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概念与功能（共8篇）
篇1：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1、传播信息
传播信息是招贴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特别是商业招贴，其传播信息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商品的性能、规格、质量、质地、成分、技术、特点、使用方 法、养护和维修情况等进行说明，对劳务方面内容(包括饮食、照相、洗染、旅馆、理发、洗澡、旅游等)加以介绍，这些商品信息若不能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 费者就不会采取购买行动。招贴作为一种有效的广告形式，正可以充当传递商品信息的角色，使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可以节约时间，并以高速度及时解决各种需求问 题。其次，商业招贴传播信息的功能还表现在对商品变化情况的通报上。当今时代，一种新产品的出现，都必然伴之客观存在一场大规模、高密度的广告宣传，使消 费者打破原先习惯的思维定势，对新产品持积极消费的态度。如：产品的改进或更名，产品的价格变动，甚至产品包装、销售渠道、销售手段的变化等都可以通过招 贴通报消费者。
2、利于竞争
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动力。当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产品内在质量 的竞争，其二就是广告宣传方面的竞争。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品与产品的内在质量差异性将愈来愈小，相对而言，各企业将愈来愈重视广告方面的竞争。招 贴作为广告宣传的一种有效媒体，可以用来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开拓市场，促进销售，利于竞争。例如：过去北京地毯在美国的销售一直不景 气，为此，北京地毯进出口公司和美国一家广告公司签定了用广告促销北京地毯的协议，耗资20万美元，大量采用照片招贴形式及其他形式在美国宣传，结果赢得 了美国消费者的信任，当年销售北京地毯价值60万美元，第二年销售量比前一年增长10%，第三年又比第二年增长14%，以后逐年递增。由此可见，招贴作为 竞争的一种广告传媒是何等的重要。
3、刺激需求
消费者在某些需求是处于潜在状态之中的，企业如不对其进行刺激，就不可能有消费者的购买行动，企业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招贴作为刺激潜在需求的有 力武器，其作用不可忽视。近来年，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录像机、空调、家用电脑等在各类广告(包括招贴)的刺激下，进入平常百姓之家，改变了 旧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质量。又如按过去的传统习惯，中国人是不喝营养液和可乐饮料的，但在中外厂家的频频广告宣传刺激下，这些产品却打入了中国的千家 万户。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三亿人口的大市场，消费需求上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对企业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
4、审美作用
招贴作为一种“说服”的形式，绝不能以某种强制性的理性说教来对待读者，而应首先使读者感到愉悦，继之让读者经诱导而接受招贴宣传的意向。所 以，现代招贴都极讲究审美效果，
具体说来，招贴的审美作用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招贴的形式生动活泼，往往图文并茂，易于引起消费者注意。其二，招贴广告语经艺术处理，一般言简意赅，因而易于记忆，易于形成牢固印象。其三，招贴在发挥其应用的说服功能时，通常都是以软性感化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用强行灌输的方式来进行的，从而，在心理上，消费者易被其意念同化。
招贴直接为实用功能服务时，在根本上依赖于使用价值，但是，招贴又不是商品本身，它的观念价值大于物质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它介于应用艺术和纯粹艺术之间，能借助纯粹艺术的表现手段塑造形象，在表现广告主题的深度和增加艺术魅力、审美效果方面，十分出色。
招贴美的形式依附于各种功能，由功能所决定，因此，把握招贴广告的审美特征就要从招贴广告的各种功能来考察。据此，招贴的广告审美特征应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真实性。招贴美的价值的基本条件就是真实，招贴广告在真实可信基础上，越美化，越能获得美感。如果言过其实，甚或欺骗消费者，则越美化，越使人感到丑恶。
其二是引人注目性。招贴广告能否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是个关键，如果招贴不能引人注目，就应认识到消费者的需求首先是商品的使用功能，招贴的引人注目的艺术处理必须和使用功能相联系，这种联想的作用点必须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
其三，欲使招贴引人注目，还必须注意信息传递的心理特征，讲求招贴广告的科学性。如：人在正常情况下(如天 气晴朗，人们步行时)接受招贴广告信息量大约是25比特/秒(比特——信息量单位)。可口可乐招贴广告上只有牌名几个字，信息量只有10比特/秒，已大大 低于正常信息接受量。这是因为设计师考虑到美国人出门一般乘坐汽车，乘车人对消息的接受量必定小于步行人对信息的接受量。可口可乐招贴设计师正是周密地考 虑到这睦问题，才使其设计的招贴能让消费者留下强烈的印象。国外广告心理学家路考士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少于6个单词的广告标题，读者记忆率为34%，而多 于6个单词的广告标题，读者记忆率只有13%。这些问题都是招贴设计师应考虑到的。总之，招贴广告上的信息量宜简明扼要，适可而止。
其四是艺术性，招贴广告要达到良好的审美效果，必须十分重视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如：在招贴的文字语言的艺术处理 上，要力求准确、生动和精炼，并注意其形象性。招贴文案写作要根据不同需要分别采用不同体裁，一般分为重在理性诉求的文案和重在感情诉求的文案两大类。理 性诉求的文案是用“喻之以理”的方法说服消费者，如简介体、新闻体、论说体、问答体、证书体等；感情诉求的文案宜用描写体、幽默体、小说体、戏剧体、诗歌 体等。在招贴广告的画面处理上，依据传达商品信息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包括写实法、对比法、夸张法、寓言法、比喻法、卡通法、系统法、传统装 饰法等。
篇2：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篇3：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近年来, 我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不少企业也不同程度地陷入瓶颈期, 颇有些“导入容易深化难”、“宣贯容易落地难”。如何找准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落地”的突破口, 是许多企业共同关心的课题。
一、全面把握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由于企业文化理论毕竟是一种新兴的、尚未完全成型的“舶来品”, 译介、理解和运用方面就容易产生偏颇。于是, 企业文化中与中国企业原有的高度概括的精神文化内容比较合拍的部分格外受到重视, 却相对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完整体系, 尤其是忽略了企业文化中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 这就对企业文化“落地”造成了观念上的障碍。
1、从企业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来看
当年形成企业文化理论的基础材料和重要著作, 如《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日本企业管理艺术》、《西方企业文化》等, 就包含了作为核心价值观具体体现的、处于执行层面的丰富内容。譬如, 《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在分析研究了62家企业后指出, 超群出众的企业“有一套独特的文化品质, 是这种品质使他们脱颖而出, 鹤立鸡群。”书中专门论述了这种革新性文化的八种品质, 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具体领域。又如, 1977年6月, 松下幸之助在《实践经营哲学》中提出了“实践经营哲学二十条”, 其中既有企业使命、顺应自然规律等理念, 也有自主经营、适度经营、专业化、造就人才、集思广益、既对立又协调、心地坦诚等具体的行为准则。再如, 1984年出版的企业文化重要著作《用人之道》一书中甚至提出了“用人之道二十三条”, 其中包含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准则。正是这些处于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 有力地体现并支撑了企业核心价值观。
2、从中国企业的创造性实践来看
中国一些企业从80年代引入企业文化理论以来, 开始将企业发展的文化理念转化为企业的具体实践, 结合本土特点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早在1990年, 上海二纺机就提出了企业在体制、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已经确立或正在确立的23个观念, “构成了二纺机的价值观念体系或企业哲学, 尽管它还不十分成熟, 还需要丰富和发展, 但却是难能可贵的。”海尔的企业文化涵盖了生存理念、用人理念、质量理念、品牌理念、营销理念、竞争理念、市场理念、服务理念、出口理念、资本运行理念、技术改造理念、技术创新理念、职能工作理念。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把企业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概括为五个方面: (1) 管理理念:权责对等, 高效协同; (2) 经营理念:资源最优化, 效益最大化; (3) 人才理念:大唐大舞台, 尽责尽人才; (4) 安全理念: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5) 环保理念:清洁生产, 绿色生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也把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概括为:服务理念、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安全理念、团队理念。同样, 华为、中国电信等也将高度概括的精神文化理念化为具体可感的内容, 以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付诸实施。
3、从企业文化理论的构成来看
从企业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执行层面的从来就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30多年来, 企业和社会各界事实上都充分肯定了具体理念 (本文中称为“子理念”) 的地位和作用, 只是没有使用统一的名称, 于是就削弱了子理念的影响力和社会意义。在收集到的正式出版物中, 对子理念的概念就有许多不同的表述:
有的称为“具体价值观”——“企业基本价值观的实现, 需要具体价值观的支撑。”作者所指的具体价值观包括:质量观念、营销观念、社会效益观念、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观念、盘活资产存量的观念、走资产经营道路的观念、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观念等。
有的称为“分理念”——“要发挥企业理念的作用, 一是要进行理念诠释, 使之细化为具体领域和方面的分理念, 便于员工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
有的称为“运营理念”——企业的运营理念“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 一般只有6—8种理念。主要有决策、规划、营销、管理、人才、市场、发展、竞争、生产、安全、服务等几个方面。”
有的称为“理念识别的基本要素”——“在制定企业理念时, 需要将其具体化为理念识别的基本要素和相关的应用要素⋯⋯包括企业经营策略、管理体制、分配原则、人事制度、人才观念、发展目标、企业人际关系准则、员工道德规范、企业对外行为准则、政策等。”
有的称为“品质化要素”——“企业文化系统中的品质化要素, 是指普遍地存在于企业职工身上的各种素养, 如文明素养、道德素养、劳动素养等, 也指企业职工已普遍牢固地树立的各种意识, 如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协作意识、集体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顾客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等。”
有的称为“行为准则”——所例举的“行为准则”显然涉及到服务、合作、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等具体的领域。
还有的称为“企业经营哲学”, 也有的称为“经营理念和行为理念”, 尽管上述各家所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完全一样, 但不难看出, 它们指向的共性都是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 即本文所称的子理念。大家用了不同的名称来表述, 既反映了子理念这个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客观性, 也折射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以及认识角度的多样性。
二、子理念是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上述分析, 可以明确地提出:子理念是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里所说的子理念, 是指由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并具体细化到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之中的、对具体执行起到直接指导作用的具体理念和做人做事的准则。
1、子理念在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中的地位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从使命到愿景、从愿景到精神与价值观、从精神与价值观再到企业各执行层的运营理念, 整个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关系,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然而, “最致命的是对企业文化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缺乏认识, 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精神或企业价值观, 或者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或行为规范等等”。于是, 企业文化建设就被简单化了, “落地”的路径就被局限在很窄的通道中。
需要指出, 企业文化中的各种理念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集合体, 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观念群”, 并且“渗透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 既影响着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思想、管理原则, 又制约着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所以, 对企业文化的最新定义是:“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 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精神与价值观、运营理念及其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上的体现和企业对外形象的总和。”这段话恰如其分地阐明了企业文化的概念、整个理念体系的构成, 以及功能和作用, 也指明了使命、精神与价值观对处于执行层面的具体理念和行为准则的统领作用。
为了说明企业文化价值理念在层次上的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 有专家进而把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
(1) 战略层, 包括企业的使命、愿景, 回答的是: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企业未来是什么?
(2) 策略层, 包括企业精神、价值观, 回答的是:企业坚持什么原则?赞同什么, 反对什么?
(3) 执行层:包括经营、质量、人才理念等方面的具体理念, “这些理念是对企业管理中各职能的理念描述和倡导, 也是对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在企业的具体体现与实践。”这些大致相当于本文所称的子理念。
在企业文化理念系统中, 子理念处于实践的底层, 是最丰富、最有活力、最具特色的因素。“企业的经营思想、方针、策略和行为规范都是由企业的价值观决定的。它具体细分为企业目的观、企业质量观、企业人才观、企业服务观等方面,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它融入了企业的特点和个性, 反映了企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显示了企业文化理念的风格和魅力。”
2、子理念是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展开
作为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展开和延伸的子理念, 是生产、经营、管理各个领域中的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及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 “是对企业管理中各职能的理念描述和倡导, 同时, 也是对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在企业的具体体现与实践”。如果说核心价值观是“纲”, 子理念就是“目”。子理念就是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应用性的“理念群”, 就是“纲”统帅下的众多的“目”。这些子理念更多体现的是不同企业的业态特色和个性特点, 是看得见、摸得着、能落地、易见效的具体行为准则, 便于直接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3、子理念是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在生产经营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专家指出:“企业文化要做好, 就要体现在企业运作的各个方面”, “化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行为规范、行为习惯, 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 从而化为行动, 转化为经营业绩。”譬如, 上海纺织控股 (集团) 公司2006年重塑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时, 为便于更加直接地贯彻落实, 在核心价值观之下还扩展出决策、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组织、管理、人力资源、形象、环境等十大领域的50条子理念, 成为指导集团和下属单位在各个相关领域工作的具体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在实施中起到了便于操作、落实的作用。
许多单位的实践证明, 异名同实, 子理念实际上承载了这种“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行为自觉、行为规范、行为习惯”。
三、子理念是企业文化“落地”的最好“接口”
从企业文化“落地”的要求来说, 企业文化“要具有可操作性, 应便于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可, 便于制度的实施, 便于解决企业实际的问题, 便于企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许多实践表明, 一些单位的企业文化之所以不能很好“落地”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没有找到“落地”的载体, 没有通过子理念这一“接口”来转化为员工的行为, 而流于空泛, 难以落实。
1、核心价值观的“落地”需要经过转换
打个比方, 茶叶富含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有益健康, 可是, 很少有人会直接把茶叶放在嘴里嚼食, 而大都是用开水冲泡, 使之转换成茶水饮用, 才便于吸收。同样, 企业核心价值观也需要通过适当的转换, 才能真正“落地”。
核心价值观更多体现的是全局性、导向性的要求, “一般都是用最简短、最生动、最明确的语句予以高度概括和表达的, 或总结为一两句话, 甚至是几个字”, 但事物总有两面性, 抽象性、概括性太强了, 在落实到具体环节上就需要阐释、转化, 因此, “光有价值观还不行, 还必须把这样的价值观转化为企业的战略、组织、文化、制度、流程、领导风格、责权体系等, 这样才能做到价值观的‘落地’。”
子理念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正如专家指出的:“经营理念是为了要实现企业目的、企业使命、企业生存意义所制定出来的企业规范, 也是有效地分配经营资源和经营能量的方针。行为理念则是广大员工将企业的存在意义、经营理念转换成一种心态, 在平常的言行中表现出来, 以明确易懂的组织规范, 让员工明了如何共同强化企业力。”经过适当的转换, 子理念就能指明应用的领域、措施、程度, 从而顺利地付诸实施。如, 上海纺织集团将“服务子理念”细化为全面服务、主动服务、终生服务、完善服务、内部服务等“五个服务”, 就便于在企业中的“落地”。
2、子理念是企业文化向生产经营管理领域渗透的最好通道
在企业文化“落地”的过程中, 要“注重将企业理念渗透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 做到虚实结合。”子理念正是这种“细化为具体领域和方面”的具体内容, 针对性和操作性强, 指向性明确, 可以直接付诸实施。因此, 子理念就是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同生产经营管理等业务工作的一个最好的“接口”, 是把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贯彻到生产经营管理等业务领域中的一个天然的“通道”。
3、子理念是引导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企业文化要做好, 要体现在企业运作的各个方面, 要表现在经营业绩上, 就必须有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和实践。”“企业价值观的实现最终体现在能否贯彻到基层员工的工作行为当中, 能否贯彻到他们日常的操作和服务中。”因此可以说, 企业文化“落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看广大员工是否能积极参与和实践, 能否贯彻到日常的操作和服务中。首先就是在岗位工作中贯彻落实子理念, 进而通过子理念来体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参与企业文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子理念是企业核心价值观体系同员工岗位工作之间的“纽带”。“当员工已经完全接受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员工的行为会超过制度的要求⋯⋯有较高的工作能力, 那么他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
4、子理念为企业制度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
“理念得不到制度的支撑, 只能成为空泛的高调;制度缺乏理念的贯穿, 只能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因此, 企业文化在构建理念的基础上, 要不失时机地向管理制度层面推进, 把理念转化为各项具体的制度。”由于子理念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因而子理念的实践成果大都可以很自然地进入企业制度;而且, 子理念的深入人心和自觉落实, 又为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拓展了空间。因此, 要因势利导, 把贯彻子理念中形成的一些共识, 吸收、固化为企业的制度, 同时剔除那些与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员工理念需求不相吻合的陈旧因素, 体现出企业制度的与时俱进。
篇4：文化的概念与功能
关键词：文化交流；演讲；概念分析
ted文化交流是提升交流演讲活动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深入的分析ted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研究功能特点，并对语用假设和虚假语用预设等情况实施分析，是目前很多文化交流活动主体人员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TED文化交流演讲特点
（一）ted文化交流演讲开放性特点
Ted在文化交流活动执行的过程中，对文化交流活动的执行范围要求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社会领域的精英群体对文化交流的重视程度很强。除此之外，全部的社会精英都会思想文化的交流活动重视程度较高，这就使得很多的开放性研究活动能够得到社会精英的实际支持[1]。此外，在进行ted组织活动门票设计的过程中，诸多门票资源的开放性理念都会对社会精英的全部交流活动形成良好的影响，进而使ted的增长情况和运行空间能够在社会精英人士的支持下得到完整的设计处理，增强ted在社会范围内的认可程度。另外，ted活动的推进还能使演讲活动同一系列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活动形成良好的对接，使全部的组织活动都可以顺应文化交流活动的具体推进需要，以便后续的专业团队能够将创新性思维的研究活动纳入ted交流活动的范畴，提升专业演讲活动的执行质量[2]。在文化交流演讲面向其他领域开放的情况下，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以较为轻松的形式进行开放性制度的设计，并使网络资源的应用可以适应文化交流工作的具体要求。
（二）ted文化交流演讲活动的开放性特点
文化交流活动的推进和执行对活动的具体要求重视程度较高，因此，在进行社会发展结构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很多文化交流活动都能将多元文化的优势进行完整的表达，使各项文化交流活动都能保证在思想层面上得到较为完整的分析处置[3]。除此之外，很多科技题材的文化交流活动对创造性因素的分析重视程度较强，而在设计活动执行的过程中，文化交流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执行特点也会成为影响文化多元性价值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创造性活动的执行很难保证全部的思想文化交流活动能够适应科技型产品的处理需求，并不能保证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完整的满足。在文化交流的话题范围较大的情况下，演讲活动能够保证文化交流的信息不会受到文化交流领域个性化因素的影响，使文化能够在多元信息的共同作用下进行创造性因素的满足。
二、TED功能种类分析--以虚假语用为例
（一）语用预设
语用预设的实施对提升不同种类的语言功能质量十分重要，在当前ted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很多语用预设活动的执行被赋予了较强的决策判断因素，并且使很多具备思想性特点的因素可以在语用预设的研究过程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实现[4]。此外，要对文化交流活动当中的语言虚假性特点实施分析，结合演讲活动的实际形态进行演讲工作优异特点的分析，并且有效的保证所有的演讲活动都能适应演讲主体的身份要求和业务细节要求，使文化交流活动的执行能够在相同的理念指导下得到较为完整的推进。另外，语用预设情况的研究还需要适应现代媒体资源的技术特点进行应用方案的设定，确保所有的演讲活动都能在科技手段的有效支持下更多的实现应用价值，为ted演讲活动的执行提供更加完整的语用预设方案研究，使语用预设的研究和分析可以保证对文化交流活动的价值进行有效的延展。
（二）虚假语用预设
虚假语用情况的研究分析对增强学习环境的价值十分重要，尤其在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细节设计的过程中，很多现代媒体资源可以适应虚假语用研究活动的需求，并且使后续的虚假语用研究程序能够得到体系和技术的完整支持。在进行虚假语用情况调查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引导体系的实际特点进行感悟性资源的价值分析，并使所有的虚假语用情况都能结合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人员的实际经历进行问题特点的研究和分析，保证后续的演讲活动可以适应文化交流功能的处理要求。在现代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各项媒体资源的使用都能在文化交流活动的执行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应用，并使具备交流业务能力的因素可以发挥必要的作用，提升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时间因素控制价值。
三、结论
ted文化交流活动对提升社会各领域的文化交流质量十分重要。深入的分析ted演讲工作执行过程中的概念特点，并对相关语用预设情况进行完整的研究分析，对提升ted文化交流活动的执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恋.TED演讲中的概念隐喻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2]王春芬.中美地理教材活动性课文比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3]钟鸣旦，刘贤.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J].清史研究，2006，04：65-86.
篇5：陶瓷文化的概念与特征论文
陶瓷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悠悠五千多年中华文化的重要的表现，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流变与发展，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陶瓷文化。本文所阐释的就是陶瓷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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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企业文化概念与案例分析
班级：09电子信息工程学号：200905010121 姓名：黄幸伟
企业文化的概念也称公司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对企业成员和利益相关者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
所谓基本的价值观是有共同的目标，能够达到相同的共识。记得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前夕，为了拉拢西方各国的支出，美国国务卿赖斯就对德国的总理说了一句话，我们是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拥有相同的基本价值观是做合作做一件事情的前提。
一个公司的文化，领导者对其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领导者的作风还有生活习惯，这些都很好的反应出一个企业文化。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是企业文化组成的一部分，员工是否遵循公司的制度也反应出公司文化的发展。
诺基亚、西门子、海尔、惠普、丰田、本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便很好的说明了，企业文化是公司的灵魂支柱。诺基亚在苏联解体后失去东欧市场的所有份额，曾经找过索尼公司收购未成，后来任命43岁的市场经理担任董事长后，便开始创建企业文化，让所有公司的员工有共同的理想、基本价值观等等。换来今天占全球手机市场的首席位置。
篇7：班级文化的功能与建设
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实践表明，在同一校园文化中，不同的班级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但体现了不同班级间的个性特征，更反映了各班级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班级文化，已成为我们提高班级管理水平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班级文化的涵义
文化，是目前人们使用频率较高而又颇有争议的一个概念。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给文化提出了一百六十多个定义。根据马克思的文化哲学理论，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便产生了物质文化;人类活动作用于社会，便产生了制度文化;人类活动作用于人本身，便产生了精神文化。
据此，我们认为，班级文化是指班级成员在班主任引导下，朝着班级目标迈进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在一个班级中是客观存在的。班级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精神层，如班级目标、班级道德、班级舆论、人际关系和班级风气等;制度层，如一日常规、课堂常规以及各种奖惩制度等;物质层，如张贴名人名言、悬挂国旗及班训、出板报等教室内环境的布置。
二、班级文化的功能
1.教育功能。教育功能是班级文化的首要功能，也是区别于其它组织文化的最主要特征。班级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教育力量，渗透于一切活动之中，它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动力场”，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具有引导、平衡、充实和提高的作用。班级文化是以班风、学风、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舆论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观念文化和与之相应的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对每个学生都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班级文化的这种教育功能不同于课堂教育，它虽是无形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学生的心田，陶冶着学生的情操，塑造着学生的灵魂。
2.凝聚功能。班级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班级文化能把班级成员的个人利益与班级的命运和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个人与班级“同甘共苦”。班级文化是班级成员共同创造的群体文化，寄托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体现着他们共同的心理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性。这种共同的心理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性会激发成员对班级目标、准则的认同感和作为班级一员的.使命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群体意识。这种向心力、凝聚力和群体意识又会促使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我的班级，我是这个班级的学生”。实践表明，在班集体中，班级文化建设水平愈高，这种向心力、凝聚力和群体意识愈容易得到体现。
3.制约功能。班级文化所形成的规范体系，制约着学生的言行。这种规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使班级成员都能自觉地约束自己，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班级规范。班级文化对成员的这种制约功能主要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得以实现：氛围制约(环境、关系、风气等);制度制约(规章、纪律、守则等);观念制约(理念、道德、舆论等)。
4.激励功能。班级文化的激励功能主要表现为，班级文化能为每个班级成员提供文化享受和文化创造的空间，提供文化活动的背景以及必要的活动设施、模式与规范，从而有效地激发和调动每个成员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以高
篇8：语境与生物学功能概念的统一
关键词：模态功能,语境依赖性,投射论
自从达尔文开创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命演化学说之后, 对于进化问题的科学研究便一直仰赖功能的说明。生物学理论依赖于功能, 但对于功能自身的定义与解释却一直是困扰生物学家与生物学哲学家的难题, 并且围绕它的讨论一直持续着。曾经出现过的主要功能理论包括病因学的、倾向性的以及关系的功能理论, 但是它们各自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正是因为如此, 纳奈 (Bence Nanay) 提出了一种模态的功能理论试图针对前面出现的功能理论进行替代。 (1) 但该理论实际上也并非无懈可击, 下面将首先就该理论的提出以及缺陷进行讨论。
一模态功能理论的提出及其缺陷
目前的类型特化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即功能的标准, 形态学的标准以及同源的标准。[1]但是这三种标准与目前流行的病因学途径存在冲突。尼安德认为功能的标准会造成功能本身成为特征类型特化的解释要素之一, 而特征类型的特化标准又是对功能进行定义的必要条件, 这无疑会造成解释循环。[2]致使其与病因学的功能理论无法兼容;对于形态学标准来说, 特征类型往往跨越物种界限, 但类似心脏这样的器官, 尽管不同物种间功能相同, 但却不一定在形态属性上相同。[3]同时, 功能障碍问题也是这一标准的死穴;为此, 同源的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将进化树上的亲缘关系作为界定特征类型的唯一依据。本质上, 这是一种依赖遗传学的标准, 需要对特征的亲缘关系进行遗传分析, 确保所考察的特征处于相同生殖谱系之下。[4]但是, 即便我们能够确定特征同源关系, 但对于不同特征间是否存在同等功能效应的判断依然要依赖功能的标准。
为了避开这些问题并提出一种用以替代病因学途径的替代方案, 纳奈设想了一种不需要确定特征类型的模态功能理论。但这一方案看似解决了一切问题, 却存在歪曲生物学功能概念的嫌疑, 使得从关注功能的使用转变为关注其有效性。纳奈提供的解释是, 尽管功能在不同领域中可以拥有许多的有效性, 但功能的有效性和使用需要作出区分。[1]427这一回答显然有些勉强。实际上, 在模态的功能理论中, 一个特征的功能有效性是对应于所有可能领域, 而功能的使用则仅针对于最为接近的可能领域。如果这样考虑, 功能确实是通过有效性而获得定义, 但对最为接近于实际领域的功能的评估也变得不可或缺。虽说功能概念被完全模态化, 但我们实际上通常把功能粗略地划分为人工功能和生物学功能, 前者存在设计者, 而后者则不存在设计者的因素 (病因学的功能理论就是为了排除设计者因素而提出的) 。如果接受功能模态, 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即这里是否存在预先的设计。因此我们需要对人工功能与功能模态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菲利浦·基切尔 (Philip Kitcher) 曾主张一个特征表征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关于该特征表征是被设计来干什么。[5]而就某一被选为功能定义的功能模态来说, 导致其被选择的可能领域实际上就像关于它在此场景中用来干什么一样, 必然存在一个先在的设计。因此模态功能本身蕴涵设计因素。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病因学功能理论的初衷是区分人工功能与生物学功能, [6]这一理论以自然选择机制为基础, 将选择效应作为判定功能的重要依据, 使得功能表征生物学化, 成功在进化理论中剔除了设计论 (祛除自然神论的残留) 。但模态的功能理论中隐含的设计因素在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倒退。
作为回应, 纳奈仅仅是修改人工功能的定义标准, 不再将设计因素作为考察因素, 同时将人工功能也纳入功能模态的范畴, 试图消弭人工功能与生物学功能的界限[1]428如此一来, 功能仅仅作为一种环境相关的模态。在纳奈看来, 人工品的功能取决于其使用者对于使用领域的判断, 就某一使用情景而言, 使用者需要选择相应的功能模态来进行最贴合实际情况的使用, 但与使用者是否达成目的无关。[1]429通过这种方式, 功能模态就吸纳了人工功能, 而模态功能理论就成为一种与使用相关, 但与设计无关的功能理论。
不过, 即便这样模态功能还是存在漏洞。虽然功能不依赖于使用而存在, 但由于对功能模态的选择实际上是对相对接近的可能领域进行评估, 从而使得使用环节主导了对功能的定义, 使用环境作为参照系成为功能定义首要标准。功能模态的观念将功能概念上升为一种普遍概念, 并赋予其各种条件下的合理性, 形式上摒除了之前各种功能理论的漏洞, 建立起环境相关的统一的功能评价标准。不过这样做仅仅是从表面上消弭了生物学功能与人工功能之间的区分, 但却削弱了功能作为重要生物学概念的解释效力。
二功能中的设计因素
模态功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 首先, 它通过单方面地融合了生物学与人工功能, 企图消解设计因素, 但“最接近领域”的判断却还是引入了目的性因素;其次, 它将功能的定义指向模态, 却无法解释模态的起源与本质。这里将主要探讨第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放在第三部分探讨。
目前多数生物学哲学家还是主张生物学功能作为单一功能分类的观点, 甚至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例如蒂姆·莱文斯 (Tim Lewens) 就很有建设性地将生物学功能划分为有机体功能的人工模型与有机体功能的作用者模型。[7]526在前一模型中, 生物的组成器官与人工制品的构成零件在概念上是等价的;而在后一种模型中, 有机体作为整体被表述为趋向特定目标的作用者。人工模型倾向于认为有机体作为整体, 其目标在逻辑上基于有机体部件或过程的功能, 模态功能理论更像是这种模型的进一步发展;作用者模型将目标指向性定义为重要的分析因素, 对于功能的分析是建立在各器官或组成部件所构成的系统基础上的, 各个器官或部件的功能是与整个系统的目标指向性相关的。对于坚持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者来说, 有机体功能的人工模型实际上是将生物学中的功能概念以人工功能的形式进行表述, 有机体的各项功能被表征为各种隐含设计因素的人工功能, 作为生物学的解释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模态功能的问题也与这点类似。
丹尼尔·丹尼特 (Daniel Dennett) 曾认为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去发现“自然母亲”塑造生物体形态的意志。[8]而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也有“失明的钟表匠”的著名比喻[9]。这些表述都暗含作用者模型的特征, 带有目的性因素。目的性因素在当前的生物学功能表述中是很难排除的, 但仍需作出区分。乔治·威廉姆斯 (George Williams) 认为设计是定义功能的核心要素。但这一观点要成立, 其中的设计必须要与作为人工品设计者的人区分开, 按照威廉姆斯的本意, 自然选择是这种设计的唯一来源, 自然选择既是作用者也是设计者, 或者说为设计因素提供解释。[10]通过累积性效应, 自然选择可以表现出目标指向性的特征。例如, C·H·沃丁顿 (C.H.Waddington) 就认为大多数生活有机体的活力表现为趋向于产生某些特有的最终结果, 比如生物体繁殖过程中的遗传机制[11]斯图亚特·考夫曼 (Stuart Kauffman) 甚至将一组能够相互催化的分子视为原始生命系统。这一不存在遗传物质的系统由于具有自我维持的目标特性, 在他看来也符合生命体的定义。[12]所以对于生物学功能来说, 目标指向性始终是难以摆脱的因素。自从自然选择学说成为生物学研究的核心纲领以来, 作用者模型便一直存在。因此当模态功能理论试图统一人工功能与生物学功能时, 对于已有的生物学理论体系来说是一种破坏, 它无法对功能中的设计因素进行必要的区分。
三生物学功能的本质
生物学功能概念中的设计因素只有通过自然选择机制才能同人工品区分。这一主旨也一直被选择效应的功能理论所秉持。这一理论由怀特 (L.Wright) 奠基, 之后密立根、尼安德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以及辩护, 布勒和阿蒙森 (R.Amundson) 更进一步确立了各自的选择效应理论。以选择效应为核心来确立功能概念的目的在于, 找到一种能替代佩利自然神论设计思想 (1) 的功能理论, 从而在说明中消除非自然的设计因素。生物学功能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限定设计因素。正是如此, 进化论者们诉诸自然选择来对人工功能的说明进行改造, 从而创造出不体现智力性设计者因素的功能理论。
作为生物学功能的特异性, 自然选择成为了它合法性的必要构成。按照选择效应的功能说明, 一项功能应有助于其所在的系统实现某一项能力。能力的类型与所在系统的种类是相互关联的, 功能归因取决于调查者的兴趣。例如, 在关于将养料输送至细胞的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语境中, 心脏的功能就是泵血。不过, 基于选择效应的功能说明面临着另一种功能说明方式的挑战, 即由罗伯特·康明斯 (Robert Cummins) 最先提出的原因作用的功能说明。[13]总结起来, 功能归因于对复杂系统进行功能分析得出的特征描述。通过参照系统中各部分的贡献度, 功能分析对一个系统的能力作出了解释。
原因作用的功能说明也并非没有麻烦。作为功能陈述, 人工功能与生物学功能的定义存在共同的基础。首先, 功能陈述是解释性的。功能陈述为功能性的人工功能或生物学功能提供其存在的理性解释;其次, 功能可以同偶然区分。也就是说功能具有确定的应用领域;第三, 功能陈述是规范性的。即功能陈述是关于应当如何行为的陈述, 而不是如何行为的陈述, 这样主要是为了避开功能障碍的困境。应当说, 模态的功能理论主要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考量的。而问题就出在原因作用的功能说明无法满足这三个基础。首先, 原因作用的功能说明虽是解释性的, 但是其提供了错误的解释类型。例如按其观点, 心脏泵血的功能解释的是心脏所在循环系统的能力而非其作为功能表征的存在本身;其次, 不能明确区分功能与偶然, 因为功能的表征基于系统, 与是否出于偶然无关, 偶然在某些系统可直接作为功能;第三, 不能解决功能障碍问题。因为按其观点, 功能是与产生效应绑定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产生相应效应, 也就不存在对应的功能。
和物理学不同, 生物学功能拥有很强的语境依赖性。在生物学中, 原因的功能说明表现得尤为明显, 它是基于具体分析的系统而非所涉学科。举个例子, 化学家将DDT描述为化学结构以及元素构成的说明, 即 (Cl C6H4) 2CH (CCl3) , 而不是像生态学家那样用“强力农药”或“在食物链中通过累积效应对人体乃至整个生态产生危害的物质”作为它的标准解释。对于与生态学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学以及进化研究来说, 由于它们对于生物学功能的依赖程度比较深, 原因作用的功能所提供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但在生理学或生物力学的语境中情况却相反。在使用原因作用的功能描述时, 出于功能语境的多样化, 造成功能定义也是多样化的。正因如此戈弗雷-史密斯 (P.Godfrey-Smith) 倡导功能的多元论。[14]
不论怎样, 选择效应的功能说明还是比原因作用的功能说明更适合生物学中的情况, 它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对生命现象进行解释, 没有诉诸特定的因果解释。但它还是需要改进。由于选择效应的推理通常是逆向的, 所以需要通过选择的历史来确定功能, 这对于病因学的功能理论来说是致命的;其次, 高度理论蕴涵, 即选择效应的功能说明必须依赖进化理论的描述, 例如对于突变、特征分化的描述, 从而成为进化理论的附庸。虽然基于这些原因, 模态的功能理论尝试取代病因学的途径, 但问题在于功能模态的概念或许胜任人工功能, 可对生物学功能来说却不充分。比如心脏发挥泵的功能可以作为模态事实, 但对于生物学功能的本质追问来说它并没能提供解释。模态功能作为状态描述是瞬时性而非历时性的, 因此无法在进化论的框架内被赋予更多的生物学意义。模态功能理论在将人工功能与生物学进行统一方面并不成功, 它未能提供充分的生物学解释。功能概念的本体依赖于我们的认知而不是进化的历史, 如果不加限定地使用功能说明就意味着将人工功能的属性纳入到进化的事实中来, 相当于我们将作为人类演化结果的认知构造中的内容 (功能模态) 作为解释的起点, 功能模态源于我们的认知构造, 而认知构造的来源是通过选择的历史得到解释支撑, 尤其是当我们探讨进化认知神经学中的功能问题时, 这种矛盾将尤为明显。因此任何实际领域中功能的存在合理性都离不开选择效应。因此, 基于选择的功能说明对于生物学解释来说是必要的, 它需要的只是改进。
四语境与内在、外在生物学功能统一
模态的功能理论为了满足各种条件, 包括诸如功能障碍在内的极端情况, 建立了十分全面的理论体系, 但却忽视了生物学功能的本质。对于生物学功能来说, 重要的并不在于某一特征表征的运作模式本身, 而是该模式是否能帮助它的所有者及其后代获得增殖, 并在进化历史中保持一定的出现频率。因此, 生物学功能可能注定是高度理论蕴涵的, 我们对其的考察离不开进化的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要建立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功能概念, 功能模态的想法还是有价值的。由于目前根本不存在纯粹生物学形式的功能描述, 依然直接或间接使用人工功能来表征生物学功能, 并就生物学功能与人工功能的目标指向性 (或理解为设计因素) 作出区分。前者重在揭示进化历史中有机体特征频率波动的原因;而后者常被用来作为生物发育系统规范性的解释, 即使用控制论的系统分析来揭示有机体自我复制与维持的过程。例如, 迈尔将发育隐喻为一种受基因编码或预设信息调控着的程序, 导向特定的目标。[15]有时候行为的规范性也会被纳入到这种解释之中, 其中包含了目标指向性的成分以及难以区分的其他因素 (社会、文化等) 。因此, 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将人工功能说明应用到生物学中本质上是期望确立一种认识上的规范, 模态的功能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比较严密的规范理论, 所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变成我们如何用生物学的形式来解释规范 (模态) 。我们可以借鉴投射论 (projectivism) 的思想。
莱文斯最先在有关功能的讨论中引入投射概念, 他认为发育中的或是遗传中的机制表现出“程序性” (目标指向性) 是可接受的, 我们实际上是将“程序”的机制解释投射到针对自然的理解中。[7]同样的, 功能模态也可以作为服务于理解的解释性投射, 进而形成启发性的功能概念。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 便为功能模态赋予了合理性。
对于未来生物学中的功能问题来说, 功能模态与投射论思想的结合无疑是生物学功能概念化的主要方向。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在于, 随着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深入, 我们对于神经功能的定义与分析面临着更大的难题。也就是说, 相对于前面所探讨的外在功能, 内在功能 (神经功能) 面临的多样化解释性难题更多。由于两者无疑都属于生物学功能,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一定层面上将两者进行统一, 使它们拥有在统一理论框架下通约的可能。
杰奎琳·苏里文 (Jacqueline A.Sullivan) 在探讨神经功能时, 提出了经验范式 (experimental paradigm) 的概念, 即产生特定类型效应的标准方法或程序。[16]而最近查尔斯·罗斯科夫 (Charles A.Rathkopf) 将目前对于神经功能的描述定义为任务绑定的功能 (task-bound functions) , 其依赖语境敏感性的功能分析。其表述为:当 (1) 一个功能F的描述必须要参考由对环境属性P1…Pn操作的经验范式所引起的行为任务, 并且 (2) 它归因于解剖学上独立的脑区, 那么功能F就是任务绑定的。[17]3也就是说, 神经功能的确定本质上需要依赖对环境属性的操作。与此相对应, 当我们之前探讨外在功能时一直强调自然选择因素所赋予的生物学意义。对于外在功能来说, 其所提供的描述同样依赖于有机体结构特性对于环境属性的操作, 而这种操作的结果最终表现为选择的效应。那么, 同样可以确信外在功能也是语境依赖性的。所以, 内、外在生物学功能概念就拥有了共同的基础。就外在功能来说, 我们之于功能模态的选择依赖对“实际领域”的判断以及对“可能领域”的模态的选择, 在这种模式内, 功能定义是语境依赖性的, 它是功能模态作为投射源被投射入选择效应的语境中 (可能的进化环境) 的结果, 输出为具有进化意义上贡献度的生物学功能, 从而使中性的功能模态被赋予了生物学意义;而对于基于任务绑定的功能理论的内在功能来说, 依然需要通过脑区活性之于环境属性的投射来定义, 最终输出为特定的行为。所以, 二者在定义的形式上都体现出语境依赖性与投射, 而局域性的脑区结构也具有某种功能模态的性质, 具体如何揭示这种性质是未来神经功能研究的焦点。
不过, 任务绑定的功能实际上依然延续着病因学功能的定义传统, 将最终的功能归因为特定的脑结构区域, 特定行为任务与特定脑区绝对对应, 但这种做法在经验层面上却充满局限。罗斯科夫提出任务绑定的功能分析在面对多能性神经结构时 (pluripotent neuroanatomical structures) 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因为对于某些神经构造来说, 一系列意欲的任务绑定实际上是非绑定的, 进而任务描述中的创造性变异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功能。[17]面对行为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他认为应当避开尝试建立脑结构区域与行为能力 (或实现它的认知过程) 之间对应关联的功能假说, 而是应当基于信号转换的形式来建立功能假说, 即表述为:脑区A的功能是以方式Ψ来转换信号S。如果转换Ψ可通过数学方式来建模。那么通过这一方案确定的功能性角色就会具有详尽和明确的信息。[17]18这一方案与纳奈的模态功能理论在某些方面相似, 同是基于某种虚拟的功能语境评判 (前者为“可能的应用领域”;后者为“可能的信号转换方式”) 来确定功能, 但同样也如前面所论证的, 需要投射来赋予其生物学性质, 并为其本质起源提供解释。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这里碍于篇幅, 不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