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讲义小组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

第二讲讲义小组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精选1篇）

篇1：第二讲讲义小组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

第二讲：小组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

讲座一：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

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经历了一段相对来说漫长的社会工作和小组工作之间的拒绝与接受，不同小组模式之间的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

一、小组社会工作的酝酿时期

1、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与近代社会变迁中机构的发展紧密相连。

19世纪末的欧洲和北美洲，农民涌入城市，带来财富，也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居住、公共卫生、贫困、失业、疾病、犯罪等。但当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来解决这诸多问题。而民众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感到生活的苍白无力，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需要给他们以帮助。当时热衷社会服务的主要是基督徒，他们献身公益慈善事业，成立了许多社团和机构，回应人类相互支持的需要。

其中睦邻组织是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小组。1884年，撒母耳-巴涅特在英国伦敦东区建立了汤恩比馆，这是第一个睦邻组织。

巴涅特出身于Bristol钢铁业富豪，毕业于牛津大学 Wadham学院，获得历史与法律学位。1873年，他与新婚妻子罗兰（Henrietta Rowland）一同前往Whitechapel地区的St.Jude’s教会（这个教会正好位于东伦敦区最贫穷的区域）牧会，同时他也利用St.Jude’s教会开设文学课程及讨论会，举办儿童营会、艺术展览，也因此与小区内的贫民建立起良好的友谊。1875年，巴涅特夫妇获母校牛津大学的邀请回校访问八周，并将其在St.Jude’s教会所观察到的贫穷问题以及贫民生活景况与学生们分享，并与学生们讨论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能够住进其牧会的小区与当地贫民共同生活，以改善、提升贫民的生活环境这样的理念。之后他也实际邀请及安排有志从事这项服务的学生亲至Whitechapel地区体会贫民的生活实况，并投入贫民服务的工作，而汤恩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就是其中之一。汤恩比出身于医生世家，父亲是耳鼻科的权威医师。他于1873年进入牛津Balliol学院就读，1875年受巴涅特夫妇感召住进东伦敦区Whitechapel的COS办公室附近，和贫民共同生活，并协助进行当地贫民的家庭访问，同时也协助巴涅特夫妇举办各项小区活动，教育贫民、为贫民服务，与当地居民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与情感。毕业后的汤恩比除了留校任教外，亦实际投入社会改革工作，以改善当时英国因经济问题所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平等。1883年汤恩比病逝，年仅31岁，但他的行谊为英国的大学睦邻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汤恩比病逝第二年，巴涅特夫妇在牛津设立一个委员会，为“东伦敦地区大学睦邻运动”（University Settlement in East London）募款，并号召大学知识分子投入睦邻组织运动，剑桥大学马上跟进支持，于是“大学睦邻运动”正式成形。同年，即1884年，该委员会于东伦敦区的Commercial Street正式成立睦邻组织服务中心，并取名为「汤恩比馆」（Toynbee Hall）来纪念汤因比，而东伦敦地区的大学睦邻运动便以汤恩比馆为据点，提供成人教育，特别是针对成年的移民与劳工开设各项课程；设立法律服务站及老人服务站；对病残儿童及酗酒者提供协助；此外，还成立了成人及儿童剧团，以及Whitechapel地区的艺廊，透过艺术活动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后，这种工作模式迅速在全英国各大城市增殖，到了1900年，全英国有45个睦邻组织，其中有伦敦就有30个。睦邻组织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男女青年会、老人会等一大批社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然这些机构中一部分以小组或小组为工作方式。

2、教育、娱乐休闲活动的开展是小组工作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工作时间少了，闲暇时间多了，如何打发时间成了问题。因此也就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

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作为机构的目标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休闲娱乐活动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闲暇生活。比如青少年，因闲暇时间较多而在社会上滋事犯罪，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做有意义的户外活动，那自然犯罪活动就会随之减少。还有为从乡村来到城市缺乏良好教育和休闲的妇女提供烹饪和缝纫课程。为因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劳作时间的工人提供闲暇的娱乐和适当的成人教育。大多数的娱乐活动是以小组的方式进行的，以致小组工作一度被误认为是娱乐与社会服务的同义词。

3、小组社会工作的产生受近代民主社会理念的影响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童子军团，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社会救济院在欧美各大城市逐渐繁衍开来。除了个人化的目标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民主社会有着一种强烈的诉求，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以民主生活和民主过程为依据。小组工作被当成是培育民主社会的有效方法。劳工运动就是一例。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失业劳工也成立了许多互助小组。通过参与社区委员会和相关的小组，失业的劳工开始创立方案，并尝试与立法委员们直接接触，试图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此外，以小组方式产生的“市民行动”，目的是改善自己和他人的居住环境，通过小组活动和邻里社区的决策过程，维持民主社会的主旨，使成员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城市居民。整个小组工作领域出现了一种以社会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取向。如平民救济院就组织了一次针对芝加哥市政厅的抗议游行，通过这次游行活动，他们使市政府了解了他们所遭遇的问题。

4、小组社会工作的产生具有深远的基督教背景

当时大部分参与社会福利工作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来自上层富裕的家庭，都毕业于贵族学校，并且充满宗教热忱。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怀社会并不是像我们过去听到的原因想积善除罪，而是对新约圣经中耶稣说的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践行。我们上面提到的睦邻组织中的基督徒们，就是深觉光是物资的救济对贫民是不够的，这些贫民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受教育的的机会，需要友谊来摆脱他们被蹂躏的生活景况。基督徒想到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到要爱你的邻居。那么谁是我们的邻居呢？这不是指地域上的邻居，而是只我们真心关心的那些人才是我们的邻居。所以睦邻组织的成员离开自己的生活的富人区，强调“住进“贫民区，与贫民成为朋友，关心他们，和他们建立友谊、并从事贫民教育等理念。

当然仅仅个人有这样的觉悟还是不够的，教会小组也有许多互助组织，教会从事各种社会慈善事业，设立了各种组织，例如在西欧或美国都有许多“犹太中心”的设立，还有“基督教青年会”这便是宗教慈善组织。这些教会慈善组织成立的目的，有些是年长、富裕的教友，用来帮助新进的、贫穷的教友，有些则是新来移民者自己的互助组织。不管基于何种目的，宗教慈善组织都曾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来协助儿童、青年、成人、移民，以建立公民的责任，促进了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小组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门课程被接受

小组工作成为社会工作学院正式课程前，人们习惯于从所属机构的性质来看待小组工作。小组工作只是一种以小组为单位的工作方式，与社会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1906年，纽约慈善学校就提供了相关的小组工作研读课程，目的是培训学生，使其胜任救济院的工作。1913年，学生开始能够在学校正式注册，成为研读休闲领导者专业课程的学生。1923年，小组社会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格雷斯·科伊尔在西部储才大学开始讲授小组工作的课程。

尽管小组工作已列入社工的课程中，但专业社会工作一直不接纳它。中间充满了很多的对峙与分歧。直到1936年美国小组工作研究协会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小组工作的理念及临床工作的方法，并加快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但到1939年，全美社工会议上，小组工作仍未被纳入社工专业的主题中。当时的小组工作者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独立的专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的出现促使人们体验到了小组经验质的重要性。小组可以具有破坏力量亦可具有积极作用。在战争中，个案工作接受了小组对个人的影响这个事实，不再仅局限于原先的工作目标：改变个人。小组工作在军队的战地医院的开展，也促进小组工作者更深一步的去考虑人类生活中个人独特的力量，光用小组活动不行，于是小组工作者就自然而然有对社会工作的归属感了。

1946年，在纽约水牛城召开的全美社会工作会议上，伊科尔发表演讲“迈向专业化”使小组工作正式被社会工作接纳。小组工作演变成小组社会工作。

1955年，美国小组工作协会加入了新创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确立了自己的专业特性和地位。

三、治疗取向进入小组社会工作

治疗取向进入小组社会工作是社工发展中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在二战前小组模式都是娱乐、休闲、教育式的。但也有小组工作者在尝试开展一些治疗性小组工作。如亚当斯就曾开展过一个针对住在戒毒所有毒瘾的男子的小组工作，她相信利用他们的帮派精神，将这种精神转化成一种克服毒瘾的集体力量，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成功地戒除毒瘾。1918年，芝加哥一所州立医院，也将实验性的小组休闲方案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通过小组舞蹈和游戏，影响精神病患者，使他们参与到小组中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二战后，受弗洛伊德精分影响，整个社会作充斥着对精神医学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心理卫生机构和医院，开始将小组工作当做服务的一部分。

这时，小组中个人社会功能失调成为工作者考虑的中心，但环境因素被或多或少的忽视。治疗性的小组开始出现并迅速在美国和加拿大蔓延开来，小组社会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科学的临床服务方案。

这种现象曾一度在社会工作领域引起很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强调社会工作的临床服务功能，社会工作者就应该是一种临床取向的治疗师；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传统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叛，社会工作过分的临床化，将失去它与心理学、精神医学相区别的独特性也失去了社会工作在把握宏观社会，服务社会更广大人群，推进社会民主进程上的重要作用。但出人意料的是争论的结果不是哪一方取得胜利，而是两种取向开始逐渐走向整合。

四、从多元到整合的小组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

1966年帕佩利和罗特曼将小组工作区分为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和交互模式三大模式，对小组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总结。（1966）

此后不断有学者扩充新模式。到了1979年有11种之多。这时，社会工作领域开始出现整合趋势，由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人类的问题，不再单列个案方法、小组方法或社区方法，而是采取生态系统理论取向的实务观点，将这三大方法概括为“社会工作实务”或“社会工作直接服务”，社会工作者在处理问题时将牵涉各子系统，包括个人、夫妻、家庭、小组、社区以及其他社会体系。

1983年科诺普卡曾描述自己在认同某一工作模式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我常常被同事或学生问到，我主张哪一种小组工作模式，是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还是交互模式。撇开我个人对于这种分类的厌恶，我的答案非常清楚：既不是其中一个模式，也不是所有模式的折中。然而，要将其中任何一个模式的目标排除在外，却是不可能的。”从他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整合但不是混合的倾向。

五、当代小组社会工作的新发展

开始注重学术性。80年代前后，人们重新认识到小组社会工作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性。首先是帕佩利和罗特曼创办了《小组社会工作》期刊，这份刊物不仅发表直接服务者的研究文章和经验总结报告，同时还登载在机构和社区进行有关小组服务的实务工作者的研究和总结文章，填补了已停刊的《小组》的空缺。1978年，在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年度方案会议上，创立了小组社会工作促进委员会，现在更名为国际小组社会工作促进协会。自此以后，偶尔的研讨会变成年度的活动，每年有大约100篇持各种观点的有关小组社会工作的文章产生，这些文章以各种方式发表出来，影响着小组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务，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

当然另外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小组服务的判断以经济效益为主了。在全球重经济重效益的时代，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它的利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六、对未来小组社会工作发展的展望

对未来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些专家提出了这样的方向：

1、开展对自助小组的协助。

2、由于小组过程普遍被了解，使形成小组社会工作的专业权威受到挑战，小组社会工作者要去面对这个压力。

3、应在心理学的观点之外，纳入预防性的工作。

4、在小组治疗的实施中，仍然要与成长小组、社区小组相结合。

5、不只是采用以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知识，还涉及其他相关的理论基础。

6、小组社会工作要尝试用各种量表来评估成效。

7、顺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

8、努力消除种族、性别在小组社会工作中的负面影响。当然种族对于我们中国好像不是一个问题。

讲座二：我国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近现代的中国小组社会工作

1885年，我国创建了中华青年会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项目。如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平民教育活动、公民教育活动，以及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战地服务团学生救济和职业培训等。

20世纪30年代，社工教育开始开展。1930年燕京大学开始有“社会行政组”的设置，开设了个案工作、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社会行政等14门课程。后来沪江、齐鲁、复旦等一些大学都开设过社会工作专业，但大多是在社会学系内分设社会工作组或增设社会工作课程。

1931年，金陵女子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它是旧中国较早设置社会学系及开设社会工作课程、成立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后来金陵大学还专门设立了社会福利行政系，招收社会工作本科生，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独立的社会工作系。该系除教授专业课程外，还指导学生作个别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习研究。如集体培育工作、儿童福利事业工作和医药社会个案工作等；研究专题有“中国医药社会工作研究”、“儿童留养机关之研究”以及“聋哑儿童之职业教育”等；同时，还编译了一部分儿童福利事业教材，积极协助各机关小组开展社会福利服务，为社会培养输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个就和我们今天高校中的学术研究非常相似。

1931年当时的社会部成立后，对社工人员培训很重视。曾经专门拨付经费扶助中山、复旦、燕京和金陵等大学社会教育学院有关社会学与社会福利的系科，还曾经设立过全国性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于整个近代中国一直经历着内忧外患，小组社会工作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契机。

1952年我国因院系调整，社工专业与社会学一起被撤销了。直到1986年，社会工作专业和中国大学阔别了30多年后才将重回到校园。从此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

二、新时期小组社会工作发展的条件

1、社会问题的突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城市新移民的适应性问题；城市失业人群的救助问题；社会贫困问题；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等；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等。社会工作不但有修复、治疗、再社会化的功能，还有预防、社会化、完成社会任务、影响社会变迁的积极功能，面对这些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工作者将思考转变成不露痕迹的工作，积极关注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协助个体恢复和增强社会功能，改善社会环境，维护经济利益与社会的正义。在目前社会工作者的资源还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利用小组工作节约资源、提供支持体系的优势，有很多大可为的空间。

2、社会需求的增加：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公营部门来承担。单位制是当时中国城市社会中一种基本的社会调控方式和资源分配形式。通过这种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为体制内的人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空间，使得人们从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需求都与单位紧密相连。但改革开放以后，在单位体制下被压抑的社会需

要被释放出来，不同阶层及不同收入的人需要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的服务，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小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协助个体与环境相互协调、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独特的社会服务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需要。

3、社会机构的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将由“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与此相适应，政府公营部门在社会服务领域的职能在不断地收缩。但社会问题在不断地增加，社会需求在不断增长，公营部门在收缩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部门来替代，这些部门就包括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部门）之外的一切志愿小组、社会组织或民间机构。虽然目前机构和需求相比仍然觉得杯水车薪，但是社会机构的发展为小组社会工作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4、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和发展：目前为止，全国有百余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在这些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里，小组社会工作课程一般都作为专业基础理论课在讲授。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也极大地推动了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

5、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没有法律认可的工作机构，没有专业组织设立的专业标准，社会工作专业就不能向案主或社会大众说明服务提供者的背景和能力，也不能提供任何服务质量的保证；没有职业化，社会工作对社会所作的任何承诺都是无效的。所以，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社会工作真正走向社会，发挥它的专业效能的前提。

三、新时期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

学者对小组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大量研究。小组社会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应用。如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开展的单亲家庭支持小组、家庭暴力受害者治疗小组；华东理工大学开展的大学生成长小组；南开大学社会工作教研室与天津市河西少工委组织的“坚强孩子俱乐部”；云南大学的戒毒小组社会工作等。各高校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小组社会工作的尝试。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为例，近几年来开展的小组社会工作包括：离婚女性支持小组、大一新生学习生活适应性小组、社区问题少年行为矫正小组、中学生自我认知小组、考研压力释放小组、帮助网络成瘾青少年志愿小组、大学生生涯规划辅导小组、社区老年人学习小组、农民工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小组等。这些小组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是小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初步尝试。

四、新时期小组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需要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为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小组社会工作在理论发展和实际运用上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具体如下：

理论与实践都是以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为摹本，生搬硬套的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适应本土文化的理性的反思。

我国现有的有关小组社会工作的书籍较少，既缺乏直接的西方理论原著的翻译和解读，也没有自己本土实务的研究总结。

缺乏真正有丰富经验的小组社会工作的师资。

没有建立较好的实验、实习和督导机制，使得即使社会工作背景出身的小组社会工作者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对小组工作也是一知半解。

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还没有推广开来，对小组社会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五、小组社会工作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展

在香港，内战结束后，大量的难民涌入香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此，香港成立了许多以救济为主的志愿福利机构。香港社会福利署的任务是：物质救济、保护妇女儿童和感化教育。重在物质救济，对社会工作的方法并不重视。随着从海外进入香港的救济机构的增多，许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也传入香港。

1950年港大开始培训社工。1960年代，香港社会出现更多社会问题。1966年，香港天星轮的加价引起暴动，14-15岁青少年的不安成为暴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引起香港政府对日益庞大的青少年人口的关注。小组社会工作作为疏导青少年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逐渐受到重视。此后，一批留美和留英的社会工作学生回港工作，以欧、美小组社会工作为蓝本，开展了一些针对青少年、老人、儿童以及戒毒者的小组工作，但这段时期主要是以小组治疗和人际关系的调试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1962年，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开设小组工作课程。1967年港大，中大正式成立社工系。

1966年，小组工作作为疏导青少年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逐渐受重视。

后来社会变迁，香港家庭、老年等问题不断突现，小组功能趋向整合性、治疗性和发展性，涉及家庭、老年、青少年、医疗机构等方面。回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在香港，社工扮演的角色一是帮助居民获得自助的能力；二是帮助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和其他的社会活动。具体到社工的工作方式：一是进行个案服务；二是进行小组服务。例如，长期病患的家属在护理过程中会出现紧张、焦虑等心理问题，社工若通过医院把这些家属组织起来进行小组辅导，减压效果更好。

台湾社工在1940年代后有所发展，东海大学、辅仁大学都有专门培养社会工作人才的社工系。教授主要是美国毕业社工专业回国的人员。也翻译了一大批海外社会工作专业的经典书籍，推动了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有13个县市开展了“社会工作者”制度，一些社会局和社会处先后设立了“社会工作室”，并开始招考“社会工作督导员”。现在的台湾社会工作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但台湾地区社会工作界一直较重视个案工作的发展，把小组工作视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而属心理学和教育学范畴的小组辅导和小组咨商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又限制了小组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所以小组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中是发展较为迟缓的一种方法与技术，是社会工作比较薄弱的一环。近年来，台湾地区翻译了一系列国外小组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对小组社会工作的认识开始进一步加强，小组社会工作重新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不得不承认，港台地区的小组社会工作发展有领先于内地的优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两岸三地的交流逐渐增多，特别是近两年。因为台湾和香港地区和大陆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有些发展进程不同，但是对大陆的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