名胜已不再是自然的山水，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历史的演变，无情的景观因为太多人的参与而变得碎落，复杂，悲壮。鲁迅先生曾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而秋雨散文正是带领我们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的破灭，珍贵的消亡，我们越走越沉醉，越走越难过，越走越深思。这一幕幕造物主的恩惠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了破落?在悠悠时空岁月里又是谁在暗中操纵着这一切?也许一切答案都显得是那样的迷糊和苦涩。然而辛辛苦苦作了一次旅程总该是有收获的，秋雨先生知道“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也许还是会回来的。

(一)对中国文化的忧患

秋雨散文大多是借文化古迹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脚迹，思考中国文化和文人的命运奠定了大多数秋雨散文的基调，作者从每一景，每一物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国文人的心态演变，并夹着着历史的沉重感去思考着，于是导致从没有哪本散文集像《文化苦旅》这般充满了深深的忧患意识，一开篇《道士塔》就走的这样悲壮而沉重，敦煌文化，“沙漠中的牡丹”中国文化的精粹，却在一个龌蹉的道士手里败下阵来，而作者对这样的一个将敦煌文化卖给外国侵略者就像“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一样随意”的行为会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和无奈。王道士只是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丑，却在中华民族的心坎里留下了如此深的一笔伤痕：

19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②

先辈的勤劳和心血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一个个数字很是刺眼，每个数字都是对王道士沉重的审判，也是作者无尽的忧伤，这样的原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的悲剧仅仅是因为偌大的中国因为穷而无力保护自己的文化，是么?可是作者却一针见血的发现：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真的是穷么?只是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花天酒地，更愿意把这些东西作为讨好官僚作为晋升工具的谄媚而已，面对这样的事情，作者很无奈，也只好逼着自己相信一个很难说服自己的现实：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此段道出了作者对敦煌的深爱，对敦煌破坏的痛心疾首，对偌大的中国文化被任意破坏，作践的忧愤。民族的悲哀在余秋雨先生的心里疯狂的撕裂，他恨不得上前去阻止这一切，哪怕粉身碎骨也再所不惜，可是他又怎能阻止得了呢，他只能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然而作者发现这样巨大的一个民族悲剧竟然只得让一个小小的道士来抗的时候，除了恨，再也找不到其他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悲愤了。但是一句“我好恨”恨的是多么无奈，恨的多么辛酸，恨的多么痛苦。

余秋雨用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独到的思想见识、丰富雄浑的想象力与精湛博大的思考能力相结合，表达出了对中国文化命运深沉的忧患和反思，发人深省。而用理性的眼光去发现忧患，反映忧患俨然成就了秋雨散文反省文化的最重要一笔。作者揭示的现实如一盆冰冷的水泼向了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祖辈呕心沥血创造的灿烂文化，到了我们这一辈手中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古语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道士塔就像一面镜子，丑陋的王道士，低俗的官员都是一面面镜子，我们可以一一对照，今天的我们是走在破坏还是建设的道路上呢?在思考过后，余秋雨先生使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对那些破坏民族文化的行为义愤填膺，燃起了我们下决心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好好珍惜五千年积累下来的博大精深。

(二)对中国文人的忧患

余秋雨先生首当其冲是一个文化人，文化人在关注文化的历史命运之时又不得不将笔端指向了自己――中国文人。中国的历史太长，文化太重，在中国当一个文人，一个堂堂正正的文人又谈何容易呢?在《文化苦旅》里，先生的笔端在山水翱游之时也不得不涉及他们，而一旦涉及就难以轻易脱身，轻松离开。

1.文人命运多舛

忧国忧民常常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写照，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对中国文人最好的概括。在《文化苦旅》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文人艰难多舛的命运历程，如《柳侯祠》里那个颠簸流离的柳宗元：

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我们有着长期的封建专制政治桎梏，在一种畸形的社会下一个文人的命运注定要坎坷难行，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的文人们往往又走向了山水，去寻找他们精神的家园，追求人生的价值。而《文化苦旅》又是余秋雨先生在踏寻山水之后的力作，在与山水的亲密接触之中自然和山水背后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历程发生了联系，使得《文化苦旅》站在今天的时代带着沉重的笔调去探索中国文人的成长历程和人文价值，描述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文人的艰辛和他不得不与命运抗争的迷惘。

2.文人成长艰辛

在书中涉及文化人的篇目很多，如《风雨天一阁 》和《青云谱断想 》等文章，直接把笔触指向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了中国文人艰难的心里路历程，为了延续那份文化良知，为了文人心中的那份信仰，他们必须“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才能实现文化的延续。然而当这些艺术家用一生的热情和时间创造的成果在今天陈列在各大博物馆的时候，当秋雨先生面对熙熙攘攘的游客为现代艺术家欢呼的时候，又怎么能不为我们历史上那么多文人耗尽一生，守着的一份艺术信仰的品质正在悄然流失而忧患呢?秋雨散文清晰而冷静的指向了这里，满含深情的告诫我们：

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我相信这是余秋雨先生发自肺腑的心声，是在看了太多，走了太多之后对中国文人精神遗落的哀叹，也是对中国文人深深的希冀。

3.文人生活不易

另外如《藏书忧》等文章 ，把笔端指向了中国文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烦闷 ，用这些细小的物像作为切入口，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文人如何面对传统的丢失和文化难以继续的忧郁。文化靠的是积累，世世代代的传承，然而文化最难抵挡的敌人却也是时间本身。在面对文人藏书这个“嗜好”时，本来藏书对一个文人是一件乐事，可是在这里却越发的悲凉，秋雨先生将自己的忧患意思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时刻在思考着，审视着，对藏书的痴迷的赞赏，对藏书的困难的担忧，对藏书的难以传承的悲哀。秋雨先生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而且他又是看的那么真切：

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

这样的情况在文人眼里必然会产生不安的忧患，一个爱好藏书的文人更能够切身的感受其中的快乐与辛酸，藏书变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部分包括时间和空间，是书成就了他们，又因书而变得两难。所以使得他也不得不在书里感叹：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余秋雨发现关乎文人的东西太多，时间太长，内容也太沉重。对文人命运的关注注定不会太轻松，这也很贴切的印证了书名《文化苦旅》中的“苦”字，艰难苦涩的文字不是无病呻吟，作者所作的也不是一次带着欢声笑语的游玩，他是带着看破五千年文化和文人的哲学家眼光、历史学家眼光去仔细地审视华夏大地，再用文学家包涵深情的笔墨写出来。忧患心态笼罩着全书，不管是物也好，人也吧。但是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历经劫难， 但却在劫难中迸发。万般劫难磨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更大的智慧，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这一点，应该是余秋雨选择以这些文化名人的悲剧命运和艰难生活为题的主要原因吧。(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袁红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油画”悲剧意识研究》，《西南大学》.

② 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2年。

[2] 刘华.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6).

[3] 白晓明.优雅而深邃――余秋雨散文语言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02).

[4] 冯俊锋.从《文化苦旅》看余秋雨的散文创作[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5] 沈汉达.秋雨散文的写作艺术[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篇2：论余秋雨散文的忧患意识

摘 要：余秋雨的散文在上个世纪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余秋雨以厚重的感召力融入笔端，多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文化的历史性、主体意识及民族意识，一改文坛长期存在的文体模式，树立起一座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的散文处处透露出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在余秋雨看来，文化是历史的积淀。

关键词：余秋雨 散文 历史积淀

余秋雨被誉为“大散文”时代的开创者，其书籍的畅销程度使其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彰显了余秋雨“苦旅”文化的历史厚重感，但余秋雨的“苦旅文化”并不是对过去苍白的描述，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用文化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其散文迸发出关于民族、历史、人生意识的呐喊。[1]

一、文化是历史的积淀

余秋雨的散文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热捧，从其受欢迎的程度不难看出余秋雨散文具有的独特魅力余秋雨的散文在历史的背景下，以其强烈的文化意识，真实的感受，冷静的反思，落笔于中华文明的兴衰，探寻其中的成败得失，呈现出凝重浑厚之气，流露出文化历史的沧桑。[2]

二、民族文化的浮沉兴衰

余秋雨选择走出书斋向长天大地去释放自己，把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收录在作品中，这就是他的“苦旅”文化，这种文化挖掘似乎更能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在《道士塔》中作家在介绍道士塔的历史背景时，没有从简单的自然景观的角度来铺写而是从强烈的文化感受入笔，从莫高窟大门外那座塔写起，从王圆篆的出身写起，那是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圆寂塔，它的主人叫王圆篆。从这样一个小人物引发的民族悲剧揭开积淀千年的遗迹，作者为流失的中国文物感到莫大的惋惜与无奈，从而上升到对文化浮沉的思考。这样的民族悲剧不仅由于一个王道士，王道士只是悲剧上演前的一个小丑，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责任要在王道士之上，或许还有更多……如此荒凉之感在《风雨天一阁》中也有体现，这座奇迹般得以保存的藏??楼经历了无数次的销烟战火，在知识不被重视的时代，改朝换代的频繁更加速了智慧的破碎，但总会有一个智者出现，因为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文明继续传播，他们终年辛劳散尽钱财，四处搜集图书，加上近乎苛刻的管理使这一座藏书楼得以独存。余秋雨的散文处处充满着思辩色彩和文化品位，他慨叹于天柱山背后的古老文明，他也为莫高窟的壮烈而喟叹，在畅游西湖时更感叹于美景背后的人文情怀。总之作家笔下的山水都赋有沉重的文化内涵。[3]

三、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练

余秋雨散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关注。余秋雨从文化反省、人文关怀等方面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剖析和解读，并通过个体的生命主题来探索他们的艰难足迹，以展现个体所经历的磨难沧桑。在《阳关雪》中，作家描绘了王维等人的命运，以阳关为背景的考察无不为作家的心头增添些许沉重。在一片古战场的沙漠中密密麻麻堆满了的远古的坟堆那些阵亡的战士早已化作沙土，于是这片土地有了一层层的沉埋，那些年轻的怨魂只能深潜地底，因此阳关多一分凌厉惊骇之色。在此产生的《渭城曲》：“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并没有呈现阳关的半点苍凉之色，这样豪迈、自信、放达的才情风范没有持续，更远的阳关只能愈加凄迷了。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傲然于世的才子无法在时间的长河中永保那份唐人的风范了，因此阳关注定要坍弛了，坍弛在岁月的叹息中，坍弛在民族的精神疆域里。成为荒原。同样的沧桑感在《苏东坡突围》中也有体现。余秋雨剖析了苏东坡生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这位大文豪，在政治风云面前，惨遭毁谤与陷害，受到侮辱与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些政治上的打击曾使苏东坡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早年的理想已告破，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后，苏东坡觉醒了，在此后创作的千古诗文是他对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对于官场的功利，苏东坡淡然处之，完成了文化的突围。苏东坡精神滋养了无数后人，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斗争的恶梦中醒来，开启了人生的思考，以诗人自己的精神力量给山川景物注入了人生的意味。那些光照千古的诗文满载对人生功利的超越，对人生境界的不懈的追求。这样的文化突围，过程是艰辛悲壮的，但是给后人以无限的启迪和精神滋养。如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佳人和名士的命运连遭厄运的例子唾手可得，其中顾贞观不懈努力救友事件表现出的人间至情。同样还有一些贤良忠士他们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仍凛然屈，被金人流放到东北的洪皓和张邵为宋延守节效忠受苦受难十余年，为金人所敬仰。吕刘两个家族在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无论流放的土地给了他们多少陌生与辛酸，但这些文人义士却无意怨恨而是用温热的手掌抚摸它，传递文明的热量，是这样一群饱含泪水和汗水的人，给干涸的土地以滋养。又如在《遥远的绝响》中后英雄时代的魏晋名士。很多文人集团因政治斗争纷纷成为刀下鬼，死亡的名单可以列的很长很长，置于死地的罪名也可以有很多很多，但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于是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定位生存方式。像阮籍笑傲官场的洒脱，轻慢礼教的从容悲叹生命的真诚。在此余秋雨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是宁静而安全的，但又黯淡了文人光芒。最终文明的突围也被取消剩下的一梅半羽像书签一样，封存在民族的精神史册里，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消极文化人格，余秋雨充满了忧患和不安，揭示了令人深思的哲学，余秋雨的散文融合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及其感悟表达了作者浓重的忧患意识，呈现出一种凝重浑厚之气。[4～5]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文化若旅[M].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4.[2] 余秋雨.余秋雨简要读本[M].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3.[3] 余秋雨.千年一叹[M].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0.[4] 余秋雨.行者无疆[M].上海： 商务印书馆，2002.[5] 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5.作者简介

篇3：余秋雨散文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精神,对于作家这一特殊的知识分子来说,正是于国于民的忧思情怀使他们不把创作看成消遣闲情流连光景的东西,而是以创作参与生活,表达对时代、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余秋雨是一位长于思考的作家,其散文忧患意识的内涵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包括对民族历史坎坷命运的忧患、对民族文明的忧患、对文人命运精神的忧患等等。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在80年代末,是时商品经济勃兴,物欲横流,道德观迷惘,理想失落。在这社会转型期的喧嚣中,人们追寻精神家园,再建价值体系,重树人格风范等超越形而下层面的精神愿望和诉求也就格外强烈和执着。在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旧有文化体系受到新的文化素质和文明因子的冲击,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亦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扭曲、断裂的危机。余秋雨如同一切智者一样认识到民族文化中固然有精髓,有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精华,但同时也有值得我们警惕的非精华甚至糟粕的东西。因此,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为余秋雨主要思考的内容。

在《千年一叹》中,余秋雨记录了自己随凤凰卫视“千嬉之旅”越野车队从深圳出发,途径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印度、尼泊尔的见闻感受。“一路上的古文明遗址,很多处变成断壁残垣、满目疮痍,途经的很多对方战壕密布、盗匪出没,曾被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滋润几千年的沃土,如今已变成荒原,人们的恐怖已被震惊所掩盖,人类文明的巨构崩溃得如此凄凉!”[1]文明在战争中沦陷,文明在凶残的惩罚中沦陷,文明在愚昧、陋俗中沦陷,文明在贪婪者的欲望中沦陷。与此相比,中华文明历经磨难与坎坷依然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延续下来,这激起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探究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艰难延续的主要原因。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华文化优秀的特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包容精神、信仰宗教的非极端性(邪教除外)。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朝代的灭亡,有的是因为外族的入侵,如元朝灭宋朝,清朝灭明朝;有的是因为祸自内生,如周朝的分裂及灭亡;有的是因为普遍性的战乱而相互攻伐……虽然在某些程度上损坏了原有文明,限制了文明的发展,如元灭宋、清灭明,即是典型的落后文明打败先进文明(依靠纯粹的武力),但并没有发生完全摧毁、抛弃原有文明的现象,甚至被原有文明所折服、感化,从而维护原有文明的发展,即体现了处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的包容心理。

在肯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时,余秋雨的写作重心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他深知,一切文化运作最终体现的是人格,而一切文化成果最终也要落实到人格上。因此,余秋雨试图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化人的人格考察,以此来透视民族的内心精神价值和重塑民族的灵魂。”[2]《十万进士》、《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等篇对文人人格进行了深深地思索和探寻。《柳侯祠》中的柳宗元是一个被贬的文人,仕途的不如意,完成了他文化上的构建、人格上的构建,在文学史上有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作者写了几个文人,从李喁到王国维,他们相隔了那么远,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人的人格韧性却惊人地相似。赳赳武夫与柔弱文人相比,往往是后者更具韧性。康熙对汉文化的热衷,对黄宗羲等大学者的尊重与宽容,一方面表现出统治者的大略,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对一种文化的执着使他肃然起敬。到清末,王国维先生竟为其所崇尚的文化而死,可见文化人已将文化变成一种生命,并用生命来拥抱文化。

在《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中,作者描述了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苍凉之感流于笔尖,对传统文化遭遇损伤的痛彻之情溢于言表。母亲河曾以博大的胸怀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而中国璀璨的文明,就浓缩在敦煌的莫高窟。这个大漠深处的陡坡,曾经“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一种狂欢,一种释放,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3]它以千年的层层累积傲视异邦古迹。正因为此,作者以隐忍着巨大悲恸的凝重笔调记叙莫高窟惨遭洗劫的凄厉景象,对蓄积千年的璀璨文化成果毁于一场“人祸”而抱以痛惜。对灿烂文化一无所知的、农民出生的道士,毫不吝惜地毁坏、送掉、廉价出卖这些世上独有的民族文化瑰宝;虚伪做作,“没有那份赤肠”的封建官员,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极其冷漠;而欧美的学者、冒险家不远千里、风餐露宿,“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4]导致现在我们研究敦煌古文化却还要从外国博物馆购买文献。这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多么深重的文化悲哀啊!

《笔墨祭》从一支竹管毛笔看到中国传统文人“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5]的群体人格特征。在《废墟》一文中,作者言之谆谆地告诫人们:“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6]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痛彻心扉地顿悟“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批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延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7]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这种种值得体味和反思的复杂内涵使余秋雨的情感流变呈现出一种杂芜而曲折的形态,从而也使他笔下的文字自然而然地镀上了一层斑驳而浓厚的忧患色彩。

参考文献

[1]王敏.文明的沦陷[J].辽宁师专学报,2003,(4).

[2]杨若红.余秋雨文化散文论[J].湖南师院学报,1995,(2).

[3]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4]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67,47,90,105.

篇4：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篇5：余秋雨散文中的孤独意识

一

现代心理学认为：“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社会隔离而只身孤立的心理状态。它可以分为主动的孤独和被动的孤独。前者是为了满足一定的文化要求，特意追求心理隔离状态，后者是被迫地不情愿地与他人隔离。”作为当代著名学者的余秋雨，他散文中的孤独显然主要是前者。他以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为主基调，带着深邃的反思眼光穿越历史，在孤独中寻找一种心灵的支撑，抒发内心真实的情感，他将自己的精神意绪游历于历史村落、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弱女怪才、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中，“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深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这种实际的切身体验与历史的哲理思辨紧密地融合，浑然一体，最终凸现出对文化的阐释与理解。余秋雨正是在孤独中实现对文化的阐释与理解。

二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赋予自然山水以沉重的文化反思，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随后的《山居笔记》等转向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理性观照，而《霜冷长河》则更倾向于对世俗人情、现实人生、伦理道德的省觉，但不管风格如何变，孤独意识始终都得到了崇仰。笔者认为其中的孤独意识大致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由宇宙、故乡意识生发的孤独

《乡关何处》从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起笔，指出崔颢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因此，人们总是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荡荡的感觉之中”。乡关何处一问可以说也是由此而来，它超越了一般的感情范畴，上升到了宇宙意识、乡关意识的一种空旷久远的孤独，涉猎人们的归属，人从何处来，怎样把握自己的哲理思考层面，这种孤独朦胧而又清晰、迷离而又深刻。

(二)与世俗相抗衡而产生的孤独

余秋雨在《青云谱随想》中为我们集中呈现了这样几位怪才画家的精神小天地，他们或以孤鸟丑石自比的朱耷，或用洒脱的墨色、无羁的线条表露出不妥协的孤高的徐渭，或以明老遗民的悲剧感悟沉郁苍茫、奇险奔放的风格与绘画主潮冲撞的原济，他们招引的郑板桥，齐白石们 “于门之外饿而不去”宁做 “青藤门下走狗”。唤起了后代孤独者心中强烈的人格呼应，他们的孤独绝非文人的恃才孤傲，更非无所依托的自作清高，而要与世俗的苛责与非难、与难以忍受的幽寂与孤苦相抗衡。没有追名逐利的争宠，又不争先恐后地去归隐四方，这岂是世俗层面所能比及的境界?故而这种孤独来得特别豪放不羁，特别痛快淋漓。

(三)由于成熟而产生的孤独

《苏东坡突围》是体现这种孤独的典型。余秋雨援引苏辙的话道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的感叹。余秋雨把苏东坡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他的一些经历与苏不乏相似之处。余秋雨在一些外界批评的强大围攻下深感孤独，《苏东坡突围》其实也就是余秋雨的突围。它很好地抒写了这种孤独。文章最后一小节余秋雨对成熟如此说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满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确实，成熟就会孤独，超凡就会孤独，崇高就会孤独。显然，这种由于成熟而产生的孤独主要是精神上、品格上的。

余秋雨散文对历史予以生动地再现，对民族、对人生进行思辨，对沧桑炎凉、悲怆豪迈的大千世界给予诠释和审视，在孤独的洗礼中，抒写自己对各种文化及其内涵的痛彻感悟，揭示丰富博大的人生奥秘，完成了自我的超越，达到了独立人格的一种最高境界。

三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余秋雨散文中的孤独意识的产生不仅与社会现实有关，还与学者自身的特点及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关。

(一)社会现状使余秋雨产生孤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巧妙联姻的时代， 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就是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极为敏感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感同身受，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的大症候，而这种社会大症候显然会造成人的一种困惑、茫然和孤独，故而余秋雨才会把眼光投向自然山水，反思民族文化。

(二)学者的领会是孤寂而痛苦的

学者的书斋生涯虽然空间狭窄，但他们的视野总是通向历史，而一旦深入历史，就愈感到历史惊人地相似，惊奇于历史的伟大，也就愈孤独。余秋雨无法逃脱学者的习性，他喜静、好沉思。他说道：“今后的我，仍然或者‘苦旅’，或者‘山居’，不愿沉入街市的喧嚣，即使喧嚣中夹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烟雨渺渺。”尽管他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但那只不过是他稍稍转移孤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这自然就造成其散文创作中流露出的.孤独意识。

(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动产生孤独

余秋雨出于一种学者的负责的虔诚态度和使命感，跋山涉水，对传统文化进行追寻和反思，对其蕴涵进行阐释，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严峻的学术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大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另外，余秋雨进入历史文化中又被其本身的伟大雄奇、博大精深所震住，“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照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叹息”。这种巨大的气压也把秋雨先生逼向孤独。

篇6：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艺术特色

摘要：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余秋雨的文 化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从尘封的史料和那平淡无奇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哲理与形象相交融，进而呼唤“文化传承”，呼唤“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呼唤“对文明的思考与追求”，让人们去思考历史、自然、人生。关键词：艺术特色，历史主题，对文明的思考 《文化苦旅》的问世，标志着“余秋雨热”的开始，此后，余秋雨的散文与广大的读者就如同干柴烈火一般，相遇就意味着燃烧，这股燃烧的热情随后就席卷了神州大地，同时也点燃了许多海外华人阅读的狂热。《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作品的相继推出，犹如火里加薪，让“余秋雨热”长热不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苏东坡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显得洒脱、放达，却自称“老夫聊发少年狂”，而那时苏东坡也还不到四十岁，可见苏东坡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将老之际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历时两年写成，虽然只有区区十一篇文章，却已力图把对历史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山居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之中，把艰辛的结果拿出来分享，不但没有让人感受到艰辛，而且还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那些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霜冷长河》是漫步河岸的遐想，是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的漂流，余秋雨在梦中的长河与现实的黑龙江在遐想与漂流中交织成霜冷长河的背景下，像饭后茶余一般，谈人生，谈文化。《千年一叹》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探讨了世界上的文明兴亡宿命的疑问。《行者无疆》则是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余秋雨站在雪地里，喝上一口鹿血酒，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对着十五年前的自己，长长的思索，思索自己离开书斋的目的与意义，然后对比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①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开始就呈献出关于行走的文章，但不管地点怎么变换，他的散文总是有那么一个向心力，指向中国文化，指向中华文明，这就是他的散文受到欢迎的原因——以中华历史为散文主题。通过对文化传承、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追寻文明的踪迹和穴位，思考中国历史的重大难题，文明和野蛮构成的对应和传承等的探讨，余秋雨独立地发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面对文化、面对山水、面对文明时内心真切的声音，发出了一种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的批判，一种不露声色的批判，一种商量性的批判，一种构建多于破坏的批判，所以他赢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余秋雨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散文中的文化批评、人文反思、人性溯源引起的文化学术界的批评和讨论，见仁见智，褒贬皆有，但无论是崇拜他的人还是批评他的人，观点不免都会带上自己的情绪。应该认识到的是余秋雨只是个文化的拓荒者，是个文化的建设者，要客观地评价余秋雨，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入手，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艺术特色，的确是当代散文界中的一个闪光点。1.中国历史是鲜明主题 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是余秋雨散文鲜明的主题，“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翰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寻找可以是精细的，也可以是鲁莽的，却都带有情感。一旦寻找到，还需要长久地逼视、追索，并与之默默对话，最后就产生一种责任和关爱，情感愈来愈深，襟怀愈来愈阔，一旦有机会诉诸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他因历史而博大，历史因他而鲜活„„” ②显而易见余秋雨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把沉重的文化反思与沧桑的文化古迹、秀丽的自然山水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如余秋雨最初是到甘肃敦煌，在那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文化苦旅·道士塔》、《文化苦旅·莫高窟》、《文化苦旅·阳关雪》，透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余秋雨面对历史、文化、山川、人物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倾吐的文化感受，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和期盼。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阐述了一些历史问题和难题，触摸了中国历史中的痒处和痛处，《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清王朝的兴衰为例，演绎了历代王朝兴亡中的辉煌和悲凉；《山居笔记·千年庭院》以岳麓书院的演讲过程，阐释了中国教育的某种程度的宿命，表达了一个教师在很多时候的无奈心境；《山居笔记·乡关何处》试图阐释千古难解的乡关情结，表达面对乡关的困惑。可以感受到余秋雨用他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敏锐的艺术眼光赋予了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以浓重的忧患色彩，而这些忧患色彩的落脚点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也就是说，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历史主题，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而是要正视现实，正是因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鲜的散文，是活的散文，是扎根于人心的散文，是能触动忧患意识的散文。2.深刻的文化内涵 纵观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发现，余秋雨对几大文明的思考，并没有超出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思考，不过，他确实已经用他的笔传达出了他的思考：文明如何衰落？文明又能否重新更生？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文明呢？我们中华文明又如何参考别的文明？别的文明衰落了，而我们中华文明能够强盛地挺立着，需要吸取些什么，需要我们这些子孙为它做些什么呢？余秋雨所触及的文化、人格、历史、民族、文明等等主题，在当代社会里面，可以说都是有待于重建、有待于重新审视的话题，而余秋雨就是在这个重建和审视的过程中用散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唤“文化传承”，呼唤“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呼唤“对文明的思考与追求”，这种呼唤，不是空泛的，而是带着实质性内容的；不是粗浅的，而是深入的；不是虚假的，而是诚实的；并且他声言己任，身体力行，为了文化跋山涉水，让目光穿透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对应，艰难地找出自己的支点，苟延残喘，而后又继续他的苦旅。虽然他没有超越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智慧高度，但他尽量在思考里面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和理性剖析来。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历史回顾而已，不仅仅是对文明失落的叹息和探索而已，他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建设，一种建构，他探求的是一个向度，一个目标。《文化苦旅·废墟》是站在现在人们对待历史遗留下来的废墟的态度的角度提出了废墟文化，审视了中国文化的断层，阐述了对废墟文化的深邃见解，令人由废墟而顿悟，由此而又生发对人生、文化和历史的深沉思索，狠狠地批判了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个对待废墟的极端。《文化苦旅·笔墨祭》洞察了中国文人的交点——笔墨文化，揭示了笔墨文化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存在的自然性和必定性，提出了文化渗透，呼吁在当代或未来的文化交替中不可只留下文化的根而卷走文化的魂，而应该正视文化，用心去

学习和感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从根本上去继承，从而将文化发扬光大。可以看出，文化传承，文化人格的呼吁和建构设想，文明的思考和追求，在他的苦旅行之中总是与现实对应，而且都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考虑的，有其现实意义和文化建设的意义。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能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无论学者还是普通人。3.“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 “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这是散文创作所极力追求的，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从“形散”一面说，余秋雨的散文想象丰富、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他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神聚”一面说，他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在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中。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同时又在大的背景里把主题收束在历史范围内。在《文化苦旅·上海人》一文中，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了徐光启的文化性格和上海的历史等，其实却又是在阐释构建上海文明新形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应该说《文化苦旅·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当今上海文明又作出的充分肯定。《山居笔记·千年庭院》、《山居笔记·十万进士》等都是以思想的线索贯串全篇，并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在波起云涌的变化中间取得结合的形神的统一。“形散”与“神聚”的结合，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做到寓控制于放纵之中。

4.情与理的融合统一

余秋雨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哲理问题，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议论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深奥的理论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行者无疆·落伍的疯狂》中先是对纳粹与新纳粹的一番描绘，最后“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怕的灾难？”突出表达了对纳粹行为及思想的警醒，也包括对中国文革中的狂枉与愚昧的反思。《霜冷长河·关于友情》中墨尔本海岸的“十二门徒”“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在冲走一个„„”字里行间透露的是残柱的沧桑，隐约流露出一种对友情的疑惑，思索友情的可靠性，最后才在“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以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中肯定人的情感是生存立命的基础。《霜冷长河·关于善良》中余秋雨由签名、街市、书房引起关于善良的思考，在“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美。”中呼唤真善美是人类走向文明永久的课题。《文化苦旅·道士塔》开头一段：“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朔风凛冽的莫高窟，孤独、悲哀、寂静地耸立在一片大漠之中，这可以说是作者将自己的感受、思考都倾注其中，在无言的莫高窟中寄寓了强烈丰富的思想感情，这样使得全文有了一种诗的意韵，结合文章中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这孤落的塔群便是在诉说无奈的悲哀，同时也是历史的悲哀，从而使讽刺来得更加猛烈，更加深沉。

5.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篇7：从余秋雨的作品论至散文如何写

之所以这几天在博客里为中国学生鸣哀不平，完全是被几个草根名博的好友给鼓动起来的，当真遇人不淑，哎哎！但饶是如此，那些话确实是涂鸦的真实感受，一早便想“酒放豪肠，酿成十分的恶毒”，挖苦咱们的烂污应试教育制度一番。

倒是因为前日拙作里随笔触到了余秋雨，所以便有某正在求学的好友来纸条，问我为何对余秋雨的玩意儿如此贬低，并且恳请本人对如何进行散文写作谈谈自己的看法。本来今天要续写儒学感悟，不过盛情难却，只好谨闻命矣！当然各花入各眼，我并无统一大众思想的能力和权限，只不过是提供一种最基本的思路，以作他人，主要是初尝文学写作的学生们的参考之用。其实涂鸦算得上网络“糖尿病”读者中的一员，每每见到一些用五彩缤纷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文章，止不住就血糖升高。或许这就是我浪费大把的才气文思，不一门心思写正经文章，却竟甘心堕落，常常在纸张媒体和网络上，专与言情文章作对的原因。同样我估计到死也不会明白，余秋雨为何会在中国文坛浪得虚名，几成文学最高意识形态的化身，被千万文学爱好者奉若神明？先不论此人甚至比一个初学古文的学生都不如，竟连“致仕”、“熏风”等简单的古词的解释都搞不明白，而此等文章专靠煽情做作，只会浓墨重彩式的浮华文字的堆砌，却毫无最起码的思维见识和文学修养可言的人，是何以混入文坛第一线，至今居高临下，一览众山之小，能轻易冒充文化大师的？众所周知，当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度堪称现代文学的“散文圣经”。不过虽然其中的少数文章，涂鸦在求学时期，陆续在<<收获>>杂志上看过一点，只是结集成册，当我捧起这本天书之后，几乎一度无法终卷。

在一片花团锦簇，艳丽无比的笼罩下，最后还是念着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十二字真言，才硬是勉强释卷。尽管余秋雨的散文在当时，无论选材还是行文的方式，确实给人以出奇制胜，与众不同的感觉。但其人在叙述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里，观点老套，毫无新意，思想内涵极度贫乏。抒情部分的文字，几乎成了滥洒狗血！尤其在<<道士塔>>和<<风雨天一阁>>两篇文章中，此人将感情表现至空前绝后的廉价，端得成了其行文的独特风格。或许只有我们的余大学问家才有本事将中华文化的生死存亡，全系在了一个藏书楼上，将中华民族的责任重担，想当然地推脱在一个老道士身上。而到其后的那本<<行者无疆>>，那种无病呻吟的表达被其发挥至了极至，令人看完可以三天米水不进。可惜古人虽然教导我们“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只是直到如今，似乎还是很少有余粉丝能看出这再浅显不过的事实。导致我先前的批余之文不过“夜静冰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罢了。当然余秋雨的成功虽同文化发展走向畸形有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被那种美轮美奂下透出空灵的表面文字风魔得情难自已，从而把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乃是情有可原的事情。只是在一片虚幻之后，我们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字只不过是内心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只是一篇散文的配角，即使文字的本身再美，但缺乏一种内在的张力，无法自然有效地将思想和感情全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被文字喧宾夺主后的各类散文，意义究竟何在？而即使这样的常识，让那些沉浸在搬弄新华字典的网友迅速改弦易辙，走上写作的正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篇8：论“忧患意识”

关键词：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战胜挑战的意识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其内容丰富, 影响深远, 它充斥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 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1) 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 不切磋学问, 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 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2) 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 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 生活艰苦, 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 (3) , 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4) 这些论述发人深省, 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 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 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

战国时期, 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 “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 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 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 所“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 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 勇于开拓,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 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 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 饥饿、困乏经常袭来, 思想矛盾经常发生, 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 提高他的能力, 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6)

在孟子看来, 人们在“忧患”中磨炼, 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把这种理想和精神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 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 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 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 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 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 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 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 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 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 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 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7) “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 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 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 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 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 “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 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 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 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 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 “万物莫不有对”, 《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 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 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 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 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 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 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 谦虚谨慎, 踏踏实实地做事, 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四、忧患意识彰显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 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 “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 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 称赞“先国家之急, 而后私仇”的观点。 (8)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 他心系国运, 给汉文帝上书, 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 政权日趋稳定, 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 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独以为未也”, 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 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 并不是无病呻吟, 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 “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 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即刻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 得无异乎?”意思是说, 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 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 使人产生“去国怀乡, 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 感极而悲”的心情, 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 又会使人“心旷神怡, 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 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 视野更加开阔, 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 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 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 称那时“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 “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 君主视天下为己物, 独占天下之利, 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 (9) 他说:“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 (10) 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 “臣之出仕, 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 (11) 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 他说:“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 (12)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 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 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 而当其时者, 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 有王者起, 得而师之。” (13)

18世纪, 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 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 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 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 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 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 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 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 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 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 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 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 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 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新中国一建立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居安思危, 不骄不躁, 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论语.学而[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2]论语.雍也[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3]孟子.告子.下[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4]李耳.老子[M].第四十章.[M].成都:巴蜀出版社, 2001

[5]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7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7]顾炎武.日知录[M].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