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共6篇）

篇1：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摘 要: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有效开展水污染防治、保障流域的水安全，是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在概述淮河流域水污染状况，深入分析成因的墓础上，从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思路和具体措施入手，初步探讨了未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对策。关键词：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Abstract: Huaihe River water pollution problem a long time, for many reasons.At presen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protection of watershed water security, economic and social Huaihe River Basin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this paper, an overview of water pollution in Huaihe River Basi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grave basis, from the Huai Rive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to start thinking and concrete measures,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the Huaihe River Basi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Keywords: Huaihe River Basin,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引言

淮河是我国最早进行“三河三湖”水污染综合治理的重点河流之一。经过多年治理，主要污染物人河量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物所占比重逐步降低，生活污水处理率明显提高，群众饮水困难问题得到缓解，环保工作机制初步建立，淮河水质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水体污染依然严重，特别是一些主要支流污染比较突出;治污项目市场化程度不高，运转资金落实困难;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意识差、执法难度大;治污体制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治理的预期目标尚未实现。

1当前淮河水质状况

1.1淮河流域水质状况

《淮河流域及山东半岛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简要报告》显示，以2000年为例，淮河流域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人河总量分别为95万t和21万t。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河流水质进行评价，水质达标评价标准为Ⅲ类。淮河流域评价河长11975km，水质为Ⅰ类的河长占总评价河长的0.5%，Ⅱ类占10.0%，Ⅲ类占16.2%, Ⅳ类占 17.2%, Ⅴ类占9.60%，劣Ⅴ类占46.5%，超标河长达73.3%。主要超标项目有高锰酸盐指数(CODmn)、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N)等。其中，流域内安徽、山东、河南和江苏四省河流超标比例分别为86.4%, 83.6%, 78%和48.7%。按照功能区水质标准进行功能区达标评价，淮河流域评价水功能区427个，达标122个，达标率为28.6%。其中，河流、湖泊和水库水功能区达标率分别为27.5% , 33.3%和53.3%。

2000年以后人河排污量逐年增加(见图1)。通过对淮河流域人河排污口多年污染物人河排放量分析比较，1993～2000年入河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出现反弹。2003年污染物人河排放量与2000年相比，污水入河排放量增加了8.7亿t，增长率为25 %；化学需氧量(COD)人河排放量增加了28万t，增长率为30 %。2000年以后，淮河流域水污染明显加重，31条主要跨省河流的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逐年下降，2000～2003年达标率分别为29.1%, 25.8%,24.6%和38.4%。

1.2省界河段水质状况

根据淮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实测资料分析，以2004年为例，淮河流域46个省界断面实际共监测535次，综合评价Ⅰ类水占总测次的0.2%，Ⅱ类水占8.4%，Ⅲ类水占17.6%,Ⅳ类水占26.9%, Ⅴ类水占8.4%，超Ⅴ类水占38.5%。对照《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确定的水质目标，2004年水质达标率为51.8 %。汛前4～6月淮河流域水质最差，达标率仅为40%左右，汛末8～10月水质稍好，达标率约为70%。2004年，淮河流域省界断面主要污染项目为氨氮(NH3

图1 历年入河排污量示意图

1.3 2005年1～6月淮河流域水质状况

2005年1～6月淮河流域46个省界断面实际共监测270次，综合评价好于Ⅲ类水占总测次的1700, Ⅳ类水占18.6%, Ⅴ类水占6.6%，超V类水占57.8%。对照《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确定的水质目标，2005年1～6月水质达标率约为45.2%。与2004年同期相比，变化不大，第一季度水质比去年同期差，汛前4～6月略好于2004年同期(见表1)

综上所述，对照《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确定的水质目标，2000 ～2002年淮河

篇2：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浅谈小流域水土污染与治理措施研究

摘要：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有利于集中力量按照各小流域的特点逐步实施,由点到面,推动整个水土流失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使水土保持工作的综合性得以充分体现.作 者：温鹃戎 作者单位：陕西省山阳县水保局,陕西,山阳,726400期 刊：中国科技纵横 Journal：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PANORAMA MAGAZINE年，卷(期)：,“”(5)分类号：X5关键词：小流域 水土污染 治理措施

篇3：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近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用水需求不断增长和水供给结构变化,致使水资源开发利用关系发生了较大改变,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水资源环境对实践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问题似乎在向我们发问:如何治理才能有效改善现有流域水资源环境?这也是理论上亟待研究的突出问题。

已有流域治理的研究文献,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围绕水质污染和水量分配问题展开的。目前,跨区域流域水量分配问题已得到相对较好的解决,由国家对全流域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王浩,2010年)[1]。但水质污染问题一直未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水污染治理机制(易志斌,2009年[2],2010年[3];张紧跟,2007年[4];施祖麟,2007年[5];杨妍等,2009年[6])和水环境管理体制(王金霞等,2004年[7];金帅等,2010年[8])设计规划两方面。研究方法上常利用博弈理论(尹云松等,2004年[9];魏守科等,2010年[10])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生态补偿机制安排(郑海霞等,2006年[11];马莹,2010年[12];陈学斌,2010年[13]),寄希望于通过这种安排使得流域利益主体能积极参与治理。尤其是近年来,该问题的研究趋向于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尝试从经济和社会理性人角度分析其行动逻辑(徐辉,2011年),认为合作与冲突解决(陈梅等,2010年[14];王俊能等,2010年[15])是影响各利益主体是否配合治理的关键影响因素。然而,由于流域具有天然的上下游属性特征,主导治理的流域属地政府目标函数并不一致,使得污染治理问题变得复杂化。王勇(2009年)[16]通过对产权具有排他性、收益性和可交易性三个特征的分析认为流域地方官员权力产权具有存在的基础,导致了区域政府个体从自身目标函数出发的“理性自利”行为,这种行为在流域治理中会演变成对本区域污染事件的宽容和庇护,产生区域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他力图从政府间多次博弈、区域公民迁徙和官员理性自觉等角度解决权力产权的负外部性,以期望上下游政府合作治理成为可能。唐国建(2010年)[17]指出目前以一级政府下属的环保局为主体的跨界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机制,实质上是政府之间的共谋行为。他认为该机制有效地协调了上下游的利益博弈,一定程度上遏制或避免了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但由于联防机制将污染事件信息控制在内部,其结果往往是加剧了污染。

国外学者在类似于流域这种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研究时,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安排事关治理绩效(Eden&Ackermann,1998年)[18],利益诉求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各群体利益现状和潜在冲突(Friedman&Miles,2006年[19], 2004年[20])。按照Grimble & Wellard(1997年)[21]研究公共资源管理问题时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即“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资源保护目标绩效影响的或被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实际上,治理绩效就是一个有关流域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和损失如何解决而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问题。国外一些成功的流域管理如流域行政管理机构、委员会、理事会、联合会等模式的形式和作用与它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其管理模式取决于国家政体、流域问题和流域社会文化背景。这些模式在各自区域内已较好地解决了利益相关者权益问题,因此取得了相应的成功。而在中国,不同流域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权利归属与损益并没有形成对称均衡状态,因此潜在的冲突不断,共同参与治理举步维艰。

笔者梳理文献发现,虽然国内一些学者或明或暗的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流域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安排与实现程度会对治理结果会产生显著影响。但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分析多从单一主体的角度进行的,未能在同一时空环境下把不同主体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收益成本函数分析,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免会顾此失彼。而且中国的流域治理问题不能简单的基于现状分析,有必要从历史到现实逐步展开,因为很多现存问题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的流域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动态演化发展的,这种制度变迁引致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变化是在相对稳态的治理格局中演化到政府强制介入的治理现实,而且污染问题伴随工业化发展和政府介入治理而变得复杂和低效率,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打破原有的治理格局确立新的治理模式并获得广泛支持,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各利益主体的福利或效用函数是改善的而不是降低的。循此逻辑,按照以下顺序安排了研究内容:第二部假设流域核心利益主体为原生态农民、企业和政府,但早期企业和政府尚未介入流域环境之中时,流域自我治理的实现条件;第三部分介绍伴随经济发展企业进入流域环境之后的治理模式;第四部分讲述污染加剧致使政府强制性介入的各方收益函数及面临的治理困境,以及改变地方政府GDP绩效考核指标时有效治理的实施条件。第五部分为总结归纳了不同约束条件的治理困境以及均衡解条件。最后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评论。

1 原生态流域的简单治理模型

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流域水质治理格局并不是和国家政府同时出现的。古代历史上虽有政府参与河流域治理,主要是治水(量)。因此,水质污染治理问题实际上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的流域治理模式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是因为伴随工业化发展,作为公共资源的流域水资源状况一直呈现恶化态势,于是政府强势介入治理。政府介入的理论支持是因为私人没有保护公共资源的激励,秉持公共利益的观点认为只有无私人利益的政府才能提供公共资源治理的制度供给。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即政府作为第三方是高效运行的,无私的,能够甄别污染者,制止污染行为并进行严厉的惩戒以防后患。为了弄清楚政府主导治理是否能真的高效运行,有必要去分析流域治理发展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演变伴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水资源环境状况的变化,对于分析治理“症结”有重要作用。

首先,假设存在一条河流域Ai段,Ai不存在排污和取水的工业企业,政府也没有介入对水质进行监测治理,这里存在的利益主体只有原生态的居民(一般均指流域沿岸居民),且不存在上下游的外部性问题。在没有政府强制治理的情况下,流域沿岸的居民依赖相互之间的关系型契约(Levin,2003年[22])来遵守河流域保护约定,假定居民是理性的。用uj表示j期流域沿岸居民合作治理时的净收益,应包括灌溉种植、养鱼、捕鱼、依赖河流放牧养殖等收益。居民违约表现为随意往河流里倾倒垃圾,不遵守约定规则取水或者进行捕鱼放牧等机会主义行为。t表示合作治理履行的时期,是随机变量。pt表示遵守保护契约规则持续 期的概率,由于是偶然的,因此pt不依赖于的现在或过去的收益,很可能依赖于未来的收益。设定居民之间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契约(主要是无形的约定)终止,但却知道终止概率,也就是说可以推测某人违反约定的可能性,因此有∑∞0pt=1。用q1表示合约持续时间超过t期的概率,qt=∑∞t+1pj,则合约的时间期望E(T)=∑∞0tpt=∑∞0qt,显然E(t)是无限的。

问题是:给定t期合作终止的概率,则当j<t时,收益uj是不是与t有关。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合作终止是随机的,不是确定性的,如果是确定性的就会落入一次性博弈格局,也就说双方会在第一次合作后就可能终止合作。进一步思考,合作终止的概率是不是与合作期限相关?

先来考察沿岸居民各自的期望收益,定义st:

$s{}_t={\displaystyle {\sum }_{j=0}^{t}u}{}_j(1)$

表示持续t+1期参与流域保护的居民合作治理中的总收益。st的概率是pt+1,则合作治理持续t期的期望收益

$E(u)={\displaystyle {\sum }_0^{\infty }s}{}_{t}p{}_{t+1}(2)$

也可以表示为:

$E(u)={\displaystyle {\sum }_0^{\infty }q}{}_{t}u{}_t(3)$

如果合作治理中的一方(居民1)违反合约,那一定是因为居民1认为停止合约比维持合约的状况更好或者有更大的收益,这类似于合约自我实施协议的逆选择条件,合约人会做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Telser,1980年[23]; Klein&Leffler,1981年[24])。用δut表示在t期居民1终止合约的增量收益,不难发现,δut=(0,…,δut, -ut+1,-ut+2,…),也就是说在t期之前居民遵守合约的增量收益是0,违反治理合约之后遭到不合作惩罚而导致-ut+1,-ut+2,…的损失(这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比如居民自治组织限制居民1在种植季节取水,或限制其捕鱼等惩罚)。那么居民1的净收益可以表述为:u+δut(t+1终止)。

因此:

$E(u+\delta u{}_t)=E(u)+q{}_t\delta u{}_t-{\displaystyle {\sum }_{t+1}^{\infty }q}{}_{i}u{}_i(4)$

可以看出:当满足

$E(u+\delta u{}_t)-E(u)=q{}_t\delta u{}_t-{\displaystyle {\sum }_{t+1}^{\infty }q}{}_{i}u{}_i\le 0(5)$

则居民1坚持合作比违约行为得到净收益更大。显然,净收益ut取决于交易时期t,而净增收益δut取决于居民违反合约所得的收益情况。所以问题的研究就演变成了制定一个自我实施❶的协议,寻找是否存在着一个{ut}满足条件式(5)隐含的增量收益δut,以促使居民自我履约的期望收益E(u)实现最大。

条件式(5)是保护合约自我实施的基本条件,决定合作治理是否可以持续履行。根据合约自我实施理论的观点,对合约机会主义❷者最大的惩罚就是停止与其合作,如果停止合作的惩罚(预期损失)小于居民的违约收益,也就是E(u+δut)-E(u)>0,那么居民违约行为就会显著发生。既然δut是居民在t期停止合作的增量收益,δut≥0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弱的约束条件,因为这个条件不足以说明机会主义行为动机。通过式(5)可以看出,某个{ut}的存在对合约自我实施是一个重要的激励条件,而{ut}与δut之间的关系将会决定最终的结果。

假设1:ut与δut存在负相关关系,则满足δut=a0-a1ut,其中:a0,a1>0。

不难看出,当ut≥a0/a1时,δut<0;此时,该合约一定是自我履约的,因为违约是非理性的,只能造成损失,那么该合约一定可以实现自我履约。

推论1:原生态状态下,居民保护流域水资源的关系型契约收益ut与违约的增量收益呈相反变动关系时,有益于流域保护。也就是说流域保护所得到的公共收益若能在居民之间公平分配,每个人的收益ut是不断改善的,那么居民违约的动机就会降到最低。

如果ut与δut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是同比例增减的变动关系,问题就会变得复杂一些,因为此时变动的幅度,是不是存在着某个临界值,或者变动的比例关系可能都会影响最终的合作治理效果。

假设2:ut与δut按比例变动,即存在着

$\delta u{}_t=\beta u{}_t,\beta ＞0(6)$

结合式(5),合约履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beta u{}_{t}q{}_t\le {\displaystyle {\sum }_{t+1}^{\infty }q}{}_{i}u{}_i(7)$

在分析结果之前,先考虑两种情况:

①令utqt=rt,r∈(0,1),那么,条件式(7)相当于满足β≤r/(1-r)。如果β=1,则可得到r≥1/2。如果β=2,则r≥2/3。也就是说当ut与δtut同比例变动时,需满足utqt≥(1/2)t;δut与ut之间2倍比例变动时,需满足utqt≥(2/3)t。当然,可以类似的方法求解任意β>0时,需要满足的第t期风险收益utqt的充分必要条件。

②令utqt=t-α,α∈(1,∞),则条件式(7)

${\displaystyle {\sum }_{t+1}^{\infty }q}{}_{i}u{}_i={\displaystyle {\sum }_{t+a}^{\infty }{\rm T}}{}^{-\alpha }=\left[\frac{1}{\alpha -1}\right][1/(t+1){}^{\alpha -1}]$

令α=1+σ,则充分必要条件式(7)可表达为:

$\beta (t+1)\sigma /t{}^{1+\sigma }\le 1/\sigma (8)$

对所有的t≥1成立。不难看出,条件(8)不等式左边β(t+1)σ/t1+σ是随着t增加而不断变小的单调减函数,则当t=1时将会取得最大值,因此:β2σ≤1/σ是条件(8)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

推论2:如果违约收益与履约收益呈同比变动关系,关系契约的期限越长,则流域保护契约越容易被遵守。因此居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是维持治理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在原生态流域治理状态下,E(u+δut)-E(u)≤qtδut-∑∞t+1qiui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居民都会去遵循这个约定的规则,从而共同赖以生存的河流可以保持完好。此时居民基本上都是风险规避的,不愿去冒风险,因为违约收益不可控,和自己的努力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理性的居民会认为遵守约定反而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而且免遭惩罚。此外,也不会发生类似于委托代理合约中敲竹杠现象,因为居民也不会有任何的激励去为河流保护多做一些专门的智力或体力投资而具有威胁的能力,所有人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这并非理想,这种治理模式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Ostrom(1990年)所界定的公共池塘资源[25]就是一种自我实施的治理机制,不是依赖于政府,而是依赖于组织群体内部自裁。在没有政府参与流域治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流域基本上都是依赖于自我实施实现治理的,流域沿岸居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型契约,维持各方共同保护赖以生存的河流以进行灌溉取水、渔猎和放牧。

伴随工业化的发展,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耗水耗能行业,通常依水而建,此时,情况会发生明显变化。

3 企业进入的流域治理模型

工业化进程促使大量的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地方政府以GDP作为官员考核指标的政治锦标赛制度(周黎安,2007年)[26]为不计社会成本的盲目企业扩张提供了隐性支持,大量的资源消耗型企业开始建立在河流两岸谋求发展便利。除了传统的居民,作为后来者的企业开始成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与居民争夺水资源。为了能够顺利取水,企业采取补偿和雇佣的方式安抚当地民众。从而在居民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水资源使用的合约关系。用Cs表示补偿水平,也是企业的补偿成本,雇用成本为W(工资水平),企业收益为Y,企业缴纳税费为Tg,污染处理成本为Cp。

假设3:企业是理性的,企业的进入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而且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且流域治理存在外部性。

不难看出,企业能够使用流域水资源需满足:

$E(\dot{u}+C{}_s+W)\ge E(u)(9)$

且

$E(Y)\ge E(C{}_s+W+{\rm T}{}_g+C{}_p)(10)$

即居民认为作为后来者的企业若想使用水资源应保证获得补偿和雇佣收益大于没有企业进入时的原生态收益水平,也就是说企业的进入福利改善了他们才会同意。但企业不同于居民,其风险偏好度要大于居民,因为具有自主权,其自身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其最终的收益,从而企业具有改善现状的内在激励。

在技术水平T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

$Y=f(C{}_s、W、{\rm T}{}_g、C{}_p、E、\overline{{\rm T}})(11)$

式中:E为员工的努力程度,一般来说它是工资W的函数,$W(\dot{E})\ge 0$。

因此,企业可以改变的只有Cp,企业的污染处理成本越大其运营成本就越大,同等条件下利润水平就会下降,它与Y呈负相关关系,企业具有降低Cp以增加利润的激励。所以在现有境况下,企业会减少污染处置,而直接向河流里排污降低运营成本,此时企业违约增量收益δYt较大。

降低Cp会造成 的下降,但由于补偿水平Cs和工资水平W的存在,产生污染后的居民期望收益E($\dot{u}$)下降由$E(\dot{u}+C{}_s+W)$替代。因而企业的污染行为似乎变得正常,似乎居民和企业的利益都改善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存在于居民与企业之间的默许合约似乎逐渐向委托代理契约转变,居民逐渐演变成了委托人,寄希望于企业自觉遵守约定,保护环境,企业演变成了代理人,履行这种河流保护契约。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E(\dot{u}+C{}_s+W)\ge E(u)$的存在,委托人居民与代理人企业之间的流域水资源保护契约已不具备约束力,合约的惩罚条款也不再具备可置信的威慑力。

污染很快就会被稀释或流向下游地区,当地企业引起的污染并没有对当地居民造成实质性损失。因此,让居民来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并进行制止,实际上缺乏激励条件。现实流域污染事件,也验证这一点,民众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制止排污企业,很多沿岸居民本身就是污染企业的员工,成为利益的一分子,企业利润高低和他们的薪酬奖金是直接挂钩的。而且地方政府也会因为企业效益改善而受益,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而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实际上已经伴随流域的外部性而被下游地区分担了。因此,这种状态下,流域环境必然是持续恶化的。

推论3:由于流域作为公共资源具有的外部性特点,污染引起的个体收益E(u)至E($\dot{u}$)下降幅度会小于预期,而且会被更好的福利状态$E(\dot{u}+C{}_s+W)$替代。从而流域民众缺乏监督并制止企业污染行为的有效激励。

4 政府介入下的治理机制分析

持续恶化的环境意味着企业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担,而收益却归私人所有,陷入公共资源使用困境。政府在这种被动的状态下卷入了流域公共资源治理。之所以是被动,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很急切,尚未准备好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案,而是哪里最为严重,哪里重点整治。一些污染的工业企业被关停了,但农业污染问题又逐渐严重起来,农民较高的期望收益对资源环境造成了过度的开发利用,使得化肥农药、垃圾也成为水资源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迫切需要一个这样的治理逻辑:治理的目标应是福利改善而非福利降低,否则,民众无积极性参与,治理陷入困境。

既然政府强制介入,按照政府规制(Peltzman,1976年[27];Mitnick,1980年[28])的观点政府以追求公共利益改善为目标而无私人利益的话,可定义政府期望收益:

$G{}_t=g(\theta 、C{}_s、W、{\rm T}{}_g、{\rm T}{}_p、\overline{{\rm T}})(12)$

式中:θ为社会公共利益。

于是,政府向现有的流域企业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关停(Yt=0)、污染处理(Cp)、征收污染重税(Tp)。此时,政府、企业和沿岸居民三者之间又重新签署了一份新的契约,不同于先前的契约关系,政府急于实现治理目标而演变成治理合约的委托人,企业和居民则演变成了履行河流保护政策的代理人。显然,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假设4:政府是理性的,机构运行高效,无私人利益,其对河流保护合约履行的监督是有效的,能够甄别、制止并惩罚所有的污染行为。

鉴于政府强有力的执行监督能力,对居民和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企业须严格履行合约,否则只能关停,即Yt=0。显然,企业并不愿意如此,因为关停会造成大量的沉没成本而无法收回,企业会选择继续运营。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会增加Tp。于是:

$Y{}_t=f(C{}_s、W、{\rm T}{}_g、{\rm T}{}_p、C{}_p、E、\overline{{\rm T}})(13)$

比起式(11),企业的运营成本显著增加,而且原来可以节省的Cp也必须投入。根据式(3),企业的预期收益应为E(Yt)=∑∞0qty1,违约收益为δYt。由于违约收益δYt≤0,因此企业会严格遵守流域治理政策约定。但存在$Y{}_t(\dot{\theta })\le 0$,即相对于没有θ时,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推行的流域治理政策会导致企业收益Yt下降。

但企业持续经营的期限同样受到约束,根据式(10)可知,在政府强势治理的介入之下,必然满足E(Y)≥E(Cs+W+Tg+Tp+Cp)时,企业才会长期经营下去。否则,预期支付E(Cs+W+Tg+Tp+Cp)会使企业长期亏损下去,企业会在未来的t期选择停止生产经营。此时,政府税收水平(Tg+Tp)会减少,当地居民补偿和工资收益水平(Cs+W)也会因企业停产而下降。

于是政府陷入执行治理决策的困境之中,理性的政府会考虑治理目标收益g(θ、$\overline{{\rm T}}$)与g(Cs、W、Tg、Tp、$\overline{{\rm T}}$),显然,公共利益g(θ、$\overline{{\rm T}}$)是污染治理政策执行力度的单调增函数,即较少污染必然会增加全社会公共利益。而地方政府在执行污染治理政策时,其收益函数g(Cs、W、Tg、Tp、$\overline{{\rm T}}$)是递减的,会因为企业效益不佳或停产而面临失业人数增加,居民收入减少以及GDP增速下降。而且地方政府无法感受到g(θ、$\overline{{\rm T}}$)改善而带来的实际收益,而且流域各地政府执行的力度会直接影响污染防治效果,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陷入公共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选择的困境。面对居民大面积使用农药化肥等污染行为,遵循同样的分析逻辑。

推论4:在同等技术条件$\overline{{\rm T}}$下,政府简单粗暴的介入流域治理,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部分损失,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很可能因为流域治理而下降,致使政府强势治理的积极性受挫,也难以促使流域利益相关者具有配合治理的激励。

证明:居民收益(Cs+W)相对于式(13)Yt=f(Cs、W、Tg、Tp、Cp、E、$\overline{{\rm T}}$)的变动关可以通过引入参数β(β>0)来表示,存在$Y{}_t=\beta u{}_t(\dot{u}$、Cs、Ws)。已知,$Y{}_t(\dot{\theta })\le 0$,存在式(12)Gt=g(θ、Cs、W、Tg、Tp、$\overline{{\rm T}}$),从流域治理地域来看,他们之间存在Yt=a0-a1Gt(a0,a1>0),简化Gt为θ,则ut($\dot{u}$、Cs、$W{}_s)=\frac{(a{}_0-a{}_1\theta )}{\beta }$,即θ增加引起当地居民总收益水平ut($\dot{u}$、Cs、Ws)下降。

假设5:政府在制定治理的政策方案时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治理行为给予补偿以促使上游具有积极治理的动力。

不难理解,政府介入首先应该保证关键利益相关者居民的福利不受影响,否则会遭到民众的抵触。显然,企业的利益会因为政府的流域治理政策而受到影响。问题是企业完全可能因为税收水平(Tg+Tp)和对当地居民的补偿与就业贡献(Cs+W)而抗拒政府的治理政策,形成类似于“敲竹杠”的威胁。许多情况下,这种威胁是有效的,因为地方政府在无法抛弃GDP追逐的政治锦标赛规则时,常常会采取妥协的姿态。也就是说企业因为其对当地政府和民众福利的贡献而具有了可置信的谈判力。

政府介入治理之前,居民和企业的收益函数分别为$E(\dot{u}+C{}_s+W)$和E(Y),政府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治理之后的收益安排。但居民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存在本质区别,应区别对待。企业是谋求私人利益的后来者,其介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打破了流域原生态下公共资源利用的平衡状态,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因此,问题转化为政府的治理政策首先应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不损害居民现有收益函数的基础上促使企业解决污染处理问题,同时让当地政府有积极性执行流域治理政策。由于企业利益与当地居民利益可能正相关,污染治理会降低企业期望收益E(Y),进而导致居民的收益$E(\dot{u}+C{}_s+W)$下降,要考虑到地方民意的当地政府陷入了政策执行的困境。

进一步分析,高昂的污染治理成本带来的公共利益表面看来既没有促使地方政府收益,也未能给当地民众谋福祉,似乎导致各方福利下降。治理绩效收益似乎只能归结为中央政府的水资源战略目标公共收益和下游地区的福利。如果中央政府或者下游地区没有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补偿,上游的流域治理看起来似乎更像“自己播种,他人收获”的迂腐行为,显然,他们没有积极性。

中央政府的补偿方式可归结为三类: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以及政治激励,假定下游补偿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上游地区。在这里我们把政府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治理契约期限 处理为连续时间变量,用f(t)代表t期合作终止的密度函数,则终止概率F(t)=∫${}_0^t$f(t)ds→1当t→∞,合约持续时间超过t期的概率就是1-F(t),用u(s)代表s期的收益。

不难理解,既然政府介入流域治理,说明污染带来的损失已经非常严重,治理收益θ是无法替代的,在假设4成立的前提下,政府对治理契约的履行将是持续的,不存在违约(停止治理)。双方履约条件转化为居民遵守治理契约,于是可得居民的期望收益:

$E(\dot{u}+C{}_s+W)={\displaystyle {\int }_0^{\infty }u}(\dot{u}、C{}_s、W{}_s)[1-F(s)]\text{d}s(14)$

联系方程式(3),则居民履约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delta u{}_t[1-F(t)]\le {\displaystyle {\int }_t^{\infty }u}(\dot{u}、C{}_s、W{}_s)[1-F(s)]\text{d}s(5)$

其中δut是违约的增量收益。令:

${\rm H}(t)={\displaystyle {\int }_t^{\infty }u}(s)[1-F(s)]\text{d}s(16)$

则,${\rm H}(\dot{t})=-u{}_t(\dot{u}$、Cs、Ws)[1-F(t)]<0,如果δut与ut成比例变化,即δut=βut,β>0,则式(15)即为:对所有的t≥0满足$0＜-\beta {\rm H}(\dot{t})\le {\rm H}(t)$。通过常微分方程可解:H(t)≥e-(t+c)/β是H(t)满足的最低条件。也就是说居民配合政府流域治理政策条件是预期的收益不小于e-(t+c)/β(c为常量)。

推论5:如果让流域沿岸居民支持政府的流域治理政策,自我履行治理契约的约定,则中央政府对流域保护区居民的补偿标准至少不低于现在和预期的收益水平。

证明:没有政府治理时企业收益的平均增长率为μ:

(1)设政府补贴为At,则居民的t期收益为:

$u{}_t(\dot{u}、C{}_s、W{}_s)=(a{}_0-a{}_{1}G{}_t)/\beta ‚Y{}_{t+1}=(1+\mu )Y{}_t$

则预期收益:

$\begin{array}{l}u{}_{t+1}(\dot{u}、C{}_s、W{}_s)=\\ (1+\mu )u{}_t=(1+\mu )Y{}_t/\beta =(1+\mu )(a{}_0-a{}_{1}G{}_t)/\beta (17)\end{array}$

根据假设,政府开始治理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居民的利益,由式(17)可知,履约的增量收益为Δu=μ(a0-a1Gt)/β。

当E(Yt)≥E(Cs+W+Tg+Tp+Cp)时,企业会仍然继续生产经营,居民可仍可获得ut($\dot{u}$、Cs、Ws),但由于Yt=a0-a1Gt存在,无增量收益。此时,政府补贴为At时,必有At≥Δu=μ(a0-a1Gt)/β,此时,沿岸居民才有履约的积极性。

当E(Yt)≤E(Cs+W+Tg+Tp+Cp)时,理性的企业决策是停止生产。此时,居民的t期收益变为$E(\dot{u})\le E(u)$,必然招致沿岸居民的强烈抵制。获得民众的支持,补贴标准须达到At≥(1+μ)(a0-a1Gt)/β。

(2)税收减免比率为。税收减免的作用主要是有利于企业生存条件E(Yt)≥E(Cs+W+Tg+Tp+Cp),通过税收减免,企业收益式(13)Yt=f(Cs、W、Tg、Tp、Cp、E、$\overline{{\rm T}}$)会增加。

若∂Tg≥Cp,即减免的额度超过污染处理的费用,企业会积极处理污染,同时会免于缴纳Tp,则式(13)会转化为:Yt+1=f(Cs、W、(1-∂)Tg、Tp、Cp、E、$\overline{{\rm T}}$)。

若∂Tg≤Cp且E(Yt)≤E(Cs+W+Tg+Tp+Cp),则企业会停止生产,政府需加大对居民的补贴,满足At≥(1+μ)(a0-a1Gt)/β。

假设6:流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诉求不同,中央政府无私人利益,主要诉求是实现公共利益θ最大化,地方政府官员存在私人利益,谋求升迁的政治资本。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政治锦标赛规则,地方政府官员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借鉴政治锦标赛有关研究的文献(周黎安,2007年;刘剑雄,2008年),地方官员升迁的函数可表示为It=f(φ1GDPt、φ2Et、φ3Rt、εt),其中φ1、φ2、φ3∈[0、1]是权数,φ1+φ2+φ3=1,GDPt表示t期增长率,Et表示上级对下级的评价,Rt表示辖区居民对官员的评价,GDPt、Et、Rt可分别理解为经济绩效、政治忠诚和辖区民意。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条件1:上级政府以GDP增长作为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

此时φ1=1、φ2=0、φ3=0,因为企业收益Yt与政府税收Tg正相关,在中央政府推行流域污染治理政策时存在Yt=a0-a1Gt,则GDP增长和财政收入水平均会因治理而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导致It下降,影响官员升迁,因此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诉求上并无积极性执行中央政府的污染治理政策。因此,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流域治理政策很难在基层执行下去。

若φ2>0、φ3>0,即除GDP外,政治升迁还受到了民意及上级官员的评价影响,那么地方官员执行中央政府流域政策的积极性就更低。因为,居民的收益$E(\dot{u}+C{}_s+W)$下降会导致Rt指数下降,也会间接影响Et。

推论6.1:于是地方官员陷入了政治困境,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面对中央政府时共同欺骗流域环境的真实污染情况,面对上级政府和基层民众时,通过企业发展促进的地方经济增长来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在他们看来,共谋似乎是困境中唯一的均衡解。

条件2:上级政府以水资源环境指标作为考核标准。

此时,It=f(φ1GDPt、φ2Et、φ3Rt、φ4ENVt、εt),其中ENVt表示t期环境指标,φ1=0、φ2>0、φ3=0、φ4>0,It与Yt及$E(\dot{u}+C{}_s+W)$无关,此时,基层政府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执行中央政府政策。

若φ1=0、φ2>0、φ3>0、φ4>0,即官员政治晋升既要考虑流域水资源环境治理情况,又要考虑到辖区民意的态度。此时It与$E(\dot{u}+C{}_s+W)$正相关,辖区居民的收益水平会影响地方官员Rt测评。又因为$E(\dot{u}+C{}_s+W)$与Yt正相关,而治理导致$Y{}_t(\dot{\theta })\le 0$,必然会致使$E(\dot{u}+C{}_s+W)$降低,这个传递性影响结果简化为:执行中央政府政策会导致辖区民意测评Rt下降。于是,是否能得以晋升似乎演变成了上级政府对于环境和民意两项指标的权衡。

推论6.2:如果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只单一的受制于流域水资源环境指标影响,则流域治理政策将会被严格贯彻。但如果把基层辖区民意也作为官员考核指标的话,基层政府再次陷入囚徒困境的格局。

因此,假设6的分析推理,充分揭示了基层政府作为流域利益一个重要群体所面对的收益函数,这个收益函数的安排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流域治理政策是否能够贯彻执行到位。

4 困境与有效治理的均衡解

通过流域治理机制的路径演化分析,清楚地揭示了政府介入的背景及必要性。然而政府介入之后,由于政治制度的激励模式与治理目标引致的利益安排产生了分歧,致使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陷入了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地区,地方官员晋升函数为It=f(φ1GDPt、φ2Et、φ3Rt、εt),流域污染治理很可能陷入共谋格局,治理政策难以贯彻。二是考虑到经济绩效指标考核官员的负面效应而主要采用环评晋升函数It=f(φ1GDPt、φ2Et、φ3Rt、φ4ENVt、εt),地方政府因为背负民意测评Rt的压力,再次陷入政策执行的困境。

解决这两方面的困境,单一放弃经济绩效或者辖区民意指标均是不可行的,辖区民意测评代表制度性政治民主化的特色,是政治进步评价指标,是必然要保留的。引入环境测评取代经济绩效指标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未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官员的两难困局。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补偿机制是引入环评指标后解决治理困局的根本所在。而补偿机制的前提在于明确补偿主体和受益主体。

正如前文的研究,补偿主体的最佳角色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担当,下游受益的支付也应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全流域统筹安排,因为“下游”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常常容易模糊而导致补偿意愿不足。此外,流域跨区域、受益分散性以及广泛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公共利益收益评估和成本支付由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政府来担当也是最佳的产权安排。因此,全流域统筹安排的补偿机制构建和环评指标的引入是流域治理机制有效实施的改革方向。补偿应满足这样的条件:即At≥μ(a0-a1Gt)/β(企业继续生产)或者At≥(1+μ)(a0-a1Gt)/β(企业停止生产),且存在It=f(φ1GDPt、φ2Et、φ3Rt、φ4ENVt、εt)其中φ1=0、φ2>0、φ3>0、φ4=0 (φ1+φ2+φ3+φ4=1)。满足这个条件,既能保证流域沿岸民众对流域资源的利益属性不受破坏,并保证其收益实现,又能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实现自己的收益安排预期,从而可以促使民众与政府很好的协调,共同参与流域治理实现流域环境水资源改善。

5 结 语

本文通过流域治理路径的演化分析,揭示了污染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各个利益主体利益安排失衡所致。企业污染行为在政府强制性介入治理之前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进入改善了流域属地的福利,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但属地居民因福利改善而缺乏激励对其进行监督制约。这为政府强制性介入奠定了必要性基础,然而中央政府追逐公共利益的目标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致使治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研究发现,政府粗放式的介入治理或者单一的政策体系都难以根本上调动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考虑关键沿岸居民和属地政府的利益诉求,是有效治理的关键。

不同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注重某一细节或宏观的政策分析,本文采纳演化分析一方面在于揭示治理的演变路径,引出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机构的引入,把微观自我实施的自主治理条件与宏观治理政策目标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了解剖分析,以期待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既要致力于治理政策可以防止协调治理的共谋现象,又要兼顾到激励相容。最为关键的是,本文探索了流域污染有效治理的均衡解。但笔者以为本研究仍存一定的局限,虽然重点研究了沿岸居民和基层政府的收益函数和参与治理的激励条件,并解释了企业不应获得补偿的理论性根据,但文章尚未分析企业参与流域治理的适应性发展演变路径以及相应的激励约束条件。此外,文章强调中央政府统筹安排补偿的必要性,但未深入分析补偿主体属性以及详细的补偿标准。但国内郑海霞等(2006年)、易志斌(2010年)学者对该问题都有过详细深入的研究分析,不再赘述。

篇4：淮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治理策略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这是在有关淮河的作品中引用最多的一句民谚，这句民谚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淮河流域人民安居自得的情形。

淮河流域日益严重的水污染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主管淮河水利的淮河水利委员会，早在1978年就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源防治污染规划要点》，同时进行水质监测网络建设。

而在1994年6月15日，由原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沿淮四省共同颁布《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这是我国大江大河水污染预防的第一个规章制度。

淮河污染治理20多年，污染还在继续。今年5月，媒体相继披露淮河蚌埠段污染事件，将淮河流域污染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小康》记者在安徽蚌埠市实地探访发现，部分工业企业偷排污水现象严重；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淮河流域一个重要污染源。据了解，淮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6，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流域内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很大，其污染也相对较重。

有关专家指出，淮河是高度人工控制的流域，流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水质的好坏。由于目前淮河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抗御污染冲击的能力很弱，加之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难度较大，因此，淮河流域主污染防治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淮河治污任重而道远。

旧污未去，新污又来

2011年，安徽省蚌埠市仇岗村曾吸引了世界目光。一部记录该村村民与当地一家化工厂抗争历程的环保题材纪录短片《仇岗卫士》入围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

《仇岗卫士》讲述了蚌埠农民张功利与化工污染企业抗争的故事。张功利本来是一个农民，耕田、种菜、喂猪，忙于生计，生儿育女，然后慢慢老去。是化工厂的出现，打破了这一自然进程。2004年，三家生产有机化工品的化工厂落户安徽省蚌埠市仇岗村，其中最大的一家化学有限公司，排放的工业污水浸漫张功利的自留地，导致后者颗粒无收。由诉讼索赔受挫，到自学法律继续上诉而无果，张功利开始了一段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历程。

经过张功利的不懈抗争和媒体披露，2009年4月，化工厂着手搬迁，撤出仇岗村。

但《小康》记者事隔多年后来到仇岗村，发现村庄仍不得不面对依旧惨淡的现状：光秃秃的泥土寸草不生，只有枯死的树立在围墙边；地面上像是附着一层薄霜，呈现出淡淡的白色；围墙根部的一小块水洼，里面的水泛着暗红色和淡淡的刺鼻腥味……

虽然化工厂已搬离了6年，但其厂区至今一直没有正常生长的植物，和周围的杂草丛生形成鲜明对比。

蚌埠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位于仇岗村的蚌埠九采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族光两家化工厂依法关闭后，两家企业开始组织力量对厂区明显受污染的土壤进行清理，疏通厂区内的雨水排水系统，确保厂区全部雨水能够通过城市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但是，几年过去了，环境修复效果却微乎其微。在仇岗村村民仍在挣扎的同时，更多村庄也开始面临环境被污染的类似境地。

6月中旬，《小康》记者探访安徽蚌埠市境内的淮河支流三浦大沟和沫冲引河发现，河水呈深褐色，漂浮着大量死鱼。附近的三浦村村民告诉记者，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附近工业园区治污最后一道防线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出现诸多问题，严重影响附近村民的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安徽省环保厅已督促淮上区环保局尽快解决污染问题。

在附近一些化工厂旁边的沟渠中，记者看到漂着黄褐色油污，或者繁殖了大量绿色藻类占满水面，沟段发出刺鼻气味。这些沟渠部分可以直接排到三浦大沟内。

三浦村村民告诉记者，当地的农民世代用这两条河的水直接灌溉，但是现在却不得不从别处挑水灌溉。“早在四五年以前沫河口工业园区正式建成以后，这两条河就开始发臭，水质变得越来越差。大概是去年开始，用河水浇灌的小麦生长出现了异常，很多麦粒只长空壳。不仅是小麦，水稻用河里的水灌溉也明显减产。”

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村民的饮用水四五年前井深只有18米，现在即使打到60多米，井水还是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水烧开以后还黏乎乎的。没办法，大部分村民只能在家中添置了净水器。

“这几年来，村里很多村民得了癌症去世，都说与水的污染有关，现在我们天天活在恐慌中。”几位村民说。

《小康》记者了解到，2013年7月，《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出版，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该图集首次证实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

淮河流域因水污染导致出现“癌症村”的消息备受关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表示，经过近8年调查，可以确定淮河是污染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是消化道肿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其上升幅度是中国肿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3倍至10倍。

“长期在这里生活，我们也意识到河水污染的危害，我们曾多次找到镇里县里反映情况，因为我们村属于五河县管辖，上游沫河口工业园区归蚌埠淮上区管辖，所以此事一直没有结果。每当听说村里有人患病，村民们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我们做梦都想早点逃开这污染。”三浦村72岁的村民李玉告诉《小康》记者。

淮河支流污染原因何在？

六月的艳阳天下，沫河口工业园区的几家化工企业车间在忙碌地生产。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工业园区所有的化工企业排污管网均没有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一般都是先存放在厂区污水池内，如果刚下过雨或者污水池已满，只能选择偷排到淮河支流三浦大沟。”

蚌埠市淮上区环保局局长陈永进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沫河口工业园区内入驻在产企业50余家，化工企业27家，其中有10家涉水企业，主要是精细化工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工厂。

“企业产生的废水经预处理后排放到沫河口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再处理达到废水综合排放一级标准后，最终排入三浦大沟，通过淮河闸入淮。”陈永进局长说。

对于这一说法，当地农民并不认可。“三浦大沟是引淮河水浇灌农田所用，由淮河流域经工业园区进入五河县境内，河水污染主要原因是工业废水所致。”

为了探明原因，《小康》记者来到沫河口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发现污水处理厂大门紧锁。厂区内一位留守人员告诉记者，处理厂正在施工，还没有运营，处于停产状态。

那么，现在在产的企业污水究竟如何排放呢？几经周折，记者联系到负责承建污水处理厂的项目施工方，工程公司负责人向《小康》记者表示，沫河口污水处理厂原属蚌埠市五河县建设投资的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的贷款，俗称世行项目。该公司在2010年与五河县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沫河口污水处理厂施工合同，但在2012年底，因当地配套资金紧张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不能到位等问题，在污水厂施工结束即将验收时，一直不予验收，一直拖到2013年6月份该处理厂划归到淮上区管辖，由蚌埠河北新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负责。

“换了管辖单位后，我们多次发公函要求验收，均没有回音。现在修好的污水处理厂一直在停产状态。别说污水处理了，根本没有运营。”上述人士表示，“当时污水收集管网工程由另一家当地企业施工，也一直没有正常施工，到污水处理厂工程提请验收时，管网做了一半左右，处于停工状态，所有企业与污水处理厂连接的管网到2014年底根本没有建成。管网工程也是世行贷款项目，有关项目进展可向世行现场监管人员了解请款记录，结果就一目了然。”

据《小康》记者从淮上区了解到，蚌埠河北新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孟新还兼任淮上区政协副主席，记者联系上孟新董事长要求就污水处理厂未运营的原因进行采访时，被拒绝。2015年4月28日，安徽省环保厅已经对上述污染事件发生地沫河口工业园区进行挂牌督办，并指出管网建设严重滞后、河沟水环境质量较差、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等问题。

安徽省环保厅在通报沫河口工业园区污染问题时表示，沫河口工业园区未建设污水收集和雨水管网，工业废水不能通过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直接排入三浦大沟，最终进入淮河。大部分涉水企业均通过槽罐车将废水运输到园区污水处理厂和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废水运输过程中存在监管盲区和不确定因素，造成很大风险隐患。

其中，位于安徽蚌埠市淮上区的淮河支流三浦大沟、沫冲引河受到近旁沫河口工业园区的污染。水中的氨氮和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均为劣V类标准，严重影响淮河水环境。所谓劣V类水的主要指标是每升水中氨氮含量超过2毫克，化学需氧量超过40毫克。劣V类水质确实无法再用于农业生产。

“区政府高度重视并于5月中旬专题召开会议研究具体整改方案，决定通过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和完善园区雨污水管网，努力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实现园区企业废水通过新建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做到达标排放。”陈永进表示。

陈永进局长说，因为污水处理厂中标企业在建筑管网的过程中种种原因，重建管网的事情一直搁置。淮上区环保局接手该项目后，一直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希望能够尽快完成管网建设。但是，资金的筹措同样困难，因此一直拖到现在。

流域污染治理困局

公开资料显示，沫河口工业园始建于2008年，初期投资15.8亿元，占地10平方公里左右。按照规划，应有一座耗资6000万元的日处理能力2.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该处理厂应该负责所有排放污水企业的污水处理。

但目前，该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只是由最初的每天300吨提升到每天600吨，一直无法达到规划要求，每天有100多吨的污水需要运到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而从工业园到第一污水处理厂有近30公里的路程。

提起污染问题，一园区内企业负责人也是满肚子的苦水：从他们入驻园区以来，政府承诺的排污管网就一直没有接入工厂。厂区的设计又没有排污口。因此，他们只能在污水于厂子里进行自行处理后，进行罐装，再运到厂外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这样不仅增加了工厂的费用，在运输过程中存在的溢洒现象也会污染厂区内的环境，增加二次清理的成本。如果他们处理不力，还会遭到环保部门的处罚。

淮上区环保局给安徽省环保厅的报告显示，沫河口污水处理厂将于8月25日开始运行。但处理厂项目施工方表示，现在还没有验收，地下管网没有铺设，很难在上述期限截止时开始运行。

当地有些村民质疑，为什么淮上区环保局没有及时发现污染问题，等到省环保厅通报之后才进行彻查。省环保厅的通报中也提到，当地环保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盲区和大量不确定因素。陈永进局长无奈地说，沫河口工业园区完全依靠淮上区环保局6名在编人员的管理，其中经验丰富的员工并不多。人力的短缺让自己部门实在无力做到严密监控每一家企业。

5月19日，淮上区环保局联合财政局等部门共同制定了沫河口工业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方案中要求，园区内未建成的雨、污水管道在7月15日之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污水全部通过管网接入园区内的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内目前损坏的中控监控平台、进出口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等进行重新安装，增加必要的监测仪器和人员。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增加的污水处理需求，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将增加到每天2100吨，将园区内的生活污水也纳入处理范围。在资金投入方面，仅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就将花费450万元，加上管网建设的投入将超过500万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表示，淮河整治之前之所以效果不佳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地方保护，这是造成淮河流域污染反弹的主要原因。流域内各级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现象还很普遍。另外是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淮河“十五”计划投资完成率仅占33%，个别省份甚至不足20%。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低。“50年到100年内能够治理成功就很不容易了，要治理淮河必须先做好以上两点。”

治理流域污染的环保问题一直很复杂，需要多方努力和资金投入。

自199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颁布，淮河治污至今已近20载。经过多年努力，其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与国家提出的治淮目标仍有较大差距，部分支流污染依然严重，水生态现状不容乐观。

2011年，淮河水利委员会曾对淮河干流和洪泽湖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水生态调查监测，完成的健康评估显示，淮河流域一度污染严重，水生生物环境受到破坏，鱼类多样性明显下降。

事实上，为了治理淮河污染，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在淮河流域投资建设了多个污水处理厂。但是一些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因为各种原因处于闲置状态。

因揭开淮河治污达标的大谎言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淮河卫士”的霍岱珊向《小康》记者表示，当地群众对污水处理厂的意见非常大，认为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不合格，处理量也不够。他说：“好多人认为污水处理厂拿了国家的钱，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篇5：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成因与治理

1、海洋污染源的形成①.陆源污染

海洋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物,其成分主要是化学需氧物质、一、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成因氨氮、油类物质和磷酸盐四类,合计占总量的95%以上,还有硫化物、锌、砷、铅、铬、挥发酚、氰化物、铜、镉、汞等。陆源污染物主要来自于工业三废、城镇生活垃圾、农业养殖使用的化肥、农药和禽畜粪便等。因此,陆地污染源可分为四类: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和陆上养殖污染源。

②.不合理的海洋开发和海洋工程兴建

我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海建设热潮,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缩减了约一半。其后果是滩涂湿地的自然景观遭到了严重破坏,重要经济鱼、虾、蟹、贝类生息繁衍场所消失,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绝迹,而且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等能力。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沿海地区累计已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公顷,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100万公顷,两项之和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对沿海滩涂的破坏面积仍呈逐年上升趋势。海岸工程破坏自然滩涂,我国沿岸大于10平方公里的海湾有160个。许多海湾已建有大、中型港口,小型海湾普遍为天然渔港。但是,在大城市毗邻的海湾,由于填海建港、填海造地,岸线缩短、湾体缩小、人工海岸比例增高、浅滩消失,海岸自然程度降低。再加上海水养殖业的盲目发展,养殖自身污染也较为普遍,海湾潮间带和水域中天然生长的鱼、虾、蟹、贝、藻普遍衰退。不合理的海洋开发和海洋工程兴建可分为四类:海水养殖、围海造地、海岸工程、深海开发。

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造成的海洋污染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正常作业污染,即海洋油田的勘探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二是突发性污染,即海域油井意外泄漏。

④.倾倒废物污染

⑤.船舶排放污染

⑥.海上事故污染

期.湿地人为破坏

2、海洋污染的深层次原因

①.人口和资源对海洋的压力

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口的急剧增加,使资源的供求量相应增加。陆地资源的稀缺性,使人类不得不到海洋去获取资源。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三大问题,主要依靠海洋。

②.社会公众海洋环保意识的淡薄

社会公众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是极其薄弱的。用生活垃圾填海、农业用药的不合理处置等使许多鱼类、贝类产卵场、栖息地被破坏。由于社会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淡薄,使海洋遭到严重损害。

③.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海洋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也随着沿海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对海洋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④.现代海洋科技的应用

海洋污染除了由于大量工业三废、生活垃圾、农药、石油等所导致外,还有海洋放射性污染。海洋放射性污染通过生物体富集或食物链富集辐射整个海洋环境,危害人类或其他生物。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深入到现代海战武器(如激光炮、电磁炮、微波武器等)之中。此外,目前一些国家建立了海底核基地,其海底核实验活动直接或间接对我国海洋环境产生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⑤.海洋监察手段落后和执行力不足

国家海洋局每年承担常规海洋环境监测,以及两次污染基线调查、陆源污染及重点排污调查、几个海湾的海洋环境容量与总量控制调查,以对近岸海域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控制。目前,海洋环境容量的大小和污染源的对应关系仍不清楚,还不能有针对性地控制污染物质的排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另外,在监测的空间和时间覆盖范围方面体现出执行力不足的问题,海洋环保法实施18年,累计达6000多天,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洋部门两天才出动一次船舶,4天才派出一架飞机,且飞行不足5小时,其发现某一船只违章排污的概率相当小。

⑥.涉海行政部门协调不够

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总局、交通部、农业部、海事等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治理。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涉海各部门的职权范围,但各部门职能交叉、机构重复设置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机构间和部门间缺少协作。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环保部门共同参与海洋污染治理,互相扯皮的现象随之产生,影响了海洋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

二、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实施对策

1、建立健全海洋法律体系与管理体制

自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一系列海洋和涉海法规,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随着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有法律法规未曾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的法制工作者和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始终使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规是行为的依据,组织落实是执行法规的保证。根据现行法规,海洋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由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总局、交通部、农业部、海军等5个部门以及沿海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根据分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实施监督管理。各个部门间的分工表面上看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叠。执法部门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部门间的横向联系,做到“协防、协查、协管”,努力把法制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做到“执法必严”,保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2、不断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水平

高新技术在开发海洋环境探测新仪器方面的应用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即水生探测技术和卫星遥感遥测技术。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ADCP)的出现是水生探测技术的最新发展。探测方式有船载式、拖曳式、坐底式、自容式、直读式等多种形式,自动化程度很高,可以测量一个垂直剖面上的海流分布,在现代海洋环境探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卫星遥感可获得海洋表层的温度、水色、海平面、波浪、海流等相关信息,广泛应用于海洋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应用卫星定位技术还进

一步发展了现场观测技术系统。此外,其他新技术的应用,也推进了海上现场探测技术的发展。运用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和技术,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管,及时发现违规行为,保护海洋环境,监测赤潮等是非常重要的。

3、实现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不同的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从海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我国多年来的海洋产业结构一直是以海洋第一产业为主,今后应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在实现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过程中,使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二是优化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沿海地区所产生的“三废”绝大部分通过直接入海,河水和地表径流、酸雨等形式流入近海,影响着近岸海域的环境,近岸海域的环境状况和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从“三废”排放的一般情况来看,工业废水、废气占全部污染物的50%左右,所以第二产业对环境压力最大。而沿海地区是我国目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第二产业在三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种产业结构严重地影响着近岸海域环境,应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不断地优化和升级。

4、推动海洋环保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海洋环保技术是指为防止或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保证海洋生态平衡的各项技术。它包括海洋环境监测预警信息技术,如检测设备、资料浮标、无人值守站、卫星遥感等;污染物控制技术,如废弃物处理技术、溢油事故处理技术、倾废技术等;环境无害化技术或清洁生产技术,如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以预防污染为目标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海洋生态恢复和整治技术等等。海洋环保产业,是在海洋环保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经济产业,包括海洋监测预警信息服务业、海洋环保设备制造业、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海上倾废场等海洋污染物处理企业以及为预防海洋环境污染而进行的资源再生利用等产业部门和单位。在我国的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积极运用环保技术,培育相关产业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加强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环境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

建立污染治理试验区的目的在于加强对重点污染海区的整治与管理,并对今

后的污染治理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由于海洋污染复合性强,累积效应大,而且不同海域的自净能力不同,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以最少的资金投入获得最大的污染治理效果。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就是在我国目前缺乏环保资金投入的前提下,抓住主要污染物质、主要污染海域、主要污染源等几个主要环节,充分利用海洋自净能力,对我国的海洋治理进行尝试,是当前治理海洋污染的一个关键环节。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环境污染较轻的小块海域进行试点,建立试验区的管理机构,设立环境监测系统,制定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研发污染物的转移与防治技术,并逐渐加以推广。对于重点污染海域的整治与管理,则应与当地政府配合,建立“当地政府负责制”,并且纳入当地经济规划。以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补偿”,制定一系列排污收费制度。在国家的资助下,分阶段、有计划地整治污染海域。在加强海洋污染治理试验区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现有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6、坚持陆海并重、防治并举的海洋环保方针

海洋污染表现在海上,但其来源于陆地和海上,其中主要是陆地。因此,改善海洋环境质量,必须坚持陆海并重。第一,要有效实行排海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的双重控制制度。第二,要积极推行绿色生态模式,合理发展农业和养殖业。第三,市政部门要做好节约用水和处理污水工作。第四,加强地区间的污染处理协调工作。第五,抓好海上污染控制,保护好近海生态环境。

7、保证海洋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

由于投资见效慢,各方面关系难以协调,而且没有短期的经济效益,所以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必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资金投入的主体,同时要加强引导,积极利用国际资金和民间资金。

8、营造海洋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

篇6：淮河污染情况及其治理方案

摘要：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流到安徽正阳关骤然变为一条宽阔的主干流，形成“七十二水归正阳”的奇观。淮河全长约一千公里，流经河南、安徽、山东到江苏入海，流域面积为18.57万平方公里，是匍匐在祖国心腹地带的一条大河。淮河是哺育江淮儿女的母亲河，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但是，近年来淮河污染情况日益严重，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淮河何以成为如此难治理的河流? 为什么淮河最难治理?治污工程举步维艰，淮河水变清真的难容乐观？美丽的淮河，何时再现碧水清风? 关键词：淮河 水污染与治理 治理方案

前言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中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则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到20世纪末，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据监测，中国现在多数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同时也违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其中在中国淡水资源中占重要地位的淮河，近年来水质污染特别严重，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再度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据说早在10年前，我们国家就启动了淮河流域的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按理说，这10年来的治理，应该能够还我们一个较为清洁的淮河。可是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却在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会上表示，当前淮河水污染依然相当严重，有超过一半的地方水质达不到要求。为什么这么些年治淮我们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现在的淮河水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案来治理淮河呢? 分析

一、淮河污染现状

1、淮河干道成了污水沟。一位记者来到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姚家湾的一条污水沟，旁边是即将收割的麦田和居住的人家。记者说，走近这条污水沟的时候，便闻到一股难闻的氨水气，污水非常浑浊。沿着这条污水沟向前不到200米，就是淮河的主干道，污水沟入河口的河床已经变成了黑色，淮河干道的水面并不比污水沟清澈，渔民在划船的时候，水面上随之翻起黑色的污泥。

2、岸边居民还得借水喝。记者采访时看到，在他们的房前屋后，围绕着整个居住区，到处都是生活垃圾，这些堆积如山的垃圾散发出阵阵腐臭，有的已经和污水混在一起，就这样天天流进淮河里。他们知道这样会污染淮河水，但是没有人对这里进行管理，他们都是城市居民，但是垃圾却没有人清运，几十年来他们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些令人作呕的垃圾。记者还看到一个小女孩对身边成堆的垃圾熟视无睹，正漫不经心地吃着零食。这些堆成山的垃圾只不过是一年之内形成的。那么几十年来的垃圾都去了哪里呢？老人这时候把他们房子上的水渍指给笔者看。涨水，垃圾就被冲到河里去了。原来，一到汛期淮河涨水，小岛就会淹在水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岛，而这些垃圾就随着上涨的淮河水，被淮河消化掉，淮河成为巨大的垃圾场和污水处理场。周围的居民告诉记者，由于受到污水影响，他们的地下水都不能喝了，每天要到别人家四处借水喝。淮河污染给淮南市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

3、七年没开工的污水处理厂。近年来，淮河流域的污染还在加剧。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淮河19个监测断面有13个处于超标状态。其中，淮南市在安徽省沿淮城镇中，污水排放量位列第一，两项重要的污染指标COD和氨氮的排放量分别位列全省第三和第二。为什么淮南的排污量如此巨大呢？记者在淮南下辖的凤台县进行了调查。来到凤台县用来建污水处理厂的70亩农田，尽管早在2001年污水处理厂的项目就已经立了项，但是直到现在，这块地里还种着庄稼，没有任何要开工的迹象。作为污水处理厂的厂长，刘福东已经被任命3年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是在做各种前期准备工作，一直没有开工。

二、造成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1、由于部分工业企业偷排污水现象严重。经过10年来“抓大关小”，调整产业结构，淮河流域工业企业中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或设施不达标的现象已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工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常常擅自关闭污水处理设施，偷排污水。

2、是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淮河流域一个重要污染源。据了解，淮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6，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流域内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很大，其污染也相对较重。

3、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正在逐年增加，其污染负荷已超过工业污水，成为影响淮河流域水质安全的重要因素。据统计，2002年全省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23．85亿吨，其中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12．41亿吨，占一半还多。

三、淮河何以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

淮河被称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据水文资料统计，20世纪以来淮河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有17次之多。以王家坝为例，自1953年建成以来，共有11年13次开闸泄洪。从历史来看，从12世纪黄河夺淮入海以来的数百年间，淮河总是以频繁的灾害向世人显示它的存在。

1、安徽已建成的九个污水厂两个在正常运转，只有一个半在“半”运转，还有五个半在“晒太阳”。据统计，淮河流域十五以来GDP以年8％以上速度增长，其中工业产值以年20%的速度增长；而此流域安徽省的治污项目按十五计划只完成了7.2%。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淮河治污工程的滞后，让淮河变清的脚步戴上了沉重的锁链。

2、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还处于“温饱财政”的县市，污水厂建设成为包袱，原本就欠竞争力的企业再拿出污水处理资金会加大产品成本，与没有治污设施地区的企业产品形成不平等竞争，从而制约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生存。滁州市发改委、建委负责污水厂建设的同志也对暗访组流露出，上马治污项目，心有余而力不足。

3、即使污水厂管网建设如期完成，污水厂正常运行也存在问题：在淮河流域城镇中，自备井为数众多，亳州市自备井采水量就占自来水公司供水量的30％左右，在收费较高的洗浴等服务行业，出于商业利益，很多都自备水井；即使自备井污水并入城市污水管道，这部分的污水处理费也无法计算收取。

四、淮河治理取得的成果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治理，淮河的水污染状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据省环保局提供的资料，1996年至2003年，我省淮河流域GDP由2046亿元增长至3849亿元，增长88％，人口由5500万增至5700万，城市化率由18．4％提高到27．2％，生活污水排放量由3．2亿吨增加到7．8亿吨，而全流域主要污染物COD排放量却由1996年的77．8万吨降至2003年的18．47万吨，主要河流COD平均浓度由955mg／L下降为48mg／L，基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和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双赢”。但是，从环保部门监测到的情况来看，淮河污染治理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一段距离，淮河治污仍须努力。

五、治污工程举步维艰，应完善的治污方案

1、淮河污染治理首先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把治污达标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作为保证政令畅通的一项政治任务对待，下死决心抓，不留退路；要求企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顾全大局，背水一战，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2、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要求各市、县所有日排水量100立方米或日排COD30千克以上的企业，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进、出口，都必须安装在线自动监测装置，并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对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一律实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间限产限排，并暂停该企业所有新扩改建项目的审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要责令停产或关闭。对明知故犯、屡查屡犯、擅自闲置污染治理设施、偷排偷放污染物的企业，一律责令停产整顿，依法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3、全面实行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的发放要求，逐步完善排污许可证的管理方式。2008年底前，完成对国控、省控重点排污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自2009年起，所有排污单位实行持证排污，实行严格的污染物排放量化管理，禁止无证排污。

4、加强对入河企业的监管，实行流域定期检查制度。按要求做好每月流域检查监测工作，保证监测频次，编制水质月报。根据监测结果，拿出生态补偿金的扣缴意见。组织相关市、县环保局对工业企业进行排查，对查出的违法企业给予行政处罚，对严重违法排污企业，报请政府下达停产整治决定，通知有关部门实施停水、停电措施。

5、严格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把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对新建限制类和允许类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实施“减二增一”，对鼓励类项目实施“减一增一”，禁止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对未按期完成减排任务、环境违法问题突出、未建成或已建成污水处理厂出水浓度超标和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不到60%、河流主要断面水质长期不达标以及完不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县（市、区）或企业集团，实行“区域限批”和“企业限批”。对不能进入污水处理厂区域的新建项目，污水排放要达到排放标准（国家、省、市规定的排放标准严于流域标准时，执行国家、省、市规定的排放标准，否则执行流域标准）。

6、加强对考核断面的监测考核。对连续两个月水质考核断面超过考核指标一倍以上的县（市、区），由市环保局提出区域限批预警，两个月内整改无明显进展，实行区域限批，暂停该地区所有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直至考核断面水质有明显改善，方可解除区域限批。

7、各新闻媒体要高度关注重点河流综合治理工作，及时宣传报道正面典型，加强正面引导。对领导不力、工作迟缓的地方和部门，要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曝光，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工作的开展。

8、企业和个人应当以大局为重，节约、循环利用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真正做到利己利人。

结论 几十年前，淮河水中鱼儿乐，但两岸百姓填不饱肚子；今天丰衣足食了，河中的鱼儿却几乎绝迹。淮河儿女不愿再回到恶肚皮的年代，亦憧憬着淮河水变清。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吗？只有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饱经沧桑的淮河流域儿女携手跨进全面小康社会才不是梦想。淮河污染治理提出了在区域层次上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国家环保总局领导在有关淮河污染的文件上批示：“淮河治污要有创新”，这说明高层决策者也意识到了过去所习惯的流域治理方式有不适用的地方，需要改革和完善。淮河污染治理的政策方向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重构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淮河污染治理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地方的责任，并建立一种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行动的框架，这并非单纯的增加投入的问题，而是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制度创新。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淮河污染问题。参考文献：沧州市重点河流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淮河污染治理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