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3年的计划生育

关于1983年的计划生育（共2篇）

篇1：关于1983年的计划生育

关于煤粉仓及制粉系统防爆措施

水电部生产司[1983]生安监字第112号

一、运行、维护、检修方面

1.认真贯彻执行1979年部颁《火力发电厂钢球磨煤机系统运行规程》。

2.燃用易自燃煤种的锅炉煤粉仓，或有过煤粉自燃历史，且目前用煤种无很大变化的煤粉仓，要核对仓顶设计、施工情况。检查粉仓顶盖、四角拼缝有无抗爆能力薄弱的部位。

3.要加强防爆门的检查和更换工作，防爆门膜板要符合设计要求。

4.煤粉仓必须严密。凡基建投产时未做过严密性试验的要补做漏风试验，如发现有漏风、漏粉现象的要及时消除。一旦粉仓发生爆炸，发现顶盖开裂时，应同时检查粉仓四角接缝有无异常，以便及早发现粉仓结构在煤粉仓爆炸后可能造成的损失。

5.每次大修粉仓应清仓，并检查煤粉仓四壁是否光滑，有无死角。特别要注意仓顶预制板—大梁搁置部位有无积粉死角。必要时仓壁可加钢板内衬。

6.要检查煤粉仓，绞笼吸潮管有无堵塞，吸潮管应加保温。吸潮门的开度应使粉仓负压保持适当的数值。

7.煤粉仓的灭火系统要保持完好，定期试用（试验时灭火剂不进入煤粉仓）。8.煤粉仓外壁受冷风吹袭，使仓内煤粉易于结块影响流动者，其外壁应予保温。

9.粉仓温度表数量不够的，宜适当补充。为及时发现粉仓温度升高，可考虑设温度报警装置，并应定期校验。

10.要检查定期降粉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异常工况时，可考虑适当增加降粉次数。制定给粉机定期切换制度，避免在停用的给粉机入口处出现积粉自燃现象。

11.严格执行停炉前煤粉仓烧空制度，停炉后封闭粉仓及放（抽）粉制度。

12.发现煤粉仓煤粉自燃要妥善处理。一般应停止向煤粉仓送粉（严禁漏粉），关闭粉仓吸潮管，进行彻底降粉，如采取迅速提高粉位（包括同时由邻炉来粉）进行压粉的措施时，应事先输入足够数量的惰性气体。

13.制粉系统发生煤粉爆炸，要找到积粉着火点，采取措施消除积粉，必要时可采用改造管路的措施。

14.为防止防爆门爆破时损坏设备，影响人身安全，应适当改变防爆门安装方位或采取其他隔离措施。15.要采取措施防止给煤机断煤，并在控制盘上设置新煤信号。

16.为防止制粉间顶板下的电缆上积粉自燃，应坚持定期清扫，必要时在电缆架附近增加挡尘罩或逐步把电缆改到运转层上面。

17.做好粉仓层的清洁工作，防止煤粉仓煤粉爆炸后热气浪喷出引起的二次爆炸，或粉仓层积粉自燃后火苗进入粉仓引起煤粉仓煤粉爆炸。

二、设计、施工方面

1.降低煤粉仓防爆门动作压力。目前煤粉仓防爆门吕膜板设计动作压力为1000mm水柱。爆破试验表明，有的膜板爆破压力甚至超过2000mm水柱，而粉仓顶盖承压能力估计只能达到200mm～ 500mm水柱，防爆门不能起保护煤粉仓不被损坏的作用。因此需要组织研究试制用于煤粉仓的动作压力为100mm～150mm水柱、密封良好的新型防爆门。

2.煤粉仓防爆门总面积应按煤粉仓单位容积0.0025m2/m3计算，但不小于0.5m2。防爆门的数量应适当增加，宜均匀布置在较易积粉的位置。防爆门应装在靠近粉仓顶板并便于检查的部位；引出管的长度要考虑防爆门动作时能迅速泄压。

3.煤粉仓应做到严密、内壁光滑、无积粉死角，并具有一定的抗爆能力。建议对现有煤粉仓的爆炸承压标准可按500mm～1000mm水柱考虑，新设计粉仓暂采用1000mm水柱。

一些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煤粉仓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严密、积粉及承压能力不足的缺点，今后采用这种设计时，结构处理必须考虑周到，并提出详细工艺及质量要求，以便于施工、保证质量。对于爆炸危险性较大的煤，如果采用中间储仓式制粉系统，则最好采用钢板制煤粉仓，这种型式的粉仓施工简单，容易保证严密、光滑、不积粉。

煤粉仓内部应无任何沉积和滞留煤粉的突出部位，粉仓壁倾角应保护壁面交角与水平线夹角大于60°，壁面交角应做成圆弧形。煤粉仓要减少无效空间。

煤粉仓投入生产运行前要做严密性试验，彻底清除漏风处和可能积粉的部位，做好煤粉仓内部检查和测粉装置的验收签证。

4.现已投产的一些锅炉机组的旋风分离器入口管、乏气送粉系统中排粉机入口热风管、排粉机入口管等倾角较小，易于积粉，需要改进。风粉管道（包括与制粉系统无法隔离的热风管道、防爆门引出管）与水平面倾角不应小于45°。旋风分离器入口管水平过长，应促使制造单位改进设计。

5.粗粉分离器回粉管上的锁气器要便于运行中观察其动作情况，并能在断煤时临时关闭以阻止回粉继续进入磨煤机入口，避免给煤中断时引起煤粉爆炸。

6.当粉仓内煤粉发生自燃时，有些温度测点不能正确反映情况，建议研究煤粉仓煤粉自燃监视装置。粉仓温度测点的数量和安装位置要做好施工设计。温度测点一般可考虑设在四角，距仓顶1m～1.5m处，大型机组煤粉仓宜在不同高度上分别布置测点。

7.煤粉仓应设二氧化碳、氮或其他灭火剂的消防管路，仓内应布置分配管，使惰性气体均匀进入煤粉仓。采用二氧化碳灭火时，应设法采取防止雾状二氧化碳进入煤粉仓的措施。

8.煤粉仓要有放粉设施，用以向邻炉输送剩余煤粉或向安全地点排放已着火的煤粉。9.制粉系统防爆门应避免朝向人行通道或电缆托架，并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10.要在控制室配备断煤信号。

篇2：关于1983年的计划生育

一、对“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内涵与理念的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定期召开以研究教育思想、总结经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的教学讨论会。每次讨论会都将学校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发动全校教师展开讨论,进而提出新的理念和实施计划。1983—1993年间,共召开了三次教学讨论会。1983年9月至1984年3月召开的第十七次教学讨论会,针对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讨论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提高教学质量,改进培养方法;提高教师素质,规划师资队伍等问题。这次讨论会首次提出了提高教师素质。1988年5-9月召开了第十八次针对培养质量问题的教学讨论会,中心议题是:“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主要讨论了拓宽和改造本科专业内容和方向、博士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总体培养模式等问题。1992年5月至6月召开了第十九次教学讨论会,围绕将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内涵更加具体化,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个环节中的问题,将中心议题定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放在首位,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加强德育,提高学生思想、文化素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内容、体系方法改革”“改革管理运行机制,调动本科生学习积极性”等进行了专题讨论。

应该说,在1983-1993年的十年间,清华大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

首先,将“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逐步明确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1984年1月,时任校党委书记李传信在第十七次教学讨论会第二次会议发言中指出:“这次会议总的一个精神,就是一个强调提高的问题。提高的问题,我讲的简单一些,一个就是提高全面培养人的素质,就是德、智、体,提高学生德的方面的要求,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学生政治和社会素质的问题。”发言多处提到“素质”二字,明确提出了德育方面“学生政治和社会素质”的概念。对于学生政治和社会素质的要求,教学讨论会指出了四个方面,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勤奋团结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进取的科学作风。”1985年,时任校长高景德在《中国高等教育》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改革办学模式提高人才素质”的文章。文中指出:“仅就智育方面来讲,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就必须下决心加强能力的培养。所谓能力,主要是指获取知识的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和组织管理的能力。”[1]

1985年, 时任副教务长周远清在中国商业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确定的改革方向是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注重能力培养。”[2]他还归纳了注重学生四个能力的培养,即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组织管理能力[2]。

1988年5月学校召开了第十八次教学讨论会 ,时任副校长梁尤能代表学校所作的工作报告的主题为:“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他在发言中强调:“学校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素质的竞争。”讨论会的总结中还提到了要“加强学生的基础,包括思想文化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工程实践和科学实践基础以及外语基础。只有这些基础加强了,才能实现这个培养目标。”《总结纲要》出现了“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法。

1991年, 时任副校长周远清撰文强调教学工作的总体目标是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教学工作不要被日常的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所缠绕、所掩盖,应该有战略上的考虑,要把自己工作的总体目标放在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上,使毕业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3]。

其次,对“素质”内涵阐释不断深化。人才的素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的进步等会有所变化、有所发展。1983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李传信在“关于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专业划分、设置与调整原则的专题研究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对本科培养的高等工程专业人才,无论在社会素质(红的方面)上和专业素质(专的方面)上都应有较高的要求。就专业素质来说,应该要求他们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包括专业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工程实践能力,适应性较强,有发展潜力。如果这个说法的大意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应当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本科专业的划分、设置和调整的原则,研究目前本科专业设置的实际状况。这将使我们更痛切地认识到, 解决目前专业划分过细过窄、名目紊乱、缺乏统一管理等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将有助于我们探讨和明确专业划分、设置和调整的原则。”[4]此次讲话提出了从学生“社会素质”和“专业素质”的角度,探讨本科专业的划分、设置和调整的基本原则。

1987年, 时任副校长方惠坚等撰文指出 :“学生的全面素质,应包含德智体美几个方面。其具体内涵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道德修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基础知识,较强的业务能力,工作中的创造精神,与人共事的社会活动能力,健全的体魄和一定的美育修养。”[5]

1988年, 周远清在外语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近一个时期社会上用人部门的反映来看,我校毕业生在素质上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不少学生的思想素质不能适应工作, 文化素质也不高;第二是实际工作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不足,尤其是到生产第一线工作时‘上手’不快。”这里明确提出了学生“文化素质”的概念。

1992年5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大会发言中提出:“目前已经开设的一批文科限选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补充,对于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文化道德素养、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强调提高学生“素质”的综合性。1989年,周远清等在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文科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学科交叉的支柱,思维与智慧的源泉,对改善理工科学生的素质,提高整个学校的学术水平都有重要的意义。”[6]“教学工作要扩大自己的视野,把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特别是把学生的课外活动、体育、科技、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培养计划,纳入教学工作轨道,这样容易落实,也易于为学生所重视,要利用教学工作的这一优势,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环境。”[3]

1989年, 副校长张慕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会议上指出:“学生全面政治素质的提高,应该综合治理,如:学生提高全面政治素质,应通过各个环节,政治理论课教学,形势任务的教育,都是重要方面,教学中要引入实践也是重要的环节”。虽然是从提高学生政治素质方面出发,也强调了素质提升的综合性与系统性。

二、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主要举措与实效

十年间, 清华大学围绕着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加强学生能力培养、调整知识结构和提高教学效益等方面,以“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为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即注重文化内涵。1992年2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德育实施纲要》(试行)经校务会通过并试行。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部德育大纲。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推进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1. 学科与专业建设。十年间,学校按照“减少专业、拓宽基础、柔性设置”的原则,对专业设置作了几次调整改革。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逐步恢复和增设了文理方面的学科,并对原有的工程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改善专业结构,扩大专业面向。学校还积极进行了文科建设,先后恢复建立了社科、中文、外语等系,尤其是重点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及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的建设。

1978年,全校有12个系,共有40个专业。经不断调整后,至1993年,全校有29个系,其中工科17个系、理科4个系、人文社会学科4个系、管理学科4个系,而专业仅有35个,并相应地修订了教学计划。在改变专业面过窄、增强学生适应性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2. 课程建设。课程建设始于80年代初 ,其特点是分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课程建设。到1993年,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要求明确每一门课程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占什么地位,培养学生什么素质。如,应用数学系主任肖树铁在数学教学讨论会上专门讲了“数学与人才的培养”,讲到“数学课程内容的改革,目的还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并且把数学课程应该培养学生的能力归纳为应用数学语言的能力、抽象类比的能力以及适应计算机的发展而要求的驾驭大批数据的能力。

其次,文史教研组(后来发展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陆续开出了《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选修课程。1987年,学校将人文社科选修课以指定性选修的方式正式进入清华大学的课程体系, 最初只有历史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等两个课程组。1988年第十八次教学讨论会正式决定, 将人文社科选修课列入教学培养计划,要求每个理工科学生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外,至少要修满12学分的人文社科选修课。1992年9月制定的《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几个问题的工作意见》,决定调整文科限选课,课程分组调整为:历史与文化;文学与艺术(改为中西兼顾、以中为主);人生观与伦理道德;经济与管理。

该时期的人文选修课努力脱离一般概论课的窼臼。譬如,以中文系教师为核心的课程组织者和主讲人逐步意识到把经典阅读置于人文课程中心地位的必要性。在具体操作上,把经典阅读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形式。1982年以来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曾给教师带来很大的苦恼:现行的中国文学史框架相当繁复,而1门人文选修课只有32个学时,从先秦到晚清,跑马观花都来不及,于文化修养的提高有多大用处呢? 作为人文选修课主要师资来源的中文系决心改革,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分割成三门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赏析》《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与赏析》《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与赏析》。这个改动从形式上看是按文体分割了文学史,但根本的变化是把作品放在课程的中心位置,把“史”推到了背景上去。每门课突出六至七部作品或二三十篇诗词、散文,通过文本精读和赏析帮助学生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较好地起到了净化灵魂、陶冶品格和提高审美素质的作用。外国文学课程从80年代起就是以作品为中心, 由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亲自担任主讲,名为《西方文学名著选讲》,后改为《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于1994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该课的理念和方法有三:1将“认识你自己”作为贯穿课程的核心;2不泛泛讲文学史,而是引导学生阅读西方文学名著,学生和教师有同等的发言权;3鼓励学生表达和保卫自己的感受力,反对陈词滥调和华而不实的套话、假话。由于内容和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该课的声誉在同学当中流传甚广。90年代初, 原中文系葛兆光教授又开设了《中国文化名著导读》课程,重点讲授《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1994年被评为校级“一类课程”。其教材不胫而走,在台湾、香港、韩国先后翻印或翻译。由此,清华大学走出了一条人文选修课与经典阅读密切结合的道路,以经典作品导读为中心,把作品的讲授同历史的叙述、理论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

3. 学风建设与教师队伍建设。1985年,经校党委书记李传信倡导和总结,明确提出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清华学风。以往较多地从“管”的角度抓学风,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成效不显著。为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性,1989年学校作出了“建设与评选优良学风班”的决定,从以“管”为主转变为以“建”为主,使学风建设有了新的转机,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全校掀起了建设优良学风、争当优良学风班的热潮。

1983年12月,清华大学第十二届工代会第二次会议向全校教职工发表了倡议书,明确提出“教书育人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此后每年召开一次教书育人研讨会,总结交流经验,进一步发展提高。作为教书育人的主力军,教职工在教书育人过程发挥了主导作用。以从事美育教师为例:郑小筠,事事从发展学校艺术教育的目标出发,积极进取,为清华艺术教育作了多项开拓性工作(在国内高校最早建立美育委员会、最早建立单一的学生文化活动中心、最早开设艺术类限制性选修课程、最早将学生艺术团建设为全国高校最大、最好的艺术团等等)。

(二)加强构建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

自1986年开始,学校倡导于每年藉纪念“一二·九”运动之际,在11—12月间开展文化活动月活动,其内容包括全校性新生歌咏赛、研究生歌咏赛、校园歌手赛、舞蹈大赛、健美操大赛、语言艺术表演赛、礼仪风采赛、服装表演赛、贺卡设计赛、校园文化知识赛、演讲赛、辩论赛、漫画赛、集邮展、书画展、手工作品展等等,其最大特点是学生自己创意、自己设计、自己组织(学校有关部门给予指导把关),并于1988年设立了“水木清华杯”。文化活动月的内容年年有所变化,形式年年有所创新,然而保持健康的、积极的、高雅的、优美的内容和氛围的原则始终不变。每年参加者达万人次以上。

“文化大革命”以后进入清华的大多数学生的音乐、美术知识与修养极低。如1989年曾对清华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是87%的学生不识谱。1989年2月开始,学校组织了环境系88级2班的同学作为“文艺试验班”,为他们开设了音乐、舞蹈、器乐(或摄影)等课程各一学期,学期结束时,组织学生们进行艺术实践成果(节目表演)和思想收获的汇报。实践证明艺术课程推动了班集体的建设,这个班先后被评为清华大学“优良学风班”“甲级团支部”和北京市“先进班集体”;至1993年他们毕业时,这个班有11名同学(占全班人数的1/3)加入党组织。他们总结班级的成长过程时,特别强调了艺术教育试验对他们的作用。这个试验给了全校同学以极大的影响,被同学们称之为“环82现象”。这个事实也推动了全校学生对学习艺术的热情,纷纷申请成为“艺术试验班”。遗憾的是,由于师资力量和场地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这种方式不可能在全校普遍推行。但是由此而促成了学校决定为大一全年级学生开设音乐、舞蹈“限选课”。

为了促进清华的校园文化建设,创造清华校园宽松愉悦的环境,推动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有利地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学校提出了在不影响正常招生的情况下, 用每年不超过计划招生总数2%的比例,招收少量“艺术特长生”, 以他们为学生艺术活动的骨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在1987年、1988年进行了两次试验后 ,自1989年起 , 开始了正式的“清华大学全国中学生文化艺术冬令营”的工作。

(三)加强社会实践

为加强实践环节,1985年, 学校修订教学计划,改变“一学年,两学期制”,实行每学年三学期制。1992年9月制定的《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几个问题的工作意见》,决定加大教学实践基地包括实验室建设、校办工厂及校内实习基地建设、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以及现代化教学设施建设。

1987年,学校在北京、吉林两地招收了9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先去工厂企业参加劳动锻炼和生产实践,一年后回校编入1987级。其目的在于探索培养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和较强的组织能力的大学生,以改变现在学生中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状况的一种途径。

三、背景与思考

十年间, 清华大学对于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可谓是审时度势、顺势而行。是基于当时校情、社情、国情、世情,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教育的本质,大学的功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审视和思考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实践。

一方面,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至1985年间,清华大学向欧美、日本等国家派出的约600余名教师,回国后在教育改革中起了很好的作用。譬如,1985年至1992年曾担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的周远清, 于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大阪大学深造。他们到国外了解、学习先进办学经验后,成为推动学校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普遍认为清华过去教学中存在着内容偏多、偏旧、专业面狭窄的缺点,以及在方法上采用同一个模式等弊端。在教学教育改革方面,教师也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如1987年,化学工程系张克等曾撰写了《清华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1988年, 思想文化研究所柳卸林曾撰写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课程设置比较的研究》。

另一方面,立足于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旨在提高培养质量。1983年毕业生调查表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较快适应工作要求,但还存在着能力不足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学生在校期间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差;毕业后工作期间适应能力和开创能力不够。还存在一种“求知进取精神不够饱满的现象”[7]。这就为教学讨论及其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1988年,学校通过对200个用人单位的调研,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有:一部分学生的思想素质不能适应工作,表现为轻实践,不安心实际工作;不善于团结周围同志协作共事。随着国际交往频繁,许多单位对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毕业生对此不适应等。1992年对毕业生的调研,存在的问题为:一些毕业生业务能力不错,但思想素质不理想,他们不是不能干,而是不愿干。一些学生存在着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妨碍他们更好地深入基层,安心做好实际工作。有一些人缺乏扎根国内、献身“四化”的精神,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强,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和艰苦创业的思想。这种不适应在业务素质上表现为:1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够强,学生受到的工程实际训练不够,培养环节存在“软化”现象;2经济观点、市场观念、竞争意识还有待加强;3学生的知识面不宽;有的学生可以掌握大量的知识,但缺乏“见识”,创新能力不够,习惯于依赖教师传授;4组织管理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力有所欠缺。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8]。通过回顾考察1983年至1993年间清华大学对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素质教育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时代发展的呼唤与要求,特别是应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不足的艰辛探索,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这一过程,在当时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确实为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了积极的先期探索和有益尝试。

摘要：中国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3-1993年的十年间,为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华大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包括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构建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和加强社会实践,取得了实效,为在全国高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有益经验。这种对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是顺势而行,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