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共4篇）

篇1：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论建设工程中甲方管理的几个重要环节

由于工程项目自身的特点，决定了项目控制的工作重点在于项目的进度、成本及质量等指标，作为甲方，就是希望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全过程有效控制，从组织、技术、经济、合同等方面，减低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我认为，以下三个环节是在甲方工程管理中最关键而有时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即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技术协调及危机管理，下面分别论述。

一、阶段成本控制

设计阶段是建设项目成本控制的关键和重点。尽管设计费在建设工程全过程费用中一般只占建安成本的1.5%～2%，但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力可达75%以上，特别是扩初设计阶段对项目的经济影响可达98%.由此可见，设计阶段的投资管理对整个工程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设计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建设费用的多少和建设工期的长短，直接决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量。

在工程设计实例中发现，不少设计人员重技术，轻经济，随意提高安全系数，造成一定浪费。所以甲方应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应认真审核设计，及时发现问题，以免扩初设计批复后，存在的技术经济问题难以解决。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因设计不精、设计深度不够而增加工程造价不确定因素的情况，可积极推行限额设计，以有效控制造价，

即先按项目投资估算控制方案和初步设计概算，再用初步设计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和概算，使各专业在保证建筑功能及技术指标的前提下，合理分解限额，把技术和经济有效结合起来。严格控制设计变更使限额不轻易突破。甲方应积极配合设计单位，并利用同类建筑工程的技术指标进行科学分析、比较，使设计优化以降低工程造价。

二、技术协调

建设项目管理，是为满足建设项目对于特定目标要求而进行的系统的、有效的计划、组织、控制与协调活动。“协调”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协调的内容包括人际关系、组织关系、资源供求、信息交换等方面，资源供求与信息交换协调可以统称为技术协调。从甲方工程管理的角度出发，建设项目管理中的技术协调的重点，主要是技术信息协调。

技术协调是目前建设项目管理相对较薄弱的环节。对于项目建设程序的各个阶段而言，规划、设计、施工阶段自身有较完善的质保体系，有各自较为严密的标准、规范，但各阶段之间需要衔接，必然存在技术信息的相互流动。例如，施工单位对于设计使用功能的理解，以及对变更的掌握，设计单位对于现场和施工动态情况的了解等，都依赖技术信息交流;项目管理的对象，即工程实体本身，是一个由众多的环节构成的系统，项目管理实践证明，技术信息协调失败引发的问题在项目缺陷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篇2：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关于高职教育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 其存在的合法性首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第一, 从相关文件及法规中寻找依据认定其存在合法性。

相关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角度出发, 认为从相关政策与规范可认定我国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权威性依据包括: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积极发展高职院校, 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1996年《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 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高等专科学校, 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等等。

第二,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论证其合法性。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 有研究者认为高职教育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 因为其他国家很少使用这一术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职业教育都是专指培养技术工人类人才, 即主要依靠动作技能和经验技艺, 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现场工作的直接操作者的特定教育类型, 与高等教育并无交叉关系。同时, 我国《职业教育法》中的“职业教育”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对应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使用的 “技术和职业教育及训练”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Training) 这一术语。因此, 就其 实 质 而言, 高职教育应属于培养中间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教育” ( Technical Education) , 并非指培养直接操作型人才的狭义的“职业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但由于高职教育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 不能因国外通常不使用这一术语而否定这一教育类型的客观存在。

第三, 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论证其合法性。

这是最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意见。相关讨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修订第3版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Education, ISCED) ( Revised VersionⅢ) , 即所谓的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为依据, 认为高职教育就是新标准分类中的“ISCED5B”类教育。比如, 有研究者认为“ISCED5B”与我国的高职教育从层次、类型到课程特征都是一致的; 与我国现有学制相比, “ISCED5A”为普通高等教育, “ISCED5B”为高职教育; 高职教育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也完全符合最新国际教育分类标准; 新国际教育标准所增加的第四层次教育, 与我国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标准是一致的, 表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子是符合国际教育发展潮流的。

上述观点从国内考察与国际比较两个角度论证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我国不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且有其发展的必要性。但是, 有关我国高职教育的称谓与事实、存在与合法的相关认识仍值得反思。

首先, 尽管根据相关规范的考察似乎能够证明高职教育存在的合法性, 但是, 必须认识到, 无论从《职业教育法》还是《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范来看, 我国高职教育的地位、性质、内涵、特征、培养目标及其定位等都还是粗放的和不够精细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存在与发展的欠规范性与欠成熟性。

其次, 高职教育规范的不够精细与模糊性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认识与操作, 并在理论与实践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正如前述相关讨论所表明的那样, 由于我国高职教育欠规范, 至少在术语使用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困惑。从定义上看, 由于高职教育的上位概念“职业教育”的内涵界定与术语使用尚存在分歧, 因此, 高职教育到底属于“职业教育”范畴还是属于“技术教育”范畴或属于“技术与职业教育及训练”范畴的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与厘定。

再次, 必须认识到, 在我国高职教育作为一种“规范性”存在与“实然性”存在尚有较大差距。尽管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对高职教育的描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但应该认识到这一描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也就是说, 相关讨论所表述的高职教育在我国到底是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事实性存在”, 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应然的”、“诉求的”存在, 或者说这一术语所表达的内涵与其实然存在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一致性, 至少从目前来看, 既缺乏有力的论证, 也缺乏权威教育统计事实的证明。

关于对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认识问题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制定的, 供各国及国际间收集、整理和提供教育统计资料, 开展教育国际比较的一种工具。最早版本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是1976年制定的。由于1976年以来各国教育情况已发生较大变化,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了修订, 并于1997年重新颁布。这就是新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面世很快引起了我国学界的重视与关注, 对于其新变化和特点以及对职业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国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突出特点以及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新标准分类对世界各国教育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及时总结, 修订了原有的教育定义, 扩展了教育的内涵。比如, 新标准分类将原来“教育是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的定义修改为“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以及持续的交流”。其中“学习”涵盖了个人在行为、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及技能方面的任何进步与提高。“交流”包括了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信息 (包括消息、思想、知识、策略等) 的转移关系, 涵盖了语言的与非语言的、直接的与面对面的、间接的与远距离的等多种学习与交流途径和媒介。

第二, 新标准分类将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其中, 拓宽了教育的范围。比如对“教育类型”的划分就涵盖了常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初始教育、继续教育或再教育、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技术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培训、职业培训、特殊需要教育等各种类型。 (1) “教育提供者”包括教育机构、商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社区组织。“教育提供的方式”包含面对面的教育、远距离教育以及面对面和远距离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计划的方向”既指学术方向, 也指职业方向。

第三, 新标准分类增加了第四级教育。它介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 即高中后教育。这也是众多研究者所认为的与我国高职教育最为类似的教育层次。

总之, 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上述特点, 成为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我国高职教育相关问题时的重要依据。同时, 众多的讨论都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即高职教育被认定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新增加的第四层次教育, 属于“ISCED5B”教育类型。这也是目前我国学界对高职教育定位达成较多共识之处。

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与我国的高职教育联系起来, 并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探讨我国高职教育的性质、内涵、特点以及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 也是我国学界对高职教育研究的一大突出特点, 反映了人们从开始就将我国的高职教育纳入国际视阈, 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潮流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宽阔视野。

关于高职教育的属性问题

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属性的认识, 最具代表性的是“双重属性”说。该理论认为, 我国高职教育的属性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是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等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内涵既具有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又具有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有研究者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认为从目前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来看, 由于世界高科技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把高等教育层次中的职业教育看作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我国的高职教育应具有高等教育属性。

首先, 上述观点似乎表明, 我国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与职业教育属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如果暂时抛开其职业教育属性不谈, 高职教育双重属性中的高等教育属性是依据什么标准确定的呢?是依据其培养目标, 还是依据其在整个学制体系中所处的层级?是依据其招生对象所具有的专业水平, 还是依据其课程计划所代表的专业水平?然而, 从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的相关认定来看, 无论是学界的讨论, 还是管理部门的规范, 所依据的目标、知识、技能、受教育者的特点等前提似乎都不甚明了。

其次, 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 还是“高等教育”中的“高级职业教育”?值得疑虑的原因在于: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职业教育是专指培养主要依靠动作技能和经验技艺, 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现场工作的直接操作者的特定教育类型, 与高等教育并无交叉关系, 那么, 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如何定位与界定我国的高职教育?其人才培养目标到底应定位于什么样的层次?

再次, 长期以来, 我国教育从职能管理的角度被分割为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四大块, 尽管目前从管理上已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统合在一起, 似乎从表面上解决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的管理矛盾。但是, 我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复杂而模糊的关系似乎从未厘定清楚。对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模糊含混的界定与认识, 本身可能就会对教育标准的科学分类提出严峻的挑战。

最后, 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 高等教育似乎更多地是指普通高等教育, 也就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A类高层次教育。按照我国现有的教育分类和学制体系, 高职教育似乎在我国学制体系中并无恰当位置, 也就是说, 至少在目前, 我国的高职教育并不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 而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存在与发展的。

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属性问题, 是关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学制系统认识与改造的重大问题, 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关于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定位问题

由于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体系尚未完善, 因此, 关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意见分歧也较大,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几种。

第一, 抽象地将高职教育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与适合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

第二, 主张按课程计划界定高职教育目标。该主张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认为我国高职教育应该定位于“ISCED5B”教育类型。而从课程计划来看, “ISCED5B”类型介于普通学科型与直接就业型之间, 因此, 培养目标也应定位于学科研究型与直接操作型之间的中间技术型, 即具备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 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其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将设计、规划、决策转化为现实产品等物质形态或对社会生产产生具体作用。

第三, 主张从教育类型的角度确定高职教育目标。该主张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较大差别, 其教育层次与所培养的人才层次并不完全一致。职业技术人才的层次应主要依据所掌握的职业技能与技术的程度来区分。尽管职业技术人才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 但其程度的高低并不像普通教育那样完全与文化程度成正比。比如一些高级职业技术人才并不需要高文化, 但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过程, 虽然不属于高等教育, 但其难度并不亚于高等教育。因此, 高职教育是一种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专业技术教育, 所培养的毕业生应该是高级职业技术人才。

第四, 主张按人才分类学和生产过程或目的界定高职教育目标。有研究认为, 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过程与目的来看, 可以将人才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发现与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 即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应用客观规律为社会直接谋取利益的人才, 即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可以细分为工程型 (设计型、规划型) 人才、技术型 (工艺型、中间型) 人才、技能型 (技艺型、操作型) 人才。由于社会生产对人才类型的要求不同, 因此, 人才培养也存在相应的区别。比如学术型人才要求理论基础深厚, 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好的学术修养;工程型人才要求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以及较强的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技术型人才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更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要求具备解决现场突发问题以及人际关系协调能力与组织能力等;技能型人才主要应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必要的专业知识。据此, 我国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可以区分为“高层次技术人员”———属于技术员类型, 但比技术员高一层次或称“技术师”的培养, “技师型人才”———既具有一定的实践技能, 又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员的培养以及“管理人员”的培养。

培养目标的厘定是教育类型定位与规范的核心内容, 但是, 与学界热烈讨论、纷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法规对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规范与表述却显得过于笼统和模糊。不仅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被笼统地描述为:以培养各行各业熟练的劳动者和社会需要的各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主, 而且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也仅仅被粗略地表述为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学界认识的分歧以及相关规范的笼统与模糊表述, 不仅表明了我国高职教育管理的欠规范性, 而且表明了认识上的欠成熟性。因此, 及时总结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 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根据社会变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目标体系, 并将其转化为政府和管理部门有效引导职业教育健康运行与发展的规范, 是一个值得认真重视的问题。

关于高职教育课程的问题

众多研究者认为, 课程是理解与解决我国高职教育相关问题的关键。因为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对于高职教育的定位, 主要是依据课程的性质和标准。新标准分类对“课程”的界定是:“指按照其教学内容确定的, 是为完成预先确定的某项目标或明确规定的一组教育任务而组织的有一定排列顺序的教育活动。目标可以是为进行更高级的学习做准备, 取得从事某种或数种职业所需要的资格, 或者只是为增长知识及理解力。” (2) 参照新标准分类, 目前学界对于高职教育课程有代表性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从教育标准分类变化来看, 新标准分类对从初中到高等教育每一级教育中直接升学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与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培训课程的性质均作了明显区分, 这不仅是标准分类中的重要变化之一, 而且反映了目前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第二, 从教育层级的衔接来看, 新标准分类中职业教育各个层级的衔接, 主要是通过课程这个纽带实现的。因为标准分类强调, 通过课程所代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不同教育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通向更高一级的职业教育架设桥梁。

第三, 从课程性质来看, 定位于“ISCED5B”的高职教育课程实际上是一种职业定向的特殊课程。其课程目标主要在于获得某一种职业或职业群所需要的实践技术和专门技能, 通常更倾向于实际工作与体现职业特殊性, 其持续学习年限通常比5A课程 (即普通高等教育课程) 要短。

第四, 从教育类型划分来看, 新标准分类对于教育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课程而不是参与课程的个人, 这正是我们在讨论职业教育课程问题时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如果上述相关解读正确的话, 那么, 可以乐观地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课程这一中心环节, 不仅可以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 而且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如果教育类型划分以及教育层级沟通与衔接主要依据课程目标, 那么, 就比较容易理解我国职业教育在层级之间互相阻隔、互不沟通的症结之所在。同时, 如果在设计职业教育体系时坚持层级培养目标与课程目标的贯通性, 那么, 目前存在的职业教育生源入口堵塞、招生混乱、质量低下等弊端及危害就可以降至最低限度。

其次, 如果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坚持以课程为导向, 坚持职业教育课程的标准化与融通性, 不仅可以避免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究竟谁是高职教育真正的办学主体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 而且可以促进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融通, 相应地减少人为制造的阻隔与混乱。

再次, 在认识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以课程为分类标准所具有的重大指导意义的同时, 还应注意到这一分类标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如“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以课程为基础的分类标准存在着“很难把握并非按照正规教育课程形式组织的教育活动”, 以及“教育课程的等级制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反映教育系统的实际情况”等局限性。 (3)

关于高职教育的学制问题

目前, 学界一致认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学制问题。在这一共识的前提下, 我国职业教育学制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

第一, 必须着手解决职业教育学制不规范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 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学制最主要的问题是“学制规范不健全、不认真执行学制规范和不适当的规范”。“学制规范不健全”是指职业教育学制长年失修, 严重落后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 导致职业教育学制失范。“不认真执行学制规范”是指不少学校在执行学制规范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难以保证规定的课程学习、实践环节, 从而影响了教育质量。“不适当的规范”是指教育行政管理有关政策与措施不符合职业教育规律, 甚至存在个别违反职业教育规律的现象。规范职业教育学制应坚持“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教育功能的全面发挥;有利于满足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主体的多种需求;有利于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协调发展;还要有利于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第二, 必须改革招生制度, 坚持高职教育的入学标准与课程标准。有研究者认为, 在招生制度方面, 目前我国高职招生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的做法导致了“学制不顺、待遇不公, 高职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 将处于第四层次、招收普高毕业生的专科学制误认为高等教育, 也是学制关系不顺、高职生源质量低下的根源。从生源入口来看, 高职教育入口与普通高等教育入口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高中阶段的不同课程标准。也就是说, 职业高中或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如果要报考普通高等学校, 必须补课以达到普通高中的文化水平;同样, 普通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 如果要报考高职院校, 也必须补课以达到职业高中或中等学校的职业技能水平。只有坚持严格的入学标准, 才能保证高职教育的质量。

第三, 必须重视和办好第四层次教育, 并通过课程补习或课程过渡弥补专业基础的不足, 拉平不同教育类型的入口条件。从培养目标与课程目标的层级性和连通性来看, 我国目前对高职教育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资格要求与选拔标准, 中专、技校、职高三类中等职业学校, 因具体培养目标不同, 在课程计划上存在极大的差异, 导致高职院校生源缺乏专业基础准备, 生源基础参差不齐, 这是各地高职教育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课程补习或课程过渡弥补专业基础的不足, 拉平不同教育类型的入口条件。众多研究者认为, 应该借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重视第四层次教育。因为目前我国的高中毕业生还不能人人都升入高一级学校或就业, 所以需要第四层次的教育, 以缓解目前存在的升学压力与就业紧张的问题。实际上, 我国的中专学校、技工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就是典型的第四层次教育, 积极发展通向高职教育的第四层次教育, 可以为高职教育提供足够的生源。

第四, 必须改革中职教育。从学制体系来看, 中职教育是高职教育的基础, 也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其发展状况与质量直接决定高职教育的发展与质量。因此, 有研究者认为, 招收初中毕业生的4年制中专是培养技术员类人才的成熟学制, 学习年限可以调整为3年, 与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统一成为培养技术工人及相当类型的职业人才的学制, 与各类初中后职业培训一并归属于直接通向劳动力市场的中职教育。与高级技术员培养目标相近的则可将学制延长至5年, 培养目标指向高一层次的中间型技术人才, 并授予高等技术专科学历, 归属于高职教育。而目标比较模糊、特点不明显的职业学校干脆改为中间型综合高中, 或改办为第四层次的教育。也有研究者认为, 应该废止招收普高毕业生的专科学制, 专科学校应改为本科或高职学制。招收初中生的五年制可以解决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衔接问题, 还可以试办招收普高的高职学制。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 应该参照新的国际教育标准, 对中职教育的类型重新划分, 建立各自的标准并进行规范与分类指导。

总之, 教育管理部门在规范学制时, 应根据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作出科学的判断与选择, 并积极采取措施, 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学制体系。

参考文献

[1]董步学.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理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内涵[J].职业教育研究, 2005, (5) .

[2]郭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定位[J].职业技术教育, 1997, (8) .

[3]郭扬.新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对我国高职发展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 1999, (6) .

[4]严雪怡.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谈我国高职教育发展[J].职教通讯, 1997, (10) .

[5]余祖光.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与职业教育学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998, (11) .

[6]孟鸿伟.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ISCED) [J].高中后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1997, (4) .

[7]孟鸿伟.从新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看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J].职教论坛, 1998, (2) .

篇3：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争议解决；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很好的诠释了由简入繁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趋势。但是，交往必然会带来争议，争议的发生就向我们揭示了秩序的均衡状态将被打破。法律上的争议主要含义是给予权力而产生的，是一种对抗，并且，争议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行为。在此期间，最能反映社会协调程度和协调能力的就是特定时期的争议解决机制。国际民商事交往诞生了国际民商事争议，并且，由于具有不同国籍的各方当事人所需求的利益不一样，当然地域区别和文化传统等不相同的国家对于当事人需求的利益也是不相同的。甚至于对当事人利益造成影响的另一大原因是交往跨越国境，这些种种都是导致当事人对于同样事项有不同认识的原因，也是他们形成对抗形式的原因。而国际民商事争议则是最需要由法律进行调整的。

一、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含义

人与人之间交往，而交往就会存在争议。我们应该解决彼此的争议、纠纷，以便于更好、更顺利的交往。随着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复杂、频繁，与此同行，纠纷也变得更多、更复杂，所以解决纠纷、解决争议越来越受国家重视。对于不同的争议，我们应该予以不同的解决方法，举例来说，当我们面对民商事争议时，通常国家是允许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的，诉讼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国际民商事争议主要涉及的还是私人争议，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并且，最能反映各个领域中国际关系的也就是其解决国际争议的方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迎来了全球化的时代大融合阶段，令人瞩目的是私人之间的跨国交往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各方面影响逐渐变大，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国际民商事机制调整的产物，但是在此期间，也将其的缺点（局部性）暴露出來了。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状态是存在很多层次的，平面式或者平行式的国际秩序相较于宝塔性的国内秩序来说，更能将平等协作这一优点体现出来。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已经变得不可同日而语了，并且，人们对于人权的国际保护也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将国内民商事的延伸更多的表现出来了，但目前来说这种国内关系并没有上升到国际关系上。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性具有二次元，不能与国际法所调整的国际关系相提并论。如今，在国际民商事争议没有解决之前，国内机制必须先进行深化，这样才能在国家进行互相承担时，崭露头角。在对国际商事仲裁进行研究时也不能将国际商会仲裁院忽略。区分国际机制和国内机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虽然目前来说国内机制只是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但是在进行时也得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

二、替代性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

在实践中，仲裁、和解、诉讼和调解都是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方法。其中诉讼可以分为诉讼和诉讼以外的争议解决办法。

（一）自愿性

自愿性也可以称之为自治性或者合意性。自愿性在ADR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可以决定争议解决的结构是否具有强制性，甚至还可以决定ADR所采用的形式。如果ADR程序成功的话，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双赢，但是如若没有成功，失去的却仅仅是少量的时间而已，就连ADR的费用也消耗的不多。

（二）非正式性

非正式性也可以称之为简便性。我们都知道诉讼是需要法院和国家权力的介入的，但是ADR却不需要，ADR只需要依照诉讼法，就可以正常运行，并且，ADR还打破了仲裁那种注重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这便体现出了其非正式性。ADR程序相较于其他是极其灵活的，不需要正式的程序，当事人也没有处在对抗地位的需要，可以灵活的处理所争议的问题，不需要很长的辩论和质证，这样一来，也就剩下了很多时间和费用。但是，非正式性并没有侵犯正当程序和公正，只是将效率提高了而已。

（三）复合性

复合性也可以称之为共融性，简单说就是只要方式人愿意，方法就可以互相补充、融合。中国的一些仲裁机构采取了这一方法，对当事人的请求进行调解，当事人在进行仲裁的时候，可以独立的和调解员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同时进行着仲裁程序，在这种情况之下，调解如果不成功，则直接由仲裁庭做出最后的裁决，但是如果调解成功的活，则可以直接做出和解裁决。

（四）保密性

为了营造和谐的气氛，帮助当事人放弃对抗，ADR一般不对外界开发，保护当时的秘密，在小范围之内将争议解决。ADR中的主持人也具有作证的义务，对于当事人的所作所为留有证据，不得由当事人用同一证据作为诉讼证据。

（五）前瞻性

在当事人之间存在连续性关系时，ADR的选用将会最有效。在商业纠纷的经济方面，ADR的这一特性将会非常有效，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面临

（六）结果的非强制性

作为当事人的合意选择，ADR是没有公共权力的参与权力的，并且ADR对于争议解决过程没有强制性，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之下，ADR的解决方案可能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是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是具有合同性质的，如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三、国际商事调解

（一）国际商事调解的含义

所谓国际商事调解指的是各方当事人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发生争议之后，经过第三方劝导、说法下解决争议。对于国际商事调解的含义我们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限定，目前，它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商事”和“国家”的理解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调解员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双方但是人进行调解、协商，还需要做到的是不偏不倚，在提出作为双方谈判基础的建议后，不断促成双方和解。

（二）国际商事调解的特点

国际商事调解在法理上来说具有一定的民间性。当事人在进行调解时，表现出来的是在法律范围中处理自己的商事的行为，所以，其本质与强制管理有冲突。我们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准，尊重其是否选择协调，选择哪一种调解程序和内容，选择哪一位调解员，这是不能强制执行的。并且如果出现调解不成功的情况时，调解员也不能影响当事人解决争议的其他方法。调解员的职能、经验和处世技巧是调解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并且由于调解的灵活性和自愿性，调解员进行纠纷解决的能力要求更高一些。

（三）国际商事调解的进行

1.调解的开始

在当事人提出调解请求的情况下，调解员需要向另一方调解员沟通、通知（简要、明确），在另一方接受调解通知之后，调解程序才启动了。如果出现另一方当事人拒绝的情况，我们就不能进行调解。

2.调解员的人数及任命

在调解员的人数方面，我们一般定位调解员一名（除非当事人要求将调解员定为两名或者更多），如果调解人员多，应该共同行动。

3.调解员的任务

调解员在任命之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调解员一定要持有公正、中立的态度，并且还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和权力。在调解的任何阶段，调解员可以不用书面的形式提出任何解決争议的建议。

4.调解的结束

在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之后，调解也就结束了，并且双方都将受协议的约束。

四、中国的ADR

（一）在中国进行ADR的法律基础

中国并没有ADR法，但是ADR的鼓励规定却在司法解释、宪法中体现出来了。ADR在中国法律上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民间纠纷无法涵盖国际民商事纠纷。合同法中大都规定了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合同争议，也强调了自愿原则，对于不愿和解的当事人，可以提交仲裁，或者直接起诉。

（二）中国的国际商事调解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可以通过四种方法来解决，包括：调解、协商、诉讼、仲裁。当然这四种方法也可以归为两类，其中主要的是国际商事调解，这一领域是经过41个调解中心共同展开的。中国法律虽然对于国际商事调解也是很支持的，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任何可以操作的规则，不过，如今已经成了了专门的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五、结束语

就目前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的飞速发展，ADR已经遍布很多国家了，并且还有一些机构取得不错的成绩。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更要将其解决，为我国实现强国梦献出一份力。

参考文献：

[1]许晓俊.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与和解协议法律效力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1.

[2]肖永平，谢新胜.ODR：解决电子商务争议的新模式[J].中国法学，2003，（6）：146-157.

[3]黄新娣，李广辉.民商事争议可仲裁性问题探究[J].太平洋学报，2006，（5）：25-32.

[4]黎鹭丹.网上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8.

[5]夏敏华.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D].苏州大学，2014.

[6]丁梅.仲裁解决我国BOT投资争端的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

[7]李瀚琰.国际商事调解保障机制研究[D].安徽大学，2014.

[8]张雅洁.论网上国际商事仲裁发展中的法律问题[D].河北经贸大学，2010.

作者简介：

篇4：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1. 中国巨灾的总体状况

2007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十一五”综合减灾规划》已将城市化灾害、农村减灾及中国巨灾研究作为重点目标。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齐全且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1949年迄今的60年间,每年仅气象、洪水、地震、地质、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七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为1990年价格),50年代年均480亿元,60年代年均570亿元,70年代年均590亿元,80年代年均690亿元,90年代年均1500亿元,21世纪前10年年均2100亿元以上。

巨灾是一类大概念,迄今国际上尚未给出严格定义。如2008年初春席卷全国近20个省市的冰雪灾害就是一次巨灾,其特点有如下表现:(1)发生较为罕见;(2)持续时间长;(3)事发突然,演化快;(4)覆盖地域广,受灾人口多;(5)直接损失巨大;(6)多种因素呈灾变链式反应;(7)关键基础设施不能正常运营;(8)时间压力大,抢险救灾很快进入极限期;(9)防灾减灾明显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特征;(10)地方或部门应对能力有限,只有中央政府投入才可扭转灾情等。无疑,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震又是一次威胁更大、迟滞时间更长的巨灾。

20世纪中国自然巨灾回溯:

中国巨灾的定义是:死亡5000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1990年价格标准),只有其中符合一条,即成巨灾。中国巨灾发展的特点是:

(1)1900年至2004年,中国巨灾发生55次,平均1.9年发生1次。其中1900年至1949年发生36次,平均1.4年发生1次;1950年至2004年发生19次,平均2.9年发生1次。

(2)1950年至2004年期间,以1976年为明显标志,1950年至1976年,死亡人数巨大;1977年至2004年,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例2008年初中国南方冷雪冻灾,以湖南为例,如表:

对灾害后果规律的反思表现在多方面,但集中起来有如下思考:

(1)社会大系统的脆弱性增强,灾害涉及范围广。此次灾害为例:

电网破坏→大范围停电→火车停运→电煤紧张→电力更加短缺的恶性循环链;

(2)由于承载体经济价值增高,可能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如21世纪的灾损已经不能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

(3)家庭、公众的脆弱性增强,各种灾害对民生的影响提升。有人这样描述冰雪冻灾断电后的情形:“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生活倒回到过去了,这种落差缺少心理准备”。

2. 中国西部自然灾害与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8.0级地震是20世纪以来中国西部较为严重的一次大震。应该说,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倡导下,各界在关注西部危情时,着力点在生态环境及沙尘暴的治理上,忽略了对西部固有重大自然灾害“国情”的分析与传播,不能不说使本来就难以预测的地震的危险性的预知增加了难度。早在2000年8月在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持下,出版了《西部开发的警示——灾变防范·安全投资·决策指南》一书,曾较全面地梳理并分析了历史与今天发生在中国西部的灾情。据1998年的统计,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56.8%的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1/7,人均只相当于东部的40%左右,造成了我国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且灾害种类多。(书影)

从综合灾情出发,西部除了严重的地震与地质灾害外,还有水资源安全、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沙漠化灾害、农林牧灾害、地方病与流行病灾害等。要看到,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应更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综合抗灾能力的低下,任何开发建设项目都要按总体规划去做。要通过“5.12”四川汶川大震,提升西部城乡规划政策研究在防灾减灾认识上的“起点”,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在西部城市化建设及其开发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

2008年9月2日上午在汶川大震110多天后,温家宝总理在汶川震中映秀镇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许多问题,归纳为:

⑴千方百计抢救被困人员,共从废墟中救出8.4万人;

⑵共安置群众1500万人,救助1000万人,抢救伤员300万人,入院治疗9.6万人;

⑶抓紧修复基础设施如212国道都江堰——汶川段,共96 km创造了公路史上的奇迹;迄今除北川老县城、青川两个镇没通电外,其余均已恢复通电;

⑷确保了大灾后无大疫;

⑸应急处置次生灾害。迄今余震已超过2.6万次,6级以上发生8次;

⑹地震中遇难人数要超过8万人;

⑺整个灾区有157万顶帐篷、66万套板房、180万套群众自建房;

⑻一个民族付出的必定会以民族的进步得到应有的补偿;

二、灾后重建综合减灾论

8月12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公布了《国家汶川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它是继四川已提前完成1千多万户受灾群众创造不朽业绩后,我国在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大规模灾后重建上的又一举措。国家公布的征求意见时间为8月12日~8月24日,虽迄今它已经国务院原则通过,但整个规划读下来综合减灾理念、方法及示范项目并不突出,其中第十章“防灾减灾”内容也单薄,基本上体现不出本质安全的减灾思路,很像一般的区域规划,为此有强调综合减灾的必要。

1. 从日本媒体评介“5.12”巨灾说起

《产经新闻》报道(5月17日),日本的国际紧急救援队60人,于17日夜抵达四川省绵阳市曲山镇并兼程赶往北川县。日本救援队的高度专业性受到当地民众的期待。然而,由于中日沟通、事前调整的不足,日本救援队未能在此次救助中发挥应有的效率和作用。

5月20日,北海道大学高井洁司教授尖锐地指出,中国还没有真正从非典(SARS)蔓延的教训中吸取教训。近几年,中国接连出现大规模的灾害、环境污染、传染病的突发事件。并2007年11月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该法首先是预防第一,对于大规模灾害的预测体系、避难体系、灾后救援体系等均有详细规定。而在此次大地震中,此法律精神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具体体现。

《每日新闻》报道(5月22日),四川大地震中的回族少数民族的饮食与埋葬问题。汶川县、北川县等地生活着约20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居民。此次震灾中尚未统计到回族全体的受灾状况。在饮食方面,回族有严格的戒律,除不食猪肉外,未经阿訇宰割处理的牛羊肉也不入口的老年回族人占有一定比例。地震后,在绵阳市最大的避难场所九洲体育场设有提供清真食品处,其他小规模的避难场所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在灾区回民拒绝接受救灾食品的情况时有发生,长期的避难生活中,健康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回族习惯土葬,并且要求下葬前要以清水“净身”,否则“是对神的不敬”。这是拥有56个多民族国家在发生灾害后,在受灾地区出现的独特的情况。

《读卖新闻》报道(5月21日),日本中央政府为促进公立中小学校舍强化实施抗震标准,提出修改现行的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案。其中,将抗震加固所需资金的国库补助率由1/2提高至2/3;公布抗震诊断的实施和结果是地方政府的义务;将地方财政负担税率由30%减少到28%,而国家的负担税率从70%上升至98%。

《产经新闻》报道(5月22日),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教育与文化部)去年4月份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的公立中小学校舍约13万栋,其中约5.4万栋有在6级以上地震时倒塌的危险,且未实施建筑物的抗震诊断。政府准备将原计划今后5年内完成的1万栋的抗震加固施工缩短为3年。

《产经新闻》报道(5月22日),町村官房长官在与福田康夫首相、文部科学省大臣会谈后的记者会上提出,四川大地震后,有来自日本民间关于“日本的学校是否安全”的担心。首相指示相关人员“(公立学校实施抗震加固的立法和实施)一定给我快点儿!”。

《朝日新闻》报道(5月23日),吸取中国四川大地震的教训,厚生劳动省(卫生福利与劳动部)舛添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问答时称,医院也必须考虑强化抗震标准。厚生劳动省2005年度调查发现,满足抗震强调标准的医院仅占全部的36.4%。

“共同通讯社”(5月22日),福田首相在东京的一个演讲会上提议,鉴于中国、缅甸发生的重大灾害,亚洲各国的紧急救援机构人士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地震、海啸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抗击禽流感,构筑“亚洲防灾、防疫互联网”。有效地发挥灾险贮备物资的作用,强化经济协作。

2. 综合减灾思想

(1)灾后重建规划指导思想不可缺少综合减灾。综合减灾是国内外长期防灾减灾实践证明非常有效的对策,既包括管理对策,也包含技术手段。“综合”二字,贵在系统及集成,汶川巨灾的灾后重建的综合更是涉及社会生活、区域经济、行政管理、生态环境、法规政策、技术方法等一系列相交融、相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所谓综合是要以灾后重建为研究对象,对构成这一复杂巨系统的各子系统予以本质安全意义上的规划、设计与协调,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恢复到灾前水平的“再建”。之所以认为现有重建规划征求意见稿在“综合减灾”上欠缺,是因为该规划不仅要保障公众重建家园,将生产和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更重要的是转“危”为“机”,超越并增殖原有水平,不可进行单方面的重建,而要实现在各单一环节防灾减灾基本考虑基础上的综合减灾统筹。这种综合减灾意义上的重建至少涉及如下方面即住房重建与高可靠基础设施重建;政府减灾行政管理体系的重建;以产业科学布局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体系重建;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减灾在社区的社会体系重建;城乡统筹发展中新农村建设的重建;国家应对巨灾的救助体系的重建等。所以是否突出“综合减灾”的指导思想是决定规划编制趋向及水准的关键。

(2)灾后重建规划要充分明示综合灾情。自然灾害是大自然活动中的一种,其发生、发展与结束都服从于周期性的自然规律。它也可视为一种具有有机生命体特征的危机,有生则有死,一般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灾害潜伏期、灾害发生期、灾害高峰期、灾害衰减期、灾害恢复期。2008年“5.12”汶川地震正进入重建恢复期及灾后建设期,重要的是必须对灾情及其潜在破坏有个全面的把握。汶川巨灾的区情特点是:它位于我国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地貌与地质构造复杂,大断裂纵横交错、高山峡谷密集、地形支离破碎,是地震、泥石流、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区和重灾区。特别的是在这区位上,涵盖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既有成都、绵阳、德阳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和服务业基础较强的成渝经济带重要组成城市,又有北川、汶川、青川等山地为主、灾害频发的龙门山地农业及旅游生态区。这则分析已表明在汶川巨灾的灾情分析及未来灾害潜势分析中必须关注自然与人为交织的灾情,不仅有自然灾害,更不可忽略人为灾害。2000年8月在笔者主编的《西部开发的警示》一书中对西部减轻人为灾害有过对策分析,其基本结论对今日西部的安全发展也有借鉴。

西部也是人为灾害多发频袭的承灾体,是人为灾害的重灾区。从数据上看:

(1)1952~1999年西部地区特大伤亡事故,即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粗略统计为161起;

(2)1952~1999年西部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共为70起,占特大事故总数的43.47%,共死亡5250人,平均每起事故死亡75人;

(3)1959~1996年西部一次死亡100人以上的事故,总共为12起,占特大事故总数的7.5%,共死亡3396人,平均每起事故死亡283人;

(4)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70起特大事故主要类型:矿山事故(瓦斯爆炸)20起,共死亡1054人,平均每次事故死亡53人;交通事故(道路交通)20起,共死亡778人,平均每次车辆伤害事故死亡39人;火灾事故7起,死亡1711人,平均每次火灾死亡244人;空难(航空事故)5起,死亡431人,平均每次事故死亡86人;淹溺(水上、水下事故)9起,死亡437人,平均每次事故死亡48人。

(5)西部特大事故类型多,死亡人数多,经济损失大,居全国之最。

鉴于此,重建规划征求意见在第十章防灾减灾中就必须将减少人为灾害包括其中,并明示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四川尤应关注安全生产领域的事故并遏制灾情扩大化。

(3)灾后重建规划要明确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综合减灾示范项目。2007年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其中强调巨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忧患,要在落实综合减灾思想的同时,重点实施全国重点区域综合灾害风险的示范项目。对此我尤其认为,抓住汶川巨灾重建规划的实例,比较综合减灾风险及能力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及隐患,将提出极其有针对性的防灾减灾建设方案,从而会有效地充实现有规划第十章的内容。汶川地震灾后救援及其工程抗震调研都发现,仅仅有效“救援抢险”的环节就需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救援人员、地震工作者、心理疗伤医生等的共同配合,只有在细致总结经验、分析教训中才能得到新建筑结构背景下的“逃生准则”,否则误导很严重。

本人之所以强调要以汶川灾后重建的某些“点”作为国家综合减灾示范工程,是希望它不是“一哄而起”的灾后重建,是希望它们是建筑在慎重研究基础上的工作。《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从实际出发提出要在全国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但我认为这仅仅是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抓住、抓准汶川巨灾的综合个案,使分析更充分,使规划更有效,使对策更切合实际,万不可因为研究“汶川巨灾重建”就忘记了《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的作用与要求。

3. 发掘综合减灾的科学优势

汶川“5.12”巨灾使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认同,它之所以灾害巨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灾害,灾后反思才会冷静规划,灾后反思才能不断克服历史上犯过的失误,相反如果仅用“天灾”来总括这次灾情,很多问题就会被忽略,而到头来还会在未来灾情中暴露出我们在安全减灾应急管理上的“短板”。如汶川地震至今有关地震预报、预测问题是议论此次灾害的焦点,在这方面从中国地震史料的发展与变迁看,能发现我国基本建设上确有诸多不足,而正是这些不足对四川乃至更多的地区留下了应关注的隐患,这种扩展了的灾情隐患分析法是综合减灾所要求的。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下册),收录地震史料15000余条,地震8000余次,是一部空前的灾害研究巨著,然而它恰恰可透视出其背后的重要事件: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由694个中小型厂矿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基本建设。其中,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依据前苏联设计厂矿的程序,要求建设单位事先提供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并还要经过苏联科学院的批准。当时中国地震台站只有北京、南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有。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并兼任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李四光(1889~1971年)和副主任竺可桢(1890~1972年)决定扬长避短,利用中国古代地震历史记载资料丰富来拟定地震烈度表,据此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得以编制全国震中分布图,绘制等震线,作出中国历史上地震烈度分布图,从而为建设选址和防震减灾提供了指南。史载汶川自1490年至1514年的25年间发生过10次地震,1657年4月16日“地震有声,昼夜不间”至4月21日“山崩石裂,江水皆沸,房屋城垣多倾,压死男妇无数,并成都西南地方俱动”,1748年又有关于汶川地震的记载。同样,在都江堰(灌县)和成都等地的地震历史记载也很丰富如1630年1月16日,“成都地震,声吼如雷,连动12次,房屋动摇,鸡鸣犬吠,河涨水赤,山崩城倒,压死宿城楼营兵数名”。由地震影响厂矿企业选址考虑到保障地震中相关危险源的安全如核设施安全:截止到2008年5月13日,在川核设施处于安全可控状态,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未发现放射性核污染进入环境,已全部收贮处于隐患状态的放射源,并对唐家山堰塞湖下游的绵阳市的放射源予以收贮。2007年7月16日,日本中部新澙县海域发生强烈地震,使震中附近的核电站受到严重威胁,先后出现了变压器火灾和含微量放射性物质的水泄漏事件,设施内的道路多处突起和凹陷,核电站被迫停止运行。反应堆厂房基底设置的加速度记录仪记录的地震加速度峰值达0.68g,超过该处的设计值0.27g,两者差距大原因何在?据地震专家解释,这是因为当年设计核电站的地质勘查中,只发现了20km之外的断层,而此次6.8级地震,是由距核电站只有9km的一条30km长,25km深的断层运动所致,这个断层在当年开工时没有勘查出来。因此,正是当年选址的疏忽导致了设计基准地震的超出,可见,核设施的遗址对于设施的安全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结论,在灾后重建规划的时间跨度上,国家发改委否定了先前提到的“前三后五”的构想,最终确立为三年,目的是尽快恢复灾区的生活、生产秩序,要达到或者超过灾前水平,而原来设想的后五年的发展提高阶段则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再统筹考虑。规划不同于设计,是千年大计,是纲要,三年建设重在规划要到位,这种到位不是住房及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而在于是否真正进行了灾害风险评估,是否真正把握住重建区域的安全承载力及致灾脆弱性,是否了解地震造成次生灾害的本质。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主要指房屋倒塌、山体滑坡、洪水、管道破裂等引起的水灾、火灾、毒气泄漏、放射性物质泄漏和核辐射等,若控制不利,次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时扩大化后会超过主灾害如:

汶川地震,宝成线由宝鸡开往成都的一列货车行进至甘肃省徽县境内109隧道,因地震导致列车脱轨,机车头部位发生火灾;5月25日四川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略阳县有强烈震感,县城引发多起火灾;在汶川重灾区的某些企业出现坍塌,化工厂出现管路破裂,有毒气体如液氨液氯泄露;5月18日,救援的武警官兵被山下滚落石块击中,造成重伤等,因此强化灾害救援中的次生灾害个体防护极其必要。从综合减灾出发,需要研究的是个体安全的积极对策。早在1994年,联合国开发总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主张以“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取代传统安全概念,特别阐述了“人类安全”的七个主要组成部分,并建议采用人类危机“早期预警指标”,这些积极安全的描述有效地推进了“以人为本”的城市与国家的安全减灾建设,从而使人类安全越来越有保障。以往的安全研究是相对封闭的,安全减灾问题的解决偏重于技术局面,对人的安全价值也缺乏真正的把握,而综合减灾的大安全观认为,任何不安全问题的出现绝不单单是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也不是技术系统故障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为的社会组织、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及欠协调机制,同样对不安全状态的预防和应急也不是单纯依靠科技进步就能奏效的,它有赖于组织和制度,社会与文化,政策创新的综合要素。

4. 灾后重建规划要成为国家综合减灾示范工程

四川汶川“5·12”大震后,在恢复灾区通讯、勘察和评估震区灾情,打通运输通道、搜救遇难者生命、拆除灾区危房、医疗灾民心理创伤、监控灾情发展和余震、运送救灾物资和伤员等工作中科技新品发挥了作用,归纳起来有10大科技工具即海事卫星电话、卫星遥感与卫星导航设备、生命探测仪、野战医院、搜救犬、遥感技术和航空遥感飞机、直升机、搜救工具、爆破技术、心理危机干预等。虽然这10大技术比之1976年唐山大震有了根本改进,但对应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的技术要点及其目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针对性专业化防灾产业上有许多不足,无论从产业份额上还是品种类型上均处于低水平。综合减灾概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从监测开始都需要具备有效的关键技术和装备,特别是要有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应急处置平台系统,可迄今我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综合减灾应急成套技术和装备,也未形成应急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因此要全面应对《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中所涉及的巨灾,并全面提升我国抵御风险能力是相当困难的,出路必须是加快发展应急产业。在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6条规定:国家要鼓励并支持开放用于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可以预测中国应急产业至少要在三方面得到发展:⑴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和维护;⑵应急平台体系的建设和维护;⑶应急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等。单以教育为例会发现迄今城市防灾减灾尚未正式进入高校专业,更没有在执行教、继续教育中占有必要份额。到2007年全国设有城市规划本科专业的院校有138所,在校学生24348人,全国设有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共计59所,在校生1737人。但从城市规划专业设置8门核心课程发现,根本没有城市公共安全、城市综合减灾、城市灾害学等类课程。每年一届的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年会(2008年山东建筑大学承办、2009年沈阳建筑大学承办)迄今未将城乡综合减灾规划,或者某一方面的灾害与城市问题提到日程上,所以对城乡规划设计的安全减灾人才培养、安全减灾规划设计任务的完成极其不利,可以说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及建筑教育现状拖了城乡安全发展规划设计的“后腿”。

灾后重建规划全国关心世界瞩目,面对《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应尽快将综合减灾观念纳入其中,应尽快使其与《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相衔接。之所以在有关理念、方法、程序、管理上对《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有建言是希望通过争鸣,使规划编制组的人听到并看到外界的声音,调整原有的思路。科技专家间的争鸣说明了他们在不断思索并调整自己的定位,面对减灾科学方面的问题,建言具有独特的优势、公信力、严谨性。反过来,也对编制组的科技专家的社会性及责任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善于争鸣,要坚持规划设计告知公众的原则。将灾区重建为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工程,真正落实综合减灾的理念与方法,还有大量的工作与共识。为了点亮生者的希望,温暖逝者的灵魂,必须用战略性思维、国际化视野,对灾区重建做出综合配套的政策设计。灾后重建困难再多,灾区也有地域范围的代表性(指过去有研究基础及资料),有制度创新的典型性与可能性(指要用新方法、新思维)。从综合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观出发,灾后重建规划最重要的是调整战略思路和总体布局,实行政界与学界结合、国内与海外结合、经验与教训结合、研究与反思结合、目标时限与实际情况结合的思路,不可仓促上马,更不可在缺乏地震地质报告前就开展规划设计工作。城市规划界、建筑设计界专家在树立了以防灾减灾为主导的思想后,所从事的灾后重建总结规划乃至分项规划会较好地处理好相关防减灾空间问题。但从灾区公众心态入手,灾后重建的软环境“家园”建设还要大量“空白”及难点。

如上所说,靠科技减灾及国家示范工程的指导,灾后重建造起一批批新住房、新校舍、新商业乃至新县城也许并不困难,因为有技术支撑、有资金投入,但它们是否真正能成为当地灾民可接受的安居乐业的“家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灾后重建的目标,使工作变得匆忙,依据标准化模式建成某种统一、简便、能够进行快速生产的新城或新镇自然要靠外省大批的人力、物力及智力,本土化的目标在这些项目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如果是不适宜的设计,由于是难以复制的原有人文环境,都会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将彻底断裂当地文化的延续性,从而使灾后重建的设施趋向一个完全陌生的方向。诚然,重建后的家园已不再是原有的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全新的环境(无论是哪种恢复重建方式都会有共同的结果)可以改变人的心境,从而摆脱赌旧物而思故人的灾难回忆,化解震灾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但必须注意到,同时也会造成新的不适应及新的别扭,反而会加剧对往昔、亲人的回忆,持续起刚刚忘记的震害的记忆。面对灾后重建规划设计“硬”的与“软”的建设,作为规划师、建筑师从一开始就要有所认知,就要尽可能在气息与印记、创新与传统诸方面下功夫去思索,让重建的新设计越少给灾区带来“变化”越好。

4非典救援

汶川灾后重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之所以易于纳入《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之中,是因为规划中已明确要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八大方面示范工程,其中“全国重点区域综合灾害风险能力调查工程”、“国家四级灾害应急救助指挥系统建设工程”、“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工程”、“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示范工程”、“减灾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程”等均极其适合汶川灾后重建的项目。正是从此种意义及目标上看,加强汶川灾后重建的综合减灾能力建设至关重要,汶川重建规划的综合减灾目标要求应统筹考虑以地震、地质灾害为主的各类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方面的合力作用,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科技、市场等多种手段,强调要着力推进安全减灾工作由减轻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要着力加强汶川灾区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与恢复重建能力建设,要着力健全符合灾后重建综合减灾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切实通过综合减灾示范项目的推进,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给灾区造福。

2被洪水冲跨的路桥

5中国国家紧急救援队在国外展开救援工作

有鉴于此,《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宜更广泛、更周密、更慎重地听取海内外的意见,因为建言中有业外公众,也有业内资深专家,与规划编制及规划落实数年相比,听取科学建议的时间要给足,是否应增至一个月。

3北京东方化工厂灾后鸟瞰

6应急演习

摘要：本文从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及任务出发,提出了我国城乡防灾减灾建设必须走综合减灾的思路,特别结合“5.12”汶川灾后重建规划编制中所面临的问题,研究了基于可持续发展观与综合减灾思路下的灾后重建规划编制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