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精选2篇）
篇1：202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
2012达沃斯论坛年会 中国为何缺席
先来了解下达沃斯论坛的由来。1971年，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了“欧洲管理论坛”，因为这个论坛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5年以后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论坛的年会每年1月底至2月初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召开，故也称“达沃斯论坛”。
达沃斯论坛的意义。三十多年来，一年一度的论坛年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要人也被邀请参加。每届年会都有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数百位部长和两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金融、财政、文化、艺术、教育、新闻等各领域人士参加。近十年来，凡是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安全、社会事件都被纳入论坛讨论范畴，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论坛主张自由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论坛年会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界决策人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和进行私人交往、商务谈判的场所。作为全球经济界最高级别的民间盛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被誉为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西方舆论由此称它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
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的姻缘。2007年，克劳斯·施瓦布将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地选定在中国，大连和天津被选为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两个举办城市。这是对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肯定。2007年，达沃斯为中国“量身定造”的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年会）”在中国大连举行首次年会。
从1979年开始，中国应邀连续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会议。1992年1月30日，中国总理李鹏应邀出席达沃斯年会并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1995年，朱镕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讲演。2000年，吴邦国作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讲。
近年来中国出席达沃斯论坛（冬季）的最高代表 2006年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2007年 国务委员华建敏 2008年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2009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0年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2011年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01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月25日-29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与会代表将围绕“发展与就业”、“领导与创新”、“资源与可持续”和“社会与科技”四个分议题进行研讨。
参加本届论坛的代表共2600人，来自10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约40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85名部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政要都出席。
此次代表中国出席本届论坛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等人。而近年来，中国屡屡由国务院副总理甚至总理“带队”出席论坛，这次低调参会也引起外媒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本届论坛正好和中国春节“撞车”了，中国打破传统，未派“重量级”角色出席。观察人士认为低调参与本届论坛，可能反映出目前中国将主要专注在国内事务上。
鉴于该论坛的重要意义和中国往年的重视程度，此次中国的反常举动，恐怕其中缘由并非观察人士那样轻描淡写地归为关注国内事务上。这样也显得过于牵强，看看领导人的春节行程安排就大致清楚了，1月25日至29日这5天除温总理关注民生、与民同庆春节之外，其他几位副总理（李克强、王岐山、张德江等）几乎没有安排什么特别事务，这让因中国高层缺席而显得尴尬的论坛组织方自圆其说式的辩解更像是自我安慰。
中国缺席带来的影响
日本《每日新闻》称，中国高层领导人缺席达沃斯，让这个世界级经济论坛影响力“蒙上阴影”。《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在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今天，没有中国参与的论坛显得没有说服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表示：“如今无论哪个国际经济论坛，没有中国的身影，都会令人尴尬。不是让中国尴尬，而是让论坛组织方尴尬。”
只要弄清楚论坛的核心议题就会明白真正尴尬的是谁了。尽管2011年各种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层出不穷，但达沃斯论坛有一个主题成为了重中之重，那就是欧元。没有中国的出席，大家看到了欧盟和欧元的窘迫。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讲，称缺乏竞争力已成制约欧元区的“阿基里斯之踵（寓意：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并严厉批评欧元区未能果断解决危机，甚至称欧元“缺乏成功货币应有的一切特征”。此次论坛欧洲领导人高调亮相，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重塑信心”。但是在建立“金融防火墙”的问题，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直至闭幕，作为讨论焦点的欧债危机，依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其实，中国参不参与年会，欧债危机都是欧盟的事情，最终还得欧盟自己解决。所不同的是，在信心比黄金更有价值的当下，如果能获得手握大量现金和经济前景依然相对光明的中国的认可和支持，与自己喊出重塑信心，其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参照物和风向标。
既然中国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为什么欧盟竟未能邀请到中国莅临年会呢。这要看年会之前发生的一个重大国际性事件，1月23日，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了伊朗石油禁运令。会议声明指出，从即日起，欧盟将不再与伊朗签署新的石油合同，已经生效的石油合同被“宽限”执行至7月1日；并将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境内的资产。而伊朗和美国正处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欧盟此举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冲击。要知道中国全球进口石油的11%以及与伊朗更多的贸易，如果因伊朗政局不稳或者被美国控制，那么中国将损失巨大。而且伊朗是中国（甚至俄罗斯和欧盟）与美国在全球进行利益平衡的至关重要的筹码，一旦伊朗在美国的淫威之下屈服亦或伊朗陷入动荡而影响了全球石油供应，对中国这个过于依赖石油进口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也对正在迅速崛起为又一个超级大国的中国来说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筹码。欧盟也非常明白伊朗核问题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影响。但它居然以激化伊朗核问题来逼迫中国在拯救欧元问题上让步。具体而言是中国无条件地支持欧元和购买欧债帮助欧盟度过危机。这理所当然会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缺席25日开幕的达沃斯论坛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由于伊朗核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之高，因此美国在没有准备好开打和没有速战速决的把握下不会轻易动手，更多的是想以大规模的武力威慑和战争威胁“不战而屈人之兵”。欧盟将中国单独提前推到正处在危机中而变得穷凶极恶的美国战略博弈前沿，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中国要想方设法阻止事态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比如逼迫欧盟进一步退两步，欧盟不是也声称此举是为了确保伊朗核问题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嘛。那就让欧盟自己再次大声喊出伊朗核问题要和平，不要战争吧。如此以来，就让想以战争相威胁的美国独自面对中东局势失控后的局面吧。到那时，面对错综复杂的中东乱局，“无所不能”的美国人也将进退失据，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本就同床异梦的所谓盟友也会加速摆脱美国的掣肘，进而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造成无可挽回的大冲击。
篇2：达沃斯论坛年会与中国元素
2010年1月下旬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会议是其第四十届年会, 又是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复苏的转折关头召开的, 意义超越以往, 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经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3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40多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企业等各界杰出人士共2500多人与会, 使本次年会成为该论坛成立40年以来参加人数最多、层次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议。年会的主题为“改变世界: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本次论坛共举行了200多场研讨会, 与会者着重讨论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形势和对策, 尽管观点纷纭, 辩论激烈, 还是就经济复苏状况与前景, 各国采取“退出”战略即停止实行刺激经济措施的时机、世界金融体系改革与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绿色经济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对各国和企业界采取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政策有重要参考以至指导意义。
这次年会既是全球政经界精英和权威专家学者热议世界经济热点与焦点问题的盛会, 也是世界各种思潮与观点交流碰撞火花四溅的一次思想盛宴, 显现出诸多重要的信息与政策动向, 给人们尤其是各国及各大企业决策者以深刻启示。
一、反思与“药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酿成了70多年来空前严重的灾难,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全球上10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 成千上万人失去工作, 新增饥民数以亿计。现在世界经济虽已呈现复苏迹象, 但仍未完全走出危机和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 反思危机的根源和探求防止危机重演之道, 已成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要务, 也是本次论坛年会的中心议题。
本次论坛上, 美国不可避免的成了“反思”针对的对象。年会上对美国批评最尖锐的是其盟友法国总统萨科奇, 他在年会开幕式上直言不讳地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 严厉斥责“美式资本主义是对我们信仰的资本主义的背叛”;他还疾言厉色地要求对引发危机的肇事者“追究责任, 绳之以法”。他所说的“肇事者”无疑是指打开危机“魔盒”的美国金融机构。
如果说萨科奇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反映了欧美资本主义模式之争, 那么一些资深学者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反思则直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观。他们指出, 这场源于美国、对西方国家破坏最烈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与弊端, 也是西方体制和价值观的危机。这次危机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同西方国家在危机前后经济兴衰的鲜明对比, 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西方资本主义并不像西方所宣扬的那样完美无缺, 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终极模式”, 而只有实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经模式才是正路。正如会议主席施瓦布所指出的, “这场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各国不能再采用过去的体系, 而要建立新的体系。”
在反思危机根源的基础上, 论坛年会为后危机时代开出的治理经济的“药方”主要有三: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放任自流是触发这场特大危机的“原罪”, 加强对其监管是防止危机再起的关键。监管措施包括开征银行交易税、限制其高管薪酬、限制银行规模和营业范围, 特别是限制其搞投机性交易。这些措施尤其是限制金融巨头搞无本万利的投机性交易, 触及其核心利益, 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也有与会者认为, 如对银行金融业限制过严、管束太紧, 会挫伤其经营的积极性, 甚至可能迫使其从有关国家和地区撤出业务, 从而引发新的金融动荡和危机。看来金融监管过严和过松都不行。过松不能解决问题, 过严则可能使金融机构惜贷甚至失贷, 造成严重后果。如何把握金融监管尺度, 需要各国决策者妥当权衡处置。二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和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为基本特征。而这是招致世界经济严重失衡并最终触发危机的一大主因。为防止危机再生,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对这一体系的根本性改革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只能循序渐进。从现在起需要做的是要逐步弱化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 增强其他主要货币在国际流通领域的分量和作用;逐步弱化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主导, 提高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话语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三是改变唯市场是尊的观念与做法。极端自由主化的市场经济犹如脱缰的野马, 最终导致金融和经济失控而引发危机。这是一个惨重的教训。与会人士一致认为, 再不能搞完全自由市场和资本控制国家的一套政策和做法, 而必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 走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相结合治理经济的路子。当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也要遵从市场规律和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证明了这条路子是正确可行的。
二、复苏与“退出”
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与“退出”战略的关系是这届论坛年会热议的重点。与会者普遍认为, 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前世界经济已触底反弹, 走向复苏。各类国家复苏步调不一, 新兴经济体复苏较快, 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复苏尤为强劲, 2009年经济分别增长8.7%、5.5%、5%;发达经济体复苏较慢, 美、欧、日从2009年下半年起走出衰退, 但全年其经济增幅仍为负数。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温和复苏, 增长率将从2009年的—1.1%升高到2.4%, 其中中国和印度将分别增长9%、6.5%, 美、欧、日将恢复正增长, 增幅将分别约为2.1%、0.6%、0.9%。
随着经济出现复苏, 有的国家开始考虑采取退出战略。那些因投入巨资救市而导致高财政赤字和高债务的国家还承受很大的“退出”压力, 其中尤以美国为甚。奥巴马政府2009年投入救市的资金达上万亿美元, 造成该年财政亏空1.42
万亿美元, 占其当年GDP的10%, 国债余额高达正如会议主11.9万亿美元, 占GDP的70%以上, 均突破历史席施瓦布所指最高纪录, 引起纳税人的严重不满。奥巴马政府出的, “这场不得已计划出台“退出”政策, 以免陷入财政和危机从根本债务双从危常机规。看, 各国在经济复苏后采取“退出”上改变了整战略是必然的。一方面,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个世界。各国能力一再花费巨资去刺激经济, 如硬要这样做, 不能再采用过政府就有财政破产、自身倒台之虞。另一方面,
长期依赖政府救助的经济是病态经济, 是无法维去的体系, 而持长久的, 因为当政府无力再给予救助之时, 它要建立新的
体系。
就将面临崩溃。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认为, 政府花大钱救助, 可能导致一场危机的结束, 也可能是另一场危机的开始。这是不无道理的。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 全面“退出”的条件还未具备。论坛年会参与者的普遍看法是, 各国“退出”战略应当缓行。理由有三。其一, 世界宏观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固, 复苏势头较弱。此次危机来势之猛、危害之烈、重创经济之重, 为百年所罕有。虽经各国联手强力救市, 经济开始复苏, 但现在复苏尚立足未稳, 无论全球金融等虚拟经济, 还是整个实体经济仍很脆弱。此时如贸然终止刺激措施, 有可能中断复苏进程, 重现危机。这如同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尚未痊愈就脱离监护, 可能引起病症复发, 甚至出现更大险情。
其二, 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以致危机因素。这些包括高失业率;不少国家背负巨额债务, 有些国家甚至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金融系统仍很脆弱, 尚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以泡沫治泡沫方式处理危机可能引发通胀以致滞涨的风险等, 无不对复苏形成掣肘。如停止刺激举措, 无异给上述问题火上浇油, 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其三, 历史的教训。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 一些国家在经济刚刚呈现复苏之时即采取“退出”战略, 结果引发二次衰退和危机, 并导致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基于此, 各国对“退出”战略应持科学的稳妥的态度, 须选择好“退出”的适当时机和适度力度, 同时国际社会还应加强协调, 在“退出”问题上采取同步行动, 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与增长。
三、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和美
中国是本次论坛年会的主角和主要亮点之
国元素在论坛一。本次论坛特别就中国问题举行了两场讨论会, 内外无所不在, 主题分别为《美国和中国重塑世界议程》和《重中国元素是“希新考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意义》, 与会者盛赞望”, 美国元素中国发展取得的非凡进步, 发展中国家代表尤其是“雪球”。其价。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年会主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情有独钟, 予以高度评作了题为《促言下之意是中进世界经济健康复苏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演讲, 国和中国模式阐述了中国为应对、克服危机并为此而同各国携冉冉上升, 给代保障世界经济稳健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五手合作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并为后危机时世界带来希望, 点富有启示意义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 受到广泛美国和美国模称道与好评。李副总理演讲时, 大型会场一票难式在走下坡路。求, 座无虚席, 反响极其热烈, 充分显示了中国
的超凡魅力。当地媒体评论说, 这届年会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旋风”。一位著名的欧洲经济学家坦言:本届年会最受关注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元素和美国元素在论坛内外无所不在, 中国元素是“希望”, 美国元素是“雪球”。其言下之意是中国和中国模式冉冉上升, 给世界带来希望, 美国和美国模式在走下坡路。
中国元素之所以在论坛大放异彩, 同中国模式的成功, 即同中国在危机前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分不开。正是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新时期30年中, 实现了经济年均近10%的高增长水平。在危机高潮的2009年, 当美、欧、日陷入深度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又实现了8.7%的高增幅, 经济总量增加了3800亿美元,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与此同时, 面对世界性经济监管难题, 中国在这方面也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中国一直坚持对经济实行科学的适度监管, 始终保持了金融系统的稳定, 并使之与整体经济同步快速发展。即使在全球金融业陷入深重危机的2009年, 中国的银行金融系统仍保持了稳定快速发展的好势头。该年美国倒闭的银行达140家, 在“问题清单”上的银行多达500余家, 中国的银行业却在稳步上升, 银行总资产从2003年的27.6万亿元升至2009年的78.8万亿元, 同期不良贷款率由17.9%降至1.58%, 银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的3%上升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的17.8%。中国对金融业的成功监管为世界各国作出了表率。因此, 权威性的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今年2月9日在纽约将2009年度风险管理大奖同时授予中国银监会及其主席刘明康, 以表彰其在金融监管上的杰出业绩。中国取得的这些奇迹般的历史性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也令论坛领导人和年会参与者为之倾倒。
论坛上所以出现“中国热”, 还因为中国怀着应有的责任心, 为缓解和克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G20伦敦峰会决定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规模, 中国承诺提供400亿美元;为防止和应对亚洲国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同日本、韩国、东盟10国一道建立拥资达12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库, 并出资384亿美元, 占其总资产的32%;中国还以实际行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幅度达16%, 进口下降幅度仅为11.2%。从有些国家的进口还不降反升。因此, 许多年会参加者称赞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其他国家“充满合作与包容精神。”
论坛发展到现在已成为测量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该论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参谋部。中国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 在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经济论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彰显和提升。 (编辑:何乐)
摘要：2010年1月下旬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会议是其第四十届年会, 又是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复苏的转折关头召开的, 意义超越以往。此次达沃斯年会显现出诸多重要的信息与政策动向, 给人们尤其是各国及各大企业决策者以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