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理论（精选九篇）
二元理论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启示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及二元学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纪60年代, 很多不悦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 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 有一些理论不过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 这是对传统理论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论则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竞争式分析法, 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 这种理论就是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义学派。
分割主义学派既起源于比较时髦的现代社会, 也起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陈迹。其现代起源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 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 但却以失败而告终;二是按阅历划分的方法, 为激进经济学家将美国工人阶级“肢解”为政治“条块”的理论提供了武器。从历史渊源看, 其源头也许要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的时代。穆勒和凯恩斯曾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 而倾向于具有非竞争性的其他学派;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 两人的学说则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
现代分割主义学派的理论可谓多种多样。它们的分析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兴趣的关注点 (报酬或流动) , 市场分割的界限 (如按工作划分、按产业划分、按性别划分、按人种或年龄划分等等) , 所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等等。但是, 如果我们按“两分法”梳理这些分歧, 顺藤摸瓜, 便可得到一个双元结构图, 其间, 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初是由皮奥雷 (Piore, 1970) 提出来的。相对于职位竞争学派和激进学派而言, 二元学派的研究较为具体, 针对性也很强, 故本文重点在简要介绍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 探讨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启示。
现代的双元结构理论就是按与穆勒相似的命题来发展的。皮奥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工资较高, 工作条件优越, 就业稳定, 安全性好, 作业的管理过程规范, 升迁机会多。但相比较而言, 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工资较低, 工作条件较差, 就业不稳定, 管理武断且粗暴, 毫无个人升迁机会。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 工资低, 极易失业;此外, 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 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注重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等因素的作用, 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 可以把双元结构派看成是强调工作特征, 而不是强调工人特征。但是, 强调工人特征的双元结构理论也是存在的:二级市场的工作多由非白种人、妇女以及年青人来承担, 按劳付酬的规则在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级市场的工作看上去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 就是说, 工资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等与就业结构有关的事宜, 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规则来调控的, 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此类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 甚至可以说只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开放;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公共代理机构, 也可能是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内部市场的工资结构安排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需要来制定, 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没有多大关系。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资波动来解决, 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
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意与理论贡献
长期以来, 分割主义学派标新立异的行为, 特别是在关于贫困、收入不平等的持续, 教育和培训、市场垄断、失业等方面的理论分歧, 一直是传统经济学家的谴责对象。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 分割主义学派的命题在实证上是错误的, 如果从竞争的角度出发, 将能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因此, 按传统经济学家的工资观点, 二级市场工人的劳动报酬之所以在低水平上徘徊, 是因为他们素质和生产效率低下;而低能力低报酬, 正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题中之意。这个观点正应了希克斯的一个权威结论:拙笨者低薪水, 价有所值, 不足为怪。用马歇尔的话说, 各个区域劳动报酬的明显差别, 蕴含于看不见的由竞争形成的效率工资之中。就工作的稳定性而言, 工作作为一个进身阶梯, 都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形式。在一级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之所以要保持工作和员工的稳定, 是因为企业的职业技能具有明确的分工;稳定及内部擢升规则既有助于企业谋利, 也有助于维护企业对员工从事人身投资的权益。工作阶梯和内部擢升的前景, 既能刺激效率的提高, 也能吸引人们在这些企业供职。最后, 二级市场上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向一级市场转移, 所以, 在二级市场上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低下, 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根本不矛盾。
面对来自传统经济学家的批评, 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在反驳的基础上, 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就业稳定与工作流动性方面, 着重分析了企业对产品市场扰动的应对策略, 并提出独特的政策主张:产品需求不稳定并不是形成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唯一原因;依就业稳定性而划分的市场分割轮廓, 将随着国民经济状态的阴晴而变动;激进学派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核心, 是研究厂商为达到控制和刺激员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种种计谋即工作职位与劳动报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型股份有限公司的问世, 是诱发某些厂商创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原动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提出的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政策集中于劳动力市场本身, 最明显的特点是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方面, 特别是主张公共就业、工资补贴和反歧视措施。这些理论要么拒绝, 要么不强调市场供给方, 特别是教育、培训和帮助寻找工作这些人力资本投资计划的介入, 并强烈主张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保证充分就业;另外一类政策主要涉及权力、疏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等主题, 以及人们意识的前劳动力市场状态, 还包括提出要对学校和其他社会设置进行重新定位等等。
正如传统经济学家所批评的那样,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还存在一些缺陷。譬如, 无法检验劳动力市场是二元的或分割的这个假设;还不能提供一个能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等等。尽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实证部分并不令人满意, 但依然不能据此就否定其理论贡献与新意。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工人的态度变量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观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历史和制度分析, 丰富了人们对科层化组织经济学的理解;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对分析和政策讨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阶级 (或群体) 利益和行为, 及这些集合行为的历史基础的考察和研究。其新意主要在于:第一个特征在于, 它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人由于从事不同的工作而领取了不同的工资;第二个特征是由第一个特征演化而来的。市场力量对其运行结果的影响作用并没有被否定, 但是却认为, 其根源在于产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第三个特征涉及拓宽研究分析的范围。传统理论将偏好看成是一定的, 将公共政策看成是未定的, 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却将两者看成内生变量。
三、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给予的启示
通过对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上述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一些重要的启示。
1、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 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 工资的杠杆作用难以发挥, 劳动者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劳动力这种要素的作用日益彰现, 劳动力市场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地位不断凸现, 价格杠杆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日益发挥着作用, 调节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动机, 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 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更需加强。因为劳动力市场建设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2、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与经验, 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是对现代企业内部组织关系的拓展性分析, 对西方劳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 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行政隶属性的平等关系, 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得不到体现,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与主体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 但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 不同性质的企业其经济利益的要求不同, 从而构成了我国转型期特有的劳动关系多元化格局, 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尚未形成。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吸取国外先进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实践经验, 具体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实质性的理论研究, 以探索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实践模式。
3、进行微观经济组织的有效改造, 促使劳动力要素的高效流动。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的核心就是对就业组织内部报酬的差异性分析, 积极探索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模式, 以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我国自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了有效的改造, 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实现形式, 在企业的微观组织重构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特别是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组织内部的研究缺乏, 不利于微观经济组织内部的要素组合与流动, 从而降低了其运行效率。因此必须借鉴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有效成果, 来加强我国企业的微观组织化建设, 以促使组织内部劳动力等要素的纵向流动, 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
4、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有效缩小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维持社会公正。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不仅对微观经济组织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而且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劳动法律和劳动政策, 进行有效干预提供理论支持。目前我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明显,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突出, 引起了许多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因此, 政府必须注重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积极的进行干预, 通过制定法律和采取各种经济手段, 进行间接调控, 必要时也可以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 进行直接干预, 以规范企业的行为, 明确界定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同时加强企业内部的契约约束, 以有效克服对不同劳动者的歧视, 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缩小不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运行和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 卢昌崇、王询译: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M].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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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德胜: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 1996 (11) .
[4]蔡昉等: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 2001 (12) .
二元理论 篇2
摘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的性质，即现代城市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并存，并由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理论，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而研究二元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以成都为样本，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 城乡一体化 成都模式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回顾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使用古典经济学理论，简明清晰地勾勒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因而成为工业化理论的经典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技术可以分成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部门采用)。
第二，刘易斯把农业部门看成发展中国家传统生产部门的代表。因为传统非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这就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只能保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理论成本和用以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净收入。
第四，从生产率和劳动供给看，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传统部门。由于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甚至等于零，所以在一定的工资率下，传统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弹性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
从2003 年开始，成都立足于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实际，启动了全面深入的统筹城乡“自费改革”，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和“三农”问
题顽症，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推进城乡全面现代化。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是一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试验，其核心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权利和发展机会。
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成都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2009年底，成都市委对城乡一体化实践全面提升和深化，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将农田保护、生态环保、现代高端产业、城市先进功能有机融合，以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布局，走出一条科学建设世界级特大城市的新路。
成都市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在发展中的一些做法对其它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2.1 坚持“三个集中”基本原则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之初，既是工业强县又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的双流，为了解决工业布局分散、农村公共配套欠缺、农地零碎低效生产等问题，探索创造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成都市委、市政府总结推广双流经验，将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根本方法。
按照“一区一主业”的定位和工业集群发展规律，成都市优化工业布局，将全市分散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打造电子信息、软件、汽车、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11个现代产业集群，积极发展新能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成都市规划了由1个特大中心城市、14 个中等城市、30 个小城市、156个小城镇和数千个农村新型社区构成的城乡体系，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同时，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成都市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大力发展优质粮油、生猪、茶叶、花卉、蔬菜、水果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土地规模经营总面积195.6 万亩，占农村流转土地总面积的68.5%。农业增加值由2002年的125.5亿元增至2010 年的275亿元，翻了一倍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29元，比2002 年增长111.1%。
实践证明，成都的“三个集中”不仅适应人多地少的客观市情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迫切要求，避免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弊端，而且符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联系的规律，有效推进了“三化”联动，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通过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比较研究显示，成都是全国唯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得到遏制并呈缩小趋势的特大城市。
2.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成都市通过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大刀阔斧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全方位构建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除了规划，成都市对只管城不管乡、重城轻乡或城乡分治的市政公用、交通、财政、农业、水利等30多个部门进行归并调整，实行城乡统筹的“大部制”。先后三次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建立起了城乡一元户籍制度。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培训、就业援助等体制，促进城乡充分就业。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3.1%，基本实现了无零就业家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增就业15万人。基本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的投入，促进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
2009年1月出台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现了城乡完全打通和市级统筹，基本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通过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成都市有效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城乡劳动者实现平等就业。农村410所中小学、223个乡镇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全部进行了标准化建设，推动城乡教师、医生互动交流，优质教育、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教师实行“县管校用”，从“同县同酬”逐步向“同城同酬”过渡。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正在成为中国公民权利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现实样本，通过“六个一体化”，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超越了社会公平的范畴。
2.3 土地流转是撬动农村经济的关键
成都市城乡统筹工作在2008年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工作，落实了农民对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对农村集体土地发放所有权和使用权证，对农村房屋发放房屋所有权证。截至2009年3月，全市共有238个乡镇、1945个村（社区）启动了农村确权工作，涉及农户140.95万户。
在产权确认清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产权流转、耕地保护等改革。成都制定了《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等政策，促进农用地承包经营权、未利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形式的市场流转。通过农民宅基地的集中，将节约出来的宅基地通过“指标增减挂钩”的形式，招商引资，用于重建农民住房、配套设施与就业增收。此外，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在各区（市）县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分所，在乡镇设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为农地产权流转提供了正规渠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截至2009年3月，成都市在确权颁证后实现农村产权流转3.89万宗，交易额17.6亿元。
同时，为了保护耕地，以及避免土地使用权流转后出现耕地非农化的现象，由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并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提供养老保险补贴，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 下） 篇3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探索
传媒产品二元市场的概念，在1989 年，由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提出。在其《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一书中指出：“从经济角度看，媒介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原因为其在所谓的二元产品市场（dual product market）中运作。
国内关于传媒经营、传媒营销方面的著作甚多，不能一一详述。其中“二元市场”结构成为“芯片”，而后，互联网媒体的崛起，传媒业市场竞争加剧，助推“二元市场”向统一的“二元聚合”定位的战略高度演进。传媒营销者在冲锋陷阵的战火中，潜意识里又成了指导其服务广告主或商家的圭臬。
近处审视传媒营销理论发展轨迹，有一条脉络清晰可辨：“二次销售”、“双市场理论”，“传媒营销体系“的确立，“竞争战略“、“完美结合”的“重要性”，整个轨迹为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铺设了层层梯度分明的台阶。
启蒙阶段：二次销售理论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至21 世纪初，传媒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传媒经营概念的出现，刷新了学院派的新闻传播学，其后，传媒营销概念的诞生，从理论上实现了传媒从“产品”到“销售”，再向“营销”的升级，在各大传媒营销著作的蛛丝马迹中，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的概念逐渐清晰剥离出来。
传媒经营理念发轫初期，更多带着群体智慧的“二次销售理论”成为共识。“二次销售”理论认为，传媒产品第一次销售的是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内容，以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以获得广告收益。后来，也有学者将传媒融入整合营销理念，提出传媒产品应该可以实现“N 次购买”。在传媒营销理念发展的“销售时代”，
传媒产品的“二元市场”结构开始闪现。
探索阶段：双市场理论
到了2005 年前后，以UGC 为特征的Web2.0社会化媒体大军突飞猛进，带来了内容生产模式革命。“寒冬论”引发报业大讨论，“机遇论”迎头应对，传统媒体当局者开始惊醒，寻求应战和逆转路径。传统媒体从21 世纪之初的“触网”潮朝着“融网”应变；从单一媒体形态走向“全媒体”布局；资本运营，品牌价值输出，传统媒体如过江之鲫，各显神通。各种理论际遇性地集中爆发。传媒经营理念从“经验总结型”向“理论推动型”转变，销售观念开始升级为市场观念。“二元市场”学说正式确立，二者必须统一定位亦为一些学者所强调。
实战派：2004 年《媒介营销案例分析》出街，本书从营销系统角度出发， 市场细分、定位、产品、价格、渠道、品牌、关系营销、战略等市场营销环节，以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为传媒界提供“不一样”的研究价值。书中以传媒的二次销售的经营模式为基础，明确提出“细分受众市场”和“细分广告市场”的说法，认为“什么样的受众决定什么样的广告”，
“读者市场的细分与广告市场的细分必然一致”。
理论派：双市场理论
2005 年，《当代传播》第5 期刊出《传媒影响力的双市场营销策略》，（作者为何镇飚、王兴华），明确提出传媒“双市场理论”。
传媒市场是一个二次售卖的市场，从交换对象的不同和需求满足的不同，可以被分为“受众市场”和“广告主市场”两个市场。并以4PS 理论、4C理论和5R 理论来对这两个市场进行梳理，从中发现两个市场的差异和关联。同时提出传媒必须运用整合营销传播手段，在消费者细分的基础上，挖掘核心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对这两个市场进行统一定位，用一种声音进行传播，从而确定双市场营销战略，实现在两个市场的影响力营销协同和整合，
达到传媒影响力营销效果的最优。“双重策略，一种声音”是传媒影响力营销的发展趋势。
启示：以上实战派和理论派都有共性。传媒经营观念上从“二次销售”向“双市场”转变，将传媒产品细分“受众市场”和“广告主市场”，并指出必须对这两个市场进行统一定位，用一种声音进行传播。这为传媒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类同的观点：“媒体有两个市场消费对象，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商。读者消费的是媒体产品，广告商消费的是读者注意力，或者说媒体影响力。媒体在产品市场和广告市场这两种市场运作时，一个市场的表现可以影响到另一个市场的表现。所以，在这两个市场之间寻找出‘交叉性群体’，提高两个不同市场群体的重合度极为重要。目标受众和广告目标消费者的‘重合度’越高，媒体可能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就越高。”
《传媒策划与营销——基于市场整合与竞争的观点》中指出传媒产品消费者“具有‘二重性’”，并认为：传媒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受众。报纸是编辑和印发给读者看的，传媒产品首先必须得到受众的认同。同时，广告客户也是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即广告客户需要利用传媒产品来发布广告信息。传媒市场实际上是传媒生产者与受众和广告商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启示：传媒产品市场的二重性被越来越来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同并进行论述。
明晰阶段：传媒营销理论体系
2004 年，《传媒营销管理——一种影响力经济空间内的操作方式》一书面世，明确了传媒营销观念，“使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营销学与传媒学，较为贴切地融合起来”， 书中引入了“注意力”、“影响力”概念，从理论及案例两方面入手，对传媒营销的基本理念、管理体系、市场调研、组合规划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传媒广告收入部分放在“传媒收入结构模式类型”中进行了阐述。
启示：传媒研究开始从新闻传播层面向传媒营销层面研究转型之作，完整的传媒营销体系为传媒市场从一元定位（只进行受众市场定位）向二元定位（受众市场定位+ 广告主市场定位）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策划界也在这方面做过探索：孔繁任《摊牌》一书中：运用整合营销观点对媒体办刊模式进行梳理。
启示：整合营销观点下的传媒营销流程是逆向思维，从广告主及其它商业赞助出发，即从传媒产品主要埋单方需求角度思考，再到传媒产品设置及自身营销，先有广告主市场的第一元的定位再到读者市场的第二元定位。
2005 年，《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一流报业传媒集团》以南方报业成功实践为基础首次提出媒体多品牌发展战略思想，并首次清晰地将传媒经营提升到传媒竞争战略高度，把传媒竞争分为新闻产品竞争、媒体运营竞争和报业产业竞争三个层次竞争模式。
书中在媒体运营竞争中指出：为获得广告，媒体首先找到广告主需要影响的人群，再明确这个人群对新闻信息内容、加工、制作上的偏好，做出差异化的媒体产品，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发行渠道达到广告客户需要的覆盖效果。
启示：将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提升到竞争战略高度。
出窍阶段：传媒影响力营销体系
《影响力营销》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关于传媒‘影响力营销’体系的框架”。以电视为例， 解释了传媒品牌影响力生产和传媒品牌影响力贩卖的营销过程，以及评估体系。文中指出影响力是“媒体广告经营的‘撑杆跳’”。
并指出，“从长远发展看，经营好媒体影响力，取决于两个层面：一是媒体品质和社会公信力所构建成的影响力平台，这是经营影响力的战略基础；二是，要将影响力转化为市场销售力，实现影响力的市场效益变现。只有两者完美结合，媒体才能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启示：“两者完美结合”，揭示了二元市场必须以影响力为轴心，进行“聚合”的重要性。传媒产品实现二元市场的“聚合”，一手托两家，才能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扩散阶段：二元聚合定位泛营销时代
互联网媒体更是像一匹争脱束缚的野马，在二元市场中大行其道。
传媒人内心不竭的创意，在各自平台上各显神通，让二元聚合定位应用实践无处不飞花。二元聚合定位，除了解决自身出世时价值创新的战略问题，同时在二元聚合平台搭建完成后，以此为原理，玩转“二元市场”，不断刷新传统营销模式，发起一拔拔超越传统售卖媒体产品注意力、贩卖影响力层次的营销暴动。
角色功能革命：传媒业市场化的进程，数字营销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摧枯拉朽，推动传媒角色工具化，掀起传媒产品功能由“信息流”向“意识流”演化，“全媒体”向全“意识流”媒体转化浪潮。下图②为新浪乐居EJU 电商为地产项目构建的工具化媒介平台。反过来，工具化媒介通过参股、自行采集真实传播源，向具公信力的传统
媒体属性转变。比如：去年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携手对国内外优质视频版权内容进行采购，除丰富视频内容，有效使版权价格回归理性价值区间外，高调打造正版派视频形象；腾讯通过资本运作参股财新传媒；自媒体官方微博要吸引更多粉丝持续的关注和互动，必须有更多更有创意的原创内容等。
传媒角色工具化同时，工具化媒介传媒属性化。
沟通模式革命：2010 年， 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 社会化媒体时代，改变了原来二元市场的沟通模式。原来“企业—传统媒体—消费者”的单向沟通模式，变成了“企业—传媒平台—消费者—企业”直接沟通的双向循环回合模式，如图③。
营销模式革命：
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传统媒体二元市场营销模式，直接把买家和卖家聚合在一个平台上运营，中间没有媒介介质。当买家集聚到一定规模，而且相对稳定时，电商平台就成了一个媒介平台进行电商营销。为卖家提供完整营销工具，全程介入消费决策路径（AISAS 模式），除了“两者完美结合”外实现一站式在线全营销。
异曲同工：2010 年，腾讯提出“泛关系链营销方法论“，“其本质是在线营销，即在提供完整的泛关系链营销产品工具的基础上，全程介入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帮助品牌迅速实现对目标用户的大范围覆盖，进行可信、持续、有效的互动沟通，并在此过程中利用口碑在好友关系链间形成品牌信息的再传播。”
传媒产品以互联网创新技术为“二元市场”打造一体化营销平台解决方案。
思维模式革命：传媒营销从“买点”到“卖点”倒立思维模式的诞生。买点是单个广告主或具备某种相似特征的一群广告主的需求。广告主存在五个需求层次：广告传播需求、危机公关需求、行业群体归属需求、行业话语权需求、价值模式需求等；卖点是传媒产品为其定制的营销资源或营销工具。传媒业重构，八仙过海，各大传媒营销人员按企业所需提供定制营销服务。传媒产品的卖点可以是频道、是栏目；可以是注意力、可以是影响力；可以
是在线营销工具，直通车、钻石展位、关键词；可以是传媒的社会资源、专家资源；可以是活动项目，可以是创意；可以是副产品、子产品；可以是品牌输出等等。比如淘宝的超级卖霸、电视的企业品牌联播、报纸的特刊等，性质类似，围绕一群商家或广告主的需求，针对其目标群体策动主题性捆绑促销活动，此类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互联网公司在聚合平台上，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不断完善产品设计、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样是“倒立”着行走。
赢利模式裂变：新兴互联网媒体，其赢利结构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二元结构（比如报纸的广告+ 发行模式），在用户价值创新过程中带来持续的多元赢利模式。二元聚合定位迈向泛营销时代。
传媒产品二元聚合定位理论的原则
1） 平衡原则
① 新闻内容与市场经营的平衡。一方面，传媒产品必须保持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经营的平衡，在经营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必须将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必须实现新闻传播内容与广告内容的平衡。一份有影响力的传媒产品，新闻传播内容与广告内容的比例设置，不能喧宾夺主，新闻内容必须占优势份额。
② 传媒产品作为“两个市场”的聚合平台，必须双管齐下，不能顾此失彼，否则难以为继。
③ 广告主的目标群体与传媒产品的受众或用户的平衡。在传媒产品营销过程中实现两个群体间的“重合度”，“一致性”。
2） 动态原则
根据市场走势，动态调整产品内容或内容版块结构。报纸的改版、扩版，电视媒体的栏目增删，电商平台的品类调整等，都是为了提高内容的关注度，在动态中实现、维护广告主的目标群体与传媒产品的受众或用户的重合度，更大程度地放大两个群体的数量和质量。
3） 核心原则
传媒产品进行二元聚合定位后的营销核心就是围绕二定位进行传媒品牌影响力营销。
4） 其它原则
英语读写素质研究中的二元理论分析 篇4
英语读写素质研究 (Literacy Studies) 发端于英国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 人们在读写过程中通过文本与世界交流, 是探索和描述人类各种群体阅读、创造、使用和传递文本的过程。在英语读写过程中, 会遇到语言单位词语, 常常附衍着一串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 如果用联系数描述它们, 会刻画出词语的思想丰度。英语读写素质是由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话语分类能力、读写实践能力、记忆能力、情感反应、思辨能力和隐喻理解能力等因素构成, 本文应用二元理论中的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法对英语读写素质各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确定了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以便促使教师在提高学生英语读写素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以适应学生学习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教学实效的最大化。
集对分析 (SPA) 是赵克勤先生提出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理论, 基本思路是:在一定的问题背景下对所论两个集合所具有的特性作同、异、反分析并加以度量刻画, 得出这两个集合在所论问题背景下的同、异、反联系度表达式。博弈论 (Game theory) , 有时也称为对策论, 是微观经济学发展的革命性成果, 它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 已成为占据主流的基本分析工具之一。在经济学史上, 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革命”, 分别是“边际分析革命”、“凯恩斯革命”与“博弈论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新概念、新方法论、新分析方法和一种全新的思想。作为着力于研究“理性人的互动行为”的一门学科, 博弈论几乎可以被运用于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94年著名博弈论专家纳什 (J.F.Nash) 、泽尔藤 (R.Selten) 、豪尔绍尼 (J.C.Harsanyi) 因在非合作博弈均衡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不仅仅能在学术领域中光彩夺目, 在其它领域如军事、管理、体育、政治、公关、个人生活中同样能得到充分利用。在普通的企业管理中, 经营者要熟练地掌握管理之术, 必须能够自动自发并自觉地运用博弈论。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可以凭借博弈论的思想方法来分析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正因如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 (Paul Samuelson) 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运用博弈理论、悖论和模糊二元对比描述身边的故事, 这些知识的应用, 极大的拓广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是对常规教学有益的补充。
1 基于二元集对分析理论分析方法
集对分析 (SPA) 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问题视作一个既确定又统一, 并可用一个能充分体现其思想的联系度式子:μ=a+bi+cj来描述各种不确定性。其中a表示同一度, b表示差异度, c表示对立度。其中a, b, c满足归一化条件a+b+c=1。
1.1 刻画敷衍词语数
用联系数描述一个词语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的个数, 这个联系数就刻画出这个词语的敷衍词语数, 例如great词的联系数, 见表1。
因此, 通过词的联系数可以丰富原有的读写方法。
1.2 句子中的联系数
在ERS (event time, reference time, speech time) 时体句子中的应用, 可刻画如图1所示。
在时体中的应用, 例如:
He is reaching station. (他快要到车站了。)
一般可以表示为0+0.5i+0.5j, 这里a=0, b=0.5, c=0.5, 其中a表示过去, b表示现在, c表示将来。若已知接近目标的程度, 可以调整b、c的系数。其它时体可以类似讨论。
1.2.1 在谚语句子中的应用, 例如:Well begun is halfdone.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以表示为0.5+0.5i+0j和1.0+0i+0j。
1.2.2 在诗歌中的应用, 例如:拜伦的名作Don Juan (《唐璜》) 中的名诗The Isles of Greece (哀希腊) 中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群山绵绵遥望马城———马城静静遥望大海。) 可以表示为0.45+0.45i+0.1j和1.0+0i+0j。
1.2.3 在描述事物属性程度中的应用, 可用a+bi+cj来刻画, a表示某事物, b表示其某属性的正向程度, c表示负向程度。例如:描述“梅花”、“牡丹花”和“蒲公英”的美丽度。“梅花”可以表示为+0.82i+0.18j, “牡丹花”可以表示为+0.9i+0.1j, “蒲公英”可以表示为+0.63i+0.37j。
2 基于博弈理论、悖论分析方法
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 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 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
2.1 在读写中的博弈论分析
本文先以“浮士德”为例来说明。《浮士德》是歌德的最伟大的代表作。浮士德为了寻求新生活, 和魔鬼梅非斯托签约, 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 而魔鬼要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如果有一天浮士德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 那么他的灵魂就将归魔鬼所有。于是梅非斯托使用魔法, 让浮士德有了一番奇特的经历, 他尝过了爱情的欢乐与辛酸, 在治理国家中显过身手, 在沙场上立过奇功, 又想在一片沙滩上建立起人间乐园……就在他沉醉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时, 他不由地说, 那时自己将得到满足。这样, 魔鬼就将收去他灵魂, 就在这时, 天使赶来挽救了浮士德的灵魂。
假设浮士德获得一切要求为2分, 在不失去灵魂而获取部分要求为1分;魔鬼获得浮士德的灵魂为2分, 获得了签约为1分, 博弈结果如表2所示。
这则故事告诫人们:在获得利益时, 一定要守住道德底线。
再如图片中的博弈, 见图2所示。解读图片的意思是:当看图片左边时, 图片象个少女;当看图片右边时, 图片象个老妇人;当远看图片时, 图片是一个少女;当近看图片时, 图片是个老妇人。因此, 从心理学角度看, 这是心情的博弈;也是美与丑的博弈。
2.2 在读写中的悖论分析
悖论是指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 悖论的英文paradox一词, 来自希腊语“para+dokein”, 意思是“多想一想”。
例如在“让她无法说No的约会。”的故事中是这样阐述的:
一次, 美国滑稽大师马丁·格登纳根据哈佛大学著名数学教授贝克先生告诉他的办法, 成功地邀请了一位年轻姑娘一起吃晚饭。
格登纳:我有三个问题, 请你对每个问题只用“Yes”或“No”回答, 不必多做解释。姑娘回答:嗯。
格登纳: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如实地回答我下面的两个问题吗?
姑娘:“Yes!”
格登纳:很好,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愿意和我一道吃晚饭吗’, 那么, 你对这后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呢?
姑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不管她怎样回答第二个问题, 她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次, 他们很愉快地在一起吃了顿很好的晚饭。
再如辛普森悖论 (Simpson′s Paradox) 亦有人译为辛普森诡论, 是英国统计学家E.H.辛普森 (E.H.Simpson) 于1951年提出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内容是:在某个条件下的两组数据, 分别讨论时都会满足某种性质, 可是一旦合并考虑, 却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
例如某学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同英语测验, 对男生进行比较,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 同样对女生进行比较,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 按照普通理论思考, 当然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的平均分多5分。但是,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 这就是辛普森悖论。
因此, 为了避免辛普森悖论的出现, 就需要斟酌各分组的权重, 并乘以一定的系数去消除以分组数据基数差异而造成的影响。同时必需了解清楚情况, 例如:是否存在潜在因素, 从而进行综合考虑。
3 基于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方法分析
根据心理学分析, 人们对不同因素重要性做出评断往往是从两两对比着手的, 因为对两个以上的因素进行比较甚为不易, 特别当测定因素很多的情况下, 可先对其中两个不同因素进行比较, 然后再换两个依次对比, 每次比较即得一个评断, 每次评断用数量形式表示出来, 这样就得到一批数据, 分别求平均值进行排序, 即模糊二元对比排序方法。
读写素质主要由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话语分类能力、读写实践能力、记忆能力、情感反应、思辨能力和隐喻理解能力等因素构成。
对这些因素之间, 先建立一种优先关系, 以cij表示xi与xj比较的优越度, 表示优越度相同。
现对北京联合大学非英语专业某年级179名学生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英语读写素质培养的训练, 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观察和测试方法进行评估, 若仅考虑因素x1 (分析能力) 与x2 (结合社会文化能力) 比较对读写素质贡献优越度0.6, 与其它因素比较对读写素质贡献优越度以此类推, 见表3。再通过求平均值
通过确定了各因素的重要程度, 然后将其应用于英语读写素质各因素的分析。
因此, 得出的结论是:读写素质各因素重要度次序从大到小排序为:。
由此可见, 读写素质各因素重要度次序为:思辨能力、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文化能力、情感反应、读写实践能力、隐喻理解能力、话语分类能力和记忆能力。思辨能力即创新、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推理过程最为重要, 思辨能力的培养直接影响人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影响人的素质。同时, 它也同样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以及其语言技能的发展;结合社会文化能力是指在读写过程中与世界交流、吸收或摒弃所传递的多重文化信息和各种文化价值观和思想的重要途径;情感反应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及所表达的情感色彩, 最容易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隐喻理解能力作为隐喻所构建的会话分析模式, 进一步体现出交际事件中的互动性与合作性;读写实践能力和记忆能力是由实践多个零散的读写文章为媒介的具体片段组成, 体现为课堂教学所呈现的规律性。
4 对策与建议
读写素质中的二元理论研究强调文本本身所蕴含的集对分析、博弈论和悖论及其对人们读写视角产生的重要影响, 这要求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对课文的基本内容进行分类, 了解二元理论的文化含义, 还要通过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 增强自身对于二元理论的理解。同时教师还要集中精力针对较难二元理论内容组织活动, 帮助学生探索这些内容词包含的二元文化背景, 注意观察读写事件的关联性, 使学生关注跨学科的问题, 体现读写与相关学科研究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鼓励学生尝试更多样的读写形式并予以反馈, 师生彼此协作探索课文内容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 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走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创新之路。
二元理论 篇5
摘要：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由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这一基本概念指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演进。文章重新思考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概念，试图以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视角解释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大量出口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现象。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勞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點，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昉（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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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叶怀斌（1989-），男，汉族，福建省宁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国际贸易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李嘉莹（1994-），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统计与数据挖掘；张胜满（1991-），男，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世界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动态比较优势与东亚生产价值链。
二元理论 篇6
1投入组合型单决策均衡问题及其规律性特征
组合型单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理论,一方面基于投入产出二元均衡习性,并运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普通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原理;另一方面结合组合型投入产出单决策问题的特殊性。总结和认识这两方面的规律性特征是深入认识组合型单决策模型的原理、方法和用途的基础。
1.1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的变量特征
投入与产出是同一行为的代价与收获,共存于人类各种行为之中,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对偶关系。这既使二者具有常在同一行为理论模型中扮演两个主角的客观基础;又使有关理论和方法存在普遍适用性。投入、产出都存在货币价值、使用价值、生活价值、考评价值和社会价值中的两种或多种价值内容。其中,货币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常见的两种价值内容。使用价值的具体内容复杂多样,是在投入的资源或产出的产品为一定品种的基础上,关于数量、时间、平均占用量和质量的某一侧重面,因而存在四种具体的价值形态。即:一定时期内、一定质量水平的某种实体发生数量,例如原材料消耗量或产品产出量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某种实体的占用或使用时间,例如设备、工人等资源连续占用的时间、间断使用情况下每周期的使用时间,产品的使用寿命、服务时间等;一定质量水平的某种实体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占用或使用数量,例如某种资源的年平均占用量或某种服务满足需求的年平均人口;一定时期内、一定数量的某种实体质量水平,例如资源、产品的某一质量指标的具体数值。生活价值、考评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存在与使用价值相似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形态。[2]在形成绝对比较数量关系的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模型中,存在着作为因变量的产出变量、投入变量及其相减所得的净产出变量,以及作为自变量的决策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价值内容及其量纲、价值标准皆相同;决策变量也属于同一行为的投入方面或产出方面的某种价值内容,并代表着该行为的某种需要合理控制的力度或份量,其价值内容与投入变量、产出变量的不相同,但客观存在着因果关系式,即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都是决策变量的函数。投入函数与产出函数客观存在的对偶关系,决定了二者的变化规律常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和二元均衡习性。
1.2投入组合型决策问题及其基本规律
1.2.1组合型决策问题的常见情形
组合型投入产出决策问题有投入组合型和产出组合型等类。其中,投入组合型问题的基本特征是该人类行为需要两种资源投入,只有一种产品产出。两种资源投入量之间兼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和互为补充的必要性,因而需要进行投入量的最优组合以求净利益最大化。若现实问题需要投入多种资源,可以逐层划为两组并视为两种而逐层分析决策,或只考虑两种主要资源的最优组合而把其余资源视为既定或可多可少。产出组合型是关于一种或一组资源投入获得两种产品产出,需要对这两种可相互替代并需互为补充的产品产出量进行最优组合,以求净利益最大化。[3]各类情形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也有某些各异的特殊性。
在投入组合型决策问题中,投入的两种资源可以是生产行为消耗的两种要素、营销行为销售的两种商品或产品、消费行为购买的两种商品,等等;所产出的一种产品相应地为生产行为获得的产品、营销行为取得的收入、消费行为得到的效用,等等。两种资源应该具有相同的价值内容,其价值形态也应该相同,即同是上述四种具体形态中的某一种。但其量纲或价值标准则常不相同而不能直接相加。投入组合型问题的决策意图是通过两种资源投入量的最优组合,以追求总投入既定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或产出既定前提下的总投入最小化,也可综合为净利益最大化。
1.2.2投入组合型决策问题的规律性特征
同一产品生产的两种相关资源经常具有功能相似性,从而其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而生产出同一产品产量。同时,不同种资源或同一资源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往往各有专长,从而其投入需要一定比例的相互配合以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作效率来高效率地生产同一产品产量。例如,机器设备擅长于大功率、人工劳动专长于灵活性。要使机器设备得以充分发挥大功率就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工劳动相配合;而要使人工劳动的灵活性能够以一当百地产生高效率,就须借助于一定比例的机器设备。可将这种客观存在的、能最充分发挥效率的“一定比例”称为均衡点。在同一产品生产中,一种相关资源投入量从0或最低起点开始连续地增加和替代另一种相关资源到全部替代或最高终点为止,意味着将从一个严重偏离均衡点的极端连续变化到另一个极端。开始阶段(均衡点之前)的情形是短缺资源连续替代过剩资源,有利于充分发挥其优势互补的协作效率,因而增加较少的替代资源就可以在保持产量不变的要求下减少较多的被替代资源,所以这时的替代显得容易。但随着替代的连续进行,短缺资源投入逐渐增加,过剩资源投入逐渐减少,二者比例逐渐趋近均衡点,使容易替代的程度逐渐下降。后来阶段(均衡点之后)的情形恰相反,是过剩资源连续替代短缺资源,不利于充分发挥其优势互补的协作效率,因而这时的替代显得不容易。随着替代的连续进行,过剩资源逐渐增加而更加过剩,短缺资源逐渐减少而更加短缺,二者比例越来越偏离均衡点,必将越来越不能发挥其优势互补的协作效率,从而使不容易替代的程度逐渐上升。无论是开始阶段的连续替代容易程度逐渐下降,还是后来阶段的连续替代不容易程度逐渐上升,都属于“连续替代越来越难”。可见,两种相关资源具有功能相似性并且各有专长,决定了其投入量之间并存替代性和互补性,进而决定了其投入可以连续替代但越来越难。[3]
两种相关资源“投入可以连续替代但越来越难”的客观事实,同时体现在三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变化规律及其曲线形状特征之上。其一,在产出既定条件下,两种资源投入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存在递减规律,在分别以两种资源投入量为纵横两轴变量的坐标系中直观表现为等产出曲线凸向坐标原点[4]。其二,在不增加另一种资源投入量条件下,连续增加任一种资源投入量,也会出现上述的开始阶段和后来阶段那样的相互替代变化情况,会因为两种资源投入量比例的连续变化而使连续增加投入量的那种资源的边际效率递减,从而使其边际产出也存在递减规律,在以横轴代表该资源投入量、纵轴代表其边际产出的坐标系中直观表现为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反之,连续减少另一种资源投入量,其反向边际产出的绝对值则会反过来呈现递增规律,在同一坐标系中直观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其三,与“其二”的原因相同并且图形相对应,即在不增加另一种资源投入量条件下,连续增加任一种资源投入量,开始时因这种资源投入量的边际效率高而使总产出增加得快,后来因其边际效率越来越低而使总产出增加得越来越慢,综合表现为该资源投入量的产出函数呈单调减速递增变化趋势,在以横轴代表该资源投入量、纵轴代表总产出的坐标系中直观表现为凸向左上方的曲线。反之,连续减少另一种资源投入量,其反向产出函数则会反过来呈现单调加速递减变化,在同一坐标系中直观表现为凸向右上方的曲线。两种资源投入量之间存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及其图形特征,和任一资源投入量存在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分别成为现行无差异分析法和边际分析法的理论基础。
两种相关资源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并存的事实,不仅决定了上述以资源投入量(投入的使用价值内容)为自变量的三对变化规律,还会决定以资源投入额(投入的货币价值内容)为自变量的同样三对变化规律。其原因是单个行为主体调整两种资源的投入组合基本不会影响各资源的价值标准(例如各资源的价格),即价值标准可视为既定或基本不变,这使投入额与投入量之间仅差一个既定的系数即价值标准,从而使以资源投入额为自变量的函数的变化规律必然和以资源投入量为自变量的同一函数的变化规律相同,其曲线在同一坐标图(横轴同时代表投入量和投入额)上会重合或平行。于是,在同样条件下,两种相关资源投入额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也存在递减规律。在同样条件下,一种资源投入额的边际产出也存在递减规律,在以该资源投入额为横轴的坐标图中也直观表现为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另一种资源投入额的反向边际产出的绝对值则反过来呈现递增规律,在同一坐标图中直观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与资源投入额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相对应,一种资源投入额的产出函数呈单调减速递增变化趋势,即一阶导数始终为正但逐渐变小,直观表现为凸向左上方的曲线;反之,与资源投入额的反向边际产出绝对值的递增规律相对应,另一种资源投入额的反向产出函数则反过来呈单调加速递减变化趋势,即一阶导数始终为负但绝对值逐渐变大,直观表现为凸向右上方的曲线。资源投入额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和反向边际产出绝对值递增规律,及其必然存在一次数值相等、曲线相交的机会等规律性特征与习性,是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的理论依据。
1.3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特征
普通型单决策模型,无须对决策变量或投入变量、产出变量进行变换,就可直接进行单决策二元均衡决策分析[2]。但组合型单决策问题则不然。其行为份量的决策变量本来是两个,通常是投入方面或产出方面的使用价值内容中的两个不同品种。例如,两种商品、两种要素、两种产品或两种效用的同一种价值内容,等等。它本属于双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范畴,只是为了能够直观明了地显示利润最大化原则,而在对决策变量进行变换的基础上,采用单决策均衡分析方法。因此,这类问题的单决策均衡分析要比普通型多出首尾两步。首先,借助于同度量指标暂时把本来不同量纲或不同价值标准的两个欲决策的行为变量转变为一个“代决策变量”;在二元均衡分析图方面,需要借助于同度量指标把原先分别以两种资源投入量或两种产品产出量为横轴和纵轴的坐标系(如无差异分析图),转换为以代决策变量为横轴、以净产出变量的量纲(在总值分析图上)或代决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的量纲(在边际值分析图上)为纵轴的坐标系。末了,再用该同度量指标把均衡的代决策变量换算为原先那两个决策变量的均衡组合。若原先两个决策变量的量纲及价值标准皆相同,就无须借助同度量指标进行加总、转换和换算,只须把那两个欲行最佳取值的决策变量中的一个当作代决策变量即可。
应该指出,在投入组合型单决策模型中,通常只是产出变量的价值内容与普通型的相同,是直接的人类行为产出,是行为主体所追求的净产出的源泉。但与普通型不同的是,作为与产出变量形成绝对比较数量关系的投入变量通常不是直接意义的资源投入,而是在以货币价值内容表达的两种资源投入总额既定,或在一种产品产出总额既定条件下,增加一种来源的产出(属替代资源X所产)只得减少另一种来源的产出(属被替代资源Y所产)而形成的机会投入,即把减少的一方面产出视为增加另一方面产出的投入。对于普通型,产出变量、投入变量都是直接意义和完整内容的,因而净产出变量就是经济行为中的利润或非经济行为中的净利益。但对于投入组合型,在计算净产出时通常不考虑既定的资源投入总额或既定的产品产出总额。虽然因其既定即与决策变量如何取值不相关,而决定了“不考虑”下的净产出变量最大时所对应的决策变量取值,必然与行为主体所追求的利润或净利益最大化时所对应的一致,即其净产出最大化目标必定符合利润或净利益最大化目标。但就变量内涵而言二者通常不相等,因为组合型中净产出的内容只是相关部分,只有在既定部分为0时才会相等。投入组合型单决策模型的这些特殊性将从下文例子中进一步说明。
2商品消费组合的单决策投入产出均衡分析
商品消费组合的单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类似于基数效用论的边际效用分析,是关于两种商品购买量(消费量)或购买额的最优组合决策,是属投入组合型。其行为、资源、产品分别为消费(购买)、商品、效用。
2.1各变量假定和行为双变量的单一化
现时最优商品组合边际效用分析采用叙述法和代数法。它未能象无差异分析理论那样利用两种商品消费组合的二维图形直观分析说明有关原理,但为简单说明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也常不失一般性地假定只消费两种商品。本文也假定消费者用既定的货币预算Z0只购买(消费)两种商品X和Y,其购买量即原双决策变量分别为x和y。并对商品X和Y的有关变量、函数做如下假设:购买量x和y的边际效用函数分别为MU(x)和MU(y),价格分别为PX和PY;购买额分别为ZX和ZY(ZX=xPX;ZY=yPY;ZY=Z0-ZX);购买额ZX和ZY的效用函数分别为TUX(ZX)和TUY(ZY),边际效用函数分别为MUX(ZX)和MUY(ZY)[MUX(ZX)=MU(x)/PX;MUY(ZY)=MU(y)/PY]。此外,假定商品Y购买额ZY的效用函数TUY(ZY)的“反向效用函数”为TUY(Z0-ZX),边际效用函数MUY(ZY)的“反向边际效用函数”为MUY(Z0-ZX)。
当借用商品价格作为同度量指标,把两种商品购买量组合的双决策问题转变为商品X购买额的单决策问题,并以商品X购买额ZX作为代决策变量和二维坐标图横轴变量,就可做出如图1所示的投入组合型单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图。这样,我们就可把欲决策的两个行为变量即投入方面的两种使用价值内容(都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一定质量水平的某种实体发生数量),转化为投入方面的一种货币价值内容(转化前后都是消费行为的力度)。从而把双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问题转化为单决策问题,并用其二元均衡图形配以均衡分析和决策。
2.2设计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图
图1a中的两条点划线TUX(ZX)和TUY(Z0-ZX)分别代表购买商品X和商品Y的效用随着X的购买额ZX从0增加到Z0(对应着Y的购买额ZY从Z0减少到0)的变化轨迹,可分别称为“ZX的效用曲线”和“ZY的反向效用曲线”。通常,相关商品X和Y对于同一消费者而言,一方面因具有功能相似性而可以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因能满足某些特定需要而要求一定的相互补充。这不仅决定了两种商品购买额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存在递减规律,还决定了任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存在递减规律(还有生理上的因素也加强了这一规律,下同),和另一种相关商品的反向边际效用绝对值存在递增规律。同时决定了ZX的效用曲线TUX(ZX)呈单调减速递增变化趋势,形状凸向左上方,和ZY的反向效用曲线TUY(Z0-ZX)呈单调加速递减变化趋势,形状凸向右上方。两条实线TR(ZX)和TC(ZX)分别代表消费者的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是属以效用单位u计量的生活价值内容)随ZX的变化轨迹。其中,产出曲线TR(ZX)是ZX的效用曲线TUX(ZX)向上平移高度TUY0的结果,即两线相互平行、垂直距离TUY0;投入曲线TC(ZX)是ZY的反向效用曲线TUY(Z0-ZX)的水平倒转曲线,即几何上满足TC(ZX)曲线终点的高度与TUY(Z0-ZX)曲线起点的高度同为常数TUY0、代数上满足“TC(ZX)=TUY0-TUY(Z0-ZX)”。以上曲线或函数关系说明:在Z0既定条件下,当ZX为0时,消费者的产出等于把全部预算Z0都用于消费商品Y所得的效用TUY0;随着ZX的连续增加,一方面因增加商品X的消费而使其产出单调减速(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递增,同时因商品Y的购买额ZY随之连续减少而不断失去消费商品Y可得的效用,从而形成单调加速(因反向边际效用递增规律)递增的机会投入。图1a中的虚线为净产出曲线NR(ZX),其函数既等于产出函数与投入函数之差,也等于ZX的效用函数与ZY的反向效用函数之和,即NR(ZX)=TR(ZX)-TC(ZX)=TUX(ZX)+TUY(Z0-ZX)。在商品X的均衡购买额ZXe水平上(与图1b的均衡点E相对应),净产出曲线达到最高,直观表明消费者用既定的货币预算Z0在均衡点E实现效用最大化。
在图1b中[5],边际产出曲线MR(ZX)是增加商品X购买额ZX的边际效用曲线。其函数既是图1a中产出函数TR(ZX)或ZX的效用函数TUX(ZX)的导数;也等于商品X购买量的边际效用函数与其价格之商,即MU(x)/PX。因商品价格不随商品组合变化,故MR(ZX)的变化规律等同于MU(x)的变化规律,即商品X购买量x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四边形abfO的面积代表用全部预算Z0购买商品X(不买Y,ZY=0)的总效用,其值等于图1a中ZX的效用曲线TUX(ZX)终点的高度TUX0。边际投入MC(ZX)是因增加ZX而减少商品Y购买额所失去的效用(机会投入)的边际值函数及其曲线,是图1a中投入函数TC(ZX)的导数。在Z0既定条件下,TUY0为常数,其导数为0。这就使MC(ZX)等于ZY的反向效用函数TUY(Z0-ZX)的导数绝对值,即-MUY(Z0-ZX)。同理, MC(ZX)的变化规律等同于商品Y购买量的边际效用MU(y)递减规律的反向变化即反向边际效用递增规律。四边形cdfO的面积代表用全部预算Z0购买商品Y(不买X,ZX=0)的总效用,其值等于图1a中产出曲线TR(ZX)的起点和投入曲线TC(ZX)的终点相同的高度TUY0。
图1a中各曲线的高度分别与图1b中相应的四边形面积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和等价关系。例如,在代决策变量的任意取值ZXi的横坐标位置上,产出曲线的高度TR(ZXi)等于图1b中四边形cdfO的面积(相当于起点的高度TUY0),加上边际产出曲线MR(ZX)与横轴、纵轴、ZXi位置的垂线所围的四边形面积[相当于追加的高度即ZX的效用曲线的高度TUX(ZXi)];投入曲线的高度TC(ZXi)等于边际投入曲线MC(ZX)与横轴、纵轴、ZXi的垂线所围的四边形面积;净产出曲线的高度NR(ZXi)等于边际投入曲线MC(ZX)与横轴、ZXi的垂线、Z0的垂线所围的四边形面积[相当于ZY的反向效用曲线的高度TUY(Z0-ZXi)],加上边际产出曲线MR(ZX)与横轴、纵轴、ZXi的垂线所围的四边形面积[相当于ZX的效用曲线的高度TUX(ZXi)]。
2.3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图形分析
由图1b的有关面积(代表投入或产出的价值内容)分析可知,边际产出曲线与边际投入曲线的交点E是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即E点的横坐标ZXe为商品X的均衡购买额。这是因为,当ZX小于ZXe,例如等于图1b中的ZX1时,增加商品X的购买额“ZXe-ZX1”(商品Y的购买额将等额减少),虽然有所得即增加从商品X获得的效用(其值相当于四边形AEDC的面积),也有所失即减少从商品Y获得的效用(其值相当于四边形BEDC的面积),但抵减后会增加数值相当于三角形AEB面积的总效用;同理,当ZX大于ZXe,例如等于图1b中的ZX2时,减少商品X的购买额“ZX2-ZXe”(商品Y的购买额将等额增加),也会增加数值相当于三角形EFG面积的总效用。因此,在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动力驱动下,行为变量即商品X的购买额ZX(对应着商品Y的购买额ZY)的取值变化,存在着趋向其均衡购买额ZXe(对应着商品Y的均衡购买额ZYe)的倾向;并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具有在均衡点E保持相对稳定的习性。可见,图1直观地表现和说明了利润最大化原则。
2.4商品消费组合单决策均衡分析结论
通过模拟、推导可得以上分析模型中的边际产出函数MR(ZX)和边际投入函数MC(ZX)。根据上文对图1中各函数的定义及其关系的解释,以及厂商利润最大化原则,可得以下关系式和均衡条件等式:
MR(ZX)=TR/(ZX)=TUX/(ZX)=MUX(ZX) (1)
MC(ZX)=TC/(ZX)=TUY0/-TUY/(Z0-ZX)=TUY0/-MUY(Z0-ZX) (2)
MUX(ZX)=TUY0/-MUY(Z0-ZX) (3)
若预算Z0既定,TUY0就为常数,而式(2)和式(3)中的TUY0/则为0。因此,只要基数效用论能够求出商品X和商品Y购买量的边际效用函数,就容易转换为购买额的边际效用函数(除以既定价格),并由式(3)求得均衡点E的横坐标即商品X的均衡购买额ZXe。而只要求得ZXe,再借助于同度量指标PX和PY,其余相对应的变量均衡值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商品X的均衡购买量xe=ZXe/PX ;商品Y的均衡购买额ZYe=Z0-ZXe,均衡购买量ye=ZYe/PY 。这样,我们通过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就可同时求得两种商品的均衡购买额组合(ZXe ,ZYe)和均衡购买量组合(xe ,ye)。可见,基于投入与产出的对偶性及其二元均衡习性,借鉴厂商均衡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普通型单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原理,我们仍可根据客观存在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进行两种资源投入量最优组合的单决策二元均衡图形分析和代数计算及其决策。
2.5投入组合型单决策问题目标函数讨论
可以认为,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法,既是厂商均衡理论的拓展运用;也是边际分析法的补充,即利用一对(总值的和边际值的)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图形配以直观分析。因此,它与边际分析法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前提条件,即通常在两种资源投入的货币价值内容总额Z0(例如家庭预算)既定下,通过两种资源投入的最优组合,以追求产出或净产出最大化。
以上论述的在投入总额Z0既定条件下追求净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情形虽属常见,但现实的投入组合型决策问题中难免也有在产出既定下追求净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情形。这时,投入总额Z0非既定,从而TUY0也非常数,随着Z0的变化而变化;而式(2)和式(3)中的TUY0/就不等于0,或为常数或随Z0而变化。由图1可知,此时边际投入曲线MC(ZX)、均衡点E的位置及其对应的ZXe,就会随着Z0及其在图1中位置的变化而产生同方向移动。在代数上就使式(3)中含有两个未知变量ZX和Z0(实为ZX和ZY,因Z0=ZX+ZY)而不能单独求解。此时仍可依据上文的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所提供的理论和原理,采用相应的代数方法解决投入组合均衡问题。由于此时的效用(产出)为既定数,使无差异分析方法中所应用的以两种资源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产出函数)“TU0=TUxy(x,y)”就只有两个未知变量x和y,而原来的因变量即效用(产出)已经“既定”为常数TU0。在同度量指标即通常不随投入组合变化的商品价格PX和PY作用下,可以转换为只含与式(3)相同的两个未知变量ZX和ZY的新效用函数“TU0=TUXY(ZX,ZY)”,就可两式联立求解此二未知变量的均衡值ZXe和ZYe,进而求得Z0e和xe、ye等均衡值。
3其他常见投入组合型单决策均衡分析的同类相比
不难建立其他与商品消费组合同属“两种资源投入对一种产品产出”情形的单决策最优组合分析模型。例如,要素投入组合、商品营销组合,等等模型。它们与商品消费组合模型大同小异,就此做个简要比较分析。
3.1要素投入组合单决策均衡模型的异同分析
同理,我们仍然可根据长期生产中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客观存在的替代可能性和互补必要性,及其所决定的两种要素投入额都客观存在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反向边际产量绝对值递增规律,以及正反双向变化规律所决定的二者必然存在唯一数值相等、曲线相交的变化倾向,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进行最优要素组合的单决策二元均衡图形分析和计算决策。其理论分析模型中的行为、资源、产品分别为生产、要素、产品。其二元均衡分析图与商品消费组合模型的图1雷同。在这一模型中,字母X、Y及其x、y所代表的将由商品消费组合模型中的两种商品名称及其购买量,换为两种要素名称及其投入量。它们仍然代表原来两个欲决策的行为变量,其价值内容仍然是两种使用价值,其价值形态仍然是“一定时期内、一定质量水平的某种实体发生数量”。字母Z和U所指代的将分别由商品消费组合模型中的购买额和效用换为耗费额和产品,其中ZX所指代的仍然是转换后的代决策变量,即表现为货币价值内容的一种要素的耗费额。其余字母、各函数代号和计算式等含义皆与商品消费组合模型中的相同或基本相同。这样,要素投入组合模型的文字阐述及其二元均衡图形就都可以承袭上述的商品消费组合模型。
与商品消费组合模型在内容上有两点差异。其一,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量或投入额的边际产量递减规律通常在初始阶段表现为先递增到最大再转为递减。但这初始阶段不在决策必须考虑的相关范围之内,使这种现象只是在图1b中边际产出曲线的前部阶段和边际投入曲线的后部阶段各出现一个隆起形状,而不影响两线交点的位置,即不影响代决策变量和原先双决策变量的均衡取值、均衡组合。其二,在模型的文字阐述方面,随着决策问题的内容、行为、资源、产品和相关名词等变化,商品消费组合模型中的消费、商品、效用、预算、购买额、购买量等概念,在要素投入组合模型中将分别换为生产、要素、产品、成本、耗费额、投入量等概念。
3.2商品营销组合单决策均衡模型的异同分析
商品营销组合是指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营销两种相关商品的数量组合。其商品来源可以是进货,也可以是自产。所以,此类决策模型既适用于商业企业的商品进销行为,也适用于生产企业的产品产销行为。由于商品营销组合在决策相关范围内变动一般不会影响单位商品的营销成本(指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再加营销费用),所以在营销行为中的两种资源投入的货币价值内容即营销成本可视为两种商品营销量(使用价值内容)的线性函数,在以两种商品营销量分别为纵横轴变量的二维坐标图上直观表现为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通常,因两种相关商品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使其营销量(或营销成本)之间具有替代性;又因其功能、质量、满足需求种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使其营销量(或营销成本)还存在互补性。这种替代性与互补性并存的事实,决定了在营销总收入既定条件下,两种商品营销量x、y(或营销成本ZX、ZY)的边际替代率(-Δy/Δx,或-ΔZY/ΔZX)存在递减规律。进而决定了无论其他商品营销量是否既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连续增加一种商品营销量(或营销成本),其边际收入存在递减规律;而连续减少一种商品营销量(或营销成本),其反向边际收入绝对值则存在递增规律。最终决定了两种商品营销成本的正反双向边际收入之间,必有一次数值相等、曲线相交的变化倾向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下的均衡习性,从而存在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二元均衡分析的理论依据。
商品营销组合问题的规律性特征和目标函数情形,都与商品消费组合的相同。这决定了其理论分析模型可以承袭上述的商品消费组合模型,包括如图1所示的图形分析和相应的文字阐述内容,只需稍加变换即同。在商品营销组合模型中,决策问题的行为、资源、产品分别为营销、商品、收入。商品营销组合模型中的字母x、y分别代表两种商品营销量,它们同样代表原来两个欲决策的行为变量,其使用价值内容及其形态同样是“一定时期内、一定质量水平(商品档次)的某种实体发生数量(商品营销量)”。Z和U分别指代营销成本和收入,其中ZX所指代的同样是转换后的代决策变量,具体代表商品X的营销成本。其余字母、各函数代号和计算式等含义皆同商品消费组合模型。在模型文字阐述方面,商品消费组合模型中存在消费、商品、效用、预算、购买额、购买量等概念的位置,将分别出现营销、商品、收入、成本、营销成本、营销量等名词。
4非经济类和无连续函数的投入组合型单决策举例
与普通型等单决策模型类似,组合型单决策原理和方法也具有广泛适用性,包括人类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就以男女混合大型团体竞赛(简称“混合竞赛”)的人员组织为例,来论述投入组合型单决策模型在非经济行为、只有经验数值系列和无须同度量指标等情况下的适用性。
4.1混合竞赛人员组织的投入组合型特征
假定某地组织一场男女混合的大型知识竞赛(或其他竞赛),各队男女生人数比例不限,参赛总人数规定为Z0,采用百分制评分,男女生所得分数的考评价值无差别,一分就等于一分,总分越高名次越优。各单位的参赛人员组织工作是一个“两种资源投入对一种产品产出”的决策问题,它符合投入组合型的形式特征。其行为、资源、产品分别为参赛、人力、成绩。其产品的价值内容为考评价值,表现形态为“一定时期内(竞赛周期内)、一定质量水平(竞赛的档次、级别或意义)的某种实体发生数量(所得分数)”。所谓两种资源是指男生X和女生Y,价值内容为使用价值,表现形态为“一定数量(参赛人数)和质量(参赛者的身份与素质)的某种实体的占用时间(竞赛周期)”。其投入量即参赛人数分别设为ZX和ZY(ZX+ZY=Z0),或设为x和y。应该指出,知识竞赛的人力投入与企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性质不同。后者需要花成本雇佣因而存在价值标准即要素价格,在要素投入组合单决策模型中需要用其价值标准作为同度量指标将原先两个决策变量即两种要素投入量x和y,暂时转换为两个新的决策变量即两种要素投入额ZX和ZY,进行最优取值后再换算回去。前者是一种社会锻炼和实现自我的机会因而无须成本和价值标准,可视为两个决策变量即男生参赛人数x和女生参赛人数y的“量纲及价值标准皆相同”,就无须进行转换和换算,即分析模型中的ZX就是x、ZY就是y。
混合竞赛人员组织问题客观上还存在着适用投入组合型均衡分析模型的条件特征,即两种资源投入量之间并存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其替代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各单位都拥有足够数量的、掌握一定竞赛相关知识的男生和女生,他们都能够参赛和得分;二是竞赛规则允许男女生相互替代,人数比例不限。其互补必要性主要表现在,男生和女生之间由于性别差异决定了其思维方式、逻辑性、语言表达、反应速度、思考耐力、生活或社会实践经验、知识偏好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使之在知识竞赛场上各有专长,这决定了男女搭配参赛有利于优势互补以更完美地回答通常提倡该竞赛领域内全面知识技能的竞赛题目和多得分。此外,男女当中各有一些高才生和男女配合相互激励等普遍存在的现象也使二者互补有利于多得分。男女生参赛人数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并存特征,决定了在总得分一定的条件下,其参赛人数的边际替代率存在递减规律。进而决定男生参赛人数的得分函数TUX(ZX)呈单调减速递增趋势和边际得分函数MUX(ZX)存在递减规律,而女生参赛人数的反向得分函数TUY(Z0-ZX)则反过来呈单调加速递减趋势和反向边际得分函数绝对值-MUY(Z0-ZX)反过来存在递增规律。从而为混合竞赛人员组织问题的投入组合型单决策均衡分析提供了理论条件。
4.2混合竞赛人员组织投入组合型单决策均衡分析
理论上,此课题的单决策均衡分析也适用图1配合进行,以直观阐释或理解其投入产出二元均衡习性和均衡分析模型的原理等内容。但由于其两种资源投入量即男女生参赛人数ZX和ZY皆为自然数,决定了其具体的二元均衡图与图1有所差异,表现在各曲线都是台阶状的折线,其递减或递增只体现在相邻各台阶之间。当然,若参赛总人数Z0足够大,台阶状的折线就会趋近于图1的圆滑曲线。实践中,在难于获得男女生参赛人数的得分函数,或规定的参赛总人数不多等情况下,宜通过预计两个基本函数TUX(ZX)和TUY(Z0-ZX)或其边际函数MUX(ZX)和-MUY(Z0-ZX)的经验数值系列,并根据图1提供的均衡原理和各函数之间的关系式,采用表算法进行男女生参赛人数最优组合决策(参见表1)。
表1是个Z0为10人的例子。其中,第2行即“男生预计得分”和第5行即“女生反向预计得分”,就是两个基本函数的经验数值系列。二者分别符合图1a中点划线TUX(ZX)的“单调减速递增趋势”和点划线TUY(Z0-ZX)的“单调加速递减趋势”。其余系列皆按其关系式而源于此。其中,最为关心的两个代表利润最大化原则基本函数的系列,分别是第10行即“边际产出函数”系列和第12行即“边际投入函数”系列。二者分别符合图1b中边际产出曲线MR(ZX)的“递减规律”和边际投入曲线MC(ZX)的“递增规律”。在代决策变量ZX取值为5时(相应地,ZY=10-5=5),边际产出(此时等于5)与边际投入(此时等于4)最接近于相等,结果会使净产出函数系列(表1最后一行)的对应数值达到最大。于是得到两个决策变量的均衡取值ZXe和ZYe都等于5,此时的预计参赛净产出即总得分将达到最好的94分。如果难于预计两个基本函数的经验数值系列,亦可先预计其边际函数MUX(ZX)和MUY(Z0-ZX)的经验数值系列,再根据各函数之间的关系式推算其他系列并进行决策。
5结束语
可见,无论是人类的经济行为还是非经济行为,都存在着适用投入组合型单决策模型的诸多现实问题。在理论上,用图1配合直观地均衡分析和说明投入组合型单决策问题的投入产出二元均衡习性及其原理,包括总值图(图1a)和边际值图(图1b)都显得十分重要。在计算时,更宜采用代数方程联立,即用式(3)求解代决策变量的均衡值ZXe,进而求得其他决策变量的均衡值。在实务中,可能得不到分析模型所需的两个基本函数,即在资源Y投入既定下增加资源X投入的产出函数TUX(ZX)和在资源X投入既定下增加资源Y投入的产出函数TUY(ZY),但只要能得到两种资源投入的产出函数TUXY(ZX,ZY)或TUxy(x,y),就可用求偏导数的方法据以分别求得资源X投入额的边际产出函数MUX(ZX)和资源Y投入额的边际产出函数MUY(ZY),这时图1b及其所反映的边际函数即式(1)和式(2)显得重要,而其他的不一定需要。若只能得到两个基本函数的经验数值系列,则可从边际产出系列和边际投入系列中寻找能使二者最接近的ZX近似代表均衡值ZXe。假使连所需的经验数值系列也得不到,掌握分析模型的原理和思路亦可据以尽量讲究经济性和接近最佳决策。
鉴于产出与投入的对偶性可知,对于存在“两种资源投入对一种产品产出”之形式特征和“两种资源投入之间兼具替代性和互补性”之理论条件的人类行为,普遍适用投入组合形单决策模型进行资源投入最优组合均衡分析;而对于存在“两种产品产出对一种资源投入”之形式特征和“两种产品产出之间兼具替代性和互补性”之理论条件的人类行为,则可建立普遍适用的产出组合形单决策模型进行产品产出最优组合均衡分析。产出与投入的对偶性还会进一步决定,产出组合形单决策模型与投入组合形单决策模型在方方面面的对偶关系和大同小异。主要表现在有关规律、原理和方法相同或相似;而其方向性则相反或对立,主要表现在同类函数之间的变化趋势方向相反、同类曲线之间的凹凸方向也相反。据此可创立产出组合形单决策均衡分析理论(另文著述)。
摘要：揭示同一产品生产中相关资源投入量之间普遍并存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特征,及其决定的某些重要规律。指出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是相关资源往往兼具功能相似性和各有专长等基本特征,而其经济意义则说明对同一人类行为各种资源投入量进行最优组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基于这些规律性特征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投入组合型单决策均衡分析理论,并以商品消费组合为例论述其规律、原理、图形和方法,以要素投入、商品营销和混合竞赛等行为为例阐述其普遍适用性和应用灵活性。
关键词：投入产出,均衡分析,投入组合,二元图形
参考文献
[1]李山寨.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中的纵横交错对偶性[J].商业时代,2010(14):79-80.
[2]李山寨.投入与产出的对偶性及其行为单决策均衡原理[J].科技和产业,2011(10):82-88.
[3]李山寨.产出组合型单决策投入产出二元均衡分析理论[J].商业研究,2011(9):86-93.
[4]高鸿业,刘文忻,冯金华.西方经济学[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二元理论 篇7
一、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1、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二元经济形成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 以英国为例, 通过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 特别是原始积累的研究, 从生产关系层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 即二元的经济形态的形成过程。
现代经济启动以前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初期以及古代时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 一部分构成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 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 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 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 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农民在自有或佃租的土地中进行劳作, 自给自足, 维持一种简单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就是社会经济逐步二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正是通过暴力手段, 逐步获得劳动力和资本的过程。首先, “大量的人突然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 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 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然后, 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 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 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随着现代工业在城市的集中, 城市 (工业) 成为生产力的中心, 农村 (农业) 逐步被边缘化, 二元经济形态也就形成了。
英国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的过程, 就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传统的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向较高层次的二元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包括历时四、五百年的圈地运动和其它暴力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教会财产, 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 盗窃公有地, 用剥夺的方法, 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 使土地与资本合并, 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二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取代一元的小农经济的过程中, 尽管充满的血腥, 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 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革新, 是一种历史进步。
2、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二元经济形成的论述
20世纪五十年代,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如火如荼的时期,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通过生产力的角度, 描述了一元经济形态逐步转变为二元经济形态的过程。
荷兰经济学家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文中, 通过对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 发现在印尼社会中, 原有的经济成份为本土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 使用本土固有的落后技术, 整个社会表现为资本主义前社会的传统社会, 而随着外来资本主义的进入, 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形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 使用先进的技术并提供较高的收入水平, 形成殖民主义输入型的现代“飞地经济”, 即资本主义现代部门。“二元”的社会经济模式也就形成了。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5年最早提出了增长极理论, 他认为经济增长首先集中在某些“点”上, 而不会在“面”上展开。佩鲁将这些“点”称为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在这些点上, 开始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各个增长中心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 通过这种“波及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 在一个经济体中, 尚未形成增长极的时候, 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一元经济, 在增长极的“波及效应”均衡地影响于经济体其它部分后, 形成了一种较高层次的一元经济,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即增长极的“波及效应”尚未均衡地影响于经济体其它部分时, 就出现了二元的经济形态。
1957年,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文中, 提出了“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原理”。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 各种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会引起另一个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而这第二级的变化会反过来推动最初的那个变化。所以, 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均衡, 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 但这种循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具有累积效应。地区间和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就是由这种“循环累积的因素联系”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经济不平等, 而经济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如不断地循环、累积, 最终形成区域间、国家间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用很多篇幅描绘了乡村小农经济中的农耕者, 怎样逐步成为城市工厂中的雇佣工人, 如何实现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当然, 马克思立意的重点, 不在于剩余劳动力实现了转移, 而是劳动力转移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被强迫的。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掠夺而被驱离的人, 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 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 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它们大批地变成乞丐、盗贼、流浪汉, 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 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 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汉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 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汉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它们看作‘自愿的’罪犯, 其依据是, 只要它们愿意, 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样, 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汉的农村居民, 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 通过鞭打、烙印、酷刑, 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这样, 这些失去土地的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被迫进入城市的工厂做工, 形成了最早期的一批产业工人。这也对后期二元经济研究中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命题提供了重要的先鉴意义。
2、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 美国的几名经济学家, 在其二元经济理论中, 都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作为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述。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刘易斯认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主要存在于传统农业部门。刘易斯认为,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 剩余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进行转移。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收入水平差距刺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工业部门采用现代生产方式, 劳动生产率高, 又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从而可以在相对不变的工资水平下获得大量雇佣工人, 从而资本家可以集中大部分工业利润, 积累起大量资本。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促使产出和就业不断增长。直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 农村劳动力工资也按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 经济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费景汉和拉尼斯完善了刘易斯二元经济转换的二阶段理论, 并进一步提出了二元经济转换的三阶段学说。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零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称为“多余劳动力”。劳动边际产品大于零, 但低于农业部门平均收入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是“伪装失业劳动力”。假定由于制度原因, 农业部门的工资为“不变的制度工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等于零。由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等于零, 当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时, 农业总产量不会下降;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 实际制度工资不变, 随着剩余劳动力的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 总农产品与现存农业劳动力对农产品的消费之间产生一个差额, 即农业剩余。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大于零, 但小于实际的制度工资。劳动力的转移必然使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提高, 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将出现农业总产量的下降。此时, 平均农业剩余己经开始下降。这表明在此阶段, 农业部门己不能向新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按农业部门的固定实际工资提供农产品, 开始出现农产品的短缺。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固定的、由制度决定的实际工资。当劳动力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继续转移时, 固定制度工资将被实际工资代替, 农业工人的工资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决定, 并开始随劳动边际产品的增加而提高。“伪装失业”消失, 劳动力成为稀缺商品, 农业部门已经“商业化”, 二元经济转换的任务完成。
乔根森认为, 一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在现有制度和医学水平上能够达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长率, 在达到最大人口增长率以前, 总人口增长率将随粮食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他把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上最大量时的最低人均粮食产出称为临界人均收入水平。当人均粮食产出大于临界人均收入时, 人均粮食消费不变且等于临界人均收入水平, 这样, 农业剩余便产生了。农业剩余的产生使得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从土地上分离出来, 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因此开始。并且,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 其关系是: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等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显然, 如果没有农业剩余, 工业人口等于零, 即所有人口从事农业。如果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很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去的比例也很大。乔根森认为, 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的, 而是不断上升的, 农业工资也不是固定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着转移到工业部门, 只需要工业工资必须高于农业工资, 他认为这个工资差异在比例上是固定的。
哈利斯、托达罗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条件下, 就城市中的就业格局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是像刘—费—拉模型所所描述的那样, 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直接转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 真实的的转移过程是一个两阶段过程, 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并在“城市中传统部门”中工作, 然后这些劳动力有机会和有条件进入到“城市中的现代部门”。沿着这种思路, 托达罗经过模型设定及其求解, 发现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 并非如刘—费—拉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取决于收入差别。事实上, 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 农民的流动不仅要考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 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在城市就业的概率。因此, 农民决策时要在进入城市后遭受失业风险和预期获得较高收入之间做出权衡。
三、马克思《资本论》对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启示
通过以上马克思《资本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在二元经济模式形成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两方面的论述对比可以看出, 《资本论》对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确立过程、资本主义性质及其矛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了近代英国从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一元经济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 这些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者鲜有涉及的内容。
2、马克思揭示了农业部门在促进工业
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包括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本, 提供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 这些正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3、马克思开创性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 显然不同于西方多数学者从生产力角度着眼研究二元经济的方法, 为正确把握二元经济的实质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为第三世界国家研究二元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虽然马克思在所有论著中从来没有用过“二元经济”的提法, 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规律的研究使他无愧于二元经济经理乃至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难怪以研究二元经济闻名于世的刘易斯教授在其成名之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醒读者阅读马克思《资本论》, 特别是原始积累部分的内容。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的描述, 揭示了近代英国从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一元经济形态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 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鲜有涉及的内容;马克思揭示了农业部门在促进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后期二元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开创性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规律, 显然不同于西方多数学者从生产力角度着眼研究二元经济的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二元经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
[2]、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
[3]、费景汉, 《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5]、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年
二元理论 篇8
两组分 (或多组分) 体系混合能达到的最低熔点, 称为低共熔点, 形成的混合物称为低共熔混合物。如果将低共熔混合物冷却, 则在低共熔点全部凝固。2种物质按不同比例混合, 低共熔混合物的性质最稳定, 低共熔点也就是低共熔混合物的相变温度[1]。
脂肪酸 (通用式为CH3 (CH2nCOOH) ) 过冷度小, 熔化和凝固的可逆性能较好, 是很好的相变储能材料, 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2,3,4,5,6,7,8]。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的研究也备受关注。Ahmet Sari 等[9]对硬脂酸 (SA) 、月桂酸 (LA) 、肉豆蒄酸 (MA) 、棕榈酸 (PA) 进行DSC实验, 试测出这4种物质的3种低共熔混合物 (LA-SA、MA-PA、PA-SA) 的配比、熔点和相变潜热。吕石磊等[10,11]对癸酸、月桂酸低共熔混合物 (癸酸与月桂酸的物质的量比为66∶34) 的相变温度和相变潜热进行了理论预测和实验研究, 其相变温度为19.67℃, 相变潜热为126.562J/g, 与石膏板融合后构成相变墙的基材, 其相变墙的熔点为17.984℃, 相变潜热为39.828J/g。李忠等[12]研究了豆蔻酸和硬脂酸二元混合物的热性能,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MA-SA二元低共熔物/蒙脱土复合贮能材料的制备方法。
实验测定低共熔混合物热特性的方法会受到实验样品纯度、DSC仪器本身误差的影响, 而且耗时、成本高, 而理论计算可提供快速、准确、低成本的替代方案。本研究拟对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温度和潜热的理论预测公式进行选择和验证计算, 合理选择现有脂肪酸的熔点和熔化潜热, 对脂肪酸类二元低共熔混合物的配比、熔点和熔化潜热进行了理论计算, 并对其熔点分布情况及可能的工程应用背景进行了分析。
1 脂肪酸材料的基本特性
在脂肪酸中, 癸酸、月桂酸、肉豆蔻酸、棕榈酸、硬脂酸及其它混合物或共晶物是应用较多的相变材料。脂肪酸都有羧基, 羧基的化学性质是决定脂肪酸化学性质的重要因素。表1为现有关于脂肪酸相变材料的研究结果[2,9]。
2 低共熔混合物相变温度和潜热的计算
2.1 计算公式的选择与验证
计算公式来源于文献[13], 低共熔点即为式 (1) 计算A、B 2种物质液相线在二元共晶系相图上的交点:
undefined=A, B (1)
式中:Tm为混合物的熔点, K;Ti为第i种物质的熔点, K;Xi为第i种物质的摩尔分数;Hi为第i种纯物质的熔化潜热, J/mol;R为气体常数, 8.315J/ (mol·K) 。
利用式 (1) 可给出二元共晶系的相图并定出低共熔点。对于N元共晶系, 可依此方法将N-1个组元与第N个组元分别视为A、B “组元”, 递推出系统的共晶点。
N元共晶系潜热的表达式为:
式中:Hm为混合物的熔化潜热, J/mol;CPLi为第i种物质液态状态下的定压比热;CPSi为第i种物质固态状态下的定压比热。
当各组分分子式较大时, 利用式 (3) 计算潜热, 可忽略显热项带来的误差 (因误差很小) , 对于长链有机物, 误差小于4%。
undefined
为了验证上述计算公式的准确性, 对文献[9]中的实验数据进行验证计算。文献[9]对肉豆蔻酸 (MA) 和棕榈酸 (PA) 的低共熔混合物的配比、熔点及融化潜热进行了实验研究, 肉豆蔻酸 (MA) 的分子量为228.37, 熔点为52.2℃, 相变潜热为182.6J/g, 棕榈酸 (PA) 的分子量为256.42, 熔点为58.9℃, 相变潜热为189.6J/g。运用式 (1) 和式 (3) 计算的结果与实验值的比较如表2所示。
图1为肉豆蔻酸 (MA) 和棕榈酸 (PA) 低共熔混合物配比的计算示意图。表2为肉豆蔻酸 (MA) 和棕榈酸 (PA) 低共熔混合物的特性计算对比。从表2中的对比情况来看, 式 (1) 和式 (3) 的计算值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 可以用来计算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的热特性参数。
注:0.3%/0.5%中0.3%是相对于58.0计算的结果, 而0.5%是相对于42.0计算的结果
2.2 相变温度和潜热的计算
采用表2中脂肪酸类的基本计算参数, 利用式 (1) 和式 (3) 对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的配比、熔点和熔化潜热进行理论计算,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低共熔混合物的配比为表中第一列物质与第一行物质之比, 低共熔混合物的参数为相变温度 (℃) /熔化潜热 (J/g) , A物质的摩尔分数/B物质的摩尔分数, 如17.7/141.6、8.2/91.8表示PA-BS的低共熔混合的熔点为17.7℃, 熔化潜热为141.6 J/g, PA-BS的物质的量比为8.2∶91.8。
图2 为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的熔点分布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 在计算的15种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中, 熔点最低为10.2℃, 最高为 51.5℃。以5℃为间隔, 在10～55℃的温度范围内, 每个间隔段内至少有1种低共熔混合物。从工程实际应用来看, 该温度段的相变材料适用于低温采暖、生活热水、相变墙体、温控混凝土、相变服装等领域。在计算的15种脂肪酸类低共熔混合物中, 熔化潜热最低为138.6J/g, 最高为187.5J/g。
3 结论
二元理论 篇9
一对大爆炸理论的重新审视与空间的真正本质
麦金解决意识产生问题的出发点是二元论。他认为, 意识只有非空间性, 意识产生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 不是意识本身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认知结构中所隐藏的空间概念没有反映空间的真正本质, 它把空间与非空间绝对割裂开了, 从而使意识的产生问题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如果我们洞察了空间的真正本质, 就会明白意识既产生于大脑又是非空间的。而要理解空间的真正本质及其与非空间的关系, 就要重新审视宇宙大爆炸理论。
根据大爆炸理论, 大约137亿年前一个密度无穷大“奇点”发生了大爆炸, 之后宇宙开始膨胀, 并逐渐扩展和演化, 空间、时间以及万物随之产生, 再后来又逐渐出现了生命、神经细胞以及脑器官, 并最终产生了意识。总之, 宇宙万物的产生, 最终都能追溯到大爆炸这个源头。但麦金认为, 大爆炸并非一切存在的开端, 大爆炸本身也有原因。空间是随大爆炸产生的, 那么大爆炸之前的宇宙肯定不是空间的, 这就意味着空间是从非空间或前空间的结构产生的。就此而言, 大脑产生意识的过程与大爆炸产生宇宙的过程是逆向的:大爆炸从非空间的宇宙产生了空间的宇宙, 而大脑从空间的大脑产生了非空间的意识。因此, 搞清楚大爆炸如何从非空间中产生空间, 有助于理解意识之谜。宇宙学家把大爆炸看成万物之源, 是犯了唯心主义的谬误, 即从对大爆炸之前的状态一无所知的认识论前提得出了之前什么也不存在的本体论结论。大爆炸其实只是宇宙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由于空间产生于非空间的结构, 因此根据质能守恒定律, 这种非空间结构在大爆炸后仍会以某种形式存在。那么, 大爆炸之后, 宇宙中就既有空间结构也有非空间结构, 这些非空间结构既是物质的原因也是心灵的原因, 既能解释大爆炸也能解释意识的产生, 它们是“最基本的实在, 是它们在大爆炸时被转换成了物质, 也是它们能使物质通过脑组织的形式产生意识。”[2]121大脑能产生意识, 利用的就是大爆炸之前就存在的这些宇宙属性, 这些属性在大爆炸之后仍然存在, 只不过被空间和物质覆盖了。大脑复活了这种非空间的结构, 使它呈现为意识的外观。
根据这种新解释, 我们当前的空间概念只部分地反映了空间的本质, 真正的空间既包括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空间, 也包括大爆炸之前的非空间结构。换言之, 真正的空间=现在的空间+非空间结构。因此, 说意识是非空间的, 只是说意识没有当前的空间概念所归属的属性, 但根据新的空间概念, 由于意识反映了空间的非空间结构, 因此与真正的空间是完全相符的。就此而言, 说“意识具有非空间的属性”与说“意识在客观上具有空间所具有的属性”并不矛盾, 因为从客观上说空间具有的属性比我们现在归属给它的多, 空间客观上有一种真实的结构, 它能同时容纳心灵和物质。由此可见, 意识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 源于我们漏掉了空间的非空间结构。在我们说意识没有空间属性时, 我们实际是说它没有我们归属给空间的那些空间属性, 而不是说它没有真正空间的属性。
二意识的隐秘结构及其理由
在麦金看来, 要解释意识如何能从大脑中产生, 就要假设意识拥有一种隐秘的自然结构, 它在意识状态的表层属性与它们所依赖的物理事实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他说:“意识的具身性的关键在于它的隐秘结构。……要理解意识如何从大脑中产生, 就必须破解意识的深层结构。”[3]63
众所周知, 世界万物除了外部现象之外, 都有内部的深层结构。因此, 在解释事物或现象时假设某种深层结构或内部机制是一种常见而有效的解释模式。例如在解释物理事物时, 我们会假定原子、基因、夸克等作为外面现象的内部机制。麦金认为, 这种解释模式也能用于意识, 因为意识和其他现象一样, 也“有一种隐秘结构、一种秘密的底层、一种隐蔽的本质”。[2]140这种隐秘结构之于意识和大脑, 就像万有引力之于行星及其轨道、动能之于分子及其所构成的气体的活动、DNA结构之于父母和他们的后代。
首先, 思想的逻辑属性支持意识具有隐秘结构。语言哲学研究表明, 由自然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既有表面的语法结构又有深层的逻辑结构, 有些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错误就源于对这种逻辑结构的无知。例如,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似乎蕴涵了当今法国国王的存在, 但由于法国实行共和制, “当今的法国国王”并没有指称。之所以出现这种自然语言把存在赋予了非实在物的尴尬情况, 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隐藏于表面语法结构之下的逻辑结构。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可作如下逻辑分析:至少有一个X是当今法国国王, 至多有一个X是当今法国国王, X是秃子。在这里, “当今法国国王”这个摹状词不再是主词, 而变成了谓词, 这样, 赋予“当今法国国王”的实在性就在分析中消失了, 从而就剔除了自然语言造成的困惑。麦金指出, 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 它在揭示语言的深层逻辑结构时, 也揭示了意识的隐秘结构。因为思想先于语言, 语言的结构来自于思想的结构, 语言只是让意识覆盖在思想上的伪装有了外在的形式。由于语言和思想共有一种伪装, 因此, 逻辑分析在揭示句子的隐秘结构时, 同时也揭示了有意识的思想的隐秘结构。思想的这种两重性表现在, 它们既有能内省到的表层现象, 也有底层的逻辑实在, “思想的逻辑形式就像有机体内部的骨骼:它给思想提供了支撑结构, 但没有呈现给朴素的外部观察。它是内在于思想的, 是思想的本质, 但它不对内眼开放。”[2]147
其次, 盲视现象为意识的隐秘结构提供了经验支撑。在正常视觉中, 意识经验的两种内在的属性在辨别行为中起着因果作用:一种是主体能够内省到的表层属性, 另一种是内省不到的深层属性, 只有在这两种属性的共同作用下, 你才有正常的视觉。盲视病人没有现象学的视觉经验, 但能对某些简单的视觉信号作出反应。这是由于上述的两种属性出现了分离, 外部刺激只激活了深层的属性却没有激活表层的属性, 而深层的属性不能到达内省, 结果就是:盲视患者的大脑虽能接收并加工视觉刺激信息, 却无法内省这些信息并形成视觉经验。麦金认为, 盲视现象从经验上说明了意识状态具有两重性, 证明它“是一座复式楼”。[2]150
意识的这种隐秘结构与客观空间的未知结构是重合的, 空间内在于意识, 构成了其本质。就心脑关系来说, 大脑产生意识所利用的未知属性与意识的使自身具身于大脑的隐秘结构是重合的, 这就是宇宙的非空间结构。由此可见, 意识的产生原则与具身原则是一致的, 大脑用于解释意识的未知属性就是意识的隐秘方面。但要注意, 麦金所说的意识的隐秘结构不是通常所说的无意识, 也不是说心灵具有的东西比意识中呈现的多, 而是说意识具有的东西比内省的要多。心灵具有三层次的结构:意识的表层、意识的隐秘结构和无意识状态。如果你对某种意识经验具有比内省更有效的认识工具, 你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隐藏在物理世界中的一种未知的非空间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意识牢牢地锁定在大脑、行为以及环境的物理世界之上。
三意识之谜的根源
尽管意识有这样一种隐秘结构, 但麦金认为, 由于人类认知固有的局限性, 这种结构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 因此, 意识才成了一个深奥难解的谜, 而且是一个终极之谜、一个人类智慧根本无法破解的谜。
首先,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智能不是一种适合于一切目的的解题装置, 而是具有天赋性、模块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就天赋性来说, 某种认知机能由什么大脑区域负责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决定的;就模块性来说, 心灵是由不同的机能组成的, 每种机能都专门完成某项认知任务;就适应性来说, 心灵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选择的。总之, 人的智能是由不同的模块承担的, 而这些模块都有天赋的基础和特定的功能。但任何模块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自身的局限性, 例如语言模块就只能处理人类语言, 不能处理火星语。智能中还没有一种模块适合于解答意识之谜。从物种的角度看, 不同物种的心灵都有自身的长处和局限性, 都表现出了一些认知偏向。人类的心灵主要用于处理社会关系、应付空间世界。我们不能理解意识之谜是“由于人类智能的结构。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是完全真实的, 但我们的心灵不适合于解决它, 就像猫的心灵不适合于发现相对论或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一样”。[2]212
其次, 意识之谜产生于我们的认知封闭性。认知封闭性是指:“心灵M对于属性P (或理论T) 是认知封闭的, 当且仅当M能自由使用的建立概念程序不能用于把握P (或理解T) 。”[3]3破解意识之谜, 关键是认识心身之间特别是心脑之间的关系;如果解释心脑关系的是某种隐秘的属性P, 那么我们只有理解了P才能理解意识。但我们对P是认知封闭的。我们形成意识的概念是通过内省, 形成大脑的概念是借助于知觉。内省仅限于意识的表层, 只能说明你当前的意识是什么, 不能说明你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 而知觉只能揭示意识状态的神经关联物, 但不能认识意识状态本身。由于我们认识心灵和大脑的能力具有这种不可还原的两重性, 因此内省和知觉都难以认识心脑之间关系。此外, 我们也不能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概念来解释意识, 因为在特定领域引入理论概念要遵循同质性原则。我们不能用心理概念来解释物理现象, 也不能用物理概念来解释心理现象。那么, 由于我们知觉大脑所得到的数据不包含任何意识的东西, 我们解释这些数据所需的理论属性就也不会包括意识。因此, 如果P在知觉上是本体性的, 它对于基于知觉的解释推理就也是本体性的。总之, 不论在知觉上还是概念上, 内省和知觉都不能让我们理解心脑之间的联系, 因此, 意识对我们的心灵是认知封闭的。
第三, 人类有一种特殊的认知结构, 麦金称之为“组合范式”或“带有似规律映射的组合原子论”。也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某种东西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其各部分是如何组合起来的以及整体随时间如何变化, 你就会对这种东西有所理解。自然事物都适合于这种认知结构, 但是意识不适合, 因为虽然意识是由大脑活动产生的, 但神经元不是意识的“原子”, 意识不是由神经元及其活动组合产生的。因此, “要理解意识, 我们不仅需要来一次‘范式转换’, 而且本质上我们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认知结构。”[2]59
尽管麦金主张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破解意识之谜, 但他反复强调, 不能“把实在本身和我们对它的认识混为一谈”, 必须把意识的本体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区别开。[4]我们心灵的限度不是实在的限度, 我们在心身问题上的困惑来自于我们自身而不是来自于世界。从客观上说, 大脑如何产生意识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是它的某种属性导致了意识的产生, 只是我们认识不到这种属性罢了, 但我们不能把我们不认识当成不存在, 把不认识的东西当成奇迹。意识之谜“来自于我们的思维模式, 而非来自于意识本身”。[2]65总之, 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上说, 意识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奇迹, 而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 是借助于大脑的某种自然属性产生的, 但从认识论上说, 我们却难以认识这种自然属性。
四麦金理论的实质、意义及其局限性
麦金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使用了“本体主义”、“存在的自然主义”、“先验的自然主义”等不同的名称, 弗拉纳根 (O.Flanagan) 也用“反建构的自然主义”、“本体的自然主义”和“新神秘主义”等来称呼它。[5]称它是“本体主义”或“本体的自然主义”, 是借用了康德关于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康德在阐述灵魂与身体的协同性问题时指出:心身问题只处于现象层面, 从本体上说是没有心身问题的。我们之所以把心身问题看成一个谜, 是误把现象当成了本体, 它反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一种扭曲而片面的观点。[6]麦金认为, 心脑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 但这种关系是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本体”。称它是“存在的自然主义”或“先验的自然主义”, 针对的是“有效的自然主义”。后者认为, 对自然中的一切我们都能说明其充分必要条件, 对之作出自然主义解释, 而“存在的自然主义”认为, 不管我们能否理解自然事物的产生过程, 它们都不是超自然的。麦金认为, 有效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存在的自然主义也可称作“先验的自然主义”, 即表达这样的观点:从客观上说, 意识和自然中的其他一切一样是自然的, 但我们不能理解这种自然性的本质。说它是“反建构的自然主义”, 指的是自然主义虽然正确, 但我们对于意识的本质却难以建立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理论。说它是“新神秘主义”, 强调的是它不同于传统神秘主义和现代超自然主义, 仍是自然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种立场, 它坚定地维护自然主义原则, 反对各种传统的二元论和宗教神秘主义, 但认为意识是我们难以破解的一个谜。不难看出, 不管使用哪一种名称, 都是想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麦金理论的特色, 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意识是一个终极之谜, 这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非自然现象或者超自然的奇迹, 而是由于我们固有的认知局限性, 我们难以认识它的本质。如果存在一种具有更高智慧的心灵, 意识在它面前就不是神秘的。
麦金的理论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二元论。一方面, 他承认意识是一种自然现象, 说它“归根结底是物质的一个方面”, 但另一方面, 他又依据对大爆炸理论的创新性解释, 指出意识的产生依赖于宇宙的一种前空间结构。我们认为, 麦金就像笛卡尔一样, 把意识与大脑的一个区别归纳为空间与非空间的区别, 只是他通过空间概念的革命, 将空间结构和非空间结构都纳入了同一个空间概念之下, 但这不过是把空间之外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空间之内的二元对立罢了。就当代心灵哲学的发展来说, 麦金的自然主义二元论代表了一种新的走向:无论自然主义还是二元论, 尽管相互之间还有对抗, 但相互靠近并借鉴、吸纳对方的合理成分乃至基本原则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就麦金的自然主义二元论而言, 尽管它是一种自然主义, 但作为一种后现代立场, 它又不认可激进的取消主义和乐观的建构自然主义, 它试图“向科学主义的心脏插一枚道钉”, 以抵制科学的狂妄;虽说它主张意识是一个难解之谜, 但又不同意托马斯·内格尔的不可知论;虽然它承认意识与大脑截然不同, 但它坚持反对各种非自然主义。可以说, 在这种理论里, 自然主义与二元论、可知与不可知、本质与现象、神秘与非神秘等因素都辩证地熔于一炉, 自然主义表现出了与传统的物理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的面貌。因此, 对于当代坚持自然主义的心灵研究者来说, 只说自己是自然主义者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说明自己采取的是哪一种自然主义形式。还要看到, 在麦金的自然主义二元论中, 在大爆炸之前就存在的前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若真有这样一种结构, 它就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地位, 那么当代物理学的本体论就要作出相应修改。由此可见, 麦金的奇思妙想不仅对意识问题作出了新颖独特的解释, 而且也提出了科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大爆炸这个“原点”之前是什么样子, 前空间的状态是什么等等, 这不仅拓展了心灵研究的视野, 也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化。
麦金的自然主义二元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麦金的目标不是要证明其反对者的理论是错误的, 而是要向人们说明意识问题为什么如此难解。在他看来, 意识的神秘感有一种自然主义解释, 即它源于人类固有的认知局限性, 而非宇宙的一个超自然的维度。由此可见, 他只是回答了意识之谜的原因问题, 而没有解决意识的本质问题, 因此罗兰兹 (M.Rowlands) 说它的理论“不是演绎论证, 而是解痛剂”。[7]其次, 自然主义二元论能否成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麦金对大爆炸理论的新解释是否成立。众所周知, 宇宙的起源问题和意识的本质问题一样, 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诉诸某种未知的前空间结构来解决意识问题, 只不过是将意识之谜还原为了宇宙之谜, 这只是用一个谜代替了另一个谜, 而不是解谜。第三, 麦金的有些表述还比较含糊。例如, 我们不能认识的是大脑的隐秘属性, 还是这种属性产生意识的方式。另外, 对于大脑的隐秘属性, 他给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它是大脑状态的一种属性, 即一类神经属性;另一种说它是意识的隐秘结构的一种属性, 它既不是物理的属性也不是现象学的属性。但不管是大脑的属性, 还是这种既非物理也非现象学的属性, 都会遇到像笛卡尔的“松果腺”所遇到的问题, 即它是如何与物理的大脑发生作用的。麦金基于自己的神秘主义, 说这个问题是不可知的。但倘若如此, 假设这样一种神秘属性与假定上帝是意识之源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 因为表面上看前者好像是自然主义, 后者是超自然主义的, 但由于上帝如何产生意识和隐秘属性如何产生意识同样不可知, 因此隐秘属性和上帝都不过是表达一种不可知的东西的一个名称而已。
参考文献
[1]McGinn C.Consciousness and its objects[M].Oxford:Clarendon Press, 2004:100.
[2]McGinn C.The Mysterious Flame[M].New York:Basic Books, 1999.
[3]McGinn C.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1.
[4]麦金.从矿工少年到哲学家[M].傅士哲, 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92.
[5]Flanagan O.Consciousness Reconsidered[M].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2:8.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