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档案法律问题（精选五篇）
私有档案法律问题 篇1
一、关于私有档案的法律含义
私有档案, 在我国档案界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概念。各国的具体描述和定义也各有不同。扎伊尔1978年就通过制定《扎伊尔共和国档案法》对私有档案进行了明确规定, 即“凡是个人、自然人或法人所占有的档案都是私有档案”。法国也在《法兰西共和国档案法》 (1979年) 中分别论述了公有档案和私有档案, 确定私人档案包括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或任何私人机构或部门, 在自身活动中产生或收到的文件整体。《塞内加尔共和国档案法》 (1981年) 规定:“来源于自然人或私法人活动的档案都是私人档案”。国际档案理事会编纂的《档案术语辞典》将私人文件/档案定义为“非官方性质的机关、团体、组织所形成的和 (或) 非官方来源的文件/档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私有档案进行明确定义, 只在《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将档案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分为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个人所有的档案三类。其中个人所有的档案包括私营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在私人事务活动 (包括非职务研究和创作) 中所形成的和通过合法继承、赠送或者在《档案法》公布实施前向社会征集或以有偿征购等方式所获得的档案。其种类多种多样, 既包括公民个人所有的档案, 如书信、日记、笔记等;又包括家庭 (家族) 所有的档案, 如家谱、影集、票据、证书等;还包括私营企事业单位在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工作中形成积累的各类材料。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档案法》中并无关于私有档案的明确界定, 在讨论档案和档案工作时, 主要是针对国有档案的。对大量存在的私有档案研究和立法都相当缺乏, 管理研究很薄弱, 档案法规中也没有明确使用私有档案或个人档案的概念, 这不仅造成私有档案含义上混乱不清, 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私有档案法律地位不确定。因此, 明确私有档案内涵、完善私有档案立法、加强私有档案管理, 成为当今档案部门一个重要而全新的课题。
二、关于私有档案所有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各种非国有组织大量涌现, 如何对其形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进行高效率、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后, 所有权非国有化或私有化, 如何确定其档案的归属和流向?许多个人、家庭形成了大量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 如何对这些档案进行监控和对个人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保护?这些都需要首先确定这些私有档案的所有权问题。
一般而言, 人们对属于自己的永久私人财产的爱护要重于暂时私人财产, 但是, 我国长期以来在法律法规中只注重对国家财产、公共财产的保护,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却很少有明确规定。就我国现有档案法规而言, 只有少量条款关于私有档案, 对其所有权问题没有给予正面、明确认定和充分保护。例如《档案法》第十六条中使用了“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 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的语句, 条文中虽然隐含了非国有档案所有权属于其拥有者的思想, 但是不难看出, 我国档案法规对私有档案所有权规定较为含糊, 对私有档案所有权相关权益保护明显缺乏力度。这势必动摇私人尽力保护好其所拥有档案的信心。因此, 需明确界定私有档案所有权、确定私有档案为个人合法私有财产, 并在明确和保护私有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 对档案私有者基于档案所有权的其他相关权利予以保护, 如著作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优先利用权等。其拥有者才会基于私有档案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以及文化遗产价值而尽力保管, 保持其完整性、实现其价值。
三、关于私有档案和公共档案的关系
私有档案和公共档案都是国家的文化财产,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改变只注重国有档案工作的倾向, 在有关工作规划、法规建设、事业管理和标准化等方面, 考虑国有档案事业发展的同时, 兼顾私有档案问题。从丰富整个社会档案财富角度, 协调和处理好私有档案和公共档案的关系。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在相关立法中, 把私有档案管理问题尤其是私有档案流转和利用纳入相应的法制轨道上, 使私有档案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只有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 积极肯定私有档案社会利用价值并保护所有者合法权益, 私有档案所有者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档案通过一定形式为社会所用。二是积极探索私有档案转换成公共档案的有效途径, 使保存在私人手中相对分散、不便利用的私有档案集中起来, 以便于保管和利用。实现私有档案对国家和社会价值的有效途径, 是在私人自愿的基础上、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国家通过合法途径和手段, 获得具有重要价值的私有档案所有权, 这种私有档案国有化行为, 通过改变私有档案所有权性质, 使其成为国家档案 (公共档案) 的一部分。从世界范围看, 绝大多数国家从丰富国有档案财富的角度都实行一些促使私有档案转化为公共档案的措施, 如捐赠、购买、征用、征购、收购、接收及没收等。
四、关于私有档案的立法形式
就我国整个法律体系而言, 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等多种形式。私有档案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涉及多种利益主体和众多制约因素,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之相适应, 应当建立和形成私有档案管理的法规体系。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私有档案管理的专门法规, 在现有法规中有关私有档案管理的规定也过于零散, 无论是宏观的全面性, 还是微观的操作性都不尽如人意。因此, 在私有档案立法方面, 应从法律稳定性出发, 可以采取先地方性立法、再制定有关部门规章的稳妥立法形式。具体地说, 首先在私有经济发展较快、私有档案形成较多、有关私有档案的问题较多的地方, 由地方立法部门根据《民法通则》、《档案法》等相关法律, 结合实际制定地方性私有档案立法规范形式, 在总结该地方性私有档案法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再由国家档案局制定有关私有档案的部门规章, 待下一次《档案法》修改时, 将经过实践检验并修正的私有档案立法成果纳入《档案法》中, 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私有档案立法体系。
五、关于私有档案相关权利的保护
私有档案与著作权、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等密切相关。如私有档案中有许多是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定义, 如书信、手稿、论文、照片、产品及工程设计图纸等, 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全部或部分权利;私有档案中涉及到的主要是私人信息, 如个人身体情况、生活经历、财产状况、社会关系、宗教信仰、心理活动等。而这类信息主要蕴含于下列私有档案中:信函、笔记、手稿、照片、录音录像及电子档案等;私有档案中涉及的商业秘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技术信息, 如产品配方、工艺流程、制作方法、技术秘密、设计图纸、实验报告等;一类是经济信息, 如管理诀窍、产销策略、客户名单等。这些又主要蕴含在私有档案中的产品档案、科研档案、生产经营档案等方面。这些权利主要受相关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知识产权》等的保护, 但这也要求在私有档案管理的各个方面如登记、保管、公布、利用等方面遵循行为合法化、程序规范化的原则。相关法律制定时需结合这些权利的保护, 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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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争议档案”的拍卖分析 篇2
关键词：争议档案,文物,拍卖,文化财富
2012年12月6日,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在北京匡时拍卖现场开拍, 经过三个多小时激烈竞价后, 146个标的全数成交, 共拍得6709.2万元人民币[1], 不少拍品均以高出估价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成交。此次匡时秋拍重点推出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 包括梁启超与袁世凯、冯国璋等民国风云人物的往来通信和涉及保皇大会、五四运动、护国战争、讲学社等20世纪初重大事件信函, 内容大部分从未曝光;还有关于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的家书;梁启超《清代学术讲稿》、《袁世凯之解剖》等重要学术著作手稿等古籍, 具备相当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是祖国宝贵的文化财富。然而, 与以往不同, 此次拍卖标的明确定性为档案, 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围绕着珍贵档案拍卖是否妥当, 对祖国的历史记忆保存产生何种影响, 社会产生了广泛争议。
一、“争议档案”及其内涵
以“梁启超档案”为代表, 本文所称“争议档案”是指同时具备档案和文物双重属性的重要文献资料, 价值颇高。具体而言, “争议档案”同一般档案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从形成过程上看, “争议档案”以考古发掘出土或私人收藏积累为主, 也包括各类文化机构珍藏的具有文物级别的档案等, 往往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 积累过程复杂, 实体保存完好, 能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所反映的内容上看, 与同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相比, “争议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往往具有独特性、系统性、专业性较强, 或出自历史名人之手, 或记述重大史实, 阐述重要问题, 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状况, 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价值属性上看, 相比一般档案, “争议档案”表现出一定的文物属性, 具备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能集中反映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 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重要依据, 从一定程度上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当今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而对它进行拍卖则说明它还具有“商品价值”属性, 这是档案界目前难以认同的。
二、私有“争议档案”拍卖问题分析
1. 私有“争议档案”拍卖合情不合理。
“梁启超档案”产生于民国时期, 是市场上仅存的规模最大、题材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梁启超文物集。从所有权上分析, 系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收藏, 属私有档案, 是公民的私有财产, 所有者依法享有处置权。对它采取拍卖, 毋庸置疑, 不仅能扩大其影响力范围, 并且能提高知名度, 有利于文化传播。再者, 被拍卖档案以货币价格的形式体现出自身价值, 其所有者也从中获益匪浅,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场价值上升空间还较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当事人主观方面讲, 个人对所藏珍贵档案采取拍卖或私下交易获利, 是人之趋利心使然, 无可厚非。然而, “梁启超档案”的拍卖, 对《档案法》的尊严及社会公众的档案法制意识进行了无情的考问。对于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我国《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 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拍卖标的鉴定管理的通知》第七条也有规定:“对于境内法人或自然人合法持有并投拍的文物, 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鉴定确认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可指定对其进行定向拍卖, 竞买人范围限于国有博物馆等文物收藏研究机构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尽管这些法律对此作出过限制性的规定, 却并没引起足够重视。作为经济人的档案所有者面对“守法吃亏, 违法有可能受益”的诱惑, 很可能会设法逃避监管, 不向有关部门申请, 或者采取私下倒卖[2]40。因而, 如此宝贵的文化财富将无法收归国有, 惠泽于整个社会。从社会利益上出发, 私有“争议档案”的拍卖如履薄冰, 难以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认同。
2. 私有“争议档案”拍卖增加了流失的风险, 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档案通过拍卖在市场中流通, 其所有权会相应地发生变更, 在登记制度未能顺利推行的条件下,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本身并不非常清楚私有档案的保管情况, 这样更加深了监管难度。如此一来, 不仅阻碍了国家档案馆向民间征集重要档案的工作, 并且散落到民间的档案安全也得不到很好保障。此外, 档案被拍卖后, 所有权分散到多个非原始所有者手里, 保管范围更加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市场价格可能再次攀升, 我们很难预料非原始所有者是否会投机转手倒卖, 而不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尤其是对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重要档案, 如果私下辗转出卖到了国外, 后果必定不堪设想。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讲, “争议档案”的拍卖增加了其流失的风险, 从长远上看, 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
3.“争议档案”拍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自古以来, 档案作为社会历史记忆的载体, 对一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无何替代的作用。我国各级国家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 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文化事业机构, 其珍贵档案的收藏数量直接决定了馆藏档案所能发挥的整体优势, 对档案馆服务能力的提升产生着重要影响[3]19。一般而言, 对于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拍品, 国家档案馆理应是其最好的“归宿”, 其配有专业人员对其进行保管和开发。然而, 对它进行拍卖, 从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进馆的可能性, 进行专业集中开发利用更无从可谈。这样, 散失在不同所有者手中的珍贵档案就很难集中体现整体价值, 安全也得不到专业保障, 致使社会受益范围缩小, 不利于我国学术研究的开展, 对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以社会利益为中心, 依法保护“争议档案”
1. 加大立法和宣传, 杜绝非法买卖档案。
《档案法》是我国唯一一部有关档案事业的根本大法, 其中第十六条对非国有档案的出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尤其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 其所有者是不能随便拍卖的, 需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我国《文物保护法》第58条也有规定:“文物行政部门在审核拟拍卖的文物时, 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优先购买其中的珍贵文物。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的代表与文物的委托人协商确定。”“梁启超档案”拍卖虽已结束, 但除了拍卖是否有违梁启超本人的意愿之外, 从法律上讲, 此种具有文物性质的档案是否能同时得到档案部门和文物部门的审批, 无限制范围地买卖, 以及与此类似的行为是否都遵循法律的规定, 我们无从知晓[4]118。从本质上说, 是《档案法》和其他有关文物买卖的法律法规还不够深入人心, 权威性未得到有效保障。鉴于此,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文物行政部门等, 加大立法, 明确界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非国有档案的具体范围, 对“争议档案”的监管明确各自职责。其次, 借助于多种媒体, 开展相关的法制宣传活动, 并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提升整个社会的档案文化观念。既要从源头上杜绝非法买卖档案行为的产生;档案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还要做好宣传、动员、说服工作, 向“争议档案”所有者阐明利弊关系, 尽量不损害私人权益, 鼓励其主动向档案馆或博物馆寄存或捐赠档案。除此, 有关行政部门对违反我国《档案法》《文物保护法》等规定的要依法采取惩罚措施, 保证国家法律权威, 维护社会利益。
2.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完善监管措施, 保证“争议档案”的安全。
《档案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 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这其中也包括了私有档案。私有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完整的需要, 国家应将私有档案的形成、积累、整理、鉴定、保管到开发利用等纳入监控范围。尤其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争议档案”, 国家有权力和责任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保证实体安全, 防止损毁及流失。除《档案法》赋予的权力外,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首先, 私有档案保存分散的特点客观上要求加强登记制度, 主动走访调查, 落实登记工作, 这样既可以确保掌握具有重大价值的私有档案的状况, 也可以据此加强对其保管、流转等方面的监控, 避免珍贵档案散失。其次, 建立国家优先购买权制度。私有档案作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 其合法出卖是一种必然现象。属于拍卖性质的, 相关人员在拍卖前一定时期内, 要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报申请。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 应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档案遗产, 且档案同时是文物的,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同文物行政部门共同协商, 批准相关档案馆行使优先购买权。档案馆在购买私有档案之前, 必须由专门组织对其进行估价, 防止私人随意抬高价格, 同时防止私人利益受损。伴随所有权的转移, 双方应签订合同, 如档案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双方可根据相关规定协商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2-09/4393456.shtml.梁启超档案拍出6709万元, 包括与袁世凯等人信函.2012-12-09.
[2]程训方.关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非国有档案出卖批准权的思考[J].档案管理, 2005 (2) .
[3]毛建军.斩断个人档案流入文化市场的黑手[J].中国档案, 2011 (9) .
上市公司私有化法律问题研究 篇3
2016年2月17日,聚美优品宣布收到来自陈欧、戴雨森以及红杉资本等的私有化要约,以每份ADS7美元的价格欲私有化聚美优品,此报价不到2014年公司IPO价格的三分之一。在聚美优品之前奇虎360公司也收到了来自股东的非约束性私有化要约。中概股私有化是一个不曾消失的话题,早在几年前巨人网络、分众传媒、盛大网络当当网等公司都进行了私有化。
所谓上市公司私有化指的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以股权收购等方式获得中小股东股权,使得上市公司股权集中而无法满足维持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要求而退市的一种交易,也可以看成公众公司赶走其公众股东的行为。[1]私有化交易常见于美欧成熟证券市场,美国纽交所每年约100到300家公司退市,约有四分之三是自主性退市,纳斯达克每年退市约有300到500家公司,约一半是自主退市。[2]我国国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私有化现象寥寥,仅有中国石化等几个案例。分析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股票上市实行核准制,公司实现上市难度很大,许多公司竞争为数不多的上市机会,而在一家上市公司实体业务衰败之后仍然有炙手可热的壳资源可供利用,其一般会选择将壳资源处置掉而不会直接退市,故而私有化行为较少。但是公司上市的注册制的改革将会使上市门槛相对较低,壳资源的重要性也将会逐渐降低,一个良好健全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变得非常必需。
企业上市要达到较高的标准,付出较多的成本,其之后选择私有化退市,追究私有化的动机非常重要。整体说来,上市公司退市实际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动因。
0.1因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被低估而选择私有化
企业上市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但是如果股价被严重低估的话,证券市场的融资优势就十分有限。此时企业可以选择进行私有化,减轻市值过低对于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这一点也是中概股私有化退市非常重要的动机。当然,中概股私有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动因,那就是A股市场的市盈率远远高于美股,转板A股上市可以获得一个很高的市值,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套现也可获得客观的收入。
0.2通过私有化来调整未来公司发展策略,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当企业资金充裕,又有比资本市场更好的融资渠道时,上市就不再是一优先选择。尤其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内部有很多上市子公司时,企业集团内部运行战略调整就会有关联交易的操作风险。此时私有化退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私有化之后,企业控制权就更加集中,不再有资本市场压力,可以不再投入过多精力在短期营利数据上,更有空间对企业目标做更长远更战略性的调整。
0.3私有化可以节省公司维持上市所需费用成本
企业上市后,监管运营公关成本就会增加,召开股东大会费用、信息披露费用、投资者关系维护费用以及向交易所缴纳的费用等,在私有化退市之后就不必再行负担。
除此之外,私有化还可以带来其他一些效果。比如,不论私有化是由大股东主导还是管理层发起,私有化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所有权和控制权再结合,从而产生了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3]
1 私有化中余股强制挤压问题
在私有化交易过程中,容易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私有化要约发出者花费大量成本收购了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但是对于余下的小股东持有的极少数剩余股份却无法强制购买。这些持有极少数剩余股份不愿意被私有化收购的小股东可能为了挟私牟利或者其他的原因固守阵地,容易造成交易僵局。此时,赋予要约收购方余股强制挤出权就变得有必要了。
所谓强制挤出,是指要约收购方在获得目标公司绝大多数股份(一般为90%-95%)的情况下,可强制性收购余下全部股权,将剩余少数股东强制性挤出上市公司,从公司的控制权中排除,避免完成公开收购后少数股东因个人因素无法或者不愿意出售股权而阻碍彻底的非公众化。从私有化的实践来看,私有化的完成通常都伴随者强制挤出的应用。在1970年代的美国股市出现了上市公司私有化的退市风潮,强制挤压交易也频繁出现。[4]许多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已经设立了强制挤出的制度,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全面要约收购中,如果收购方大股东通过要约获得了目标公司90%以上的股份,则余股股东将丧失自主地位,收购方大股东拥有强制购买权和余股收购的自主定价权,法律给与余股股东的保护措施只有请求法院重新估价。[5]
虽然看起来强制挤压在私有化的最后阶段都会起到临门一脚的助力作用,提高了私有化的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与其相伴相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更加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小股东在私有化时的利益保护问题。
2 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私有化发起人往往选择股市萧条时期进行私有化,此时上市公司的股价被严重低估,中小股东可能会被迫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股票,而这一股票出售行为在其高价购入股票时候并没有合理的预期,中小股东的权益在此时极容易因为过低的私有化价格而受到损害。此次聚美优品的私有化要约价格就广受批评,聚美发行价是22美元,发行当年成交均价是25.08美元。从IPO到接到私有化要约,成交均价是20.64美元。聚美自从上市后给出的数据给投资者留下了高成长的预期,如私有化成功,很多因看好未来发展而高位建仓的投资者账面浮亏被强制变为现实。聚美收购价高低暂且不论,诸多私有化都是在股价低估期进行的,此时的投资者确实更易受到低股价的损害。
再者,私有化交易中发起方和中小股东信息极其不对称,发起方可利用信息优势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除此之外,在实行强制挤出机制的证券市场,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种种非自愿交易,使得股东被迫失去股权,而其他即使看起来完全出于自愿的交易也因为私有化之后公司将推出交易所市场不再受证券法管制而表现出较大的强迫性。其实早在1974年SEC主席Sommer公开批评:在一些私有化实例中,高超的设计使得小股东几乎没有选择,正在发生的是严重的不公平的甚至可耻的行为,是对整个融资过程的颠倒,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个人股东对美国公司作风和证券市场产生更多的敌意。[6]强制挤出机制对于提高私有化交易效率,降低中小股东“勒索”问题的发生几率和私有化成本确实很重要,但是私有化效率在天平上的另一端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过分强调效率必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我国还没有强制挤出机制的安排,相关的的法律规定体现在《证券法》第97条中,但是这项规定并未赋予收购人强制挤出权。我认为,天平究竟应该往哪一方倾斜应该看具体的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和整体环境。如果信息披露制度健全,配套法律机制成熟,可以考虑强制挤出机制,但是我国现今的市场环境本就已经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再采取强制挤出可能会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造成新的威胁。
为了完善私有化交易相关制度,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完善私有化交易信息披露制度,让中小股东充分了解交易相关信息,做出理性选择判断,更加严格惩罚私有化交易中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另一方面,要更多地赋予小股东对私有化交易的参与权,完善小股东利益被侵害时候的救济途径。比如,赋予中小股东公平价格评估请求权。在私有化交易过程中如果中小股东认为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不真实,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等均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评估股权收购价格。这一措施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页早已有先例。
在现有证券市场环境下,对于私有化交易相关制度的完善应该将重点放在交易过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赋予其公平价格评估请求权,对于强制挤出机制现阶段不易立即建立。强制挤出机制犹如一剂猛药,需要在证券市场整体制度建设得以完善,配套制度较为健全的环境下方可考虑推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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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有林产权模式选择问题研究 篇4
1 私有林产权模式选择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私有成分开始参与到林业活动中来。私有林业的出现和发展, 顺应了改革开放和林业发展的要求, 显示出强有力的政策机制效应。但我国私有林业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私有林在我国所占比例较低, 据不完全统计, 私有林大体占我国现有林面积的12% (经济林占70%) 。近年来, 虽然在造林面积中有较大的提高, 最高年份达40%以上, 但是从森林多元化投资体系上讲, 这个比例仍然偏低,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私有林的比例一般占到50%以上, 有的高达70%。其次, 私有林业经营分散, 经营集约化程度不够, 产品科技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再次, 缺乏国家政策的扶持, 私有林业的发展甚至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如:现行的林木采伐管理机制对林木采伐制约大;私有林缺乏财产安全保障;税费负担过重;信贷环境不宽松等。
针对这种情况, 近些年国家出台的一些法律法规明确了私有林业发展在林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加大了对私有林的扶持力度, 使私有林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1998年,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为私有成分参与林业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林业建设的投入低风险、高回报以及有效的法律保障吸引了大批的农户、个体工商户、林业以外的部门甚至外商来投资林业, 为林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200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国家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林业。凡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等, 都可单独或合伙参与林业开发, 从事林业建设……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森林资源产权体制改革, 鼓励发展私有林业, 使我国林业早日跨入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因此, 私有林产权制度创新既响应了党和国家深化林业改革的号召, 又体现了我国现在私有林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林业, 就必须进行私有林产权制度创新。
2 私有林产权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则
私有林产权制度创新应坚持“五个有利于”的基本原则, 即:
2.1 有利于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发展;
2.2 有利于林业产业经济的发展和林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3 有利于兼顾国家、集体、私有林业主三者利益;
2.4 有利于增加私有林业主的收益, 调动造林、育林的积极性;
2.5 有利于林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3 私有林产权模式选择的具体内容
私有林地的所有权仍属国家或集体, 只不过是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 属于家庭承包经营森林范畴。它是将集体林用不同经营模式, 按照林分的轮伐期承包到户, 让林农自行管护[2]。
私有林产权模式不是唯一的, 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林类因地制宜地确定各自的产权模式, 使这种产权模式适合本地区区情, 能更大程度地挖掘本地区私有林经济的潜力。
从世界范围内私有林发展的历史来看, 国外私有林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个人业主制、合伙制、股份公司制和租用制4种形式。与个人业主制、合伙制、股份公司制和租用制四种私有林组织形式相适应的私有林产权模式有:小庄园或家庭林场经营模式、林业合作公司经营模式、股份公司制经营模式和承租公司制经营模式。这四种私有林组织形式和产权模式的特定组合产生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森林种类, 是世界各地私有林经营者长期实践和探索的成果, 绝对不能不顾及本地区区情、林情任意的采用[3]。
从我国国情来看, 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广, 森林种类数量多, 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所以各种产权模式只有在适应本地区具体情况前提下, 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地套用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产权模式, 必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下面简述几种私有林产权模式, 各地区可参考使用。
3.1 承包模式
承包模式是指在国家或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国家或集体与承包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使权、责、利有机结合起来, 以确保森林资源保值增值的一种产权模式[4]。在承包模式下, 国家或集体仍然拥有对林地的所有权, 并拥有监督权和收益权等, 承包者获得国有或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 并按照合同履行义务。
承包经营方式灵活, 能够针对不同的林情, 因地制宜地改变经营方式, 不仅有利于解放林区生产力, 搞活林业经济, 并且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 保障林区社会稳定。但是承包者受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驱使, 难免出现为满足个人利益破坏森林资源的做法, 例如乱砍滥伐、改变林地用途等, 因此国家或集体必须加强对承包者经营行为的监督, 而这又会加大制度成本。并且承包者众多, 导致经营分散, 不仅不利于实现规模效益, 而且会加大承包者的经营成本, 除此以外, 承包操作尚不规范, 承包费用的收取尚缺乏明确标准, 承包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并且合同是债权凭证, 不利于对抗国家权力, 无法保障承包者的收益权, 也不利于交易机制的形成, 在进行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转让时, 容易产生纠纷, 增加交易成本。
承包模式可分为两种形式:联户承包模式和家庭承包模式。
3.1.1 联户承包模式
联户承包模式是指几户村民在自愿联合的前提下, 承包国有或集体林地, 依合同约定享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 收益按合同规定比例上缴国家。在联户承包模式下, 承包主体是几户村民组成的联合体, 联合体具有自发性和地理接近性。国家行使监督权和享有收益权。与其相近的一种模式是折股联营模式。集体林分林到户时, 现有林以面积作股, 合理作价, 村民自愿结合按片联户经营, 有经营能力的2个 (或者若干个) 林农家庭联合起来, 一起经营一片林场, 期满利润按联户与村集体比例分成, 林农得大头, 集体得小头。间伐或主伐时分别上交村里一定数额的木材, 盈亏由经营者承担, 这是建立在分林到户、分山到户的前提下的一种更灵活、更有活力的产权模式, 适用于劳动力剩余、资金相对短缺的农户。
联户承包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产和林木销售的集约化, 联合起来的几户村民可以协调生产和销售计划, 根据承包年限、生产任务量等因地制宜地统一组织生产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户“的联合体成为自投入、自收益、自负盈亏的主体。但是联户经营模式仍然无法预防承包者急功近利行为的出现, 并且由于承包期的限制, 承包者不敢将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无法改善当前林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3.1.2 家庭承包模式
家庭承包模式是指在坚持国家或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 以家庭为承包主体与国家或集体签订承包合同, 家庭获得林地经营权,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在承包期内, 国家不得对承包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调整。家庭承包模式是同社会、同国内外市场有着广泛联系、开放的产权模式, 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联, 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发展的需要。
3.2 折价定股模式
折股定价模式是以村小组或自然村或行政村为单位, 对现有山林进行评估, 折价定股, 分为基本股、山地股和投资股, 并相应成立股东会, 独立进行经营管理, 每年按股分红。基本股按人口平均分配, 可占林木价值的40%-60%左右;山地股按不同地的种类可占林木价值的10%-30%, 归村集体;投资股可占林木价格的20%-30%, 实行招标购买, 拥有基本股的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折价定股模式能够促进产权明确化, 解决集体经济内部产权关系不明确的问题, 以有效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实行股份制之后, 由于产权的明确化, 集体所有林地变为全民、集体、私人都有股份的各种所有制共存于一体的企业, 从而能充分调动股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并且解决了私有林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头疼的资金问题, 因此, 折股经营模式适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必将成为我国未来私有林业中主要的产权模式之一。
3.3 合作化模式
合作化经营模式通常建立在林业合作公司的基础上。林业合作公司是为加入该公司的各个体成员提供各种服务的载体, 集体中的个体成员完全拥有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 林业合作公司只是在经营上整合或资本上整合而已, 在经营森林时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林业合作公司应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经营管理服务, 包括:
3.3.1 林地管理服务, 包括制定林地管理计划、对营林作业的财政援助、林地勘探、制图和对各项森林作业的监督;
3.3.2 营销服务, 为私有林主的林产品安排营销, 通过木材的最佳利用为私有林主赢得最大回报以及估价、林产品分级服务等。
私有林主如果想加入林业合作公司, 只须向林业合作公司提出申请, 经协商一致、与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后, 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成员。合作公司根据私有林主的“工作订单”和协议为私有林主服务, 私有林主则根据协议规定的付费标准向合作公司支付服务费。公司成员一致选举出董事会, 董事会每年召开年会讨论公司的重大决策, 并聘任经理组织实施决策。作为唯一的木材采伐和销售者, 合作公司应负责选择专门的采伐和加工公司对森林进行采伐、木材分级和销售, 尽力为私有林业主赢得最好的利润, 在佣金范围内, 公司还应该负责采伐迹地的更新造林和抚育工作。
合作化经营能提高私有林的生产力, 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 有利于采用先进的林业技术和机械进行营林生产, 有助于与加工利用企业相结合, 促进林产品的销售, 因此, 合作化模式同样是一种非常具有生命力的私有林产权模式。
3.4 租用模式
租用模式一般是以承租公司为基础的。国家或集体的森林资源开发活动多以招标方式由林业主管部门与承租公司签订承租合同, 交由承租公司进行经营和采伐。
林业主管部门对拟发包区进行勘测后, 算出允许采伐量, 提出经营要求, 草拟发包条件, 由争取开发权的公司参加竞争。林业部门根据投标者的经营能力、加工程度和社会效益等确定中标公司。森林经营承租合同中明确规定承租条件和应履行的义务, 如采伐界限、采伐林龄、允许采伐量、更新要求、林价和税收等。承租合同涉及的范围包括采伐、造林、修筑林道、改造承租区的次生林等。承租合同分短期和长期2种, 每5年调整1次。合同期满, 可以延续。合同执行期间, 承租公司要定期向林业主管部门提交合同执行情况报告, 林业主管部门要经常派人监督和检查公司履行合同情况。对采伐量的限制采取弹性控制, 在满足木材市场需求的同时, 兼顾森林永续生产的原则, 根据不同时期的生长情况, 允许木材采伐量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承租区域的木材采伐和加工工作均由专门的采伐和加工公司完成, 承租公司按实际采伐量向政府缴纳税款。如承租公司不能及时进行迹地更新, 林业部门有权收回森林。承租公司方面如有违约行为, 按规定将被处以罚款, 甚至吊销采伐执照。
租用模式以承租公司为主体获得国家或集体林地经营权, 较个人而言, 管理水平较高, 经济效益较好, 而且国家或集体只需少量管理人员, 节省了人力成本, 重要的是, 租赁经营投资风险完全由承租公司承担, 这就要求承租公司必须考虑项目的可行性、成本利润、还债能力等因素, 从而选择最经济的途径经营森林资源, 有利于森林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4 结论
以上是几种私有林产权模式, 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样, 只有恰当、合理地确定私有林产权模式, 使其与当地区情和林情相适应, 实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才能够使林业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不管采用哪种产权模式, 都必须遵守2个原则:
第一, 经营者必须按照永续利用的原则, 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 严格按照所商定的协议经营这些林木、林地。
第二, 经营者必须按现行的有关规定到县级以上单位的林业主管部门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更换证书, 以确认林地或林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摘要：分析了目前我国私有林产权制度的现状, 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 以“五个有利于”为基本原则设计了承包模式、折价定股模式等四种私有林产权模式,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私有林经济潜能, 加快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关键词：私有林,产权,产权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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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档案法律问题 篇5
一、改革开放以来公民财产权利的变化急待完善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 中西方因为文化传统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 对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中国自古有“率土之滨, 概莫王土”[1]的财产理念, 古代司法制度也更着重保护皇室 (国家) 的财产权利。相比之下, 西方更看重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 哪里就没有正义”。[2]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一直不敢承认甚至反对个人的私人财产权, 反映在法律上就是从建国时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到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 从一般的民事法律制度到各级各类法规规章, 都找不到明确提出对私有财产权利保护的条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公民的个人财产状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取得财产的方式上, 除原来单一的劳动外, 还包括其他多种非劳动的合法途径。公民现有收入中, 既有传统的劳动收入, 又有经营性收入、金融投资收入、无形财产收入、专业技能收入等。财产取得方式的多样化, 使得个人财产的数量增加, 范围扩大。同时, 公民个人财产的结构也相应地有所调整。公民个人财产不再局限于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也被越来越多的纳入其中, 并且由此导致公民个人财产功能的多样化。公民个人财产不仅可以用于消费性使用, 亦可用于经营性使用。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诸多变化, 引发了强烈的财产权利要求。公民希冀国家能对私有财产给予必要和充分的法律保护[3]。
事实表明, 财产是一种需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期待利益, 对利益的期待来自于法律对财产的周密保护。利益期待作为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价值及行使财产权所获得的利益的合理期望, 其能否产生和实现, 取决于法律对财产的保障程度, 如果缺乏对财产的法律保障, 财产所有人对财产利益的享有就是不稳定的, 很难形成持久、稳定的利益期待。只有建立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 财产所体现的利益才能实现, 权利人才能产生一种持久的利益期待[4]。
与公民个人财产变化相联系, 我国公民享有的财产权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仅原有财产所有权的客体扩及生产资料, 而且权利的内容包括了除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众多权利。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公民财产权中增添了许多不曾包括的内容。以投资权为例, 它是公民个人作为自主的投资主体, 以增值为目的使用、外分自己的财产以获取收益的权利。公民是否被允许拥有投资权, 是新旧经济体制的重要分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公民利用个人财产去取得收益, 是为当时政策和法律所不允许的 (1) , 实际上公民也很少有可能有多余的财产去谋取收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公民通过投资, 利用个人财产取得收益, 实现个人财产的增值, 是公民日益重视日益普遍的使用财产方式, 且已得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认可。
二、对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的三个应有之意
(一) 私有财产合法化。
宪法学家蔡定健教授曾说过, 保护私有财产不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它需要一个由各种普通法构成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实施。西方国家除了在宪法中明确私有财产之外, 还有相关配套的法律体系。纵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 都对私有财产做出明确的界定。
但我国至今还未涉及私有财产最为密切的《民法典》, 有的只是《民法通则》。《民法通则》仅相当于民法的一个总则, 只能处理财产权中的原则性问题, 对于“什么是私有财产, 哪些属于私有财产的范围”, 需要在《民法典》中明确界定。为此, 我国应加快民事立法, 在《物权法》的基础上完善一系列民事法律尤其是财产权利法律制度, 及早颁布。通过清理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 增加保护私有财产, 惩罚侵犯私有财产的具体条款, 形成以一系列法律为基础的财产保护制度。
(二) 私有财产明晰化。
“穷人的寒舍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这则经典的宪政寓言, 强调的是社会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从私有财产的认定到产权制度的确立, 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产权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只有当稀缺资源的财产所有权被清晰地加以界定的时候, 市场才会是有效率的。”
如今, 私有财产的内涵从计划经济的消费资料已经扩大到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 扩大了民法适用主体的范围。过去, 出现了许多“假国营、假集体、假外资”, “财产不清、产权不明”, 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究其原因是没有法律保障。财产权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 一旦财产的保障失去了, 其他的权利、自由也就很难保住, 只有私有财产得到切实的保护, 才能真正的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 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三) 私有财产市场化。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普及, 对财产的探究和理解在不断深化。财产权在公共舆论中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市场经济是以交易为纽带的经济形态, 而交易是以物品产权的不同归属为前提的, 因此对私有财产权的明确和保护是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交易市场是产权制度整体改革的前提。财产权是民事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 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等, 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公民对自己合法所得的财产, 不但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还有支配、处分的权利。然而, 在我国, 无论是国有产权的交易还是私有产权的交易仍然处于模糊阶段, 产权交易没有形成市场化, 缺乏健全的机制和完备的体系。为此, 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加强对其的法律规范管理, 以此为产权制度改革形成相应的市场环境。
三、完善现有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自《物权法》颁布事实以来, 我国私有财产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可谓前进了一大步。笔者认为, 应该在《物权法》出台, 立法届热情正高, 学界普遍叫好, 民众基本接受的大背景下, 趁热打铁, 加快我国法律制度对私有产权保护的进程, 真正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保护好私有财产权, 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深化改革服务。
(一) 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内容的规定
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绝对的权利, 任何权利都会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 私有财产权也不例外。从现代财产权法的理论和实践来看, 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等方面。所谓征收, 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将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收归国有;所谓征用, 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性地使用公民的个人财产。各国宪法普遍规定,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对公民个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
我国《宪法》 (修正案) 也做出了类似规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在肯定《宪法》 (修正案) 对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还应看到, 鉴于宪法自身的特点, 现有关于征收、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仍显得过于原则和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在今后的修宪中明确征收和征用的范围、方式和权利救济手段。根据“公法领域, 法不允许即禁止”原则, 杜绝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任意征收、征用, 从宪法的高度落实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
(二) 继续推进民事法律制度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部门, 在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德斯鸠曾经讲过:“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他主张建立这样一条准则:“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 公共利益绝不是用政治性的法律或法规去剥夺个人的财产, 或是削减哪怕是它最微小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 必须严格遵守民法;民法是财产的保障。”民法通过对一系列民事法律制度 (诸如物权制度、债权制度) 和基本原则 (公平、等价有偿等原则) 的确立, 构筑了十分具体的财产权保护制度, 它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法律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民法在公民财产权利保护机制中居于愈加重要的地位。相对于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更强调财产效用的充分实现和财产增值, 财产权利通过日益完善的民事法律运作予以实现, 是公民实现财产权利的主要途径。为此,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民法要更多地担负起保护公民个人财产及其权利的重任。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之一是缺乏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 民事法律相关制度的缺失, 致使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极为不利。尤其是物权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使公民既有财产合法占有的公示制度, 各种物权的设定、取得制度等, 缺乏系统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利于保护公民既有财产的安全。近年来, 现实中出现了大量的财产权纠纷, 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农民土地承包权和公民的各种非工资收入的界定与归属等方面。对此, 亟待由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予以清晰界定, 对公民合法的既得利益与可期待利益给予明确保障。另外, 现有法律规范中还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歧视性规定, 反映到实践中即是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差别待遇, 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仍不能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平等性。对此, 亦应从法律上确立平等保护不同性质财产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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