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精选5篇）

篇1：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山西省汾阳医院辅助生殖技术（夫精人工授精）通过国家准入许可

2014年4月18日由国家级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田莉教授、湖北十堰人民医院张昌军教授、中南大学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朱文兵教授、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徐计秀教授、山西省妇幼保健院程丽萍主任组成的专家组，在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处长袁曙平、副处长李志华的带领下，对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夫精人工授精技术进行了现场评审。

医院院长王富珍、党委书记郭任维、副院长郭建平、李大军会见了评审组全体领导和专家，并代表医院全体员工对各位领导及专家在百忙中莅临医院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和真挚的感谢。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和观看相关技术录像后，通过专家质疑、现场提问及实地查验论证等程序，从伦理、管理、人员、技术、场地和设备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与评审。评审后专家组对生殖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议增加场地、设备和人员投入，完善诊疗流程，更加方便病人。最后，专家组一致认为，山西省汾阳医院生殖中心已达到国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要求，建议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山西省汾阳医院正式运行“夫精人工授精技术”。最后，郭建平副院长做了

表态发言，感谢专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并尽快进行整改。

市卫生局医政科郝艳清科长、医务科张丽卿科长及生殖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了评审会。

根据专家组论证评审意见，2014年5月26日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山西省汾阳医院正式运行“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篇2：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1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遇到的伦理问题

1.1 配子、胚胎捐赠的问题

由于缺乏配子而造成的不孕症在不孕症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对于这样的患者要实现生育的愿望,就必须借助别人捐献的配子或者胚胎。对于配子、胚胎捐献者该如何招募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伦理思考。对于精子捐献而言,在许多欧洲国家精液捐献者可以单身,也可以已婚。但是在波兰和法国,法律规定精子捐献者必须是已婚,法国的法律更是严格规定供精者不仅必须已婚,而且至少已有一个存活的孩子,在捐献精子的时候还必须得到妻子签署的捐赠精子“知情同意书”。而以色列由于宗教的原因,在1987年制订的卫生法中规定供精者必须单身。活体的卵子捐献由于涉及到超促排卵治疗和取卵外科手术,所以在大多数国家被禁止。因此,捐献的卵子大多来自本身就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妇女多余的卵子。随着对卵子捐赠的需求日益增加,必须找到其他的卵子来源。有临床医生建议利用尸体或者流产胎儿来作为可能的卵源,但是目前还未能被广泛接受。

配子、胚胎捐赠中还会涉及到捐赠者和受赠者是否需要双盲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实施的是双盲的管理,大多数的医疗机构也不建议选择受赠者熟悉的朋友或亲人来作为捐赠者。因为这样可能引起受赠者和捐赠者之间对将来获得的后代情感、归属以及家庭结构上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但是,也有人认为匿名的原则可能会损害到出生后代的利益。首先,隐瞒孩子的生物学来源,对出生后代是不公平的。其次,对于某些遗传疾病而言,了解患者父母的患病和遗传信息对于疾病的治疗非常重要。

另外,在配子、胚胎捐赠中还会涉及到防止商业化的问题。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目的是帮助不育夫妇实现生育的愿望。然而,由于某些不孕的原因涉及配子、胚胎或者子宫缺乏等问题,目前的助孕技术需要借助其他人的配子、胚胎或子宫。因此,在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能的经济利益,配子和胚胎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在美国,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后代中,约有50%是来自于商业性的精子库[1]。在我国,虽然我国卫生部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项法规中有明文禁止辅助生殖技术商业化的规定,但是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配子的供给难免出现商业化倾向。在法规禁止的情况下,地下交易行为依然存在。缺乏严格管理的配子、胚胎交易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伦理后果。由于配子、胚胎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易,配子、胚胎的质量有可能决定它的市场价值,因此也就可能诱使一些捐赠者刻意隐瞒其潜在的生理、心理缺陷。受赠者和出生后代将会由于这种隐瞒带来各种伤害。如果无节制的多次供精或供卵,获得了较多的后代,由于其亲缘关系的人为隐瞒,结果又会增加出生后代血亲通婚、近亲繁殖的危险。

1.2 胚胎冷冻的问题

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助孕成功率,一般会采用超促排卵技术,由此会产生较多的胚胎。其出发点是为患者节约成本,提高累积成功率。但是为了防止多胎妊娠带来的风险,每个治疗周期最多只能移植3个胚胎。剩余的未移植胚胎将被冷冻保存起来。在治疗不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冻存胚子将被在新的周期再做移植。并且配子、胚胎冷冻还可以延长部分患者生育能力,成为生育保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由于受到宗教、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影响,冷冻和保存胚胎同样存在很多的伦理问题。在一些国家,如挪威和德国,胚胎冷冻技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这一技术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尊严。而且目前还没有较一致的观点来帮助人们来决定该如何看待这些冻存胚胎,是否将这些冷冻的胚胎看作是一个人或者是潜在的人。目前,即使是很多发达国家的法律也没有授予这些胚胎相应的法律地位。如果不把这些胚胎看作人,那么在伦理上也很难被接受。另外,配子、胚胎的保存时间如何限制?在芬兰、以色列和西班牙等国家,最大的储存期限是10年,而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规定是1年。其他的国家暂时没有相关规定[2]。另外,在冷冻期限到期后,配子、胚胎将如何处理?这些配子、胚胎是否有存活权利?如果夫妻发生离婚或者死亡,他们遗留的冷冻配子、胚胎如何处理,是否具有遗产权?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1.3 多胎妊娠的问题

在一个辅助生殖周期中,为了提高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效率,普遍进行促排卵治疗,每个治疗周期可能获得较多的胚胎,在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的助孕过程中都会移植2~3枚甚至更多的胚胎,多胎妊娠成为了常见的并发症。多胎妊娠的孕期并发症和母婴围生期死亡率均大幅升高。应对多胎妊娠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减胎手术,人为将胎儿减少至1~2个。减胎术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社会伦理,传统的伦理认为:胚胎既是生命,就应该拥有生命的基本权利,减胎手术实施的减胎手术人为损害胚胎的行为是不人道的。另外,减胎术尚存在着一些风险和并发症,如手术过程中可能伤及其他胎儿、诱发流产和感染等[3]。因此,在面对多胎妊娠的时候,患者和医生需要如何做出选择成为了十分复杂的伦理问题。

1.4 遗传诊断的问题

胚胎移植前遗传学诊断技术,通过对胚胎遗传物质的检查剔除有遗传缺陷的胚胎,避免了将一些严重遗传疾病遗传给后代,对于产前诊断是有利的。但是遗传诊断技术的滥用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如遗传诊断可以用于胎儿性别判断,降低人群性连锁遗传疾病的发生率,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医学的目的进行性别选择[4],可能会出现将女婴堕胎或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而性别比例失调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容易诱发各种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人为进行性别选择也有违自然进化原则,从生物学的角度也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1.5 代孕的问题

由于各种病理原因造成的子宫切除或先天性子宫畸形、子宫发育不良的妇女,想要获得自己后代的唯一机会就是借助其他人的子宫来代孕。在某些国家,代孕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新兴的行业。但是,代孕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比较严重。代孕母亲的出现,势必会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在一个代孕的助孕治疗中,将会出现出生后代遗传学、生物学甚至社会学上2~3个母亲。提供卵子者是遗传学上的母亲,妊娠分娩的是生物学上的母亲,将来抚养、教育孩子的又是社会学上的母亲。由于人类是拥有丰富情感的社会生物,3个母亲身份的分离势必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伦理矛盾。此外,同样由于涉及经济利益的原因,代孕有可能使得传统的生命、生理伦理遭受严重的挑战。在西方,代孕妇女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人是想通过代孕获得妊娠和生育的体验;有的人可能因曾经做过流产,抱着“赎罪”的心理想替别人生孩子。但是绝大多数的代孕母亲是穷人,她们代孕的行为就是出于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由此获得金钱的回报。完全出于经济利益的代孕使得子宫变成了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婴儿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为了避免代孕带来的严重社会伦理后果,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禁止了各种形式的代孕。

2 解决辅助生殖技术中伦理问题方法的探讨

2.1 加强准入审查

我国人口众多,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量大,而辅助生殖技术又是新兴的医疗技术,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曾一度出现很多不规范的行为,给社会安定和医疗安全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因此,在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机构的准入上必须建立严格的准入审查制度。按照人口规模,不孕症发病率等因素来实施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宁缺毋滥,对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人员资质制订相应的考核标准。

2.2 加强医务人员职业素养

在目前的辅助生殖医疗实践中,医务工作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要考虑采取何种医疗技术来实现患者生育的要求,又要考虑所实施的医疗技术会造成什么样的伦理后果。因此,从事辅助生殖医疗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加强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恪守医疗执业道德,严格遵守现有的各项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任何可能产生社会伦理后果的事件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3 建立伦理管理机制

医疗卫生管理机构要积极组织开展辅助生殖伦理问题的探讨,逐步统一对特殊伦理事件的处理原则,形成相应的规范来约束临床医疗技术的实施。对目前还不能明确伦理结果的事件,要组织伦理委员会就事论事的开展讨论,并本着“不伤害”、“有利”、“尊重”和“公正”的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作出指导决定。

2.4 制订法律法规

为了加强我国辅助生殖医学的管理。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相继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和《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到目前为止这些法律、法规已经成为了促进和规范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指导文件。

3 结语

辅助生殖技术是一项刚刚开展30年的新兴的医疗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关于生命和生育相关的伦理、法律等问题的思考。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须做出与之相应的调整,已确保该项技术按照正确的发展。医务工作者要加强伦理学的学习,严格在医学伦理学的指导下开展临床医疗工作。医疗管理机构也必须发挥协调、指导、控制及监督的职能,制订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使辅助生殖技术得到健康的发展。

摘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给广大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是目前解决人类不孕不育问题最有效的医学技术手段。但是,该项技术的应用挑战了人类传统的生育观念,带来了社会和伦理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因此,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开展伦理思考,有利于此项技术更好的发展和为人类服务。

关键词：辅助生殖技术,伦理,不孕不育症

参考文献

[1]倪慧芳,刘次全,邱仁宗,等.21世纪生命伦理学难题[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0.

[2]Sozos JF,Joseph GS.Ethics and assisted reproduction[J].Eur J ObstetGynecol Reprod Bio,2000,90(2):171-180.

[3]丁凤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是非[J].中国性科学,2005,14(10):38-40.

篇3：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关键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研究；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

【中图分类号】R3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5-0078-02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又称助孕技术，指利用医学技术手段代替自然生殖过程中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当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三大类型：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1它的应用从技术上解决了不孕不育难题，但同时也引发了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伦理辨析和理性约束，使之正确有序应用，从而造福于人类?

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价值

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功用：

1?解决了不孕不育的难题?在我国，不孕不育夫妇占到了育龄夫妇的10%—15%?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满足了千千万万个不孕不育家庭生儿育女的愿望，既最大限度保障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权，促进了家庭?社会的和谐美满?

2?促进了生命科学研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有助于对人类生殖过程?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遗传病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开启了人类探索自身生长发育奥秘的科学之门?

3?有利于优生优育?目前，人类共发现3200多种遗传病，严重影响了人口整体质量?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防治遗传病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有效阻隔不良基因的组合，从而避免遗传性疾病的产生?2

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导致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家庭等传统伦理因素分离，不可避免地对人类原有的社会伦理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引发同父异母子代的血亲婚配?人工授精技术的后果之一，就是会产生一些同一精源的后代?在生物学上，他们被称为同父异母子代?如果他们相识相爱并结婚生育，就会引发同父异母子代的血亲婚配问题?英国伦敦一名叫做贝托尔德·维斯纳的医生，在受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自己提供的精子生育了300多个后代，引起了伦理学界的强烈抨击?

2?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导致产生三种母亲：遗传母亲?孕育母亲和养育母亲；产生两种父亲：遗传父亲?养育父亲?这让父母亲的权利和义务无法界定，亲子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孩子一旦对身世产生怀疑或者知晓实情，会想方设法去找寻亲生父母（遗传学父母），从而影响家庭关系的稳定性?

3?产生商业化的倾向?在利益的引诱下，一些人会将自己的精子?卵细胞当作商品出售；一些人会“出租”子宫，实施商业代孕行为?一些地下代孕机构以20-50万的酬劳，大量招募22岁—30岁的代孕妈妈，其中不乏女大学生?生育儿女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这既为伦理道德所不容，也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4?加剧男女比例的失衡?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一些家庭倾向于生男孩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目前，我国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万人?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提前知晓胎儿性别再进行生育选择，这加剧了男女比例的失衡问题?3

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问题的应对之策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应用空间无比广阔，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控和规范，积极构建应对相关伦理问题的道德机制，让该技术更好地为人类谋福利?

1?严格遵循伦理原则?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需遵循谨慎应用?知情同意?优生优育等三大原则?4一是谨慎应用原则，严格掌握适应症?只有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而又不能自然生育的夫妇才能接受辅助生殖技术?二是知情同意原则，签署文字契约?必须在夫妻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实施手术，供精及人工授精等医疗技术档案和法律文书，应当永久性地保存?三是优生优育原则，保障人口质量?必须严格遵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特别是人工授精所用精液必须来自合格的精子冷冻库，严防遗传性疾病?5

2?倡导培育科学的生育观念?首先，牢固树立男女平等的理念?摒弃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落后观念，强调男女平等，倡导生男生女一个样?其次，理性看待多胞胎问题?积极引导不孕不育家庭理性看待多胞胎，依据自身客观条件合理选择生育数量?再次，普及健康生殖知识?通过科普杂志?生殖网站?电视专栏等平台，积极宣传一些生殖伦理及法律法规知识?

3?强化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一方面，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大力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倡导“救死扶伤”?重义轻利等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对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进行考核?详细记录实施技术的全过程，掌握从业人员在一系列操作中的道德表现情况?对于明显违规的从业人员，取消从业资格，清除出行业队伍?

4?加大伦理监管和法律约束?一方面，加大伦理委员会的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推动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建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在人员组成方面，严格按照要求配置人员，包括医学专家?法律学人士?伦理学专家?患者代表等各个领域的人员?另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的约束?健全行政法规和民法，填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法律空隙地帶?加强刑法控制，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如坚决打击取缔一些非法代孕机构，对涉案人员处以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处罚?

参考文献

[1] 乔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新进展[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8 年第1 期.

[2] 沈东.生育选择引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会.2011.02.

[3] 谢志青，王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与应对机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4] 李铮，孙贻娟，冯云，陈向峰，田一飞，王一飞.对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学指导原则的反思与建议 [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 年第 11 期.

篇4：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一方面, 为了减少不孕不育的现象, 降低不孕不育的比例, 生殖辅助技术的研究人员与医务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 使得现今辅助生殖技术迅速发展, 此技术也帮助了许多难以孕育的患者与家庭, 为我国的生殖健康与人口正常增长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 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福音的同时, 诸多的伦理问题也随之出现, 如对我国传统的生殖伦理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此, 面对这一社会热点问题, 我们需要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所带来的相关伦理与法律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伦理问题的反思

辅助生殖技术又被称为助孕技术, 是指用现代医学科学的知识、技术及方法, 代替自然生育过程中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现阶段, 辅助生殖技术主要包括三种基本形式: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及其衍生技术。[1]辅助生殖技术虽使无数不得孕育的父母完成了他们想要孩子的梦想, 也从侧面推动了临床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但是, 由于对传统的生殖生育观念造成了冲击, 使辅助生殖技术所带来的伦理争议从未停止过。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包括:

(一) 亲子关系是否弱化

百行以孝为先, 父母慈爱孩儿, 血浓于水, 在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中, 正是这浓浓的血缘关系, 才形成了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 非血亲, 非同家人。但辅助生殖技术这一医学技术的实践应用, 却打破了传统的生殖生育过程, 此项技术以人工的手段代替了夫妻之间的以性结合为始的自然孕育过程, 这种以人工手段打破自然受孕生育的技术, 使传统观念中生物学的亲子关系变得微妙, 变得复杂。婚姻、性交、受孕、生育, 这四者, 是符合传统自然孕育规律的, 而辅助生殖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婚姻与生育的紧密的联系, 非以性结合的生育, 是否会对和谐的家庭关系造成影响, 这样形成的亲子关系是否会改变?一部分人认为, 亲子关系不应受传统的血缘关系的束缚, 血缘关系是决定亲子关系的一个因素, 却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除却生物学上的联系, 亲子之间还应受社会家庭关系束缚。另一部分人认为, 没有血缘关系, 并非以性孕育, 这是不符合传统生殖生育规律的, 是不能为传统思想与普罗大众所接受的, 亲子之间没有生物学上的联系, 是谈不上称为亲子的。

(二) 代孕是否合法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 代孕已经出现在美国, 但代孕的合法性一直是伦理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在美国, 如弗罗里达州、新罕布什尔州等部分地区里,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 代孕是合法化合同化的, 并且有相对完善法律体系对代孕加以约束, 但在阿肯色州、康涅狄格州等地区, 代孕合同虽然被允许存在, 法规规定中出现细节不足的问题。而在我国, 原卫生部早在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中表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关于代孕, 仅为一字曰———“禁”, 代孕是完全非法的, 发现此项行为应严厉打击。

关于代孕的伦理争议, 可以分为: (1) 代孕是将活体的人类子宫作为工具, 以生殖辅助技术为手段, 是否侵犯了代孕母亲的人格权?人是有尊严的,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无论是否有偿, 自身的子宫仅仅作为一项孕育他人子女的工具, 个人是否被物化了?作为带有自尊感的人, 会否受到他人的议论, 会否产生心理压力? (2) 若代孕合法化了, 显然代孕是有偿的, 此时, 代孕的有偿性与商业化是否有明确的区分界限。代孕的偿还补贴究竟定在哪个额度较为合适?补贴金额应否因人而异, 应否因情况而异, 还是统一规定?补贴的金额的大小会否影响代孕的人数, 若补贴十分可观, 代孕是否就成了商业化的操作?代孕的有偿性、公益性与商业化的界限究竟如何界定? (3) 契约双方与产下的子女的归属、权利与关系, 如何分配与保护。作为代孕母亲, 若在怀孕期间, 对未出生的婴儿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依恋, 对此前签署的合同表示违约反悔, 或在婴儿出生后, 想抢回婴儿的抚养权, 那么此时, 婴儿的抚养权究竟归属哪方?是提供精子与卵子的“父母”, 还是怀孕多月的代孕“母亲”, 这种伦理的争议, 至今难以判决。

(三) 精子是否应该商业化

2011年, 武汉34岁的医学博士郑某在捐精过程中死亡, 2013年, 石家庄一高校强制在校学生捐精, 这些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2015年9月14日, 湖北省人类精子库官方微信公众号向公众推送了一条题为“i Phone 6S购买新方案”的微信消息, 文内称“献精”即可让自己轻松拥有“i Phone 6S”, 而上海仁济医院人类精子库与上海人类精子库也发出了相类似的消息。按规定, 捐精者必须是22岁—45岁的健康男性, 但捐精的自愿者, 经筛选后, 精子能成功进入精子库的仅为30%, 而据官方报告显示, 我国目前或有5000万左右的不孕不育患者, 因而, 在这样的情况下, 精子库机构表示不得不以此宣传来吸引捐精者, 但以此宣传噱头来吸引捐精者, 不少群众认为这些官方机构的做法实为不妥。精子的商业化, 使不少生活经济压力较大的人为了获取利益而去捐精, 甚至认为这就是一条获取金钱的路径, 不惜多次捐精, 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甚至可能出现如郑某的死亡情况。在美国, 卵子和精子的捐赠己经达到商业化的水平, 而在我国, 捐精者也有一定的补贴, 而这种捐精的补贴模式, 是否也称得上商业化?若捐精已成为商业化, 那它本身定义的公益性又在何处?且捐精者的补贴费用与精子的使用费用之间有较大的金额差距, 这中间的费用是如何计算的, 又是如何使用的?有捐精者呼吁, 应公开用精的程序细节和运行成本, 使整个捐精的过程透明化, 防止捐精商业化, 这对精子库机构, 对捐精者, 都是一个有利的举措。

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法律的研究

原卫生部于2001年2月20日颁布第14号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第15号令《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 同年5月14日又公布了《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和《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等文件。2003年6月27日, 原卫生部重新修订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并予以公布。但在法律领域, 辅助生殖技术引起的法律纠纷案子, 由于没有前沿案例, 更没有相关具体法律与制度规定, 法院碰上此类案例, 大多只能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而难以判决或搁置, 对法律制度的发展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滞后性。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法律问题主要包括:

(一) 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对象如何确定

在我国, 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对象主要是不孕不育的夫妇群体, 但是, 单身未婚的女性, 此类群体能否享有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是近年来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热点话题。当今社会, 我国女性的独立意识和地位越来越高, 部分女性选择单身的生活, 但其中不乏喜爱小孩之人, 未婚的身份, 是阻碍她们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一大障碍,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她们该如何解决, 是否有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她们的权利?一部分人认为, 女性享有生育的权利, 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法律不能强制所有女性以婚姻为基础去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另一部分人认为, 若单身女性享有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并实施此项权利, 很大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方面, 我国是禁止未婚先育的, 婚姻是一项法律保障, 若辅助生殖技术实施在单方之上, 那与未婚先育的区别何在, 另一方面, 孩子出生后, 其生物关系上的父亲是否称得上父亲, 且其缺失父爱, 这些都可能会对其以后的成长与发展产生影响, 应该明令禁止。

(二) 相关制度与纠纷问题

在西方, 部分国家颁布了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议案或法律条文, 如美国的《人工生殖子女法律地位统一法》和《统一亲子法》, 英国的《代孕协议法》和《人工授精和胚胎法》, 德国的《胚胎保护法》, 以及瑞典的《体外授精法》和《人工授精法》。

西方国家在立法层面上为辅助生殖技术引起的相关纠纷或其它法律问题提供了针对性的判决依据, 值得我国借鉴, 因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对我国传统的亲子关系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产继承制度等相关制度产生了冲击, 而我国在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后续制度与纠纷问题在法律领域内存在着极大的不完善与空白区间。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这把双刃剑虽为不孕不育家庭解决了孕育的难题, 但同时也有可能发展为商业化活动和被有心人利用从事非法活动, 这不但侵犯非法孕育活动中双方的利益, 还可能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与损害。同时, 由辅助生殖技术而引起的财产继承纠纷、知情同意、侵权纠纷等纠纷问题也越来越多, 但解决的途径却屈指可数, 甚至难以解决时只能不了了之。

因此, 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传统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与时俱进, 以及适应当今形势下的社会发展, 是极需要解决的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不孕不育家庭的增多,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显得越发重要, 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把双刃剑, 它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带来福音的同时, 也引发了极多的伦理问题, 如亲子关系是否弱化、代孕是否合法化和精子是否商业化等, 且在我国法律领域中, 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法律极少, 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区间与漏洞。因此, 为完善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法律体系, 保护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对象以及相关人士的权利与利益, 保障辅助生殖技术的运行和发展, 需要政府、相关医疗机构与医务工作者, 以及社会群众等多方的努力。

关键词：辅助生殖,伦理,法律

参考文献

篇5：山西省汾阳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评审

卫生部日前公布了可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单位名单。批准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单位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国福利会和平妇幼保健院、广东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原深圳市中心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甘肃省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妇幼保健院、青岛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批准开展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的单位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国福利会和平妇幼保健院、广东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原深圳市中心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批准开展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的单位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批准开展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单位是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凡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立精子库的，卫生行政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紧张、焦虑影响少女身高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研究中心儿童心理学家丹尼尔·帕斯等研究人员，对716名9～18岁的女孩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经常紧张、焦虑的女孩往往生长发育失常，身材相对矮小，虽然其父母身高大多正常，但其长大成人后的平均身高比开朗快乐的女孩矮5.1厘米，超过1.57米的可能性减小。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分离（即父母不合）紧张、习惯性紧张与身高有直接关系。专家认为，如果家长发现学龄期女儿有紧张、焦虑倾向，应主动了解引起紧张、焦虑情绪的原因，并立即就医，以便尽早治疗，促进心理健康和身体正常发育。

药物流产：没有专项执业许可不能做

中国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近日出台的《常用计划生育技术常规》再次重申，实施药物流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获得专项执业许可；并要求实施药物流产的单位必须具备抢救条件，如急诊刮宫、给氧、输液、输血等；实施药物流产的医生在用药前必须向病人讲清用药的方法、药物流产的效果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并在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用药。

避孕药：长期服用妇女患宫颈癌的危险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