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

古代城市（精选十篇）

古代城市 篇1

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社区”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结果, 实际上我国从古代就出现了社区。目前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区的本质因素包括社会互动、地域性和共同约束等, 具有某种主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进行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活动区域, 通常认为一定地域、人口和定居是社区的构成要素。城市社区也是指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从事各种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口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组织, 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它具有人群、地域、设施、机构和文化等五个基本要素[1]6。城市社区千百年来的演进与发展, 使它成为了抵御缺乏人性关怀、不安全和缺乏社会交往等城市生活中的弊病场所。社区规划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邻里建立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的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 并由此创造更健康的个体以及更健康的社会。

中国古代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氏族和部落之间为了保护自己和抵御外敌, 在自己的居住地筑起了围墙、城楼, 于是城市就出现了, 史书记载“禹退作三城, 强者攻, 弱者守, 敌者战。城廓禹始也”[2]。我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为“邑里制”或“井宅制”的形式,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 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 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 一则不泄地气, 二则无费一家, 三则同风俗, 四则齐巧拙, 五则通财货, 六则存亡更守, 七则出入相司, 八则嫁娶相媒, 九则无有相贷, 十则疾病相救, 是以性情可得而亲, 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 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 故井为一邻, 邻三为朋, 朋三为里, 里五为邑, 邑十为都, 都十为师, 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 计之于州则数详, 迄乎夏殷不易其制”[3]。春秋战国至秦汉, 由于分封制的瓦解、郡县制的确立使城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更多的人够脱离农业而生活进入城市。当时的城市称“城廓”, 城指内城的墙, 廓指外城的墙, 体现了当时城市的传统防御) , “市”则指“贸易”、“交易”、“集市”, 如果再加上居住的人口的话就是“城市”的概念。这种封闭状态的城池在唐宋时期出现了改变, 不仅因为经济的发达使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 居民人口越来越多, 而且人们的娱乐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同时也在空间上挣脱了束缚, 渐成自由分布趋势, 社会变得更加活跃和开放, 使得行政管辖和控制越来越松散。朝廷的宵禁制度也渐被遗忘, 夜市生活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城市社区的功能逐步走向多样化。以唐长安城为例, 面积达83.1平方公里的长安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长安城 (外郭城) 开十二座城门, 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 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城内街道不仅有纵横交错的一百一十座里坊, 还有布局严整的东市、西市等商业区。市场有围墙, 开八扇门, 内有井字形街道和沿墙街道, 将市内分为九个区。每个区都四面临街, 且店铺沿街而设, 有饮食店、布店、手工艺品店、鞋店、珠宝店和手工业作坊等。古代的城市社区不仅有街道、集市, 还有房舍、手工作坊、庙宇、道观和墓区。社区居民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层次、身份、贫富结构和社区自身的管理系统, 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

二、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

从城市社区的起源过程来看, 城市居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安居乐业”这四个字展开的, 希望有一个太平盛世的社会出现, 形成一个“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的一个“大同”社会。记载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礼记》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这部书主要阐述了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丰富的哲学思想。“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 (jǔ) 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4]。这里的“大道”, 是指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大同”, 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认为在这种准则和这个阶段:人们品德高尚、讲求诚信、选拔贤能, 老年人能安享晚年、残疾的人都有人供养、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 奸邪之谋的事情不发生, 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防贼。实际上从这里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人们对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生活的向往, 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也无非集中在保障和救济两个方面。对这两个社区管理功能的认同从人类开始出现以来就相伴相随, 早在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有一部典章制度的书籍———《周礼》, 通过书中记载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当时社会关于社会保障以及荒政已经有诸多的措施和制度, 而且有相当多的官职是与救助民众和社会保障事务相关的, 例如减免百姓贡税负担的“太宰”、为百姓治病的“疾医”、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的“大司徒”、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的“遗人”等。最具体的普遍施行社会救助方面的措施是著名的“保息六政”:“以保息六养万民, 一曰慈幼, 二曰养老, 三曰赈穷, 四曰恤贫, 五曰宽疾, 六曰安富”[5]。要求值守官员对待社区居民做到爱护幼小儿童、尊养年长高年, 包括年高德劭之人和善待鳏寡老人;救济穷人、抚恤贫困、善待残疾人和使富者安定等。这是六项保安蕃息民众的政策。而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管子》 (汉刘向编定) 一书, 更记载了当时对社区居民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案—“九惠之教”。“入国四旬, 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6]。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设立各种各样的专职官吏来负责人民的社会福利保障, 具体如下:“掌老”的官, 规定年纪在70、80、90岁以上的老人, 免去其子的征役, 由地方政府定期馈赠肉食, 老人去世由国家给其棺椁安葬;“掌幼”的官给幼弱子女的母亲免除“妇征”, 发给一定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掌孤”的官给无父母所养子女找好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 并免除代养认得徭役, 并对受饥寒和身体瘦弱的孤儿进行救助;“掌养疾”的官吏负责设置“疾馆”以对身体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做好赡养;“掌媒”的官负责鳏寡匹配, 予其田宅安家;“掌病”的官吏负责慰问治疗病人;“通穷”的官吏对贫穷夫妇予以救济, 如乡里没有及时上报, 要给予处罚;并对凶灾之年发放仓库粮食来救济穷人, 以及对死于国难之人的生前友好、故旧送一笔钱, 让他们负责祭祀死者。到了1076年的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由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吕氏乡约》更是以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协助救济、互助互爱、患难相恤明确规定社区相邻的本分, 尽管它是一种“村规民约”制度, 但依然不失为一种促进社区的福利和提高道德风尚的自治制度。

可以说, “保息六政”、“九惠之教”和“吕氏乡约”基本上诠释了我国古代社区管理的功能即保障与救济。一个尊老爱老、老有所养, 幼有所助, 扶危济困, 鳏寡孤独与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 男人各尽其职务, 女人各有其家庭, 以及互帮互助的融洽的社区邻里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永远都是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对现代社区建设的借鉴

从古至今, 由于当政者的目的不同, 个别统治者把对民众的管制、控制和压制放在第一位,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统治地位千秋万代, 并想尽一切办法克扣、盘剥和愚弄老百姓。但如果统治者能把这种管控压制万分之一的成本和精力放在完善老百姓的保障和救济福利制度上, 就能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周礼》在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古代政府提出了系统的救济饥荒的政策、法令及社会保障的措施制度和普遍的施行社会救助制度, 这充分说明中国远古时期就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和救济事务, 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置了负责实施对灾民以及老幼残疾、鳏寡孤独、贫穷疾病之人的救济与帮助。而《管子》的“九惠之教”是在治理国家时, 在利义并重的道德教化观念指导下, 更注重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吕氏乡约》也是在弘扬道德规范和对民众进行教育, 注重民众的福利保障。尽管从现代社区的功能上来讲, 社区具有多重功能诸如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甚至还有细化为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福利功能等等。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永远是人们追求的基本需求和最低目标, 因为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提高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试金石。社会保障意思就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定状况或政策措施, 意味着人们生活稳固牢靠, 且处于一种免受攻击侵害和无忧无虑的状态;社会福利就是代表着安康、好运、快乐、幸福、福祉和繁荣, 是一种生活快乐满意的状态。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永远美好的追求主流价值观。

摘要：从古代开始, 城市社区就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城市居民生活、安居、互助的基本场域。这种城市社区的保障功能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产生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古代社区,社区的功能,古代社区管理

参考文献

[1]奚从清.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M].华夏出版社, 1996.

[2]太平御览·博物志 (卷192) .

[3][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M].中华书局, 1986.

[4]礼记·礼运大同篇[M].

[5]周礼·地官司徒第二[M].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篇2

考古发掘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有城市。这些城市的规划情况正在探索。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城遗址研究证明,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已经很大,城市功能已很复杂。从三国开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有明确的意图，有整体综合的观念，有处理大尺度空间的丰富艺术手法,也有修建大型古代城市的高超技术水平,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的类型 从秦始皇起，中国就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的职能很大程度上同行政管辖权限相关。如有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如隋大兴城(见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等;也有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如州郡的治所。元明以后，行政区划逐渐形成“省”的建制，省会就是地区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如太原、济南、南昌等。还有省以下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或称府，或称州，如南阳、大同(图1明清时期山西大同城平面)、潮州、泉州等。再下面,是数量很多的县城。各级政治中心城市的规模不等，但都是不同官府、衙门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并建有寺庙和文化机构如孔庙、学宫等。都城规模较大，一般每边设三个城门,干道正对城门,有内城、宫城等几重城墙。府城州城，一般每边两个城门，道路骨架成井字形，城中有的也有王城或衙城（或称子城）。县城规模较小，通常是每边一门，道路成十字形。

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边防、海防城市。明代沿长城内侧，按一定的距离和防御建制，建立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和堡，如宣化、榆林、左云、右玉等；在沿海要冲也建造了一些防卫性的城镇，如威海卫、金山卫、镇海卫等。这些防御城堡如无经济上的作用，当政治形势变化而失去防御作用时，就衰落下去。

中国古代在一些交通要津（如江河交汇处），出现一些商业城市，如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嘉陵江汇入长江处的重庆，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汉口等。这些城市，人口稠密，商业繁荣，城市布局有自发发展的倾向。城市生活中心靠近河道码头。中国古代还有少数以手工业为主要职能的城镇，如陶瓷业中心景德镇，盐业中心自贡等，这些城市布局形态也不规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简况 中国古代城市有一部分是按照规划意图，平地建造起来的，如一些新建的王朝都城──隋大兴、元大都城等。它们功能分区明确，平面严整规则。另一部分城市是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越，有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发展或经重建、扩建而成的，如南京、成都、苏州等。有些城市由于受地形条件的限制，整个城市平面不甚规整，但内城（子城或宫城）部分则是按规划建造的,比较方正规则（图2清代四川成都城平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从遗址看，有王城和外郭的区分，曲阜鲁国故城城和郭呈“回”字形；燕下都遗址、邯郸赵国故城、郑韩故城是城和郭并列；临淄齐国故城则王城位于外郭内西南角。

汉长安城是先建长乐宫、未央宫，然后修建城墙的，所以城市平面不甚规整。

三国时期曹魏的都城邺城，虽然规模不大，但根据文献绘制的城市平面复原想象图，表明它是一个有整体规划，分区明确，以主要干道和宫殿建筑群形成中轴线布局的城市，对以后中国城市的布局影响较大。

南北朝时的北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原来东汉洛阳城的东、南、西三面扩建居住里坊和市，形成王城居中偏北的布局。

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城市规划成就之一，公元582年由城市规划家宇文恺制定,并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城市平面为矩形，宫城居中偏北，采取严格的中轴线对称布局，影响深远。位于松花江一带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日本的平安京和平城京都仿效隋唐长安城布局。

开封城原为汴河连接黄河的漕运重镇。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和宋初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形成宫城居中的三套城墙的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影响了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规制。元大都也是完全按照规划建设起来的都城，由城市规划家刘秉忠主持规划，采用汉民族传统的都城规划原则，布局严整对称，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相交于城市的几何中心。

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清代继续作为都城。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杰出典范，受到举世称赞。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特别是都城和地方行政中心，往往是按照一定的制度进行规划和建设的。《考工记》中对周代的城市建设制度有明确的记载。城的大小因受封者的等级而异，城内道路的宽度、城墙的高度和建筑物的颜色都有等级区分。《考工记》关于王城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3 周王城形制）这些关于城市规划的原则，一般认为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据，虽然在南北朝以前的都城规划中尚未充分体现，但对于隋唐以后都城的规划布局发生很大影响。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可以说是严格遵循上述原则的。

中国古代城市一般都重视城市的选址。《管子》一书中就反对商周以来用占卜确定营邑的方法，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原则，主张建设城市要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涝之害,节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中国一些著名的城市如西安、洛阳、开封、苏州、杭州、北京、南京等的选址，都经过周密的考虑。千百年来它们虽遭受不少天灾战祸，但经过重建、改建或扩建，仍保存至今。

中国古代城市的道路网多为方格形，这种街道便于交通，街坊内便于布置建筑。汉长安城中即有集中的市，设官吏管理。唐长安城集中设置的东市、西市规模很大，按行业设肆。北宋开封城则将道路和商业结合起来，沿街设店，形成繁华的商业街。汉长安城中就有作为居住区单位的里；唐长安的里坊有坊墙坊门，严格管制。宋以后的城市虽有里坊名称，但已无坊墙坊门。

中国古代按规划建造的城市所体现的中轴线对称的平面布局，既统一又富于变化的空间处理手法等，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传统特征。这种布局的渊源有二：一为中国传统的内向庭院式低层建筑群所具有的主次分明，以中轴线突出主要建筑物的布局手法；二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意图的不正不威的等级观念和秩序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重视水源的利用和城市的绿化。北方城市如唐长安、宋开封和元大都，都因地制宜地把水流引入城内，在总体布局上把城市建筑和水面、绿地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生活用水的需要，也美化和改善了环境。不少南方城市的规划更注意利用河流的舟楫之便，有的还在城中因势开辟一套与街道相辅的河道网，供交通和排水之用，形成独特的城市布局结构。古代城市的建设与园林绿化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帝王苑圃和私家园林虽为宫廷和私人所独占，但对美化城市面貌和改善城市小气候都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山地城市佳作典范 篇3

“从7月4日申遗成功以来，目前日均接待游客800余人次！”

7月24日，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旅游局局长杨胜斌显得很是兴奋。在他看来，咸丰县，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这可以让当地的旅游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个金字招牌，说的就是唐崖土司城遗址。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咸丰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在内的“土司遗址”系列申遗项目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咸丰县、恩施州有了首个世界遗产高端文化品牌，这是湖北省继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之后的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

唐崖土司城的前世今生

有着400年历史的唐崖土司城，可谓风华绝代。今天，走进古城址，仍能清晰地看到城市轮廓，其选址与格局、城墙与城门、牌坊与衙署、街道与院落、水井与沟渠、墓葬与寺庙……斑驳的碎片，历史的光影；遗存之丰富，功能之齐备，堪称古代山地城市的佳作典范。

这座城池，已沉睡许久。

元朝末年（1346年），元朝设立唐崖司。从此，唐崖土司城建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历经三个朝代。

从历史维度来看，唐崖土司城的兴衰体现了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形式变迁，是悠久土司制度一个鲜活的例证。

唐崖位于土家族中心地带。此地汉代属于“巴人”，唐、宋是“羁縻州”，元、明、清是土司领地，直到清雍正十三年才“改土归流”，纳入华夏“正统”。直至解放前，土司制度在中国西南许多地方还有残存。“宣慰为上，宣抚次之，长官又次之”，唐崖司在这些品级上几经升降，最后以“唐崖长官司”终场。不论品级如何，“山高皇帝远”的唐崖司对朝廷承担一定义务，得到朝廷加封，实际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就是一方“土皇帝”。因此，土司城也历来被子民尊称为“土司皇城”。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亦体现着先人智慧。

从空中俯览，这座比紫禁城还大的城池东面是唐崖河，西面倚玄武山，南北两面都有溪沟，天然形成一整片向东倾斜的缓坡；四周有充沛的水源，排污也不成问题。进得城去，城墙沿山脊和河沟的内岸砌置，翻过玄武山便可见相当辽阔的良田平坝，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土司城。漫步其中，从气势恢宏的荆南雄镇牌坊、雕工细致的石人石马到新发掘的完整的3街18巷36院落遗址，隐约可见往昔“王城”繁华气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表示，唐崖土司城是山地城市的佳作，整座土司城城址坐向独特，保证了城市格局的完整性，又有峡江区域文化特征，在全国已知的古代城市中非常独特。

有城的故事就有人的传说。关于覃氏土司和田氏夫人的家族传奇至今被演绎成各种文艺作品。

唐崖土司鼎盛于18代土司覃鼎手中。明天启年间，覃鼎因征渝有功，军威显赫，明廷赐皇命四道，将他功升宣抚使司，行参将事，赐建大坊平西将军“帅府”，建功德牌坊，天启帝授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以示嘉奖。其妻田氏也被诰封为夫人。从此，土司城大幅扩建，终成3街18巷36院落的规模。

田氏是龙潭土司的女儿，才智超群，精明能干。当年，唐崖覃氏土司与龙潭田氏土司之间常年为了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为了平息战乱，龙潭土司提出“和亲”之策，于是田氏与唐崖土司之子覃鼎结为夫妇。土司之间的战争也因此偃旗息鼓。

田氏是那个年代一位难得的思想开明、善于学习的女子。在与山外的接触之中，田氏看到了汉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一次去峨眉山朝圣的时候，她专门派人在成都等地学习汉人养猪、种桑、养蚕、刺绣等技术，回来后传授给当地百姓土民。唐崖司一带养猪的传统就此流传下来。

她也是一位有领导智慧的女性。覃鼎去世后，其子宗尧即位，颇行不道，田氏绳以礼法，并亲自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政务。在这段时间里，“内则地方安谧，外则转输无乏”。后来，田氏将王位传给了覃鼎的侄子覃宗禹。这是唐崖土司史上子袭父位的一个例外，它反映了田氏的远见卓识和开阔心胸。

如今，夫妻二人手植的“夫妻杉”依旧屹立山头，被乡民世代膜拜。

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唐崖土司被废，象征其权力的土司城逐渐在时间的洪流中湮没。

申遗之后：旅游开发稳步推进

毫无疑问，世界遗产的称号，将为唐崖甚至周边区域带来巨大的旅游业开发价值。对此，恩施州副州长张宇表示，唐崖土司城遗址绝不会出现破坏性的开发。

他介绍，恩施州拟从立法方面对遗址进行保护，目前唐崖土司城遗址设有专门的管理处，任何旅游开发都会根据文物部门的建议、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按规划范围执行。

咸丰县副县长张远虚说，“实际上目前唐崖土司城并没有一个正规的旅游景区”。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已对当地原有民居进行风貌改造，恢复了衙署区、宗庙区、军事区，以及书院、花园、养马场、狩猎场等旧址。但后期怎样开发，还需要专家进行论证。

据介绍，咸丰县目前正在加紧打通连接唐崖土司城与坪坝营、黄金洞以及高山湿地等县内景区的旅游公路，将景区串珠成线，整合打造。下一步，该县将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聘请专业团队科学做好土司城的旅游规划，进行分期开发。近期主要做好古建筑群保护性修缮和游步道建设，做好游客接待中心、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建设。

7月20日，《小康》记者从咸丰县物价局获悉，在唐崖土司城遗址成功申遗后，当地立即启动了遗址门票价格听证程序。此前，到遗址游览参观是免费的，而听证会也将在8月中旬进行。“具体门票价格会定为多少，现在还不好说。”咸丰县物价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就在听证会启动的同时，当地的一些旅行社已经推出了唐崖土司城遗址游览线路。咸丰县咸庆丰年旅行社就在得知申遗成功后的第一时间，开辟了3条从县城前往遗址的游览路线，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线路价格还没有制定出来，要等遗址的门票价格确定之后……以前到那里都是当地人零零散散的自发前往，因为那里没有开发，比较荒凉。以后肯定会有大批的游客去参观游玩。”

“唐崖土司城遗址申遗成功，是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必将成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新的引爆点，成为湖北新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湖北省旅游局局长钱远坤说。

古代城市 篇4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内容简介:

古代城市 篇5

关键词:城市;商业;艺术创作;世俗化;绘画艺术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On Ancient Chinese “Secular Painting” from the Urban Development

BI Ming-ren

城市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城市的扩展和市民的兴起促进了绘画的世俗化。在中国绘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山水画,尤其是文人水墨山水画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或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诚然与中国山水画家,尤其是文人山水画家的审美理念受道家禅宗的“天人合一”、“身与物化”及“超功利性质”的影响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倒不如说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不发达,尤其是城市工商业不发达有关。

一、关于世俗绘画

世俗化是一个同宗教、神圣化、禁欲主义相对应的范畴,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城市市民生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易的频繁和专业手工业人口的集中,形成了早期的城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城市的商业区和城市市民阶层,市民的生活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贸易往来频繁所带来的自由风气和知识的开通,使城市市民具备了不同于传统农村经济下的百姓性格,主要表现为:(1)现世性: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当下生活,看重现实的可兑现的理想,个性意识觉醒,看重经济利益;(2)理性化:为了使竞争有序化,为了使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关系的协调,城市注重用客观的、理性化的、可计算的标准与规范来建构社会;(3)民众化:市场经济体制所蕴涵的平等与自主的精神,知识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普及容易培育社会成员一种自主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与能力;(4)普遍受益性:人们必定会愈来愈关注社会成员普遍受益的问题,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流行。①

城市市民代表了一种工商业繁荣下的新兴精神,虽然对世俗的肯定和热爱使他们沾带了一些享受主义倾向,但他们面对现实乐观进取。唐宋以后,佛教逐步确立了主流宗教的地位,而佛教在“现世”与“来世”之间是更重视来世的。因此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以拜金主义、道德失衡、丧失精神家园等否定世俗化,忽视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代替的积极作用。尽管如此,在文人山水画主宰中国绘画达数百年之久的潮流中,城市市民风格的艺术也同时悄悄地涌动着、成长着。传奇、小说、演义、评话、杂技等市民风格的艺术较早成形,虽然反映市民世俗生活的绘画在巨大的传统文人势力下一直未得到应有的肯定,然而类似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类的巨著却揭开了中国市民绘画的先河。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部人群熙攘的城市记录,同时还说明在山水画全盛时期另一支缓慢成长起来的城市风俗绘画也已露出端倪。它们绘有景物,但不是文人山水的世界,它们没有追求意境高远的文人理想,刻画的人物也不是唐、五代的释道贵胄,它们所呈现的只是现世城市生活的世俗片段:呼叫的商贩,嬉闹的孩童,集市中摩肩接踵的百姓,那谈笑风生的街坊邻居。世俗绘画将人物从释道的神圣庄严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不企望走到宇宙山水中奢求更高的生命理想。他们热爱现世、肯定现世,在初步自由开发的城市生活中享受着他们的现实生活。那在戏台前万人攒动,庭院后无声品茗,争看或聆听那来自于宗教俗讲、历史演义或民间传说中的生活百态,是城市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后,尽管文人山水、神、仙、佛还占据着绘画的主流地位,但随着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还是出了不少诸如肩背日杂用品行走于城郊以贩卖为生的商贩《货郎图》,以及《茗园赌市》、《灸艾图》、《戏婴图》、《闸口盘车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作品;同时,市民绘画借着释道神佛画的传统,把佛禅、菩萨降低为世俗的、市民风格的罗汉、应真像;连马远的《踏歌图》及《盘车图》、《丝轮图》也在山水画中寄托着俗世风习和局部世俗生活的描绘。但市民绘画发展之路是极为曲折的。中国毕竟有太深厚久远的农村经验和广袤无垠的山山水水了。在取得社会文化主导力量时,文人墨客一方面反击华丽浮藻的宫廷贵族艺术,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压抑着爆发户式的商业文化,使绘画继续走着追求山水理想、平淡天真意境一途,元画中的世俗景象几乎全被山岚云烟遮掩了。

二、世俗绘画的萌芽

现实生活就是世俗的,即使在城镇产生以前的农业时代,造型艺术亦不乏世俗的内容。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战国《宴乐铜壶》,其纹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风俗画。

这件高40厘米的铜壶通身满布用铅类矿物错成的图象。壶身图象以五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第一层分为左右两组:左为竞射图象,上部有一建筑物。右边一组“采桑”图,其下有三人从事烹饪;第二层可分为左中右三组:右边一组为宴乐图象,有高楼一幢,楼上六人,前一人凭几而坐,身后一人执长柄扇侍立,另有侍者四人。楼下室内悬编钟一组四个,编磬一组五个,各有二人执桴击钟磬,四人吹笙伴奏,二人击鼓。图左有四人执矛作舞。左上方仍为竞射图,与第一层左部图象类似,竞射图下方为半圈形帐幕,正中一柱撑托帐顶,是专供野外弋射狩猎者更衣休憩用的帷帐。中间一组有短装射者四人,用绪墩(带绳的箭)仰射飞雁。左下方还有鱼鹰一只,追逐鱼儿五条。第三层为水陆攻战图象。右一组为攻防图,左一组为水陆交战图,这组水陆交战图,军阵严明,人物形态生动,可谓栩栩如生,形神兼备。

反映早期造型艺术世俗内容较多的还有石刻。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遗存数量较为丰富,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千姿百态,洛阳北魏时期的世俗石刻线画艺术,多见于此期墓葬中的石棺、石棺床、石室、石墓门、墓志上,其中著名的有宁惫石室(孝昌三年,现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孝子画像石棺(存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石棺床、石墓门(楣、框、扉)、石碑座。这些世俗石刻线画艺术内容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儒学传统题材。如孝子节烈故事“郭巨为母埋儿”、“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孝子闵子骞”。二是表现道家升仙思想和长生之术。三是受佛教影响表现“出世”的内容。四是属于现实生活题材的内容,表现了墓主生前生活及有关的故事,如宴饮图、庖厨图,出行图、铠马图等。②

《宴乐铜壶》各组造型的主题可归结为演武、攻战、宴乐、狩猎、采桑、捕鱼,完全是当时世俗生活的写照;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其画面有神话和现实的并存,有社会现象和自然景物的并存,有抽象的图案和具体生活的并存。虽然这些石刻的理想是“出世”的,但内容则世俗的,有着一种叙事的倾向和更多的世俗生活细节描绘。绘画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即使是在生产力及不发达,人们幻想着超自然的力量来克服现实问题的农耕时代,“及乐”世界的表现也不能“脱俗”。

三、明清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世俗绘画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商贸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由之路。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为明清城市经济的繁荣发达奠定了基础。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富饶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到了明代,新兴的棉作经济、桑蚕经济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栽培和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加工,商品化的生产结构,更进一步使江南吴地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苏州更成为江南地区的商贸中心,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商贸中心城市。乾隆二十四年(1759)苏州画家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就生动再现出了当时苏州城市的繁华情景,画中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就是金阊街区。据初步统计,该画面上的各色人物约有12000之众,运河上的货船、客船及竹木筏等约400只,街上林立的各类商店约有230多家,包括了50多个行业。③ 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活跃,带动城市的全面繁荣,文化也自然发达。江南地区文风蔚然,人文之盛居全国之冠。对于生活在吴越之地的文人来说,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创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远比福祸莫测的艰险仕途更能提供充裕的生活保障,众多文人因而绝意功名,潜心书画。那些屡试不中的士子,历经宦海沉浮的官员,在饱尝政治挫折之后,也纷纷加入此列,使文人画家队伍不断扩充。据清初徐沁《明画录》中记载,除宗室外有画家近800人,江苏、浙江两省合计约600人,大都集中在太湖沿岸地区,足见江南地区绘画的发达。

大批脱离官场的文人雅士闲居城镇,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把雅集宴飨、赋诗作画的文人情趣带入市井生活,也带动新兴的富商追随文人雅好,成为一时风尚。市民整体文化层次的提高使社会对文化的需求相应增加。富商巨贾们附庸风雅,需要书画装点门面,这就为书画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推动了绘画世俗化、商品化的趋势。④ 整个明代,无论是倾向于宫廷画风的戴进、吕纪、仇英,还是热衷于文人画风的唐寅、文征明,都不可避免地在新兴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中受到了市民风俗的感染。他们敷色稠艳,题材也不再是高渺的山水,而是更为人间的市民生活景象,他们重新从倪瓒式的荒冷的世界中走回到了喧闹的城市。此时的唐寅,就是时代画家的范例。唐寅《韩熙载夜宴图》的俗世性就十分明显,那些忙碌于现世享乐的歌伎、仕绅已不再是山水画中的文人心境,而是城市新兴中产市民的真实写照。

绘画成为商品势必需要顺应市场,而面向的买主多是附庸风雅、追求时尚之辈,未必具有很高雅的文化修养。他们虽然也效仿文人情趣,但并没有真正文人的心境,因此他们所喜爱的是具有文人画面貌而又要适合自己欣赏品味的绘画。这种需求成为影响绘画风格变化的客观因素,使得职业画家们创作了大量以商业为目的的作品。主观因素还在于职业文人画家自身的特性。文人闲置城镇以画谋生,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社会地位不高不低,既与官吏富商有交往同时又为他们服务,既能够享受较高层次的生活,但又不能摆脱城市平民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职业画家们关注的视点在于市民阶层,在作品中描绘世俗生活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到了在18世纪的清初,扬州成为城市风格绘画形成的典型代表城镇。在这里建立了18世纪中国市民艺术的大本营。扬州画派,一般俗称“扬州八怪”,他们来到这工商业繁荣的扬州,大半以卖画为生,也从不避讳“卖画”的事实,甚至以卖画尺幅若干金为荣。这些都已说明,从文人画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画家,已不再是以“清高”为美学的标榜,他们不附庸风雅,相反地却大胆地以“俗”入画,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平民化、生活化、世俗化倾向。在绘画题材上花鸟大多以梅兰竹菊、松石为主,人恻山水多以民间故事和世俗生活人画,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搜画水墨梅竹、人物山水,叶衍兰在《清代学者像传•金农》中评说“客维扬最久”,“年五十有三始学画,涉笔便古,脱尽画家之习。”虽笔墨高古,但出于卖画的需要,所画内容多表现世俗生活、人物等。⑤

一座工商业繁荣的城市,一旦提供了优良的物质文化条件,便构成了集中文化和艺术的能力,如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以雄厚的工商实力提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平台,吸引了众多的画家。同时为解决个人生存问题,文人画家职业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绘画成为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明清城市经济逐渐繁荣,富商巨贾的云集也助长了消费享乐之风的兴起,社会风气日渐趋向奢靡,居处于城市中的文人更难免受到商品社会中浓厚的世俗趣味的薰染,因此他们的绘画中带有几分世俗情调,不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讲,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总而言之,绘画的商品化导致了世俗化倾向的出现,反映在绘画作品中就是题材内容更加贴近生活,以迎合大众的欣赏品味。

画家与世俗结合的市民绘画,表现在色彩的重新出现或重视,表现在人物绘画的现实性格,表现在题材的日常生活世俗化,表现在画家与商业的结合,也表现在画家不避讳“卖画”这种事实。只要社会进步着,城市发展着,市场繁荣着,城市市民世俗生活就不会少。自然地,反映城市市民世俗生活题材的市民绘画就不会少,画家卖画的也就不会少。

① 孙爱军《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流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38页。

② 郭坷《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艺术散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85页。

③ 李华《从“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年第1期。

④ 聂卉《晚期吴门绘画的世俗倾向》,《美术研究》,1999年第3期,第63页。

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的兴起 篇6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的兴起，必然有一个长期的孕育、发展的过程，发展至宋代而逐渐成熟的城市文学，是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汉魏六朝的形成发展这样一个漫长的周期才逐渐形成的。汉代的赋体文学中，如枚乘《七发》中对音乐、美食、宴游城市生活的夸张描写，而直接对城市进行描写的辞赋则频繁见诸笔墨，如杨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乃至到了西晋左思还在创作关于都城的赋体文学《三都赋》。如班固的《西都赋》中的长安城：“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入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街道四通八达，大小城门无数，市场上、道路旁堆满了货物，街上人流如潮，一派兴盛繁荣的城市景观跃然在目。而张衡的《二京赋》笔下的东都洛阳更是一片繁荣发达的景象，那里物产丰富，宫阙巍峨，服饰华丽，极尽奢华。总体而言，两汉至魏晋六朝的赋体文学中的城市，主要是作为一种夸饰性的书写，其中的政治性气息较为浓厚，但是城市作为审美对象逐渐纳入作家的视域，并在唐宋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

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它的又一个盛世——唐朝。唐初的统治者鉴于隋朝的覆亡，调整统治策略，开言纳谏，政治清明，自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到玄宗时经济持续繁荣，形成开元盛世。唐朝不仅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西京长安，还有作为陪都的东都洛阳。唐高宗执政时曾七次巡幸洛阳，武则天当政时将洛阳改为神都，长期留驻洛阳，使得洛阳作为政治中心而更加繁荣。除此之外，唐代还有许多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这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数号称“扬一益二”的扬州和益都（今四川成都），此外南方的广州、杭州，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沙洲（今甘肃敦煌），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繁庶一时。因为城市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营商、游宦、求学、应举的人也多聚于城市，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对城市生活的书写也日益多了起来。

唐代的都城长安，曾在唐人的笔下是极其威严华美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初唐诗人王勃更是详细地描写了长安的生活情境：

……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

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

朱轮翠盖不胜春，叠榭层楹相对起。

复有青楼大道中，绣户文窗雕绮栊。……

旗亭、新市、朱轮翠盖、楼台轩榭、青楼、大道，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这也是人们向往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记录了一个故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入长安赶考，曾以诗干谒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后调侃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也即是说长安的物价太高，生活不易，尽管如此，当时人们还是希望生活在城市，期望获得更多更好的机遇（这一点与今天的“北漂”一族又何其相似），唐代僧人卿云写给友人沈彬《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中有诗云：“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从中可见唐代人们渴望寄寓长安等大城市的普遍心理。当然城市并不是永恒的住地，这里更多的是送往迎来的悲欢离合：“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落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诗人刘禹锡的这首诗写出了在长安城不断上演的欢聚和别离，离别的惆怅似乎又不同于对故乡的那种乡土的刻骨铭心的眷恋。

作为唐代最为繁华富庶的大都会当数扬州，诗人王建《夜看扬州市》曾经写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写出了扬州夜市的繁盛景况：千灯齐照，劈空而来的就是一片灯火辉煌的不夜城景观，酒店里红袖飘香，笙歌达旦，如若不是诗题的提示，我们仿佛看到的是“夜上海”的繁荣景象。富庶的成都也是当时文人墨客描写的重点，如中唐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百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诗歌写出了成都市郊的风景的秀美、商业的繁华。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四郡，因为特殊的地理環境，也如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贯串在中国西部，唐人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西凉伎》曾写道古凉州的繁荣：“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虽是一种追忆，但是凉州城往日的繁华毕竟令人回想无限。

然而无论是先秦汉魏还是唐代，对城市空间和生活的书写，其主导的思想意识还是士大夫精英式的，而非商业文化浸润下的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反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人将中国的中国市民文学史的上限定于北宋，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坊制和市制崩溃，代之而来的是瓦市的兴起，瓦市成为新兴市民社会的娱乐场所，由此也产生了表达市民思想的通俗文学（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由此而降，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的精神由精英而通俗化，文学形式上由诗赋转向词曲和小说等叙事文学，总体而言，宋代确实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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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宋代城市文学自然离不开宋词。词体文学是伴随着燕乐而来的、本就是一种侑酒佐欢的一种新体文学，歌儿舞女闻乐起舞，轻歌漫吟，“今人独重女音”（王灼《碧鸡漫志》），唱词的女性，其声、色无不给人一种想象和刺激，而词的这种香艳的传统正是从晚唐五代一脉相承的，这些从花间词人韦庄的作品中就可看出端倪：

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词是以回忆性的笔墨叙写少年轻狂时代的情事，一句“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写尽了城市商业刺激下的歌妓粉子的香艳，当年醉眼朦胧倚斜桥骄傲轻狂的少年公子也不可能是杜甫那般“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

进入宋代之后，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填词、唱词更加成为城市生活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出现了像柳永这样的落魄文人和大量的新声慢词，如其反映杭州城市生活的《望海潮》就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作极写钱塘的“繁华”，据说金主完颜亮读了柳永的这首词，因为艳羡江南形胜繁华，“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继宋词而起的是元代的散曲和杂剧，这些也都是在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势基础之上形成的，而元代繁荣的商业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大城市大都、汴梁、大同、扬州、泉州等，城市的繁荣正是诞生城市文学的温床，杂剧的商业演出目的必然要求有更多的人能够观看，繁荣的城市和稠密的人口自然是这种商业演出成功的保证。

明清以降，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正式达到了它的高潮，出现了像《金瓶梅》这样展现城市生活和市民意识的杰作。《金瓶梅》中虚构的空间——清河县，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富庶之地，而临清，则是航运时代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商旅往来，络绎不绝。《金瓶梅》中描写到的街道就有狮子街、紫石街、南街、东街等，仅狮子街灯市一景就足见其繁华：“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行业集中的街巷，如妓院集中地蝴蝶巷：“原来这条巷唤做蝴蝶巷，里边有十数家，都是开坊子吃衣饭的。”（五十回）所谓“开坊子”就是经营私娼的妓院。而西门庆家的各类生意铺面也是多得惊人，在其临死那一节交代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段子铺、绒线铺、绸绒铺、生药铺等。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有帮闲应伯爵、谢希大、祝日念等，媒婆薛嫂、文嫂，以及兼做保媒拉纤的王婆等，妓女李桂姐、郑爱月、吴迎儿等，还有太监、守备、皇亲等，《金瓶梅》中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也就是在这些街巷铺面中上演的。小说不仅详细地叙写了城市生活的情狀，而且还突出了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人们精神状态的变化，其中乐于为《金瓶梅》研究者引用的就是那句表现西门庆这种暴发户豪情的那句：“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市井社会对酒、色、财、气的艳羡和追求溢于言表。小说尽管一再强调酒、色、财、气为“四贪”，害人不浅，并以主要人物的不得好死来警示世人勿要如此，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羡慕的情感，而这也正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之下的城市生活给人带来的困惑和迷茫，作为物质化的城市，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诱惑和痛苦，小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种不断发展的新的生活空间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中，乡土文学尽管一直是一道显目的风景，但是中国城市文学的涓涓细流却也一直没有止息。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也许它的声音曾经是那么的微弱，甚至与现代意义的城市文学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对城市空间的叙写、对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精神探求，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其价值意义至今看来都是弥足珍贵的。用这么小的篇幅勾勒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肯定与其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但是如果能引起读者对古代城市文学存在的兴趣，也就达到了此文的目的。

作者简介：

祝东，博士，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的水环境分析及启示 篇7

中国历代古城都十分讲究对水体的亲近，多傍水而建，或依江河，或带湖海。水不仅解决了市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更有美化城市景观，增加意象效果等精神文化层次的作用。中国人爱水，更善于表现水，而水环境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它与人的和谐相处，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共存共亡。

1.1 城市起源与水的关系

水对人类文明的起源有着决定性的因素，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发源地，都是依江傍河而发展起来的。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如中国的黄河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等，并且还在两岸培育出大批的城市群，城市文明也较为发达之地。

论及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与水的关系，据考证:“城”实际上起源于古人防治洪水的活动。相传在尧、舜、禹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千方百计与洪水抗争，最初的办法就是用泥土石块在氏族成员居住地周围筑起一道道堤埂式的土围子，以拦阻洪水，这种用以防水的土围子就是“城”的雏形。

之后历朝历代的著名都城中，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群山环绕，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涧水蜿蜒其间。北宋汴京城地处河南省东部的黄、淮二水之间，为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等河道的交汇处。北京城附近有永定河、潮白河以及温榆河、高梁河等，隋朝南北大运河的永济渠北端起于邻近北京的涿郡，元代定都北京后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更可直达北京城中。

1.2 水环境对城市布局的影响

水体本身是城市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水体对城市的形态、结构、布局有重要影响。比如，水体往往是组团型城市的自然界线，水体直接影响城市的布局。拿江南水乡来说，城内都是河渠纵横、别具风貌。以水系而言，每个城由于水系形状的不同仍各具特色:苏州呈棋盘格子状;南通的护城河呈葫芦形等，城市形态各不相同。

1.3 水环境对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影响

水环境是城市产生、发展、演化的重要自然力，它影响着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其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3.1 增强城市稳定性

中国古代北方的许多城市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曾多次拆建，最终没落，如安阳城等。而城址较稳定的城市，多数具有稳定的水系，如水城苏州、绍兴已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成都自战国筑城，其历史也已有2300年，即使历经战乱，城市遭受多重破坏，只要水系骨架犹存，稍加修缮，城市又能逐渐恢复生机。可见，城市河流在增强城市稳定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3.2 促进工商业发展

城市河流使城市内外交通十分发达，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唐代扬州，因处于长江、大运河交叉转折点，商旅群集，十分繁华。宋东京的汴河沿岸，从城内到城外七八里，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市，最繁荣的相国寺市场就在汴河北岸。

同时，清洁的城市用源水，使许多手工业得到发展，例如，杭州因西湖水质甘美，宋代就成为全国酿酒业发达的城市之一;苏州等水乡城市发达的丝织、印染等手工业均与供水充足、便利有关。

1.3.3 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交通的便利、工商业的发达、市场的繁荣，使市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因地制宜地修建了众多风景园林，这些风景园林的修建使城市环境宜人，有效改善了人类居住环境，唐长安、汉洛阳、宋东京都是利用水系来美化城市环境的例子。有的城市还根据高密度低层建筑的特点，把水引入城中，沿水系布置滨水绿化带，如元大都，既有依水而建的皇家园林，也有供居民游憩的滨水林荫道等，使城市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

1.3.4 有利于城市安全防卫

中国历代城市之所以绝大多数坐落于江河湖泊之滨，除了考虑用水之便，江灌溉与舟楫之便外，作为防御屏障等也是重要的因素。如宋东京在筑城时考虑到地处平原，不利于安全防卫的问题，修筑三道护城河，以弥补城市自身防御上的缺陷。

2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城市水环境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古代农业的命脉。对水的依赖，使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水有特殊的偏爱，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古代人民如此重视城市水环境塑造的原因。

2.1 水有厚德载物之品格

中国人讲究知恩善报，推崇忠孝礼义，自然而然对于“水”厚德载物的品质倍感亲切和颂赞。歌颂“水”的例子很多，《管子》中提到:“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而水也许是最无私的。它永远扮演着“吐新纳旧”的角色，永远都愿意给人们是最好的一面，就算是被人类污染的，也依旧默默的流淌，继续承载生命的延续。

2.2 水有君子之品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将自然物赋予表现的特性，赋予道德审美的意义。水的透明让人想到圣洁;水的随物赋形让人联想其变通;水的平静让人体会其柔美;水的汹涌广阔让人惊叹它的威力;水滴石穿让人折服于它的坚韧。似乎水具有君子的德、仁、义、智、勇的所有品格，这也许也就是孔子为什么倡导的“智者乐水”的原因了。

2.3 水有财源之意象

水里有鱼虾之财，灌溉使土地生财，舟楫往来流通生财。水到之处，财源滚滚，所以在风水中将水比附为财。所以古人也常常通过某个城市和水的关系来判断这个城市的发展前景，所谓水多之地为富庶之乡也。

3 古代城市水环境建设的启示

从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史上就可以看到古代城市建设，非常注重对大环境条件的顺应、对小环境条件的组织与设计改造。适应人类不可能改变的大环境条件，如地质、风向条件等，通过城市选址来趋利避害，避免对人类有威胁的环境因素。而对小尺度上的环境条件，却在不违背生态循环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改造与利用，将自然要素纳入城市景观的再造，创造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这些思想与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也是非常值得现代城市建设借鉴的。

3.1 自然河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对城市自然河道生态保护和修复是水环境建设的的主要内容，包括:

1)尽量恢复城市河道的自然形状;

2)建设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水工建筑;

3)积极为水生生物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城市水环境生态修复的最终效果将是城市水安全功能的加强、水环境质量的改善、水生态功能的恢复、水景观功能的重塑。

3.2 重视城市水体的保护、开发、利用

《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中国历代古城，在城市水体的保护、开发、利用上，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汉魏洛阳城的环城水系和园林，唐长安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杭州、惠州之西湖，北京之三海及金水河，南京之秦淮河，苏州以及众多江南水乡城市的河道和园林等，都是古代城市水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市水环境以维护和美化城市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佳例。

3.3 水文化和水环境有机相融

良好的水边空间，常常成为人们集会、娱乐之处，创造出五彩缤纷的水文化。对水文化的保护也是水环境建设的一个亮点，河流流经不同的地域，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江南的“吴越文化”、广州的“岭南文化”等都是客观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优势，这些优势又与城市的繁荣相互辉映，是城市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在具体的城市河流景观建设中，如何展露这些地域特色，是城市水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现代城市河流景观建设中应该充分汲取古代的经验，更应与城市规划、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相协调。良好的水环境应充分体现地理特征，并尽可能地恢复河流的自然本色，挖掘城市与水有关的历史文化等内涵，让市民可以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熏陶。

3.4 打造特色滨水景观

水体是城市中的重要景观构成要素，因此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也少不了对水景的塑造，体现地方、地貌特色的水环境才更能引发使用者的共鸣。

首先要保证水系的贯通、循环，基本保证城市拥有完善、自然的河网水系;其次，减少人工硬化的河滨驳岸，恢复促进生态和谐的生态型驳岸，并通过植物的、生物的多样性来达到改善水质的效果;最后，可以把休闲、旅游、文化、商业等功能和开放的滨水景观相结合，使水环境真正“活”起来，创造更有价值的综合城市空间。

4 结语

古代城市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为基本原则，它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思想在具体实践中成功应用的典范。现代城市只有合理地规划和利用城市水环境，才能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从而促进人水关系的亲近与和谐。在今天的城市建设中，更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保护、吸取其积极的方面，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并提高城市的品味。

摘要：针对中国古代城市“水环境”这一元素的塑造和利用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并总结出了一些现代城市建设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从而确保现代城市规划合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关键词：古代城市,水环境,生态和谐

参考文献

[1]傅崇兰.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9-167.

[2]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60-278.

[3]鲍世行,顾孟潮.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龙彬.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山水特质及其营造方略[J].城市规划,2002(5):85-88.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吉祥文化 篇8

1寓意吉利、福寿、富贵的祈祥观念

1.1 古代城市的选址

风水是为找寻城市或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3]。

穴作为中国风水的吉祥居住地点要求:北高南低,北面要有大山挡护;东西两旁有两支山脉呈肩臂环抱之势;中间地形平坦开阔,左右有曲折的河流流过,并流向平原的前方形成“水口”作为进出的通道;在居所前方要有植物茂盛的山岭,前侧方两边也应有低矮的山丘作护卫。这种桃花源式的城市空间是在居住空间外部依靠天然的环境形成一道相对封闭的屏障。这种风水格局在古代时局动荡战乱频繁时期有一定的防御功能,也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安全的心理空间。

1.2 古代城市的布局

有城以来,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社会学的规划思想和以《管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功能性的规划思想。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极具影响的著作,提出了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如“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这些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

周代营国制所规定的“旁三门”、“九分其国”的城建理论,来自当时的井田制。周制一农夫授田一百亩,占地方百步,即周金文中之“田”字。另外,从“营城”到“置宅”,“风水”、“阴阳五行”等思想都指导着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界。

营国制度的另一特点是规定了城市的等级制。“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把城市建设规范为三个等级:王城标准级,诸侯城标准级,卿大夫邑城的标准级,王城用九、诸侯用七、卿大夫采邑用五。为何这些数字都采用阳数: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之源,乾卦为首,主张天尊地卑,男主女从,属于阳性文化。“九”在古代规划中被视为至尊的吉数。《周礼·考工记》云“方九里,旁三门,国中有九经九纬”,周代王城设九门、元明清三代的京城均为九门,还有北京故宫中的九龙椅、九龙壁、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五间的房间数字等。而“九”与“五”相配更显尊贵即“九五至尊”。故宫主殿——太和殿与十三陵前朝——棱恩殿均是面阔9间、进深5间。这种对吉祥数字的喜好,进一步深化了吉祥文化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则在中小型城市规划中发挥着明显的影响力。《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

《周易》中的吉“象”思想在许多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就体现了这些思想——使中国古代城市能够从方正、对称的城市布局中解放出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关系。有些城市会模仿有吉祥象征意义的动物形状,于希贤教授称之为风水学中的“仿生学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龟、龙、麟、凤被推崇为灵物,是风水学中以物取象的对象,而龟居四灵之首是财富的象征,并且龟的长寿人人皆知,可达三四百年[2]。所以古人总是将益寿延年与龟联系起来并加以崇拜,苏州、成都、昆明等皆有“龟城”之象。

纵观这两种规划理念无不受到《周易》思想的影响,从中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观物取象、象天法地和对“数”的追求。其中象天法地和对“数”的追求很好地体现在《周礼·考工记》,而观物取象则在《管子》中得到完整地演绎。在古代城市建筑群设计中,这种对“数”的追求和八卦的排列组合(象天法地)等吉祥文化尤为普遍,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特有的空间形式:通过建筑物间的规范化和对称式的空间组合,变化成不同的组合符号,但在建筑群体的组合无限地延展中,仍能找到其变化的规律,这也许是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相对来说缺乏个性的主要思想成因。

1.3 居住形式中的吉祥文化

1)《黄帝宅经》中说:

“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规模”。“阴阳”谓天地内开合,“人伦”辨长幼尊卑亲疏,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概括。四合院作为中国传统的居住模式,讲求中轴对称、阴阳协调,追求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其空间组合上采用以院落为中心的四面围合的封闭格局[2]。其中院落是一个开敞的内部空间,可形成内向型的小气候,较大自然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院落作为外部空间向内部空间的过渡空间,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人类直接去面对强大的自然。另外多进的庭院加强了封闭的层次,里坊又用围墙把许多庭院封闭起来。

可见,中国传统的居住模式实际上承担了一种类似保护神的角色,它的存在除增强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外,也给予了人类心理上又一层安全感,为人类的生存又加一层保障。正是中国古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吉祥文化的追求,才产生了这种四合院式的居住模式,而且这种居住模式是较为科学的,它注重构造封闭性的建筑室外空间,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使自然山川和建筑、绿化的景观互为衬托,构造出丰富的层次感。

2)多数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的矩形院落。

原因是首先古代大城市多为棋盘式格局:南北为街,东西为巷。街的主要功能为交通和贸易,而巷是串连住家的通道。因此宅院的大门开在南边最为合适。其次这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有关:如北京地区讲究的是“坎宅巽门”,“坎”为正北属水,正房建在水位上,可以避火灾;“巽”即东南属风,进出顺利,为图吉利开门于此。

1.4 古代园林布局手法与祈祥观念

1)水面布局。

水是园林造景的极好因素,它以含蓄的池面同其他园林要素产生协调的对比,又以生动的湖光、倒影使周围景色更加丰富。我国古建园林中水面以静为主,一般采用小则聚大则分的处理手法。大水面常会形成“湖中三岛”的布局,用象征性的手法模拟人间仙境,表现吉祥如意、长生不老。

2)花木栽植。

为满足人们心理、生理多方面的需求,在花木栽植时,不仅要着眼于其使用价值,也要注重其形态内涵。如紫薇象征高官厚禄;玉兰牡丹谐音玉堂富贵;石榴多子多福。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园,在植物配置构成佳景秀色的同时,也用植物点明意境。沿岸植柳,满山碧桃丛林,以此衬托“世外桃源”的意境;由树木、山石、清溪三者组成姿态各异的群狮集聚,引人遐想,意在体现“狮子林”之意。

3)景点题名。

在古建园林中,常常通过用一些含有祈祥的思维命名把理想、企求和园林结合在一起,以体现人们对幸福理想的追求。如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其中大报恩延寿寺作为主要建筑,是乾隆为庆贺母寿拆明代的圆静寺而重新建构的。颐和、清漪、延寿的题名都是吉祥、长寿的含义,充满了吉祥瑞气。

1.5 中国古代城市的吉祥色彩

古代建筑色彩是集权制度下人为规划的产物,按尊卑定等级,甚至在建筑油漆、屋瓦色彩上均有等级规定。中国五行、五色的宇宙论中,红色象征南方属火、黑色象征北方属水、青色象征东方属木、白色象征西方属金、黄色象征中心属土[3]。

2吉祥文化中避邪的观念

2.1 镇法——用宝塔、影壁、石敢当、“符”等强制改变场气

1)河流、道路反弓处或是丁字路口等都是凶位,古代民居为了优化地势就在不利的地段修建宝塔、放置石敢当等使风与水的力量运转流畅。

佛塔最初是印度佛教的宗教性建筑,为覆钵状的圆坟形,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传统建筑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它象征佛教圣地,被视为世界的轴心,所有的事物都围绕它运转。但随着佛教在中国影响的衰弱,宝塔渐渐从其轴心位置退却,丧失了先前被赋予的宗教功能,变成了神灵的守护者和地方性庆典的场所。现在看来,宝塔为了驱邪多被建造在醒目的地方,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融洽协调,丰富了景观环境;同样,现在在道路反弓处多修建小游园、竖立雕塑等,不但可以起到驱邪的作用,还能够美化环境。

2)影壁是中国古代院落大门内(大门前)的一种屏障。它除了显示住宅的主人地位以及装饰意义外,还有避邪的作用。

2.2 改法——更换表土或人工改造地形

中国风水学认为:宇宙的完美在于天、地、人的统一即“天人合一”。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以平衡和合为最高境界,“孤阴不长,独阳不生”,阴阳齐全且平衡为最佳状态。当地物凸缺一角而失去平衡时可进行补建,使其相应范围内的太极重新达到平衡,使当地居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这适用于面积不大的场地,否则工程造价昂贵。最常见的改法就是更换地形地貌、改变水流方向。

3结语

吉祥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的成果,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的特点,而现存的古建筑、古建筑群落以及古代城镇则是吉祥文化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可以考察出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开掘出民族文化的根源。尽管现代文明的今天,吉祥文化被视为迷信,但那只是对表面的认识,其实它内藏着极高的智慧,所以今天应该是反思、肯定中华祖先哲学思想的时候,以期应用于现代的城市规划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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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小波.中国古代风水模式的文化地理视野[J].人文地理,2001(6):64-68.

[3]尹弘基.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8):84-89.

[4]白晨曦.中轴溯往———从北京旧城中轴线看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J].北京规划建设,2002(3):22-26.

[5]亢亮,亢羽.风水与城市[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古代城市 篇9

1.1 研究背景

历史的闻喜是郭璞、裴秀、赵鼎的故乡, 而历朝又经李遵唐、言如泗等历任知县及翟凤翥为代表乡贤的苦心经营, 而形成了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典范。其“南有美阳, 北有晋原, 抱三嵏之秀, 扼横岭之奇。中条耸翠而蜿蜒, 涑水绕青而萦带”, 这些自然山水环境是影响古代闻喜城市营建的关键, 是中国古代城市紧密结合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独特的自然环境而营建的中国本土规划设计体系, 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城市营建经验和人居智慧。而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市建设受西方规划思想的冲击, 城市呈现千篇一律的面貌, 城市的地域性特色及居民归属感缺失。而闻喜县城的发展轨迹一般, 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下, 造成闻喜历史的城市营造格局在逐步消解。而当下在工强农富、生态宜居的新时代目标下, 在注重城市古代历史营建智慧的发展要求下, 在中央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 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要求下, 闻喜未来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如何的?而作为规划师又将把城市发展引向何处?所以, 本文以闻喜古代县城为研究对象, 对古城是如何与山水格局相结合的城市营建的方法与设计理论进行研究, 挖掘古代城市人居营建智慧, 为现今城市人居环境营造提供借鉴与指导原则。

1.2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人居环境科学为理论基础, 以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为研究方法, 对闻喜城市与山水格局演进历程及特征进行分析。首先, 从城市选址、轴线定位、城市朝向、风景建筑、标志建筑等城市空间格局构成要素与闻喜地方自然山水格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其次,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设计手法, 对自唐定城到建国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闻喜县城人居环境营造方法进行研究。最后, 从地形图和历史文献入手, 结合实地调研, 从多个角度对古代闻喜县城与山水格局相结合的规划设计方法进行研究, 并通过定量化的分析, 解答闻喜城市格局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与山水环境格局逐渐融合而发展的内在规律, 寻找闻喜城市是怎样创造了当时繁盛的人居环境聚落空间的规划设计方法。从而反思当今城市规划应该传承和延续的内容, 及城市建设中的不足, 建议当下城市在发展建设应延续每个城市的自然山水格局特质, 在新的城市建设中以自然为核心, 以保护山水、感知山水、怡情山水为目标, 从而更好的指导地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也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城市格局创造的参考与建议。

2闻喜县城与自然山水格局演进历程及特征

自然山水环境对闻喜古代城市的营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推动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古代闻喜能形成具有自然山水格局特质的城市, 这与地方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生态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本文首先对闻喜地方自然环境进行分析研究, 以探讨自然山水格局对闻喜古代城市营建的影响。同时, 再依据文献记载, 对闻喜自唐之后到建国之前的各个时期城市营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演进历程进行定性与定量的解析, 总结古代城市设计的营建经验, 为今后闻喜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以启示。

图2.1 闻喜明时期城市建设示意图 图片来源:自绘

图2.2 闻喜清时期城市建设示意图 图片来源:自绘

图2.3 闻喜民国县城图 图片来源:自绘 (摹自民国七年闻喜县城图)

2.1闻喜自然山水环境特征

闻喜县位于山西省南部, 运城市北端 (古河东郡) , 运城盆地与临汾盆地的交界处, 涑水河流域源头区域。其境内三面环山, 丘陵重围。其东南部有中条山, 东部有焦山, 东北部有紫金山, 西北部有稷王山。而县城东有凤凰塬, 涑水河以北有北塬, 中条山北麓有南塬。中部涑水河蜿蜒而过, 而古城南边鸣条岗将县城分为涑水川和美良川。在这样的山水环境中, 闻喜古人“寻天造设之巧”, 于涑水河畔, 邑少祖山天皇顶与“文峰”香山之间, 创建了闻喜古城。而香山与涑水河更是古人在城市营建时重点考虑的, 城市的楼阁、寺庙、书院等建设都是以此为依托进行建设的。闻喜城市的建设正是与这些山水形胜、文化环境相结合, 形成了八景环绕的大尺度城市格局, 即黉宫古柏, 董泽荷香, 涑水环清, 鹤楼晚照, 香山远眺, 杨园隐秀, 白土桃烟, 北原秋柿。总体而言, 闻喜的自然山水环境较好, 其涑水河谷盆地具有优势的农业发展条件, 水源充足、地形平坦, 是具有生态优势的区域, 因而也就成为了古代闻喜人居环境建设的集中区域, 这样的地貌特征也是影响闻喜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

2.2结合山水环境的城市营建历程

闻喜古为曲沃, 河东名县。西汉元鼎六年, 汉武帝刘彻外出巡幸河南缑氏, 经左邑之桐乡, 闻破南粤而喜, 因改桐乡为闻喜。唐初析西南置桐乡县, 即今闻喜县城地。其地有美良川, 有中条山, 有近川沙渠水, 有黍葭谷, 有涑渠, 有香山 (裴晋公还带处) , 有湖园 (董泽湖) 。所以, 至唐元和十年由刺史李宪将闻喜县城移治桐乡故城, 创建闻喜城。至此之后, 闻喜县城位置未改, 一直繁衍发展至今已有1200年了。而闻喜自唐定今城址之后的人居环境建设, 一方面是各时期的文人士大夫, 依据当时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求, 在城市建设上有所侧重的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时刻保持与自然的契合, 寻找最有益风脉的选址, 在大尺度的山水环境中, 把地方文化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由此, 经各时期的不断累积建设, 从而最终形成了闻喜成熟的、理想的人居城市空间形态。

2.2.1唐、宋、元时期闻喜县城的发展

唐朝是闻喜古代美好人居环境营建的开始, 这时期对于闻喜来说就是古城的选址, 而闻喜古人经过细致的勘察, 以天皇顶为邑少祖山, 以香山为邑文峰, 于峨嵋岭、中条山和涑水河之间, 于稷山东南亢爽之地建设城池。其地山清水秀, 既满足了水资源的需求, 又能寄情山水, 繁衍后代。

图3.1 闻喜县志地形大致图 图片来源:根据杨深秀、陈作哲:光绪六年版《闻喜县志》自绘

宋朝是闻喜开始发展的重要时刻。当时社会重文轻武, 形成一股兴学治教, 营建文庙的洪流。闻喜文庙便是在北宋咸平四年, 经县令慈卿重创建于古城内东北隅。同时, 为了保证闻喜人能够在此地繁衍生息, 古人根据闻喜的地势与山水环境, 在地方兴水利、创建祠堂、寺庙等城市建设, 由此便保证了以农立国、以人为本的古代城市物质和精神基础条件建设。

元朝是闻喜于县城中央营建县署, 从而形成了闻喜“县衙居中, 文庙、城隍庙分列左右”的礼制空间形态, 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 导致城市建设的缓慢发展。其中, 元大德七年八月六日, 洪洞、赵城地震, 涉及闻喜, 导致文庙、关帝庙、姜嫄庙等倾圮。元二十六年戊子六月, 遇水灾, 导致闻喜城驿宅、民舍俱受灾。所以, 元朝时期, 闻喜城处于救灾, 补修房屋庙寺的阶段。

2.2.2明朝闻喜县城的发展

明朝是闻喜加强闻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 其中包括修筑城楼、月城, 创建水西门、东西两关;兴修水利、桥梁等, 这些都反应了中国城市在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充实完善, 而明代就是城市复兴的重要节点。同时, 为了建设更好的人居环境, 闻喜古人还创修了很多祠堂、坊表及庙宇等工程建设。而位于闻喜城东南官庄岭的香山寺, 是明万历三十二年, 僧普雨满堂共建, 上有文昌阁、裴晋公祠、高塔三座为邑文峰, 是联系县城与周围山水关系的重要节点, 是闻喜县城南北轴线上的点睛建设。如图2.1

2.2.3清朝闻喜县城的发展

康乾时期, 闻喜城市到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乾隆二十年, 知县言如泗倡修城池, 砖砌城楼城门, 并各悬二扁, 东城楼匾曰“晋国旧都”、“环条带涑”;南曰“香山浮翠”、“涑水绕清”;西曰“紫金辉映”、“红鹤遥瞻”;水西门曰“西达秦关”、“地控平蒲”;北曰“凤原在望”、“峨眉拱秀”。这五城门十块匾, 反应了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的相结合, 呈现了地方的山水环境特色。建筑上也焕然一新, 县城于此蔚然可观。同时, 闻喜最具特色的红鹤楼、回澜塔、涑水书院就是在邑人翟凤翥的倡导下修建的, 形成了闻喜最具特色的“鹤楼晚照”之景。县城内除了有县署、考院、文庙、城隍庙等大型建筑外, 在神权统治的旧社会, 神庙、祠堂遍布县城内外。同时, 为了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 桥梁建设便是更不可缺少的, 况清朝时期闻喜经济贸易发达, 更是需要交通便利的支撑。所以, 南桥、东桥、西桥、广济桥等等桥梁的建设, 都是在有益风脉和城市发展的前提下, 进行选址建设的, 是尊重地方环境的一个体现。如图2.2

2.2.4民国时期闻喜县城的发展

清朝末年时期闻喜城市开始衰退, 到了民国时期, 更是战事频起, 民不聊生。这个时期所有的城市发展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包括生活方式、建筑风格、教育制度、民俗文化等都受到深远的影响。而对于闻喜, 由于战争的影响, 城市四处呈现萧条的景象。总之, 闻喜民国时期的城市发展相对以往已开始落后了。如图2.3

图3.2 闻喜城市轴线与山水结构图片来源:自绘

图3.3 标志建筑与香山的水平视角关系 图片来源:自绘

图3.4 标志建筑与香山的竖向视角关系 图片来源:自绘

3融于自然山水格局的闻喜古代城市空间营建经验总结

3.1城市选址与山水格局

闻喜城市的选址是于峨眉岭与鸣条岗的中间位置, 于涑水河源头第一曲处, 形成了古城与香山之间的对景关系, 这样的城市选址是自然环境与人工建设相融合的完美体现。所以, 山水格局是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根本, 是影响城市选址、城市整体朝向、城市轴线、城市布局、标志建筑等的本质因素。所以, 确定了城市的选址之后, 便初步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基本格局, 而后通过后世的不断营建, 各朝文人士大夫对重要山川格局的充分利用, 这样便形成了具有内涵和形态完整的人居环境空间。同时, 闻喜古代城市建设是以自然环境为根本, 依山水环境, 辨方位, 体国经野, 建城立业, 设官分职, 将闻喜城池与周围的村镇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方山水环境统一规划建设。不仅保证了区域层面上各村镇的安全, 建城濠、修水利等支撑体系的完善, 还以精神需求为依托, 教化优先, 修建寺庙、书院、文庙等保证了文化空间的营建。从而满足了城市“文武兼备”的基本要求和规模适度的人居环境空间, 形成了闻喜沿涑水河带状发展的趋势和与峨嵋岭、北塬、香山、中条山相统一的城市山水格局。如图3.1

3.2城市轴线与山水格局

从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 我们很容易看出古代人居聚落中轴线的营建。无论是大的宫殿、城池, 还是小的庙宇、住宅, 处处都有明确的轴线关系。其中, 在轴线的选择上主要以周围的山川为主要参照。所以, 闻喜城市的南北轴线就是以峨嵋岭、天皇顶、涑水河及香山、中条山等大尺度的山水环境为轴线要素, 确定古城的朝向与中统地位。同时, 再依据营造者直接的感知, 在山水环境中建构闻喜城的轴线。而闻喜的南北轴线就是以峨嵋岭山势较低处为起点, 经邑少祖山天皇顶, 再经古城、涑水河、香山, 最后到中条山脉中汤王山地势较低处, 这就形成了闻喜独特的南北轴线关系, 实现了城市与周围山水环境的均衡与互补关系, 也体现了闻喜城市与周围山水形胜、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规划建设思想和方法 (如图3.2) 。同时, “北原秋柿”、“白土桃烟”、“杨园隐秀”、“鹤楼晚照”、“涑水环清”与“香山远眺”这六景的点缀, 因而形成了闻喜壮观的南北大轴线的空间结构。

3.3标志建筑与山水格局

中国古代的标志建筑在选址上和空间布局上都经过了仔细的考量, 是与周围山水环境有着密切的呼应关系。如闻喜红鹤楼与回澜塔的建设, 就是于古城小西门外, 涑水河源头第一“S”形大回环形成的两个弯道处, 分别建造回澜塔和红鹤楼, 这两个标志被称为闻喜的“华表”, 起“镇水口”的作用;而闻喜的文峰香山上, 修建香山三塔, 这是标志建筑与自然的融合, 形成了闻喜古城与文峰的对景关系。且中国古代城市在营建时都存在着一定的定量化控制, 对于标志建筑、城市格局与周围的山水环境都有水平视角和竖向视角的控制, 这在闻喜古代的城市营建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中, 闻喜的标志建筑主要为城楼、尊经阁、文昌阁、飞云阁、钟楼、聚奎楼、回澜塔、红鹤楼等, 这些也都受到了历代官吏的重视, 都是经过精心的考察而选址和设计的。

1.标志建筑与香山的水平视角关系

现代视觉心理学认为, 人观察事物的水平视野范围是120°, 其中60°可以清楚的观察到事物, 更清楚的范围则为30°视野。而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掌握了这个规律, 所以,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等的建设和布局都受到这个规律的控制。其中, 闻喜的城市建设与周围的山水也存在这样的水平视觉关系 (如图3.3) 。从北城门向西南与东南方向观看视角为63°, 且东南侧直指香山顶, 从古城北门处与香山的夹角为28°, 形成了最佳的视角关系;而从香山看闻喜古城的夹角为16.5°, 看红鹤楼和古城的水平夹角为23°;而由古城轴线的南侧向城的西北与东北方向夹角为60°;红鹤楼看古城的夹角为69°;钟楼、回澜塔、红鹤楼呈等边直角90°关系。闻喜这些标志建筑的建设, 是不同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通过严格的视角控制和与自然山水格局之间的对景关系, 才形成了闻喜县城丰富的人文艺术空间。同时, 这也说明了闻喜的标志建筑之间和标志建筑与周围山水格局之间都是有呼应关系的, 且这些标志建筑都是经过缜密的考究进行选址和建设的, 是古人赋予了人文特征的风景意境建筑, 是物化的精神类空间。

2.标志建筑与香山的竖向视角关系

中国风水形势宗指出“百尺为形, 千尺为势”的视觉感知理论, 就体现了不同的视觉距离感知所呈现的不同视觉效果。而对于比较开阔的空间环境中, 仰角在3°左右是给人最舒服的空间感受。而香山作为闻喜的文峰是城市格局建设的重要参考对象, 古城的标志建筑都与其竖向视角呈3°左右的仰角对应关系。其中, 最近的红鹤楼与香山得仰角关系为2.6° (香山与红鹤楼之间的水平距离约为2950米, 香山的相对高程约为160米, 红鹤楼高为27米, 经计算可知其竖向视角为2.6°) , 最远的北门楼与香山得仰角关系为2.2°, 钟楼与香山仰角关系为2.4°等, 这些都说明了闻喜的城市标志建筑在选址上都与周围的山水在竖向视角上是有呼应和控制的, 这样不仅实现了最佳的构图效果, 也达到了最佳的视野观赏效果, 这是今天的城市标志建筑在设计上和选址上可以借鉴和值得学习的经验。如图3.4

3.4小结

以闻喜的山水格局为基础, 通过对闻喜古代县城的空间格局、城市选址、轴线定位、城市视角、标志建筑等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闻喜古代城市的营建是融于地方山水环境的典型代表, 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山水格局的设计方法中的原乡智慧, 其中蕴含了很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历史营建经验及山水城市格局营建方法, 为闻喜城市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建思路, 也为黄土高原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4传统设计方法的当代规划启示

对于今天的城市规划, 我们应该从地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特点出发进行建设。但中国传统城市的设计方法与理念和今天的城市有着巨大的不同, 所以古代营建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于今天的城市建设中。所以, 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 首先是要考虑现实的时情, 然后以历史研究的城市人居环境营造思想为根本, 将古代传统城市的营建方法应用到今天的城市建设, 找到城市新的契合点, 建设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居聚落, 这对于今天的城市的城市发展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闻喜今天的发展建设, 首先, 根据新的城市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向, 对传统城市山水格局的延续与创造, 将北面峨嵋岭, 南面鸣条岗、香山、南台纳入到城市建设当中, 并进行整体统筹调控, 从而形成闻喜新的城市山水格局。其次, 对影响古代闻喜县城发展建设和城市格局的人文轴带涑水河进行综合治理, 一方面将涑水河作为城市的生态廊道进行保护和利用, 另一方面则要避免对其过度开发, 避免大量商业引入的同时, 破坏其原有的人文轴带特性。最后, 对于闻喜城市未来的发展建设都应该以地方人居环境特色为基准, 发展地方文化, 实现人文空间格局的接续和生长。如由于闻喜城市规模的扩张, 人口的不断增长, 原有的城市轴线已经消解, 所以闻喜需要塑造新的城市格局, 即以龙海大道为城市人文轴线, 将北塬、香山、南台相结合, 形成“一轴三区, 三点环望”的城市格局, 把闻喜古代城市人文空间和未来城市发展的新人文空间相结合, 实现闻喜古今人文空间格局的接续。从古代闻喜县城这些融合于自然山水格局的营建智慧中, 可以为今天的闻喜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这是今天的城市规划建设都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5结语

本文以山西闻喜古代县城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对各时期的城市变迁与山水格局之间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 对闻喜古代城市建设进行系统的量化研究, 总结出中国传统城市融合自然的城市山水格局的营造方法, 解答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是如何将山、水、城、人完全融合在一起进行建设的。同时, 要挖掘古代城市营建经验, 总结其中的变迁机制和营造方法, 以古来启示今天, 为今天的城市建设铺一个好的基础及脉络, 这样既找出了适合闻喜今后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又改善今天闻喜城市的混乱局面, 同时能够建设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空间, 也为今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县城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这些都应成为今天城市规划者应当研究和解答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清]李遵唐:《闻喜县志》, 清乾隆三十年刊本.

[2][清]杨深秀.陈作哲:《闻喜县志斠》, 清光绪六年刊本.

[3][清]杨深秀.陈作哲:《闻喜县志续》, 清光绪六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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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M].2012.

[10]来加隆.结合山水环境的城市格局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古代延安城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古代城市 篇10

关键词：数字文化,规制,皇权,对称手法

1 引言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 数字文化发挥了它不可或缺的作用。数字可以是古代城市规划中记录各种规范的最准确方式, 可以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凸显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工具, 可以是表现人们传统自然观风水观的载体, 还可以是突出城市对称庄严布局的手法……数字文化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方向。

2 数字文化的解读

中国人对数字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对天地的探索过程。老子就曾用数字阐述世界的起源。《道德经》四十二章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一是指世界未成形之前的混沌状态。一生二是指混沌演化为天地或阴阳。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指天地阴阳融合产生万物。可见数字帮助中国人认识和探索世界。

数字是数量符号, 更是文化载体, 其体现古老中国的哲学理念和等级制度。在中国人的数字观中, 每个数字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解读, 奇数为阳, 偶数为阴。2代表阴阳, 3代表天地人合一, 5代表了金木水火土和阴阳五行, 9代表尊贵……千百年来, 中国孕育了内涵深厚的数字文化, 并把它运用于各种生产生活实践中。

3 数字文化在城市规划中的意义

3.1 确定城市的规制

《周礼·考工记》提出了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制度。其中记载:“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久轨, 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 市朝一夫。”其意思是, 建筑师建设城市, 城市每边长九里, 开三门, 城内南北向和东西向各九条街, 路的宽度为车轨的九倍, 可并排走三辆车。书中用数字明确规定了城市规划的原则。这种规划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城市形制较为规整, 并且体现了帝王的意志。

《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城市规划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汉长安城的修建就符合《周礼·考工记》的制度。明北京城也基本完全符合其规划布局的思想, 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3.2 体现皇权的尊贵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是自上而下的规划, 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图。统治阶级为了体现和巩固皇权的权威, 将有尊贵含义的数字体现在城市规划中。如唐长安有六街, 东汉都城洛阳的规模按文献中记载:“南北九里七十步, 东西六里十步, 成长方形”, 之所以采用九、六的数字, 是因为这些数字含有尊贵的意思。

在众多数字中, 中国的古老文化赋予了“九”特殊的内涵。他是基数中最大数, 也是阳数中的最大数, 象征着至高无上, 因此, “九”几乎成了一个天子的符号。九五之尊也成了皇帝的代名词。因此, 许多皇家建筑物涉及的参数都是九或九的倍数, 故宫内三大殿和颐和园排云殿高九尺九寸, 宫门上有横竖九排共八十一颗门钉, 房间有9999间, 均体现了极致的尊贵。

4 数字文化在城市规划布局中的运用

4.1 数字与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影响了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而数字则成为了其中一些抽象概念的载体被运用到城市的规划布局中。如皇城前面的四牌坊, 象征四季。

此外, 中国古代的阴阳、风水八卦等观念也需要数字的依托来起到影响城市布局的作用。古人对风水和等级制度极其重视, 以数字为工具进行建筑选址, 营造城市布局。尽管这种较为封建迷信的规划思想在如今看来缺乏科学依据, 但在当时确实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4.2 数字在对称等手法中的运用

周代开始一些大型建筑群的布局已经开始采用对称手法。汉长安城总体布局不甚规整, 但宫殿格局非常严整。曹魏邺城总体布局采用了中轴线加强对称形式, 而东魏、北齐邺南城运用完全对称的布局手法开创了中国都城整齐划一的新规制。

中轴线的运用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提倡的“居中不偏”, “不正不威”思想直接影响了城市规划布局的“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而数字的合理运用为建设严整方正的建筑群提供了保障。

隋唐长安城便是个典例。其严整的布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被运用到极致, 城门位置、道路格局、坊里划分均严格对称, 以衬托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 14条南北向大街组成方格网道路系统, 突出主要干道, 强化城市的对称形制。其城市布局充分渗透数字文化, 城市每边开三门, 每门三洞。而明德门是五门洞, 中间城门为帝王专用。“三”和“五”为基数, 含有尊贵之意, 显示皇权权威。另外, 元大都也延续了这套融入数字文化的规划手法, 以宫城为核心, 里外共有三套方城, 中轴线也更加对称突出。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数字语言表达, 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5 结语

数字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规划思想, 创造出了和谐的几何关系和对称均衡的秩序。数字文化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蕴含了涉及礼制、风水、自然、几何等多方面的内涵, 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规划手法的总结, 它值得我们不断推敲,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1]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