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共8篇）

篇1：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笔墨纸砚是中国古代文人书房当中必备的宝贝，被称为“文房四宝”。用笔墨书写绘画在中国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秦时已用不同硬度的毛和竹管制笔;汉代以人工制墨替代了天然墨;有了纸张以后，简牍锦帛逐失其用;砚台则随笔墨的使用而发展。 “文房四宝”到宋朝以后特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可以说文房四宝书写了整个中华文明。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he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ink stone, and paper were requisite treasures in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of ancient China, and the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he writing brush and ink stick have been used by the Chinese to write and paint since 5,000 years ago. In the Qin Dynasty (221BC---206BC), people already used feathers of different hardness and bamboo trunks to make brush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BC-220AD), man-made ink was used instead of natural ink. After paper was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bamboo slips, wooden tablets, brocade and silk, which originally functioned as writing surfaces, gradually faded out. The ink stone was first developed with the use of writing brushes and ink. After the Song Dynasty (960AD---1279AD), the “Four Treasure of the Study” particularly referred to hubi, the writing brush produced in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huimo, the ink stick produced in Huizhou, Anhui province; xuan paper, a kind of paper produced in Xuanzhou, Anhui province; and duanyan, the ink stone made in Zhaoqing, Guangdong province (Zhaoqing was earlier called Duanzhou). Indeed,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have writtin the whole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it is.

篇2：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中国园林是把人造的山水、植物、建筑等与自然地貌有机结合的环境艺术，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宝。其建造原则是“妙极自然，宛自天开”。游赏中国古典园林，能充分领略“假自然之景，创山水真趣”的园林意境。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被誉为世界造园史上的渊源之一。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is a precious treasure of our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It is a kind of environment art, which systematically combines artificial mountains and rivers, plants and buildings with the natural landscape.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 of a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is “artificial as it is, the garden must look ingenious and natural.” When you go sightseeing in a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appreciate its artistic concept which “makes use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to create the real fun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for viewers.” Of the world’s three major garden systems,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is hailed a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garden due to its long history and abundant connotations.

篇3：论中国民族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1.扩展词

扩展词是指源语中的某个框架, 在译入语读者头脑中同样存在,但只是部分近似,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该框架直接移植, 让译入语读者了解该框架在源语中的框架要素和文化属性, 从而扩展该框架在译入语读者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使译入语读者准确理解这一框架。

例1:“力士, 大力神”:“Hercules”;“力大无比 , 神力”:“Herculean strength”;“坐冷板凳 , 空等”:“cool your heels”;“流水不腐”:“stagnat pond”;“晼晚”:太阳将要下山的光景,同时有年老之义,在这有一语双关之义,在英文中,“decline”一词也有日落、年老之意。

例2:“北平”应译为“Peiping”。北京于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复称“北京”。Peiping为外国人所熟悉 ,约定俗成,指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京都用此译名。

在大多文学翻译中, 虽源语和目的语都拥有某些共同的概念,属于同一框架或类似框架,但采用忠实性法可更好地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民族特色。

例3:“三伏”本可 对应为英 语中的“dog days”,但是译为“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hot season”,更能体现我国传统节气。

例4:“瓮中之鳖”的英译虽可借用英语同义习语“like a ratin a hole”,但不如直译“like a turtle in a jar”可取 , 因后者可保持原文的形象和民族特色。

2.移植词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存在大量的民族特有词汇和现象。在文化交流和翻译过程中,需要在译入语中按照目的论中的忠诚性法则进行创建,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框架元素及其属性。这种框架的移植和创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大量存在。

例1:“既望”:农历十六月满,可译为“the 16th of the lunar month”;“废历”: 即旧历或农历 , 译为“Chinese Lunar Calen-dar”; “四合房 ”: “quadrangle dwellings”; “线装书 ”: “Thread -bound Chinese book”; “圆帽”: “skullcap”; “马褂”: “Mandarin jacket”; “长袍 , 长衫”: “long gown”; “黄土高 原”: “the Loess Plateau”。

此外, 如果要翻译的词汇采用单纯的直译不能充分表达原文内涵,也不能套译,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诠释法:通过在句中简要解释、脚注、尾注、序言、附录等方式,对该框架进行解释,充分提供该框架的相关知识,从而在目的语读者头脑中创建出这一框架,使词义更加清楚。

例2:“上炕”:“to Kang(a brick bed in the North China)”。

例3:“一叶知秋”:这是典型的中式成语,值得注意的是,“叶”的涵义是 “落叶”, 因此“一叶”: “a single fallen leave”, 译文中“叶”可被译成“fallen leaf”。

例4:“轻移莲步”:原译“light feet”,该词若再次翻译为中文则为步履轻盈,并未体现出特色。显然,“轻移莲步”带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只有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才有“三寸金莲”之说,唯一的补救之策就是注释,笔者认为“莲步”应译为“three-inch“golden lotuses”—woman’s bound feet in feudal age”。

例5:“一带红墙”、“偎红倚绿”中的“红”则有引申之意,中国文化中将红色作为一种象征,有时是春天,有时是青春,有时是富贵吉祥。然而,在英语文化背景下,“红”除了年轻人绯红的面颊和嘴唇外,别无其他褒义。汉语的红色倾向于英语的金色和绿色,若改变源语框架,采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框架进行意译,则可以使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对源语作品来说,这种做法容易造成作品本身的扭曲和文化失真,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如果能够在文中对红色的文化含义加以解释说明,则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比如:“偎红倚绿”可译成“to spin around the red maidens and green girls—to have many concu-bines”。

然而,有时直接照搬这一框架可能导致文化上的误读。所以,翻译时不应只考虑本民族的文化,还应注意原文所体现的民族风格。

篇4：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关键词】民族语言交际学 语境 言语社区 交际能力 京剧

一、民族语言交际学简介

1.创立者极其简介。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重要的语言学家、语言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提出了民族语言交际学（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

2.民族语言交际学简介。

（1）基本内涵。民族语言交际学是一种分析自然交际预料的方法，被民俗学家广为接受。它把民族志学的方法和会话分析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在各种语境下的使用情况，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十分深刻。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定文化情境中发生的交际行为，特别是语言交际行为的性质和功能。

（2）核心概念。

1）语境。语境是指语言运用的具体环境，是交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裔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洛夫斯基首先将语境划分为情境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民族语言交际学通过将情境语境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研究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交际行为的性质和功能，把语言的运用看作是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关系的落脚点。

2）言语社团、言语区域和言语网络。言语社团、言语区域和言语网络术语民族语言交际学研究中文化语境中的概念。言语社团指同一社会中不同的社会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在言语区域中，人们虽然国别、社会背景不同，但言语的习惯和规则可以具有一定的共性。言语网络指每个社会成员通常都掌握几种语言变体，并根据交际需要，选取恰当的语言变体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流。

3）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是民族语言交际学的核心理论，它指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知识。语言使用者在社会交际情境中，语言使用者不仅需要判断语言是够合乎语法规则，还需要判断语言是否符合文化和社会规范。

二、民族语言交际学在中国传统文化汉英翻译中的应用

1.语境在《京剧》汉英翻译中的应用。对于京剧演员的四类角色：“生（男角）、旦（女角）、净（花脸男角）、丑（丑角）”的翻译，笔者的译文是“Sheng （male roles）， Dan （female roles）， Jing （painted roles）， Chou（painted clowns）”。在京剧中“生”指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正面角色的统称；“旦”指女性正面角色的统称；“净”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丑”指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译文对“生旦”的处理比较贴切，但对于“净、丑”的处理则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未体现其文化内涵，参考译文“jing （male roles with facial paintings） and chou （clowns）”则更好地阐释了“净、丑”这两类角色所蕴含的实质。

2.言语社区和交际能力在《京剧》汉英翻译中的应用。语言的使用都有一定的区域，而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社区顺利交流。原文“这也就这是为什么京剧的魅力如此经久不衰：它创造了一种台上台下演员观众相互交融的美学欣赏与享受，”笔者的译文是“The uniqueness of Beijing opera lies in that it reflects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all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s， and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why its glamour appears ageless： it creates a blending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enjoyment of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both on the stage and offstage.”，此译文大致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译文“a blending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enjoyment”中blending一词未能传达出台上台下那种微妙的交流，无法体现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互动的情形；参考译文“That is what makes their artistic charm so everlasting： the creation of an aesthetic co-appreciation between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on stage and the audience off the stage. ”中 co-appreciation 一词则准确地阐释了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在整个京剧表演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从而为我们详尽地阐释出为何京剧如此经久不衰的深刻原因。

三、结论

翻译作为一种特有的交际方式，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如何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与交流，成为了一个日益迫切的问题。本文以民族语言交际学这一新兴理论为基础，以京剧翻译实践为例，探讨语境、言语社区和交际能力在《京剧》翻译中的应用问题，希望对中国文化汉译英以及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Print.

[2]裘晨晖.国内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民族志使用方法述评[J].语言教育，2015（2）：74-78.

[3]何其莘，许钧，仲伟合.翻译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篇5：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对外交流与合作开始萌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其对外交流更是突飞猛进。作为对外交流的桥梁, 高素质的翻译人员, 特别是职业译员, 显得日益紧缺。为顺应该趋势, 中国发达地区的某些高校于2007年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 (MTI) , 专门培养职业译员。广西2004年开始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以来, 其与东盟各国的经贸、人文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 急需职业译员。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 其主要高校, 包括广西民族大学在2011年也开设了MTI。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特殊:生源不理想, 外语水平不够高, 师资力量薄弱等。这些情况决定了此地区的MTI教学不能照搬国外ESIT模式或者国内发达地区的教学模式。本人担任广西民族大学MTI部分口译教学已经一年, 对此问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 将在本文中对少数民族地区MTI口译教学进行一些探讨。

二、ESIT口译教学模式简介

1957年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高等翻译学校 (巴黎高翻, 即ESIT) 宣告成立。 (P·chhacker, 2004:28) 该事件标志着人们开始以高等院校为依托, 通过实施专业口译教学来培养高水平的职业译员。在对职业口译教学的探索过程中, 以ESIT的巴黎释意学派自上世纪60年代起制定了一系列的口译办学原则, 涉及办学层次、入学及毕业考试、师资来源、学生就业等各个方面, 具体包括:

(1) 会议口译专业为研究生课程, 招收获得本科学位的语言或非语言专业学生;

(2) 学生入学前必须参加严格的选拔考试;

(3) 为保证教学质量, 对学生进行中期淘汰和毕业考试;

(3) 教师必须为口译从业人员, 研究型学者或语言教师无资格从事口译教学;

(4) 口译教学不是外语教学, 口译课应只教口译技能不教语言, 学生入学前必须已熟练掌握有关外语;

(5) 为了保证译语质量, 同声传译只用母语作为译入语, 学生只接受外语到母语方向的同传训练。 (Se-leskovitch&Lederer1984/1992:172;1995:113-114)

其中第四条规定:口译课堂应只教授口译技术, 不教语言。他们认为在教授语言的同时不能教授翻译。欧洲特别是欧盟成员国, 多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 英语普及率很高, 同时掌握两门或以上的外语人才也层出不穷, 因此ESIT可以直接招收到这类的学员, 他们一入学即可学习口译技巧, 进入职业口译训练, 无需再学习语言或提高语言水平。ESIT在过去几十年的口译教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职业译员。中国在2007年开设了MTI专业以后, 有的高翻学院也按照ESIT的模式去培养译员, 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级翻译学院专门设有两年制研究生会议口译证书课程。这类课程按照ESIT模式中的1~5条办学要求培养同声传译员, 其特点是:入学考试竞争激烈、中期和毕业考试淘汰率高、教师为AIIC会员、与AIIC和国内外高水平口译用人单位联系紧密、毕业考试通过者获颁由全体考官签名的会议口译证书。其毕业生很多就业于口译教学单位、政府外事部门、国际组织、外国驻华机构、工商企业 (少数则成为自由职业者) 。这证明ESIT模式在中国一些高校的确行得通, 而且也很成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 却要另当别论。

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MTI口译教学———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欠发达, 英语教育质量也有待提高。其与东盟国家对外交流增多, 但是缺乏高素质的职业译员, 广西2011年开始在一些主要高校, 包括广西民族大学, 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 (MTI) 培养高素质的职业译员。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相对落后于其他发达地区, 其生源普遍不太理想, 英语水平不是很高。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英语的MTI专业。在MTI入学考试中, 进行了严格的选拔, 但是结果还是差强人意。按照ESIT的入学条件, 入学前学生就必须熟练掌握两门或以上的外语, 外语必须已经成为学生的工作语言。但是在本地区和本校, 还远远达不到该条件。学习了四年制的本科英语专业课程后, 学生有了比较好的英语基础, 但是一到了口译训练, 却时常犯一些简单的语言错误。在过去一年的MTI口译教学当里, 我发现在英汉口译训练当中, 很多学生英语词汇量不足, 百科知识缺乏;有些学生英语听力欠缺, 甚至没能听懂和理解原话, 导致错译、漏译等现象。例如“Anti-dumping duties”这个词, 就有两个学生把duty翻译成“责任”;有些学生没听懂“tariff”一词, 翻译时干脆就直接跳过, 不翻译了。在汉英口译训练时, 因为汉语是母语, 不会出现听不懂的问题或理解错误的问题, 但学生们在将信息转换成英语时, 常常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英语词汇量不够, 即使知道原语的意思, 仍然无法用英语表达或表达不准确;动词时态、语态不正确;词汇搭配错误等等, 而且他们的英语口语表达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语音语调不标准, 有一些学生甚至把一个单词“wide”说成另一个单词“wild”, 而破坏整句话意思。学生的英语水平尚未达到工作语言的标准, 即便他们熟练地掌握了交传笔记技术、同传切分技术和注意力合理分配技术, 在口译课上仍不时地犯各种语言错误, 而导致漏译、误译或增译。总之, 在英汉口译时, 学生最大的问题是能否完全听懂原话;而做汉英口译时, 其最大问题是如何用英语表达。归根结底, 听懂、理解原语与英语表达, 都与译员的英语水平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水平普遍不是很高, 决定了我们不能盲目照搬ESIT的模式, 不能只传授口译技能训练, 而不在口译课堂上进行一定的语言教学。“培养口译能力必须先从培养良好的双语能力做起”。 (P·chhacker, 2004:167) 在我的MTI口译课堂当中, 是职业口译技能训练和语言教学的结合。没有坚实的外语基础, 就不可能有高素质的译员。既然学生入学时, 英语水平不高, 影响了口译训练的效果, 那么即使在MTI的职业口译课堂中, 教师应该主要进行口译技能训练, 讲授口译技巧、原则、策略、培养现场口译能力等, 根据不同的题材选取合适的口译材料, 把口译技能学习与语言能力提高有机结合, 相互促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该把口译材料的标准译文进行汉英对比分析, 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理解与表达能力。教师在评价学生口译的同时, 也要进行一定的语言教学, 分析他们的语言错误, 比如语法、词汇的错误, 有时甚至要纠正单词发音等。这样在口译训练当中, 学生才能不断地提高语言水平, 才能做到高素质的口译。

四、结语

中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与日俱增, 市场急需大量的高素质职业译员。少数民族地区各大高校的翻译系列院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 (MTI) 也已经是大势所趋。要培养好的职业译员, 要因材施教, 因人施教, 不能照搬国外非常成功的ESIT模式, 必须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实际情况进行口译教学, 即以口译技能训练为主, 语言教学为辅, 两者有机结合。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中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 (MTI) , 以培养合格的职业译员来满足市场的需要。广西与东盟合作日益紧密, 急需大量职业翻译人员, 广西主要高校也开设了MTI。但由于民族地区情况特殊, MTI专业教学不能照搬国外ESIT模式或者国内发达地区的教学模式。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 初探适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MTI的口译教学模式。

关键词：翻译硕士专业 (MTI) ,少数民族地区,口译教学,ESIT模式

参考文献

[1]Seleskovi tch, Danica.Interpret ing for InternationalConferences: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M].Stephanie Dailey&Eric.NormanMcMillan (trans) .Washington:Pen andBooth, 1978.

[2]P.chhacker, Franz.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4.

[3]Seleskovitch, Danica&Marianne Lederer.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eaching Interpretation[M] (.Trans.Jacolyn Harmer) .The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1995.

[4]鲍川运.世界各地高校的口笔译专业与翻译研究机构 (上) [J].中国翻译, 2002, (4) .

[5]刘和平.口译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6]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篇6：浅析云南少数民族特色菜肴翻译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特色菜肴；菜肴翻译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188-02

一、引言

云南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边疆省份也成为备受青睐的国际旅游目的地。而饮食文化在旅游业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丰富多彩的中式菜名不仅反映了林林总总的原料名称、烹制方法和器具，而且菜肴的创始人或发源地、典故传说、吉祥语也大量出现在菜名中。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将中式菜名翻译成准确、优美，并能传达文化信息的译文，对于促进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而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菜名因其地方性、民族性，在翻译过程中与汉民族的菜名又存在一些差异，如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然而，目前对区域性民族性的菜名研究甚少。因此，对云南省少数民族菜肴名称翻译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传播云南省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而且也可以为旅游业和餐饮业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特点

饮食能直接体现一个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的发展过程，是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该民族的饮食文化展现出来，同时，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也影响和决定着这个民族的主要食物种类和加工制（陈萍，2011）。云南少数民族菜受到偏远的地理环境及潮湿气候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饮食特点。

（一）菜肴以酸、辣为主

“酸”是云南少数民族饮食的一大特点，由于气候炎热，酸味可以消暑解热，心旷神怡，还有助于消化，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佳肴以酸为主，如酸笋、水腌菜、酸木瓜、柠檬等等。云南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居住在雨多潮湿寒冷山区，人们为了更好地驱寒祛湿而多吃辣椒。久而久之，辣也成为了特色之一。辣可以使人出汗散热，增加食欲，还能预防感冒。

（二）菜名简单、通俗易懂

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大都生活在山上，文化教育水平程度低，给菜取的名字比较通俗易懂，基本没有隐语粉饰的菜名，菜名直接能反映出菜的做法或者原料，例如甜笋炖排骨stewed pork ribs and sweet bamboo shoots，酸笋鸡chicken with sour bamboo shoots，虫草鸭ducks with cordyceps，炸竹虫deep-fried bamboo worms等。

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菜名翻译策略

目前，国内对于民族特色菜肴的翻译研究还较少，还处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策略研究。从最基本的直译、意译、亦或是音译方面进行研究；在联系到特色菜名翻译上时，跨学科的概念也就凸现得非常明显，此时便出现了烹饪方法加主料的主流译法；而翻译少数民族特色菜名时，一定的文化考量因素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是菜名翻译中的必要元素（吕尔欣， 2013： 109 ）。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所蕴含的丰富的饮食文化理应得到传承与对外传播。因此，在民族特色菜名翻译的过程中，体现饮食文化的民族归属性显得尤为重要。

1.根据食物材料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食物主要是靠山吃山，都是取自大自然的天然赐予。各类奇异植物、

野生昆虫便被端上了饭桌，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必备特色菜肴。如：哈尼族的“猪血拌饭”、傣族的“菠萝紫米饭”、怒族的“肉拌饭”等等，便可根据食物的原材料来翻译，”Pig Blood with Rice”， ”Brown Rice in Pineapple”， ”Glutinous Rice with Minced Meat”。这样简单的直译能够在外宣材料或者招待外宾中把云南少数民族饮食中的色、香、味表现出来，起到对外交流的作用。

2. 根据烹饪方法

当菜只涉及到一种烹饪方法时，主要采用“以烹饪方法开头的翻译饿原则”进行菜名翻译，并在译文后面注明是某个民族的菜肴。例如：云南地区的“炒鸡枞”，还荣选入《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之中。鸡枞菌在楚雄是一种常见的野生食用菌，是配着新鲜辣椒、大蒜一同炒熟的一道简单的美味。因此，为了在译文中突出其做法，保留“炒鸡纵”的民族文化气息，采用以“烹饪方法的分词形式开头+主要原料”的主流翻译方法。例如：

炒鸡纵Fried Collybia Mushroom

清蒸乳饼 Steamed Cheese Cakes

舂干巴 Pounded Beef Jerky

当菜涉及到多种烹饪方法时，我们在译文中只需翻译出其中最精华的一种做法即可。例如，苗家酸酱鱼，其制作方法是先将腌制过的草鱼上笼蒸至刚熟。然后下油将苗家酸酱、糟辣椒、肥肉粒、香姑粒、豌豆粒炒制汤汁。最后将汤汁淋在草鱼上。由此可见，这道菜的烹饪方法主要涉及 3 种，腌制、蒸及炒。在翻译菜名并不需要将三种方法都要体现在译文中。三步中炒是使菜肴成形的一步，所以在翻译时，只用将最重要的烹饪方法翻译即可，故译为

Sautéed grass carp ，Miao style.

3. 补充“器皿”名

在云南，虽然依然会用到家中常见的锅碗瓢盆，但是有很多少数民族菜肴的器皿并不是这些器皿，而是直接借用大自然的恩赐。例如，竹筒鸡，是云南哈尼族的传统名吃。利用竹筒烹饪，历史久远。时至当代，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仍保留竹筒烹饪的传统方法，这与满山的翠竹有关，又与竹筒烹调的食物清香可口有关。由此可见，竹筒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民族特色的亮点体现，所以要采用将“器皿”突出的翻译方法。其翻译形式为：“主要原料+in/on+器皿名”。例如：

nlc202309030456

竹筒鸡Chicken cooked in Bamboo Tube

石板烙蛋 Eggs Fried on Stone Plate

罐焖牛鞭 Braised Bull Penis in Earthen-pot

4. 解释性音译

有些学者或者翻译学习者认为不适宜用音译来翻译菜名，但是笔者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应当分情况来对待。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与汉族大为不同，经常以内脏、昆虫幼体为食。水族有道民间菜是将猪和鸡的内脏混合在一起吃的火锅，名为“Long Bong”（拼音是根据水语

的发音拼写而成，这道菜名没有汉字形式，译为“Chopsuey，Shui style”）；布依族有道菜叫做狗灌肠（caninesausage，Buyi style），是由狗血、狗肝、狗脏、狗肺做成。这些原材料都是西方人不会食用的材料，尤其是狗肉。对于此种情况，有人认为出现在菜单中应当删除，但是这恰恰是少数民族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少数民族当地的风土人情及饮食文化，应当予以尊重和保留。

另外，拉祜族的“俄朴”是拉祜族的特色食物之一，根据该传统食品的材料和做法简单可口译为“Epu”（Sticky Rice Cake）；“琵琶肉”是云南西北地区的一道特色菜肴，在纳西族和普米族中间甚为流行。猪肉是制作成琵琶的形状，而琵琶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之一，因此而 得此菜名。所以在这道菜肴中我们采取音译的做法来突出其特色，将其译为”Pi Pa Rou”。之所以没有将肉采用pork的译名，是为了不让外国朋友误以为是猪肉的一个琵琶种类，来传递出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特色所在。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特色菜肴的翻译，还有很多方法，在此仅对一些常见的方法进行了浅析。总而言之，只要是能够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特色传递出去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用。正如金惠康所言，翻译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应关注民族文化的内涵，要尽量防止民族文化的“缺失”。

四、总结

云南少数民族饮食种类多种多样，饮食文化独特鲜明。笔者对云南少数民族菜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总结，目的不仅在于做好云南少数民族菜翻译工作，而且希望译文能够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贵州饮食文化。文化与翻译的基础是基于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之上而形成的，所以译文的好坏足够影响文化的传播。在翻译少数民族菜时，无论运用何种方法，都应先了解该的主要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敲具体的翻译。

参考文献

[1]陈萍.云南独有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在对外口译中的传承[J].文教资料，2011，35：35-36.

[2]何芳.文化翻译视域中的云南民族菜名英译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09.

[3]侯雪菲. 从英汉烹饪词汇语义差异看中式菜名英译[D].黑龙江大学，2009.

[4]何宇琴.贵州少数民族菜名翻译策略[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1，03：102-104.

[5]陆涓. 论中式菜名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J]. 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11，02：17-21.

[6]刘彩霞.民族特色菜肴翻译研究——以苗族菜肴为个案[J].中国翻译，2015，01：110-113.

[7]王晋梅.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词汇翻译研究[J].网友世界，2013，05：64-65.

[8]张柏兰. 文化图式视域下贵州少数民族菜名英译[J]. 大学教育，2013，17：54-55.

[9]张柏兰. 文化图式视域下贵州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翻译[J]. 作家，2013，18：177-178.

篇7：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一、翻译“目的论”的概述及对民族地区外宣翻译的意义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产生于德国,是功能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功能目的论的基本原则是: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为了达到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所译的内容,译者可以灵活掌握翻译的策略与方法。这个理论强调翻译是一项有目的性的跨文化的交流,这样就扩大了翻译的研究理论:翻译不应该被限制为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交流,它还是将一种语言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翻译行为是人类很多行为之一,而人类的行为都应该是有目的性的。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宣翻译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译者应该结合目的论与外宣翻译研究理论并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来阐述原作者的意图,同时要让读者能够接受并且理解译文所传达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总之翻译目的论的核心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在英译蒙古族文化内容时,译者应结合文化背景,考虑特殊的语境,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使英语国家的读者了解并感受内蒙古文化的独特之处,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翻译目的论的视域下,只要紧紧抓住外宣翻译的真正意图和目的,在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过程的调整、翻译主体的意识、翻译阅读的效果诸方面促进我国新时期外宣翻译实践水平的提升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就会达到我国外宣翻译的真正目的。

二、民族地区外宣翻译中本土文化输入的必要性及举措

“本土文化指的是本地区或本民族相对于其他地区或民族来说特有的文化。”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特定的文化传统,语言是随之形成的体现了民族特点及精神文化的产物。目前,民族地区的外宣翻译材料都非常重视本民族的传统特点,力求与时俱进,为了让全世界更加了解民族地区的真实生活,更加深入地体验民族传统文化,外宣翻译人员更加重视了将本土文化融入到对外宣传翻译的材料中。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高校加大了培养外宣翻译人才的力度,在外语教学与科研活动中进一步加强了本土文化的输入,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将外宣翻译中本土文化的输入作为他们的科研课题,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实施。外宣翻译中本土文化输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改变过去世界对民族地区落后的认识和印象,介绍并展示民族地区独特的魅力文化,进而提升民族地区的竞争力。高校的外语人才在外语教学和科研研究中越来越重视本民族地区的文化的输入,其中内蒙古各个高校的外语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有很多是涉及本土文化输入的外语研究。蒙古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艺术,如建筑业、畜牧业、医药学以及民族文学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因此,这些地区的外宣材料如果想多角度、多方位地推广和宣传民族地区就必须将本土文化融入其中。如果不能将带有民族色彩的本土文化融入到外宣翻译材料中的话,外宣翻译就不可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的。从具体的翻译方法来说,目的论的翻译观点认为译者必须要对翻译所选的策略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恰当的翻译方法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构建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在翻译少数民族特色的内容时,译者应采用音译、释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共同翻译,这样才能既发扬了民族文化有传递了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传统,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交流。

三、当前民族地区外宣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

当前民族地区外宣翻译中存在的一定的问题。首先,在处理外宣翻译材料上存在着文化空缺词语的问题。众所周知,“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也就是把大量有关中文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这就意味着很多翻译材料是极其具有中国特色及民族特色的内容,因此在外宣翻译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中的中国特色词汇时都应该做积极的特殊处理。从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上来说,使用各种译法使国外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的同时凸显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从翻译技巧上来说,可以选择直译加解释的方法处理,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读者的误解与误读。其次,在翻译外宣翻译材料上存在着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性的问题。民族地区外宣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通过翻译材料了解民族地区的传统及文化并通过交流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能够进一步发展,因此作为外宣翻译的译者,翻译素质与责任感是同等重要的。在语言的转换中做出必要的调整与顺应才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知和接受民族地区的独特与发展。同时,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译者不仅要改变说话的方式,还要采取读者易于接受的策略,以确保所宣传的内容最大程度地被接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内容及形式。不论是选择何种翻译方法与策略还是对翻译材料的形式与内容的取舍,都是为外宣翻译的目的服务的。译者将我国少数民族特色的内容译成英文会让英语国家的读者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及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涵,最终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外宣翻译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与学习,问题最终会被解决的。只要译者能够仅仅抓住外宣翻译的意图和目的,选取正确的材料与翻译方法,调整翻译过程,加强翻译实践水平的提升和深入理论研究,就一定会达到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促进文化交流,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慧,贾卉.构建主义翻译观下的外宣翻[J].上海翻译,20074

篇8：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关键词】藏族；典籍；翻译；出版

【作者单位】胡丰月，中国民航大学。

藏族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翻译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16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以下简称《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掀开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篇章[1]。该书是王治国博士的一部力作，也是2013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成果之一。全书通过对藏族文化典籍翻译史的梳理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名家的介绍，旨在描绘藏族历代文化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对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化演进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民间文学与口传文学的翻译过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翻译史做出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今后如何传播中国少数民族翻译文学，讲好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具有重要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重要性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恰逢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全书共计十二章，以编年史的手法，从藏文字的创立开始，阐述了藏族文学翻译事业的肇始阶段与藏文佛经翻译发展史发展时期、中经印度文学的译入，藏族格言诗翻译、米拉日巴道歌翻译图景、仓央嘉措诗歌的域内外译介、藏地史传文学翻译、藏族民间口传史诗《格萨尔》的翻译及藏族当代翻译文学景观，同时涉及藏族文学翻译理论和藏族翻译名家。全书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视；既充满思辨性，又不乏考证性。作者将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从传播学视角深描雪域高原藏族文化典籍域内外传播的译介脉络，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切实可行的参照体系。

据悉，“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共5册，分别为《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上、下卷）、《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蒙古秘史>复原到<红楼梦>新译》、《维吾尔族（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她们从远古的歌谣中走来》，均已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图书的项目负责人、主编是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该套丛书涵盖了汉、满、蒙、维、藏及西南诸民族的宗教、文学、语言学、史传和音乐等典籍及其翻译、转译、翻译家、诗人等方面的内容；体裁涉及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戏剧及经文古歌等，包括诸如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蒙古族文化元典《蒙古秘史》、西南诸民族的叙事作品《刘三姐》和《阿诗玛》等民族经典作品。该套丛书既有对中华民族的地理分布、迁徙形成、生态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典籍和翻译活动的论述，又有对所涉及的各族历代文学典籍翻译作品的基本概况和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该套丛书又简明扼要地讨论了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一些典型的民族文化现象及其重要的典籍翻译作品进行了个案分析和翻译评论，对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系列图书既是王宏印教授的扛鼎之作，又是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填补空白之作，标志着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进入了新阶段。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涉及了藏族文化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以藏族文学翻译史为主线，对藏族文化史资料进行了翻译梳理：包括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写卷资料；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佛典文化；以《米拉日巴传》为代表的王统、传史著作；以《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为代表的作家格言诗、诗歌文学；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民间口传文学等。藏族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藏、汉、英三种文字，尤以臧汉文资料为多，涉及藏族文学对非本土文学的译入、藏族文学的外译与传播、藏族文学的多向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藏族翻译大师的理论研究。该书关于藏族文化翻译的研究，为拓展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翻译出版途径与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的讨论带来了阐释空间。

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新拓展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仅以藏族文化为背景显然是不够的，应当以更为广阔的中华“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为背景。藏族翻译文学情况复杂，至少包括以下六种：（1）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为藏语的民族语内部翻译，也称民译；（2）世界文学经典名著被译为藏语的外译藏；（3）藏族文学作品被译为汉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以及其他外语等的藏译外；（4）藏族文学被译为汉语、蒙古语，进而在此基础上再被翻译为其他外语的藏汉蒙外之间的转译；（5）藏族作家的非母语创作（汉语）作品的外译；（6）国外藏学家的藏学研究著作及作品又一次被译回藏文，进而再度被翻译为汉语的多重回译和转译。如果说前二项是属于异族文学、文化输入，中间三项是藏族文学、文化的输出，那么，最后一项则是藏文化反哺以及与汉文化（其他文化）的多元互动了。综合运用这六方面素材构思而出版的藏族文学翻译史将会获得很强的立体纬度传播效果。

当前文化的传统化转向现代化，国家化转向世界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态势。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在西传。无论是外国文化的东渐，还是中华文化的西传，翻译出版注定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为适应文化传播全球化这一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国家各部委也推出了诸多举措，发起了一系列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工程，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旨在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工程计划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從白话文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迄今为止，《大中华文库》出版有汉族典籍翻译作品百余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并没有涵盖少数民族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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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传统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只写汉族文学翻译史，对藏族文学翻译史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史很少涉及。实际上，民族文学翻译作为中国多民族翻译史书写中重要的一环，对补充和完善中国翻译史研究意义重大[2]。中国文学翻译史是宏观的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民族典籍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民族文学和文化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在践行中华多民族的“中国梦”背景下，以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出版了这一套“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为其他同类出版社在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该套丛书的出版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出版在“多元一体”大文学观新视野下，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借鉴。

三、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再思考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视野下，囊括少数民族典籍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文学作品甄选、译者素养、翻译策略选择和翻译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探析了当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3]。 实际上，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呈现出民族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跨界融合特点。对少数民族典籍展开多学科综合研究，绘制出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网络图景，是翻译出版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格局的视角来看，拓宽翻译出版领域，国内翻译出版与国外汉学翻译出版相结合，互证互识，开展对话，加强合作，甚至是合作出版，就显得非常必要。正如徐晓飞所言：“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中国的翻译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4]《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它为今后一个时期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乃至中国文学、文化通过翻译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国家主导、出版社与译者通力合作的可行渠道。

1.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要着眼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拓宽翻译出版的领域，统筹待译作品。少数民族历史上作家作品大都集历史、哲学与文学于一体，形成了文、史、哲合一的传统，其翻译要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翻译典籍门类齐全、包罗万象。纯文学翻译的作品出现较晚，其既有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翻译之分；又有韵文体、散文体和散韵相间体文学翻译之分；从体裁来看，还有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谚语、寓言、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文学种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还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口传文学和民间文学，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口传文学的民译、汉译乃至外译都是重要的翻译出版课题。

2.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积极探索国内文学出版社和优秀翻译传播人才实现精准对接与深入协作的有效形式。出版社和图书馆机构应该联合开展作品选译、作家对话和翻译沙龙等形式的专题活动；邀请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国外出版人、专家和译者来华与中国作家、学者和出版人等人才及机构深入接触；还可以通过“以文会友，以人促文”的方式，促进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的译介合作，降低中国文学出版作品“走出去”的语言和沟通壁垒，疏通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对话渠道，让外国专家译者更快捷、更准确地寻找到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国好作品”，把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整和准确地呈现给世界。

3.出版社与翻译人才要精心雕琢与打磨，共创翻译精品。出版社在译文的组稿、编校和出版宣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优秀翻译人才应该具有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和独具一格的“译眼”，发现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出版作品，精心翻译，让中国文化走进各国，与各国读者分享中国故事。出版社可以组织一些翻译竞赛和项目，为热爱中外文学与出版翻译的外语爱好者们提供更多参与项目翻译、实现翻译梦想的空间，从中发现一批优秀译者。这些优秀的译者以“工匠精神”参与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推进了一批民族优秀文学出版精品的国际化翻译与推广，拓宽民族化出版发行的通道，促进中国优秀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为沟通各国人民的心灵与情感做出贡献。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一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从宏观上论述，在微观上落实；以文学笔法进行学术研究，是学术性与大众性相统一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之典范，既可供专家参考，也被大众所喜读。该书尽管个别措辞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全书对藏族典籍翻譯研究的译介探索，不失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成功范本，为未来的中国民族典籍“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在当下中华文化对外翻译出版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出版社、作家、译者和读者等众多传播主体多方合作，为实现民族文化有效对外传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实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还有待业内专家学者的不断参与推动。

[1] 王治国.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6.

[2]王治国. 中国翻译史书写的民族文学之维——朝向建构中华多民族翻译史观的思考[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4）：18-22.

[3]黄梨. 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对策[J]. 出版广角，2016（2）：44-46.

[4]徐晓飞.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J]. 出版广角，2016（1）：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