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生论文

文学研究生论文（通用6篇）

篇1：文学研究生论文

文艺学

周远斌，男，1969年11月生，文学博士，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文学评论》（3篇）、《光明日报》（6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篇）、《文史哲》、《齐鲁学刊》、《云梦学刊》、《杜甫研究学刊》、《阴山学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沈阳师范大学学报》、《延边大学学报》、《聊城大学学报》、《理论研究》、《蒲松龄研究》、《北方论丛》、《南都学坛》、《重庆社会科学》、《上海文学》、《文论报》、《作家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观点摘要；出版《论语校释辨正》、《红楼梦人物百家言——薛宝钗》、《儒家伦理与〈春秋〉叙事》等专著11部；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项目、省部级项目5项；获省社科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各1项，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

徐良，男，1963年生，1985年—198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美学专业硕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青岛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历年来在《美学》、《艺术界》、《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辑刊》等国内各类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20多项学术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等重要文献二次转载，十多次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重要著作有《20世纪西方美学精神》，合著《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企业美学纲要》等。重要研究课题有《西方美学的后现代转折》、《荒诞派戏剧的美学精神》，近年来转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主要课题有《中国哲学美学》、《中国美学与现代文化》等。主要开设课程有“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等。

张伟，女，1961年12月生，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致力于文艺理论研究，中西蓝领文化研究以及视像时代的美学研究，承担国家教育部项目。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当代文化，主要科研成果：专著《走向现实的美学——巴黎手稿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西蓝领文化》，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2005 12-2008 12（05JA720013），论文（1）“对马克思美学劳动范畴的新审视”《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3期 人大复印资料《美学》 2002年10期全文转载（2）“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方蓝领文化”《东方论坛》2002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 2003年4期 全文转载（3）“反全球化与詹姆逊的左翼美学”《学习与探索》2004年6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5年2期全文转载（4）“社会转型与中国的蓝领文学”《学海》2008年5期。

赵建章，1969年1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副教授，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文论。科研成果：《王国维的美的本质观》，烟台大学学报；《论方苞的义法说》，常德师范学院学报；《以文论诗――方东树诗学的理论特征》，中文学刊；《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诗论化》，中文自学指导；《古代文论教学刍议》，载《新型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诗品鲍照条看钟嵘的审美理想》，载《文艺学与美学的整合研究和多元推进》，《姚鼐以妙悟论文》，文学前沿《后期桐城派的文道观》，时代文学；《古诗名家诵读本杜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孙顺华，1980—198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87 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及青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持或参与教育部、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多项，出版《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广告史》等著作多部，在《文史哲》、《孔子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种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及SCD源期刊引用。获山东省教委、青岛市科研二等奖多项。主要讲授中华文化与传播、中国文化史、中外广告史等课程。

孙盛涛，1966年生，山东牟平人，文学博士，2006年晋升教授。现任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青岛市第六届兼职督学。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美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文被《最新西方文论选》收录或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参编《美育学》《美学概论》等教材4部。获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科研奖项。获青岛大学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

汉语言文字学

戚晓杰，女，山东威海人，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语法修辞。已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语言科学》《语言文字应用》《古汉语研究》《汉语学习》《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澳门语言学刊》等国内外有影响的语言学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论文为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出版著作数部，多次获得青岛市、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朱葆华，男，1963年出生，山东昌邑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和书法，现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文字学方向和汉字与书法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出版著作多部，论文30多篇。尤其在汉字书体演变史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史冠新，男，1963年出生。汉语言文字学方向博士，青岛大学汉语言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现代汉语语法。主要科研成果：1986 临淄话单音形容词的重叠用法，中国语文； 1989 语气词“吧”，中国语文；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2001 方言语法调查手册；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临淄方言语气词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06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对外汉语句式教学研究；感受中国；2008 现代汉语语气词界说。专著多项，获奖众多。

窦秀艳 女，吉林白城人，蒙古族。1988至199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工作。2000至2003年，在山东大学古籍所（现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师从冯浩菲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2005至2006年，在韩国国立庆尚大学讲学。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汉语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雅学研究等课程。学术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文献学、传统文化。承担国家、省市社科项目十余项，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雅学史》《青岛历代著述考》《雅学文献学研究》《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四部，获得省市社科奖多项。

周翠英，女，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至今在青岛大学师范学

院和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与文化、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师范学院语文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青岛市语言学学会理事。曾任青岛大学--韩国世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持及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校级、省级教学成果奖2项，发表论文20多篇。

于建松，男，1968年出生，山东即墨人。2003年6月于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6月于苏州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在各类刊物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承担各类社科项目，获的省级市级多项奖励。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中国古代文学

刘怀荣，男，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青岛大学特聘教授、二级岗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文学院院长，山东省强化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高等学校首届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汉语言文学教指委委员，山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讲“唐诗宋词专题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唐诗研究”、“中国神话与诗歌研究”等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中国诗歌与诗学、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等。主持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2门、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个、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立项重点项目1项。首位获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各1项，5次获山东省优秀学士、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教育部项目4 项、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1 项、山东省教学研究项目2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各1 项。已出版《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学术著作20余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有40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重要文摘刊物转载。上述成果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三等奖（第三）、全国优秀

社科普及作品奖及其它奖励多项。

王凯，1957年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诗学，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代表性学术著作有《逍遥游—庄子美学的现代阐释》、《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等。在《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先秦道家的诗性智慧》，参与国家、省部、大学科研和教研项目多项。

范嘉晨，男，1961年生，吉林人。199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9-2004年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明清文学方向）。曾荣获首届青岛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及青岛大学“师德标兵”、“青岛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青岛大学优秀教师”等称号。主要著述有《元杂剧包公戏评注》、《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国文读本》及《红楼梦》和《金瓶梅》等研究论文多篇。其中《元杂剧包公戏评注》获得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红楼梦导读》、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金瓶梅导读》等，并多次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研究成果奖。主要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课《中国小说史专题》和选修课《红楼梦研究》；现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研究特点是侧重从文化、历史和哲学等方面对作品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品的文化精神、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对人性、人生、个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同时注重作品现代性的阐发。社会兼职：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青岛市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海燕，女，1967年出生，2000年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近年来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科研论文三十余篇，主编、参编教材数部，出版《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唐诗宋词名家名篇导读》等多篇专著；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等，参与国家、省、市和校级科研和教学项目多项 ；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类二等奖、山东省科普一等奖等多项奖励。2004年被评为青岛大学优秀教师。

赵伟，男，1993年－199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2000年，在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2000年－2001年，在天津社会科学编辑部工作。2001年－2004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工作，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明代文学、宗教与中国思想史。科研方面，已出版《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陆九渊门人》等4部专著。在《文学遗产》、《南开学报》、《宗教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天津社会科学》、台湾《普门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臻与佛教》等论文20余篇。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与明代文学研究”，2008年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思想研究”，2013年主持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崂山宗教研究”，2009年主持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0年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第二位），2010年参加撰写教育部重点项目《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获奖方面，《陆九渊门人》2010年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2011年分获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山东省教育厅人文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获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2013年获青岛市社科二等奖，《心海禅舟—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2013年获得山东省社科三等奖。教学方面承担“道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硕士研究生课程。

王今晖，男，1969年出生，黑龙江人，1988年—1995年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200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从张可礼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博士学位。2006-2008年以交换教授身份，赴韩国国立庆尚大学校中文系执教，为该系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汉魏诗歌研究》、《六朝诗歌研究》、《诗品研究》等课程，并多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现为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大韩中国学会会员，青岛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文化与文学、汉魏六朝诗学与诗歌、韩国汉诗等领域的研究。科研方面，出版《魏晋五言诗研究》、《青岛高等教育史》等学术著作2部，在《中国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东方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项，主持山东省教育厅教学研究项目1项、青岛大学社科项目1项，主持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2项。著作《魏晋五言诗研究》，获2011年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青岛高等教育史》，获2009年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实践”，获青岛大学研究生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要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汉魏六朝诗歌研究》课程。本人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有7人毕业，其中5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

宫泉久，男，文学博士，教授。1990年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军工报》社工作，2000年转到青岛新闻出版局，曾分别担任主编、总编助理等职务。2001年调入青岛大学工作。发表新闻作品100余万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各类新闻奖20余项。出版《清初山左诗歌研究》、《盛世变徵－清代诗人赵执信研究》、《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崂山诗词精选评注》等著作，获山东省第二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岛市第二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明清文学。

杨宝春，男，1965年生，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主要担任研究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元明清戏剧专题、中国戏剧史专题、审美体验文化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出版《琵琶记的场上演变》等著作，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参与了省、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获得第五届王国维戏曲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戏剧史论、文化生态学等。

翟景运，男，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教学科研。出版著作两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承担国家、省部级、市厅级科研课题四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两项，市厅级科研奖励三项。主讲本科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研究》、《中国古文名篇导读》、《中国文学经典》等，主讲研究生课程《骈文散文专题研究》。

陈龙，男，汉族，1976年出生于山西忻州。2009年6月毕业于西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佛教与文学，先后主讲《中国文学史》、《宗教与中古文学》、《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项，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项，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项目1项，学院专题研究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1项。现为青岛大学校外导师。

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

姜振昌，青岛大学一层次特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山东省高校十佳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名师。兼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联、文联委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经典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杂文史论》等6部，编著、参著4部。独立承担、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7项，其中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等2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新华文摘》转载6篇）。独立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17次，其中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另有两项成果分别于2006年、2009年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研究方向：一是“鲁迅与中国新文学”，旨在系统梳理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及深层内涵；二是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周海波，1958年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山东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参加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现代传媒与1920年代文学生态》等。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传媒时代的文学》等十余部，在《文学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先后获得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魏韶华，1963年生，文学博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副院长，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强化建设基地“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国学学会副会长、青岛市老舍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子课题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社科重点研究基金项目1项、市厅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多项。与人合作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多项。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学术著作5部。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其它省部级优秀科研奖3项，市厅级优秀科研奖10项。

李玉明，1961年11月出生，青岛大学特聘教授，兼任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鲁迅研究、《野草》研究等课程；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拷问灵魂》、《嬗变与建构》、《<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等3部，主编著作1部，撰写、参编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等各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报刊全文转载、摘要；多部（篇）论著获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2项；主持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2项；主持、参与省级、校级教学改革和研究课题3项。

黄乔生，男，1964年1月生。文学硕士。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研究馆员。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著有《周氏三兄弟》、《西方文化及现代中国妇女观》、《鲁迅与胡风》等多部著作和学术论文论文十多篇。

姜异新，女，1972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编辑，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曾获第4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著有《走读胡适》、《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等著作。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胡适及五四新文化研究。

王金胜，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1.中国当代文学思潮；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在《文艺研究》、《新华文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著有《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等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和省社科项目3项。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就3项。

贾丽萍，女，1976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在《天津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小说评论》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末叶的中国小说》一部、参著多部。独立承担山东省教育厅科研课题一项、参与省市研究课题多项。曾获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项。

佘小杰，女，1967年出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个人专著《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1部、参著著作和教材多部。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被人大中文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曾获得青岛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与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各1项。

韩琛，1973年生，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与华语电影。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主持山东省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获得山东省艺术科学成果奖、青岛市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山东省教育厅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

刘新，1968年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青岛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多年从事一线教学和高校管理工作，主要致力于青岛文化（文学）和民俗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主持并承担多项管理性研究项目，参与山东省及青岛市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出版专著《时尚青岛》、主编并撰写青岛旅游文化丛书一套。

任银睦，男，1965年生，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员，现任青岛史志办副主任，兼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文化（文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侯传文，生于1959年1月，文学博士，教授,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等。长期从事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研究、印度文学与佛教文学、比较诗学等。出版了《 东方文化通论》、《佛经的文学性解读》、《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泰戈尔诗选导读》、《佛教文学的开拓者——马鸣大师传》等学术专著。在《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当代亚太》、《南亚研究》、《东方丛刊》 等核心期刊和重要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 余篇。

陈秋红，1960年9月生于青岛。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在读。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美小说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1998年赴日本讲学一年，2001年赴美国讲学一年，2003年冬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短期讲学。1997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人文杂志》、《东方论坛》等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5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或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要。参加撰写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外国文学史新编》和《20世纪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等教材多部。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山东省教委的社科基金项目《亨利?詹姆斯研究》和青岛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迁徙及其张力：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文化批评》。

隋旭升，1968年4月生，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参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东方论坛》等杂志发表过《<黑暗的心脏>中库尔兹和马洛的象征意蕴》、《解放者的命运——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面》、《历史的回眸与反思》、《浅议语音中心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东方论坛》），《反恐，一个新的阅读视角》等论文。

刘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75年5月生于山东沂水。1992年至1999年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99年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到青岛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2002年至2006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并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任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客座助理教授。先后获得校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专著《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当代文坛》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论文《关于新月书店经理更替的史实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6）获青岛市第22次社科优秀成果奖。

篇2：文学研究生论文

经济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教学--读《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 者：傅书华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篇3：中国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联系研究

文学思潮是在某一特定时期, 文学家个体和群体, 通过对文学的本质和价值等文学问题的思考, 而形成的对社会文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文学创作潮流。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是在我国本土化的环境下, 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的特征,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潮。中国文学思潮以运动为主流形式, 通过对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方法风格的融合, 影响着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文学创作是作家意识形态的体现, 反映着作家的人生审美观和社会批判观。文学思潮是一种文学现象, 并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等实践行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 文学创作的特点有深刻的反映着文学思潮的印记。

1、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国内学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指五四以后中国各种文学事实中出现的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倾向。这一观点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定义较为宽泛。另一种较为狭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指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坛出现的各种有特色、有一定影响的文学主张。本文更赞同第一种观点,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指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 中国文学的理论形态, 或创作形态中出现的、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独特特点主要体现为:1、它是建立在崭新的历史 (即人的发现) 与逻辑基点 (即人的意识) 上的文化思潮;2、它直接接受了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但同时又由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体现着复杂的“民族化”特征;3、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社会化特征。

2、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主流的文学思潮主要是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 中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1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起点, 它立足于人的发现, 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启发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创作方面。如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的主题就是批判怯弱、麻木和自私的国民劣根性, 试图改造国民性和激发民众的觉醒。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下, 文学创作的主要是进行政治性的启蒙宣传, 呼吁人的觉醒, 深刻地体现着时代的特征。

2.2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观察生活角度方面,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哲学基础是泛神论和生命哲学, 因此文学创作将人作为生命现象, 体现着创造社同人的文学创作倾向, 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文学创作基调上, 浪漫主义文学强调等生死、乐观、纳四海于文中, 上天入地, 无往不利的豁达和自热流露情感的感性情调等。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是:突出主观、个人与自然, 我行我素, 满蓄生命意识, 向外, 敢于反叛一切束缚生命的规范和条条框框, 注重“情与爱”的宣泄。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前进。

2.3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强调披露真实, 戳穿伪饰现状、批判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 强调通过典型来完整地揭示出人物性格、世界观和命运。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起源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体现着以“人生”为本位的特点。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表现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注目现实, 立足现实, 摈弃理想化的现象, 反对不切实际, 表现着强烈的现实人生意识;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 体现着浓厚的文化意识;同时与广大民众相联系, 具有明显的大众意识, 强调“人生”是最广大民众的人生, 文学创作也应当反映具有普遍性的大众的人生, 如《阿Q正传》反映的愚昧人生、《故乡》反映孩子的理想人生;现实主义揭示着社会最黑暗的现实, 呈现着鲜明的悲剧色彩, 体现着时代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如《药》、《孔乙己》等。在文学创作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强调客观地描述社会中的人物和事件, 力求把现实社会中的普普通通的人物真实的描绘出来, 体现其真实性的创作意识。在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上,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要求对客观情况进行客观具体的描述、对细节进行细腻的表达, 语言尽量朴素真实。

结论

文学思潮是一种社会文学现象, 深刻地影响着反映作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 而在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的背景下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有进一步推动着文学思潮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相互促进和推动中不断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杨永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流变[J].作家杂志, 2013 (02)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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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锦贻.文学思潮与儿童文学创作[J].固原师专学报, 1995 (3) :12-19.

篇4：文学的纯文学研究

新批评是伴随英美现代主义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一同诞生的，是在为证明它们的价值和存在理由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的。后来被认为属于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最初并没有既定的理论设想，更不曾设想创建新的理论体系。是新文学和新诗的特定性质，使他们走到一起，使他们的批评实践实际形成了一个流派。因为新文学和新诗所表达的艰深的现代意识，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晦涩、怪异，最初不仅使广大读者而且使多数文学家不知所措。为了解说这些作品的意义，不得不象敲开一个个的硬核桃一样，敲开这些坚硬的形式外壳以探究它们的内蕴。由是逐渐形成一种深入作品“本文”，以“细读”为特征的实用批评方法。这种批评不得不偏重对形式的分析和研究，但却不是形式主义的批评。新文学和新诗实际上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不通过“翻译”就无法读懂的符号系统。新批评的“细读法”不过是新形式的“翻译法”。在前期新批评派那里，这种“翻译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对形式的“翻译”最终是为了译解出这些形式所承载的感受和哲理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们也确实做了出色的译解，使最初被认为不可理喻的现代派代表作品逐渐被公认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同时，他们的批评实践又逐渐积累了一系列全新的形式分析方法。其中一些人对其中某些方法做了较系统的归纳和较深入的探索，另一些人还在三十——四十年代试图为他们的批评构建理论基础，但都未能构成体系。新批评派，应当说，主要是具体“批评”^①。

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则不同。它们与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多受到现代哲学的影响或直接从现代哲学派生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现代批评的史前萌芽(这“萌芽”只萌生在欧洲)在现代意识影响下的蜕变和进化。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构建体系的自觉意识。俄国人为自己选定的道路和目标十分明确：到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手法中寻找构成文学“本体”的东西，从而使“文学学”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他们从一般地提炼形式“要素”开始，逐步引出“功能”、“系统”，并最终在实际上引出了“结构”这个概念，虽然他们不常使用这个字眼。由于非系统思维方法的限制，他们十分艰难地走过了对于系统论来讲是常识性的这几个阶段。同时由于他们为自己选定的实质是一条从“研究”入手构建“诗学”的“上行”道路，与批评实践愈益密不可分而与语言学逐渐疏远，这几个阶段在他们那里都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内涵。三十年代，由于纯粹外部的原因，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上行”途中猝然天折。捷克结构主义成为它的直系后裔，但却是从其早期语言学立场对其全部成就加以改造和承袭的后裔。这种把“诗学”看作语言学一个分支的基本思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构主义后来那种雄视一代人之久的辉煌发展最终只能走上日益狭窄的英雄末路。而俄国形式主义各种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却为后世众多的批评流派享用着，至今仍未开采殆尽。

从更大范围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以及德法等国其它流派的现代批评，都属于年轻的“文学学”家族的子弟。而那个更有尊严的古老家族的后裔们，各现代哲学流派，也都提出了各自对艺术及文学的现代看法，这两大家族的力量共同汇成力图使“文学学”成为科学的现代努力。这股“历史流”，现代批评的主流，在四十年代，在美国，“流”到了雷纳·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的面前。

四十年代，或说大战结束后的十年，是二十世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过渡时期。在文学和批评方面也如是。一个充满大人物和富于创造性的时代结束了。前期现代主义文学及批评已经不复具有无可争辩的文坛霸主地位。其时的美国，正在形成现代文学新的“法－美轴心”，俟后又变为“美－法轴心”。其时其地的沃伦和韦勒克，两位专攻过“思想史”的学者，一位是成熟、敏锐的新批评派的批评家，另一位，在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南下、捷克结构主义风华正茂时求学于布拉格，在现代批评日趋繁荣时活跃于欧美两大陆之间，而当新批评派正式在美国文坛登基加冕时来到美国定居，就其经历、所受教育和所拥有的学识而言，可以不夸张地称作跨越欧美两大陆的学人。

《文学理论》一书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地点、人选，以及这两位杰出人选的全部经验、学识和思辨能力结合的产物。三十余年来，它的影响遍及各主要文学国度。它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入门指南”的声誉至今没受到动摇。但究其根本，它不过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或译外在，外围)研究和内部(或译内在)研究；宣称“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literarystudyshouldbespecificallylitera－ry)，宣称只有这种内部研究才是“文学的研究”；并试图把诗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统一为一个内部研究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结构”的假说。构成这一体系的理论框架是扩充了的波兰哲学家英格丹现象学美学的“层面说”。填充在各个层面中的内容则主要来自新批评派，部分来自俄国人及其它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刻薄的人或许会说，这一体系不过是一种“拼凑”。以他人思想为思想的“宽容”的世人们已经崇奉了它三十多年，虽然不无非议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则认为其中有功，有过，有是，是非，而且功过是非都不在其小。

严格地讲，它不是一部新批评派的著作。它的主要思想并非来自新批评派。它的多数章节而且是主要章节的著者韦勒克并非新批评派中人。韦勒克主要师承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格丹，而非艾略特和瑞恰兹。它是以俄国人和英格丹的遗产为纲领，兼带地把前期新批评派成就的一半，形式研究方法的这一半，从它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尊重“价值”的传统中割裂出来，收容到自己的书里去。这种割裂其实是阉割。它使新批评派对形式的实用批评蜕变为形式主义的批评。但它仍然被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公认为新批评派最权威的理论著作。因为尽管是“兼带地收容”，是“阉割”，它仍然完成了任何一个新批评派成员不曾完成的历史使命：把新批评的思想上升到“诗学”高度予以总结。它与布鲁克斯和另一位沃伦合著的《怎样读诗》等四十年代的著作一起，使新批评在美国“制度化”并“固化”了。《怎样读诗》是更纯粹的新批评论著，是前期新批评派的自我总结。但正因为是自我总结，它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诗学”高度。使后世几代美国文学研究者和后期新批评派上升到真正“诗学”高度的历史功绩，无疑应当归于《文学理论》一书，尽管这种“诗学”是形式主义的并且是固化的。

它绕开捷克结构主义，把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更确切地说，是把其中的列宁格勒路线引到英格丹那里，绝非偶然。和莫斯科小组不同，列宁格勒小组^②从一开始就不曾持有严格的语言学观点，而且很快就远离语言学，转到形式主义或者审美批评的路线上。有关“功能”、“系统”、“结构”，以及更细致的有关诗歌和叙述学各个结构要素，诸如“韵律系列”、“意义系列”、“故事”、“情节”、“母题”等等的研究，主要都出自列宁格勒小组的什克洛夫斯基、艾辛鲍姆、蒂尼亚诺夫等人。不仅就本质而且就实际成就而言，列宁格勒路线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主流。而英格丹那种把“价值”与“结构”相割裂，只就“纯结构”研究“结构”的现象学观点，在批评实践中必定显得远离文学实际，在抽象的“诗学”高度却实际是一种“纯文学”观点。已经被英格丹自己的批评实践证明无法再向前推进的“层面说”，恰正可以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具体研究相互补充。当然，更丰富的补充材料还可以来自新批评派。韦勒克不知是出于敏锐的直觉还是慎密的思辨，把它们结合到一起，构成所谓“内部研究”体系或说模式。如果说这是“拼凑”，那这是在对前人成就正确筛选之后的“拼凑”，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何况它在“拼凑”之上还有所创造。如果说存在一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结构主义路线，就应当说还存在一条从列宁格勒小组和英格丹到韦勒克的形式主义批评路线。把俄国人和英格丹介绍给英语世界从而介绍给全世界，从国际范围对前期现代批评加以总结，在捷克结构主义的发展趋势之外，在法国结构主义诞生之前，建立一个对文学“结构”进行文学研究的体系，是《文学理论》一书不可磨灭的另一历史功绩，而且至今仍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当现象学和符号学刚刚兴起，现代批评刚刚起步的时候，确认文学“本体”是一种“结构”，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而在结构主义已于七十年代“自行消亡”，系统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方法论的今天，认为哪一种事物不可以从“本体”上看作一种“结构”，将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表现。在今天，对于任何学科，一般地谈论“结构”，对于文学艺术，一般地谈论“审美结构”及“符号结构”，已经没有意义。需要讨论的是“结构”的特性及具体形态。它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有关文学“结构”的讨论必须解决，它怎样决定诗成为诗，小说成为小说，文学成为文学的。结构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认为万事万物都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形态，自认为发现了这个形态，把这唯一的结构形态套用到一切事物和一切作品头上。结构主义批评于是不可能不以演绎结构主义理论为目的，而不是以探索文学“结构”的具体形态即文学“本体”的具体规定为目的。(所以在它们“自行消亡”之前，早就使人腻烦了。)形式主义批评的价值在于它是具体的审美批评。从俄国人寻找文学的“文学性”到《文学理论》一书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或“本体论地位”问题的探索，他们一直努力于从文学“形式”中确定文学“结构”的具体形态。《文学理论》的价值还在于它明确确认了“形式”对审美批评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沃伦表述得十分出色：“形式”即“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该作品成为文学。”并且，与俄国人不同，韦勒克和沃伦只是把“内容对形式”的传统二分法排除在审美批评之外，并不把“内容和形式”这对概念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同时又提出“材料”和“结构”这对概念，把一切与审美无关的因素综合称作“材料”，把一切与审美有关的因素综合称作“结构”。但他们没能很好地解决两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沃伦说，“在审美批评范围内……不应该把文学作品划分为‘形式—内容’两部分，而应该首先想到素材，然后是‘形式’，是‘形式’把它的‘素材’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韦勒克说结构“包括了原先的内容和形式中依审美目的组织起来的部分”。“原先的内容”应当即指“材料”(素材)，否则就与韦勒克自己所做关于“材料”和“结构”的界说相矛盾。那么，这种(按沃伦说法)被“形式”即“结构”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素材”是否还是“素材”？显然不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什么都不是。他们都谈“价值”。韦勒克说价值即艺术价值；说价值“固存于结构之上或之中”；又说价值、符号、结构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沃伦谈审美价值。他说，“对诗③的评价，就是任何有能力的鉴赏者对结构性地呈现于诗中的审美价值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经验和认识。”“审美价值”比较好说，姑且可以认为只是形式—结构的价值。韦勒克所说价值、艺术价值^④呢？既然说它“固存于结构之上或之中”，与符号、结构不可分，显然不是结构本身的价值，否则就没有说的必要。那是谁的价值呢？很显然，由于两位著者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样一点认识：“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specifically)文学的”，立足极端审美、极端形式主义立场，他们害怕谈“内容”，害怕“内容”。或者说，是由于害怕“内容”使他们的审美批评走到了极端形式主义。而且韦勒克关于“材料”与“结构”的定义也根本站不住脚。不可能有任何作品哪怕是极差的作品与审美无关。按照他的定义，“材料”就不可能是“作品”中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材料”即通常所说创作准备阶段的“素材”，他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在侮辱他。在这里，他是把事物的客观存在和我们对事物的主观分析相混淆了，把语态的主、被动相混淆了。

是否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表述：从审美批评角度来看，应当把原先从非审美批评角度所说的“内容”称作“材料”；被“形式”即“结构”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材料”即“内容”。“作品”仍旧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只是这种“内容”是被审美地组织起来的，具有审美性质和审美目的的“内容”。

其中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作为“自在”的客体或“被接受”的客体，都不可能是“非审美”的。人们只是可能从非审美的角度将它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研究它。人们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研究作品的“形式”。在现代批评存在之前，人类已经这样研究了两千多年。而且在现代批评之外，人们还在这样研究它们。

“形式”即“结构”把“材料”审美地组织起来，使没有审美品性的“材料”成为具有审美品性的“内容”。“形式”是组织者，同时还是承载物。“材料”—“内容”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则是被组织者，是载体。承载物是手段，载体是目的。目的不可能离手段而成为实在的存在(即非抽象思维中的存在)，内容不可能离形式而实在地存在。而且，使内容具有审美品性，成为文学作品中“内容”的，是“形式”。正如韦勒克所引博厄斯的观点，“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使诗歌所讲的意思成为诗歌的，是诗的形式。使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的，是文学的形式。所以“形式”是文学的“本体”。但必须强调，只是文学的“文学本体”。反过来，手段，承载物，却可以离目的和载体而实在地存在。这就象空车运转，可以以试验自己的性能为目的。从上世纪末的“为艺术而艺术”到本世纪各种极端实验派文学，诸如“元小说”(mata－fiction)以及后现代主义某些作品的全部价值和局限性即尽在于此。

《文学理论》的价值当然还在于它十分具体地确立了文学的“形式—结构”形态，同时为这种“形式—结构”研究建立了一个体系或说模式。把英格丹的“四层面”扩充为八层，在第一版中还是九层，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思想。它实质规划了一条从费希纳以来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的“由下而上”地建立艺术哲学—美学的具体道路。这个思想包含在“内部研究”体系之中，却可能是两位著者始料不及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是“纯(绝对)文学的”，把文学理论与艺术哲学一美学截然分开。否则他们不会在第二版中把“第九层”即原来的最后一章“研究院的研究”删掉。那应当是文学研究“上行”的最后一级，与艺术哲学一美学直接衔接的那一级。(顺便说一下，文学理论，“文学学”，必须与艺术哲学—美学相对分开，但必须是在解决哲学—美学基础的前提下。由于持有“绝对”文学的观点，又缺乏坚实的哲学—美学基础，该书从整体来看，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或说思辨深度。所以只能是“入门指南”。)同时，把诗学、批评、研究(scholarship或research)和文学史统一为一个“内部研究(study)”体系的这种尝试固然应当肯定，但目前的统一方式却存在一个严重欠缺。狭义的诗，小说，及其它文学体系的关系首先是平行的。对它们的研究都应从“声音层面”开始(当然“声音”在诗中的意义远远大于在小说中的意义)，最终达到“学院式研究”。韦勒克与沃伦的思维结构还是“线性”的，与黑格尔没有什么区别，而事物之间的关系却是“网络”式的。

文学除去“文学本体”，还有别的“本体”吗？有。量子论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物依赖于观察者选用什么事物即什么“参照系”去测量。球本来是圆的，可以从无数角度切成结构主义所说的“两项对立”。批评家的“本体”可以看作艺术直觉和哲理思辨两项对立。教授的“本体”可以看作满腹经纶和表达能力两项对立。一个既是批评家又是教授的人，恐怕至少还应是儿子、丈夫、父亲，还可能是运动员、牌手、社会活动家、司机，在美国还应是纳税人，而且很可能是情人。一个“讷讷如不能言”的批评家假如对自己这一方面的“本体”有所认识，就不会接受任何大学的聘书。一个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爱情游戏和家庭职责之间保持平衡的人就不会贸贸然去当情人。一个社会的人是他所扮演的无数社会“角色”的总和。一个球体是无数个“两项对立”的总和。量子论不是对实在论的否定而是对实在论的发展。

文学是文学，同时还是“人学”，还是一种社会学现象，一种文化学现象，一种人类学现象，一种美学现象，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工具……，无数种工具。既可以是娱乐工具，又可以是宣传工具。既可以是传播真理的有力工具，又何尝不能是诲淫诲盗的有力工具？除去“文学本体”，文学还有“社会学本体”、“文化学本体”、“人类学本体”、“美学本体”、“心理学本体”等等。对所有的“本体”都应当研究，而且只有在所有“本体”的总和及网络关系中研究每一“本体”，那种研究才可能是比较接近实际、比较接近真理的。

我们以为，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作法是有害的。“外部研究”^⑤被摆在了低好几个“段数”的位置上，是不恰当的。我们愿意用韦勒克在该书中用得很少的另一提法“文学研究”替代“内在研究”这一说法。而且，它不应当是“绝对”(纯)的。这种“形式—结构”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揭示一部作品或一种“写法”如何好，为什么好，如何差，为什么差，如何能更好，就象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所期望于艺术哲学的那样。目前它还不能做到这一步，只是使我们看见了曙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敢谈、不去谈“内容”，只是从“文学传统”即“形式—结构”自身的传统研究形式。因此它充其量只能描述形式是怎样的，不能论述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形式—结构”批评，这种审美批评，应该在更高的高度，即审美高度重新确立“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古老的真理，并在揭示“内容怎样决定形式”的高度上重新确立它。这样对形式的研究就不会象形式主义批评几十年来所搞的那样，陷在“无因谬说”中而不能自拔。

同样地，那些因《文学理论》一书的问世而被称作“外部”(外围)批评的方法，如果都能把文学看作在多个方位上存在多个本体的“球体”，懂得文学的“文学本体”是怎样一种“形式—结构”，人们就将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就能够把握“思想进入文学的真正方式”从而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解说作品的思想意义，就能更好地从多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研究文学作品而不致于落入“起因谬说”。

会有人(绝不止于那些刻薄的人)说我们不过是在形式主义批评和其它批评(主要是社会学批评)之间搞廉价的调和、折衷的把戏。但我们自信不是。我们相信球是圆的，相信“实在”的本体是从多个参照系所测得的本体的总和。我们强调的是各参照系及各测量方法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于北京劲松

(《文学理论》，〔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1.65元)

①“批评”和“研究”两个概念，本文依行文需要，有狭义、广义两种用法。

②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一九一五年，主要成员有雅可布逊、波加图列夫、维诺库尔等人。列宁格勒小组即“诗歌语言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六年，主要成员除下文提到的三人外，还有贾库宾斯基和谢·伯恩斯坦等人。

③“诗”在他看来即“文学”，见第十二章

④韦勒克在其他地方也谈“审美价值”。

篇5：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

摘要：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中其融入了一定的个性色彩，继而由此凸显出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并彰显了中国文化-心理背景蕴含的“悲”与“怨”的特征，达到了最佳的艺术作品创作状态。

关键词：古代;文学;悲怨美

前言：

在文化及心理背景的影响下，古代文学创作在艺术作品表达过程中更为注重对悲怨情绪的灌输，且通过此种创作形式的形成引导创作者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勇于展现自身心理变化过程，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创作行为，达成良好的艺术作品创作目的，最终实现由心理情感向文学悲美形式的转变。

本文从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悲怨美内容中的层次表达特征，旨在其能实现对文学作品中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一、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

(一)人类共有的悲剧意识

由于“悲”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对人类的心理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即通过感伤、哀痛、激愤等情绪的传达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悲伤的氛围，促使其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与创作者达成良好的共鸣，形成悲情感的体验目标。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类审美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哀痛等情绪灌输于文学作品中可达到审美价值表现目的，并由此激发读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中，并利用自身审美意识感悟作品中对生命价值的体现。

另外，文学作品中对悲怨美的表达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础上，亦实现了对审美的良好把握。

继而促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从中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抓住了人类悲剧意识，并鼓励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困境问题时应毅然应战，最终发挥自身强大的力量，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1]。

(二)与西方悲剧作的比较

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我国悲怨表达的特征，与西方悲剧作展开详细的对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诗歌及散文领域在创作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其的灌输。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叙事传统，因而其在悲怨情绪表达的过程中通过借助西方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来传递相应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应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悲剧作与西方悲剧作在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均遵从着真实表达的原则。

此外，从命运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悲剧作创作过程中逐步灌输了自己在强大命运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苏轼所创作的《前赤壁赋》。

此种生命认知思想的灌输导致读者在对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与逃避的困境应对思维。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达的过程中却强调了对不妥协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输，继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二、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

(一)个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个体内容层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创作者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更为倾向于对“家”主题的表达，例如，孟郊的《游子吟》

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以“游子”的身份对家的主题进行了诠释，并引导人类在生活中应始终坚守忠、孝的思想，且应在忍受离别痛苦的情景下牵挂远方的亲人;

第二，以“国”为核心的悲怨也是个体内容层次的一种展现形式，由于中国文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创作者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常以悲怨的内容来表达报国无门之怨，

同时也由此表达了自身怀有一颗忧民的心，想要将自身价值应用于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最终为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生命本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亦体现在生命本体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灌输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展现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问题。

此外，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亦发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叹，同时也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即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阐述，且在诗句表达过程中阐述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并以个体生命本体表达的方式望与读者达成共鸣，引导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实现对生命话题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细腻、敏感心理的运用将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问题融入到作品创作中。

例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中即对时光飞逝进行了感叹，并引导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继而以积极的情绪应对生活中的难题[2]。

结论：

综上可知，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创作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长时间思考的背景下，创作者将“悲空”、“悲慨”等情绪均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以此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并引导其在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时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即实现心理情感的转变，最终达到良好的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且最终丰富作品表达内涵，并凸显出悲怨美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1]翟晓娟.近十年《诗品》诗“怨”理论研究综述[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06)：26-29.

篇6：湖师大英美文学研究生备考

我2010年考二外日语。题型出乎意料地改了~

假名-汉字,汉字-假名 均为选择题,共20分

还有语法题（不记得是10个还是20个了，难度不大）

翻译:日译中3段（不难），五个中译日的句子（大都是初级课文中的）

取消阅读！

一篇50字的小作文！（题目没看明白，好像是写假条。5分）

一篇300字的大作文！！（去年考的是“我了解的日本”。15分）我建议:首先书本要熟读,特别是初级下。语言这个东西丢不得,每天都要碰一下。做题方面我建议选择题可以参考国际日语三级练习题,阅读参照二级。单词天天看,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祝你成功!

专业课一：10年的这门课，改革了，第一年改革，所以我想11年的不会改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也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这个创新了。全部是主观题，没一个客观题，重点考察写作能力，连阅读都改成了写归纳和感想，200字归纳加300字感想。作文12个题目挑一个，700字，如果你没有积累，靠专门临场发挥写是磨不出来的，况且多背点有什么不好呢，12个你总可以砸到一个吧，除非你自己运气实在太差，一出门就撞到墙的那种。然后改错，10分，翻译30分，重点是写作啦，而且切忌在考场上打草稿，我就是傻傻的打了那700字的草稿，而且还是我头天晚上背的，结果等我腾玩后发现时间都快用去一半了，作文干净是干净啊，赏心悦目，可后面的时间不够，都是抢着写完的，有点遗憾留在这上面了。

英语语言运用与思维》试题以考察考生的理解、思维和英语运用能力为主，兼顾汉语表达能力。整个试卷由四个大题构成：

第1大题“Proof-reading & Error Correction”，共10分。它由一篇连贯的短文构成，其中含有10个谬误，需要考生识别并纠正。本题主要考察考生对英语语言知识包括语法、句法、语篇、固定搭配、语言文化、以及语篇逻辑的认知水平。

第2大题“Reading Comprehension”共60分。它由A、B两个部分构成，A部分包含1篇短文（1000词左右），共提出了5个问题，主要考察考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和对作者思想的概括分析能力。B部分包括对某个主题展开讨论、说明或记叙的3篇短文，每篇短**在1000词左右。要求考生阅读后，首先在规定的字数内综述这3篇短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自身认知与感受，表达对作者观点的看法，自抒己见，同时对作者的看法也要做出解释，并且能够联系到实际。

第3大题“Writing”共50分。它包含有12个可选题目，全部都是具有议论性质的题目，其主要是考察考生分析和思辨能力，这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论点(Thesis Statements)，论据(Illustrations)和辩论(Substantiations)合理，并能逻辑清楚地表达出来，就可以得到好分数。该题主要考察考生的认知水平，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具体表现为思维的逻辑性，思想的新颖性，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性、简洁性。

第4大题“Translate the following text into Chinese”共30分。要求考生将一篇有关人生哲理、科技的或学术方面的英语短文（500词以内）翻译成汉语，主要考察考生的汉语表达能力。

先高级英语：有一些指定的文章。第一册是：1.2.5.6.9.10课

第二册是：1.2.3.4.5课

基本上就是这些。一般是不会超出这些范围的，试题在书上的分数会保持在15分

左右。主要是paraphrase, figure of speech之类的。

题型和专八的没太大区别。所以一些专业八级的数目是必要的。记单词我推很少看到高级英语的资料，我问过一个师大的学姐，她告诉我高英复习课文很重要，重点是看她们学校学的课文（下册1，2，5，6，9，10，11），其他的课文也要兼顾。复习中注重课文中的修辞和课后练习中的Paraphr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