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研究综述

二战史研究综述（精选6篇）

篇1：二战史研究综述

上海青浦中学研究性学习成果展之九

二战史

青浦高级中学 2005届

徐越卿、钱波、陈亮、朱旗宏、王佳斌、郑向博

摘要：二战后的50多年来，这种妥协的实例比比皆是，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缓和与合作代替战争或冷战的新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经过20世纪的战争风云之后，进一步走向文明与成熟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关键词：二战、中途岛、斯大林格勒、大炮、飞机、军舰、坦克、航空母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约6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战争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规定了战争的动力和内容，也规定了战争的形式与规模。当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已遍布全球，资本主义列强已结成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网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与争夺就必然会影响到全球，而为争夺霸权所引发的战争，也极易最终发展为世界大战。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对二战的发动者德意志法西斯国家来说，它们都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因此，列宁的垄断是世界大战最深厚的根源这一论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

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这种不平衡，使原来落后的或曾被打败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迅速发展并追赶上来，从而使按照旧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的格局很快过时，并使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日益尖锐。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随着19世纪的逝去，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力和利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一战之后，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并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世界作出的安排---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它的骇人听闻的掠夺性，使战后极端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成为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所定下的敌视苏联的基调，致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在二战前建立，并因此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其次，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已故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所说，慕尼黑协定是西方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类终于依靠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置于次要地位，以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合作与战略协同，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集团，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进步。重大战役

一、中途岛海战 血色笼罩中途岛

中途岛为一个陆地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圆礁，位于珍珠港西北 1000余海里处，是美国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屏障。因其地处太平洋海路之中途，故称中途 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途岛成了美国的海军航空站及最遥远的前哨阵地。就是这小小的中途岛，一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4月 18日，东京遭美机轰炸后，日本国民惶恐不安，天皇也十分忧虑。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大本营盯上了中途岛。日本人可谓诡计多端。进攻中途岛，既可将这颗眼中钉拔掉，又可诱出美军的航空母舰，将其一举歼灭，可谓一箭双雕。

1942年5月27日，南云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部队悄悄出发，目标中途岛。日军几乎调集了全部的主力舰船。庞大的联合舰队共有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7艘，巡洋舰33艘，舰载飞机700架。尤其这700架舰载飞机，是山本五十六手里的一张王牌。只要飞机上的炸弹尽数倾泻在中途岛上，大功即可告成。

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确定的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日期和计划的绝密电报，被美军情报部门破译。这一回，血的教训教会了美国人该怎么办，太平洋舰队紧急行动起来。为了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太平洋舰队出动了它的几乎全部家当--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35艘潜艇。飞机，依然是这次决战制胜的筹码。美国海军航空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架架B-

17、B-25轰炸机改装成火力强大的鱼雷攻击机。还有一批刚到的歼击战斗机进入最后的检查，飞机呼啸着发出一阵阵轰鸣。日本航母全军覆灭 原来，南云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攻击波打击，将舰上原准备攻击美舰的飞机全部撤掉攻舰鱼雷而换装炸弹。现在，炸弹换得差不多了，南云又犹豫了。因为炸弹攻击军舰远没有鱼雷威力大。于是，他又命令，撤掉炸弹，再换鱼雷。南云反反复复地发布命令，气坏了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一边骂骂咧咧的拆换，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拆下的炸弹胡乱地堆在甲板上。B25从企业号起飞 这时，美国企业号和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支俯冲轰炸机大队一前一后出现在日本舰队上空。深蓝色的俯冲轰炸机排成倾斜的两行，朝着南云所在的旗舰赤城号和加贺号俯冲而下。也许是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南云的意料，几乎没有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攻击和舰载飞机的拦截，透过剧烈颤动的轰炸瞄准镜，印在航空母舰正中的太阳徽成了耀眼的靶标。先是赤城号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慢慢沉下去。紧接着，3.8万余吨级的加贺号在两声天崩地裂的大爆炸后，舰体迅速倾斜，倒扣着沉入洋底。10时25分，伴随着加贺号下沉的同时，17架从美国约克敦号起飞的轰炸机将3颗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了 1.59万吨级的苍龙号航空母舰。夜幕慢慢垂下，日本舰队拼命向北撤退。南云在仅存的飞龙号上给山本五十六大将发去的电报，击碎了山本引诱美军航空母舰决战的梦想。飞龙也没有能够跑掉，美军从企业号上起飞的24架轰炸机竭尽全力向日舰飞龙号发起最后攻击。有6枚重达半吨的炸弹击中了指挥台，浓烟烈火吞没了舰体。8时20分，飞龙号指挥官山口少将自己绑在舰桥上，一同沉入冰冷的大洋之中 中途岛之战以日本人的惨败告终。山本五十六大将看到败局已定，只好下令总退却，坐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上，在茫茫黑夜中仓皇逃跑，从而把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斯大林格勒战役

这次会战历时200天之久。德军在会战中被打死、打伤、被俘和失踪的官兵约150万人，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结局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这次会战，对争得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是战胜德军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苏军展开总攻和把德国侵略者从沦陷的国土上大批驱逐出去的条件业已具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国际威望，是进一步巩固反希特勒同盟的决定性因素。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失败，对整个德国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严重震撼，动摇了它的国际政治地位，破坏了仆从国对它的信任。日本被迫暂时放弃了加紧反苏的计划。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间，尽管受到德国的压力，但保持中立的愿望益趋强烈。

斯大林格勒的辉煌胜利，显示了苏军业已增强的威力及其高度军事学术水平。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为围歼德军重兵集团，先后出色地实施了方面军群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战役。苏军的防御在斯大林格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防御的特点是：在大纵深预先建立数道构筑完善的防御地区，并以军队及时占领，具有高度积极性。斯大林格勒成了巷战学校。正确选定主要突击方向和军队转入反攻的时机，善于建立军队的进攻集团，隐蔽进行战役准备，军队在进攻过程中巧妙行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密切协同，同时而迅速地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对外正面，在对外正面发展反攻等等，这些都决定了苏军反攻的胜利。在斯大林格勒反攻过程中，炮兵进攻在战争中第一次得到了充分运用，而航空兵行动则第一次采取了航空兵进攻样式。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中建立了巨大功勋，它们培养了军人具有在防御中坚忍不拔，在进攻中锐不可当的高度精神-战斗素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其军事上的丰要原因是：战略企图与实力相脱节，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兵力部署分散，形不成进攻重点；后勤供应困难等。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淮南煤矿

淮南煤矿矿区地处华东腹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1938年6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淮南煤矿，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策略，立即开始了对淮南煤矿的疯狂掠夺。

1938年8月25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和三菱调查班等对淮南煤矿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详细调查；9月21日，确定由三菱饭冢炭矿经营大通煤矿，由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淮南煤矿局（九龙岗矿）。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受侵华日军军部控制。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大通矿长井上诚，九龙岗矿长藤义魂。

为加速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以满足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制定了增产计划，规定：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1939年的年产21.5万吨，增加到1946年的235.2万吨。

为加强对淮南煤矿的控制和掠夺，日本侵略者在煤矿推行的是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想掠夺煤炭，却又不增加设备、改革开采技术，而是企图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加大对煤炭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的罪行，是其在侵华期间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一个缩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影响

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根本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世界格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欧洲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并处于美国和苏联的控制之下。19世纪欧洲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的不断衰落同步进行的是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的步步后退以及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得以完成。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变化。

与欧洲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这一过程同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美苏对峙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取代了西欧列强主宰全球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二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产物，雅尔塔体系反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现实，并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它对战后的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留给冷战后的世界的宝贵遗产。

首先，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

其次，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不仅如此，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也蕴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雅尔塔体系下，衰落的欧洲通过西欧的联合而走向复兴。这一联合进程使西欧成长为相对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级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在战败的日本逐渐发展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当中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并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实际运作而导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蕴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蕴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蕴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然而，50多年来世界无大战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用世界大战的手段对自己生活家园的一遍又一遍洗劫，人类本身制约世界大战的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双方调动一切经济力量赢得战争，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战后的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重新起飞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际合作也成为绝对必须之事。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了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种从至今最惨烈的战争中产生出的对战争自身的否定力量，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大大发展，并成功地抑制了二战后一系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扩大。今天，以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更多地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缓和与结束，妥协方式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规手段。今天，妥协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意味着参加。

篇2：二战史研究综述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影响广泛深远，但是其争论也激烈异常，虽然它不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不像美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治，但它阐释了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即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关注了英美，却往往忽视了法国，因此本文就对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大革命分期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祉时间及过程分期，中国学者的最初观点认为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但是在1977年以后，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例如关于起祉时间，有人提出应以1787年贵族反叛为开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为起点，也有学者认为以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为标志。但史学界多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作为大革命的开始。关于内中分期，传统观点将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三个统治时期。当然王养冲学者的将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立宪君主国时期、吉伦特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的执政府共和国时期、督政府共和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而这种分法反映了大革命曲折坎坷的全过程，并且为中国多数学者所认同。虽然拿破仑帝国时期破坏了大革命的民主成果，甚至践踏了大革命期间确定的民主、平等的原则，但是拿破仑毕竟继承和完成了大革命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政体，因此作为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关于大革命的下限，有人认为1799年雾月政变是大革命的终点；但也有从现代化的观点出发，将大革命一直延至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认为七月革命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终点。但多数学者同意把大革命终点定在1814年4月6日或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两次退位，即法兰西第一帝国结束。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初步完成并确立了一类影响深远的法典。总之，中国多数学者己经从传统的三个阶段分期法中走了出来，并且把拿破仑统治纳入了法国大革命之中，因为这样的分期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系统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反复的全过程，而且开始与国际史学界接轨，能更加真实的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全貌。大革命中各党派的地位作用

法国大革命中斗争最突出的三个派别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对君主立宪派中国学者沿用前苏联观点，一直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王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称其为“反革命派”。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刘宗绪在《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一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君主立宪派统治的时间最长，相对来说也最稳定”。君主立宪派在“改造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基本上在君主立宪派执政时期已完成了，它的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革命的真正成熟的果实，就是君主立宪派的统治”。而高韵青学者在《论法国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掌权达三年之久的立宪派，对改造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创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文中引用大量史实资料，详细阐述了君主立宪派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它颁布的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了新社会的诞生。从这个角度上说，君主立宪派基本上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政体，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总之，中国的多数学者原则上肯定了君主立宪派的历史进步作用，认为它是大革命的领导者，也是革命派。对吉伦特派的评价，在中国史学界研究者对吉伦特派也是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称吉伦特派是“反革命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完全改变了对吉伦特派的评价。认为吉伦特派为反对封建专制，废除王权、保卫革命成果、镇压王党叛乱、实行共和、反对欧洲反动势力对革命的干涉，抗击侵略，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制在法国的确立，起了巨大作用，应该予以肯定。所以，吉伦特派无疑是反封建的革命派，并且促进了大革命的发展。对雅各宾派的评价，雅各宾专政将法国大革命推向顶峰，因此历来成为革命的象征。刘宗绪在《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大革命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对雅各宾专政必须采取一分为二方法具体分析。其恐怖统治曾为推进革命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反封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在后期犯了恐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结果葬送了自己。对雅各宾专政采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显然比过去全面肯定的方法更加客观与科学。对大革命经验教训研究

法国大革命经验有如下两点：第一大革命提倡的反封建反特权的思想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原则，应该借鉴和发扬。刘宗绪曾指出大革命创立的人权、自由、平等之基本原则，至今没有过时，特别是“奠基于自由的商品经济之上的人权和法治原则，而这些原则不仅属于法兰西，也属于全世界；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强有力武器，而且也是一切文明国家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指导原则。只要人类文明社会在发展中，这些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是需要的。”第二，大革命为西方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模式，成为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典范，建立一个自由、民族、平等、博爱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权和法制。法国大革命在实行政治民主化中，强调的法制化和大众参与政事，同样是大革命的精神财富。“《人权宣言》和历次宪法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人权与公民权原则、法制原则。这些理论与原则的提出与实施.开创了法国乃至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法国大革命中的教训同样令人警醒，第一：非理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大革命的力量源泉，也是推进革命的强大动力，但是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却引发出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的难以驾驭的过激行动，导致了民主秩序的破坏和社会的动荡。第二：恐怖的扩大化。恐怖政策利用暴力手段在镇压王党敌对势力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是在政权基本稳定后，雅各宾派仍坚持用暴力执政，这就导致了恐怖的扩大化，甚至殃及到了无辜的人民群众最终的结果是共和国的消亡。滥用暴力，结果被历史所淹没，这是大革命最惨痛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点。

四、结语

虽然法国大革命过去了200多年，但法国大革命仍有其重要意义。尤其在我们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过程中，尊重个体利益、防止仇富心理、既尊重理性也尊重权威、遵循程序正义以及呼唤良知与法治等理念，是我们不可忽略的问题。另外，法国大革命催生了现代民主政治，自此，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同时也为欧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并且，大革命为民主提供整套的基本价值理论。通过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等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这一整套的价值理念，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依据。我们企盼在21世纪，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工作者，引进新的史料，拓宽新的领域，为大革命的研究作出更新更深的研究，将中国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带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参考文献】：

[1]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

[2] 楼均信.法国大革命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02)[3] 刘宗绪：《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篇3：明清城市史研究综述

关键词：研究综述,城市史,明清

1 绪言

明清两个朝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的繁荣期,清中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裂变。因此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城市在其中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都首当其冲地在城市中得到响应。相应地,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对于明清时期城市的研究也最为活跃,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下文将从不同学科不同的侧重视角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2 总论性研究

明清城市史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研究主要有,韩大成(1991)从城乡关系、各种类型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交通运输、阶级结构、社会矛盾、城市管理、城市发展障碍、城市的作用等多方面综合论述了明代城市的发展和运作过程[1];王卫平(1999)以苏州为中心,兼及周边卫星城(市)、乡村,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背景、市场体系、城市管理、市民生活、社会事业、社会风习、城市化水平及其局限等方面,解开了明清江南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2];刘凤云(2001)从城市空间的分布、结构及其人文文化的独特视角,对明清两朝的城市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作者将城市空间的主要物质元素——城墙、壕堑、坊巷、官衙、民居、市廛、寺观、戏院、茶馆、会馆、园林等,从空间上展开阐述,并剖析其文化内涵,指出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走势是政治性逐渐淡化,人文性逐渐浓厚[3]。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明清城市的通论性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施坚雅(1977)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书内汇集了施坚雅、芮沃寿、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区域体系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对中国学术界多有启发[4];林达·约翰逊(1993)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5],汇集了来自四个国家的六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城市形态长期稳定的根源、导致城市地位升降的原因、区域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城市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诠释。

3 分论性研究

针对明清城市的分论性研究涉及范畴相当广泛,不同学科的侧重角度也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城市政治

最早出现的关于明清城市政治的研究,是华绘(1935)[6]以及吴晗(1935)[7]关于明清定都问题的讨论。牟复礼(1970’)[8]、徐泓(1984)[9]和朱鸿(1988)[10]等,都延续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统治者的角度探讨城市的政治及军事意义。

此外,随着城市经济范畴的研究逐步深入,反过来推动了城市政治范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傅衣凌(1957)关于明代苏州织工暴动、刘志琴(1982)关于江西陶工民变等研究[11],致力于构建“城市社会”的理论框架。国外的相关研究,以罗威廉(1989)最具代表性,深入研究了19世纪汉口的城市结构、社区状况、各阶层的处境和冲突、以及官方及地方精英对城市的控制等等[12]。

3.2 城市经济

傅衣凌(1964)最早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框架下开展江南市镇的研究,提出的“专业市镇”概念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创了先河[13]。黄佩瑾(1955)对南京、景德镇、苏州、杭州和广州等城市进行考察后认为:“这些城市虽然仍为封建统治的中心,但主要的已经不是封建主用以防御侵略和镇压人民的城堡,而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地了”[14]。刘石吉(1987)对江南城市作了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将江南市镇按照产业种类划分为不同的专业类型市镇[15],这种研究范式为后来江南市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以上这些先期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明以后的城市,除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以外,更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据点。其研究的对象突破了过去以都城等统治中心为主的局限,向下延伸到具有频繁经济活动的普通市镇,城市史研究的视野随之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明清城市研究的论著更为丰富。樊树志(1988)[16]、陈学文(1988、1993)[17]、陈忠平(1986)[18]、范金民(1986、1989)[19]、石锡兴(1994)[20]、谯枢铭(1986)[21]、马学强(1993)[22]、梁淼泰(1991)[23]、罗一星(1994)[24]等人,以上海、苏州、南京、景德镇、佛山等城市为个案,论述了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的发展及其特征。

同时,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其中关于城市经济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罗威廉(1984),他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全面分析了汉口的商业运作及其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批驳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25],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马麦克以明代苏州为例,从经济角度阐述国家和社会精英的关系、城市消费文化、儒和商之间的关系等[26]。

3.3 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

相较于前两个话题,国内对于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研究的真正起步比较晚,大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匮乏,主要是过去在史学界城市更多被视为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多被忽视。“在概念上将城市视为一个生活、文化场域,进而开启社会文化面向的讨论,也正是80年代以来明清城市史研究重要的新取径”[27]。

樊树志(1990)[28]、吴仁安(1996)[29]、马学强(1 9 9 7)[30]、范金民(1994)[31]和陈国灿[32]等人,分别选取某个市镇为个案,从社会风气、文化风尚、慈善事业、会馆公所等方面多角度考察明清江南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王鸿泰(1998)则试图建立一个“城市社会”的概念,其最重要的内涵是“公众场域”的构成,即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生活领域上的交集。经过对于明清城市的具体考察后作者认为,明清间商业的发展,已促成社会中各种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集散于各大商业城市并展开频繁的互动,形成“城市社会”,其存在及其所孕育出来的社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流。[33]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34],围绕每个朝代的都城或大城市,以通俗易懂的写法介绍了中国古代城市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民俗等各方面状况;李孝悌(2006)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35],收有多位学者共13篇文章,分别从历史、艺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对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衣、食、住、行、娱乐、商旅、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的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不少,但多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史研究为主流。关于明清时期的城市,影响较大的有,安东妮·芬纳尼(2004)以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州盐商之兴衰及影响为核心线索,再现了扬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36];梅尔清(2003)以清初扬州地方文化为主题,从文人、文学和名胜之间的联系入手,叙述了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复杂经历,以及文人社会网络在遭受创伤之后的重建过程[37];王笛(2003)对清末民初成都下层民众的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38],其研究成果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论证的力度,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3.4 城市历史地理

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范畴,主要研究城市内部的功能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开创者是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古都,其研究成果为古都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渐活跃。史红帅(2008)通过对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重新认识和评价西安城在明清时期作为西北重镇的特殊地位[39];王均、祝功武(1999)以城市生态学作为基本范式,以社会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为基本方法,对清末民初的北京城的社会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个时期的北京城逐步结束了传统社会以身份为基础的空间分化,出现了商业化、世俗化的社会机制,在混杂居住的状态中进行着以社会经济地位为主导的空间分化过程[40];赵世瑜、周尚意(2001)通过引入人文地理学的一些概念,对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研究[41];魏立华、闫小培、刘玉亭(2008)分析了清代广州“西商—东官”的社会空间格局,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42];曾新(2005)以明代地方文献中的历史地图为基础,对明代广州城的自然环境变迁、城市形制和空间布局变迁及其特征作出解读[43];李凡通过建立佛山历史GIS数据库,以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解读明清以来佛山主要城市文化景观的演变、空间格局及其社会文化空间形态[44]。

3.5 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史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建筑学领域的学者开展,侧重对城市物质空间进行具体的考察,注重城市发展中的技术问题,并且与城市的保护、规划及管理等工作密切相关。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龙庆忠等建筑史学前辈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涉足城市史方面的研究;董鉴泓(1989)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45]可说是国内系统开展城市建设史研究的里程碑。

此后,城市史的研究成为建筑史研究中的热点。王树声(2004)通过对明初西安城市规划背景的分析,探讨了其规划手法以及对西安城的格局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因素[46];王茂生(2010)在对清代沈阳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态的转变及其空间特征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以城市形态学的方法观察分析城市的演变过程,分别就城市的规划思想、交通形态、居住形态、城市绿化与环境、城市文化形态等多角度对城市进行解读[47];李炎(2010)对于清代军事要冲南阳城修筑的“梅花城”这一集防御兵患、防洪减灾、修城技艺为一体的多重城防体系作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48];邱衍庆(2005)主要从明清佛山历史地位评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传统内变迁”机制的研究,以及明清佛山城市空间演变规律的解析及风貌特色的评价三个方面,对明清佛山城市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为古城保护提出了建议[49];刘剀(2007)提出汉口有机体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探查了汉口街道结构及生成内因,论证了汉口城市空间发展重心的变迁过程和动力,推导了汉口内部空间结构生成的模式,总结了汉口城市空间的特点,分析了汉口城市公共空间的状况[50];邢君(2008)对明清时期广州城市商业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总结分析[51];周祥(2010)从城市设计与形态学的角度研究了清代及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态及其演变[52]。

除上述话题之外,对明清城市的研究尚有关于城镇体系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的成果。

4 各学科的研究视角比较

总结上述的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建筑学四个学科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关注重点以及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互间形成互为借鉴和补充的关系。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之一,历史学界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是其他学科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厚;地理学界对城市史的研究开始注重城市形态,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与历史地图,引入地图学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技术方法,为传统的史学方法补充了新的技术手段;社会学界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主要是以人类学的视角,关注城市环境对人的行为与心理的作用以及各个阶层的城市生活,其研究的视野从传统的宏观城市史转向微观城市史,观察的人物对象也从帝王将相转向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区别于以上的人文学科,建筑学属于工学学科,因而建筑学界对于城市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城市的物质形态和建设的技术手段,在城市的规划史、建设史以及技术史方面都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并且将之运用于历史城市的保护实践工作中。

5 结语

篇4：二战史的“中国表达”

这部近30万字的作品分《领袖们：政治的战争与战争的政治》和《波茨坦：赢得的胜利与失去的和平》上下两卷，是丁晓平“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研读半个世纪以来美、英、法、德、日、比、苏、俄等国29部回忆录、传记、著作以及大量历史文献，艰苦细致的进行检索，揭开遮遮掩掩的秘史——去伪存真融会贯通之后，站在中国角度，以全球视野、理性思维所进行的“中国表达”。作家就像一个小心翼翼的缝纫师——历史的缝纫师，用他的尺子、剪刀和针线，密密缝制一件朴素大方的中国衣裳，然后恭敬写上“中国制造”，其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令人赞叹。

这件“中国制造”的“中国衣裳”所体现的“中国表达”，是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的激情、真实、严谨表达，是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乃至心理脉络相统一的深刻表达。作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时空交错、蒙太奇式地结构二战胜利前后的苏、美、英三国“巨头故事”，以鲜明的“中国立场”生动传神的笔触，描绘了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尤其是波茨坦会议的历史图景；再现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无视众多小国利益甚至蔑视中国利益乃至主权的令人气恼而又无可奈何的大国博弈的历史现场。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巨头”们怀揣各自盘算指点江山——尔虞我诈、斗智斗勇、唇枪舌剑、真真假假、互相交易、制定条约、发表公告、私下协议、游戏般瓜分世界的情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牵动着历史走向的巨头们，在私下拜会、会议桌前、宴会席上、音乐声中，决定了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的命运，决定了战后世界的新秩序，也决定了不能与会的中国的命运。他们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中，人为地拉起了“铁幕”，启动了另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上演了世界现代史的悲喜剧，至今还影响着世界亿万人民的命运。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出于对抗苏联的冷战思维，袒护日本留下了今日中日关系的“死结”。作家笔下“巨头”们个个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圆桌会议上弥漫着烟草味的另一种“战场故事”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细节令人难忘，给人以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

在这部书中，作家丁晓平对二战史的“中国表达”，是从国家战略高度，以敬畏、尊重和批判的精神，高屋建瓴恰如其分地回答了中国读者一直关心和迷惑不解的诸多问题：中国作为二战中作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贡献卓越的东方主战场，为何长时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丘吉尔、斯大林为何始终反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与他们一起参与处理世界事务？中国没有代表参加波茨坦会议，为何在《波茨坦公告》挂上了中国名字？外蒙古是怎样在二战胜利后脱离中国独立的？当时的民国政府又是怎样不得不承认的？二战时被日军占领的香港为何在战后没有像台湾澎湖那样交还中国？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吗？日本为何一直认为自己不是被中国打败的？为何一直否认侵略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不能真诚道歉？日本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轰炸投降的吗？原子弹是军事武器还是政治武器？等等。总之，在如何看待二战史上，丁晓平在把握个体与整体、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三个重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独特见解，启发读者从“中国角度”认识二战，从而深刻理解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大势和世界军事变革的转型脉络，懂得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大国如何架构和发展未来关系，以实现和平崛起、民族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史的“中国表达”，可以看做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认识”，对当今世界大国格局的“中国认识”。通过全书展现的“中国思想”是同类史书所没有或缺少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特别值得称道的。

篇5：二战史研究综述

韩 宇 王 洋文美国史研究通讯/2010年第1期;学术交流网/美国史研究会/2010年9月3日发布

2010年4月23日至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本届年会开幕式由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主持，承办单位厦门大学校领导白锡能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致欢迎词。我会顾问黄柯可研究员致词，她勉励会员继承老一辈会员的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幕式上，理事长李剑鸣教授致开幕词并做主旨报告发言，对近年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我会秘书长王旭教授做了理事会工作报告。

本届年会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工作，经选举产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当选为理事长，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为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法人代表）、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会议决定研究会秘书处继续设在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为秘书长，副秘书长为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副研究员。会议期间CINFO-现代信息公司派代表到会，对其网络资源进行了介绍，为美国史研究在网络资源的使用方面提供了便利。

来自国内6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1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113篇，涉及美国早期史、外交史、城市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及史学史、网络资源与教学等很多领域。不仅参加人数和提交论文的数量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历届年会之最，而且，论文的学术质量有明显提高，充分显示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面貌。

一、美国早期史

美国早期史是我国美国史研究一个迅速成长的领域。本届年会上有三篇文章论及美国国家构建的理念和实践。美国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发挥的作用在学术界存有争议，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对此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建国之初，关于国家构建的理念之争不绝于耳，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梁红光介绍了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埃德蒙·伦道夫的联邦制理念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湖南科技大学雷芳讲师则对邦联国会在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作用加以肯定，认为它承担和行使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

其次是关于殖民地时期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追溯了殖民地时期“契约

工”①制度的来源，认为该制度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解决劳动力供给的有效方式，并强调这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和同意原则基础之上的雇佣制度，关于契约工被转卖、遭受剥削和逃跑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此外，对契约工制度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认为契约工和其他移民将欧洲的资本主义移植到了北美。四川大学的原祖杰教授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早期，虽然上帝选民的观念十分流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基于理性的公民意识在此阶段滋生成长，殖民地内部民众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杰斐逊也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认为疆土扩张和文化影响的有机结合是杰斐逊“自由帝国”观的实质，杰斐逊从传播“自由”的角度对美国大陆扩张的解释既符合美国人信仰的意识形态，又与美国政府的疆土扩张目标相一致。籍此，美国逐步地完成了北美大陆上的疆土扩张，然后靠着文化上的优势来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大厦。厦门大学李丽婵副教授指出了杰斐逊与中国的种种关联，认为这些关联的产生是当时历史背景的产物。

二、美国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一直是美国史研究中的热点，也是本届年会提交论文最多的领域，共达31篇。从选题上看，与会者对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关注是突出的特色，表明了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诸大国的关系，研究范围日益扩大。

在这些论文中，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五篇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考察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台湾计划出兵援韩以及美国的态度、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解除等问题，揭示了美国对台政策以及美台关系错综复杂的变化，得出了朝鲜战争是导致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等结论。哈尔

1滨工程大学程早霞教授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指出历史上美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认同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的，只是到了冷战时代，美国才考虑承认西藏分裂势力提出的独立主张，但美国政府却终于没能公开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文涛副教授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了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的文化外交功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洁洁讨论的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开端，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和扶持，国民党的统治也受到了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冲击。厦门大学张光教授等人根据1997年至2008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记录所做的分析，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频繁变动受台湾岛内政治变动和美国国会选举周期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探讨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采取的隐蔽行动战略，具体分析了该战略实施的情况、特点与成效，认为这是冷战期间美国采取的最大的隐蔽行动，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力量，最终迫使苏军撤出了阿富汗。厦门大学范鸿达副教授分析了自1979年成立以来伊朗现政权一直敌视美国的三点原因，并指出在探讨伊朗对美国的态度时，一定要注意区分伊朗官方和民众之间的态度差异。陕西师范大学于卫青副教授对美

① 国内学术界传统上将北美殖民地的半强制白人劳工称为“契约奴”，近年来出现“契约仆”的译法，梁茂信教授将这些契约移民称作“契约工”。

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郑州大学王琛教授对1947年至1954年美巴同盟关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放弃不干预的平衡政策是其冷战战略在南亚的集中表现。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对冷战后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进行了一些新思考，包括美国－东盟国家关系的性质和理论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湖北经济学院代保平讲师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023号文件的出台入手，讨论了艾森豪威尔拉拢印尼陆军政策的确立。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温荣刚探讨了美国在老挝1958年的补充选举中扮演的角色，黑龙江大学李朋副教授分五个阶段介绍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和政策变迁。

武汉大学张德明教授探讨的是美国利用三次国际机遇达到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的目的，这三次国际机遇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环境，西班牙、葡萄牙的拉美殖民地相继独立的1815-1825年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造成的国际环境。浙江大学房建国讲师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局势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之采取的政策和态度进行了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冯志伟讲师讨论了杜鲁门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中间道路”政策。总的看来，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关于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论文多达11篇。而只有1篇论文专门讨论美国与大国的关系，即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微讨论的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英外交。

美国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成因与维持也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讨论了孤立主义政策的作用，认为孤立主义政策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二者间即便没有必然联系，也有客观存在的影响。他指出，在成为经济大国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依然奉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强国发生冲突。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国际经济机制的构建，是历届美国政府通过持续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结果，并分四个阶段回顾了20世纪美国构建全球国际经济机制的历程。暨南大学吴金平教授认为，在金融危机后，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集团可以取代美国的领导权。不过，美国自身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美国的领导权将会继续被削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施爱国副教授指出，“巧实力”是美国在新国际格局中调整自我、为继续领导世界服务的手段，是新的国际格局下基于实力与灵活性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回归。

与会者还讨论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浙江师范大学赵志辉教授讨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内政治基础，指出罗斯福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和基本原则是对威尔逊外交思想的继承，是美国国内政治原则和制度外化的典型表现。福建师范大学李昀讲师通过对美国利益团体与《1948年经济合作法》出台的关系的探讨，揭示了国家权力体之外的社会因素与该法出台之间的联系。近年来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西北大学刘磊讲师讨论了冷战期间美国国会对隐蔽行动的监督。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介绍了从事对外民主援助的重要机构——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产生和运作，指出该机构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新宇和孟虹也对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民主援助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山西大学王荣声教授认为门罗咨文的实际设计师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

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磊讲师讨论了美国外交话语分析模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吉美讲师对“9·11”后美国边界安全认知变化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吴雪讲师和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娟娟分别介绍了美国应对“国家失败”的政策和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核管制政策。

从本次会议论文看，正如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分组总结时所言，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除了范围扩大之外，还呈

现出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选题更加具体等新特点。而选题过于厚今薄古以及过分依赖美国方面的材料，则是存在的主要不足。

三、美国城市史、经济史

美国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论文共有21篇，其中的绝大多数论文反映了我国学者希望以美国的经验为中国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的研究取向。

我国当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城乡统筹发展、新城建设、城市交通、住房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城市史方面的论文提供了美国的经验。厦门大学王旭教授梳理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主要特点，讨论了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以及功能上的置换、县域经济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负面问题，阐明美国县域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总体规律。厦门大学罗思东副教授讨论的是新城市化时期美国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拓展，认为县政府不同程度地承担了类似于城市政府的服务功能。福州大学谢菲讲师讨论的是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新城的几种模式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洋探讨了新城的含义及其思想起源，并总结美国早期新城建设的经验教训。浙江师范大学孙群郎教授指出严重依赖私人汽车的交通方式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之后回顾了美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并讨论了轨道交通复兴所产生的影响。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康丽颖讨论了地铁在纽约城市交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厦门大学李莉讲师介绍了新政时期的美国公共住房建设政策及其影响。

此外，大连民族学院王玉平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衰变及其影响，厦门大学马晴虹副教授介绍了美国亚裔的郊区化，华东师范大学刘敏讲师对19世纪美国人口流动趋势与早期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讲师和漳州师范学院姬康讲师分别讨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的模式和美国联邦政府城市援助政策的演变，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曹升生介绍了“小都市区”概念的提出、界定和影响。

在美国经济史方面，辽宁大学韩毅教授就1929年2月至6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内部的货币政策之争进行了探讨，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争执，使得货币政策陷于瘫痪，因而丧失了利用货币政策挽救、至少是延缓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后一次机会。鲁东大学王书丽副教授则就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从起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政府对策三个方面入手，回顾并比较美国20世纪以来经历过的四大经济危机。

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讨论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扮演的角色，认为美国政府既有贯穿始终的开发目标，又有一以贯之的开发思路，还有因地制宜的开发策略，因此美国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津瑞提出对新政时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

理局区域规划工程的看法。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为例，探讨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漳州师范学院王建红副教授讨论了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反托拉斯立法与海外商业扩张的关系。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德江认为从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因为美国走的是轻军备、重商业的发展道路。上述文章的出发点无疑是希望对我国政府解决当前面临的金融和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有所助益。

四、美国政治史、社会史

长期以来，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和重大政治事件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从本届年会的选题上看，上述传统政治史选题已是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对宪政史、文官制度、州政府等问题的考察。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和江振春以“赫勒案”为例，探讨了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认为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和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讲师考察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异议，并剖析了异议出现的原因。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巧华对美国学界有关约翰·马歇尔及其马歇尔法院的研究做了述评。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从美国中产阶级结构的变迁与基本特征、文官群体的社会阶级属性与文化特性以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与文官政治中立原则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得以确立和实施以及政治中立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成因。洛阳师范学院杨成良副教授认为直接立法对美国州政府民主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存有不完善之处，西南大学王勇讲师介绍了美国州政府参与外交事务的历史轨迹及其根源。西北大学王新刚教授讨论了美国新保守派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徐红彦介绍了1952年以来美国科技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影响。

在美国社会史领域，与会者分别讨论了族裔史、妇女史和环境史等方面的问题。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考察了1970-2000年美国黑人从北部回迁南部的现象，并从北部的推力和南部的拉力入手，解析这种不同以往的逆向迁徙运动出现的原因。哈尔滨师范大学杨超副教授指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黑人平等就业权政策的形成。

首都师范大学于展讲师认为，在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主导下，再辅之以其他策略的支持与帮助，民权运动才取得了胜利。南开大学丁见民讲师以印第安人为中心考察了黑人奴隶制在土著部落中是如何产生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三大种族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江振鹏介绍了19世纪50-80年代爱尔兰裔美国人以北美地区为基地反对英国高压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认为英国对芬尼亚运动的治理体现了现代反恐政策的雏形。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从废奴主义者对于妇女权利的立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女权运动和黑人争取自由这两场运动之间的关系。宁波大学周莉萍副教授介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状况。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龙晓华介绍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童工问题。

具有反环保色彩的里根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内政外交引起了一些与会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再荣研究员认为环境政策是里根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里根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立法手段实现环境政策的变革，对环境管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里

根政府环境政策的一项创新。上海大学夏正伟副教授指出，科学和美国国内环保主义者的支持是推动里根政府参与臭氧环境国际合作的主要动力，里根的臭氧环境外交表明他并非一直处于环境保护的对立面。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讨论的是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以及白人永久定居北美洲以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其周围环境的影响。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文教授讨论了美国“法律社会化”问题，山东师范大学邢佳佳副教授追溯了美国社会工作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郭九林副教授探讨了美国禁酒运动的社会影响及其性质。安徽师范大学韩家炳副教授对二战后美国教育的四次危机进行了评介。另有两篇关于美国军事史的论文，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认为一战前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伦纳德·伍德开展的扩军备战运动使美国的军事面貌一新，为参加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山东经济学院的李海平讨论了美国内战中海战的重要性。

五、美国宗教史、思想文化史

近年来我国的美国宗教史从无到有，处于上升趋势。东北师范大学的董小川教授和崔利伟对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与宗教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论，认为国内对美国宗教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对美国宗教史问题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副司长分析了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讨论的重点是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损害，以及宗教因素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新关系定位中的影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华讲师考察了1778年至1840年间夏威夷群岛宗教生活变迁，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入侵对其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宁波大学谷雪梅副教授介绍了近代美国长老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文硕探讨了17世纪塞勒姆审巫案的起源。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探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大萧条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分析了杜威对理想民主的理论构建。山东师范大学王静副教授对美国“天定命运”之后的扩张思潮“青年美国”进行了探讨。年会上有三篇论文论及传媒的作用。温州大学郑春生教授分析了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思想的传播方式，认为讲台、著作、在场和媒体等多种途径的传播使其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的精神领袖。湖南师范大学谢文玉讲师以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代表人物汤姆·海登在美国大众文化媒介中的形象和他自己为迎合和顺应主流社会而塑造的自我形象为个案，分析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个体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助理研究员崔辰分析了美国电影中的总统形象。

六、美国史学史、网络资源与教学

与会者就美国史的研究方法和现状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亟需将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引入。他指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外交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外交史的人文特征，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外交史的新叙事。渤海大学曲升副教授讨论了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认为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源于并适应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但夸大文

化的重要性，否认传统研究的意义的倾向是不可取的。西北政法大学的侯学华副教授介绍了美国早期史的政治学研究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后贾敏提出了对20世纪美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些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回顾了美国史学界对非洲裔美国牛仔研究状况，东北师范大学王邵励副教授讨论了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一系列史学认识理论。与会者还讨论了国外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看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教授认为海外媒体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多为对中国的负面描述，缺乏客观的学术研究。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指出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不再用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观察中国，但仍无法彻底摆脱东方主义。宁波大学的贾庆军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ion）对章学诚进行的研究。与上述文章的角度相反，厦门大学盛嘉教授解读了延安时期中国共

产党对美国革命的态度，认为中共对美国革命的认同与诠释虽然具有很强的功利化倾向，但是，美国革命为共产党人在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和最后夺取国家政权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政治想象的空间。

与前两届年会一样，美国史研究的网络资源继续受到关注。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以2007-2009年黄安年博文为例，讨论了网络博客在推动美国研究的普及和提高方面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探讨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网上资源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资源共享的扩大和深入，必将有助于我国美国史研究再上一个台阶。在此次年会上，美国史教学问题受到了超乎以往的关注。北京大学王希教授以1949-1979年和1979-2009年为两个发展阶段介绍了新中国的美国史教学，指出国家体制对学科设置的限制、人文学科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总体劣势、史学学科地位的衰减都对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规模发展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中国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力度以及学科布局和梯队建设上存在明显差距。武汉大学潘迎春教授介绍了开设全校通识选修课《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体会，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介绍了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的教学构想，认为纳什是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历史思考能力。南昌航空大学马万利副教授通过介绍他的译著《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讨论了美国在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篇6：图书馆史研究综述

研究综述一般称作文献综述、研究述评、综合性研究述评等,虽然有的内涵宽泛,有的内涵狭窄,但在实际中,基本上可以交互使用的。研究综述或曰文献综述,一般是以较为详细的独立研究工作, 或是以新的对原始数据研究报告简介的形式出现。它分析和描述了前任在某一研究领域已经做了哪些工作,研究进展到何种程度, 它要求综述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是做研究的基础。正如库伯教授指出的: “研究者对以往研究中感兴趣的主题领域所做的分析,使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没有这一步,研究者就不可能综合、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也不能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取得成就。”一般而言, 研究综述不仅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已达到的深广度,而且要分析、反思、指明现有研究的空白或薄弱之处,并为未来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或指出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界的图书馆史研究在前30年基本处于荒芜状态,1980年,谢灼华的《评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无论从发表时间来看、还是从评述的学理深度来看,都应是国内图书馆研究综述的开山之作。谢灼华在这篇文章中分3个方面介绍了图书馆研究:关于图书馆史研究内容、藏书制度的评价和历史分期的讨论,关于图书馆史诸问题的讨论,关于图书馆史研究论著与资料汇辑的出版。同时,他还对建国后至1989年间的近500篇研究论文所论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评述。谢灼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史的研究,虽深受当代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潮的波及和作者主观条件的限制,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同时,也应看到,鉴于研究力量薄弱, 资料有待整理,加之对历史研究日益增长的“危机”的消极影响,当前,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还是相当不够的,愿今后图书馆学界同行们对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予以一定的重视,并使其对中国图书馆的借鉴作用逐步得到加强。

1989年,张晓菲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向何处去?——兼评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史专著》与谢灼华的《评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几乎同时发表,张文具有某种书评的性质,并且其论述的全面性不如谢文,但整体而言,张文也是一篇对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史研究整体评述和反思的文章,并且因其反思意味的浓郁与思想内容的锐利,而别具一种学术启示意义,能够与谢灼华偏重于成就的总结相呼应,共同开拓了中国图书馆研究综述这块学术园地。张晓菲在文中也首先肯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术研究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步入了活跃时期,提出了在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都十分重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馆”这个口号。但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却很少见到深入的研究。正由于这样,使在图书馆现代化问题上缺乏严密思考,急功近利,经验主义、实验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在史料研究方面,张晓菲认为,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者们在近几年开展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史料整理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所收资料还不够全面,尤其是对近代丰富的史实记录未能充分收录进去,还远远不能满足专题研究的需要;在中国图书馆史的具体研究方面,很少能突破自身的研究视角,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反映了研究者的单向型思维,它有助于研究的系统化以及向深度的发展,但不利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在思维深度上的突破,因而常常只起一种“修补”的作用;最后,从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史专著来看, 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还囿于本国的学术圈,没有走向世界。那种只是含混不清地叙述历代藏书家的思想、著作的研究,是难于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只有通过对不同性质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思想的质疑和辩驳,才能从中揭示出新的东西,可惜,在近几年的中国图书馆史专著中,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成果。整个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史研究综述的写作乏善可陈,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质量平平。如宋路霞的《私家藏书史研究述略》,只是简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和80年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次整理和研究私家藏书史料的热点,以及这两次热点出现的标志成果和热点形成原因,并无较为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都不明显。2000年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综述的文章,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大为提升:一方面,相当数量硕士生或博士生开始选择图书馆史作为学位论文论题,这些学位论文中基本上都会对图书馆史的某一方面研究现状,做一文献综述;另一方面,无论著名学者还是新锐学者,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图书馆史研究综述。显然, 2000年后,图书馆史研究综述的相对丰收,是和近些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相对繁荣的情况密切相关的。2000年后出现的图书馆史研究方面的硕博学位论文,有数十篇,涵盖自唐宋到民国图书馆史的藏书制度、藏书文化、藏书思想、私家藏书、书院藏书、近代公共藏书等诸多重要论题,这些论文中的相关文献综述,至少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近些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综述创作的繁荣。但这类文献综述, 只是整个学位论文中相对次要的、篇幅比例很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论文出现的,它常常需要为学位论文论题的提出而进行某种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的综述,这常常影响到这些文献综述的全面性与深入性;另外,由于一些学位论文的选题比较新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少,并不一定是研究综述的良好选题,因此有时也难以进行综述性研究。这些原因都导致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或曰研究综述),呈现出一种内容详略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虽然可作为一种研究的参考,但整体上有学术影响的并不多。新世纪以来,最见功力、学术价值较高的还是那些独立规范的研究综述,尤其一些大家之作。如程焕文的《建国以来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综述》、谢灼华的《回顾民国时期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研究》等文章就属此类。程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和书目分析的方法对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有关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的论文和著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半个多世纪以来,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研究一直不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核心作者较少,研究成果较少,该文建议加强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以弥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缺失。谢文认为,自1909年图书馆史研究开始,到1949年图书馆史研究逐步深入,成果可分:论及图书馆史的综合性著作、通史性论文、地区和断代史论著、专题研究论文和资料等,作者对民国期间这些研究成果作了全面深入的评价。作者最后指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史研究力量是薄弱的,既无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多少研究人员,主要是依靠一些图书馆工作者和图书馆学教师业余进行此项工作。可喜的是,当时有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大多又是接受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新型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有一定理论高度,而且他们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比老一代学者的眼界显得更宽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民国期间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研究的重要收获。

此外,疏志芳的《近20年来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研究综述》、苏全有等人的系列文章《对晚清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上下)、《对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也颇值得注意。疏志芳的文章,从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概况、近代图书馆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图书馆、近代人物与近代图书馆、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评价等6个方面,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与仔细的梳理,并指出,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图书馆是的研究,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上, 还是发表成果的数量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美中不足的是,绝大部分论文具有相互参考引用的事实,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作者认为,可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加强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进一步做好中国近代图书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进一步拓宽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苏全有等人的文章,则系统的反思了近代、晚清、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状况,其学术视野与魄力令人感佩。当然,2000年以来的图书馆史研究相关综述并不止于此,还有杨子竞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研究概述》,杨利清和惠涓澈的《近十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述评》,黄梦萦的《中国图书起源研究综述》,丁文祎的《卢荷生先生与他的图书馆事业史研究》,郑永田和庞弘燊的《吴稌年与近代图书馆史研究》,苏全有和陈岩的《对近代中国藏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也都各有特色,共同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史研究综述的繁荣,对国内的图书馆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2 图书馆史书评

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评论。优秀的学术批评不仅关系到学科的发展,也关系到学风的好坏。书评是学术批评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形式之一,是相关学者对学术著作所做的科学评价,其目的在于检验学术创作中的真理成分,揭示理论认识的谬误之处,推动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这是繁荣学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正确途径。但目前图书馆学的学术评论还不够活跃,批评和争鸣文章还相对偏少,所以有人提出应“提倡多写图书馆学书评文评”。

国内图书馆史书评的出现与相关研究综述的出现类似,都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图书馆史的研究著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图书馆史的研究者们, 才会产生回顾反思相关论著的得失成败、检阅过去研究成果、总结相关研究经验教训的学术热情与行为。这一时期国内出现的若干篇图书馆史书评,就是建国后出现的第一批此类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中,尤以1989年谢灼华发表的《建国40年来图书馆事业研究论著巡礼》最见功力,该文视野恢弘、考镜源流,材料全面丰富、论述简要中肯,从藏书史料的重印、现代图书馆事业研究的起步、专门论著的出版、图书馆发展资料的汇辑、辞典、传记的编纂等几个方面简要评介了建国20年来图书馆事业研究的论著,不仅是国内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史书评中的突出代表,而且其确立的图书馆史述评方面的学术高度,至今罕见有能超越之者。如对“建国后藏书史料的重印”,文章在详细列举了这些重印的书籍后,一方面,指出了其积极意义,弘扬了我国文化传统,为认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材料;整理工作有所创新;另一方面,又提出:由于当时古籍出版尚缺乏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故相关著作有些兼顾不够。在重点评述谭卓垣等撰、徐雁等整理的《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记事诗传》后,谢灼华指出,该书可以看成是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后记载我国藏书家的著作的重要补充。再如“现代图书馆事业研究的起步”一节中,谢灼华对1959年我国各主要图书馆总结建国10年来的工作经验,编写10年来的发展史的盛况介绍评价,文字虽不多,但内容精详,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启发与参考意义。总之,从发表时间与文章的典范性而言,谢灼华的《建国40年来图书馆事业研究论著巡礼》,都堪称建国后国内图书馆史述评中的先导与标杆,为后来的图书馆史述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纵观国内的图书馆述评创作热点,与其评论对象学术水准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尽管有些研究者尖锐地指出:“从这些书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科学批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广告文字多,批评文字少;评者的学术态度不够严肃;缺乏健康的学术风气;对于学术批评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稳定的学术批评队伍尚未形成。”但也应该看到,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图书馆史述评,基本上都能做到评论的真实客观,这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凡是学术水平与价值真正高的图书馆史著作,往往评论者众多,形成了多篇共评的局面,并且可以看到,越是高水平的图书馆史著作,其相关书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出现书评的跨越时间越长,而水平差一些的图书馆史著作,显然难以吸引书评作者们更多和更长久的目光。因此,下面对1989年以来的图书馆史方面的书评,以评论对象为线索,加以简单的梳理。

2.1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中国藏书通史》等的书评

2.1.1《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书评现象

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谢灼华主编, 查启森、赵燕群副主编),当年是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之一,是国内图书馆史方面的经典教材,自从其出版以来(其间有过两次修订),一直是国内图书馆史教育方面使用者最多的通行教材,备受好评。有关《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书评,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跨越时间最长、甚至还有的硕士学位论文涉足其间专门对其进行考证,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书评现象。并且《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修订过程中,还真正接受了书评的一些建议,修正了自身的一些内容, 出现了书评与评论对象的良性互动,真正体现了书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这确实是述评创作中最理想也最难得的状态。从发表时间先后来看,有关《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书评依次有:1988年,林平的《汇百代之文明集众家之大成——试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认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全面论述和重新评介了我国从殷商时期到1949年的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从文化专史的角度来认识整个中华文明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全书把中国图书史和图书馆史万机结合起来,为图书史和图书馆史的教学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但同时指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也并非十全十美,个别地方尚需再版时予以修订补充,具体来说主要有:个别提法尚需进一步完善;由于出众人之手,在一些内容上有侧重点不一、语言习惯也不一之嫌;该书力求体系完善, 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个别内容尚需要补充,如佛道藏书只讲到隋唐便戛然而止;第四编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修订,个别地方内容还不尽完善,要彻底地抛弃“左”倾思想和传统教科书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国民党在1949年以前作为一个执政党,其统治区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应属近代部分的主流,其影响和作用也是最大的,如果过分强调进步图书馆、苏区和解放区的图书与图书馆事业而不客观地充分地分析评介国统区的图书馆事业就会造成本末倒置,甚至扭曲历史。应当说,林平的这篇书评是相当敏锐和深刻的。

1989年,严红的《新的视角新的开拓——读 <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通过与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书史简编》、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致忠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美籍华人钱存训著的《中国书史》(海外版)的对比,认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目前在其学科领域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和同类著作相比,它的观点较新,资料新颖,体系完备;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它的贡献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严红认为,该教材的不足和缺憾在于:对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作用,书中的阐述仍嫌不够,似应更进一步地总结和概括;对于中、小学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方面的史事所述无几,宜适当给予充实和增加;另外,有关我国台湾、香港、尤其是兄弟民族地区的图书出版与图书馆事业亦应有所涉猎;还有,书中对人物的评价还不够深,主要是对于私人藏书家的记述过于简略。

此外,1989年张晓菲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向何处去?——兼评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史专著》、谢灼华的《建国40年来图书馆事业研究论著巡礼》,也有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的评述, 尤其前者,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而展开论述的,强调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透视中国图书与图书馆的发展史,并从图书与图书馆的相互关系上来总结历史经验。

1996年,纪晓萍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材内容亟待修订》一文,认为,最初该教材将中国图书史和图书馆史合二为一,是一种尝试,是一个创新,而且感到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并尽可能在有关章节阐述了图书和图书馆之间发展的相互关系,是一部值得利用的好教材。但是,近年来随着资料的丰富,1987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一书,让人越来越感到,内容有些陈旧, 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现代图书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 急待补充和修改。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面临我国图书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千变万化,重新修订《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首先,一定要延长《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历史叙述的下限时间,即从原来的“商 -1949年”延至“商 - 现在”,只有这样, 才能完整地再现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和最重要的变化囊括进来;其次,应注意将图书史和图书馆史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最后,应研究怎样将上下几千年有关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的史料及史料贯通起来。

在2005年《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后,2008年,钱昆的学位论文《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若干问题的考证与补遗》, 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新旧版本的比较入手,总结出修订本的特点并对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证和补遗。从文章性质上来讲,这篇硕士论文堪称一篇篇幅巨大、论述细密周详的特殊书评。钱昆首先分析了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进行考证和补遗的原因,指出它是一部同时囊括图书史、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学术史的恢弘巨著,在图书馆史学研究领域起着“风向标”的作用, 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然后通过对1987年版(旧版)和2005年版(新版 / 修订本)的内容进行比较,对修订本的内容特色进行总结,如篇章次第的分合、补充旧版没有的一些新资料、敢于提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同时对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考证,如旋风装新旧说之争、造纸术的发明时间问题、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问题,经过考证之后得出结论,肯定了旋风装新说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证明了造纸术发明于西汉,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初唐(盛唐)的说法。《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的时间下限定于1949年,为了使修订之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论文还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进行了补遗工作,从图书史、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术史三个方面,增加了一些1949年后的新文献、新内容。文章最后在结语部分表达了作者完善图书馆史学研究完整体系的美好愿望,同时寄希望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修订本)的再次修订。

2009年,傅荣贤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简帛部分辨析》, 更是详细地列举分析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2005年修订本) 简帛部分“实际所写”内容有明显错误或自相矛盾的地方23处,表达欠妥或论述模糊者9处。另就“应该所写”内容提出了商榷意见: 简帛的编册制度,是我国后世书籍制度的滥觞;大批简帛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座座地下图书馆。因此,简帛部分必须紧扣“图书”和“图书馆”这两个关键词,努力揭示基于传世文献难以得出的有关古代图书形式和内容,以及有关古代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诸方面的独特内涵,但该书在相关章节内容并不能满足这一学术期待。

在这些书评的敦促下,2011年,《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经过再次修订,出版了第三版。在其《前言》中表示:“面对学界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当然是抱着认真学习和仔细分析的态度,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吸取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这次对教材的修订与补充,大致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利用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调整原版内容,如利用潘吉星关于造纸的内容;补充原书的部分篇章,如补写了宋至清的宗教藏书部分内容;调整原书的部分篇章,使之更适于阅读;纠正了原版中的引用错误和解释不全面之处。最后我们还校读全书,核对引文,校正了一些技术性错误。总之,编写者希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新的版本。”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第三版仍旧会发现一些不足,通过书评反思等形式与之互动,而《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也会因此再有更新与进步。

2.1.2 《中国藏书通史》的书评

2001年2月,谢灼华和傅璇琮共同主编的、全国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藏书研究者历时5年编竣的112万字、精装二册的《中国藏书通史》,在宁波出版社付梓面试,旋即获学界的好评,驰誉学林, 是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方面的重要著作。该书还于2002年12月荣膺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更为学术界、图书馆界、读书界所瞩目,相关书评也比较多。2001年,姚伯岳的《藏书有史自兹始——〈中国藏书通史〉评介》认为,《中国藏书通史》的编撰出版,标志着我国只有藏书史、而没有藏书史学的状况的结束。这部书无论从规模和架构上讲,还是就实际内容而言,都称得上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藏书史研究成果的荟萃和总结。它并非完美之作,但绝对是中国藏书史研究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朱玉麒的《新学科的奠基之作——评〈中国藏书通史〉》认为,《中国藏书通史》涵括了藏书研究的古今成果,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藏书文化发展的历史,成为一部兼具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新学科奠基之作。本书值得引起注意的特点有:一是创建新学科的自觉意识;二是通史撰著的崭新体例;三是揭示藏书的学术旨趣;四是资料涵盖的集成会通。总之, 《中国藏书通史》的出现,既为我们就藏书本身提供了一部翔实、全面的通史著作,同时也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格局中,标志了一门提供崭新思路的学科正在走向成熟。2002年,万宇、南杰的《千年文献从头忆万卷烟云瞥眼过——从〈中国藏书通史〉谈起》认为,《中国藏书通史》在中国藏书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是一部兼具总结性、开创性的著作,涵括古今研究成果、展现现代研究成果的序列化、系统化,并且更可以打通与相关学科的间隔。2003年,罗德运的《一部可以传世的中国藏书史大著——〈中国藏书通史〉评介》认为,《中国藏书通史》以其丰富的内容再现了中国藏书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是一部中国藏书的全史、与此前出版的中国藏书史研究著作相比, 《中国藏书通史》更富有理论性和学术性,提出建立中国藏书学或藏书文化学的创议,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中国藏书通史》虽可称得是精校之作,然亦间有错讹或疏忽处。一是人名有误; 二是书名有误。此外征引古籍,也有校对不严之虞。但小疵不掩大醇,它是一部可以传世的优秀著作。2006年,田建平的《最难事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评〈中国图书通史〉》认为,《中国藏书通史》不仅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关于藏书的通史性巨著,而且还是一部关于中国文献、文化、学术思想方面的巨著。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还不失为一部关于中国藏书文化的工具性著述。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写出了中国藏书的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的确是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薪火相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它贯穿于全书之中,无处不在,动人心魄。

2.1.3 《中国藏书楼》的书评

除《中国藏书通史》外,2000年前后,国内还出现了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有影响著作,它是1999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著名学者任继愈任主编、萧东发教授任执行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它洋洋180万字,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藏书的历史,从多侧面总结了中国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另一可喜收获。有关学者对其也有较多评论。臧永清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可喜收获——读〈中国藏书楼〉》认为,《中国藏书楼》作为一部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藏书史、藏书文化的拓荒性著作,其特点在于资料上集大成,体例上有重大突破,学术上有新见,做到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较好结合、内容与形式的较好结合。刘淑华的《名山事业传之久远——评〈中国藏书楼〉》认为,总观全书的运作与内容,《中国藏书楼》具有为它书所未有的如下特点:本书拥有一个优秀作者群体;内容安排、资料收集等方面,也比以往的藏书研究有所突破; 写作方面,也较有特色;语言清新,行文流畅。木令耆的《论千年藏书评百家盛衰——〈中国藏书楼〉评介》认为,《中国藏书楼》填补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系统全面反映中国历代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这个空白,其特色有四:一是资料上集大成;二是体例上有突破; 三是学术上有出新;四是形式上求亲和。王龙章的《填补空白的〈中国藏书楼〉》认为,《中国藏书楼》体例完备,以论带史,史论结合, 公正客观;全书语言准确、典雅,间以浅近文言,富有张力;大事年表使内容更加条理化、系统化、明晰化;两套索引令读者检索更加快捷、方便。全书结构合理,上、中、下三编与索引相得益彰,浑然一体。《中国藏书楼》认为一部全面总结5000余年中国藏书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成就的理论大书,分量厚重,学术价值高,相信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王明发的《浓缩藏书文化展现中华文明——〈中国藏书楼〉简评》认为,《中国藏书楼》一书,以强大的作者阵容, 全新的表现手法,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并通过众多藏书楼个体的剖析,脉络清晰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藏书文化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不足是出现了一些疏漏、差错及缺乏照应之处,并且少数比较重要的藏书楼的描写还限于表面,缺乏深入的挖掘与展开;佛道寺观的藏书论述的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近代部分略显单薄等。

2.2 《中国图书事业史》等的书评

2.2.1《中国图书事业史》的书评

在20个世纪70与80年代之交,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曾设想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合为一体,并在80年代中期主持编撰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其后来新夏又主持编纂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尽管这都是新世纪以来较有影响的图书馆史著作,但相对而言,后者更见功力,影响更大些,评论者更多些。

纪晓萍的《十年磨一剑——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认为, 《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全书30万字,布局得体,史料丰富,重点突出,具有开拓性、综合性、时代性三个《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特点。但该书并非完美无瑕,例如:近代铜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书中极少涉及;严复的“八大译著”不应包含《中国教育议》一书。但是, 瑕不掩瑜,该书定将成为一部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好书。杨瑞的《十年辛劳完璧生辉——来新夏先生〈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读后》认为,《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最主要的特色是“三史合一”,通过大量真实的史料、生动的图片、流畅的语言,对我国近代的图书事业做出了全面、完整的总括与论述,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共同构建了一部连贯的中国图书事业通史,一帜高树,使得中国图书事业史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够久居一席之地。王析的《一部秒回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发展历史的画卷——〈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评介》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一书的学术理论特色:在宏观上整体总结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发展的特点;对近代不同时期图书事业发展的特色进行了独特的概括与总结;对近代图书事业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与深入挖掘。这本著作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就标题而言,一些大标题与小标题在内容上有不协调之处;在文字上该书也有少许差错;在文献引用上,该著也有可议之处。聂家昱的《引人深思、发人猛醒的历史图卷——读〈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认为,《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合书史、目录学史、图书馆史为一体论述图书事业随近代史进程发生的巨变,是一项创新。全书架构合理,在史料的选择、组织及论述上,表现出系统性、综合性、完整性和缜密性的特点,是学习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好教材和进行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

2.2.2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的书评

程焕文当前图书馆书史研究方面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确立了研究沈祖荣的心愿。经过多年来搜集资料、潜心研究,1996年撰成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于1997年8月在学生书局出版面世。该书内容丰富,籽料翔实,是当时我国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近现代图书馆历史人物的著作,该书的出现对后来的图书馆界人物研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学术影响,是建国以来的一部重要图书馆史著作, 评论者也较多。

1998年,韩继章的《青年学者印象:程焕文与其新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认为,《沈祖荣评传》作为为我国图书馆界首部人物学术传记,通过它,可以感悟到本世纪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术和教育先进的脚步,体悟到一种亲近感和图书馆人物精神,正是有了一批如沈祖荣先生这样的具有这种视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己任的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才有了本世纪的如许发展。苏颖怡的《试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认为,程著的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图书馆人物的传记,具有体例紧凑、条理清晰、视野广阔、史料翔实以及考据严谨、推敲有据的鲜明特点,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近代史的优秀人物传记。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语言问题,为了兼顾人物研究的学术性、严肃性与人物传记的可读性、趣味性,著者着意把上篇——先生生平事迹的叙述生动化,而把下篇——先生学术思想的总结评价学术化,从总体来说,这种努力尚不完满,还有发挥的余地;资料问题,在肯定程著对资料的占有可靠与广泛前提下,仍需指出其尚有查访不周之处,尤其是对于先生解放后的一段经历, 应有更多的人事口实佐证;编辑问题,程著虽然酝酿筹备日久,但从写作、成稿到编辑出版,却颇为仓促,而且著者与编辑出版方的沟通渠道并不畅顺,以致全书在编辑、校勘方面错漏较多,期望再版时能予以一一更正。王子舟的《图书馆学研究启示录——读〈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认为,程著以其独特的人文情怀对目前图书馆学研究现状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反省。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学人的传记,填补了学术史研究空白,而且还是第一部从人物视角深入探寻近现代图书馆史发展轨迹的力著。程著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性格,迥异于时俗,对当前图书馆学界的研究现状无疑是有巨大启迪的:对图书馆学界逐潮行为的拒绝;求真实、借借鉴史学方法的引进;图书馆学研究中深切的人文关怀。林明的《沈祖荣与图书馆精神——读〈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有感》认为,图书馆精神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人成长的精神支柱、内在动力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永恒的不朽的精髓。《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展示了沈祖荣先生的光辉而伟大的生命历程,弘扬了图书馆精神。

2002年,罗德运的《沈祖荣:一位值得图书馆界永久纪念的先贤——〈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介绍》,则主要对程焕文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的资料搜集、创作过程、体例内容等方面作了介绍。

2.2.3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的书评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赖伯年主编)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项资助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1998年9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后,得到图书馆界和诸多社会文化人士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自该书出版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陕西日报》以及《中国图书评论》《当代图书馆》《陕西社科信息》等10余种报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介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该书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和文化价值。认为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史的重大空白。拓展了陕甘宁边区的研究领域。为中国革命文化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而且对弘扬延安精神、促进当今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8年,杜克的《宛若平凡亦辉煌——为〈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序》认为,从《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全书所运用的史料来看,或查自建国前的报刊和原始档案资料,或从当年亲身经历的当事者处采访而得,资料翔实丰富,可靠性强,许多原始资料都是首次发掘面世的,具有“抢救资料”的意义。作者们不只是停留于对史料的简单收集和整理,而是在此基础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图书馆学的理论,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从理论高度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性质、特点、基本经验、历史影响及对新形势下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有益启示。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图书馆界基本上尚属空白,本书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

在1999年,武德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辉煌的一页——评〈陕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有以下特点:多方搜集、访问,抢救了一批珍贵史料;填补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史的空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特点、经验、历史贡献及深远影响作了深入剖析,探讨了其规律。同年,王莹的《一本可贵的拓荒之作》、王翠英的《苹果虽青亦可珍——读〈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邓争旗的《延安窑洞溢书香》、宋正民的《一本填补图书馆史空白的著作》、李忠全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成果》,稍后,刘祥武的《珍贵的历史拓荒作品——读〈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赵凤英的《图书馆史上的一枝奇葩——读〈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等文章,也都对该著作进行了类似评价,只是这些书评数量虽多,但多流于赞美,对其不足之处鲜有论及,也罕见有价值建议。

2.3 《西方图书馆史》《外国图书馆史简编》《满铁图书馆研究》 的书评

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图书馆史》(杨威理著),是建国后国内图书馆学人所著的第一本外国图书馆史。著名图书馆学学家周义俊评价该书是“我国作者系统论述西方图书馆发展历史的专门著作,为我国研究外国图书馆史的工作增添了光彩”。陈蕃的《一部开人眼界的书——介绍〈西方图书馆史〉》认为,《西方图书馆史》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细致的发掘是这本著作的特色之一。薛美华的《西方图书馆史研究——读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认为, 《西方图书馆史》结构完整、宏大、严谨、疏密适当;史料丰富、开掘精神;文风别具一格。

杨子竞的《外国图书馆史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是杨威理的《西方图书馆史》之后国内学者所著的全面介绍国外图书馆发展史的第二部学术著作。本书对外国图书馆的起源、发展过程及现状做了讲述,在编写中着重介绍各个时期图书馆的概况,兼及于一些图书事业的知识,注意吸收国内外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史研究的新成果,具有独到的特色。常青的《以史为鉴洋为中用——评〈外国图书馆史简编〉》认为,《外国图书馆史简编》较好地映现了整个国外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及各国各时期图书馆发展的不同特点,恰当的体例使著作内容得以完整表述;更重要的是它展望了图书馆发展的未来,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怎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新的课题。马兆瑞的《〈外国图书馆史简编〉评介》认为,《外国图书馆史简编》与《西方图书馆史》相比,将范围扩至亚非拉三洲,所收资料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构成了本书最大的特色。具体说来,该书的特点有四:第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各国图书馆的概况;第二,该书内容的时间跨度很大;第三,作者视野广阔,注意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对图书馆事业进行分析;第四,该书结构比较严谨,体系完整。该书值得斟酌之处是:有的章节内容过简。宜补充史实,加以丰富;对现代有的主要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利弊得失,讨论的不够充分;此外,书后未附索引,不利于读者检索。

2011年9月,辽宁出版社出版了冷绣锦所著的《“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该书分别记述了“满铁”在东北所设立的31个图书馆及分馆之创建、运营与业务的发展过程、殖民政策与“满铁”图书馆的使命以及人事变动的演变过程,同时,引用大量的佐证,论述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图书馆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大肆掠夺等诸方面的问题。关捷的《“满铁”图书馆史研究的补白之作——评冷绣锦著〈“满铁”图书馆研究〉》认为,《满铁图书馆研究》论述了一个相当重要而又被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研究课题,作者以睿智的视角和独特的思想对满铁各图书馆逐一深入地研究,扩大了满铁史、图书馆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苏全有、邹宝刚的《评〈“满铁”图书馆史研究〉》,也肯定了该书史料丰裕,对殖民时期东北的图书馆及文化侵略的作了实质探究,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界纵深研究“满铁”图书馆提供可观的参考价值。但同时指出,该书存在比较分析欠缺、口述史料未能充分利用等不足。

2.4 其他书评

以上所列的建国以来图书馆史书评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较大影响和一定的学术意义。除此之外,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图书馆史方面的书评,这类书评,由于种种原因,学术影响和学术意义都相对弱些。这类述评的少部分作者和论述对象可能还都属于名家名著, 如谢灼华评论张树华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文章; 但大多数这些书评的评述对象,不具有像前面所论及的图书馆史著作那样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同时,这类书评的作者也不如前面列举的书评那样名家云集,如:项弋平的《专业志书的楷模——评〈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康万武的《〈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史〉出版发行》、邱碧君的《读〈世纪篇章——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史〉感佩》、周善儒的《值得一读的〈世纪篇章——哈尔滨师范大学 图书馆馆史〉》、林更生的《福建图书馆事业的百科全书——简评〈福建图书馆事业志〉》、刘雯的《公共图书馆史研究的力作——〈宁夏图书馆志〉》、苏全有等人的《我国区域图书馆史研究的华丽篇章——评〈河南省图书馆百年〉》《我国大学图书馆史研究的 华丽篇章——评〈河南大学图书馆史〉》《厚重翔实瑕不掩瑜——〈河南大学图书馆史 > 读后》《笔耕不辍述沿革存史教化启后人——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吕竹君的《风雨百年跃然纸上——读〈南京图书馆志〉和〈南京图书馆续志〉》、原小平的《区域图书馆史研究的新开拓——评〈河南省师范院校图书馆志略〉》等。但 总的来说,这类书评的共同特点是数量不少、但影响不够大。在此, 也就不再列举和分析了。

客观地讲,近几年图书馆史的学术评论,比20世纪80年代或者21世纪开始的几年显然更具活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这昭示着图书馆史书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目前图书馆史的学术评论还不够活跃,批评、争鸣和反思性的文章,还相对偏少。为了推进图书馆史研究,针对我国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批评的现状和问题,图书馆学人应多方努力,进一步促进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批评工作的发展和提高。

摘要：近年来,图书馆史的学术评论比20世纪80年代或者新世纪开始的几年更具活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这昭示着图书馆史书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基于此,对国内图书馆史书评的出现与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