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

安乐死（精选十篇）

安乐死 篇1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实际上, 一百多年来, 它一直困扰着人类。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 至今为止还没人能够提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关于安乐死的论证。当然, 这又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有关, 安乐死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 其中在法学里面, 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 所以, 如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 很难想象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如果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 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 勉强延长不是生命的美好, 而是求生不成, 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 不如主动结束生命, 选择有“尊严”的死亡, 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 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 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 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实施安乐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 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 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 大势所趋;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 经济, 情感和人为负担, 解放生产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 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 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 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 这种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 因此, 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 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学者们通常认为, 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 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 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 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 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 反而促进其发生, 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 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 别无他选的, 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 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 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 出于同情, 怜悯等心理, 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 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 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 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 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 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发展了, 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 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 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 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 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 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主动结束痛苦, 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 这是一种勇敢行为, 作为医生, 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此外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 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 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 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 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 无法忍受痛苦, 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也严格限制医生, 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 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 并在此基础上, 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 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

安乐死是我国迫切需要的法律吗?我这里有一份关于安乐死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92%的人赞同实行安乐死, 有77%的人认为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另据《哈尔滨日报》报道, 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由此可见, 在我国颁布实施安乐死已经到了比较急迫的时刻。

那么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首先, 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 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 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 是人民的意志, 对安乐死立法, 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 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

最后, 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 政治, 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 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 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 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

综上所述,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 无论以情理分析, 还是以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 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 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 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 科技, 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 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 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 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 哪些应当禁止,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 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 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

摘要：安乐死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道德和法律难题, 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 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 安乐死主要涉及到:病人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的竞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权或者能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病人的个人自决权与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及其冲突这三个问题。

安乐死 篇2

[摘要] “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方式，它保证了死亡的质量，保证了患者的尊严，符合现代人道主义，具有现代社会价值。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意义及人道思考方面揭示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与此同时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也不是轻视生命。

[关键词] 安乐死 人道思考 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安乐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背后的人道主义价值得到人们的肯定引发人们的思考，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安乐死。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分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快乐的死亡”，韦伯斯特辞典将其界定为“安静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静而容易死亡的举动”。在现代刑法意义上，安乐死则“是指基于受到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激烈的痛苦，且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患者的意思，为了除去其肉体的痛苦而使其死亡的情况。”

安乐死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并获得不同的伦理和法律评价。首先，根据患者对“安乐死”的意愿，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即安乐死的对象自己愿意、希望或真挚地同意对其实施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包括病患没有表达或无法表达意愿的非自愿安乐死违反当事人意愿的安乐死。其次，根据安乐死的实施方式，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运用药物或其他人工方法等积极的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而消极的安乐死，则是以消极地中断、放弃延长生命的措施的不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再次，根据行为目的是否直接导致病患死亡，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以直接导致患者死亡为目的的作为或不作为。间接安乐死，是指为了减缓痛苦而采取的治疗行为，如注射麻药、吗啡、服用安眠药等止痛药，麻醉药物伴随着缩短生命的副作用。

二、安乐死的不同理解 人们对“安乐死”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被太多的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一些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有的人认为安乐死是为那些所谓的没有价值的人准备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的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的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的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在希特勒眼中是对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这些所谓没有价值的人的生命舒适的解决。这样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无疑是强加给别人的安乐死，是对安乐死定义的曲解。他完全没有想过承受这种安乐死的人们的感受，他这样做与蓄意谋杀别无两样。他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完全是一种违背了安乐死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还有人则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从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身上榨取经济利益。因为患者受不了痛苦的折磨而选择安乐死，肯定医院是会收取一定费用的。如果帮助患者安乐死所收取的费用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吗？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处于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这样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惨绝人寰的谋杀。

笔者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方式，它保留了死者的尊严，保证了死亡的质量。在人类与病魔的决战中为人类提供了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怀，是对人类权利的肯定。大家拥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当然必须是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前提之下。安乐死符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是一种义务，同时，选择安乐死也并不意味着是对生命的轻视。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群对安乐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 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的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三、“安乐死”的人道思考

笔者认为实行安乐死符合现代人道主义。现代人道主义原则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和“生命质量伦”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人类希望优化自身，不仅需要“优生”，也需要“优死”。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死亡时由“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解决死亡的质量问题。所以，安乐死的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的调节，消除痛苦，使死者死得安乐，是优死。优死，是人类死亡方式的文明与进步的象征，是理性的觉醒，是难能可贵的理论升华。对于一个身患绝症、无法医治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痛的临死的患者而言，其生命价值与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他要求解脱临终前的巨大痛苦是情理之中的。我们与其让他备受折磨、受尽痛苦而死，不如按其意愿实施安乐死。让他怀着高雅与尊严笑着告别人世间。这是对他要求死亡权利的尊重，是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观念的否定，更符合现代人道主义。

实施安乐死是对患者的尊重，是为患者着想。在传统观念上，我们把救死扶伤作为唯一的准则，不管患者得了多重的病，不管患者的病能否医好，也不管患者正在遭受多大的痛苦，我们所做的就是竭尽毕生所学去想法抢救，却没有问过患者本人是否还愿意这种痛苦的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的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有这样一个案例美国一位92岁高龄的女病人需要做胃溃疡手术，但病人拒绝手术，医生仍然坚持手术，结果病人手术后吃尽苦头，中风而亡。之后实施手术的医生自责：“我战胜了胃溃疡，但打败了人道的照顾临终病人的一杖。

一个人的生命固然应该受到保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 也要讲求方式方法，有时安乐地死去相比痛苦地活着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保护。对于一个患有绝症且痛苦万分的濒临死亡的患者而言，人道的做法是解除他的痛苦，而不是采取一些徒劳的办法来延续他的痛苦。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医治病人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使用的仪器会越来越精密，但依旧会存在我们无法克服和治愈的疑难杂症。就拿癌症而言，它存在与人类世界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疗技术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可以治愈它的办法。一样的道理，无论何时总有治不了的病，而我们没必要让病人和我们一起做着徒劳的挣扎，更何况这种挣扎患者付出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们每天徘徊在死亡的边界，受着死亡渐渐逼近的恐惧感的折磨。此外，病痛还要折磨着他们的肉体，而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折磨”着他们的肉体，增加着他们的痛苦。显然这样徒劳的挣扎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是想为他们减轻痛苦，却做着增加他们痛苦的事情。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选择尊重患者的想法，如果他的求生欲望强烈而且能够忍受现在遭受的痛苦那么我们就做最后的尝试；如果患者本人已经发出“生不如死之叹”的话，我们就应该尊重患者，按其愿望帮助其实施安乐死。这样做无疑是对患者的一种解脱，更符合“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也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体现。

实行安乐死具有一定社会价值。事实上，对身患绝症且病痛难忍的临死患者不遵照其意愿实行安乐死，而是进行毫无结果的抢救，不仅是无谓地增加患者及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和经济上的负担；也是无谓地增加社会负担，不符合社会价值。当一个生命处于死亡的边缘，忍受着无法克服的痛苦，现有的医疗技术无法对其进行治愈，那么用来维持其生命而花费的医疗代价是极大的，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社会财力的一种浪费和错误分配，一种社会效率的失调，不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按其意愿实行安乐死，免去了患者及其亲属的精神痛苦，没有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浪费，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四、正确看待安乐死

安乐死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诸多社会伦理问题。所以在看待安乐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注意：

（一）处理好理性与情感的关系

无论是对于自身的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人们往往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和社会情感；而科学则是理性的，它总是试图通过理性来调整情感。于是在安乐死的问题上，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就不言而喻。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理智上接受安乐死，情感上就另当别论了。举案齐眉的夫妻，如胶似漆的手足，情深似海的亲子在为对方做出安乐死的决定的过程往往犹豫不决痛苦至极。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有谁很理智地做出让亲人安乐死的决定，相信“不孝”、“无情”等这样的字眼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身上用来评价他的行为。不得不承认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安乐死既是一个科学理性问题也是一个伦理情感问题。

（二）明确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不选择也不是不道德的行为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并不是一种义务，不选择安乐死也不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我们承认适用对象可以选择安乐死并不是在道德上强制他这样做，只是让适用对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必须明确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患者的痛苦，并不是为了社会价值和减轻他人的负担。安乐死不是一种道德观念，它只是可以体现人道主义的关怀。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老了，病了就对其实施安乐死来减轻社会负担，这样跟谋杀没什么区别。安乐死是适用对象的死亡权利并不是死亡义务，我们不能逼迫人家，要尊重。安乐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不与利他主义和义务论挂钩。

（三）提倡安乐死绝不是轻视生命

安乐死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同时这也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待死亡更加理性化。维护生存与选择死亡是人的理性的表达。当死亡已经无可避免地逼近且自身受尽折磨时，选择安乐死得以解脱，这是对自身生命的善待与尊重。从生理角度说，安乐死让人们在生命旅程的尽头维护了生命的尊严：人们可以安详地、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从心理感受的角度而言，安乐死让人们体验到生命中最后的人格尊严。当被病魔折磨健康不再，容颜已逝，尤其是女性，对自己容颜看的很重，这样无疑是对她们心理防线的摧毁，相信他们的精神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安乐死还可以保留患者最后 的尊严，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恰恰体现的是对生命的敬重，维护的是生命的尊严。敬重生命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相反赖活让生命遭受的屈辱才是对生命的亵渎，而善始善终则是真正对生命的敬重。既然与死神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与其在病魔面前受尽屈辱，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磨难，不如主动结束生命，以人格上的尊严来面对死亡的无情。因而，选择安乐死并不是对生命的轻视。

总之，安乐死是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体现，它不是一种义务更不是一种道德观念。安乐死是对在死亡边缘受尽折磨的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敬重，更是以人为本在死亡学上的体现。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死亡观，理智的对待死亡，以人格的尊严面对死亡的凛然，善始善终。面对生命的终止，我们无能无力，起死回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生命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有尊严的体面的离开。

参考文献：

争议“安乐死” 篇3

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人尚在世时谈及死亡是不吉利的，尤其问及是否对临终有所安排时，60歲以上人群较少愿意积极答复。多数人都认为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更多的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所以死亡就成了忌谈的话题。结果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大多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有时候病者的生与死是由不得自己来决定的，而是在于家人的一念之差。

究竟要不要延续毫无希望和质量的生命？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从生者的角度来看，谁会舍得自己的亲人结束生命、离开自己？所以大多数人总会竭尽全力去请求医者不管用什么办法、用多少钱都一定要救救病者……因此，在中国，“尊严死”“生前预嘱”“临终关怀”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小众话题，无论是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是民众的经济实力，在面对是毫无质量与尊严的生存还是助其安静的离世这样的抉择时仍面临很多障碍。

其实，每个生命都会发生生死轮回的过程，这种过程谁也不能例外，例外的是如何让生命更加幸福，使逝去的生命更有尊严？既然死亡躲不了也逃不掉，我们就更应该淡然的面对它，多看一眼蓝天，多呼吸一丝新鲜空气，多感受一下阳光的温度……也许这样才会让死更加有尊严，更加的安心。

当然要想淡然的面对死亡，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感受活着的美好！

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篇4

一、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死亡, 对安乐死的争论也愈发激烈。

1.赞成派的观点

安乐死赞成派主张:心智正常的人, 在丧失了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有权力去选择并要求医生帮助自己积极安乐死, 他们的理由如下:

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在意生活质量, 其不仅追求物质财富的丰裕, 同时还开始注重精神的充实与满足, 所以自然也希望自己临终之时能安详、无痛苦地离开人世。当一个人疾病缠身, 现代的医疗技术也无法救治时, 安乐死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死亡方式, 符合现代人道主义精神, 不仅可以使其免除身体上的病痛折磨, 同时还可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保持生命的质量与尊严。

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 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只要是在不危及社会、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本身并非是一件坏事, 且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生命质量。对于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亡、受尽病痛折磨的病人而言, 安乐死是一种解脱。同时承认安乐死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 符合病人的临终利益。

对于家庭而言, 安乐死可以解除由于患者痛苦而造成的亲属精神上的压力和由于照料患者而造成的各方面的消耗。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 对推动社会精神文明进步有积极意义;对国家而言, 实行安乐死可减轻财政负担, 舒缓医疗卫生资源的压力, 符合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虽然经济效益不应纳入安乐死问题的考虑之中, 但事实上安乐死却能增加相当的社会效益, 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2.反对派的观点

安乐死反对派则认为安乐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是残忍和荒唐的。他们主张, 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无价的, 没有任何人有权剥夺另一人的生命。

在传统观念方面, 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乐死是不道德的、野蛮的, 我们应当尊重生存的权利和机会, 尊重他人的生存权, 没有人有权利限制或违背他人合理的自由, 没有人有权利结束他人的生命。我们应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救人, 对患有绝症的亲人, 应该陪守到死, 才算尽孝心和情义, 才能维护社会的传统道德体系。反之, 安乐死不仅给那些不愿赡养老人的子女开了方便之门, 从而带来社会和家庭中的一些矛盾。而且还会促使步入暮年的老人产生消极和恐惧心理, 给病人造成较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安乐死也有悖于社会的伦理观, 与医生救死扶伤的医德相违背, 增加患者家人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感。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 “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 但是, 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 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 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 涉嫌故意杀人罪。 若“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 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 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 也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安乐死的合法化将会给现行的法律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 可能产生很多的法律难题与纠纷。

虽然关于安乐死一直都争论不休, 但无可否认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安乐死的理念, 一些国家也针对安乐死进行了立法, 截至目前, 大多数国家都未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

二、中国安乐死的现状与制度构想

1.中国安乐死的现状

中国对安乐死的关注远远晚于西方。20 世纪80 年代初,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并研究安乐死问题。1986 年6 月陕西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 (2) 此事件引起了法律界、医学伦理界的关注, 同时也表明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具备合法性, 安乐死的实施亟需法律提供保障。此后, 我国还发生了多起安乐死案件, 现实中安乐死正在由医生甚至家属悄悄实施。从1992 年开始, 每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 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安乐死不仅仅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同时也越来越受到普通大众的关注与赞同。

2.我国实施安乐死的困惑

就我国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尚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

首先, 安乐死与我国传统伦理观念是相冲突的。我国传统伦理强调“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人命关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人道主义思想认为生命是高贵而神圣的, 要求人们重视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 是传统医德的重要内容, 安乐死是对生命的放弃, 其违背了传统的医德, 也与传统的积极对待人生的伦理态度相违背。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着安乐死的实施, 安乐死与传统文化尚待接轨。

其次, 我国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并不利于安乐死的实施。医患双方本应就战胜疾病, 恢复病人健康形成良好的关系, 但当前医疗水平不稳定, 医疗事故纠纷频发, 个别医生职业道德操守较低, 医患矛盾尖锐。安乐死合法化后, 医生会否滥用权利, 将安乐死作为掩盖医疗事故的手段。

第三, 安乐死实施的法律条件尚不成熟, 生命权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没有人有权利结束他人的生命。安乐死的实施需要有相应的法制秩序和严格的程序规范相配合, 而我国当下的法律体制尚处于转型状态, 还不够健全与完善, 制度上显然缺乏保证。安乐死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牵涉民众伦理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决定了安乐死的实施必将困难重重。

3.中国安乐死的制度构想

目前安乐死合法化为时尚早, 即使是立法了, 也很难保障其正确实施。但是安乐死其本身蕴含着一定的伦理价值, 显示着社会伦理价值的转变。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医学技术也在进步, 安乐死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安乐死是人通过有选择的死亡来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 使人在面对死亡时具有了主观能动性, 凸显了生命精神方面的意义。

人活着, 都要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 追求“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的状态, 活出自己的质量, 即使是死也应该有尊严。首先, 在安乐死的认识上, 应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学校和社会各界应积极进行生命观教育, 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死观, 提高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认识, 认识到安乐死是一种有尊严的死, 是符合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选择, 为安乐死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生命伦理基础。其次, 在安乐死的制度建构上, 安乐死的实施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应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 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对象, 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和操作程序等细则并予以严格审定, 同时建立相应的健全的监管体系, 保障安乐死的实施。第三, 在安乐死的实施上, 应当按照规定的流程与制度进行, 设立专门的第三方资质机构保障实施并予以监管, 不应该由医生来执行安乐死, 毕竟其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容易激化医患矛盾。 (3)

我们应当正确看待安乐死引发的一系列法律、社会、伦理问题, 安乐死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其不仅仅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质量的保证, 同时还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尽管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 安乐死的实施困难重重, 但我坚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们认识的深化, 安乐死终将为人们所接受, 并实现其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杰拉尔德·德沃金, C, R·G·弗雷, 西塞拉·博克, 著.翟晓梅, 邱仁宗, 译.安乐死与医生协助自杀:赞成和反对的论证[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安乐死辩论 篇5

我同意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的目的，对病人本身是为了避免死亡时的痛苦，对于社会来说，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病人的权利，给予病人尊严死去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更需要又更有希望的病人身上，对病人、家属和社会均有利。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患了绝症，目前无法救治，只是在人为条件下维持心跳、呼吸或意识已处于昏迷或完全丧失状态，虽生犹死的病人。

1.安乐死后盾——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很多人认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与安乐死背道而驰。誓言的核心是医生必须尽力让病人康乐安宁，因此“禁止伤害”这一信条常被概括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的总纲。对“伤害”一词的理解，多数人仅仅停留在字面表层含义，即对病人生命的伤害。但这里的“伤害”，指的无疑是“病人康乐安宁”这种状态，生命当然包含于其中。然而，遇到“选择继续忍受病痛的剧烈折磨”或“一死了之”这种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起让病人活着，医生不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对其伤害更大。当然，这个问题仁者见仁，尚无定论。

2.安乐死挽救生命，2005年一调查显示，在荷兰施行的安乐死病例中，有0.4%的安乐死未经患者本人同意。在该调查结束前，实施安乐死在荷兰已经合法化。再看1991年的另一项调查，那时，安乐死在荷兰尚未取得立法许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实施过程中，有0.8%的安乐死执行未经患者本人同意。对比两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安乐死合法后的结果和人们预想相反；且未经患者同意便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减半。以上数据说明，安乐死确实能挽救生命。

3.安乐死并不如传闻般缩短人的寿命，许多反对安乐死观点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应该竭力挽救病人的生命，因为还有康复的机会。然而统计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情况。1991年，荷兰一项调查显示，86%的安乐死病例最多只缩短了病人一星期的寿命。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寿命只缩短了几小时。这一数据清楚地显示了，绝症是致命的。事实上，大多数安乐死病例中，病人处于极度的痛苦中，数据显示身患绝症的病人用安乐死来结束他们几乎没有复原可能性的痛苦处境。安乐死反对者们假设的画面是病人有生还的机会，能奇迹般的恢复，而事实和他们的假设相反。因为这些数据如此有力地证明，既然安乐死可以作为绝症病人摆脱痛苦的方式，那么，备受病魔折磨的病人应该享有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4.每个人都有安然离世的权利，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安乐死的人来说，这种死法万不能被否决，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凡是有理智的人都希望能有尊严地去往极乐世界。但是现实，比如意外状况，并不总是如你愿。病人所患的疾病可能不是绝症，这个论点经常被用来反驳安乐死的支持者。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或许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都可能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被不幸诊断为绝症、或令人痛苦的虚损性疾病的人必须做出选择以摆脱痛苦。渴望安然离世的我们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力评判其他人的状况？我们是否有权力将他们每一天的病情进行比较，没有切身经历过他们的痛苦，就评判他们平静地离世是不值得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没有权力去否定他们有尊严的死法，而那种死法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做法是自私的，这是将我们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保护每个人自我决定的自由。

5.安乐死得到合理监管，反对安乐死的人经常引用一些未经同意、或者由于不道德的原因而安乐死的病人的恐怖故事。诚然，安乐死的历史发展与骇人听闻的事件相随，而且，也因其操作关乎人命，所以的确需要规范安乐死。但是，这也并不能充分说明安乐死得到合理监管。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荷兰，已经将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合法化过程中只出现过一些小问题。任何法律和制度可以被滥用，但是法律和制度又总是能阻止此类滥用的出现。同时，就像众多第一世界国家所取得的成效一样，我们可以对安乐死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由于安乐死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因此更多的监管措施需要取得病人的同意。同时，保护医生和病人也非常重要。安乐死监管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划清安乐死与谋杀的界限。

6.安乐死不会危害其他人，每个人天生都有不同的利益，自然会有利益冲突。有了冲突，文明社会和国家的做法是在没有侵犯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化解冲突。人权至高无上，侵犯人权将会受到严重惩罚。话虽如此，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却没有侵犯这一基本权利。本质上，死亡是人们的私事。协助自杀（比如安乐死）却只对要求安乐死的人造成直接伤害以及终结其性命。人们不能要求身体健康的的人安乐死亡。如果有这样的案例，那么反而会被质疑这是谋杀。安乐死的过程没有限制或者侵犯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安乐死是无害的。7.安乐死保护自我尊严，自主决定的能力使我们人类与动物不同，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体现，并且受人类“利己”本能的影响。试想一下疾病让你丧失了所有基本生活技能，你再也不能够自己呼吸、活动、甚至思考；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你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而这是人类的重要技能之一。人类的自我意识随着我们生活经验的积累而产生。我们通过不断选择和尝试形成了人类的特有品质。正是自我意识形成了人类尊严的基础。

8.安乐死符合道德，不道德的东西违反法律规则。有人说安乐死是不道德的，因为人们必须保护生命。但生命的选择权应该属于该病人而不是该病人的医生。比如，杀人犯不顾被害者的意愿剥夺了他的生命选择权，这就是侵犯了被害者的生存权利；而一个人自己选择以某种方式结束生命时就不存在他人对他的生命权利的侵害

9.选择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抛却哲学范畴的生存权和死亡权不谈，人们应明白“选择”是其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人应知道选择权与一切事物息息相关，从你早餐要吃什么到你的信仰，从你的意见到你的生活。人类社会构建在这一特殊权利的基础上，社会的进步则依托于人类热衷探索的内在本质。无论结果如何，没有人可以质疑我们思想自由的权利。选择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要职场“安乐死”！ 篇6

好景不长，90年代末期，企业效益日下。那些调皮捣蛋的、技术不好的都离开了工厂到外面闯荡。几年光景，有些人已经在外面开了自己的工厂，混得有模有样。他们回来找我叔叔，说你懂管理，技术又好，跟我们出来干吧。叔叔当时没下决心，舍不得已是鸡肋的工作，就在半死不活的厂里继续熬着。到了2007年，工厂基本要黄了他才跳出来。可这时他的年龄已大，市场上不再有任他发挥和驰骋的舞台。

边喝酒，叔叔边发感慨：“你说那些人，论技术，论管理，都不如咱们啊。当时就是缺乏魄力，要是早些出来就好了。”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些日子辅导过的一个女孩。她在一家非常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做training coordinator（培训协调员）。七年下来，觉得这个岗位只是打杂，没有发展机会，所以决定跳槽。她各方面的素质都不错，现在成功地换到了另一家公司。其实，对于她来说，这七年如果能好好利用，发展应该比现在更好。当然，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身为车间主任的我叔叔，享受着知名会计事务所各种福利的这个女孩，都曾经是“既得利益者”，普遍缺乏危机意识，享受着这些福利，待在“舒适区域”里舍不得出来。等到外界环境变化迫使其不得不改变，或者内心终于觉醒时，好机遇、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

根据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改编的课程《Change Elements》里面提到了一个“改变模型”，这个模型横向表示时间，纵向表示改变（Change）带来的影响（结果），它诠释了组织或个人面对改变所要经历的过程：

“现状区”表示变化还没有发生。实际上，这个区域持续的时间越长，变化发生时你越惊讶，这个变化对你也更是挑战。比如在国企工作三十多年的人突然下岗，确实够他受的。

“混乱区”是指你受到新变化的冲击。所有变化都会带来混乱，比如耗费时间、成本增加等等，变化越大，冲击越大。这个区域会一直持续，除非你做出决定来面对变化。

“行动区”表示你做出决定，适应新变化的要求，开始、继续或停止做某些事情。

“变革区”表示你开始从变化里受益。到这个区域时，你已经掌控和利用了变化，所得到的结果比变化前还要好。

四个区域的时间长短，曲线的形状因变化的具体情况而不同。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你诊断你在哪儿，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五年前，一家公司的法国母公司购并了武汉某锅炉厂。公司将该厂的中高层集中到北京，我和另一个同事给他们培训集团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讲完价值观，其中两个四五十岁的经理当堂质疑：我们原来的公司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为什么要学法国公司的价值观？我们能理解处于“混乱区”的他们的心情，但同时很替其着急。大势所趋，这个改变你根本抗拒不了，最佳路径是调试心态，迅速进入“行动区”。越早行动的人越早进入“变革区”，越早享受变化带来的益处，也更可能成为领导者。

这个“改变模型”对职业生涯有何借鉴意义呢？提示美滋滋处于“现状区”的朋友稍微用点儿心，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定保持警醒，时时进步不断提升。唯有如此，变化来临时方不至于乱了阵脚。

三条建议如下：

自我审视。我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今年还在用同样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你的今年就白过了。要常常自省：今年我的工作内容有变化吗？同样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能不能完成得更好？

主动规划。职业生涯，切忌等、靠、要。没有几个领导会有积极发展属下的意识。自己看看这一年想往哪个领域拓展一下，然后往那个方向努力。我曾经大言不惭地创造了“鹏程两问”，不妨分享给大家：第一，接下来的三个月，工作方面我要做哪些改进呢？（可以从丰富知识、学习技能、解决问题等角度考虑回答）；第二，接下来的三个月，生活领域我要做哪些提升呢？（可以从身体、心智、精神、社交情感四个角度考虑回答）。

专业主义。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梁山好汉的结局，最好的就是神医安道全、玉臂匠金大坚、紫髯伯皇甫端、圣手书生萧让、铁叫子乐和、轰天雷凌振。这几个人大都被征用了，为什么呢？看病、刻字、养马、写字、唱歌、做火药，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手艺人，都有一技之长。历史如何变迁，专业人士总能混口饭吃。这给我们职场人士的启示是，你得有一样本事，做专做精，这也是大前研一所谓的“专业主义”。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家公司倒闭了，我可以凭什么本事到外面混饭吃？怎么能够做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当个体户”呢？

一个小女孩面对沙滩上的父母，背对大海玩耍。一个浪头打来，女孩摔倒了。女孩爬起来，转过头观察着大海的动静。下一个浪头打来时，她随着海水轻盈地跳起来，稳稳地站住。

变化也是这样，如果你在“现状区”和所谓的“舒适区域”里待久了，觉察不到变化的发生，它就会将你打倒，助你职场“安乐死”。如果你能够预见变化，就可以更好地随变化而动。

做到以上三点，你可以主动出击，成为那个引领变化的人。不待外界变化来临，你已经主动华丽地转身。我们不能完全主宰命运，但可以试着让命运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职业生涯，绝对不能等靠要。

最后分享甘地老爷子那句话：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欲变世界，先变其身！）

安乐死可行性伦理分析 篇7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原意是“安详、幸福的死亡”。安乐死问题颇为复杂, 涉及医学、法律、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 对安乐死的定义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因此, 至今为止, 世界上对安乐死还未有统一的定义。如在《牛津法律指南》中, 把安乐死定义为“在无法治愈的或并为患者自己的要求下, 所采取的会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现代汉语词典》中, 把安乐死定义为“对无法救治的患者停止对其治疗或使用药物, 让患者无痛苦地死去。”现中国学者将安乐死定义为 :“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 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 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 经医生认可, 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病过程。”

其实关于安乐死的问题, 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追溯。如原始游牧部落常把病人、老人遗留, 击杀或埋葬, 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担。如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中越来越把euthanasia用来指一生采取任何措施任病人死亡, 甚至加速其死亡, 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已非常相近。但反对者, 如洛克就主张生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既不能被取走, 也不能放弃, 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必定是“异化”了, 即选择自杀或安乐死的人暂时“不是他自己”。

尽管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 但对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患者, 为了让他们摆脱病痛的折磨, 从而给予他们死的权利和自由, 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同情, 认为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因此, 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

二、安乐死可行性的伦理依据

1、体现了生命价值原则, 维护了生命的尊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在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的发展, 不仅攻克了许多医学难题, 而且还延长了许多原本无法治愈的患者的生命。器官移植技术、心脏起搏器和呼吸器的出现使人们已经衰竭的心肺器官被机器所替代。人们越来越依赖医疗上的帮助, 从而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技术是有限的, 很多情况下它不能使患者的病情痊愈, 而只能是维持现状, 甚至使病人长期忍受巨大的痛苦, 患者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备受折磨。对于这些病人来说, 生命质量或生命价值都已失去, 有意义的生命已不存在, 延长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是延长了死亡, 更无从谈起生命尊严。因此, 安乐死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是提高自身生命质量的表现, 是最后维护自身尊严的表现。

2、在传统孝道基础上, 构建新型孝道理念。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中, 对“孝”下的定义是 :“善事父母为孝”。子女在幼小时受到父母的抚养和教育, 当父母年老体衰时, 子女则有赡养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责任。面对治愈希望渺小, 受到病痛折磨的父母, 就算父母自己开口要求安乐死, 子女基于孝道也不敢轻易开口, 深受自身孝心以及精神、经济等方面的多重压力。由此可见, 传统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施安乐死的巨大阻力。其实, “孝”不仅仅体现在保护、解救、安慰父母的层面上, 而更应该体现在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方面上, 让父母在有生之年过上快乐、舒心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体现在当父母长辈病重, 受到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临终过程的拖延, 这根本不是孝的体现。如果父母长辈强烈要求自愿安乐死, 子女为减免父母的痛苦, 让父母安详离去, 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 是道德的, 更是孝的体现。

3、体现社会公平公正、资源合理分配。虽然现代医疗技术攻克了许多医学难题, 但仍无法避免新的疾病出现, 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命, 家庭和社会往往需要使用昂贵的医疗资源。社会有义务分配相应的资源去解决疾病问题。现阶段,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有些患者因疾病得不到较好治疗而死亡或造成残疾的事情时常发生, 用有限的资源维持过多的无意义的生命, 终有一天会使社会不堪重负。除了医疗卫生资源不足外, 城乡医疗条件差距大, 医生素质不一, 贫富差距大也是造成社会无法公平公正配置资源的主要原因。所以, 在有限的情况下, 如果能把安乐死患者节省下的医药卫生资源, 用到可以治愈的患者身上, 或是用到贫困家庭上, 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急需之处, 使资源合理分配, 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 也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总结

正因安乐死所涉及的领域纷繁复杂, 各界人士也未能对安乐死作出细致统一的定义。但根据对安乐死的伦理分析, 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 :在伦理学的视角下, 安乐死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需要, 是合法的, 带动人们重新审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人性尊严的守护。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上未得到广泛认可, 并且在实施技术和制度上仍有很多缺陷, 不能否认的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带给人们观念上的更新, 虽然道路漫长曲折, 但接收安乐死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徐明显:人权研究[M],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 (第三版)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安乐死在中国的立法障碍 篇8

一、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根深蒂固

“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 它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含的纯粹规则, 其内在价值只有在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 才能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安乐死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符合人对死亡的价值追求。在中国文化中, 对人们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包括道教、儒学和佛学等思想学说, 数千年来支配和主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佛教“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思想;道家长生久视的生存意识;儒家的“悦生恶死, 延生保命”的观念对民众的影响甚深。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见解以后, 孔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唯一正统思想, 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 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从根本上说, 在传统思想的统治下, 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认为死是生的延续, 其价值基于生时行为, 死亡的价值更多取决于个体生前对社会的责任和影响。因此中国人更关注的是生时的世界, 而将死亡作为一个自然归宿鲜有考虑。在这样乐生的文化体系下,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内心对死亡是讳莫如深、不可言及的, 并有意识回避死亡问题, 显然没有探究死亡问题的热情。而安乐死从伦理意义上来看, 出发点是非常人道的, 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患者的痛苦, 免去痛苦离世的无尊严。但安乐死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观念, 却是对病人生的放弃, 与我国传统生死观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安乐死要冲破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还困难重重。安乐死立法在我国群众基础和伦理基础的不稳固, 其法律的制订和实施也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

二、医学技术的限制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健全

根据《牛津法律大词典》定义, 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病危患者自觉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高铭暄教授则认为“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 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 应其本人要求, 采取措施, 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纵观理论界诸多关于安乐死的定义, 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身患绝症、处于极度痛苦且濒临死亡的人。在穷尽一切救助手段仍无力挽回生命的前提下, 出于人道的目的, 对其实施安乐。基于这点共同认识, 随着而来的是具体操作中的判断标准。首先, 安乐死的对象, 首先必须是“身患绝症”的病人, 然后对于“身患绝症”的判断标准也是相对的, 往往受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和医学水平的限制, 受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和思维方法等因素的限制, 很难达成统一。在我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和设备条件差距很大, 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也存在着差距。这些因素都成为对“身患绝症”作出科学性和准确性诊断的桎梏。所以, 由于诊断标准的不确定, 影响安乐死标准的严格执行, 也就使安乐死立法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成为阻碍安乐死立法实施的重要原因。其实, 安乐死实施的前提是穷尽一切救助手段。在我国目前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 病无所医、因病致贫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 部分患者实际上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治疗和救助, 甚至自愿选择放弃治疗。在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制度下, 治疗已是困难重重, 更难提及穷尽一切救助手段。若在此情况下实施安乐死显然违背了安乐死的人道初衷, 必然导致对生命权利的不公正对待。所以, 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状况下, 进行安乐死立法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人由于承受不了高额的医药费而选择放弃生命。

三、法律依据的缺位

1. 宪法依据的缺位

生命观有差异, 这是安乐死争议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赞成者认为生命只属于个人, 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 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反对者则认为生命虽然是个人的, 但从社会角度观之, 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其生命权所承载的超出了纯粹的私人利益范畴, 和国家及社会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安乐死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 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 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2004年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看出, 我国明确规定生存权是受宪法明确规定加以保护的权利, 但没有对公民是否有生命自决权作出明确的规定。个人是有选择死亡的自由, 还是个人的生命承载社会和国家利益之重量, 不享有自决的权利?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正是这一立法的空白, 目前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是否属于人的基本权利, 还存在较大争议。

2. 刑法依据的缺位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中, 也没有对安乐死作明确规定, 安乐死是需要他人参与才能完成死亡过程, 就算是他人自愿要求, 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 剥夺他人生命, 从客观角度来看安乐死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另外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 法律并未对安乐死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进行严格区分, 所以遇到此类行为, 司法实践中, 刑法未排除安乐死的情况下, 对待安乐死亦按故意杀人罪处理。

除了宪法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未作明确规定之外, 其他部门法对安乐死问题也从未涉及。我国安乐死立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 不具备相应的法制环境, 且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

四、国际大背景和政治因素的考虑

安乐死问题与国际、国内政治情况紧密相连。在当今国际人权概念和实践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 虽然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但是在安乐死的合法化上却是慎之又慎。目前, 只有荷兰、比利时、美国的俄勒冈州为安乐死立法。欧洲议会发言人贾特瑞斯指出, 荷兰的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是相抵触的, 按照公约的规定, 不能故意致人于死, 并应保障生命的权利, 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和垂死的人。我国加入WTO, 与国际社会接轨, 在只有少数国家为安乐死立法的现实情况下,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 中国也不适合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提出安乐死立法, 如急于为安乐死立法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国的形象, 并且会使我国处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 这也是中国为何一直未替安乐死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乐死的除罪化研究 篇9

一、安乐死的概念和特征

(一) 安乐死的基本定义

安乐死一般是指人在无痛苦中快乐的死亡。有学者指出, “安乐死是在不违反晚期绝症患者的意愿、受其委托的前提下, 出于对患者的同情和帮助以及对其死亡权利和个人尊严的尊重, 用仁慈的方法提前结束其生命的一种行为。” (1) 根据该定义, 安乐死的适用主体为能表达真实意思表示的患者, 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安乐死的特征

适用主体的明确性。目前, 世界各国凡是在法律层面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无一例外都将安乐死的适用主体限定为患有严重的、在目前科技医疗条件下无法治愈的、正在遭受极大痛苦的、在短期内将会死亡的疾病的人, 如荷兰的《依法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 (程序审查) 法》第2条 (2) 和比利时的《安乐死法》第3条 (3) 。

适用目的的正当性。安乐死作为一种减轻病人痛苦的手段, 逐渐被世人所接收。人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存在物, 而是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主体性地位的个体。在人自身的生存境遇极其艰难的情况下,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可以选择通过科技手段结束痛苦即实施安乐死。除了人道的、伦理的目的之外, 其他一切目如为了获得继承财产、保费等都是严令禁止的。安乐死必须以人道的标准作为价值取向。

适用主体的自愿性。生命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具有最崇高的地位。生命一旦被剥夺, 将产生无法弥补的后果。因此即便是安乐死, 也是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 必须慎之又慎。除本人外, 其他公民或法人都无权强迫、胁迫患者接受安乐死, 也无权代理本人接受安乐死。本人提出接受安乐死的意图, 也必须由有关机构进行反复全面的考察, 确保其知晓安乐死具体为何, 其意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实施方式的科学性和道德性。安乐死的实施过程必须符合科学性和道德性双重标准。安乐死首先要保障适用主体的死亡过程是非痛苦的和快乐的, 如果死亡过程相比等待死亡的过程更加残忍, 安乐死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安乐死实施过程的科学性和道德性体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从生理上讲, 致死手段必须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能够确保适用主体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 且这一过程是无痛苦的。从心理上讲, 要尊重适用主体的风俗习惯, 时时关注其心理动向, 如出现反悔等意图应立即终止程序。

(三) 安乐死的种类

根据安乐死适用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将安乐死划分为狭义的安乐死和广义的安乐死。所谓狭义的安乐死, 是指因身患无法治愈重病的、处于极度生理痛苦中的、即将死亡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主动多次要求实施的安乐死。所谓广义的安乐死, 是指出生即患有严重残疾或重病的新生儿、重度精神病人、植物人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要求且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可将安乐死分为主动型安乐死和被动型安乐死。 (4) 所谓主动型安乐死, 是指由医生借助医疗科技手段, 通过实施医疗手段 (如注射药剂等) 促使患者死亡的安乐死。所谓被动型安乐死, 是指由医生切断患者的生命维持仪器、停止进行抢救等方式促使患者死亡的安乐死。有学者指出, 所谓被动型安乐死, “应称作‘不给或撤出生命支持措施’ (withholding or withdrawing life-supportmeasures) 。医生的行为只是放任疾病的继续发展, ‘不给或撤出治疗’的治疗是现行医疗手段下无效的治疗, 致死因素是疾病而非外力。” (5)

根据安乐死适用主体的主观意思表示, 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型安乐死与非自愿型安乐死。所谓自愿型安乐死, 是指根据主体的主观意愿, 经反复多次、明白无误的表达其希望死亡的意图之后, 采取的安乐死。对于非自愿安乐死,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 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 如对婴儿、脑病死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严重低下者实行安乐死” (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安乐死只适用于能清楚表达自身意愿或者在失去表达意愿能力前已经表达意愿的患者, 植物人、精神病、新生儿等从未表达过自身意愿的患者不能作为安乐死主体, 不能在安乐死的范围内进行考量。“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对具有行为能力的人不考虑其不同意结束其生命而被处死”的行为 (7) ,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希特勒利用科学成果而制定的“安乐死计划” (8) 。

二、安乐死除罪化的法理依据

所谓除罪化, “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 停止对其处罚, 因此, 它包括变更从来都是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现状, 而代之以罚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处罚的情况。” (9) 各国刑事立法对侵犯人的生命权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规定。从外化形式来看, 安乐死同故意杀人最为相似, 表现为一人出于故意或放任的态度剥夺另一人的生命。只有在刑法领域明确安乐死不属于故意杀人, 安乐死才能有效地实施。

(一) 安乐死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安乐死不具备主观危害性。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刑罚措施, 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 实现人的安定自由。安乐死是在患者的要求下, 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作出的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死亡的本质原因乃是无法治愈的疾病, 而非医生的行为。“法者, 缘人情而制, 非设罪以陷人也。” (10) 医生在主观上并无任何犯意, 不具备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设定不是为了使人入罪, 而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存境遇不受非法侵犯。因此将安乐死排除犯罪是应有之义。

安乐死未侵犯客体权利。法律保护人的生命权, 人只能授权他人在轻伤以下的的幅度内对其进行伤害, 对超于这一限度的授权无效。法律这样规定其目的在于确保生命权至高无上性, 保障人在威胁、逼迫条件下依然享有生命权。故意杀人的侵犯对象是人的生命权, 而安乐死是一种尊重人的生命权、实现人的生命权的特殊表达形式。安乐死中的授权, 应视为濒临死亡的人授权他人协助自身行使死亡权。

安乐死未违反法律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 一般将犯罪的构成要件分为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 各国刑法典均对犯罪构成有着严格的限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划清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保护社会整体时也兼顾了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安乐死在处罚依据上, 一般援引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很明显的是, 医生在实施安乐死时的主观要件与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不符, 以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规制安乐死属于类推。

(二) 安乐死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关系

(三) 安乐死与无被害人犯罪的关系

(四) 安乐死与世轻世重原则的关系

三、安乐死除罪化的伦理依据

(一) 安乐死是公民行使生命权的一种方式

任何权利都有与之对应的义务。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对生命权来讲, 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 所承担的义务表现为对社会负有的不可推却的责任, 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服兵役等。由于生命权中的死亡权的行使将导致人不可逆转的无法履行这些义务, 因此一个人只要具备履行义务的能力, 即未处于身患重病、无法医治、极其痛苦的情境, 则不得任意放弃生命。然而当一个人无法履行其义务或者已经履行其义务后, 将享有死亡权。这也符合法律经济学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考量。

(二) 安乐死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

近代哲学将理性这一概念赋予人, 从而将人从基督教神学中解救出来。理性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项重要特征, 表现为人能够自由表达其意愿, 依靠理性指引其行为。动物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而人通过劳动将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对于现代安乐死问题来讲, 理性表现为科学地认知自身所处境遇, 并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患者在得知自己所患疾病无法被治愈、自身承受极大的肉体痛苦、生命即将结束等情况下, 既可以认为坚持接受治疗、延续生命是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也可以认为放弃治疗、选择安乐死是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抹杀掉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严格禁止安乐死, 将导致人的自由意志无法得到表达和实现。

(三) 安乐死有效地维护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是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尊严表现为社会对于一个人存在价值的认可和尊重。要求接受安乐死, 是人作为自由独立个体表明自由意志的一种形式。有的患者由于疾病原因已经丧失自理能力, 其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 将最为痛苦的一面表现出来, 人成了丧失尊严的动物。患者不愿接受已无法预见康复希望的无效治疗, 从而解除生理上的折磨, 有尊严地结束生命, 同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安乐死的最终结果虽表现为人的死亡, 但这种死亡的向对面并非生存, 而是痛苦的死亡。通过科技手段, 使人在无痛苦中解除生理的痛苦, 符合最基本的伦理标准。

四、结论

摘要：安乐死问题长期困扰社会各界。世界主流观点已从拒斥安乐死到逐步接受安乐死, 但安乐死的除罪化过程并未完成。安乐死的除罪化, 主要涉及伦理和法理两个方面。安乐死的伦理合理性, 是其法理依据的基础和前提;法理的正当性, 为立法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从而使伦理合理性有着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安乐死的除罪化, 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 进而使安乐死走向科学化和伦理化。

关键词：安乐死,除罪化,生命权,法理,伦理

参考文献

[1]倪正茂, 李惠, 杨彤丹著.安乐死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李惠著.生命、心理、情境:中国安乐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3]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6 (5) .

[4]翟晓梅.安乐死的概念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 (3) .

[5]楚东平著.安乐死[M].上海:上海人民文化出版社, 1988.

[6]大谷实著.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7]<盐铁论>.

[8]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9]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10]<尚书>.

[11]程宗璋.死亡权与我国安乐死立法问题论析[J].临床误诊误治, 2003 (4) .

积极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 篇10

关键词：积极安乐死,非罪化,犯罪,故意杀人

人, 生来就是平等的, 且都有生的权利。而人有没有死的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在患绝症之后, 许多人要在痛苦与煎熬中度过自己生命中最后的阶段, 这时人有没有自主选择死亡的权利?安乐死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解脱还是犯罪, 这一直是我国刑法实务与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安乐死问题是一个涉及伦理学、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复杂问题, 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是当今社会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在大量的地区和大量的人群中, 或明或暗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积极和消极安乐死的现象, 使之成为了法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在收集了国内外学者的众多观点后, 对安乐死问题作了一个简单的整理, 以期待大家对安乐死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一下安乐死问题。

1 安乐死的争议述评

1.1 安乐死的概念及学理上的分类

1.1.1 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一词源自希腊语“euthanasia”, 意思是“无痛苦的死亡”, “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对安乐死的定义是:安乐死, 特别是用来指在不可救药的或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 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分册中对安乐死作了权威性的界定, 即: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 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 为减轻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 而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 (1)

各国学者对安乐死下的定义各有不同, 多种多样。综合大家的观点, 笔者对安乐死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安乐死是指濒临死亡的患者因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极端的痛苦, 经其本人请求, 由医生按照法定的程序尽可能无痛的结束其生命。

1.1.2 安乐死的分类

对于安乐死的分类研究, 我国学者大多是建立在外国安乐死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以下是对安乐死分类的最常见的三种分类情况。

1) 狭义安乐死与广义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适用的具体对象的不同, 可分为狭义安乐死和广义安乐死。 (2) 狭义安乐死, 指对濒临死亡, 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绝症患者, 促使其无痛迅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 包含狭义安乐死, 还指对于一些出生时即为重残、痴呆的婴幼儿, 社会上的一些重度精神病者、重度残废者以及处于昏迷中的:“植物人”, 促使其无痛加速死亡的一种方法。广义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对象, 忽视了对病人主观意志的尊重。

2) 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3)

根据是否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基于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即由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的申请。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对于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实行, 而不是基于患者本人的要求、愿望和同意与否。非自愿安乐死扩大了安乐死的申请主体, 其实质是基于广义和狭义安乐死分类的前提下, 对其申请主体的不同所作的分类。

3) 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

根据临终医疗措施的不同, 可分为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医生为解除身患不治之症的濒危患者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是指医生对身患绝症而濒临死亡的患者, 终止维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 让病人自行死亡。

这种分类比较符合我们的定义。但是消极安乐死与自然死亡接近, 更容易为伦理和法律所接受, 我国对消极安乐死所采取的态度是默认和宽容的。相反, 受到社会各界更为关注的焦点是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积极安乐死。

1.2 国外关于安乐死的非罪化历程与现状

安乐死非罪化的历程充满着艰难险阻, 至今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但是回顾已经走过的历程, 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 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比较畅通的道路。

1.2.1 国外安乐死非罪化的立法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 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生命的最后环节—死亡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 安乐死逐渐再次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 有关安乐死的运动和立法活动日益增多。1974年在澳大利亚和南非, 1976年以后在丹麦、瑞典、瑞士、挪威、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成立了安乐死协会, 并印制了宣言, 公开宣称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主宰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976年颁布了《自然死亡法》, 允许成年病人制定遗嘱授权医生在其面临死亡无法逆转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安乐死。该法案明确规定了结束生命的措施必须要使病人在安乐中得到解脱, 因此通常这部法律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6年5月,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经过6个月的辩论之后, 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案》, 并于1996年7月1日正式生效。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两院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在立法上确认安乐死合法化,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通过法律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4) 继荷兰之后, 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

1.2.2 国外安乐死非罪化的相关理论及现状

1950年4月14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一个安乐死案件判决中指出, 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 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 不应受到惩罚。这样, 通过法院对刑法所规定的“正当行为和紧急避险行为”的司法解释, 安乐死在日本得到有条件的法律认可。 (5) 美国的安乐死立法是受到当时一些著名个案影响的, 法院对其中的一个案件作出的判决:如果医生和医院道德委员会认为病人绝无恢复的可能, 那么挂在病人身上长达11个月之久的机械呼吸设备可以摘除;而且, 摘除人工生命辅助系统与非法杀人之间存在着真实而绝对的区别。

荷兰法院曾在一个安乐死判决中运用“义务冲突理论”为安乐死行为解套, 促进了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法官认为医生既有挽救病人生命的义务, 也有减轻病人痛苦的义务, 当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 医生选择了后者, “义务冲突理论”也是一种紧急避险。

1.3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理论争议与司法现状

近几年, 随着司法制度的日臻完善和公众人权自由理念的提升, 安乐死案件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 安乐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反应与我国立法对安乐死问题的消极反应, 引起了我国学界对安乐死问题的热烈讨论。

1.3.1 我国学界对安乐死非罪化问题的争议

古老的拉丁格言说道: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 最不确定的则是死亡将于何时降临。由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医疗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对安乐死问题态度的迥异。我国学者也对安乐死非罪化问题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6)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 首先是从生命的数量和质量的相互矛盾关系中展开的。生命遗传专家认为提高生命质量应主要着眼于优生和遗传基因的研究, 认为讨论安乐死是对科学精华的浪费。

其次是有关生命神圣和死的尊严问题。各国法律、法规、舆论和风俗习惯, 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 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而持死的尊严的观点者则认为生命是由生和死组成的, 尊严的死和尊严的生同样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

第三个争论要点是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人道主义者中, 对安乐死持赞成的观点是:既然病人可以自杀, 为什么不可以安乐死?既然病人和家属都有安乐死的要求, 为什么要违反人道的折磨患者呢?持反对态度的观点是只要还有生命现象, 就有可能救治;要求安乐死是病人精神空虚的表现。从功利主义出发, 赞成安乐死的观点是好钢应用在刀刃上;生命已经历经社会死亡和意识死亡, 救与不救没有什么两样;痛苦的死和舒服的死都一个样。反对安乐死的观点:不利于医学发展;不利于法制的维护。

1.3.2 我国安乐死问题的司法现状

(7) 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案是我国对簿公堂的安乐死第一案, 它开启了安乐死在我国司法实践的漫长征程。1986年, 被告王成明见其母在无法治愈的疾病折磨中痛苦不堪, 请求患者的主管医生蒲连升给其母施用某种药物, 让患者无痛苦死亡。在王明成再三要求并表示愿意签字承担责任后, 蒲连升开具了处方, 患者在被注射了两支“复方冬眠灵”后死亡。后王成明和蒲连升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出公诉, 在法律对安乐死的规定尚属真空的情况下该案历时6年的拉锯, 最后二审法院以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为由判决两被告无罪。2001年发生在上海市的一起“安乐死杀母”案, 被告人却没有如上则案件两被告一样出离刑法的制裁。2001年4月8日, 被告人梁万山的母亲突然摔倒不省人事, 经医院确诊为脑溢血深度昏迷瘫痪, 一直昏迷的患者植物人无异。被告见母亲“医又医不好, 死又死不了, 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受这种煎熬”,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明知安乐死在我国是不允许的, 当过电工的被告用触电方式为92岁母亲实施了安乐死, 事后投案自首。最后,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梁万山有期徒刑5年。

(8) 1990年, 患者周某因为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扩散, 导致病入膏育而痛苦不堪, 其本人强烈要求安乐死, 在征求其家属同意后, 医院决定为其进行安乐死, 最终周某在和其丈夫拥抱中微笑死亡。这次医生和死者都很幸运, 不但医生没有被追究责任, 而且死者还受到了邓颖超同志“死的伟大, 生的光荣”的崇高评价。在笔者翻查我国安乐死案件的过程, 此案是唯一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未启动司法程序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积极安乐死案件奉行不干涉主义政策的倾向。

2 积极安乐死与犯罪的本质特征之辨识

从犯罪的本质来看, 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事处罚性是犯罪行为的重要特征, 其中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导致了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 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积极安乐死, 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 相反, 从客观上讲可能更有利于社会, 应该给予非罪化处理。其与犯罪的基本特征有着本质的区别。

2.1 社会危害性

通说认为,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 即只有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判断积极安乐死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2.1.1 主观恶性

在安乐死的案例中, 医生往往是在病人的主动请求下, 出于恻隐之心, 才对病人实施的, 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 因而主观上与一般怀有不法企图而杀人的行为是相区别的。

2.1.2 人身危险性

安乐死的前提是医生出于恻隐之心, 应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 亦即启动安动死程序的是病人的个人意愿, 而不是医生本人的主观意志。在严格的积极安乐死实施条件和程序下, 医生在安乐死的全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实行者, 而不是决策者。导致安乐死行为能够发生的, 是病人的请求, 不是医生对社会的危险倾向。

2.1.3 客观危害性

在病人极其痛苦且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 提前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可以说是对死亡过程的一种优化, 是对生命质量的一种维护, 并不同于对一个健康生命的随意终结。在一项民意调查中, 对500位癌症患者和生命濒危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90%的人希望通过安乐死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究其原因, 有些病人是因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有些人则是不想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毫无价值;有些人则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属在为自己奔波, 忍受着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等等。积极安乐死是出于对病人的恻隐之心而结束病人生命的一种行为, 不具有客观危害性, 相反其对于生命质量的维护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 它可以使那些一直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能够摆脱痛苦和煎熬, 安详的死去, 这也是对病人的一种解脱。其次, 对那些不治之症所做的“暂时性治疗”, 比如所谓的剃光头、摘除身体的某一个器官等等, 往往是对病人来说是一种侮辱, 容易使病人滋生一种自卑感, 实施安乐死可以消除病人的自卑感, 也是对其人格尊严的一种尊重。同时对于病人家属而言, 这可减轻家人们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 进而也减轻病人的罪恶感。对于医院来说, 可以节约医疗资源, 让医疗资源更加物有所值。

2.2 刑事违法性

所谓刑事违法行为是指触犯刑律的行为。只有当行为既具有社会危害性, 又有违反刑法的行为, 才具有刑事违法性。首先我们已经论述了积极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其次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实施安乐死为犯罪行为, 由于其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只是不具有实质违法性, 对于这一观点, 笔者将在下文对其加以论证。

2.3 应受惩罚性

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积极安乐死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刑法的有关规定, 相应地也不应该受到刑事处罚。

3 积极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界分

安乐死的性质接近于协助他人自杀, 而协助他人自杀有着杀人的故意, 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 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 有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仍然属于犯罪。然而, 安乐死因其行为和条件等的特殊性, 又不能与故意杀人相提并论。下面我们将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来将积极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区分开来。

3.1 关于犯罪客体方面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并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 是通过科学方法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一种优化调节, 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 并非恶意剥夺患者的生命权, 是优化死亡状态, 使必然死亡的过程更加安乐、更加有尊严。

3.2 关于犯罪客观方面

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 是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表面上虽然是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但这是行为人在濒危患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提出要求的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 是濒临死亡者自愿承诺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该行为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3.3 关于犯罪主体方面

安乐死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医生, 而且是了解病人病情的具备医生职业资格的主治医生, 这与故意杀人的主体即14周岁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不同。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本身没有权力实施这一行为, 必须要基于病人的授权才能实施安乐死行为;而故意杀人罪的实施者只要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 不需要特别的授权即可自行实施杀人行为。安乐死的接受主体也只能是病人, 而且是患有绝症已到生命末期的病人, 正在忍受剧烈痛苦的病人, 与故意杀人的侵害对象泛指所有的人也是不同的。

3.4 关于犯罪主观方面

3.4.1 认识因素

故意杀人罪的认识因素应包括以下内容: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只有当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杀人的行为而仍然实施这种杀人行为时, 才能说明行为人是在有故意的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反之, 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剥夺他人生命的危害结果时, 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明行为人有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实施安乐死, 大多数情况下是医生应病人或其家属的请求, 减轻濒危病人在死亡过程中所遭受巨大痛苦的一种善意行为, 这一行为被安乐死的实施者认为是对病人的一种解脱和临终关怀, 因此, 他从根本上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危害结果。安乐死的实施者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认识因素。

3.4.2 意志因素

故意杀人罪的意志因素表现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是一种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对于安乐死而言, 行为人实施安乐死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追求”或者“希望”发生患者死亡的结果, 但这里的“追求”和“希望”所依赖的意识观念和道德基础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完全不同, 后者的适用对象是具有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人。安乐死的实施人不具有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其追求或希望病人死亡是实施安乐死的逻辑结果, 安乐死的实施人是基于患者本人的真诚意愿, 不存在侵犯他人生命权利的现象。尽管任何人不存在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 但当事人濒临绝症时, 安乐死实施人并没有追求刑法所禁止的结果, 实施人只是作为当事人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手段而已。不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有违法阻却事由。因此, 安乐死也不具备故意杀人罪的意志因素。

3.4.3 目的与动机

“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是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别要素。”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故意杀人罪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比如报复、仇恨、劫财等, 其目的即杀害他人。而实施安乐死的动机是为了使病人早日摆脱病痛的折磨, 而其目的也因此被赋予了正当性。所以它与故意杀人罪中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

4 积极安乐死的非罪化立法确立

4.1 从社会需求性看安乐死的非罪化

所谓社会需求性是指社会上一般公众的认识标准, 也就是社会大部分人对某一事物或行为的认可度和容忍度。为了使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 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法律形式特征判断一行为是否违法, 还要考虑人们是否普遍认可和肯定。

有不少地方对安乐死的支持率进行过调查。 (9) 上海曾经对200位老人调查, 赞成率为73%;北京市曾发放的500例问卷中, 赞成的有399人, 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 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在面对痛苦的折磨而束手无策时, 患者都不愿再忍受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无奈和抢救不力的无助, 徒劳的抢救除了浪费医疗成本外更增加患者在世的痛苦折磨, 所以选择安乐死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决定。

4.2 我国应该在立法上确立安乐死的非罪化

安乐死虽在国外少数国家和地区已获得合法身份, 但不得不说安乐死的出现确实对我国的法律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法律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但法律的功能不能仅仅停留在确认和保护已有的社会关系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设定和建构安乐死, 主动地规范和限制安乐死, 使其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 让安乐死真正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