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2024-05-29

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精选9篇）

篇1：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阅读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在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郭文斌

第二十二届书博会能够花落银川，作为本土的一位作者，特别高兴！

关于阅读，我讲过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观点。

比如，“阅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与其花时间读一千本垃圾书，不如把一本经典读一千遍”，“可行万里路，慎读万卷书”，“最好的阅读是做”，等等。

甚至给自己的诗集起名为《我被我的眼睛带坏》。

之所以要如此“耸人听闻”，是想提醒读者注意，阅读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就人，也可以毁灭人，在《〈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一书中，我写过实实在在的例证。

为此——

作为《黄河文学》的主编，我提出了“三个倡导”：

倡导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阅读的杂志，倡导办一份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倡导办一份能够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长篇《农历》的创作谈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前者是我的办刊理念，后者是我的写作理念，没想到，这两个理念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三年来，《黄河文学》的发行量翻了五番。《寻找安详》《农历》等拙著一印再印，尤其让人感动的是，有不少读者一买就是几百本，甚至上千本，或给亲朋好友赠阅，或给各地读者义捐。

这让我更加坚信，真正的利润是责任，真正的市场是良心。体育强健一个民族的体格，阅读强健一个民族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从全民阅读开始，尤其需要从净化阅读环境开始。小而言之，阅读形成一个人的潜意识，大而言之，阅读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现代社会，有许多危机困扰着人们，食品危机，金融危机，道德危机，等等，在我看来，一切危机，追根溯源，都来源于阅读危机。因此，引导读者读善书，读绿色书，读安全书，就成了时代最迫切的主题。相信本届书博会会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上，为倡导全民阅读，特别是匡正出版风气，改善阅读生态，重建文化良知，重塑民族气质，写下新篇章。

非常感谢组委会聘请我为书博会的阅读大使，我会用心珍惜这一荣誉，并把它作为今后办刊和创作的动力。

篇2：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新文体意识的形成有催化、助长之功,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作者：王兆阳 WANG Zhao-yang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刊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3(3) 分类号：B249 关键词：明治文学梁启超新文体意识形成

篇3：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一、中专学校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性分析

体育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 是学生掌握体育技能知识、端正体育健康意识、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手段。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人们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因其体育观念不强而忽视了体育锻炼, 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状况, 甚至最后丧失生命。针对这种情况, 高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加强体魄锻炼, 通过体育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今社会, 人们普遍将体育锻炼作为增强体质和健康生活的一种有效运动方式。如今高校体育教育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其意义十分重大, 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不仅能增强学生的体质, 更能帮助学生走进社会后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生活。因而在中专学校, 体育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利用好其在校时间, 加强其对体育锻炼的好处认知, 培养学生主动进行体育锻炼的好习惯, 使其在进入社会后依然能够坚持体育锻炼, 以健康的身心状态迎接工作, 最终得到更高发展。

二、论中专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与形成

(一) 加强宣传与教育终身体育意识

中专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要从树立起其体育意识开始, 加大宣传体育意识, 强化体育教育能有效促进学生积极参加课内外活动, 并有利于实现家庭、社会、学校三者体育教育的有机融合, 从而培养和加强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为了加强体育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高校要从以下三方面来做:其一是有效利用广播站、黑板报、网站等媒介, 拓宽学生认知体育的途径, 开阔学生体育知识的视野, 提高学生的体育意识, 激发学生体育锻炼欲望, 提高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其二要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知识讲座, 并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 同时为了扩大体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可邀请家长或社会及企业中知名人士参加到体育活动中来;其三是转变传统体育教育观念, 加强体育创新, 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激情, 促进学生体育观念的转变, 并重视体育教育。

(二) 确定自我身体锻炼的目标

中专生的自我身体锻炼目标的确定受其个体差异性的影响。对于身体素质较差及体育运动能力薄弱者, 在确定自我身体锻炼目标要注重提高自身机体抵抗力和满足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基本运动量, 促进其身体各机能的正常发展;对于身体素质及体育能力一般者, 要以国家制定的健康体质标准为准则来确定其自我身体锻炼的目标, 最少要达到及格及以上;对于那些身体素质较好且体育运动能力较强, 只不过缺少一定的体育运动基础和经验的中专生时, 要以国家制定的健康体质标准的优秀级别来要求其自我身体锻炼目标的确定;而对于那些拥有良好体质和运动能力并具有一定体育运动基础和经验者, 则应该有更高的目标要求, 对此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生, 其自我身体锻炼的目标除了要达到国家级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的标准还要在各项校内外体育竞赛中斩获佳绩。

(三) 展开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

学生都具有好胜心理, 准确把握好学生心理, 积极开展各种体育竞赛活动来促进学生体育意识的养成。在设计体育竞赛活动时, 首先要避免活动对象的局限性, 尽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 提高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扩大竞赛活动的影响力, 从而树立起学生的体育意识和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其次要避免体育项目的传统性及乏味性, 这导致学生对体育竞赛活动的参与度不高, 达不到开展体育竞赛活动目的。为此体育竞赛的内容及形式要丰富多彩, 能激发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 促进学生体育兴趣的发展, 使得学生在紧张又愉快的氛围中巩固其体育技能, 并逐步确立起终身体育意识;最后要避免体育竞赛活动过于正规化, 学校体育教育其重点是培养学生体育技能, 锻炼学生体魄, 并非真正的国家级体育运动者的培养场地, 如果以国家级、世界级标准来要求学生, 只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不利于体育活动的开展, 达不到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目标。因此要合理设计体育竞赛活动, 促进学生终身提议意识的养成。

(四) 培养终身体育习惯

要培养中专生体育锻炼的习惯, 使体育锻炼成为其生理上的动力定型和生物钟节奏, 促进其终身体育锻炼的养成。在校期间, 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养成, 一旦学生毕业之后其进行有益体育锻炼活动会受多方面因素制约, 只有在学校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后, 体育锻炼才能在以后学生生活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体育习惯的养成的关键在于其自身体育素养, 而学校体育教育对学生体育素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所谓体育素养其实际就是体育水平能力, 学校体育教育要从基本的体育技能、体育知识、体育意识、体育锻炼、身体娱乐及欣赏体育赛事能力等方面培养并提高学生的体育水平, 使其在长期学校体育教育影响下, 逐步树立体育意识, 加强体育锻炼, 进而养成体育习惯。在此过程中体育教师也要充分发挥好引导作用, 不断创新、丰富和完善实际体育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结语

总而言之, 在当今社会, 体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体育教育是提高学生身心素质的重要手段, 为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 学校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学生对体育锻炼好处的认知, 培养其终身体育意识, 为其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身心基础, 促进其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然.重视提高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J].科技信息, 2011 (16) :I0241-I0241.

篇4：论库珀对美利坚的民族书写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关于库珀的作品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边疆小说的个别作品研究上，在整合性研究方面尚有拓展的空间。本文从作家的民族国家意识出发，将库珀的创作分为西部边疆小说、海洋小说和寓言小说。通过对作者的各类代表作品进行的梳理和归纳，研究库珀在创作的不同时期对美利坚民族的历史做出相应的文学描述和想象。

库珀作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将文学创作与整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美利坚民族对北美这片热土的渴望与关注。库珀的创作内容涉及美国革命、边疆、海洋和荒野，成功地展现了边疆和海上的既浪漫又现实的生活，象征性地再现和预见了美利坚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拓荒者》中表达的颇为谨慎的乐观主义到《火山口》展现的世界末日图景，库珀记录了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诉求，同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库珀不仅强调地理、经济的重要性，还重视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与海洋的关系更密切，倡导海洋民族主义。1812年战争中海军的胜利及其后迅速的壮大使国家的航海业成为直到内战前的民族身份的同义词。国家的建立必须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以分享共同的经验进而形成“生命共同体”，才构成正式的“民族国家”。而叙事就是指民族的文学或文化生产。民族的观念作为一种文化构成是共和国初期库珀海洋小说的鲜明特征。许多美国作家想通过创造独特的美国文学传统来声称美国的民族身份。虽然库珀并非通过小说塑造民族精神的第一位作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现在小说《间谍》中，使他成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开创者。小说《间谍》描写的是一个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卓越地表现了美国当时民族独立的感情，明确地歌颂了美国独立战争事业。《间谍》所体现的民族国家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当时的背景是国力强盛，民心振奋，年轻的共和国蒸蒸日上，开发西部的热潮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库珀也表明了高尚的动机和崇高的目的如何被伴随社会革命而来的暴力与混乱所扭曲，主要体现为民族矛盾和宗教困扰。

《最后的莫西干人》和《打鹿将》都展现了内部矛盾对民族身份建构带来的威胁。在民族前进的道路上，屠杀令人痛心，但印第安人的宿命似乎是既定的。库珀表现了三种矛盾: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殖民者内部的矛盾——英法战争及印第安各部落之间矛盾。库珀考虑了历史的力量和复杂性，大自然的美被暴力损毁。在《拓荒者》(1823)中，库珀对荒野的描写传达了田园气息，然而在这可爱的画框内活动着一个充满潜在的破坏性变化的人类世界，文明对原始荒野肆意侵扰。库珀对于在荒野中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感到异常兴奋，同时他内心又很矛盾，对于被破坏的自然表达了其生态意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不稳定，民主政体暴露了它的阴暗面，对后来的美国社会结构造成了威胁。这里体现了库珀自身两部分的冲突，即献身文明世界，投入美国进步事业与留恋边疆的昔日田园生活景象之间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边界受到人类及人类的政治野心的突围，直到他们节节败退，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库珀是第一位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印第安人的作家，尽管携带着白人的偏见和优越感，但他对印第安人尊严的肯定，对他们的品德和才能的认可，实属难能可贵。

《打鹿将》中有一段精彩的质疑之声，书中第十一章明哥(休伦)印第安酋长瑞文诺克的一番言辞不啻为一篇驳斥白人教义的檄文:“那么，为什么白脸人自己要用枪炮呢?如果是上帝命令白脸人有人要一件东西，就应该给他两件，那为什么印第安人什么也没有向他们要，他们却要从可怜的印第安人手中夺走双倍的东西呢?白脸人夹着这本书(《圣经》)从太阳升起的方向来，劝导红人读它，可是为什么他们自己倒把圣书里面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呢……”一番话一针见血道出了教义的伪善，虔诚的白人姑娘海蒂一心笃信《圣经》，听罢此言，失声痛哭。单纯的她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圣经解释不了，解决不了。《圣经》是白人的教义，只对白人有益。在此库珀对清教进行了质疑和谴责。在掠夺成性的新英格兰，美国的加尔文教派培育了片面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精神，夸大了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库珀深刻憎恶清教主义虔诚与贪婪的结合导致的极端狂热和残酷。然而，西进的征程势在必行。库珀的作品以历史的视角反映了美国当时的三大问题:清教、西进运动和印第安人。

库珀晚期的小说表现了对共和国未来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悲观展望，具有寓言启示录的意味。《威什顿威什的悲哀》(1829)、《怀恩多特》(1843)和《火山口》(1847)勾画出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转向，主题的笔调越来越阴郁低沉。边疆居留地的美丽河谷变成了死亡与毁灭的荒原。《火山口》中描述居留地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土著和海盗，而是来自内部。当整个岛屿沉入海底时，库珀对祖国的极端愤怒及前途的绝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杰克蒂尔》(1848)笔调阴郁悲观，展现贪婪与暴力为所欲为。《海狮》(1849)表现库珀的混乱感不断增加，具有寓言意义，大自然必须整顿目之所及这个正在失控的世界。《烁林空地》(1848)表现大自然的美与战争的暴力交织，宗教成为最后安慰，暗示了救赎的思想。

贯穿库珀小说的一个主题即民族身份的本质，库珀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他的小说中的400多个鲜明可辨的美国人物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事实上，库珀的小说作为社会产物和历史记录(尽管是间接的)，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探讨和反思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库珀通过小说对民族身份建构进行想象和反思，探讨民族身份的本质，表达对其稳固性和持久性的渴望与担忧，延伸到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篇5：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审美观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顺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这种审美意识在长久的沉淀后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人民的内心, 并世世代代地影响着后人。崇尚并追求自然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观中的重要特点。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中, 自然美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它的产生是在中华民族对自然山水的认知、感悟、体验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一种理想的美学意识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期, 人们追求有自然之趣的真山真水, 返璞归真, 渴望与天地交流融合, 在这种山水文化审美的引领下, 园林艺术与形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2 . 水文化审美萌芽

从生态和环境科学的角度看, 人类和大自然一直处于一种有利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模式, 这种模式下必然会产生使人愉悦的信息流, 进而使人产生更好的精神感应, 我们所说的自然美感便是在这种精神感应下萌发而来的。虽然在先秦乃至更遥远的年代, 我们的先民主要以实用、崇神的观念对待大自然山水, 但是大自然带给人类丰富多彩的感官之美一直默默地影响并触动改变着人类, 从而激发出人们初期的审美意识。

如果非要追溯我国的水文化审美思想萌芽, 应至少在《诗经》年代。《诗经》中有多首用来寄情感与水之美的诗篇。如《卫风·竹竿》中写道:“淇水滺滺, 桧楫松洲。驾言出游, 以写我忧。”描写的就是在碧波荡漾的淇水之上游玩, 被水之美景感染化解了忧愁。除了《诗经》以外, 在《周易》《老子》《论语》《楚辞》等先秦典籍中均能找到一丝蕴涵水之审美意识的信息。而先秦的思想家利用“体象天地”“经纬阴阳”布局理论构建的“一池三山”的山水体系格局, 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萌发了对自然界山水的审美情趣, 只是这种审美观并没有完全独立地显现出来。秦汉时期, 人们已然把山水自然之美作为愉悦耳目的美好之物了。在《淮南子·本经训》中有一段关于园林水景之美的描写:“凿污池之深, 肆畛崖之远;来溪谷之流, 饰曲岸之际;积牒旋石, 以纯修碕, 抑淢怒濑, 以扬激波……龙舟鹢首, 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这大概是最早描写造园理水的文字了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知用水来美化生活环境, 并从园林之水中得到身心愉悦的审美情绪。由此可知中华水文化的审美意识从很早之时便开始了, 只是这种意识形态还不是很成型, 不具备大众普遍性, 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已。

3. 魏晋时期水文化审美意识形成

随着社会文明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魏晋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丰富的填充, 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 加之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特征等因素的共同合力下, 人们对自然山水文化的审美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这一阶段, 人们不仅是把自然界的真山真水当作是栖息繁衍的物质基础, 更是把山水当作一种承载美和寄托情感的载体。这就说明到了魏晋时期, 人们已经形成了自然山水文化的审美意识, 而这种审美意识里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因素, 分开来阐述的话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人类对自身的思考深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成为水文化审美意识形成的内因。汉代末年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与此同时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构架崩盘, 老庄思想顺势回归并且盛行起来, 这便导致了世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放弃了儒家思想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却把追求自我身心愉悦作为奋斗目标。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自然山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时的人们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先秦那种实用为主了, 而是将一种赏玩的心理寄于山水之情, 更多的审美情怀融入其中, 人们开始意识到“芙蓉出水”之美远胜于“错彩镂金”之美。在魏晋人们的眼中, 山能寄情、水能畅神, 水之美已经展现淋漓。特别是当时的文人雅士、名门望族, 他们不再单单追求政治和道德上的成就, 更多人追求的是自身人格的飘逸和洒脱, 而这种情怀正好与大自然山水之情完美结合, 使人甘愿与山水为伴而远离喧嚣繁华的官场仕途, 完全突破了“君子比德”的道德框框。这需要怎样的豁达情怀和人生追求, 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山水文化审美意识的自觉发展。

第二,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的盛行, 为人们对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隐逸情结, 而隐者的归处又都是大山名川之所在, 故隐逸之行为必然会与山水之美结下千丝万缕的情愫。魏晋时期, 战争多发, 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生活乃至生命得不到保障, 为了逃离现实社会, 许多文人志士纷纷归隐山林。在与山同住与水同眠的生活中越来越依恋闲适生活, 流连于大山名川而忘返。“山水有清音” (左思《招隐》其一) , 山水之美, 使这些人的苦闷心理得到慰藉, 无处释放的精神得到了解脱,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大自然山水之中, 寻求山水带来的美的享受。客观地说, 隐逸之风促进了人们对于山水文化审美意识的发展。同时隐逸之士将自己的居所融于自然山水之中, 虽有别与真正的私家园林, 但却是为以后的私家园林发展兴盛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这也是现今我们津津乐道的一种园林类型——文人园的雏形。

第三, 玄学之风盛行, 加之儒、释、道的融合。玄学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突出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显示人的自觉意识, 由此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自然山水文化审美意识及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 作为魏晋时期的显学, 它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艺术、审美也不外乎其中, 崇尚自然之美是魏晋玄学的基本思想。在如此玄风盛行之下, 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它要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满足, 而将这种需求与老庄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 强调“以玄对山水” (孙绰《太尉庾亮碑》) , 即在自然山水中寻求玄学理论之精华, 形成了“山水是道”的新认识。在这种观念下, 自然山水无疑是这种自由的最好的载体, 它意趣无穷且意境深远, 既可清秀灵动又宜浑厚深沉。玄学崇尚自然的学术风气以及魏晋人主体的内在丰富, 激发了当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美的发现, 使得士人们纷纷走向林泉之所, 以达到对玄学的超脱感悟, 这也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山水文化审美价值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四, 感物美学与山水美学交相辉映, 魏晋时期感物美学逐渐走向成熟, 同时该时期也是以“情景”交融为形成根本的“意境”产生的重要时期。何谓感悟美学?简单的解释即为人对外界事物发生的情感上的认知。感物美学注重“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 而“天人合一”也正是感物美学的哲学基础, 在各家各派的理解中, 天人合一有一个相通点, 那就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看成是共生共存的一个整体, 追求平等, 强调感应。正是这样的理念赋予了人与自然万物以充分的自由性, 使审美意识形态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也决定了感物是一种自然、自由式的体验过程。此时的审美观达到了“感物兴情”“托物寓情”高度。感物美学的兴起, 带来的是审美内容的极大丰富, 换句话说就是, 人们对于美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另外在魏晋时期,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是空前的, 从欣赏人格美, 到欣赏自然山水美, 然本质并未改变, 都是满足人们内心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解释此现象:“在魏晋以前, 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 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 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但是到了魏晋时代, 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 追寻山水, 主要为了满足追寻美的要求。”

第五, 独特的山川地理环境和游历山水的体验对魏晋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尤其是江南有着丰富的自然山川景观, 这为自然山水文化审美造就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魏晋时期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喜欢徜徉在山水之间, 将山水胜境作为自己的心灵家园。尤其在永嘉之乱后, 一些本居北方的文人被迫南迁, 大都栖息于江浙一带, 江南秀美的山水缓解了失去原来美好家园的苦闷心情。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能力, 常寄情于山水间, 他们将人与自然视为浑融的世界, 并认为万事万物之间是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这种丰富多彩的自然山水之美, 以及这种真真切切的游历精神, 对魏晋时期山水文化审美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 小结

李文初教授在《中国山水文化》中阐述道:“山水审美意识在我国魏晋南北朝特别是晋朝获得自觉并迅速拓展, 这既是中国人对山水认识审美化的历史必然, 又是当时的文化氛围, 特别是社会政治纲纪的沦丧, 老庄、佛学深入人心, 玄风高畅, 隐逸之风大盛的直接结果。”

“山川之美, 古来共谈”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 对自然山水之美的追求, 是中华民族审美观的重要特征之一。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骨子里依然保留着隐逸基因, 对山水的审美观依然保持着崇尚自然之美和追求自由之美这一传统轨迹, 这些无不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坚实地奠定了华夏民族山水审美意识的基础, 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观念。就题目关注的水文化而言, 魏晋时期人们对水的自然之美认知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也开创了艺术审美的全新领域, 更对后世山水园林的营造起到了引领推动之效。

摘要：水, 是生命之源, 也是文明之源。华夏民族依水而生, 随水而兴, 因水而荣,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和不断的凝练升华, 逐步形成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水文化。魏晋时期作为历史上引人瞩目的阶段, 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加之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 对自然山水文化的审美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而这种审美观对当时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水文化,自然山水,魏晋时期,审美意识

参考文献

[1]靳怀堾.中华文化与水[M],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5.01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0

[3]李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体验性[J], 学术研究, 2014.09

[4]宗菲.魏晋玄学影响下传统园林美学范畴的构建[D], 天津:天津大学, 2013

[5]李奇功.魏晋玄学对山水画形成的影响[D], 保定:河北大学, 2011

篇6：“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统一

从幼年学英语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语中人们的名字是倒着写的——名字在前，姓氏在后。而中国人的习惯则是将姓氏置于名字之前，甚至以传统的取名方式来看，三字姓名应该先是姓氏再是辈分最后是名字。因此当时的我对把“刘洪涛”这么气势磅礴的名字读成“Hongtao Liu”(红桃六)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后来直到我学到了英语书信的格式，了解到老外们就是喜欢把收件人的姓名写在最顶端，之后按由小至大的范围书写格式，才猛然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原来有着如此天壤之别。其实细加琢磨后便不难发现，较之中国文化先大局后细节的思维方式，这正是西方文化“个人主义”的醒目写照。

IndividualismVS. Teamwork

随处可见的辩论。“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基石，从中秉承了大量个人主义的风格，并将其无限扩大，使美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一切从自我出发的观念)的民族之一。这种观念与其从小所受的教育有着一定渊源——美国人从就接受启发性教育，被训练成为拥有属于自己的想法和思维的个人，因此几乎在任何场合，辩论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从夫妻间对一个问题看法不同而引起的辩论(可谓是世界上最莫名且最具学术性的)到国会中的驴象之争，其间都充斥着美国人individualism的本性。放眼世界各国的政府最高会议，也不难发现美国的两院会议也当之无愧是争论最为激烈也最为混乱的——这或许就是美国人所崇尚的民主与自由吧。

民族精神之团队合作。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却将teamwork推崇为其民族的代表精神。虽然这个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词汇是整个西方社会的特色，而今每每说到团队合作，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最看重这一精神的美国公司。美国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便将孩子分成若干个团队，以合作的方式完成某一个任务从而获得学分或奖励，这种教育模式促使美国人在思维中将团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以体育运动为例，中国人多擅长个人运动：乒乓球、羽毛球，即使是排球也只是一个六人合作项目；而看看美国人擅长的运动就不难发现，这些几乎都是团队合作型的集体运动：棒球、橄榄球，而西方人对于足球中的合作观念也明显强于中国球员，这就是他们所谓的teamwork。

精确VS.模糊

精确的食谱。西方人有着精确的观念，美国人也不例外，也许这来源于该国3亿人口中有德国血统的人吧，尽管其并没有德意志民族如此严谨，不过与中国文化相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世人眼中，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可谓是世界民族中的佼佼者，然而中国人的食谱却从未见有美国的食谱那样精确细致——“食盐少许”、“花椒若干”——这些模糊的语言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流传了上千年依然如故，“意会”便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恐怕在食谱上写满“一汤匙”、“半茶匙”、“1/4盎司”字眼的美国人是一辈子都领悟不到这“少许”、“若干”各是多少，而正是面对这些模糊的字眼，美国人更无法感悟到中国人在这每一道菜上所花的功夫。这或许也是油条在唐人街仍能卖出1美元的天价，而Gongbao Chicken(宫保鸡丁)如今仍深受美国人喜爱的秘诀吧。与精确的食谱一样，将一切都量化的美国人在工作生活上的循规蹈矩也都归功于其精确的文化——例如：在进行某项具体操作前，他们会将每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备案、设计各项可以预见的处理过程，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就可照其计划按部就班地执行，最后必定达到预期结果。也许各项高科技成果就是美国人的精确带给世界的福音，所以以后打开美国人的浓缩鸡汤罐头时别忘了看一下说明，那上面一定会告诉你再加入一罐头的水来稀释鸡汤，便可得到最佳美味。

模糊的称谓。如此精确的美国人，有时候却出乎意料的模糊：例如一个“uncle”就涵盖了叔叔、舅舅、伯伯、姑父等等无数关系，也怪不得美国人一般都互称姓名以免混淆。而就语言本身的精确性而言，英语较之法语、德语也相去甚远。例如：英语在其发展过程(尤其是美国成立以来的英语发展历程)中，语法就一直在不断模糊化，这个现象可从“you”这个人称代词的变化上窥见一斑——莎士比亚文学中还曾用到类似德语语法中dich(你，直接宾格)、dir(你，间接宾格)、du(你，主格)、ihr(你们，复数)的thee(你，宾格)、thou(你，主格)、ye(你们，复数)、如今已统统清一色地使用“you”一个词代替，这一切也导致了语言的模糊化进一步加升。

自由VS.限制

议会中的“无稽之谈”。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超脱了英国人的保守、德国人的严谨、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使其成为美国人最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之一。作为一个文化大熔炉，要想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消除这种自由精神恐怕很困难，然而美国人的自由观念有时着实让世界觉得有些莫名和过火。且不说美国人所尊崇的Freedom of Speech中居然还包括焚烧国旗这一项，单说美国政府中所存在的“filibuster”这一特殊角色就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Filibuster直译可称作“阻止议案通过者”，在我们的想像中估计也就是个投反对票的议员，其实不然。美国人所说的filibuster是在议案即将被投票时，因为发现己方没有胜算而充分发挥“言论自由”这一权利的议员。例如，该议员可以申请自己在投票前进行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甚至可以谈论任何话题——从家常谈到人生，从菜谱聊到宪法，从家谱说到历史……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如此无限制地说下去，并通过这种手段使议案的投票受到搁置从而失效。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员会在政府大会上开如此玩笑，这种行为恐怕只能用“儿戏”或“无赖”之类的词来形容，然而在美利坚这块被赋予“自由”的国土上却完全可行——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某议员足足自说自话了1天又18分钟的非官方记录，甚至还有团体作为filibuster、交替演讲了75天的史实，实在骇人听闻！

影片中反映的现实。美国人是否真的完全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一个公民得到过分自由的同时必然会与对其他公民的自由形成威胁，产生矛盾与冲突。《刮痧》(以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探讨文化与传统的继承与进化为主题, 2001年在中国内地公映，由蒋雯丽、梁家辉等人主演。)这部影片便是对这种自由与限制所造成的矛盾的精确刻画。美国人的自由使他们有权利对看不惯的事物进行投诉，甚至可以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行为举止等进行无礼投诉。而这种投诉完全是从自我角度出发的，投诉者通常会认为自己就是执法者，自己就是仲裁者，从而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因此自由之间的碰撞有时反而形成了一种限制，甚至当两者间不平衡时，这种限制可以使人窒息——影片中的父亲因为内疚回到中国，一个人独守晚年；大同(男主角)因为被儿子的医生怀疑自己虐待儿子(大同让自己的父亲给儿子“刮痧”，而在其背上留下似被鞭笞过的痕迹)，而被当地有关政府拒绝与妻儿见面，于是他只好在圣诞节晚上扮成圣诞老人沿着下水道爬上十几层的高楼与妻儿相见；妻子明明知道丈夫没有过错，却只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偷偷与丈夫联系……《刮痧》这部影片是根据发生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圣路易斯市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它无疑是对美国这种自由与限制的矛盾提出的最大挑战和最有力抗争。

矛盾VS.统一

简单地说，熔炉的本质造就了美利坚的矛盾和统一。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矛盾和统一：中华民族通过“以和为贵”的精神协调矛盾；日耳曼民族通过精确严密的思想限制矛盾；而“美利坚民族”则希望通过矛盾来使民众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个动态平衡来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模式。我们不是哲学家，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哪种方式才是最行之有效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要调和其矛盾而达到统一，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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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的提出, 虽然只是晚近以来的事, 但是, 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确是悠远的。自秦汉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其实是到20世纪初才出现的称谓, 而且最初仅仅只指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不妨对其进行拆分开来解读, 即分为“中华”和“民族”这两部分。不难看出,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这一历史事实概念与‘民族’这一现代称谓概念的有机结合。”[1]“中华”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 “中”指“中原”、“中央”或“中国”, 而“华”指“华夏”, 所以“中华”的含义即“中原之华夏族”, 而华夏族就是秦汉以后的汉族。只是在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的内涵才变得更为丰富, 外延也更加宽泛。在近代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以后, 出现了“少数民族”的称谓。现在, 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总称, 是体现出中国各个民族根本利益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 涵盖了中国各个民族在民族整体层面的民族认同。

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特点

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中同时并存的两个特质:‘多元’和‘一体’。因此, 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特点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特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 从凝聚核心来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凝聚其他少数民族的核心汉族。

汉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曙光时期, 即从新时期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 在黄河中游地区业已形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族集团,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 又在四周吸收新的民族成分, 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逐步融合, 至秦汉形成大一统王朝时, 汉族基本形成, 而且学者们一般也认为, 汉族的族名是在其后的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才流行, 且是他族对中原民族的统称。

第二, 从促进民族融合的主次原因来看,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主要原因, 而政治因素是次要因素。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政治上的大民族主义所施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往往加剧被支配民族的民族反抗心里, 加剧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气焰的盛行, 反而拉开民族之间的心里距离。虽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 例如北魏的鲜卑族, 在其入主中原以后曾经用行政手段强行命令他们自己的民族与汉族同化, 从而实现本民族的迅速汉化, 但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往往是最大限度压低汉族的地位从而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不被汉化。但历史一再证明, 这种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因为政治上暂时的优势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和经济上的优势。汉族始终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汉族拥有先进地位的农业经济, 而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占据中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 但主要都是高原、山地和草原, 所以少数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以从事牧业为生, 这与汉族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分属于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历史实践证明, 任何一个周边游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 落入汉族的农业社会中, 终究会主动地融入汉族。

第三, 中华民族由多元成为一体的格局是逐步形成的, 有一个逐级形成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一般来说, 先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分别形成它的初级凝聚中心, 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初级的统一体。例如,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区, 这些文化区后来不断融合形成现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集团的初级统一体。再后来, 长城以外的广大牧区长期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地域, 匈奴作为一个初级统一体与长城以内的汉族曾长期对峙甚至发生战争。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汉族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扩散, 最终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初级统一体。再后来, 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与分合的漫长历史融合过程, 汉族最终形成了最大的发挥凝聚力量的核心。与此同时, 汉族通过不断地戍边屯边以及通商向非汉族地区移民, 在汉族与非汉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民族连结网络, 把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有机地串联起来, 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

结语

费孝通先生指出, 所谓“中华民族”是指包括中国境内所有56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实体, 而不是56个民族机械相加的总称, 因为这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 早已事实上凝聚而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这个最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里, 其所有归属的民族成分都具有“中华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 即“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2]。因此可以说, 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 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事实上, 中国众多民族的多元与一体的辩证运动和不断演进, 贯穿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始终。

参考文献

[1]陈茂荣.中华民族研究述评[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12 (2) .

篇8：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批判意识；历史教学；质疑；批判性思维

历史课程作为一门具有人文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社会课程，对中学生历史批判意识的形成及批判思维具有重要作用。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普遍偏重知识记忆的教学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历史批判意识及思维，而初中时期作为养成德行及思维意识培养的重要发展时期，更是要积极改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历史教学中用不同角度、立场、时代来对历史事件做出批判性思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享受真正的熏陶。

一、思维意识教育的改革

1.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作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历史教学任务之一，它对学生的思维影响是极大的。而在各种能力里面，思维能力占据核心地位。它用逻辑的能力，控制又限制其他的能力，但是又为其他能力的发展做着最基础的运用。所以说批判性思维发展的重要性，若某人可以用发散性的思维去思考事物，这个人成大器的可能性就极高。

拿最常见的生活情节讲，若某人呆板地用记忆去学习，他的成绩也许很优秀，但是人却呆板无趣了些。但是某人若用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时代的眼光去思考事物，他的观点不一定最正确，但是他的能力却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得到了升华。

2.历史批判意识的形成过程

第一，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让学生具备批判意识的前提条件。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有很多让我们有疑问的问题，学生只有不断地对事物产生怀疑，才会沿着这条质疑之路追寻下去，汲取更多的知识，让自身得到提高；同时在获取答案的过程中，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产生了对事物质疑的品质与精神。其次，我们还需要给学生设置带有争辩性的问题，要让学生能够在辩论中支撑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会积极主动地去找更多的史料，在锻炼学生思辨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后我们要激励学生针对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要对历史始终抱有质疑的态度，要打破学生思维的框架，帮助学生的思维得到飞跃。

第二，要让学生体会在一个矛盾的论题上进行抉择，通过对论题的分析培养自己、树立自己批判事物的标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时候会根据我们寻找的标准不同而产生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评价。我们要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懂得多方面地去思考问题，懂得多方面地去取舍。

第三，要从学生的本身出发，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在进行评判性的思维培养时，我们要了解学生的一些基本的想法，要能根据学生的思维设置对应的问题或者思维陷阱。要让学生对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鼓励学生自由探讨。我们在对孩子进行评判性思维的培养时，既要注重孩子的理性逻辑思维的建立，也要注意对孩子感性思维的培养，要让初中生了解人们认识问题受到的情感限制，让学生学会反思，在争论中提升自己的评判能力。

二、批判意识的培养

在传统教学下，教师们普遍偏重知识记忆的教学，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历史批判意识及思维，学生的思维意识会在这种不利于发展的情况下慢慢地被扼杀。而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用创新的思维方式，积极有效地提出和分析问题，而且又有利于巩固学习的发展。这样学生才不会被动盲目地获取知识，而是在逻辑性思维记下所学知识。

历史教学作为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有的历史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争论性。所以我们在历史课堂上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历史教师在重视学生知识的掌握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不但要讲清楚提出问题的答案，还要让学生思考为什么自己的思维不是这样的，使学生在其贫乏的知识领域也积极思考，并且是有价值的思考。

三、例说批判思维的培养

历史课程是一门严肃的课程，它用文字讲述历史过程，用系统的教学方式传播知识，教师的教学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承载着人的方方面面，教师要想方设法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多角度的思考。

例如在讲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课中“九一八事变”的知识时，展示冲突性的史料，让学生判断它的发生是必然还是偶然呢？假设当时的中国像现在一样强大，是否还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呢？日本如今参拜靖国神社，是否有其他意图。

学生A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必然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落后，现在虽然还挑衅，但是不敢再发动大型攻击了。”

学生B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偶然事件，当今日本是不会再侵略中国了。”

学生C说：“日本忌惮中国现今的军事实力，所以不会再发动侵略。”

学生D说：“日本的侵略本性还没有消除，从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来。”

我表扬发言的学生，找到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从教学上看，学生用到平常所学的知识，而且又联系了日常生活的实际，而这种教学就让学生在自己的思维层面思考了。学生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在回答问题。一般而言，教师会出正统的有正确答案的题目来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制约，让他们只局限于一门课程的知识，却与生活脱轨，让他们觉得学习的知识与生活实际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以学生为主体，带动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很好地培养了批判意识的形成和批判思维的发展，也使学生在不断积累知识中促进综合素质的发展。

再如，讲授北师大教材九年级《“解放者”的风采》一课时，为了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历史批判性思维能力，多角度分析问题，我展示了以下两段材料：

材料一：大发现是人类的一大壮举。世界比原先想象的更大，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了撞击，有些当地社会，例如加勒比社会，从此一蹶不振，另一些社会，例如美洲印地安人帝国，换了新主人，而最古老的社会，印度或中国，抵御了撞击。黑奴买卖使黑非洲人口大量减少。

——加亚尔等《欧洲史》

材料二：旧的庆祝欧洲“海外发现”价值的观点，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广泛挑战……（他们认为）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出航美洲，与其说开启欧洲人扩张和征服的英雄历史，不如说是启动了可怕损失的历史。

——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要求学生看完这些材料以后，回答以下问题：

（1）依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概括“海外发现”“启动了可怕损失的历史”有哪些主要表现？

（2）材料一认为“印度或中国，抵御了撞击”，请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你对这一观点的看法。

在这两个问题中，对学生的知识迁移要求是比较高的，能够回忆起本课以前所学的内容，科学准确地组织答案。其中的第二个问题，带有多角度看待问题的要求，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教师可以根据所教授班级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给予提示。若要提示，教师带领学生研读问题，启发学生“印度和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否有抵御？其结果怎样？”这样就化解了问题的难度，启发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准确作答。

培养初中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更多的答案来回答这个世界，让他们的答案在风中飞舞，也让批判性思维的灵活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旋转，大脑也在不停地运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让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人生视角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刘立新.历史教学应提倡批判性思维[J].历史教学，2008（6）.

[2]岳晓东.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培养：西方现代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00（8）.

[3]谢强.论历史教学中批判性阅读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作用[J].考试周刊，2010（47）.

篇9：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

汉民族的发展、旧有民族的演化与新民族的产生共同构成了明代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新格局, 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特点与内涵。

政治上, 明代河西“夹以一线之路, 孤悬两千里, 西控西域, 南隔羌戎, 北遮胡虏”。[1]河西在明王朝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使其地“兵马奔驰, 殆无虚日”。鉴于河西走廊在明代国防战略中的重要性, 明代逐步在此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军管型政区”, [2]并且洪武末年于河西设立甘肃镇, 成为北方九镇之一。明代在河西嘉峪关以东共设置十一卫三所 (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五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千户所、古浪千户所、高台千户所) , 隶属于陕西行都司管辖。[3]明王朝在河西加强国家军事控制的同时, 从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 民族成分比较复杂, 宗教信仰多元的历史现实出发, 因俗而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在嘉峪关以西, 永乐年间先后设置赤斤、沙州两卫, 后沙州卫东迁, 罕东卫一部占据沙州, 于正统年间改设罕东左卫。三卫均为羁縻卫, 以元裔蒙古贵族为首领, 统辖蒙古族、藏族、撒里畏兀儿等民族。对嘉峪关以东的少数民族, 继承元代“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 即在卫所制之下“土流参治, 以流参土, 以土治番”;在河西藏族居住区, 确立土司制度的同时, 也大力扶植藏传佛教势力, 采取“因其习尚, 用僧俗化导”及“多封众建”的政策。明王朝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内, 从少数民族历史、宗教、经济、文化传统多方面出发综合考虑采取了灵活的统治措施。这客观上有利于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的形成和巩固, 促进了本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经济上, 明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打破了过去汉民族以农业经济为主, 少数民族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单调经济结构。由于河西走廊独特的宜农宜牧自然地理条件, 历史上活动于此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 汉族从事农业, 农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需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相互依赖, 而这种正常的互通有无经常受到政治、军事等的干扰, 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交流不畅的情况下生活总是受到威胁。明代河西走廊以嘉峪关为界, 关内关外农牧业生产情况迥然不同。嘉峪关以东, 随着汉民族人口的增加, 农业经济成为河西走廊的主导经济。同时, 在各民族, 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的生产生活中, 少数民族从汉族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明代“河西藏区已经出现了小块农业, 一部分牧民开始向农业过渡, 出现了封建经济的‘地主’”。[4]明代裕固族、回回人的农业化程度更深, “居住在肃州以东50里黄泥堡一带的撒里畏兀儿人和蒙古人, 与汉族杂居, 渐以农业代替了传统的畜牧业。而聚居于甘州南山、肃州以南的撒里畏兀儿、蒙古诸部落, 仍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 在河谷地带也有农业”。[5]少数民族尤其是回回、裕固族等生成于内陆腹地, 受汉民族影响, 从一开始就兼事农、牧两种经济。少数民族发展农业经济有利于其自身内部和少数民族之间生存需要的满足。明代河西走廊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极大推动了各民族的经济发展, 提高了民族的生存力。

文化上, 河西走廊的文化与内地截然不同, 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首先, 由于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的差异性, 生息于此的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有以汉族为代表的农业文化;有以蒙古族、藏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也有兼具农牧文化特征的回回、裕固族。从宗教方面看, 有以汉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有以藏族、蒙古族、裕固族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也有以回回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文化。从国际国内视野看, 有以汉、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 也有以回回、蒙古等民族体现的部分异域文化。另外, 在语言、生活习惯、心理素质等许多方面各民族都异彩纷呈, 表现出鲜明的多元性特点。此外, 由于河西走廊处于农牧业过渡地带, 中西方交通的枢纽, 因此, 各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兼容并包, 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浓烈的混融特点。[6]

民族上, 明代河西走廊虽然时刻面临着北方蒙古等民族的侵扰, 但整体来说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不仅旧有民族平稳发展, 而且在走廊内部诞生了新的民族——回回、裕固族。明代河西走廊的各民族交流更频繁, 碰撞更激烈, 融合更彻底。这一切为平淡呆板的封建社会增添了些许活力。特别是新民族的生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生成的典范, 它们诞生于内陆腹地, 从一开始就吸收周边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 生产上半农半牧或以农业为主, 生活上以定居为主。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渗透, 新生民族回回、裕固族都是在蒙古文化、汉文化、藏文化、撒里畏兀儿文化多种文化交汇的基础上形成的。生存于高压环境下的河西走廊各民族没有了古代民族的张扬, 比较内敛, 温顺, 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 和中央政权能较好的结合。在居住地上, 各民族形成了大分散, 小聚居的稳定格局。明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的形成与稳定, 是千年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这一格局极大增强了各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

明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的形成, 结束了河西走廊历史上民族纷乱更迭、性质单一的历史, 开启了以汉民族为主, 多民族共同开发河西的新篇章, 奠定了我国河西走廊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

明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的形成, 奠定了明清乃至现代该地区的民族格局。[7]纵观河西走廊历史, 汉民族从张骞凿空不断移民河西走廊, 但在明以前屡经消长浮沉, 少数民族人口占优势的时间要长于汉民族。自明代开始, 河西走廊汉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其人口最多, 分布最广。明代以来, 在区域内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中, 汉民族因其博大深厚的历史底蕴、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代河西走廊藏族、回回发展都比较平稳, 裕固族虽然命运多舛, 但“终成正果”。明代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 小聚居的居住环境, 其中藏族、裕固族所形成的居住区至今基本未变。回回民族虽然经历了明末和清代的大动荡, 但在河西仍然有广泛的分布。民族文化上, 在明代中外文化、农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激烈的冲突、适应、融合的基础上所形成了以汉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浅析辛弃疾的农村词

闫建利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辛弃疾存词有600余首, 是宋代词人中存词数量最多的作家, 他的词不仅写作方法变化多端、形式多样, 而且题材丰富, 内容广泛, 包括爱国词、农村词、言情词、咏物词等, 各有各的内容和生命, 其中农村词是其中比有特色的一种, 本文试从内容、特色以及不足等方面对他的农村词进行探讨, 从而对他的这类词有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辛弃疾;农村词;内容;特色

在辛弃疾现存的600多首词中, 农村词有26首, 这些清新纯朴的农村词则更具有一番风貌, 却很少被人们提及, 无非是遗憾之事。他本人并非出生在农家, 出于种种原因, 他在江西信州上饶一带闲居达18年, 在带湖落居, 起名“稼轩”, 并自号稼轩居士。在隐居的开始, 他就写了《踏莎行》赋稼轩, 集经句 (进退存亡, 行藏用舍) , 打算在上饶进行躬耕, 在这里慢慢地称为了种田能手, 为此他写了一首《卜算子》云:“万一朝廷举力田, 舍我其谁也”。

他在两次隐居中, 所写的农村词与慷慨激昂的爱国词风格迥异, 他的农村词是用白描手法写成的, 语言朴实, 风格清丽, 反映了农村的美好, 生活的闲适。

一、五彩缤纷的内容

辛弃疾的农村词, 大都写于他罢官后, 隐居带湖时期, 在这里他才有机会接触到田园生活, 虽然他的农村词数量也不多, 但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具有情趣、意趣的恬淡美, 农民、农村生活成为了他主要的描写对象。他的农村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描写农村人物与风光

辛弃疾透过自然的美, 描写农村人物, 如《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写到:

回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文化、藏族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多元鼎力, 交相辉映的格局。直到现在, 河西走廊的各民族都深受这三大文化的影响。无论从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民族文化等各方面, 明代所形成的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新格局形成过程中, 明政府“因俗而治”的政治、经济、宗教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为后世历代政府治理河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河西走廊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明代在河西走廊的施政上, 首先把各民族纳入了统一的卫所行政统治体系中, 同时利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卫所中担任职衔, 实行卫所土司制“以土治土”。土司制度的实质并非羁縻, 而是在保证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 “以夷制夷”。经济上, 由于河西走廊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多样性, 有绿州、沙漠、戈壁, 因而发育了农业、牧业、农牧并举和商业等多样的经济, 明王朝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施行了不同的措施,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设立了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等管理机构, 采取了茶马贸易、贡赐、互市等经济手段。这些经济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河西走廊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王朝统治者欲使宗教帮助民族“去心之邪念, 以归正道”, 所以对宗教采取了重视、宽容的政策。儒家礼教作为明代官方意识, 自不用说, 其凭借其人口优势和政治优势, 成为河西走廊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藏传佛教, 明政府放弃了放弃了元代唯萨迦派独尊的政策, 支持藏传佛教各派, “多封众建”;明代伊斯兰教虽然没有像藏传佛教一样优厚的待遇, 但也没有禁绝, 恰恰使外来的伊斯兰教通过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教经典汉文注译等活动更积极主动地和儒家主流文化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亡赖, 溪头卧剥莲蓬。1

此首词是一首典型的农村词, 所写的是农民的生活状况, 词的上片先写景后写到人, 景色美好却有人的声音, 给人一种惊讶的感觉, 但当发现是老两口喝醉酒在那里谈笑, 才松了一口气, 词的下片写了三个儿子的各自活动, 充满乐趣, 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淳朴和谐, 可歌可颂。

又如描写农村风光的《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

一川明月疏星, 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 门前稚子啼声。2

农村夜里的景色寂静美丽, 溪山沐浴在疏星明月中, 浣纱妇人归来的身影, 门前稚子的啼哭声, 遇到陌生人羞怯的样子, 充分表现了农村的纯朴。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分析。

(二) 描写农村生活, 风俗人情

辛弃疾在词中用简单的笔墨, 勾勒出了独具趣味的农村生活情景。

例如, 他在《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中描写到了这样的农村嫁娶情形:

松冈避暑, 茅檐避雨, 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听飞泉, 又却是前回醒处。3

词的上片写的极其悠闲, 而下片却又极其忙碌, 反衬了婚嫁的盛大场面, 他在路上目睹了“东家娶妇, 西家归女”这一农村嫁娶场景, 这一天灯火通明, 到处一片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走进村里, 闻到了稻田成熟的香气, 呈现出了一番丰收的景象。再如《鹧鸪天》游鹅湖, 醉书酒家壁:

春人平原荠菜花, 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耐, 晚日青帘酒易赊。闲意态, 细生涯, 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 去

糅合, 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总之, 明代统治者较好地从河西走廊的实际出发, 因时因地因俗而制,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天我们国家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不能说没有受明代治理河西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