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精选6篇）

篇1：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在评析几种不同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然后根据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猖獗的原因，将其分为深层原因、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微观原因四个层次；最后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从总体上控制职务犯罪的方略。

〔关 键 词 〕 职务犯罪 公职人员 原因 控制方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向纵深方向发展，腐败的魔影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职务犯罪的泛滥和蔓延已引起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这个课题作一尝试性的论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的前提和基础。对此，诸多领域的学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作出了阐释。例如，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的行为；[1]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违背公认规范，背离既定的管理目标的行为；[2] 还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社会道德尤其是公务人员道德的堕落，[3] 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所下的定义，对拓宽研究思路、深化关于职务犯罪现象的认识十分有益。近年来，法学界研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稍作分析：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4]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5]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6]

以上几种定义，均有可取之处。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第一种定义将主体表述为“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外延显得过大，可能会不适当地扩大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职务”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照此理解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一个学校的班主任等等，都可以说担负着一定职务，但刑法意义上“职务犯罪”一词所指的“职务”，理解为公职即公共职务更为妥当。所谓公职，是指行为人依法或受委托代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资格和权限。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实际上称为“公务犯罪”更严谨一些，“公务犯罪”也就是基于公共职务而实施的犯罪。第二种定义，将职务犯罪主体表述为“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也是值得推敲的。这里的“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实际上相当于刑法第93条第2款所指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理论上也可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在外延上足以涵盖刑法第93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在职务犯罪的主体表述上没有必要再加一个“视同公职人员的人”。本人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

然而，第三种定义虽然较为准确地界定了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本人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探析

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此，本人对职务犯罪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虽然各个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作为公共权力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必然有其共同性、根本性的原因。我认为，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正是职务犯罪的本源所在。

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权力及人性的本性决定了职务犯罪的普遍存在性。但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我国会出现空前的腐败高潮，而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行为相对较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还要严重？为什么政府为严惩腐败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至今仍未能扭转职务犯罪蔓延扩散的势头？

我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7]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职务犯罪的中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如日本的“里库路特丑闻”、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等等。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舆论监督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8]

法网疏漏也是职务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例如，号称“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而尚未出台，目前只有一个缺乏权威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致使财产申报这一重要制度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他如《行政程序法》、《政务公开法》、《举报人保护法》等，在我国廉政法制体系中均付阙如。与此同时，已有的法律中，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大量存在，立法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反腐实践。

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职务犯罪的实施者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往往比较大。然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加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致使相当一批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一些地方的个别党政主管领导，自己本身就是腐败的领头将军，上行下效，大小腐败成了一条龙，也严重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惩治。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职务犯罪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能恪守节操，有的人却变节沉沦？这正是微观原因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9]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三、职务犯罪的控制方略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我们需要明了以下两点作为设计职务犯罪控制方略的前提：一是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了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欲将职务犯罪彻底消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目标应当是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二是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此外，职务犯罪只是一系列犯罪的总称，它本身包含多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应根据其具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例如对贪污贿赂罪的控制方法就应当同玩忽职守罪有所区别。这里只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韩国在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10]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同时，一要严密立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不断完善改进法网粗疏的问题。二要严格司法，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提高定罪概率，使职务犯罪去除任何侥幸心理，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三要严惩威慑，从上层抓起，集中精力抓大案要案，对职务犯罪人员始终处于高度打压之下，提高严厉刑罚的威摄力。

〔参考文献〕

[1][2]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9]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4]张穹.职务犯罪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5]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6]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7]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8]萧功秦.监督的缺位[A].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中国热点[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0]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篇2：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论文摘要：网络犯罪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由于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且犯罪手段比较先进，因而较难防控，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对网络犯罪的基本情况(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及当前侦查网络犯罪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说明，进而提出了几点防范网络犯罪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网络犯罪 防范策略 犯罪立法 国际合作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负面作用，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便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正确认识网络犯罪，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予以防治，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网络犯罪的基本情况及侦查网络犯罪的主要困难

(一)网络犯罪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网络犯罪是指在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犯罪形式，是指犯罪分子通过运用计算机编程、加密等操作技术和手段，或通过利用互联网基本信息供应商，以及应用服务提供商等，在网络上或者计算机操作系统上实施的一种犯罪行为。网络犯罪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犯罪手段的复杂性和先进性。网络犯罪犯罪分子往往借助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利用原有技术无法察觉的有利时机实施犯罪，因而具有先进性特点。

2.隐蔽性。网络犯罪活动能在几分钟甚至数秒内就可以完成，很难被察觉，因而具有很好的隐蔽性。

3.跨地域性。地球村的“建成”，网络四通八达地遍布于全球，使得网络犯罪不存在国界性，且跨国性的犯罪往往会牵涉到很多国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4.严重破坏性。网络犯罪在国外，如美国、英国等国家，每年造成的损失多达几十亿元，由于网络犯罪60%以上发生在金融行业，所以每次犯罪活动又往往涉及很大的金额，因而，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5.犯罪主体低龄化和内部化。据统计，网络犯罪中，犯罪主体年龄在35岁以下的案件占了七成以上，这与计算机盛行的时间和熟悉计算技术人员的年龄有着很大关系.

(二)当前侦查网络犯罪存在的主要困难

网络犯罪作为一种出现较晚的特殊的犯罪形式，相比于普通的犯罪，由于其作案手段的高智能化以及作案方式的复杂化，因而更难以侦破，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1.网络犯罪法律体系不健全，侦查阶段在程序上、实体上无法可依。尽管从1991年国务院发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来，已先后又颁布数项行政法规对网络犯罪予以防治，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安全保护工作暂行规定》等，在又通过在新刑法第286、第287等条中专门增加利用计算机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相关条款，但总体而言，刑事立法还无法覆盖不断新型化的网络犯罪，致使犯罪分子往往成为漏网之鱼。尤其对网络犯罪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侦查程序进行说明，基本还参照公安部的相关规定第56条以及刑事诉讼法予以执行，由于依据这些法律进行的审查过程比较繁琐，对网络犯罪而言显然是不实用的，网络犯罪的证据很多可以销毁掉，很容易出现无法找到立案证据的现象，按照普通法律的审理程序，往往会贻误办案时机，致使案件很难破获。

2.网络犯罪十分复杂，犯罪主体不易确定。由于网络犯罪是利用高科技进行的犯罪，且犯罪手段多样，犯罪证据又可以被删改，因而使得网络犯罪十分复杂，较难处理。同时，犯罪分子在接触网上的文字和图像等信息时，一般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可以一直保持匿名状态，而且可以进行反复登录，直至达成犯罪目标，在整个过程中，侦查机关很难对犯罪行为提前监控到，因而，对真实的身份往往难以查认。加之侦查取证的过程一般需要按部就班一步步进行，客观上拖延了查找犯罪分子作案证据的有效时间，等到接近犯罪目标时，犯罪分子往往早已逃之夭夭。这种不利情况致使犯罪分子的漏网几率大大增加，给侦查机关办案带来很大困难。

3.跨国界网络犯罪不易有效侦破。由于网络犯罪具有无国界的特点，所以很多网络犯罪是在不同的国家间展开的，而国与国之间没有统一和完善的法律制约，对于这种犯罪就较难侦查，又由于不同国家对于网络犯罪的定罪程度不一，判刑时限不一，致使很多案件处理起来十分复杂棘手，并难以最终定论。另外，对于部分国外犯罪分子侵入我国进行作案的情况，在我国法律中也较难找到判刑依据，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而《刑法》第285条又规定，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高可判三年有期徒刑，显然，在涉及判刑年限时，因存在一定冲突，使得对于以上网络犯罪情况如何进行定罪就难以确定。

二、网络犯罪的防范策略

网络犯罪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给企业和国家均造成了很大危害，又鉴于以上在网络犯罪侦破上存在的困难，今后应认真分析网络犯罪的相关情况，切实做好网络犯罪的防治工作。

(一)完善网络犯罪立法体系，促进侦查工作顺利开展

首先，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应尽早予以完善，应使法律能覆盖到计算机犯罪的各个方面，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虽然较之前对网络犯罪的犯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较之前的相关法律更加完善，但相对于网络犯罪的发展变化速度，我国的法律显然还是相对滞后，亟待完善的。其次，网络犯罪立法应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网络犯罪形式，基于网络犯罪的新型化速度很快，相关法律绝不应出现固化现象，以为制定时适用于当下，就可以束之高阁;同时，在立法时，要对犯罪方式进行全面充分了解，以保证所定法律法规能覆盖所有的网络犯罪领域，避免在侦查案件时，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再次，在制定司法解释时，视野要宽，涉及技术性的问题一定要经过相关专家的核定，以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另外，还应注重细节问题，对于司法解释的语言使用一定要规范、严密，避免犯罪分子找到作案的法律漏洞。侦查程序和证据制度的法律需要建立和完善，可以考虑使电子证据进入法定证据，并解决电子证据的提取和鉴定问题，完善技术鉴定的相关法规，保证证据的真实有效;对于涉及隐私的证据，应同时设立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最后，基于网络犯罪主体的低龄化特征，以及网络犯罪一般牵涉金额较大的问题，应从实际出发，考虑将犯罪主体的定罪年龄适当放低，以避免具有犯罪意图的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给社会造成危害。

(二)加强网络犯罪的法律宣传力度，形成社会合力以利于侦查工作开展

在健全网络犯罪法制建设的同时，应加大网络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促使人们依法上网，形成文明的上网风气;应让人们充分了解和认识网络犯罪的危害性，保持人们上网的警惕意识。同时，还应逐步培养起人们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法律风气，给网络犯罪分子的犯罪通口布下“天罗地网”。另外，应加强社会的合力作用，以更好地防治网络犯罪。加强政府对网络的行政监管力度，不断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检察机关在获悉案件情况时，应及早介入，尽量查找充足的证据资料，以方便侦查工作的.开展和案件的及时侦破;鉴于金融行业是网络犯罪的多发行业，应重点加强法律宣传力度，对内部操作计算机的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增强依法用网办公的意识;对于青少年也应重点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避免拥有熟练网络技术这种一技之长的青少年，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走上不法之途。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风尚，人人树立起法律意识，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才能有效地防治和抵御网络犯罪的发生。

(三)加强计算机防范设施和侦查技术设施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网络执法能力

网络犯罪的先进性和较高的科技含量，使得其具有比较复杂的特点，侦查网络犯罪必须采用相应的侦查技术，应加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设，提高其科技含量，加强网路安全技术的研发，在数据传输监视技术、网络定位技术以及陷阱识别技术和病毒隔离技术上，都应切实加强，以借助高科技手段，来维护网络的安全，降低网络犯罪几率;还应加快网络犯罪情报信息网等监控网络的建设，积极鼓励社会人员进行网络犯罪行为的举报投诉;应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侦查技术，并进行深入研究，以不断提高计算机侦查技术设施建设的水平。同时，应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发展的“网上警察”，增强他们发现网络有害信息的能力，以及对犯罪黑客进行调查取证的能力，尤其对网络犯罪的证据能够借助高科技手段来鉴定其真实性;执法人员还应借助网络，了解和熟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学问，如犯罪心理学、人类行为学等，以增强对网络犯罪分子的作案行为和动机的研究，更好地防治网络犯罪的发生。

(四)强化国际合作，加强对国际犯罪的侦破力度

，欧洲理事会出台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对处理和防范国际间的网络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对缔约国之外的国家预防网络犯罪，加强国际合作也有积极作用。各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布置起全球性的“法网”，以加强对网络犯罪分子的防治和打击力度，减少使犯罪分子逃脱的法律漏洞。在与国外进行合作时，还应积极借鉴国外的互联网管理经验，尤其是美国、德国等一些互联网技术发达的国家，以对网络犯罪设置更安全的防御线，尽量将网络犯罪扼杀在萌芽中。同时，因网络犯罪自上世纪60年代便在国外出现，所以国外的网络犯罪形式和领域更加多样和广泛，应全面了解国外网络犯罪的各种形式，以对网络犯罪的立法制定起到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另外，对于国外犯罪分子在我国国内实施的网络犯罪，应尽早制定专门的法规，并保证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对于国外一些更高端科技下的网络犯罪能有力覆盖，以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治，保护国家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

三、结语

篇3：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所谓银行内部人犯罪在本文中单指银行内部人的金融犯罪，就是指银行业从业人员违反银行管理法规，妨碍和破坏银行正常业务，损害银行利益，情节严重，依金融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犯罪特点是：

(1)协同性，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几乎发生在银行业的各个领域、一个支行内部的各个岗位，具有很强的行业性特征。因此这类犯罪的隐蔽性很高，银行外之外的人对其情况知之甚少，犯罪侦断难度大。其犯罪主体由于自身工作原因对银行业务十分熟悉，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人作案，而是从一行之长到普通柜员协同作案。

(2)复杂性，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是一种明显的智能型犯罪，犯罪手段具有复杂性。犯罪人除了利用最近娴熟的金融知识外，还会借用高科技手段，运用高智商作案。随着我国金融业经营业务向国际化、多元化和混业化方面的迅猛发展，犯罪人也开始利用现代先进印刷技术、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活动。还有一些金融犯罪活动是利用国内联行、国际信贷结算业务进行的，其复杂性明显高于一般刑事犯罪。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当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是一种内外勾结型的复合型犯罪形式时，其复杂性更为显著。

(3)预谋性，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具有较强的预谋性，而且犯罪计划缜密。犯罪分子熟悉金融活动过程及有关规定，利用各环节的漏洞或薄弱点，伺机作案。在这方面，银行内部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2005年中行和松街支行失窃案，包括东北高速在内的多家企业存入河松街中行的数亿元存款不翼而飞，而河松街中行行长高山已在事前逃匿。时至今日，巨额资金如何离奇失踪，至今仍无明确答案。在这个案件中，高山利用银行管理上的漏洞，加之自己行长的特殊身份，花费一年的时间慢慢窃取了巨额资金，并且分批分次、有计划地将窃取资金转移到国外，可见其预谋之久，计划之缜密。

(4)内外勾结、犯罪主体复杂，从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类犯罪的主体构成比较复杂，很多情况下不仅是银行内部人，而且多有行外的人员涉及其中，表现出一种内外勾结的态势。例如，2004年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骗贷案，银行内部管理人员杨仲琦在周强夫妇的配合下，虚构项目，三人合谋从中行纽约分行骗取贷款累计超过2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落到了杨仲琦的手里。在银行内部人犯罪案中，各主体之间出于共同的牟利目的走到了一起，采取以银行内部人为主导以中介人或其他人为配合的形式互相串通共同作案，而被害人往往是银行本身。

(5)严重性，银行内部人犯罪贪婪性相对较强，犯罪数额巨大。其造成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在前文所述中行和松街支行巨额资金失窃案中，高山从银行窃走的资金将近十亿元之巨;而在中行开平案件中，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14亿元人民币。这些案件不仅造成了银行的巨额资金损失，而且对银行的无形资产———信誉、信用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二、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的原因分析

任何的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时都是由自身与外部两个因素促成的，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虽然是一种特苏形势的犯罪，其原因也是有这两大方面的因素，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犯罪人犯罪的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

1. 自身因素

(1)犯罪人道德因素导致的投机冒险。这类犯罪主要是犯罪人由于主观上的投机心理，利用自己工作之便，挪用公款从事牟利活动，主观上不是以占有该部分公款为目的，而是希望从事套利活动，认为自己将来可以把挪用的款项补上。例如，中国农业银行五家渠兵团分行共青团营业所主任蒋辉，2004年4月至2007年1月间，利用负责共青团农场小额贷款和畜牧贴息贷款发放的便利条件，采取编造虚假贷款人名单的手段，先后挪用贷款1383万元，用于购买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这类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1)投机性，犯罪人也许会赢，也许输得一干二净。其获利或损失都是或然的，与许多因素有关。最终到底是一夜暴富还是锒铛入狱，行为人根本不能控制。他们希望并自信自己能够成为赢家，但可能性最大的是成为输家。(2)放任性，尽管不是以永久性占有银行财产为目的，但是犯罪人通常对银行财产损失的结果也不是积极避免，而是持放任或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例如，前文所述的挪用公款买彩票一案中，就是犯罪人将自己的投机风险转嫁给了银行;(3)灾难性，这类犯罪的涉案金额主要与犯罪人所掌控的银行资源直接相关。犯罪人掌控的银行资源越多，权力越大，涉案金额就越大，同时案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一旦造成损失，其数额将可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对于银行的经营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2)犯罪人自身需求的相对不足。需求的相对不足是指个人对物质需要或精神需求在主观上的不满足感，而不是绝对的物质不充足或者精神需求的不满足。相对不足感往往表现为对更高物质生活水准的追求，推到极致，便是贪欲和私欲的恶性膨胀，永不满足。这种物质需求的相对不足感一般是通过比较而获得的，日常交际和文化媒介等都是比较与模仿的途径。当其在与其他人交谈、观察、比较过程中产生难以名状的吃亏感、分配不公平感、己不如人的感觉的时候，相对不足感也就产生了。而精神需求的不满足则是依附在物质需求的相对不足感上面的，当物质的不满足发生时，自然会引起精神层面上的吃亏感和挫折感，当产生这种感觉时，行为人必然会实施相应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分为两类：一种是正面刺激作用，使行为人加倍努力，通过合法途径争取来弥补这种相对不足;另一种则使行为人在强烈的相对不足感的驱动下，选择走“捷径”的方法，利用银行管理上的漏洞，外部监管的乏力，通过犯罪行为获取非法收益来消除吃亏感和挫折感，从而得到一种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因而，相对不足感是产生内部人金融犯罪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2. 外部因素

(1)价值体系的混乱。价值体系的混乱，是指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遭到破坏，新的社会价值准则尚未形成，社会整体呈现出的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汹涌而来，猛烈的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社会在做出新的价值选择之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混乱。这种价值体系的混乱，导致人们社会适应能力的降低，心理挫折感加剧，直接导致了失范和越轨行为的增多。如果说社会结构变革与当前我国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增多具有功能性的共变关系，那么，这种价值混乱才是引起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增多的深层原因;(2)犯罪成本。对于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而言，犯罪的直接成本即为犯罪准备工具以及实施犯罪的直接支出很小，所以我们只讨论一种机会成本，就是，对于司法机关的惩罚成本，这是银行内部人在进行金融犯罪之前，考虑最多的地方。金融犯罪有其自身不同与其他犯罪的特征，那就是隐蔽性强和暗数很高，如果法律规范存在漏洞或者司法机关的执法能力薄弱，将使这种类型的犯罪逃避惩罚的可能性增大。因此，立法机关的立法水平、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以及自身行业内控和外部监管都与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违法成本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

三、加强银行内部控制的措施

所谓银行的内部控制是指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1. 银行人事治理的改进和内控制度的完善

内部控制的完善从广义上来说不仅包括内部控制制度上的设计要进行完善，而且应当与银行业人事治理的改进结合起来。单纯的制度设计完善而缺乏人事治理的跟进，仍会出现高山、余振东这样的银行内部人犯罪的案例。

(1）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做到竞争机会平等。

像银行业这样需要极高专业知识的行业，能否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人事新机制，把真正优良的金融管理人才放到关键岗位上，是能否有效防范内部人金融犯罪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步。第一，打破“铁交椅”旧机制，干部真正能上能下。国有商业银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中，要突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能上能下的改革特点，真正做好干部考核、交流和任前公示制度。第二，取消技术职称与技术职务混为一谈的传统做法。专业技术职称应当不与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直接挂钩。做什么事拿什么钱，在什么岗位领什么薪。

(2）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内控制度。

具体分为四个要点：(1)建立合理的内控组织机构，实行严格的岗位分工，制定明确的工作职责，使各部门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相互配合。“根据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金融机构的具体活动必须由相对独立的人员来完成，不允许单人不受监控和制约而独立完成某项业务”;(2)健全授权授信审批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严防权力错位和失控。制订法人经营管理责任制，明确法人系统经营管理中的责、权、利，以完善法人管理和经营体制;(3)不断修订和完善各项内控规章制度，增强内控制度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制度是对银行员工业务行为的一种管制和约束，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整、配套的规章制度作为银行各项工作的基本行为准则，制度的设计要尽可能的覆盖到银行的各个业务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内控制度的效用，才能真正对内部人金融犯罪形成制度上的制约;(4)改革审计稽核管理体制，实行审计督查考核制度，确保审计稽查部门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内部稽核制度是金融机构内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对控制的再控制;内部审计稽核的这种特殊地位，可以使它对银行内部的业务流程进行全面监管;而内部人如果实施金融犯罪的话，必然要利用银行内部的业务流程来进行，所以，内部稽核体系必须要具有独立性和全面性，这样才能有效的控制内部人金融犯罪。

2. 加强银行的外部监管

(1)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要站在规则的高度，立足于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对《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以及行政法规中有关监管的规定做出认真的修改和完善，要对存款保险制度立法、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立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立法等，通过提高立法层次来确保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每一项商业银行监管权利和商业银行的每一项义务，都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和法律依据;(2)操作程序规范化、全程化，监管行为规范化。确定合理的监管程序，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杜绝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疏通，充分重视监管过程中的预防措施、援助性措施和事后补救性措施，不过分重视某一环节而忽视其他。西方各主要国家对其银行监管内容均制定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我国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因而应加强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设，使监管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明确监管人员职责和监管法规，规范监管人员行为，建立监管机构工作情况报告和检查制度，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3)转变监管理念，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方式。银行监管应改进目前的监管方式，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做到放松监管中有高质监管。放松监管是指我国既有法制必须逐步适应WTO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之要求，放弃过去体现过多干预的银行监管制度，尤其是涉外银行业务方面的管制。同时应认真解决现存监管内容过粗、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引进国际规范的监管方式。例如尽快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法，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引进国外银行监管标准和监管人才，加快监管网络建设等等;(4)加强银监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之后，独立行使银行监管职能。在发展中国家银行监管主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制定，而货币政策的制定对银监局的监管信息具有很大的依赖性。随着金融混业经营在我国悄然兴起，竞争和金融创新使金融业之间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机构往往同时经营多种业务，银行从事保险，债券等业务已不再陌生，银行业已从简单的货币经营转到资本经营。混业经营打破了有关法律的约束，随之而来的是经营风险加大，因此，我们应加大银监会与保监会和证监会之间的协调关系;(5)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巴塞尔委员会特别强调了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认为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可以达到强化市场约束的目的。我国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容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是，当前我国银行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信息披露不全面和不真实的问题，应该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原则和要求完善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

摘要：随着银行监督审查极度的加大与透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银行内部人犯罪案件被揭发出来,也使得加强对银行内部人犯罪控制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银行内部人犯罪的概念与特点,进而分析了其犯罪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加强内部人金融犯罪控制的措施。

关键词：银行内部人,金融犯罪

参考文献

[1]白建军主编.金融犯罪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

篇4：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一、现阶段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力，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针对性不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要性理解不够。

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包括领导与干部，没有正确看待经济建设、稳定局势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重经济建设，忽视思想建设，使一些党员和干部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和对自己的严格管理，思想上蜕化变质。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预防犯罪工作量大，而且不能面面俱到，预防职务犯罪没有可能也不可能起到怎么样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搞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这些错误认识与做法，造成了职务犯罪得以滋生的环境与条件。

2、立法和实际脱节，造成职务犯罪呈现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我国历来都十分重视对各种犯罪包括职务犯罪的惩处和打击。然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在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监督法》，一直也没有形成一个全社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格局。建国至今，部门和行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主要是由各部门、行业的纪检监察部门来进行。由于种种原因，部门和行业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也没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尤其是涉及到部门、行业内领导的职务犯罪时。领导干部缺乏监督和制约，加上干部人事制度中的体制缺陷，客观上就形成了职务犯罪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3、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存在各种漏洞。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时间很短，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过来。因而，我们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的不完备都还要逐步完善，还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堵塞各种漏洞，使之合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体制、机制、制度的不完备，造成无法可依或者有法不依、人治大于法治，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现象。正是各种漏洞的存在，形成了职务犯罪的条件。

4、权力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造成监督不力或者无法监督。

在我国，权力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的情况由来已久，固然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分不开。每个部门、行业都有与之相应的权力但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遗留物。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东西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转变政府的职能，解决决策中领导与班子的关系、监督问题，同时解决决策的科学性、透明度、规范性等等，这是防止权力腐败，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关键。

5、对预防职务犯罪重视与惩治的力度不够大。

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对腐败的惩处。但是在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现在职务犯罪所涉及的官员一个比一个资格老、官职高、级别高；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情节也越来越严重，往往在职务犯罪的同时，还涉及到金钱、美女等等。这些都表明对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还不够大，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又太小，不能震慑职务犯罪分子，法律的预防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6、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缺少相关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对重点行业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没有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没有充分依靠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就没有形成全社会预防职务犯罪的格局。

7、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研究不够，造成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缺少指导性。

长期以来，在谈到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时，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多的是研究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的根源以及对策，没有把怎么样预防职务犯罪摆在其应有的地位上来加以考虑。导致法律的学术界对预防犯罪工作形成了盲区，对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不够，造成在实际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中，缺少理论依据和相关法律、法规来指导工作。

二、为了防止职务犯罪的蔓延，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必须在不断加大惩处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构筑心理防线。

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一些干部在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情况下，没有能够抵御腐败思想、拜金主义的侵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的漏洞，大肆进行腐败活动直至走向犯罪。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当中，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

2、建立监督法、完善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条例的制订，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对权力进行监督，来保证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

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我国制订一部《监督法》，使法律监督机关在进行相关工作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样，在我国制订行政监督条例和党纪纪检部门的监督条例，完善干部人事、民主决策、办事程序公开等制度，建立决策民主，办事公开、公正的政府机关运行体制，建立监督预防职务犯罪机制，尤其是要完善对行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约束机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要求。只有建立完备、有效的一系列的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体制上保证监督的有效进行，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才可以真正起到我们所希望它达到的效果。

3、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指导。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政策研究。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立法的调研和重大政策的论证，通过分析可能产生职务犯罪的薄弱环节和漏洞，提出完善立法和落实配套措施的建议，积极推动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律、法规，推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建设。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探索创新。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做法的基础上，注意及时总结新经验，正确引导，不断充实、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水平。根据有关系统、领域、部门和单位对预防工作的实际需求，注意运用和吸收企业管理、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模式、手段，深入进行宏观对策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提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管理监督制度等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配合有关系统、部门和单位科学规划预防方案，制定预防措施，推广预防经验。

4、在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改变过去轻预防重惩处的思想，采取各种方法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和咨询。

充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广泛利用各种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以及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讲座、以案释法、警示教育等多种有效形式，揭露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宣传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成果，对典型案件进行剖析，促进国家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提高"免疫力"。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积极开展预防措施咨询，促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探索创新。在坚持以往行之有效做法的基础上，注意及时总结新经验，正确引导，不断充实、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5、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地方党政、机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当中。

各级地方党政领导要充分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要清楚地认识到职务犯罪对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危害，要认识到职务犯罪对人民群众与党和人民政府血肉联系的损害。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纳入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和综合治理总体格局中。充分依靠群众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教育作用，加强检察机关、纪委监察、审计、税务等负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职责的机关与部门的联系，加强与重点领域和行业的预防工作联系，严打行业不正之风和行业腐败，建立完善的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和全社会预防职务犯罪的。

6、提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的素质，适应预防工作需要。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专业化建设。要求组织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人员，定期、定人进行再教育、培训工作。不断了解和掌握新的业务技能与知识理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人员应当专职进行预防工作，不要由其他部门、科室的人员来兼任此项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和各业务部门的职能作用，推进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专业化发展，逐步形成业务内容完整、工作措施有效、运作程序顺畅、专业水平较高的专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优势。

7、加强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系统建设，建立预防工作信息库。

在研制开发职务犯罪案件统计分析、发案规律及发展变化趋势预测等方面的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和利用同预防、揭露职务犯罪有关的信息资料，对典型案例和特定事项实行分类建档管理。同时，注意建立辖区内部门、单位的渎职侵权举报线索存查档案。即对某件线索经查举报的事实存在，只是因为其损害事实、后果或者金额等尚不够立案标准而暂时没有立案的线索建立档案，以备将来进行调查时一并处理。

8、加强检察建议工作，不断提高检察建议质量。

进一步规范检察建议，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和权威性，结合办案，积极提出有内容、有具体分析、有具体措施的检察建议，并加强对相关单位的适时回访和落实情况的了解。对检察建议没有及时落实的，应当及时要求相关单位抓紧落实；仍然不予落实的，可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相关情况。

篇5：论职务犯罪与控制策略

监外执行是行刑社会化、技术化、效益化和人道主义的综合体现，其含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说认为，监外执行就是暂予监外执行 ；广义说则认为，监外执行是指在监管场所以外执行刑罚（死刑除外），包括暂予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不难看出广义说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利于犯罪控制。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监外罪犯（又称监外执行罪犯、外执犯）也相应增多，脱管失控、再犯罪（又称重新犯罪、又犯罪）等现象不断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监外罪犯人数之多，再犯罪来势之猛，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 监外罪犯的特点――再犯罪的内因

（一）监外罪犯素质较低，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从办案情况看，监外罪犯85%以上是高中（不含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是非辨别力和意识控制力不强，容易导致再犯罪。另外，监外罪犯没有在监管场所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往往恶习难改，甚至成为惯犯。例如，文盲罪犯田某1990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95年假释后该犯又伙同他人盗窃，于4月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同年8月就因其患有肺结核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该犯疯狂作案27起，盗窃价值3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此类罪犯犯罪意识强化，犯罪动力定型，犯罪手段高超，犯罪强度很大，非常难以改造。

（二） 监外罪犯承受的社会压力较大，物欲型犯罪比较突出。监外罪犯在社会中服刑，来自内心、家庭、社会的压力很大，他们或体弱多病、或好逸恶劳、或就业无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少迫于生计走上再犯罪的道路，因此再犯罪中财产型犯罪比重较大。据统计，我市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83.3%是盗窃、抢劫等物欲型犯罪。

（三）监外罪犯容易拉帮结伙，团伙作案、流窜作案较多。在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是团伙作案或流窜作案。这主要是因为监外罪犯难以为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在自己的圈子中能够产生认同感，加之在监狱中也结识了不少“狱友”，不可避免要相互联系、交叉感染，从而形成犯罪团伙，在成员熟悉的地区间流窜作案。

（四）监外罪犯反侦查能力较强，存在侥幸心理。监外罪犯都有过“进宫”的经历，了解了一定的法律知识，通过总结自己以前犯罪的“经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随着犯罪技巧和手段也不断提高，比较容易产生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重新犯罪。

二、 监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犯罪的外因

（一）司法机关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把关不严。我国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程序，暂予监外执行必须由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假释必须由执行机关呈报人民法院裁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则必须依据人民法院的相应判决。但司法机关在作出监外执行决定、裁定或判决时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以钱抵刑、以情代法时有发生，这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对在押罪犯不按规定、不看表现、盲目进行考核加分和奖励；三是，在呈报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有的监管部门为了减轻监管压力而违法拒收年老、患病罪犯，个别看守所为了减轻负担将这些罪犯放宽条件监外执行。例如，罪犯孙某1994年3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因患性病被监狱拒收，同年5月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的第二天，该犯就冒充看守所长到在押人员石某、姜某家中，以办理保外就医为由骗取现金2450元，以后又撬门破锁盗窃作案21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995年6月又被判刑收监。因把关不严使一些本应在监内服刑的罪犯变为监外罪犯，这些人大多没有彻底转化，成为再犯罪的高危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二）在交付执行过程中容易造成脱管失控。在对监外罪犯的考察中发现，脱管失控大都是由交付执行环节中司法机关的配合衔接不到位造成的。一是，人民法院没有将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没有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有的监狱甚至把相关法律文书让罪犯自己带回，造成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针对刑事自诉案件作出的缓刑判决，法律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给监管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三是，监外执行中，原执行机关、决定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造成脱管失控。

（三） 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监外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具体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从而使监外罪犯逍遥法外，处于执行真空状态。例如，罪犯骆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被假释，到当地派出所报道后就外出经商，执行机关长期不对其进行监督考察，脱管失控近一年，20又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疏于监督、不愿监督，个别监外罪犯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帮教人员避之忧恐不及，更谈不上监督教育。例如，罪犯王某假释后回到村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求村委给他增加待遇，不答应就大闹村委会，到村干部家吃喝拿要，严重影响了村里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四） 检察机关监督检察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监外执行检察是监外罪犯再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些监所检察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对监管场所内的执行监督，忽视甚至无视监外执行监督。在监外执行检察中，往往处理不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一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敢或不愿检察纠正；二是，仅满足于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书，忽视了落实和改正的情况；三是，监督方法不科学，要么浮在面上，发现不了问题，要么一沉到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大包大揽，事倍功半；四是，客观上存在一些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因素。例如，《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认为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却没有规定决定机关和人民法院必须在作出决定或裁定后多长时间内将法律文书送达检察机关，有的在半年以后才送达甚至根本不送达，造成了检察监督的严重滞后。

（五） 家庭和社会中也存在不少诱发再犯罪的因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人的成长道路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结构失调、经济条件差，关系紧张，家庭成员不良言行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家庭成员的违法犯

罪。从我市办理的再犯罪案件看有70%以上的罪犯家庭残缺。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也是滋生犯罪和诱发再犯罪的“肥沃土壤”。社会中出现的拜金主义思潮、“黄赌毒”现象以及财富的两极分化，促使一些人将“不劳而获”的思想合理化，甚至把犯罪当成了发财致富的正当途径和门路。另外，广大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 监外执行检察――再犯罪控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

打击、预防、减少再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宏大工程，需要司法机关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给再犯罪以可乘之机，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监外执行检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而应当贯穿于监外执行的呈报、审批、执行、帮教的全过程，从而能够针对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实现对再犯罪的控制。具体而言就是要：

（一） 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监外执行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一是事前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尤其是派驻检察室）应当深入监管改造现场，认真调查，掌握罪犯的刑期、改造表现、疾病和伤残情况，对于可能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事中监督。列席监管部门研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会议，参加对罪犯的身体检查，认真审查拟提请或呈报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发现不当应当及时提出纠正；三是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监狱管理部门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要及时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不当，根据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通过严格把关，确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不能监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了监外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可能性。

（二） 狠抓办案，打击犯罪。狠抓办案、打击犯罪是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一是，要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和震慑监外罪犯再犯罪，把惩治犯罪与预防工作相结合。二是，要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加强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查办力度，把查办案件与纠正违法相结合。

（三） 全面检查，重点转化。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监外罪犯的活动进行监督。一是，要监督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档案管理是否规范、执行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半年会同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一次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发现存在脱管漏管和丧失监外执行条件仍未收监等违法现象应及时纠正、建议；三是，监督和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普法宣传和重点犯、危险犯的监督考察和教育转化工作。

（四） 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以“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契机，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三级再犯罪预防体系”。一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要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有关情况的通报，从宏观上预防再犯罪；二是，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教措施，使他们能够发挥在监狱里学到的一技之长，切实做好监外罪犯的转化和改造工作；三是，加强与监外罪犯亲友和广大群众的联系，照顾好监外罪犯的生活，充分发挥他们对监外罪犯的教育和感化作用。

篇6：高校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制度分析

课程名称：现场勘查课程号及课序号：B0500440-0 使用对象：治安、职侦10级等考核时间：第十九周（20130111）考生姓名：林婉璐学号班级：1005050107职侦1001班

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的构建

前言

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高校合并和扩招后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但我们的高等院校不再是反腐的净土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出于社会大环境影响、个人觉悟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监督不力等原因，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发案率逐年上升，呈现出犯罪主体文化素质高、反侦查能力强、职务级别高；发案部门集中，犯罪领域扩大；犯罪团伙化、群体化突出；犯罪手段智能化等特点。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成为当下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一、研究背景

（一）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合并和扩张的逐步开展，以往的精英化教育逐渐转变成为大众化教育，学校的改建，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各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购置，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高校职务犯罪的实质就是发生在高校系统内部的权力犯罪，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相应的导致的权力腐败将会愈加严重。

（二）高校职务犯罪高发

近几年，高校职务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呈现出明显的多发趋势。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李汉昌涉嫌受贿78万元受审，广西大学附中原校领导班子贪污受贿被“一锅端”，全部获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无期。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高校职务犯罪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微不足道的犯罪，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频发的高发的犯罪类型。

二、研究意义

（一）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

保持清正廉洁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面对高校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情况，构

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可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拒腐抗变心理，牢固其思想防线，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自觉遵守着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师生谋福利。

（二）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护高校公有财产和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有利于保障专款专用，防止“账外账”和“小金库”的出现，避免了各级部门的领导滥用手中的职权，在审批的各个环节做手脚，从中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不仅保证了高校公有财产的安全性，也保护了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三）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高校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职务犯罪现已成为阻碍高校改革的一大障碍。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还高校一片反腐的净土，使高校的管理可以正常进行，各类基建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各位教职工可以安心专研学术教学，从而促进高校改革朝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向前发展。

三、如何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对于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突出的作用。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体系，教育防控是前提，法律防控是根基，制度防控是关键。

（一）教育防控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根源入手，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使其认识到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不是给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要拿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树立抗腐拒变的心理，形成牢固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脱离低级趣味，多培养高雅的情趣爱好，陶冶自己的身心。

2、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对职务犯罪的认识。

高校可以与监察机关相联合，定期开展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如进行法制宣传等，使广大教职工加深对高校职务犯罪相关构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的理解，杜绝他们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意识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强大的法律面前，即使前面一两次侥幸躲过去没被发现，总有一天罪行会败露的，到时候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二）法律防控

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现如今各种法律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在许多方面，法律还没有能够涵盖权力设置、运行、监督、制约的各个环节。为了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我们要加强法律防控。现如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职务犯罪预防的立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青少年犯罪法》这个先例我们可知，有关职务犯罪的立法具有可行性。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刑事实体法律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现有《刑法》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是以额数作为定刑标准，致使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如果将数额犯改为行为犯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威慑性。二是刑事程序法律方面，我们要规定针对职务犯罪专门的审判程序，以便更好的发挥刑罚的作用。

（三）制度防控

1、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正是高校职务犯罪问题的根源所在。高校各级部门的领导在各种审批环节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在一个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是是部门正职、副职以及具体办事人员同时收受贿赂，行政化特征明显。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平衡和有效制约，使教育改革回归正常的轨道。高效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逐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权力在高校的垄断地位，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2、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高校管理。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是高校防控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我们要结合高校实际，以管人、财、物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校内规章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使其行之有效。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抓好领导班子的决策机制建设，做好堵漏建制的工作，抓好干部人管理，财务、基建、采购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强招标工作机制建设，规范校园管理。另一方面要规范财务管理，防止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同时要定期对高校的财务状况进行检验，保证专款专用，以保护高校的公有财产以及校外相关人员的合法财产。如对于采购物资所得到的回扣款，我们应以学校名义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回扣款管理使用的公开化、合法化。

3、建立健全法制化、民主化的监督制度。

（1）强化内部监督。① 摘引自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第一、全面推进校务公开。高校应该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人事公开、项目资产公开、财务公开，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使学校教职工能全面了解学校的相关情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第二、完善教代会和工会制度。扩展校内教职工表达意见的渠道，通过网络、信访接待等及时答复问题。明确教代会的职权，实行质询制度、民主决策和民主评议制度，突出教师作为主人翁的地位，保障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加强纪检、监察、审计检查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在职权范围内，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作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定期审计、任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防患于未然。

（2）强化外部监督。

第一、加强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日常活动中，各高校要加大信息公开程度，比如公开各种招标信息和任何招生信息，特别要把那些利用学校或招生人员的自主权招上来的学生情况在互联网上公开，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其他考生及其家长的监督，使任何黑幕在阳光下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