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西县又一个贪官

泸西县又一个贪官（共4篇）

篇1：泸西县又一个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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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贪官给儿子的信

作者：肖知兴

来源：《视野》2008年第23期

2000年10月８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有一封写给儿子的信。以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探索真理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地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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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惟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篇2：泸西县又一个贪官

公元1750年5月28日，有一个孩子在京城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里降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善保。这个出身满洲正红旗的孩子，祖上曾经在太祖、太宗入关时建立过赫赫战功，而他的父亲又将世袭的爵位一路迁升到了福建副都统。这样的出身，似乎已经注定了他锦衣玉食的生活，平步青云的仕途。然而，命运之神却和他一次次开起了玩笑。三岁时，母亲生下弟弟后难产而死；九岁时，为官清廉的父亲又撒手人寰；家中的财产被小妾们瓜分殆尽，他们兄弟俩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若不是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个偏房保护，他们将会被赶出家门。

从命运的宠儿一下子变成命运的弃儿，这种巨大的落差使他难以接受。在家里，他成了小妾们欺辱虐待的对象；在学校，他经常遭人嘲笑打骂。这样的生活中，他看惯了别人的白眼，尝遍了世间人情冷暖。慢慢地，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世故。他一直在等待，等待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终于，乾隆皇帝的出巡给他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从此他便仕途宦海一路扶摇直上。

这个孩子就是和珅。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嘉庆四年，和珅被扳倒，从和珅家中查抄出白银八亿多两，玉石珠宝、奇珍古玩无数，让世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富可敌国，随后和珅在狱中被赐死。可是，世人只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只知他贪尽国之富贵，使大清走向衰落，他是历史的罪人。却都不知道才华横溢的他，也曾有过大济苍生的理想，也曾继承了父亲的一身忠骨，也曾一心想两袖清风。

我们都错误地以为，和珅只是个不学无识的贪婪之徒，可事实并非如此。据史料记载，和珅饱读四书五经，诗书棋画无所不晓，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还懂英语，而且武艺高强，是当时难得的文武全才。编纂《四库全书》，总负责是他，我们敬佩的纪晓岚只是他手下的一员而已；**进京面圣，充当翻译的是他；外使马戈里尼来访，用英语流利交谈的是他；皇帝出巡，鞍前马后护驾的还是他。这样一个希世之才，叫乾隆怎能不喜欢。于是，功、名、利、禄便都接踵而来了。

起初为官时，和珅还是个难得的清官。既不向下属收受贿赂，也不向上司巴结讨好。替朝廷查福康安、福长安贪污案，李侍尧贪污案，协办关税，和珅都曾立下汗马功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身清白的他变成了朝廷和百姓的蛀虫呢？我想，应该是权利。在那样一个“人治”的社会里，手握生杀大权就等于拥有了一切，无上的权利使和珅从公正清廉渐渐走向利欲熏心。

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和珅身上得到一些启示呢？身处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似乎在学生面前也拥有着绝对的权利，上课、改作业、排座位、排名次、选班干部……在学生和家长眼里，教师好像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于是，一部分盲目的望子成龙、盼女成风的家长就都把孩子成功的赌注押在了老师身上。请老师吃饭，给老师送礼物，甚至是现金交易，以为老师真的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利来改变学生的命运。在重重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我们一部分同仁就迷失了自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可以真的主宰一切。

和珅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也应是前车之辙。权利在任何社会都会有，可权利之下所滋生出的既有和珅的贪赃枉法，也有包拯的一身正气，关键在于当权者的思想意识，是把权力当成为民请命的的桥梁，还是把权利当成贪污腐败的纽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称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想，我们最该做的是一轮明月、两袖清风，不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身体力行真正成为学生灵魂的领路人。

“清风伴我行”征文

一个贪官给我们的启示

姓名：王

单位：商州区杨斜中学

电话：

篇3：又一个滞胀的时代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看来，扩张货币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滞与胀于是成为两个不兼容的东西。但事实上，滞是增长问题，短期内货币虽然可以起一定作用，但是长期看起决定作用的却是供给面;而胀一定是货币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永远都是因货币发行过多。

这就是说，即使经济下滑，也仍然可以出现通货膨胀。虽说和经济繁荣时期相比较，经济衰退时期货币超发相对不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只要是天量发行货币，最终一定要表现在价格上涨上。问题只在于通货膨胀指什么，是全部商品和劳务价格普遍上涨，还是仅仅是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假如你观察前者，货币超发就一定要表现在价格上涨上，这部分商品价格不上涨，那部分商品价格就一定要上涨，不可能有例外。没有货币超发，局部商品价格上涨，其他商品价格一定要下降。这是相对价格上涨，不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是的，货币之水不会均匀流向每一个市场。首先流向的是资产市场，然后才是商品和劳务市场。但我们常常用CPI(消费品物价指数)观察通货膨胀，那么CPI不上涨就没有通货膨胀吗?金融危机后，世界性天量货币发行，美国没有通货膨胀，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有没有通货膨胀?新兴国家的CPI没有上涨，那么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有没有上涨?不要因为是资产价格上涨，我们就可以分享资产盛宴，就可以昧着良心说那不是通货膨胀，不是货币贬值。富人们可以分享这一资产盛宴，但穷人是一定要承担成本的。

当资产价格暴涨过后，工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这时货币扩张的价格上涨效应不可避免要传导到商品和劳务市场。CPI跟着上涨，这迫使政府紧缩货币。另外，资产泡沫不断集聚，其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开始显现，也迫使政府紧缩货币，抑制资产泡沫。实体经济领域中工商企业的成本已经上升了，本来要通过产品涨价来消化成本上升，但这个时候却遭遇政府紧缩需求，甚至是利用行政手段不让其涨价。两头挤压，势必减少企业的利润空间，出现企业减产或者倒闭的情况，于是通货膨胀和产出下降并存的滞胀局面就形成了。

宏观调控是“祸根”

本来，经济具有波动的内在属性，这在耐用品经济时代尤其明显。半小时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是这台车少说也要用十几年。当一项新的技术和产品被发明出来，就会形成投资和就业，工人获得工资，老板获得利润，获得了工资、利润的工人和老板又会消费，于是带动其他产业增加投资和就业，一路带动下去，经济就成倍地扩张。但是或迟或早，市场一定会饱和的。这时，企业减员减产，工人工资减少，老板利润减少。减少了工资、利润的工人和老板会减少消费，于是带动其他产业减员减产，一路带动下去，经济就成倍地收缩，经济波动发生。除非我们可以让新产品和技术均匀地诞生，否则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经济在上行和下行之中都存在一个累进叠加的过程，都有一个放大的机制。所以，不是要否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只是要消除经济在上行和下行过程中产生的过度部分。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用什么需求管理去“熨平”经济周期。经济向下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问题，是经济在上行的过程中本来就走过度了。经济向下调整本身并不是错，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在作自我修正与康复，是经济重新恢复正常增长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可带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新技术、新产品没有出现，旧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的状况也没有改变，此时如人为扩张货币以避免经济下行，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最初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能持续。最终靠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增长会停滞下来，价格上涨则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回溯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正是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恶果。需求管理从来就没有给经济带来长期繁荣，相反，带来的只是问题，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所实行的结构调整，以及后来的IT革命、柏林墙倒塌，才让经济走出滞胀进入高增长轨道的。

当今世界的症结与困难

过去20年，因为IT革命对于供给端效率的提高，以及由于柏林墙倒塌，大量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两者对于世界制造品价格的抑制，西方国家可以长期实行零利率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另外，民主政治下政府大规模推行赤字财政，大搞福利社会，拿未来的钱现在花。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自然带来短期繁荣。但是当赤字财政遇到了债务上限，不能再进一步地借钱消费的时候;当IT革命的潜力已经用尽，新兴国家剩余劳动力已经基本用完，再发行货币就要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就意味着短期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经济就要进入下行道了。当西方国家面临通胀压力而不得不收缩货币时，于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跟着爆发。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经济危机。要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看这次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要在这个背景下看待当下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的确存在重大结构失衡，但是失衡的原因却不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问题。

当20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是维持不了的。但实际上，由于制造品价格上涨被抑制，其实际工资和福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假如你是美国老板，有了钱，你会在美国投资设厂吗?不会的。这正是美国两轮量化宽松下来，失业率并没有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不降低其高工资、高福利，不增加其劳动市场的弹性，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增加工资、增加福利皆大欢喜，但是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是不容易做成的。

对中国来说，由于世界经济短期内很难恢复到高增长轨道，又由于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具有高储蓄倾向的缘故，因此外需对于中国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必须向下调整。中国需要调整结构，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的问题本质上乃是收入的问题：没有收入，叫人消费那是笑话;反过来，有了收入，让人不消费那也不可能。为此，需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收入。这又需要改革产业上游垄断，需要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让老百姓分享资产性收入，需要改革财政收支体制，等等。但这都是利益调整，再也不可能是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了，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滞与胀

无论中外，都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失衡问题。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强大的需求刺激计划。但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还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只能是新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发明，只能是重新回归一个高度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而不是什么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已经带来了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滞胀，不可避免还会带来另一次。总体上，世界经济基本进入了滞胀时代。未来若干年西方国家会徘徊于低速增长，随着新兴国家资产泡沫被抑制，西方通胀也会再来。

中国的情况有些例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具有弹性，虽说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但是人口红利在未来10多年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也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能够赶超的，因此制造业在世界上仍然会具有竞争力。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保持一个6%～8%的中速增长仍然是可能的。就增长问题来说，中国的担忧在长期。当人口红利消失，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教育质量得不到改善，创新能力不能有效提高，法治和市场环境也没有有效改善，产业该如何高级化?

中短期当然也面临重大挑战：一是如何避免资产泡沫进一步做大。资产泡沫不仅仅是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更在于损害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的资产泡沫可以做得更大、更持久。当然，危害也会更大。二是如何克服银行坏账导致的进一步超发货币的压力。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没有得到抑制。政府投资的核心是花别人(纳税人)的钱。花别人的钱首先考虑的不是投资的效益，而是有没有项目可做，有没有钱花。今天暴露的10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绝大多数会成为烂账，部分已经显现。谁来“埋单”?最终还是中央政府。但普天下中央政府都是负债经营，钱从哪里来?还是只能依靠货币发行。三是如何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世界经济不容易恢复到高增长轨道，西方国家就会转移矛盾，人民币升值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会长期存在，热钱流入很难避免。中国经济既要抑制通货膨胀，避免资产泡沫进一步做大而破裂，又要避免经济硬着陆，这在金融体系结构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条件下很有难度。

篇4：你听,贪官又在老调重弹呢

多么熟悉的声音。当读到新闻中吴苗说“没人敢监督”的时候，很容易令人想起许多落马贪官的类似忏悔语。对于“吴苗们”的老调重弹，我们与其嘲笑他们为何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不如反思该如何让更多的干部不再重蹈覆辙。

贪官的堕落轨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叹息，“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安徽省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落马后，直陈“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们和吴苗一样，都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导致自己腐化落马的角度，现身说法证明了监督的重要性。

从1996年6月被判处死刑的胡建学，到刚沦为阶下囚的吴苗，他们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不同职级的贪官，都将自己腐败指向同一个症结。那么，当贪官们在讲述自己从“礼尚往来”到欲壑难填，从拒贿到索贿，从小贪到大贪的经历的时候；当贪官们纷纷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权力、监督、腐败三者的关系时，当贪官们主动或者随波逐流在忏悔时喊出“监督一定要到位”的时候……对权力的监督进行制度设计的有关方面，该抱着“官之落马，其言也善”的态度，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了。

但凡重复的东西，总有边际效应。边际效应分为两种，一种是递减效应，一种是递增效应。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以及现实中“节假日不得收礼”之类禁令的不断重复再重复，其“威力”是递减的；而成语中的“三人成虎”的典故，以及战场上一次又一次战役的捷报传来，其“影响”则是递增的。以此觀照贪官不断老调重弹，它的边际效应应该是递减的还是递增的呢？

这个问题，很难说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假如反腐的制度设计，对此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效应当然是递减的；反之，如果对此“知耻而后勇”、努力想办法缚住官员滥用权力之手，效应必然是递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