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法律效力

人身保险法律效力（精选三篇）

人身保险法律效力 篇1

(一)性质比较

质押依其标的,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所谓权利质权是指质权人(债权人)与出质人协商同意,出质人将其所享有的有形财产以外的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设质,在债务人不按时履行债务时,质权人可将该权利转让,以使其债权优先受偿。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就其性质而言,应当属于一般的债权质押。“一般债权是指债权人享有的,不以背书方式转让的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又称为记名债权。一般债权质押也称为普通债权质押,是指为担保债权的实现而以一般债权为标的设定的质押。”[1]人身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书面载体,它记载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表明了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特定权利,本质上是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人寿保险单作为权利凭证,表明保单价值的权利人对出具保险单的保险公司享有一笔债权。以人身保险合同出质即在一个特定的债权上设定质权,以担保另一个普通债权的实现。其性质是以权利质权担保主债权的实现,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一般债权质押。

(二)风险比较

由于动产和权利质押“转移占有”的特性,给债权人带来了较大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消费信贷等领域,质权的设定,移转标的的占有,使出质人丧失对质物和权利凭证的直接管理与控制,在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保全质物和财产权利,债务人会尽力履行义务或是受到压力的驱动,促使其履行债务。并且质物的使用价值越大,移转占有而不能利用质物所带来的损失也相应更大。基于质物对出质人的主观价值,为保全质物的所有权,避免因质权的实现而遭受损失,出质人会倾向于选择通过履行主债权而消灭质权,收回质物。而保险合同质押标的为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质押行为存续期间,保险单所体现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中仍然被债务人有效的利用,由于不能利用质物给债务人造成的还贷压力较动产和权利质押要小很多。同时,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由保险人管理并收益,债务人即使不设定质押,对这部分财产也无法实际支配。因此在债权人的质权实现时,债务人实际可支配的财产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看来,以保险合同进行质押的风险性应当略高于动产与一般权利质押。

二、实务中的几个问题

(一)险种范围的确定

1. 财产保险合同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以其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以期挽回风险发生时给被被保险人带来的损失,其本质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出于对财产和其他相关利益的保护,而且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是否形成,也取决于保险事故能否发生。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具有较强的射幸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财产保险合同本身所具备的现金价值是对所保财产及权益的一种保障,是投保人化解风险,避免损失的一种救济途径。如果将财产保险合同中的现金价值作为质押担保标的,则在当事人还贷履行不能,质押权人解除保险合同实现质押权时,势必会使投保人依靠保险合同规避风险的目的落空,在意外真正发生时丧失对受损财产得到补偿的机会。这既不利于整体社会财富的风险保障,也不利于个体财产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因此,财产保险合同不适合作为贷款的质押权利的标的。

2. 人身保险合同

中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人寿保险单所具有的这种确定的价值和有价证券的特征,使其具备作为担保标的的特征和条件。因此,在国外,人寿保险单可以如同有价证券一样背书或者设定质押[2]。对于国内的保险公司来说,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也早已有之。太平洋寿险在1997年就已开始作为长期险的一项附加功能在做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有66个险种可以实施保单质押贷款。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8]194号,1998年7月3日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寿保险中保单质押贷款问题的批复》正式明确保险公司可以开办人寿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这为国内的各保险公司开展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3]。

(二)质押标的和主体内容的确定

1. 质押标的的内容

在贷款质押标的的内容选取上,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可以将保险金作为贷款质押的数额标准,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不主张将保险金请求权作为标的,而只能是以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即当保险合同解除、终止或无效时,保险人在扣除一定的费用后,应当返还给投保人或受益人的现金价值。有学者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借款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为限进行贷款。

这种观点是值得探讨的。首先,质押担保要求所质押的标的必须是所属于出质人的切实可得实现的物或权利,并以此来保证质押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保险金的实现是附条件的,其一则依赖于保险合同的有效存续,其二则受限于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完成。当保险合同无效、被撤销,或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尚未达成时,保险金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保险金给付落空,出质人没有了所质押的权利,那么质押贷款将以何为质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属于出质人的完整权利,因此它也就不具备成为质押标的的资格;其次,以保险金为质押权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此时出质人的保险合同尚未到期或成立保险金给付条件,也就是说,质押权人无法立即获得保险金来补偿损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质押权人将有可能为了及时得到保险金的补偿而做出对出质人不利的行为。

如果把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则会避免存在上述的几项问题。当债务到期,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时,质押权人可以基于质押权人与保险人事先签订的合作协议,行使权利解除保险合同,以退还的保险单价值补偿其债权利益。而且此时所质押的请求权乃是完全属于出质人固有的权利。其权利所指向的价值并不以保险合同有效、无效,存续或终止而发生变化,质押的效果要远远优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因此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以采用保险单既存利益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为宜。另外,人寿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效力仅限于设立质押时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及该既存价值所产生的孳息,而不应包括因投保人继续缴纳保险费所增加的现金价值[4]。

2. 质押主体的内容

(1)投保人。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由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投保人可以设为质借权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保险合同质押当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二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

中国《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设定保险单质押贷款无须被保险人同意。理由是,根据《保险法》第57~59条的规定,中国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取回合同的既存价值。如果投保人解除合同无须被保险人同意,而以保险单进行质押贷款却须被保险人同意,则两种情形下投保人的权利明显不对称,这既不符合立法逻辑,也给投保人的权利强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但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以死亡为条件的保险合同所签发的保单出质时,需要征得其同意。当然,在保险合同效力停止而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的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害,所以,投保人应该在保险单设立质押贷款时通知被保险人[5]。

投保人在以保险单质押贷款时,是否需要受益人同意,美国法上认为,投保人以保险单设质时,保险人应审查保险单条款及记载事项,以决定质借是否应经受益人同意,若保险单明文规定投保人得任意变更受益人,则投保人为质借时无须获得受益人的同意;若投保人不仅指定受益人,且明言抛弃处分权或已将保险单让与他人,除非保险单有相反的约定,投保人非经受益人同意不得质借[6]。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理论也认为,对于另有受益人的保险单之设质,受益人不得变更的,设质应经受益人的同意,否则受益人将对合同的现金价值享有优先取得权;如为可变更受益人的保险单,依法律规定设定质权者,质权人享有优先权。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单质押贷款是否应征得受益人同意,应当考察保险合同对受益人一项的具体约定。对于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可以任意变更受益人的,投保人进行质押无须经过受益人同意,反之则必经其同意。

(2)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质押贷款的实践当中,有的贷款人对质借主体的范围并没有严格限定,如中国银行在该业务中,既接受投保人作为质借人,也接受被保险人作为质借人。本文认为,此种设定是不妥当的。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因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应对该既存价值享有所有权,而非被保险人。因此在保险单质押贷款中,被保险人没有相对应的物或权利向贷款人质押,如果将其设为质借主体,当债务无法如期偿还时,受损失的只能是贷款人。

(3)受益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约定的保险金的接受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纯获益的法律地位。但其只是对未来的保险金具有期待的利益,而并无保险单既存价值上的利益。如果以保险金为质进行贷款能够实现,受益人或许还有资格成为质借人。但中国《保险法》第58~60条规定,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并且在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后也可以变更受益人。由此可见,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是极其不稳定的,纵使其拥有取得保险金的期待权,也不足以成为保险单质押贷款的质借主体。

(三)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1. 贷款金额的确定

质押贷款金额的合理设置,是保证保险合同和贷款合同同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其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质押贷款的质借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但仅仅是不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够的,该金额还应当足以包含贷款合同存续期间内所产生的贷款利息。目前中国保险机构所限定的贷款额度一般在保单现金价值的70%~80%之间,比如新华人寿的“健宁还本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为70%,太平洋人寿的“太平盛世·万全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规定为80%。

2. 保额控制

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实务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质押贷款合同生效并已履行之后,投保人有可能私下更改保险合同,使保险的额度降低,从而导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高低,是衡量质押贷款额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能否保证质权人债权利益的决定性条件。在贷款合同履行后,擅自降低保额的行为将在实质上造成对债务的不足额担保,在无形中增大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投保人在办理质押贷款之前,应当与保险人明确约定(当贷款人为其他金融机构时,应当与保险人和贷款人同时约定):若投保人降低保额或者更改计划,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则该行为应当受到限制。当投保人的行为使得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安全的担保贷款数额及利息时,投保人原则上不得进行此类更改。但若投保人确实遇到急需资金的紧急情况,可以与保险人、贷款人共同协商,由投保人向贷款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在补足担保额度的缺口之后,投保人有权将降低保额所取得的相应现金价值取回。

3. 还贷期限到来前保险合同目的实现

在保险单所担保的债权清偿期届满前,存在着发生保险事故或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满的可能。此种情形下,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保险金时,贷款人有权依法向约定的机构提存保险金。在清偿期到来后,债权人在债权范围内以该保险金获得清偿。

三、完善监管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行业管理

保险合同质押在中国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的各家保险企业虽然大多都已开展保单质押业务,但由于经验的原因,对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具体操作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做法。面对这种形势,国内的主要保险机构和贷款金融机构可以参考以往的经验,结合中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透彻的总结出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的保单质押规律,较为明确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业务操作规范与流程,尽量规避保单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漏洞与冲突的隐患,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内的各个金融机构提供出明确与详尽的业务指导思想与业务流程。

(二)完善法律规范保障

保险合同质押相对一般质押担保是较为复杂的一种业务形式。不仅涉及到保险机构和其他贷款金融机构,还关系到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贷款人的利益。在目前的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常常会造成在保险质押贷款业务出现纠纷时无法可依,只能依靠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与该业务有关的部分的简单结合来调整关系,往往无法全面地保护业务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

(三)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司法保护是保险合同质押中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加大司法保护的力度是完善与促进保险合同质押的最重要一环。首先,司法部门应当更透彻的了解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实质与运作规律,对保险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结合后的特殊性质更加明确。在具体的法律实务中不宜单纯的适用民事或商事法律,在保险合同质押业务尚无专门的法律规范之前,应尽量全面地分析矛盾的实质,在把握特殊性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律公平合理的维护各方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注意摸索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的冲突分歧与相应的法律空白和漏洞,为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在法律的高度上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最后,在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出台后,在实体与程序上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做到切实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柳经纬.担保法[M].厦门:厦门出版社,2007:275.

[2]许崇苗,李利.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法律,2002,(2):39-40.

[3]欧阳海泉,廖焕国.保单质押贷款的法律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6):121.

[4]钟青.权利质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74.

[5]刘宗荣.保险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5:419-420.

人身保险法律效力 篇2

浅谈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法律问题思考

 

作者：刘欢欢

论文关键词： 保险 人身保险合同 受益人 受益权

论文摘 要： 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作为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享受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受益权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受益权的行使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法律思考，旨在减少相关法律纠纷。

在现代社会中，保险是一项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是一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进步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险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特别是人身保险，成为大多数人的首要选择。人身保险合同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它是指保险人依被保险人的年龄、健康状况按规定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于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保险期限届满时，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的合同。①受益人作为人身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受益者，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将对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及其权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一、人身保险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我国现行《保险法》有关受益人指定和变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条款中：

1. 关于指定受益人的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就确定受益人，也可以在合同成立后指定受益人。②对所指定的受益人，无须事先征得其本人或保险人的同意，只须在保险单上注明。可见，受益人的最终指定权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主要保障的就是被保险人的利益，由被保险人决定受益人可以更好的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体现被保险人的意愿。

2. 关于法定受益人的规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对这一项规定，学者的争议比较大。在以上几种情形下，保险金将作为遗产继承对待，适用于现行继承法的规定，那么继承人的保险金很有可能大打折扣，这就与保险的初衷相违背。

3. 关于受益人变更的`规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权利指定受益人，那么在保险合同发生效力的漫长期间内，由于受益人与之关系因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赋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有权利变更受益人才是真正尊重被保险人意愿的制度设置。变更受益人的行为是变更权人根据自己的意思自由来选择谁可以享有受益权，属于私法自治的领域。权利人以变更受益人的法律行为来处分保险合同利益。变更受益人在私法的意义上属于法律行为，且是法律行为中的单方法律行为，是对自己私人利益的处分。因此，私法应最大程度地承认当事人之间变更行为的效力，使其变更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只要这种变更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不应否认其效力。

二、人身保险受益权及其性质

保险受益权是指受益人依照人身保险合同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它具有如下性质：

1. 受益权是一种财产权。受益权的定义明确了受益权是一项财产权。保险受益权是以金钱上的利益为标的的权力，显然具有财产价值。尽管在财产权和非财产权的划分上存在相对性，但受益权可以与权利人的人格、身份相分离，与典型的非财产权如人格权等有所区别。这也决定了保险受益权可以脱离主体而存在，即受益权可以放弃、变更和撤销。

2. 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受益人的受益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具体实现。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往往会因投保人随时撤回或变更他人为受益人而取消。

3. 受益权是一种请求权。请求权是指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③受益人作为权利人享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请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得权利，受益权请求权得基础权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债权。

4. 受益权不同于继承权。受益人领取保险金是根据其所享有的受益权，而不是依据继承权从保险人那里作为遗产权取得的。因此，受益人于被保险人死亡后领取的保险金不得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更不能用以抵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的债务。但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除外。

三、人身保险受益权的丧失

受益人基于被保险人的指定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但可能会因为法律的规定、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一些自身行为而丧失受益权。

1.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重新指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的产生是基于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指定，由于人身保险合同一般都是长达数年或数十年的长期保险合同，在加入保险若干年后，当时的投保环境及保险受益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一般都会有所变化，所以在订立保险合同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随时有变更保险受益人的权利。因此，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重新指定新的受益人后，原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受益权消灭，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归于新指定的受益人。

2. 受益人放弃受益权

对于受益人而言，受益权的取得是一种消极取得。作为权利主体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也可以放弃保险受益权，如：（1）保险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声明放弃保险受益权。保险受益人声明放弃保险受益权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此时保险受益人放弃的是既得权，而非期待权。（2）保险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不受领保险金。如果保险受益人在领取保险金给付通知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间不领取的，视为放弃保险受益权。

3.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2款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情况下，受益人的受益权当然丧失。但是，如果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了受益人且受益人为数人时，其中某一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实施了以上条文所列举的行为，该行为是否对其他善意受益人的受益权产生影响，现行立法并未明确规定，在司法实际中也颇多争议。我认为：（1）当指定的受益人为数人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数个受益人受益顺序相同，那么在实施该行为的受益人丧失自己的受益权份额的情况下，其他受益人按确定的受益份额享有受益权；如果数个受益人受益顺序不同，那么在前顺序的受益人实施了该行为，则其受益权丧失，而应由后顺序的受益人取得保险合同中的全部保险金利益；如果是后顺序的受益人实施了该行为，那么前顺序的受益人当然可以取得全部保险金利益；（2）如果未确定保险顺序和保险份额，则受益人按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因此实施该行为的人丧失其应得份额的受益权，而其他受益人则按剩余份额享有受益权。

4. 被保险人自杀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在人身保险订立二年内，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但应按保险单退还现金价值。在此情况下，受益人的受益权丧失。但如果被保险人自杀是在保险合同订立二年以后，则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此时受益人不丧失受益权。法律之所以对自杀作出时间上的限制，是为了避免蓄意自杀者企图通过保险为家属图谋保险金，从而滋长道德风险，影响保险人的经营核算。

5. 被保险人故意实施犯罪行为，致使自己残疾或者死亡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被保险人故意实施犯罪行为，致使自己残疾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必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说明作为被保险人的违法行为必须构成犯罪时，保险人才有权拒赔，则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如果作为被保险人所实施的仅仅是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时，从道德上讲，被保险人应该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而保险人能够拒绝赔付，但这样处理却不符合《保险法》的精神，也就是说没有按合同办事。保险合同是法律合同，与道德有别。只有按合同办事，被保险人和保险人才能维护自身的完全利益。所以既然《保险法》规定的是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而不是违法行为，那么一般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伤残或死亡，则应该给予保险金，受益人的受益权不能丧失。

注释：

① 李玉泉，何绍军。《中国商事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② 李玉泉，何绍军。《中国商事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页。

③ 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参考文献：

[1] 李玉泉。中国商事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2] 范健。商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王成军。保险合同[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

[4] 高祥阳。保险投保・索赔理赔・投保人维护完全手册[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5] MALCOLM A.CLARKE.何美欢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蒋大兴。商法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7] 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人身保险法律效力 篇3

关键词：代位求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放弃；法律后果

一、问题提出

保险代位求偿权指在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被保险人有关保险标的部分或全部损失之后，取代被保险人的地位，享有向第三人主张索赔的权利。被保险人放弃对造成损害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或与第三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则第三人可依据对被保险人的抗辩对抗保险人，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有损害或者丧失的危险。保险实务中，常发生如下的类似案例：

A公司将其所有的货物委托承运人B公司承运，并为货物投保了货物水路运输保险。C公司作为保险人，出具了被保险人为A公司的保险单。保险事故发生后，A公司与B公司达成协议，约定B公司一次性赔偿A公司450000元，A公司不再向B公司提出其他任何要求，上述款项并未实际支付。此后，A公司又向C公司提出保险索赔，C公司根据第三方理算报告，向A公司支付保险金850000万元，并据此向承运人B公司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B公司即以与A公司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为由，向C公司提出抗辩。

案例中，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赔付前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实质问题是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影响。除案例所涉情形外，还存在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前，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赔付后，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三种情形。本文拟从案例入手，区分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四个阶段，就弃权行为的效力与法律后果进行评析。

二、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效力

我国《保险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尚未赔付被保险人损失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权时，保险人可不履行赔偿保险金责任。若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损失后，被保险人在未得到保险人允许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对第三人请求赔偿权，该行为无效。《海商法》第253条与上述规定存在分歧，规定被保险人因其自身过失丧失追偿权或其在未得到保险人允许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导致保险人无法行使追偿权的，保险人能够按照相关规定扣除保险赔偿。换言之，该规定认为无论保险人是否支付保险赔偿金都不影响被保险人弃权行为的效力，弃权行为均应认定为有效。

笔者认为，《保险法》的规定更符合法理，弃权行为效力应针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的不同环节，区别认定。首先，一般情况下，弃权行为是有效的。理由有二：第一，弃权行为对于第三人是有效的，因为被保险人作为权利主体，放弃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符合民事权利自由处分的原则，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可以因被保险人的弃权而获得豁免。第二，弃权行为对于保险人是有效的，因为保险人作为代位权人，其权利状态受制于被保险人所享有的权利，其不可能获得被保险人已经放弃的权利。被保险人的放弃行为，实际可以构成第三人对于保险人的抗辩。但是，弃权行为的效力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的。在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以后，被保险人的弃权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取得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此时，由于权利主体已经发生变化，被保险人已无权处分不属于自己的索赔权，故在取得保险赔款以后，被保险人的弃权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既不能豁免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也不影响保险人行使代位权。司法实践中，《海商法》第253条应理解为，保险人支付赔偿、取得代位求偿权以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索赔权但未得到保险人同意的，保险人有权相应地扣减保险赔偿。

据此，被保险人A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赔付前，与承运人B公司达成的协议，应视为双方就涉案事故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所作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

三、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有效的豁免构成第三人对代位求偿权的抗辩，直接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人可能会因此拒绝承担保险责任。通过对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考察，我们发现弃权行为在不同环节对保险责任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下面笔者拟针对各环节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个环节：在保险合同订立以前。学界通说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于第三人赔偿请求权，如果此时保险人已知晓或者应当知晓此事实，并且在保险合同中亦没有关于被保险人不得预先放弃权利的约定，则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的弃权行为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请求权。此时，保险人具有选择权，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投保，或有条件接受投保，或选择以提高保费的形式接受投保。此时，若保险人仍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则还需承担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但实践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即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知晓或不应知晓被保险人存在弃权行为，应如何处理？

首先，被保险人有无告知该事项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均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以《海商法》为例，其中规定，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关于本次投保中，可能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或是否承保的情况的重大事实。若某些情況属在一般业务中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此时，若保险人未事先询问被保险人，那么被保险人无须主动告知。其次，该项告知义务应属于《海商法》规定的主动告知，还是询问告知？对于告知义务的范围，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与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有关的“重要事实”才需要告知。对于“重要”标准的判断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形式标准采用询问回答方式，实质标准要求被保险人主动告知。我国《海商法》采纳主动告知主义，学界和实务界都倾向于将豁免第三者责任列入需要告知的重要事实范围，他们认为被保险人的弃权行为不但损害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而且会降低第三人的责任心，导致保险标的风险增加；再次，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我国《海商法》第223条规定，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未将本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不是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未将本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者要求相应增加保险费。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产生影响的除外。由于故意或非故意只是一种主观思想状态，如果保险人没有事先询问，不太容易证明被保险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保险实务中，保险人为了充分保护保险代位求偿权，都将豁免第三人责任列入投保单或风险调查表中的询问内容，将如实告知责任豁免事项上升为合同义务，由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如实填写。

第二个环节：保险合同订立以后，保险事故发生以前。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弃权行为实质上直接损害了保险人依法或依约可以取得并行使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可以因此不承担保险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为维护第三人、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尊重契约自由，保护弱势方的利益角度考虑，保险人不能简单地以被保险人弃权为由免于承担保险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我国《保险法》在第1条将保险法立法目的规定为“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含义为保险法系为公平保护保险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由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及保险理赔中占据主导地位，故此处的公平应理解为实质的公平，即突破保险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上形式平等的束缚，追求双方在权利义务上的实质对等关系。具体操作方式为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给予被保险人适度的倾斜保护。第二种观点是基于维护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第三人之间利益衡平的角度，并强调对保险合同中弱势一方的利益的保护，实现了保险法平等保护的立法目的。但保险人不能免除保险赔偿责任并不等同于被保险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此时，保险人可在赔偿范围之内相应地扣减保险赔偿。

第三个环节：保险事故发生以后，保险人未做赔偿时。学界亦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免除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种观点和第一种观点的主张完全相反，认为因保险人此时并未取得代位求偿权，故被保险人仍享有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弃权行为有效，保险人在赔偿保险金时可以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已取得的赔偿。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框架下，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而应承担的损失补偿义务与第三人基于其过错行为而应承担的赔偿义务，可称为不真正连带之债①，其中契约损害债务责任人即保险人处于中间责任人的地位，而债务不履行/侵权损害债务人处于终局责任人的地位。对于被保险人放弃求偿的部分，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债权人免除第三人的一部分债务。在理论上，亦可等同于被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取得了部分赔偿。据此，在被保险人仅部分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保险人并不能藉由此完全免去其应该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只能在其应承担的保险赔偿中作出相应扣减。保险实务中，还存在一种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时不知晓被保险人已放弃或部分放弃索赔权，仍然按照其应承担的责任数额支付保险金的情形，即本文案例所涉情形。此种情形下，亦应认定被保险人弃权行为的效力，同时赋予保险人就未能代位求偿的损失部分向被保险人主张重新理赔或不当得利返还的权利。就本文所涉案例，法院在确认A公司与B公司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判令C公司只能就该协议约定的内容向B公司主张权利，亦支持了第二种观点。

第四个环节：保险赔偿给付后。保险人将赔偿支付给被保險人后，后者的债权转移给前者，保险人依据法律规定直接取得代位求偿权。此时，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在未得到保险人的追认的情形下，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事实上，被保险人在保险人作出保险赔偿以后，放弃对第三人的索赔权的，保险人已不能够再对保险赔偿作出扣除，故《保险法》将此种情形下的法律后果规定为被保险人的弃权行为无效，较之《海商法》规定相应扣减保险赔偿，更符合我国民法理论原则。据此，在审理海上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涉及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影响问题时，亦应选择适用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四、结语

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中一项基本制度，意在保证保险人在履行了赔偿义务后，享有对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实务中，保险人日渐重视通过行使该权利降低其保险给付的实际金额，以达到维护保险基金稳定性的目的。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对被保险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效力与法律后果的规定不尽相同。基于对学界各种观点的对比、对《保险法》和《海商法》相关规定的分析，确认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前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为的效力，并区分保险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确定被保险人的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为的法律后果。

注释：

①不真正连带之债，指数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负以同一之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之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沈志先主编.海事审判精要[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台]三民书局1985年6月版

[3]胡尚永.免责条款与代位权是否相冲突[J].载于《上海保险》，19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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