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精选十篇）
古代历史 篇1
古代中国历史在高考试题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涉及内容广, 取材广泛, 除正史外, 诗歌、小说、方志、考古文物等都成为命题的素材。近两年的高考试题尤其注重对思想、政治及经济史的考查。考查角度新颖, 通过材料的巧妙设置, 考查学生基本的史学素养及创造潜力。其意图一是通过高考引领中学的课程改革;二是为高校选拔具有创新潜质的合格新生。
为此, 对正在备考2016年高考的师生建议如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理解先秦尤其是西周制度的内涵、特点及影响;从隋唐制度成熟完善的角度理解制度创新的意义;从明清治理体系模式化、封闭化和极端化的角度反思其弊端;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儒学在封建时代所起的积极作用;把握唐宋经济繁荣与政治创新的关系等。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4 年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40 题) (25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清朝建都北京后, 原居住于白山黑水间的各民族人口大量内迁, 东北地区出现“沃野千里, 有土无人”的状况。清廷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 在此设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 实施军事化管辖, 设置关口, 长期禁止关内人口迁居, 往来须持有官方颁发的路票。“移民之居住有禁, 田地之垦辟有禁, 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 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从乾隆年间开始, 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者日盛。“每查办一次, 辄增出新来流民”, 他们“不但不肯回籍, 抑且呼朋引类, 日积日多”。清廷对东北地区时开时禁。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材料二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划定了清朝与俄国的东段边界。但直至19 世纪初, 黑龙江以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居民不足1 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随即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和吉林西北草原。新来移民与当地满、蒙古等族通婚、建庙、演戏、立会、设学堂、建市镇。仅十余年, 呼兰地区已是“三城相望, 粮产丰饶, 商贾因之麇 (群) 集, 流民居户不下十有余万”。1904 年, 清政府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1907年, 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1908 年, 仅奉天一省人口已达1100万人。1911年, 清政府制定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
——白寿彝《中国通史》
(1)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清朝东北地区移民过程的特点。 (12分)
(2)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简析移民东北的历史作用。 (13分)
【解析】第 (1) 问, 首先要提炼出两则材料的关键信息, 然后根据这些关键信息进行概括, 注意角度一定要全面。第 (2) 问, 结合所学知识, 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作答。政治方面要联系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抵御外来侵略, 经济方面要联系增加政府收入、促进当地开发以及缓解人口压力, 文化方面要联系移民对促进关内、关外文化技术交流的作用。
【参考答案】 (1) 清政府由禁止到时开时禁再到鼓励;由以自发移民为主到以政府主导为主;移民政策受外来侵略影响;移民主要来自邻近省份;移民禁而不止, 规模逐渐扩大;从非法移居到合法定居、生产。 (12分)
(2) 缓解关内人口压力;增加政府收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先进技术的传播;有助于抵御列强侵略;促进东北开发。 (13分)
变式练习 (25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 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这时的明朝, 威震海外, 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起来, 互市通商者, 络绎不绝。……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 经旧港, 其酋陈祖义, 甚豪横, 称霸海上, 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 被郑和缚回南京, 诏戮于都市, 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自宣德九年 (1434年) 归来后, 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 但规模之大, 历时之久, 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 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 比起永乐年间, 就十分稀落了。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航海期间, 郑和每到一地, 便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 厚赠遇到的君主, 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 或派遣使者访华, 让他们通过行叩头礼的方式认可自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 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 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典炫示中国的伟大外, 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 即“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外, 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领土或资源, 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 为中国的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1)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概括明朝远洋航行的特点。 (8分)
(2)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 简析明朝远洋航行的影响。 (17分)
【解析】第 (1) 问, 从材料中的关键词“朝贡”“德威“”天朝扬威”等可知, 明朝的远洋航行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又从材料信息“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和所学知识可知, 明朝的远洋航行由盛而衰。第 (2) 问, 可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络绎不绝“”除掉……障碍“”创造……条件”等, 再结合所学知识, 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去分析。
【参考答案】 (1) 宣扬国威, 恢复贡赐贸易;远洋航行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 (8分)
(2) 政治上, 扩大了明王朝的政治影响, 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往来;经济上,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思想文化上, 传播了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 促进了双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从而丰富了汉文化;对外关系上, 扫清了海上交通的障碍, 为商人创造了良好条件。 (12 分) 但是, 完全从政治上考虑、不计经济效益的远洋航行, 导致明王朝的财力衰竭, 航海由盛而衰。 (5分)
【阶段特征】
1.先秦时期 (远古—公元前221 年)
先秦时期特别是夏、商、周时期是国家产生和完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政治上: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连的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宗法制等成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造就了后世“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特色。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的遗存因素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历史。王位世袭制始于夏启, 西周臻于完善。分封制以宗法制为基础, 把国家管理与血缘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战国时期, 周王室衰微, 士大夫崛起, 争霸战争和各国变法打破了旧的权力秩序, 分封制逐渐崩溃。
经济上: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青铜时代和铁犁牛耕等阶段, 农业耕作方式不断改进并趋于成熟;土地制度从氏族公社公有到夏、商、西周时期的国有 (井田制) , 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土地私有, 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 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夏、商、西周时期由官府垄断, 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官营、民营、家庭三种经营形态, 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 技术不断进步。商业出现, 并逐渐从官府垄断走向民间经营。
思想文化上:春秋战国时期, 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主要的思想派别都已出现,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融合, 使各种思想丰富、充实起来, 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中国的浪漫主义 (楚辞) 和现实主义 (《诗经》) 文学传统开始形成。商朝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
2.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 年—公元220 年)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政治上:秦朝创立皇帝制、三公九卿制, 推广郡县制, 初步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察举制是汉朝主要的选官制度。
经济上: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秦朝统一度量衡、货币, 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以丝绸之路为主要路线的陆路贸易开始发展起来。
思想文化上:秦崇尚法家思想;西汉初年一度崇尚黄老思想,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汉赋是这个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形式。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医学、造纸术、地动仪是主要标志。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华文化开始传播到西方。
3.三国两晋南北朝 (公元220—589 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的时期。
政治上:南方士族地主占有特殊地位, 是南方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并建立政权, 民族融合加强;北魏孝文帝改革, 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 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九品中正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经济上:北方战乱, 生产遭到破坏, 但也有短暂恢复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使南方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南北朝出现灌钢法, 烧出白瓷。长期分裂、战乱导致商品经济水平较低。
文化上:反映民族融合的文化现象出现, 形成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形式, 如南方的田园诗, 北方的民歌。出现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书法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佛教盛行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4.隋唐时期 (公元581—907 年)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政治上:国家统一, 疆域辽阔, 社会安定, 政治清明, 典章制度完善。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朝代。它所开创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对唐朝产生了积极影响。唐朝以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 政治比较清明, 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后期由盛而衰, 藩镇割据, 政局混乱。
经济上:隋朝沿袭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开始实行租庸调制, 开凿大运河, 经济曾一度繁荣, 为唐朝封建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唐朝前期, 封建经济呈现全面繁荣的景象。唐朝后期, 安史之乱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 两税法也没能使经济复苏, 但两税法奠定了唐后期至明中叶中国赋税的基础。出现新的生产工具曲辕犁。手工业和商业繁荣。
思想文化上:隋唐时期的建筑、雕版印刷、天文、医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哲学、史学、宗教兴盛;文学、艺术全面繁荣。唐文化泽被深远, 促进了亚洲文明的发展, 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圈”。
民族关系上:隋朝的统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唐朝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各民族进一步融合, 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 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
对外关系上:唐朝时, 我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对外交通发达, 采取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 唐朝同亚洲、欧洲各国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5.宋元时期 (公元907—1368 年)
宋元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和科技文化继续发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的时期。
政治上:国家由分裂割据逐步走向统一。宋代集中军权、行政权、财政权和司法权等, 铲除了藩镇割据的基础, 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也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元朝实现了大统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元朝创立的行省制度, 对后世影响深远。
经济上: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 经济重心南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手工业生产技术和规模进一步发展, 商品经济活跃, 商业活动突破了“坊”“市”界限, 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收入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 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文化上:宋代哲学思想——理学有了较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高峰, 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宋朝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北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宋词、元曲相继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世俗性增强, 突出代表有宋词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6.明清时期 (公元1368—1840 年)
明清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
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明朝废除丞相, 颁布《大明律》、加强特务统治, 实行八股取士。清朝设置军机处标志着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并达到顶峰。大兴文字狱, 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摧残了人才,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经济上: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从明朝中后期起, 资本主义萌芽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并缓慢发展。农耕文明开始衰落, 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文化上:承古萌新。儒家思想活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 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传统科技仍走在世界前列, 但自然科学未得到发展, 中西方的差距拉大;文学艺术繁荣, 并深刻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衰落。
民族关系上:加强与少数民族关系与反对外来侵略相联系, 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 中外差距进一步拉大。西方殖民势力东来, 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 个小题, 每小题4分, 共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据传, 鲧治水采取筑高堤坝的方法, 希望能限制、压制和控制水的自然流动。鲧治水符合
A.法家理念 B.儒家理念
C.道家理念 D.墨家理念
2.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在第22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说: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是历史科学, 而中国的历史科学是从山东起始的。最能证明“中国的历史科学是从山东起始的”的是
A.孔子编纂《春秋》
B.左丘明著《左传》
C.《论语》问世
D.《孟子》问世
3.“市籍”, 是秦汉时为加强对商人的管理而实行的特殊户籍, 是用以征税并禁止其入仕做官的重要凭据, 它像标签一样贴在商人及其子弟的脸上。自刘禹锡《观市》之后, 有关“市籍”的文字记载逐渐从文献中消失, 这反映了
A.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B.商人纳税与士、农、工一样
C.商人入仕较为普遍
D.对商人的管理淡化
4.近代著名学者夏曾佑在叙述战国时期的变法时指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 必学说先开, 而政治乃从其后。春秋之季, 老子、孔子、墨子兴, 新理大明, 天下始晓然于旧俗之未善。”对这段材料的理解最准确、最完整的是
A.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应先引导人们转变观念
B.古今人群的进化, 必先出现进化之学
C. 老子、孔子、墨子的观点得到时人的认可
D.孤立顽固派、依靠改革派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5.著名史学家钱穆认为:在中国历史上, 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 即不能称之曰贵族政府, 亦不能称之曰军人政府或商人政府, 若必为特立一名称, 则应称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正式确立的标志是
A.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变法
B.汉朝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C.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D.隋唐实行科举制
6. 唐太宗曾对大臣说:“原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或有护己之短, 忌闻其失, 有是有非, 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 相惜颜面……难违一官之小情, 顿为万人之大弊, 此实亡国之政。”据此, 有关设立三省目的的表述最完整的是
A.相互监督, 巩固皇权专制
B.相互监督, 确保民主施政
C.相互监督、检讨政事, 防止专制
D.相互监督、检讨政事, 巩固皇权专制
7.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载: (宋朝) 从事于耕作之农民, 除一部分自耕农外, 不为私人地主之佃户, 即为官田之佃户。在此相对关系下, 土地之移转, 除一小部分之官田外 (官田:为封建国家或皇室所有并由政府征收地租的田地) , 其权不操于国家而操于私人, 今日为有田之自耕农, 明日即可变为佃耕之佃户。这主要反映了宋朝
A.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B.自耕农纷纷成为官府的佃户
C.自耕农成为地主或官田的佃户
D.“重农”但“不抑商”
8. 据《宋历科状元录》载: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进士第一人, 就有12人出身平民。南宋《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履都完整的570 名进士中, 若依其出身统计, 三代皆不仕者达307 人, 占总数的53.9%, 父亲一代有官者 (包括宗室) 129 人, 只占总数的22.6%, 且129人中, 绝大部分是选人和小使臣一类的初品官。这表明
A.宋代科举实现了平民化
B.宋朝科举严格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
C. 出身贵贱已不再是宋代科举录取的依据
D.宋代平民子弟比官宦子弟聪明
9. 在秦末和隋末农民大起义队伍中, 都混杂着不少贵族、官僚和地主的武装集团, 这一情况比其他时期都严重……统治理论上固然存在着某些欠缺, 观念上的阻力也无疑是这两个朝代努力转变体制的销蚀剂。对此解读最准确的是
A.秦、隋的暴政导致两个王朝迅速灭亡
B. 秦、隋农民起义得到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大力支持
C. 新体制得不到整个统治集体的认可是秦、隋速亡的重要因素
D.理论欠缺是导致秦、隋速亡的重要原因
10.史载:长工在明朝法律中被称为“雇工人”, 与雇主有主仆名分, 实际地位和奴婢差不多。……在清代, 长工中除了地位同于明代的“雇工人”以外, 还出现了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
A.明清时期“雇工人”的地位都非常低下
B.明朝法律为雇主服务
C.清朝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D. 封建社会末期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
11. 黄宗羲在《学校》中说:“必使治天下之具, 皆出于学校, 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 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所设想的“学校”, 其职责相当于西方的
A.议会 B.内阁
C.首相 D.法院
12. 史载:清末, (江南) 地主以较高的“佣资”促使雇工“昼夜轮更”地干活, 而不是用封建性的超经济的强制……为了让雇工更好地干活……必早与热酒饱其饮食, 然后责其工程, 彼既无辞谢我, 我亦有颜诘之。这从实质上反映了
A.雇工与雇主之间平等交易
B.江南雇工地位高
C.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村渗透
D.雇佣关系取代了传统生产方式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 个小题, 其中第13 小题27 分, 第14 小题25 分, 共52 分)
13. (27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 人民有这样的谣谚“:治河有上计, 防洪有绝策, 那就是斩了治河官吏的头颅, 让黄河自生自灭。”他又说“: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普遍的又有系统的贪污, 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二正德年间的王宏认为:“风俗莫善于俭约, 莫不善于奢侈, 居官者奢侈则必贪, 为士者奢侈则必淫……风俗之弊唯奢侈为甚。”……海瑞认为贪污腐化与民风刁顽是由于奢侈之风盛行, 而奢侈之风盛行又是由于“民之舍本趋末”, 因此禁止民间制造奢侈品, 认为百姓“一归本业, 必返真纯”。
——王春瑜《反贪史》
(1)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 为什么说腐败是导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 (8分)
(2) 根据材料二, 王宏、海瑞认为贪腐是如何产生的? (5 分) 他们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6分) 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 (8分)
14. (25 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下面是近人整理的历史上中国的人口数字, 按北方 (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五省) 及南方 (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七省) 划分、计算人口比例, 其变化如下。
从材料中提取两项信息, 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信息进行解读。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B 【解析】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熟悉诸子百家思想的内涵。法家专制武断, 儒家倡导规范, 道家讲究顺应自然, 墨家主张节俭。筑高堤坝, 希望以此限制、压制和控制水的自然流动, 是对水进行规范的行为, B项正确。
2.A 【解析】《论语》是记述孔子思想的著作, 《孟子》成书于战国, 都可排除。《春秋》和《左传》都涉及鲁国 (今山东) 历史, 但左丘明著《左传》主要是为孔子的《春秋》作注。A项正确。
3.A 【解析】从材料信息可知, “市籍”制度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 是商人地位卑贱的反映。刘禹锡《观市》之后, 有关“市籍”的记载在文献中逐渐消失, 这是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反映。A项正确。
4.A 【解析】“政治乃从其后”, 指政治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应先引导人们转变观念。B项违背材料本意, C项表达错误, D项脱离材料内容。
5.C 【解析】根据材料, “士人政府”即以读书人为主体组成的政府。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后, 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儒家教育体系, 儒家经典读得好的可以直接为官。先秦时期是贵族政府, 排除A项;刘邦是开国皇帝, 政府主要由军人组成, 排除B项;隋唐实行科举制, 是“士人政府”, 但不是“正式确立”, 不合题意。
6.D 【解析】“相防过误”强调监督;“护己之短, 忌闻其失”“苟避私隙, 相惜颜面”反映出不仅要监督, 还要敢于检讨和批评, 即检讨政事, 最终目的是巩固皇权专制。A项不完整, B项不准确, C项后半句错。
7.A 【解析】材料的重心在后半部分, 因为宋朝土地“其权不操于国家而操于私人”, 所以出现“今日为有田之自耕农, 明日即可变为佃耕之佃户”, 即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A项正确。
8.C 【解析】北宋十三榜进士平民占12人, 南宋570 名进士中, 三代皆不仕者达307人, 占总数的53.9%, 表明宋代的科举录取与出身贵贱无关。A项不准确, B项缺乏材料依托, D项错误。
9.C 【解析】材料信息“混杂着不少贵族、官僚和地主的武装集团”, 说明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一股反对新政权的力量;又从“观念上的阻力也无疑是这两个朝代努力转变体制的销蚀剂”可知, 新体制不被认可导致新体制转变失败, 进而导致秦、隋灭亡, C项正确。A项材料没有反映, B项有拔高之嫌, D项理解有误。
10.D 【解析】根据材料信息“出现了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可知, 这些雇工是相对自由的, 与主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D项正确。
11.A 【解析】从材料中“治天下之具”可知, 黄宗羲所述学校不仅是教育机关, 而且是一种政权机关;又从“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公其是非于学校”可知, 其权力之大超过天子, A项正确。
12.C 【解析】从材料信息可知, 地主不是采取封建性的超经济的强制措施获得利益, 而是用较高的“佣资”雇佣工人干活, 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村渗透。A、B两项都是现象, 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3. (27 分) (1) 政治腐败虽然是社会现象, 但它造成的后果却是官员堕落, 荒废乃至败坏政务, 使国家设置的防灾、救灾制度、措施付诸东流, 无异于制造灾害。 (8分)
(2) 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奢侈之风盛行, 导致官员贪腐。 (5分)
方案:提倡节俭, 压制商业, 重视农业。 (6分)
看待: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 由此出现日益严重的贪污腐化之风, 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时代脉搏, 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贪污行贿并非商品经济独有的现象, 为了避免产生贪贿而主张重本抑末、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 是因噎废食的愚蠢主张;且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是不可阻止的。 (8分)
14. (25 分) 信息1:从公元12 年到公元1079年, 北方人口比例逐渐降低, 南方人口比例逐渐升高。 (8分)
解读:这段时间是王莽新朝至北宋。 (2分) 北方多战乱, 南方相对安定,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不断被开发,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土壤肥沃、气候适宜, 因此人口不断增多, 并超过北方。 (15分)
信息2:1290年北方人口锐减, 降到11.2%。 (8分)
古代希腊历史教案 篇2
古代希腊、罗马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被称为“海洋文明”。在学习本专题内容前，可以引导学生先回顾初中的相关知识，或者让学生去收集一些自己了解的有关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相互交流，以激发其探究这一专题的兴趣。
古代希腊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制是古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发展史的光辉起点，是古代世界留给后人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本专题分三节内容详细介绍了这一政治文化遗产：教材第一节主要介绍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地理条件、希腊城邦特点和希腊公民的素质表现;第二节主要介绍希腊民主最为完备的城邦――雅典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表现和评价;第三节主要介绍罗马法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内容及作用影响。学习本单元，要求准确掌握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重点探究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的基本特征、实质和历史作用。
第三节 罗马人的法律
教案
课标要求：
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识记的基础知识有罗马法、《十二铜表法》、公民法、万民法、自然法;通过对上述知识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罗马法的发展过程，认识罗马法的演变是古罗马历史变迁的反映，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统一性;理解罗马法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学会分析罗马法对于维系罗马帝国的作用;从中西历史发展的两个方面比较罗马法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对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采用资料研读与问题探究法;对罗马法的内容采用情境再现与历史对比法;对罗马法的作用和影响通过查阅资料、问题探究与历史比较。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罗马法是通行于整个古代罗马世界的法律，对于维系和稳定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罗马法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维护罗马帝国统治而存在;认识罗马法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认识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和《继承法》也受到罗马法的影响，深入了解罗马法的历史沿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终肯定法制在现实社会中是一种最合理的国家治理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
教学课时：1、5课时
重点难点：
重点：罗马法的主要内容。
难点：罗马法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教学建议：
(1)、制作，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收集资料(网络、图书馆等)、讨论、编排课本剧、师生互动与问题探究法、启发式教学法等形式。
(2)、设问：如果某个古希腊公民与他人发生债务或财产纠纷，那么他将向什么机构提出诉讼请求?这种方式的效率如何?如果古罗马公民遇到同样事情将会采取何种方式?解决起来效率怎样呢?由此导入新课。
(3)、教师通过大量丰富的图片，向学生展示古罗马恢弘的历史，并解释罗马法的含 元前6世纪塞尔维乌斯改革至公元7世纪中叶古罗马奴隶制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全部法律制度)。
(4)、教师利用多媒体演示有关罗马法的资料：
①、引导学生梳理罗马法演进的线索(城邦时代――习惯法→罗马共和国――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公民法→罗马帝国――形成体系的万民法、《民法大全》)。
②、引导学生详细了解“十二铜表法” 、公民法、万民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作用。
③、在上述基础上使学生认识到：罗马法的演变是古罗马历史变迁的反映，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它是通行于整个古代罗马世界的法律，对于维系和稳定庞大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重要的作用。罗马法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维护罗马帝国统治而存在。
(5)、课前引导学生研读罗马法的主要内容，模拟罗马法庭开庭的情景
编排课本剧，深入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构成、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保护的对象以及遵循的原则。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 篇3
笔录/陈丹青
整理/本刊编辑部
中国古代历史，一上来就是文学，已经写得极其完美。我想钻空子，没法钻，写得太好。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
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
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
古代历史学家文章写得之好，功力奇妙！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莫不如此。
老子精练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孔子调皮、滑头，话从不说死。
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这是文学遗产（狭义），是文化遗产（广义）。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近代没有了，断了汉文化的血脉。
一个巨大的断层。几乎没有一个当代文学家中能够看到这些古代的影响，好像现代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的子孙，大悲哀。国穷民穷，或可转富，精神文化一失，再也回不来。
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绘画也一样，可以直追秦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是佳法，是任其自然，不可自觉继承。一自觉，就模仿、搬弄，反而败坏家风。近代人笔下没有古人光彩，最最自然地浸淫其中，自然有成。道理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继承也无为继承。
中国最古的古书，不是《左传》，也不是《国语》或《战国策》，乃是《尚书》。《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编著者着眼于“渊源”，而忘了编的是“文学史”。《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烦琐，总之不是文学。如果你们以后碰到学问家，谈及《尚书》，你们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好了，说“因为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时，把《尚书》排除在外，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尚书》。”
所以，今天不谈《尚书》。《尚书》之后，还有一部史书：《春秋》。作者不一定是孔子。《春秋》，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补充一下，其文笔简练到极点。例：
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鲁隐公元年）
史实呢，是郑国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谋反，兄打败了弟——《春秋》作者认为郑国之君没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责任，所以故意点名他不配做哥哥，降称之为郑伯。而共叔段呢，要抢王位，有亏弟弟敬事兄长的本分，故不配称弟，只叫他段。两者之斗争，情况类如两个国君交战，故名为克——这样，讥笑了哥哥，责备了弟弟，而且批评他们自己的家事弄到像两国交战。这种高度的简括，态度、立场、观点的毫不假借，就叫作“春秋笔法”。
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我还是肯定《春秋》的文学价值。《左传》《公羊传》等，都以《春秋》为师。所以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却属文学的源流。
左丘明著《左传》。盲者，生平不可考。从前的人真是大派，不写回忆录。这是大自然的作风。只留作品，不留作者。他是第一个以文学水平写史书的人。
《国语》作者谁？也不可考。有说仍是左丘明写，有说《左传》以年代先后分，《国语》以国家分代，故不是左丘明所写。我以为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一变，以国分代，有可能是他写的。
《战国策》上继春秋，下至楚汉，记当时谋士的策略和言论，资料丰富，文笔大刀阔斧，有莎士比亚之风。作者不可考，一说为多人所作。可能。
《公羊传》《榖梁传》。战国四君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各人有三千食客，真是豪华世纪。西方没有这样的派头养食客。
可考的作者，司马迁。他是“以不死殉道”的伟大先驱。他为李陵说项，遭宫刑，成《史记》。他是真的强者。
大家恐怕有个错觉，以为当时的史家执有褒贬生杀之权，名高位尊——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古时候的史官，地位极低，与算命、相士、戏子、歌伎同等级，不赐爵、不封功。中国专制帝王向来蔑视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少数几位最高的知识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
孔子自封圣人，似乎早就知道后世会给他塑像，屈原也明白但丁可以和他排排坐。司马迁《史记》自序，直截了当“表态”——我真为他捏一把汗——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简直大声疾呼，可爱透顶，难得难得！这等气派才叫是真正的“难得糊涂”啊！我推想，司马迁是《史记》全部定稿才写下这篇中气十足的序言。
中国文化是阴性的，以阴柔达到阳刚——西方是直截了当的阳刚（耶和华、丘比特、宙斯，是西方至高的神，中国人的始祖和保护神，则是女娲、王母娘娘、妈祖、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看看，司马迁是古人中最阳刚的，给中国文化史扬眉吐气。
◎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
这里不妨稍许谈谈中国历代大人物的自我期许，自我评价——现代话叫做“自我推销”，古话叫作“言志”——统体看，我以为魏晋人士言志最好，好在狂而得体，本身确有那点分量，不肉麻，而能诗意洋溢。
陶渊明，平淡到不在乎说。他非常明白他的诗同代没有读者，倒也心地放宽了。
回头看孔丘。孔丘多重人格，表面一套，心里一套，标榜“君子泰而不骄”，却又熬不住，说出来：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明明指说周文王以后就是他孔丘了。
孟子更是摆明了直讲：“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再来看看后世文学家如何一个个夸海口。
南朝谢灵运：“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一斗。”
李白：“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欧阳修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可是从儒家到文学家，再到宋代的理学家，越来越不像话了。
陆象山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事。”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
◎《史记》之伟大
再看司马迁那篇序，我奇怪的是，当时竟没人指责他狂妄。一部《史记》，总算落落大方，丈夫气概。我从小熟读司马迁，读到最近，起了怪想法：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但是再想想，不开心了，因为不可能——中国文化五千年、三千年，论面积和体量，不好和西方比。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
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
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忠、孝、仁、义、信，则规定人际关系。伦理学在中国，就是人际关系学，纯粹着眼功利。
尼采怀疑此前的所有哲学，后世哲学家无人不在尼采的光照中。中国可悲，出不了尼采，也接受不了尼采。以司马迁的人格、才华，最有条件接受尼采，但他不会抛开儒家。
或曰，时代相距太远，司马迁不可与尼采并论。是的。可是司马迁读过老子，为何不认同、不发挥？如果他能抛开孔丘，足可接受老庄——老庄和尼采通。
魏晋高士倒是和尼采通，因为魏晋人通老庄，行为风格易与西方近代精神通。再一例：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
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
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司马迁的最高价值是安邦治国，他们不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不是大事。
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对此视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非自宇宙观开始、以宇宙观结束的大人物，我还没见过。否则，都是小人物。
读《史记》，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古时候不写商人，不写流氓，司马迁才气大，胆魄大，皆入文章，写得出了神，忘了儒家的训诫。以下是我以为司马迁最精彩的篇章：《项羽本纪》《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李将军传》。
非洲古代文明历史的探讨 篇4
一非洲古代文明历史的谬论
当前, 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对非洲古代的文明历史仍持有一种极端的偏见或谬论, 特别是西方一些人持有“种族优越论”的偏见来看待非洲古代的文明历史。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到:“非洲是一个仍处于幼年时代的地方, 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 看不见自觉的历史的光明。”他们认为古代非洲的文明历史是由外来民族 (特别是西方人) 所创造的, 典型的是“含米特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非洲文明属于外来文明, 即是含米特 (或闪米特) 人所创造的, 而含米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 (或称白种人、高加索人种) , 这种理论实质上是为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提供了合法依据。这种以欧洲人的文明标准来衡量非洲乃至其他文明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
然而, 历史已经证明了非洲古代的文明历史是非洲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的。有人认为从野蛮进入文明需具备三大要素:金属冶炼、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 而非洲都具备这三要素。经过大量的考古论证和运用当代先进的技术验证, 使非洲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真正的先进文明是在各种文明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而非洲的黑人文明并不是与世隔绝的, 非洲古代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非洲大陆在与各种文明的互动交流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历史。
二非洲古代的文明历史
非洲按照地域划分, 可分为东非、西非、中非、北非、南非五大地区, 现简单介绍非洲古代时期各地区曾出现的辉煌的文明历史。
1. 东非古代的文明历史
东非, 即非洲大陆东部地区, 其范围是北起厄立特里亚, 南迄鲁伍马河, 东临印度洋, 西至坦噶尼喀湖。东非古代文明中最有名的是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文化是东非海岸地区的象征符号, 是在众多民族、语言、城镇和国家共存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文化, 并在1100~1500年间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城邦国家。作为亚洲特别是西亚地区早期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东非海岸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移民融合而成为亚非文化的交汇点, 受到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明。历史上的东非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东非桑给巴尔岛曾出土大量的中国明朝时期的瓷器, 证明了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曾多次与东非地区开展了贸易往来, 同时这也是古代时期中国与非洲有着友好往来的历史证据。在中国明朝之后, 每次出现叛乱时, 中国人便将主要的商业活动转移到东非桑给巴尔及其附近岛屿。
2. 西非古代的文明历史
西非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最辉煌的要数西非三大帝国, 即加纳帝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加纳帝国的历史可以从公元前700年算起, 加纳帝国盛产黄金, 因此有着“黄金之国”“黄金海岸”的美誉。在加纳帝国全盛时期, 其领土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廷巴克图 (马里的一大城市) 以西的湖泊和撒哈拉以南的产金区。加纳帝国实行集权制, 国王王权涉及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加纳帝国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控制贸易商道并收取关税, 特别是控制北部撒哈拉商道进行的食盐贸易, 从中收取高额的税收,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该地盛产的黄金。加纳帝国在10~11世纪时势力达到顶峰, 并在11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由于加纳帝国松散的结构和缺乏一个内聚力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以及阿尔摩拉维德人的进攻, 最终导致加纳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1 2 4 0年, 马里国王松迪亚塔吞并了加纳, 建立了马里帝国。松迪亚塔的伟大功绩之一是统一了西苏丹, 并且竭力发展农业, 将棉花种植和棉纺技术介绍到马里。征战胜利后, 他还召开了制宪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标志马里帝国的诞生。马里帝国盛产黄金, 当时的黄金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马里帝国中较为有名的是马里国王曼萨·穆萨 (1307~1332) , 1324年他到圣城麦加朝觐, 带了500名奴隶、100驮黄金, 一路上奢侈挥霍和慷慨施舍, 到了开罗后, 直接导致开罗持续20年的黄金贬值, 从此马里帝国名扬海外。1357年马里帝国的一个城邦加奥脱离马里, 宣布独立。
1493年, 桑海帝国 (加奥帝国) 的国王阿斯基亚占领了廷巴克图, 正式建立了桑海帝国。阿斯基亚统治时期改组了帝国会议, 确立了官阶和礼仪制度。他在位时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1327年建造了桑科雷大学, 这是世界上古老的大学之一, 位于今天马里的廷巴克图。1895年在西非尼日尔河流域考察的法国海军殖民考察队队长乌尔斯特, 在参观桑海帝国首府加奥遗址后感慨道:“在当时, 桑海帝国不仅是非洲最强大的国家, 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 在阿斯基亚去世后, 由于疆域的扩大、权力的冲突和财富积累的矛盾引发了内部斗争和地区冲突, 1591年桑海帝国衰亡。
此外, 西非地区还曾出现其他的古代王国, 如伊费王国、贝宁王国、奥约王国、达荷美王国等, 而诺克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是了解这些王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诺克文化是非洲古代铁器时代的一种文化, 存在于公元前500~200年间的尼日利亚贝努埃高原, 而伊费王国是诺克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伊费王国大约建立于11世纪, 贝宁王国大约起源于12世纪, 当时的贝宁王国被卷入奴隶贸易之后, 受到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威胁。奥约王国发源于伊费地区, 16世纪末开始扩张, 征服了许多周围的王国。奥约帝国在欧洲人侵入和卷入奴隶贸易的影响下开始逐渐衰落。达荷美王国作为奴隶贸易中兴起的国家, 地处今天贝宁共和国南部, 其特色是宫廷内有一支女人组成的禁卫军, 用来保卫国王的安全, 然而欧洲人的到来使西非地区的地缘政治增加了变数。欧洲殖民者为了商业利益和殖民统治, 进行了罪恶的奴隶贸易, 加剧了西非古代王国的不断衰落。
3. 中非古代的文明历史
中非地区的古代文明主要表现在加涅姆—博尔努王国和刚果王国的文明历史上。中非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西非文明逐渐东移的结果, 从加纳到马里, 再到桑海, 再从桑海到加涅姆—博尔努和豪萨城邦。其中加涅姆—博尔努王国的塞福瓦王朝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刚果王国最早建立于公元9世纪, 其前身为位于刚果河以北的温古酋邦。刚果王国中较为出名的是刚果国王姆本巴·恩津加, 后来皈依了天主教, 历史上又称其为“阿丰索一世”。1482年, 葡萄牙国王派出使者与刚果王国进行多方面交流, 两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在1665年葡萄牙第一次强制入侵刚果后, 两国的关系开始不断恶化。最终, 葡萄牙征服了刚果王国, 并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而刚果王国也逐渐地衰落下去。
4. 北非古代的文明历史
在北非古代的文明历史中最为有名的是埃及文明, 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文明, 即努比亚文明和阿克苏姆文明。努比亚文明主要发源于尼罗河的上游地区, 它与下游的古代埃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努比亚分为上努比亚和下努比亚, 两者主要根据尼罗河上的6个瀑布而划分, 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界定了下努比亚的范围。早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 古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就进行了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但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国时期, 努比亚人曾与埃及人多次交战, 两者之间互相侵略和掠夺。新王国时期 (前1580~前1050) , 埃及第十八王朝创始人雅赫摩斯一世对努比亚进行了占领, 到拉美西斯一世时期, 努比亚已经在埃及的牢牢控制之下。
在努比亚文明中最突出的就是库施王国的发展历史, 其间最为辉煌的是公元前715~前656年库施国王佩耶对古埃及的征服, 并建立了古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即库施王朝。国王佩耶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刻在“胜利之碑”上, 以示库施王国的辉煌历史。在公元前7世纪, 北非沿海地区强大的亚述王国打败库施王国并夺回埃及, 使库施王国被迫南迁。当时库施王国的第一个首都是纳帕塔, 公元前591年被迫迁到尼罗河的第五、六瀑布之间的麦罗埃城, 并创造了麦罗埃文明。公元350年, 库施王国被邻国的阿克苏姆王国所灭, 1911年麦罗埃地区因发现了大量的铁矿渣, 而被称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
阿克苏姆文明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在公元350年左右一举攻下了麦罗埃城, 他以“众王之王”的身份在麦罗埃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阿克苏姆的农业、商业贸易在当时有着相当高的水平。阿克苏姆王国的海上贸易较为繁荣, 阿杜里斯是红海的著名港口, 也是阿克苏姆王国的重要出海口岸, 主要出口象牙、犀牛角、龟甲等, 繁荣的经济使阿克苏姆王国成为当时世界贸易中的一流贸易大国。阿克苏姆王国因控制红海贸易而发达强盛, 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从地中海途径红海到印度的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逐渐被阿拉伯帝国拥有, 从而导致了阿克苏姆王国从7世纪开始衰落。
5. 南非古代的文明历史
南非古代的文明历史主要体现为大津巴布韦的文明史, 其中较有名的是姆塔帕帝国的兴衰史。大津巴布韦文明兴起于非洲南部的高原地区, 13世纪是其发展繁荣期, 但从15世纪起开始逐渐衰落。北部的姆塔帕帝国存在时间最长, 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大津巴布韦盛产黄金, 这里的黄金主要经由索法拉地区向外输出至东非地区, 间接地推动了东非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南非的马庞古布韦地区曾发现了两小块南宋时期 (1127~1279) 的瓷器碎片, 这也说明古代的中国海上贸易可能延伸到了南非地区。然而, 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大津巴布韦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 1506年葡萄牙人抵达南非的索法拉地区后, 开始对当地的王国进行侵略和征服, 开启了西方殖民者对南非的殖民统治。
三结语
当前, 有关非洲古代时期的文明历史已得到了证明:非洲的文明历史是非洲人用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的。这既证明了非洲有自己的文明历史, 也证明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非洲没有其文明历史或其文明历史是欧洲文明传播创造的错误性, 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重新认识和了解非洲古老文明的一扇窗户。尽管非洲近代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以及非洲的古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但是非洲古代时期曾经辉煌的文明史是西方殖民者所磨灭不了的。
世界各地区的文明都经历了沧桑巨变, 真正经久不衰的文明并不是故步自封、顽固不化的, 只有各种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互相借鉴和互相包容, 才能永久地立足于世界文明之中, 而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全盘否定。一些西方学者或专家对非洲古老的文
明所持有的极端偏见态度, 全盘否定了非洲人自己创造出的文明历史, 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而他们用欧洲人的文明标准来衡量非洲文明的行为也是荒谬的。总之, 非洲有其辉煌的文明历史, 它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自己文明历史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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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鸿武、暴明莹.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西里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古代历史故事 篇5
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脱下帽子直嚷头痒，让内侍赶紧把专门给他梳头的女官叫来。女官在给仁宗梳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他怀里有文书，就问是什么事。仁宗答说：“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谏官认为是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宫里裁减嫔妃侍从的人数。”女官听了以后很不屑地说：“那些宰相和御史，家里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员，只要官职稍一如意，也会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数，皇上身边不过就几个人，他们就大喊阴气太盛，要求裁减，难道只许他们自己逍遥快活?”女官问：“这个建议必须执行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哪能不执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时为仁宗宠爱，认为再怎么裁减也轮不到自己，于是赌气说：“如果一定要执行的话，就请皇上先把奴家给裁掉。”仁宗当即就传下命令，让梳头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尽快携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
宋仁宗刚刚上台，就体味到了当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但采皇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尹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客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出。
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王家与赵家是“世交”，于是，仁宗就向王素拉起了关系：“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仁宗无奈，只得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探寻古代中国商会的历史轨迹（上） 篇6
在国退民进的唐朝，商人可以享受免税、自由贸易、利息自由浮动等各种经商的优惠待遇，这在当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可谓独一无二。结果，中国工商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空前的大发展，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
唐朝初年，两个来自巴比伦地区的商业民族进入了唐朝境内，他们的商会可能启发了唐太宗创建中国商会。
（一）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便见雏形
中国人自古善于经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虞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故事。看来虞舜不仅是位农夫，更积极参与工商业，甚至还是一位建筑商或开发商，以出色的建筑质量和雄厚的财力赢得了帝尧的青睐，被后者选为女婿和接班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官商勾结之始。
进入夏商时期以后，中国的商品交换变得日益频繁。在二里头、三星堆、盘龙城、殷墟等遗址里，都可以看到来自东亚各地，甚至远至中亚和南亚的文物，它们显然不都是战利品，而主要是贸易交换所得。由于铜矿与锡矿分布相去甚远，以铜锡合金为主的夏商青铜器本身，即是这种大规模商贸活动的见证。据古籍和甲骨文记载，商族的祖先王亥就善于经商，并在一次买卖牲畜的商业旅行中因故丧命，牲畜也被抢走。王亥之子上甲微替父报仇，使商国成为一方霸主，上甲微也被后人尊为殷商先公之首。
周灭商以后，在打击商朝的享乐之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伤及了工商业，导致西周青铜器的品质较商朝青铜器有了明显的退步。但是在另一方面，西周却大开外贸之门，从《穆天子传》等古籍、和田玉等出土文物来看，当时西周与中亚（包括今新疆、青海地区）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贸易，这是西周经济较商朝进步的地方。古希腊神话中东方的“金羊毛”故事似乎告诉我们，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便有了雏形。
西周的灭亡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动荡，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得以扩大。公元前6世纪的德国墓葬中出土过中国丝绸，证明西北草原上的丝绸之路在春秋初年就已经开通。春秋时期出现了首批姓名见于史册的职业商人，如齐国人管仲、郑国人弦高、卫国人子贡、楚国人范蠡、鲁国人猗顿等，他们普遍与政界有联系，甚至频繁地在官员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转化。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人口增长，工商业规模扩大，青铜货币的普及更标志着物物交换被货币经济所取代，商人的规模呈进一步增长之势，地处中原、交通便捷的周、郑及三晋的经商之风尤盛，涌现出白圭、郭纵、吕不韦等大商人。可是，最终结束诸侯割据局面的，却是商业原本并不算发达的秦国。
（二）
秦朝是中国商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朝代，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最支持民营企业的皇帝
自司马迁起，史学家一般都把秦国的崛起归功于商鞅变法，只有少数几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二大罪》文中，苏东坡指出：“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苏东坡的意见虽看似偏颇，却有一定道理。对比商鞅的《商君书》和此后秦国的法令制度，可知商鞅的许多主张并未被秦国当局采纳，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在《商君书》中，商鞅表现出对商业的高度敌意，并提出了许多对商业的限制措施，例如：“使商无得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商贾少，则上不费粟……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金一两死于境外。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照商鞅的这些主张，秦国应该严格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取缔国内所有的私营旅馆，大幅提高营业税，增加商人的徭役义务，禁止金属货币流通，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秦国境内的商人数目。可以说，商鞅是中国商人最凶恶的敌人。幸好，由于商鞅谋反被杀，他的这些反动、落后的经济主张全都被秦国当局陆续废除了。
商鞅死后两年，即公元前336年，处死商鞅的秦惠文王废止了商鞅的金属货币禁令，颁行一种圆形方孔铜钱，这就是后来誉满天下的“秦半两”。秦半两的形制较东方各国的铜币先进，可能是受了同期波斯帝国圆形金属货币的影响。由于使用便捷，秦半两立即得到各国商人的欢迎，先于秦国军队横扫六国——用过一次秦半两以后，哪里还会有人乐意再去用布币和刀币呢？《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多处提及秦王可以支付“万金”来开展情报战和外交活动，财力为东方各国所不及，这是商鞅做梦也想不到的。公元前247年嬴政登上秦国王位以后，更选择了与商鞅全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华的伟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从上古到西汉的三十多位大商人，其中，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5人均为秦始皇时期的富商，前2人为西部少数民族，后3人为东方战俘，出身都很低微。他们创业成功以后，秦始皇不仅没有限制其经营，加重其赋税徭役，反而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还赐予贵族身份（“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亲自接见，还为其建造纪念碑：（“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有些秦代富商从事盐业、冶铁业、酿酒等当时的高利润行业，有些还“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这在后世很容易触犯死罪，但秦始皇都加以宽容，可见他的经济政策与提倡政府垄断的管仲、商鞅等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秦始皇对小商贩的政策仍较为严厉，不时大规模征发他们参军和服徭役。两相对比可知，秦始皇实际上是在鼓励和督促中国企业家尽快做大做强，这很可能是受了他的丞相、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之影响。
可以说，秦朝是中国商人社会地位最高的朝代，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最支持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皇帝。在秦始皇登基之前，秦国与东方六国搏战了几百年，没有灭掉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而秦始皇不仅一鼓作气灭掉了全部东方六国，而且南并百越，北逐匈奴，东灭朝鲜，西破羌氐，把中国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这绝不是因为秦始皇及其将领的军事才华远远高于此前的历代秦国君臣，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突然变得极为软弱，最强大的齐国甚至完全没有抵抗秦军就投降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的扩张政策有别于以往的历代秦王：秦始皇通过大力扶持工商业，为东方六国军民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秦国梦”——发财快，来秦国；保值增值，来秦国；有了秦半两，万事不用愁！
不妨设想，如果秦始皇的寿命再长一些，如果秦朝能持续上百年，秦始皇及其子孙可能成为中国的汉谟拉比，将中国建设成巴比伦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秦始皇死后秦朝的迅速崩溃，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重农抑商的歧途。
（三）
“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而终结
汉高祖刘邦本人不喜欢商人，也不懂经济，汉朝初期的重大经济政策都由他的妻子吕后和丞相萧何制定。秦朝灭亡后全国币值混乱，吕后主持了币制改革会议，并亲自参与设计新型货币，这就是此后沿用千年的五铢钱。吕后执政期间，中国工商业有了较大的恢复，《货殖列传》中的曹邴氏、刀间、师史、宣曲任氏等多位大商人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推翻吕后政权的汉文帝集团自知缺乏吕后、萧何那样的经济水准，秉承“无为而治”的思想，继续沿用吕后的经济政策，终于形成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事实上，西汉初期的盛世是从吕后时期开始的。
“文景之治”时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而终结。汉武帝登基时，继承的国家远比秦始皇登基时的秦国强盛，而汉武帝发动的战争规模并不比秦始皇发动的战争更大，兴建的公共工程规模更是远远逊色于秦始皇。可是，秦始皇驾崩时，秦朝的府库还相当充足，而汉武帝才打了不到20年的仗，已经把汉帝国弄到了民穷财尽的财政悬崖边，可见西汉财政经济有不如秦朝之处。
面对经济危机，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商业，但他并不沿用秦始皇鼓励私营经济的办法，而是选择了更为古老的管仲路线。公元前117年，他委派盐商东郭咸阳和铁商孔仅推行管仲的盐铁官营政策，以期尽可能快地增加国库收入。后因发生腐败，东郭咸阳和孔仅被免职，取代他们的桑弘羊成功地完成了汉武帝给予的使命，顶住多方压力，将盐铁官营制度化。据胡三省的统计，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的一半收入都来自盐业专营，再加上冶铁专营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创收就占了西汉国库收入的一大半。
即便如此，汉武帝的国库仍然不足以支付对匈奴作战和治理黄河水灾的巨大开销，于是桑弘羊又陆续推出了均输（政府统一采购物资）、平准（抑制物价）、酒榷（酒业政府专营）和算缗（征收资产所有税）四大财政措施。结果，国库收入确实有了进一步增长，但汉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丧失了西域和戈壁的大片领土，连名将李广利和李陵都全军覆没了。究其原因，桑弘羊的这些财税改革摧毁了秦始皇、吕后、汉文帝等古代统治者苦心培植起来的民间企业，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国进民退”。
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朝百姓此后普遍不再储蓄和投资，而是选择快速消费，富人和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业大幅萎缩，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只是让卫青、桑弘羊等一小撮人迅速富了起来。由于民众认识到汉朝政府已不再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普遍不再乐于为汉武帝卖命打仗和服徭役，甚至大批投奔匈奴等国，以避免破产、饿死的凄惨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士气低落的汉军不可能打什么胜仗。
虽然出身商人，但桑弘羊提出的政策全都是对民营企业家极为不利的。在《盐铁论》中，他亲口承认，自己的这些政策是为了“建本抑末”，也就是促进农业发展，压制工商业发展。但桑弘羊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过度压制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使农业也发展不好。桑弘羊掌权时期，天灾频繁发生，中国饿殍遍野，无论在长城以北还是长江以南，无数田地都被农民抛弃。在晚年的《轮台罪己诏》中，汉武帝宣布放弃在西域屯田的政策同时，也等于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汉武帝死后，桑弘羊这位中国商人的死敌也很快被批斗和满门抄斩，他的一些经济限制政策被放宽，中国经济于是有所恢复，史称“昭宣之治”。
但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对国库收入的迫切需求，桑弘羊的大部分政策依然在继续执行，自汉武帝起，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出现过资金雄厚的大商人。王莽称帝以后，更是把汉武帝的“外儒内法”做到了极致，在礼法上向周朝看齐，在经济政策上却向汉武帝看齐，推出“五均六筦”法令，对六种经济事业实施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其内容与桑弘羊的财税改革如出一辙，加上多次混乱的货币改革，再次掀起了中国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破产大潮，百姓因没有积蓄而无力抵御饥荒。结果，这场改革因全国民众的普遍抵制和造反戛然而止。最终，王莽本人在宫中被一名叫“杜吴”的商人砍掉了脑袋。
杜吴杀掉了王莽，却无法夺取中国政权，也就谈不上领导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皇位最终落到了以刘秀兄弟为首的地主阶级手中。刘秀吸取王莽的教训，不仅恢复了吕后设计的五铢钱，而且逐步废除了均输法和中央政府盐铁专营政策，使得中国工商业在东汉初年快速恢复。但是，东汉朝廷并没有放弃盐铁专营，而只是把专营权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结果造成了豪强地主坐大。整个东汉时期，中国只有大地主，而无大商人。
（四）
由于北魏统治者优待商人，洛阳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
汉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魏晋南北朝乱世。随着中央政府失势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桑弘羊的财税改革法令逐渐被全部废除，中国商人终于迎来了秦朝之后的又一个春天。
南北朝时期，中国工商业迅猛发展，《宋书·谢瞻、孔琳之列传》为之感叹“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公元493年，北魏迁都到曾经被董卓、刘曜等军阀多次破坏的古都洛阳，很快使其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景象，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大市”方圆八里，分为十大商业区，“市东南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由于北魏统治者优待商人，洛阳出现了一些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疋。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显而易见，刘宝拥有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企业，而是一个贸易网遍及全国各地的跨行业商贸企业集团，洛阳为集团总部所在地，在北魏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此前的中国企业多为个体经营性质，同它们相比，刘宝商贸集团的出现显然标志着一个跨时代的进步。尽管南北朝商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却无法、也不曾尝试过控制军队和政权。相反，他们变成了“官员自动取悦机”，权臣的豪宅前“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和士开传》）究其原因，不仅是商人需要得到官员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商人们担心商人职业的未来没有保障，普遍渴望当官，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的卖官鬻爵之风又给他们当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北齐，由于财政困难，“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北齐书·后主纪》）在南北朝，新兴的商人集团与成熟的世族地主集团紧密联系，侯家驹在其《中国经济史》中认为，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中国商人把主要社交精力用于取悦官员，而非商人间的相互交往，导致中国古代虽然多次出现商业繁荣的局面，却迟迟未能出现商会。
魏晋南北朝商人竭尽所能取悦官员，同时倾家荡产地争取获得一官半职，是由于他们经常受到官员的残酷盘剥，而又没有抵抗这种盘剥的能力。《晋书·石崇传》记载，西晋首富石崇就以组织黑社会抢劫过往商人发家，《南齐书·王琨传》还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尽管经商环境比汉朝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当官依然比经商更容易发财，难怪商人们对当官趋之若鹜。在卖官鬻爵盛行的魏晋南北朝，越来越多的官职被商人获得，许多商人不学无术，在当官期间表现得既贪婪腐败，又缺乏行政能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弹。
为了控制商人的政治力量，隋朝废除了已被证明无法克服卖官鬻爵痼疾的九品中正制，创造了科举制度，只有经过考试合格的人才能被批准当官。
（五）
唐高祖和唐太宗把整个大唐帝国，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区
唐朝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科举制度，而且规定商人只能穿黑色衣服，还不许骑马。但与此同时，唐高祖和唐太宗一反桑弘羊的“国进民退”经济政策，废除了所有工商税，并将盐业、采矿业和酿酒业等自古以来常被政府专营的商业领域全部开放给民营资本。也就是说，唐高祖和唐太宗把整个大唐帝国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区。结果，中国工商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空前的大发展，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
很多史书都认为，唐太宗最大的贡献是消灭了东西突厥汗国，从而大幅扩张了中国版图。奇怪的是，唐太宗年轻时，唐朝曾经长期向突厥汗国称臣，以求获得后者的军事支持以摧毁隋朝及其他反唐势力。唐太宗登基后不到一个月，百万突厥大军便打到长安近郊，迫使唐太宗接受城下之盟。但在此后的三年内，唐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东西突厥汗国都发生内乱，唐太宗乘机派军队北伐东突厥，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经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便消灭了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和西域各国随之向唐朝称臣纳贡，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帝国崛起的速度之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显而易见，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吞并东突厥汗国，主要原因不是唐军突然变得多么骁勇善战，而是突厥人普遍不抵抗。突厥人之所以不抵抗唐军的进攻，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唐朝政府比突厥汗国政府更能保障国民的利益，在先进的“大唐自由贸易区”，自己的发展前景要比留在落后的突厥汗国好得多，这就是兵法中最高妙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秦始皇当年也是依赖类似战略统一东方六国的。
管理国家和练兵打仗都是十分昂贵的，唐朝政府免除了所有工商税，并废止了各种国有企业垄断，那么政府收入又从何而来呢？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妙计：他的政府向全国富商摊派高利贷，年利率高达100%，称为“公廨钱”，所得利息用于政府支出。为了鼓励商人接受这种名为国库券，实为高利贷的公廨钱，唐太宗在全国设立了7000个基层闲职岗位，用于奖励缴纳公廨钱一年以上的富商。由于是基层闲职，商人占据这些岗位不会对政府运转造成什么危害，而又可以满足商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要求，获得官职以后，商人们就可以穿彩色衣服骑马了。唐太宗发明的“公廨钱”制度，导致唐朝成为高利贷盛行的时代，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放眼全世界，这是自巴比伦覆亡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金融盛世。
在国退民进的唐朝，商人可以享受免税、自由贸易、利息自由浮动等各种经商的优惠待遇，这在当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可谓独一无二。于是，全球资本疯狂地涌入这个商业天堂，中国经济规模迅速远远甩开世界其他国家，至开元时期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唐朝首都长安成为全球最大城市和最主要的商贸金融中心，城内设有东市、西市两大市场（中国人称商品为“东西”就由长安的东西二市而来）。洛阳、扬州等城市也与长安相似，都设有严格规范的市场。为了保证市场的长期繁荣，销售的商品必须经政府部门质量审核，如发现假冒伪劣商品，相关责任人要打60大板，同时商铺租金受到严格限制，唐玄宗亲自规定，每间门脸的月租金不得超过500文铜钱，“一铺养三代”的寓公在唐朝根本不存在。
按照唐太宗的精心设计，为方便购物，长安东市的同行业店铺都集中于同一区域，称为“行”。为了便于政府管理，所有同行业店铺都需要加入一家叫“行会”的组织，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会。唐代行会设有“行头”一名，负责代表行会与政府交涉，组织行会成员开展宗教和社会活动，等于商会主席。此外，由于“大唐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性，各国商人云集于长安等中国主要城市，他们语言风俗不同，因此翻译和经纪人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唐朝的翻译和经纪人通常由同一人担任，其职业被称为“牙人”，负责说合交易并提供担保，赚取中介费。因为牙人必须掌握多门语言，所以这一职业多由少数民族担任。唐朝最著名的二位牙人，便是“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的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位商人在飞黄腾达之后，破天荒地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安史之乱”。
（六）
尽管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安史之乱“仍然改变了中国
“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它结束了古代中国，而开启了中世纪的篇章，远非普通的兵变可比。以往的学者多从民族或宗教角度解释安史之乱的起因，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唐朝前期的开放、宽松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工商业前所未有地繁荣，中国资产阶级的实力前所未有地壮大，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便成为其自然而然的诉求。
作为中国第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安史军队自范阳（今北京）南下后，只重视攻略大城市，而漠视广大乡村，最终被唐朝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击败。放眼世界史，特别是欧洲近代历史可知，重视大城市而忽视乡村是资产阶级军队的通病，因为对商人来说，大城市远比乡村重要得多。
尽管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安史之乱仍然彻底改变了中国。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消息……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简单地讲，自安史之乱以后，
中国古代的中等城市范阳（北京）便跃升为一线城市，辽、金、元、明、清五朝接连以北京为首都，而且国力日渐强大；古都长安（西安）则下降为二三线城市，任何人力都无法挽回。由此看来，安禄山和史思明实为北京之父。
随着安史之乱的失败，中国回到了农业社会，唐朝中后期政府不可避免地转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中国民间企业受到日渐严厉的管控，“行会”这一中国最古老的商会也烟消云散。但在进入中世纪之前，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古代商会出自唐太宗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那么其灵感来源是哪里呢？
原来，在唐朝初年，两个来自巴比伦地区的商业民族进入了唐朝境内，他们的商会可能启发了唐太宗创建中国商会。这两个唐朝来华的商业民族，就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古代风能利用的历史考述 篇7
一、风力作为原动力推进航船
1.风帆的发明。人类对自然界风力的利用,最早的要数用风帆推动船只航行了。在中国,很早以前就有有关船帆的记载。相传夏禹受到一种叫鲎鱼的启发而发明了船帆。鲎鱼是一种形状奇特的甲壳鱼,身体宽扁,长有七八尺高的背鳍。当风吹来时,鲎鱼就会将鳍高高挺起,借助风力前进;无风的时候,鳍自动收拢起来。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字中就已经有了帆的象形文字,战国时期铜鉴的船纹上也有风帆。木板船加装风帆以后,不仅大大推进了船的前进速度,且可以因风致远,船的航行范围得以扩大。这是人类对风力资源具有创造性的开发。
2.风帆的演变。早期的船帆是固定在船上,不能通过转动来调整角度,只能利用顺风。这时的帆是软帆,如布帆、蒲草帆,没有横向的帆竹支撑,只能在正顺风时用人字桅悬挂,不能斜移,也不能转动。在东汉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可以转动的风帆,风帆的结构已相当完备,驭风技术逐步走向成熟。汉代刘熙所著《释名》中就有这样的解释:“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东汉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载:“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牅形。长丈余,织以为帆。”汉代除软帆外,又出现了硬帆。它是用与帆横面等长的竹竿支撑在帆的一面,或是交错穿插在帆的两面上,支撑帆面,使之平整,悬挂在单独的桅杆上,可以围绕杆来转动,形成平衡纵帆。这样能更有效地利用风力。船帆经历了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借以达到对风力最大限度的利用。
人们在航行的实践中逐步发现,即使不顺风,只要风帆与风向形成一定的角度,风帆还是能受到推船前进的风力,于是又开发出转动帆,在逆风的情况下,船也能前进。船工有“船驶八面风” 的说法,即帆船可以利用各种风向来驭风航行。无论风向如何,船工们都会随风向的变化,把帆面调整到最好的位置,斜移帆面以迎风,以利于船的航行。《南州异物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1]。
由此可见,汉代海船的风帆使用已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在航行时可随风向的顺逆不同,采取不同的帆位布置,标志着中国木帆船逆风航行技术的成熟。
古代帆船以桅的数量代表船的性能,桅高桅多,即帆高帆多, 驶风性能好,动力大,船速快。到唐宋时期,航海木帆船为了提高航速,大都采用多桅多帆,方便利用多面来风。帆大多是密杆硬篷的长方形平衡纵帆。元代在宋代造船技术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出现了四桅四帆的远洋海船,在南洋、印度洋一带居于海船舶首位,载重量约在300吨上下。它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宝船奠定了基础。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郑和先后七下西洋,纵横于南洋与印度洋上,所用最大的宝船有九桅十二帆。明嘉靖时期,由于倭寇侵扰,实行海禁,不准建造两桅以上船只下海,到清顺治再颁禁海令,商贾船只许用双桅。
可以这样说,直到以蒸汽机为动力、螺旋桨为推进器的轮船出现,大型多桅帆船一直是欧洲商船和战船的主要船型。在蒸汽机为动力、螺旋桨为推进器的轮船出现之前,风力一直作为船舶航行时的主要动力,在人类的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风能作为回转运动动力带动机械
1.风车。古代人类利用风能的另一项成果就是风车。在中国辽阳出土的东汉墓壁画上,已有许多风车图形。至少在公元前后,中国便有了风车。12世纪以后,风车在欧洲迅速发展,利用风能磨面、提水、供暖、制冷、航运、发电等。
中国人制造的风车可分为水平轴风车和垂直轴风车。水平轴风车,是利用风力带动风轮,通过水平的回转运动传递能量。这种风车在元明时期已有大量的相关记载。元人记载了以风力推动磨盘来磨面之事,元初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冲风磨归麦,悬碓杵新梗。”[2]说明借助风力的风磨距今有700年的历史。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水利”:“扬郡以风帆数扇, 俟风转车,风息则止。此车为救潦,欲去泽水。”[3]5此为用风车来抽水。明方以智《物理小识》:“用风帆六幅,车水灌田,淮扬海堧皆为之。”[4]217此为用风车灌溉。明童冀《水车行》中有对利用风力转动水车的记载:“零陵水车风作轮,缘江夜响盘空云。轮盘团团径三丈,水声却在风轮上。”[5]由此可见,在明代的沿海和沿江地区,风力提水已被普遍使用。
垂直轴风车,又叫立帆式风车,由船帆演变而来。它是将同样大小的八个船帆,各装在一个竖直的杆上,每面帆的正中上端则由绳系之。它不受风向变化的影响,风轮总是向同一方向旋转。这种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车历史久远,农家用以车水灌田,沿海盐民用以提海水晒盐。清中叶周庆云《盐法通志》中所载“风车”,就是立帆式风车,其曰:
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轴,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6]。
2.风筝。古时称为“鹞”、“鸢”,起源于春秋时期,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墨翟居鲁山,“斫木为鹞,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这是风筝的雏形。后来鲁班改进风筝材质,演进成为今日的风筝。风筝是世界上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通过绳子的拉力,使其与空气产生相对运动,从而获得向上的升力。中国风筝在八世纪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后来的滑翔机和飞机的发明都有启发。
(1)风筝与军事侦察。放风筝作为一项休闲娱乐的民间体育活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殊不知风筝用于娱乐是比较晚的事情。 在唐宋以前,风筝的功用主要与军事、通讯等有关,曾作为军事侦察、测量、传递信息的工具。在近代以来,风筝还被用于气象观测等科学实验。
最早将风筝用于空中侦察、观测是在春秋时期。楚、宋交战, 公输班曾制木鸢侦察宋城。这一故事在唐人笔记中多有记述。如段成式《酉阳杂爼》:“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7]234知古《渚宫旧事》亦载:“又尝为木鸢,乘之以窥宋城。”[8]据此可知,这种木鸢具有载人功能,升到高空,进行军事侦察。相传汉将韩信曾将风筝用于军事测量。高承《事物纪原·纸鸢》:“高祖之征陈豨也, 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坠入宫中也。”[9]韩信乘刘邦征陈豨之际,准备谋反。他利用风筝测量未央宫远近,拟挖地道攻入汉宫。
(2)风筝与信息传递。将风筝用于信息传递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据《南史·侯景传》,南朝梁大清三年(549)侯景叛乱,叛军将梁武帝围困于台城。为了与外界取得联系,羊车儿献计制作纸鸢,系上皇帝诏令,由太子乘风施放,向外求援[10]2004。可惜此次信息传递未能成功,风筝被叛军发觉,射落下来。不久台城攻陷,梁朝从此衰微灭亡。史书中记载的成功案例来自唐朝的张伾。当张伾被田悦军队围困时,曾利用风筝向援军求救,获得成功。《新唐书·田悦传》:“有诏河东马燧、河阳李芃与昭义军救伾。 三节度次狗、明二山间,未进。伾急,以纸为风鸢,高百余丈过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营噪迎之。得书,言‘三日不解,临洺士且为悦食’。燧乃自壶关鼓而东,破卢疃、战双冈,禽贼大将卢子昌而杀朝光,悦遁保洹水。”[11]5928正是得到张伾用风筝所传的消息,马燧才果断出兵,打败了叛军。
(3)风筝与娱乐活动。风筝的娱乐功能,直到唐宋时期才被开发出来。从唐五代开始,风筝的功能逐渐地由军事转向娱乐,在宫廷中放飞风筝。在《新五代史·李业传》中记载:“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廋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12]337五代汉隐帝与李业等人制作纸鸢,在宫门外施放、游戏。到宋代,风筝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清明时节放风筝成为时尚。在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百子图》中都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唐宋诗歌中,风筝成为春天的重要意象,用以表达闲适、太平的生活。如唐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南宋诗人陆游尤喜摄取风筝入诗,如“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戏晚晴。竹马踉蹡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观村童戏溪上》)、“出从父老观秧马,归伴儿童放纸鸢”(《题垒壁》)、“纸鸢收线愁风恶, 秧马掀泥喜雨蒙”(《山园杂咏》)等。元人则将风筝制作、施放的全过程都记入诗中,如谢宗可《纸鸢》:“画里休看郭恕先,巧糊片楮作蹁跹。影驰空碧摇双带,声遏行云鼓一弦。避雨飞来芳草地,乘风游遍绿杨天。黄昏人倚楼头望,添个红灯到上边。”至明清时期, 春日放飞风筝更是各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西湖断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以相勾牵,剪截线绝者为负”[13]。清高鼎《村居》诗中所描绘的儿童争放风筝的场景, 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时至今日,风筝不仅是大众所喜爱的一项体育娱乐运动,而且还在大气研究、天气预报等科学观测实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要：人类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利用风力和风能。古人对风力风能的利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风力作为原动力推进航船;一是将风能作为回转运动动力带动机械。其中风帆、风车、风筝等是人类对自然风力资源具有创造性开发利用的典型。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传统与困境 篇8
1. 在历史观方面以循环史观为主流。
在古代, 最古老的史观应是流行于三代的天命史观, 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循环史观和英雄史观也开始流行。在循环史观方面, 儒家说得多些;在英雄史观方面, 几乎各家都有明确的表述, 而阴阳家邹衍则糅合天命、英雄、循环史观为一炉, 创五德终始说。具体而论, 他把帝王的产生归结为天的意志, 并把阴阳五行引入历史领域, 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帝王的产生和朝代的变化, 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 但在往复循环的每一个关键时期, 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天命的圣明帝王。通过五德终始观, 邹衍使天命史观与英雄史观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史观, 标志着先秦循环史观的完成。“西汉中期, 董仲舒摭取春秋公羊学及阴阳五行学说, 提出了君权天授的三统说,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先秦的循环史观。”[1]
作为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观念, 循环史观对古代史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固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 一直存在着朴素的进化发展的历史观, 但在朝代不断更迭, 社会发展迟滞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史观只能是少数精英人士的观念, 而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并且就是那些优秀史家, 也不能彻底摆脱循环史观的影响。众所周知, 司马迁的史观中有许多积极内容, 然而他也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 穷则反本。”[2]1258又说秦始皇时先出现彗星, 接着就是连年的战争。汉初每有大乱之前, 上天都有诸如日食、彗星等异常星象出现, 然后总结说:“此其荦荦大者, 若至委曲小变, 不可胜道。由是观之, 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2]1348-1349司马光也竭力宣扬英雄史观。在《资治通鉴》他说“天生烝民, 其势不能自治, 必相与戴君以治之。”[3]2185
优秀史家尚且如此, 其他更不用说。在循环史观的指导下, 秦汉以下诸如荀悦的《汉纪》、李延寿的《南史》等史著中到处充斥着循环、天命、英雄观念。尹达曾总结说“自封建史学创立以来,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学唯心主义几乎笼罩着整个史学领域。汉唐之间数十部纪传史中, 除几部较少渗透神学迷信和阴阳谶纬者外, 多数充满天命论思想。”[4]162汉唐时期如此, 宋以下亦如此。
2. 在撰述目的方面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
固然, 在中国史学中不乏求真的传统, 即探求历史的真相, 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从来不是独立的, 而是服从于经世致用的最高宗旨的, 所谓的求真是从属于致用的。
在传统史学中, 由于史学的经世功能几乎被推崇到了极致, 从事史学撰述自然也就成了一件十分神圣的事业, 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学人为之奋斗不息, 成为史学繁荣的内在动力。但因过于求用忽视求真, 结果使中国传统史学始终不能健康地发展。因为史之为史乃在于它的真实性。但在求用的影响下, 史之真实性被大打折扣。如为了为君主避讳, 自孔子倡“曲笔”后, 历代史书中“曲笔”不断。如为了发表议论, 不惜断章取义, 歪曲历史, 宋胡寅的《读史管见》就是如此。如只注重评价而忽视史实,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有这方面的弊端。如搞影射史学, 扭曲史实, 范晔的《后汉书》就有这方面的弊病。凡此等等, 使得中国古代史料充斥着大量的虚假的成分,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 在撰述内容方面以政治史为主。
由于史官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使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的活动备受史家重视, 为此几乎穷尽了所有编纂方式, 力求将各种史料搜罗无遗。具体而言, 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王朝兴衰。此为中国史著的主要内容。纪传如此, 编年亦如此。以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更迭递嬗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此梁启超有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之说;其次是道德教化。教化人民, 赞助政治, 是史著的基本功能之一。在这方面, 《春秋》已开先河, 该书的编纂原则之一就是“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2]3297。到《汉书》时就已把史书发展成为明天道、正人伦的儒家伦理教科书。范晔撰《后汉书》, 判别是非, 褒贬人物, 无不用儒家思想的准则来衡量。欧阳修撰五代史, 则是以史实解经, 弘扬儒家的三纲五常。在宣扬教化的旗帜下, 自《后汉书》起, 历朝正史先后增加了列女、孝友、忠义等传, 连篇累牍地记述历朝历代诸如此类的事迹。再次是经国典制。在古代史著中出现了大量典制体史书, 著名者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 皆分门别类, 条分缕析地将历代的典章制度一一纳入典籍之中。
总体上看, 关于中国古史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 在所谓的君史和国史方面极为发达, 此既可称为中国史学之长, 亦可称为其短。因为相对于政治史的撰述而言, 关于社会史、文明史、文化史的撰述就显得过于单薄了。所以从某些方面看,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围显得过于狭窄了。因此随着各种撰史体例的出现, 史学体系到宋元完备, 对古史的整理也随之基本完成。其时,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类史书已修到宋、辽、金, 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类史书已由《资治通鉴》打通了古今, 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类又将《通鉴》重新编排, 以制度为中心的《通典》等几将宋以前的典制网罗无遗, 此外又十余种体例对之加以补充。于是留给明清的任务就只剩下按照既有的体例将嗣后发生的事情填入史书当中, 很显然在传统史学的范围内, 留给明清史家的余地显得愈来愈窄了。
简言之,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自明代起就陷入困境, 其表现形式为史家撰述历史的空间日渐狭窄, 其深层原因则是传统史学观念的局限, 传统历史编纂学需要变革。
参考文献
[1]李峰.试析本纪作为《史记》核心体例的意义[J].兰台世界, 2009 (1)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论古代自然法的历史演进 篇9
作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 自然法思想不仅浇灌出了罗马法这一西方发展出来的最为精致的法律体系, 而且造就了格劳秀斯、霍布斯、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一大批西方启蒙思想家, 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提供了思想武器, 并且直至今日, 在新自然法学派大师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探索下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讨论自然法之前, 首先要理解何谓“自然”。“自然”一词源于古希腊, 即, 翻译到古罗马就是nature, nature指称西方人与他所不是的和他本身所是的那个存在者的本质性关联。简言之, 这里的“自然”就是指人的本质。那么自然法是指什么呢?虽然人们对于自然法有着不同的认识, 但不同法学家关于自然法的认识还存在相似之处, 综合而言, 笔者认为自然法是指先于实在法存在的代表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永恒的法。
二、古代自然法的历史演进
(一) 自然法的起源
关于自然法的起源, 通说认为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如马里旦指出:“真正的自然法观念是希腊和基督教思想的一种遗产。它不仅可以推溯到格劳秀斯……并且还可以推溯到圣·托马斯·阿奎那……并且还可以推溯到圣·奥古斯丁、教父们和圣·保罗……;甚至还可以推溯到西塞罗、斯多葛派, 古代的大道德家和大诗人。”[1]其实, 笔者认为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或多或少已经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 比如“正义”的观念, 比如埃及第十八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 (公元前1514~1450) 曾在任命法官时说过:“你必须注意, 根据法律行事, 依照法律做事……你必须学会一视同仁, 把你认识的人当作陌生人对待, 把你身边的人当作远方的人对待。”[2]当然此处图特摩斯三世的话更多的是从司法正义而非普遍正义的角度阐述法官的行为准则, 因此与其说是自然法观念毋宁说是司法的观念, 但是无论是“依法行事”还是“一视同仁”, 其中蕴含的早期自然法思想却是毋庸置疑的。
(二) 古希腊自然法
从古希腊文明产生之日起, 自然法的观念就已经逐渐形成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 作为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的荷马, 在其诗歌中所发现的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 并且认为这个“运命”“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3]可见这里的“运命”即使是“神”或“上帝”也不能改变, 蕴含着早期的自然法则, 为之后自然法学说最终摆脱神学桎梏作出了最早的贡献。
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个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在古希腊文明史上首次提出了“正义”的观念, 虽然此处的“正义”更多的是指万物间的一种“平衡”, 但是罗素认为这种正义的观念是一种最深刻的希腊信仰。即使是神祗也应像人一样服从正义。[4]
之后, 赫拉克利特认为正义或者自然法则先于法律 (实在法) 而存在, 并且支配着法律 (实在法) , 这恰恰指出了自然法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含义。因此可以说到了赫拉克利特时期, 自然法观念真正形成了。
普罗泰戈拉的著名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也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思想。首先在于这一命题通过对神的质疑提高了人的作用。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 那么人当然也是神的尺度, 这样就把每个人的个人意志独立于神意, 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和自然法的理性思想。同时, “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意味着每个个人都是自己的尺度, 每个个人之间是平等的, 不存在任何个人有着超越其他个人之上的特殊权利, 这又体现了自然法普遍正义的思想。
后来的苏格拉底以及与他一脉相承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为斯多葛派提出完整的自然法思想奠定了基础。苏格拉底宁愿死在自己都认为是不公正的判决之下, 以恪守被自己奉为神明的法律。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讨论“正义”, 通过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等人关于“正义”定义的辩驳, 提出正义有个人的正义, 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 在讨论正义时应当由大见小, 先讨论城邦的正义, 并通过城邦的正义引申出个人的正义———人的灵魂的三种品质:理性、激情、欲望与三种德行:智慧、勇敢、节制相互和谐。而所有要素之中理性最为重要, 理性的命令即法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律上的正义就是按比例的平等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
斯多葛派的著名命题“按照自然生活”认为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美德生活, 按照美德生活就是按照一个人对那些由自然而发生的事物的经验而生活。顺从自然既是顺从个人自己的本性, 又是顺从人类乃至万物的普遍本性。这意味着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 因为共同法律与普遍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此外, 斯多葛派认为一切人天生都是平等的, 他们希望有这么一种政体:人们都适用同样的法律、享有平等的权利与言论自由、人们的自由被统治者尊敬。因此, 罗素认为:“像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所出现的那种天赋人权的学说也是斯多葛派的复活, 尽管有着许多重要的修正。”[5]
(三) 古罗马自然法
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历经千年之久, 在今天仍影响着世界各国, 其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原因何在?对此梅因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我找不出任何理由, 为什么罗马法律优于印度法律, 假使不是‘自然法’的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6]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把古希腊自然法的“正义———理性”二重奏发展为“正义——理性———权利”三足鼎立, 承前启后, 对近代自然法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一个系统的将古希腊自然法思想引入古罗马的是西塞罗。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他认为研究法必先研究法的本质, 而法的本质应从人性中去寻找。那么法的本质是什么呢?公平和选择———希腊人赋予法律以公平的概念而罗马人赋予法律以选择的概念。因此法律是自然之力量, 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 是公正和不公正的标准。其次, 法律、正义与自然不可分, 而正义来源于自然, 因此“没有什么比完全理解我们为正义而生以及理解权利不基于人们看法而基于大自然更有价值”。法律应当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并且举例:如果“一位独裁官可以不受惩罚地任意将任何公民———甚至不经审判———处死;在我看来, 这项法律就不再应视为正义。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 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 这个法是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无论谁, 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就他看来, 法律应当“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 构筑了这样一些人的法律, 他对邪恶者施以惩罚, 而保卫和保护善者。”[7]
以五大法学家为代表的罗马法学家继承了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 并将自然法运用于立法领域。如盖尤斯《法学阶梯》中市民法和自然法的“二分法”、乌尔比安市民法、万民法、自然法的“三分法”。当然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有别于其他法学家的, 他的自然法概念具有极大的普适性, 后来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吸收了乌尔比安的观点:“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除人而外, 其他一切动物都被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8]这种大而化之的自然法理论表现出古罗马法学家自然法思想的矛盾之处。一方面, 他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受共同的自然法则的支配, 都应遵从自然法则;另一方面, 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表, 他们承认奴隶制有违自然法则, 是但又不承认奴隶享有自由、平等的人权。当然, 无论如何, 古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思想承前启后, 既广泛吸收了古希腊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 在将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发展出古罗马人全新的自然法理论, 并对中世纪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结语
浅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 篇10
根据考古研究, 可以得出早在两百万年之前, 中国这块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的痕迹, 我们称他们为原始人。考古学家不断发掘他们生存发展的整个流程, 打破了以往外来种族的各种说法。中国的古代文化不仅起源很早, 同时能够保证持续的发展。在长达上百万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 在众多的各国文化里, 中国文化是主线最分明, 层次最清晰, 毫无间断的一种文化。在古代, 世界上留存着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则是其中之一。相比于古埃及, 中国文化虽然没有其发展那么辉煌, 但是经过几百万年风雨的洗礼, 王朝的更替, 时空的穿梭, 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完善自我, 发展自我, 吸纳各国优秀文化, 汇聚成一条历史文化的场合, 源远流长, 经久不息。
二、多元文化并存
中国处在亚欧板块的东部位置, 其东部靠海, 其与三个方向面朝大陆, 属于一块半封闭型的陆地, 但是正是在这块半封闭型的陆地上, 产生了多元性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的大陆面积很大, 其整体面积能够与欧洲大陆的总面积相抗衡, 因此中国文化在这篇广阔的大陆上得到了施展空间。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可以看出, 在这块土地上, 出现这各种文化的交织, 而不是一种文化唱主角的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 楚汉文化、儒家文化、中原文化、多民族文化等等, 各种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互相融合, 互相吸收, 共同发展, 直到现在的中国56个名族都有着同一种文化, 即中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文化多年以来只是在一块半封闭的大陆中发展, 缺少和它国文化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同时, 中国文化又是吸收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中国文化的最终形成归功于多元文化的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中华文化主要诞生与黄河流域,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黄河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 其由多条水系汇聚而成。在黄河支流流经的地方, 有着各种广阔的盆地与平原, 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在山西的那部, 发展着唐虞文化。在唐虞文化之后, 又在陕西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的中下游一带, 出现了夏商周的文化, 华夏文明逐渐在中原地区建立。华夏文明发展迅速, 并且相当发达。在随后的周朝成立后, 其继承了华夏文明中的优良传统, 并且对其进行了发展, 大致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即继承。同时因为周朝文化传播的面积很广, 受众的人群众多, 导致这种文化能够在多民族文化入侵的形势下, 仍然能够保持其统领性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地理优势, 使得华夏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 完善自身, 保证自己不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
三、农耕占据主体地位
中国的海洋文明起源很早, 相比于其它国家技术也发展较快, 早于欧洲很多年就出现了指南针、橹、舵等航海工具。同时经过劳动人民的不断辛勤劳作、开发, 中国形成了两条著名的丝绸之路, 即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 海洋文明却没有成为主要的文明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相反, 随着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 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到达了顶峰, 至此以后, 中国便坚持闭关锁国, 固步自封, 航海技术很快就被欧洲各国赶超过去。相比于农业文明, 中国的海洋文明并没有对历史格局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扮演了一个配角。与海洋文化相比,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互相对比、互相吸收与包容变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推动中华文化的不断向前。我国的农业文化起步很早, 先辈们最初接触农业文化是从捕鱼、狩猎开始, 到随后的耕种、放牧, 农业文化逐步趋于成熟。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差异, 我国逐渐形成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其中农耕文化一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流文化, 游牧文化同其它文化一起, 为农业文化提供帮助, 共同推动中国农业文明的进步。
四、融会贯通, 不断开放
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其要保持自身不断的发展、壮大, 就需要同外界保持物质和信息的联络与交换, 否则将会固步自封, 最后走向终结。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可以用三个字来总结, 即“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主体民族向少数名族的开放。历史的发展伴随着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征服, 作为主体民族其在政府的过程中, 不断吸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充实自我, 以宽容的心态面对每一个侵略者, 保持了自身农耕文化的稳定发展。
第二个层次是学派间的不断吸收和融合。在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学被推倒了一个极高的地位。汉武帝这一做法只是肯定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但是并没有否认其它学派也可以竞相发展。同时, 儒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吸收道家、法家等优秀的思想, 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文化对异国文化的开放早在商朝的时候, 我国的青铜文明就突破地理的限制, 同西亚草原文化进行了相互的交流, 同时不断拓展自己的交流范围。随后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张骞出使西域、玄奘东渡、丝绸之路、马可波罗的中国行等, 无一不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繁荣,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明对异域文明的开放。
结束语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其以一颗宽容的心包容了世界各种优秀文化, 在吸收优秀文明的同时, 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虽然我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事件, 但是仍然没有间断中国文化的发展。相信在未来, 中国文化能够更加的灿烂辉煌。
摘要：我国因为地大物博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各种文化的竞相发展。而如今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顺利完成, 就需要能够真诚地对待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了解其特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四个历史特征, 即历史悠久, 从无间断;多元文化的并存;农耕文化的主体地位;融汇贯通, 不断开放。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特征
参考文献
[1]赵光远.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版:第4页.
[2]李春秋.历史文化的沉思.学苑出版社, 1990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