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

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精选2篇）

篇1：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

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以《四书》为范本，探讨儒家从心性论推出伦理学的思维方式问题。首先以《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为范本，对中西思维形式（推衍规则及其范畴基础）之间的差异作了新的探索，提出：西方思维形式为“实体关系套接推衍”，中国思维形式为“纯粹关系映射推衍”。认为中国儒家的思维方式，其根据是心性结构，其范畴基础是纯粹关系，其推衍方式是关系映射，其结果是一个伦理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 中西比较；思维形式；套接；映射；儒家；心性；伦理

本文的缘起，是四川大学哲学系、伦理学研究中心，要我讲讲“儒家心性论与伦理学”这个话题，我就趁此机会，把自己平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疏理了一下。

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加了一个副题，以免漫无边际，不得要领。之所以把思孟学派作为个案，是考虑到该派是儒家心性论的最初建构者（1）；作为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主潮，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已注意到这个现象（2）；后经宋明理学、心学的推重、阐释，成为儒家哲学的正宗（3）；直到今天的当代新儒家，仍以心性论为其哲学的基本理路（4）。思孟学派的传承谱系如下：

孔子 ―― 曾参 ―― 子思―― 孟子………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我们就以这四种文献（亦即著名的《四书》）为核心材料（5），再旁及其它儒家文献（6）。

但事实上我还必须广泛涉及、甚至重点分析一些跟思孟学派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乃至西方哲学的文献，例如《尚书・洪范》、《工具论・范畴篇》（7）。这是因为我感到，要讲清楚这个题目，我不得不绕一个很大的弯子，这完全是思维进路的内在要求：我们的问题不是“儒家心性论如何推出了伦理学”，而是“儒家心性论推出伦理学是否合理合法的”，所以，我必须先讲清这“理”或“法”本身。

一．本文问题所引出的元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的标题虽然用了一个类似康德的发问方式，但实质是有所不同的：康德问的是“是怎样可能的`”（8），而我问的是“是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康德的意图一开始就是要确立其所问（9），而我没有任何先在的试图确立我所问的意向。我只是首先承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心性论是儒家伦理学的基础。于是我所问的是：儒家的心性论是否可以“合法地”或者“合理地”“推出”儒家的伦理学？所以，这里的首要问题，就不再是“儒家如何从其心性论推衍出其伦理学”，而是他们这种推衍方式

[1] [2] [3] [4] [5] [6]

篇2：儒家心性论作为伦理学基础是否可能？-以思孟学派为个案上

朱熹谈到《中庸》时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卷之则退藏于密。”这就是说的《中庸》形上的心性论前提与其形下的伦理学定理之间的推衍关系。但实际上是《大学》的“三纲八目”把这种推衍关系进一步细化了，是最为典型的从心性论向伦理学的层层映射推衍过程： 1．心灵伦理结构——修身

前面说过，“八目”当中的格、致、诚、正，其实都是修身；所以，第一层次的映射推衍乃是修、齐、治、平。这种推衍乃是一种“扩而充之”的程序，即体现为时间上、空间上的扩展，所以《大学》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何者为先？按心性论，当然以身为先，以己为先，以心为先。这就是《大学》和《中庸》的共同格局，《大学》指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中庸》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亦即首先确立作为推衍根据的原初结构：心灵结构。而在儒家，这种心灵结构本身已是伦理结构，亦即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所以可称之为“心灵的伦理结构”。

但修身本身又有其内在映射推衍，亦即《大学》的前四条目格、致、诚、正。我的意思是说，并非格致诚正四者是一个心灵结构，而是它们各自都是心灵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这种结构关系之间的映射推衍：（1）格物：事理结构

儒家把“格物”作为“初学入德之门”的第一步，意义在于确立映射推衍的根本结构。程颐解释“格物穷理”时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遗书》卷十五）所谓“万物皆是一理”是说万事万物具有共同的关系结构，只是“理一分殊”、“月印万川”，所以可以“类推”。再次强调，不能把“类推”理解为“类比推理”。根据上文对“类”与“推”的讨论，“类推”就是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所以他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遗书》卷十八），这个“照”字用得好，正是说的映射。其实，西方的“逻辑”也跟“理”一样，“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逻各斯”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

关于“格物致知”，这是关于儒学的一大公案，我不想在这里啰嗦。简单说，我把“格物”视为确立“事理结构”，这并不是“唯物反映论”的观点。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心性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所固有的德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这就是说，五官的好恶是命，五常的精神是性；合起来说即是“性命”，都是天性天伦。因此，我们对“格物致知”之“物”也须按儒家自己的正宗理解来讲：（1）这个“物”不是实体，而是“事”“事理”。这是汉儒以来的公论，如郑玄说：“物犹事也”（《礼记注》）；程颐则说：“物犹理也”（《遗书》卷十八）。（2）这件“事”是人自己的事，也就是人自己的人伦存在；这个“理”就是人的伦理，亦即人伦关系。朱熹指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语类》卷五）（3）这种人伦存在本质上? 切牧榇嬖冢桌肀局噬鲜恰靶闹趵怼薄Ｖ祆渲赋觯骸靶陌蚶恚蚶砭哂谝恍摹保弧按蠓驳览恚允俏易杂兄铮谴油獾谩保弧拔镏矶荚谖掖死碇小保ā队锢唷肪砭拧⒕硎摺⒕硪话伲┩跹裘魉担骸疤煜轮铮疚蘅筛裾撸黄涓裎镏Γ谏硇纳献觥保ā洞奥枷隆罚弧袄硪舱撸闹趵硪病保ā妒橹钛艟怼罚弧靶榱椋ㄐ模┎幻粒诶砭叨蚴鲁觯耐馕蘩恚耐馕奘隆保ā洞奥肌罚Ｓ萌寮业幕坝锝玻吕碛胄牧槭恰爸泻弦弧薄按蜃鲆黄钡摹?/P>

此固有的心灵存在之所以需要格而致之，乃是基于儒家的一个基本设定：世俗的人心由于感物而动，逐物而迁，总是处于遮蔽状态（故荀子有凭心“解蔽”之说），就必须使之“明”而“诚”（《中庸》）（42）。论文程颐指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遗书》倦二十五）王阳明则直接把“格物”讲成“正心”，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传习录上》）。其实整个“修身”都是“解蔽”“正心”，亦即确立心灵结构。（2）致知：认知结构

严格来讲“格物”和“致知”是一回事，如朱熹所说：“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语类》卷十八）所以王阳明讲，一旦身临其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而此“身临其境”，其身亦心，其境亦心。不过从程序上来讲，还是有个先后：先入于事理，才至于认知。程颐指出：“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遗书》倦二十五）所以《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于是，事理结构便映射为知识结构：致知的结果，便是确立了心灵的认知结构。这在过去被称为“体悟”或“体验”，被理解为“直觉”，实质上是心灵的一种自返的映射。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从格物到致知，不是心灵的“外界反映”，而是心灵内在的“自我映射”：事理结构本是浑全的心灵结构，认知结构只是心灵结构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会自我映射？这涉及对心灵结构的分析。心灵的结构有两方面，即认知和意向。在西方观念中，对心灵的结构有两种划分：三分法，知、情、意（如康德）；二分法，即认知（感性、理性）和意向（情感、意志）。（43）中国观念与二分法类似，这可以从儒家对“圣”的规定中看出来（在儒家观念中，“圣”不外乎心灵的归真返朴）。“圣”有两个方面：“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公孙丑上》）可见“圣”就是“仁且智”。这里“致知”侧重体现了“智”的方面，下面的“诚意”侧重体现了“仁”的方面（“仁”之为“意”是一种“欲”，即孔子所谓“我欲仁”）。具体来说，所“致”之“知”的内容仍是伦理结构的内容，亦即“良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王阳明《与顾东桥书》）孟子解释良知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尽心上》）；展开来说，则是仁义礼智。所以，认知结构只是心灵伦理结构的一个方面。（3）诚意：意向结构

上面谈到，“致知”和“诚意”是分别地确立心灵结构的一个方面（44）。在对“意”的理解上，刘宗周的“意蕴于心”之说是准确的（《周子全书·语录》），“意”只是“心”的一个内在方面。“意”之为“欲”，有善有恶：“人欲”为恶意；“我欲仁”为善意，即诚意。孟子也对此有过论述：“可欲之谓善。”（《尽心下》）不“可欲”即恶意；“可欲”即“我欲仁”，故“善”，即是善意；而“有诸己”，即是发自内心的诚心，所谓“诚心诚意”。所以，“诚意”所确立的是心灵的“意向结构”。

前面说过，《中庸》以诚为本：人之本，物之本，天地之本。《大学》也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但这儿也有一个先后，《大学》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为什么呢？因为“诚”的意思是“不自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你既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良知（致知）了，也就无法欺瞒自己了。所以，诚意既是致知的映射，也是事理结构的关系映射；而归根到底是心灵伦理结构的映射。（4）正心：心性结构

致知、诚意分别确立了心灵结构的两个基本方面以后，自然回归心灵的整全结构，于是就有了“正心”的步骤，亦即整体地确立或者重建“心性结构”。从最初的事理结构到这里的心性结构，就是纯粹关系的同构关系，显然也是关系映射。心性结构的具体内容也是伦理关系，即孟子讲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种心性结构确立起来之前，我们可能行无所得，于是，我们应该“反身而诚”，亦即孟子所说的：“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最后一句“天下归之”，展开了以下的从形上的心性论原则向世俗的伦理学原则的映射推衍进程： 2．宗法伦理结构——齐家

在讨论“齐家”之前，我们先对“修”和“齐治平”的总体关系作一个交代。《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内在未发的心灵结构，也就是“仁爱”之“性”；“和”是已发向外的人伦结构，也就是“义礼”之“情”，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有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个意思（《学而》）。这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关系映射推衍（参见表三）。八目中的齐家是心灵结构从内向外扩展的第一步，是宗法家庭伦理的关系结构。有关的常见说法，五教：“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外平成。”（《左传·文十八年》）五伦：“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五典：“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书·舜典》孔安国传）五品：“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五常：“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尚书·泰誓》孔颖达疏）几种说法的对应关系如下： 五品： 父 母 兄 弟 子

五教五典五常： 义 慈 友 恭 孝

五伦： 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

父子有亲

这里的重心不在父母兄弟子五个实体，而在义慈友恭孝五种关系，这是一种情感的、具体说是道德情感的关系。在传统的“礼乐”文化格局中，“有叙”“有别”是“义-礼”的体现，“有亲”是“和-乐”的体现。

儒家明确指出，这种家庭人伦是与五行对应的，《礼记·乐记》“道五常之行”，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疏：“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依金木水土之性也”。难怪董仲舒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繁露·五行之义》）这其中最根本的是夫妇二元关系，即阴阳两仪关系，故《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周易》以八卦的关系来概括宇宙天地人物，其中乾坤两卦是夫妇，其余六卦是他们的子女（《说卦》）。李贽曾经指出：“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夫妇论》）这都表明，在整个修齐治平的“外王”序列中，家庭伦理关系乃是根本结构。3．政治伦理结构——治国 在上述“五伦”中，“君臣有义”就是治国方面的政治伦理结构（注意：此“臣”包括“民”，即“臣民”）。这种结构在《尚书·洪范》中已有相当充分的表述，诸如“八政”“皇极”“三德”。儒家对君臣关系之关注，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孔子曾经将全部人伦问题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问题在于：这种关注的实质何在？其实，儒家关于政治伦理结构的思想源于周公，周公早已建构了如下一种三角关系： 天 ↙ ↖ 王 → 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45）儒家的不同派别，不过侧重这个三角的某一条边。民直接决定天，即间接决定王，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在儒家，基于作为当时的主导意识的宗法观念，政治伦理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映射，所以历代君主常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这种政治伦理结构的根本还是心灵伦理结构，即“治国”是“修身”的映射。这就是孟子讲的“居仁由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居仁即据于心，由义即行于政。所以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反之，“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滕文公下》）。《中庸》也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智、仁、勇是心灵伦理结构的确立，它能映射而推衍出治国之道。4．人际伦理结构——平天下

在五伦中，“朋友有信”是最富于现代精神的。朋友一伦的提出及得到强调，是因为人际关系不止父子、君臣，“平天下”也不仅仅是政治伦理问题，必须回答其他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儒家建立了两个层次的映射：一是“朋友”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朋友；二是更进一步的“兄弟”关系的映射，即把天下人都视为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民，吾同胞”（张载《西铭》）。这里仍然是以家庭伦理关系视为映射推衍的根据。

这方面，儒家提出了“信”的伦理原则。“信”就是“诚”（二字同源），故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尽心下》）“信”之为“诚”，当然本之心灵结构，所以归根到底，“朋友有信”也是心灵结构的关系映射。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这是推己及人的映射推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所谓“推恩”，就是推爱。5．世界伦理结构——及于物

这种“推”不仅及于所有人，还及于所有物，遍及宇宙世界。所以，儒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伦理的世界。这与西方现代的“意义世界”观念具有相通之处，区别在于：西方的世界观仍是一个实体的集合，儒家的世界观则是一个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46），而是人伦的。西方关于“意义世界”的观念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科学主义的建构，如分析哲学的逻辑语义学的“意义”理论；一是人文主义的建构，如某些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47）。后者更为接近中国儒家的传统。但是儒家建构的意义世界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人伦的：我们记得前文说过，儒家之赖以进行关系推衍的元结构“两仪”和“五行”，本身就已经是伦理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伦理学本身就有存在论的意义。

儒家传统是通过“推”、亦即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来建构其伦理世界，这种“推”的两大层次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就是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在这方面，张载的《西铭》是个典型的文本，他把天地人物视为一个伦理世界，最后得出了一个著名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

至此，儒家通过纯粹关系映射推衍，由心性论而推出了伦理学的全部原则（参见表四），整个宇宙因此而呈现为一个伦理意义世界。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大学》三纲八目的推衍程序也可分为这样两大阶段：修（格致诚正）是“仁”，齐、治、平是“义”。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以“行而宜”（适宜、适当、恰当）释“义”，这是中国哲学各家的共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中国“义”“仁义”的观念和西方“正义”的观念。西方所谓“正义”（justice）具有这些基本语义：适当，恰当，正当，正义，公正，公平。这些语义其实正是汉语“义”“宜”的意思。换句话说，“义”即儒家的“正义”观念。但是，西方的正义观念根据于理性，而儒家的正义观念根据于情感：义出于仁，仁乃是爱，爱属于情，情即是性。（48）正义是仁爱的映射，仁爱是心性的映射，这就是儒家伦理学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