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令兼语句（精选三篇）
使令兼语句 篇1
一、是动词还是介词
兼语句中的“使、叫、让”的词性问题, 汉语语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见解, 在讨论兼语句中的第一个动词V1时, 范晓在注释中列出了下列一组句子:
a.虚心使人进步。
b.这叫我不安。
c.他的生活让人羡慕。
他指出句中的“使、叫和让”不是动词, 因为它们缺乏动词的语法特征, 如它们不能单说, 不能用肯定否定相叠 (X不X) 提问, 不能用“不”或“没有 (没) ”修饰;不能带动态助词等等。他并没有指出这几个词的词性, 但他在另外一本语法书中指出“使”是介词。语法学者张静也指出这几个词是介词, 而且“使”像“把”和“被”一样, 是典型的介词。这个“使”和“我使钢笔”中的“使”是同形异义, 它们没有什么关系。从语义学的角度讲, “这个人让我喜欢”中的“让”, 和“他叫我高兴”中的“叫”同“使”一样是介词。
但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如赵元任、吕叔湘把这些句子中的“使、叫、令、让”看作动词, 因为它们有“引起、导致、促使”这样的词汇意义。同时, 吕叔湘指出这些词后必须跟一个兼语式, 即后跟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 它既是“使、叫、或让”的宾语, 又同时是第二个动词的主语。
石毓智, 李讷列出了动词的四个主要特征:以被“不”和“没”修饰;可带各种宾语;可跟“了、着、过”;可并列来表示数量少或时间短;
介词保留了动词的前两个特征而失去了后两个特征。看来“使、叫、让”符合了介词的这些标准。
陈昌来指出使、叫、让这样的致使动词在形式上与介词非常相近, 因为它们没有“词汇意义”。总之, 许多学者把这些词看作介词, 同时, 一些学者又强调它们的致使含义而把它们看成是致使结构中的第一个动词。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
陈昌来关于动词与介词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在确定这些“致使”词的词类范畴之前, 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汉语中动词与介词之间的关系。不少语法学者 (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石毓智、陈昌来) 都认为汉语中绝大多数介词都是由动词转化而来的。所以, 现代汉语中的许多介词仍旧有动词功能 (石毓智、李讷) 而还有一些词同时有介词和动词的功能和特征。同一个词可以根据它在句子中担负的语义、句法功能以及它在句子中的地位而被划入动词类或介词类。如:
a.他把门儿。
b.他把门关上。
a中的“把”是动词;但b中的“把”由于没有词汇意义就是介词, 作为一个语法标志, 它只是表明“他”同“关门”的动作或者“门被关上”的状态之间的致使关系。根据石毓智和李讷的研究, b是由古汉语的句子结构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SVOC-SVCO-S把OVC演变而来的, 也就是说原来的句式是他关门上-他关上门。这里的“把”可以说是S把OVC这样的句式存在的“许可证”。
二、认知语言学的解析
1. 原型与范畴理论的启示
原型与范畴理论 (Ungerer, Schmid) 认为认知范畴主要体现在概念上较为突出的原形上, 所以原形在范畴的界定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范畴之间的边界又是模糊的, 即相邻范畴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因而, 范畴之间的区别 (这里具体而言指词类的区分) 也主要反映在其典型成员上。审视动词和介词的典型,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两类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典型动词的特征:1.有完整的时间特征 (可以跟“着、了、过”等助词) ;
2. 可以重叠使用;
3.可以把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并列构成疑问句;4.可以单独用作句法成分作谓语或构成祈使句;
5. 可以单独被“不”和“没有”修饰;6.可以带宾语, 宾语也可省略或放到动词之前;
7. 可以带任何补语, 可以单独用作定语、宾语或主语。
典型介词的特征:1.句法位置固定 (只能出现在某些词前面起介引作用) ;2.后面不能跟“着、了、过”;3.不能把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并列构成疑问句;4.不能单独用作句法成分, 不能单独用来回答问题;5.不能单独被“不”和“没有”修饰, 只有形成介词词组时才能被否定词修饰;6.可以跟宾语, 但宾语不能省略;也不能放到被限定的词之前。
可以看出, 典型的动词与典型的介词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同时, 两类词的非典型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不那么清晰的。
2语法化的解释
这一语言现象也反映出了语法化的一些主要特点, 即漫长的过程和同一语言项的不同用法的共存。当一个词汇项目经历语法化的过程时, 很难说清这个过程什么时间终结, 也许同一个语言项的“语法化的”和“非语法化的两种用法并列使用达几百年之久, 正像是语言的变化本身一样。尽管语法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单向性, 同一个语言项目在“完全语法化”之前, 可能会有不同的用法。Hopper和Traugot曾用“vector”一词来指代动词向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动词。勿庸赘言, “vector”是有着动词和介词的两个范畴的特征。
如果我们借助语法化的理论来研究“叫”和“让”, 我们似乎很难否认这一事实:正像是“vectors”一样, 这些词正在经历着一个语法化的过程。一方面, 它们可以被用作动词, 另一方面“叫”和“让”也可以和“被”一样被用作纯粹的介词, 充当一个被动的标志。除了这两种“纯粹”的用法之外, 还有一个第三种用法 (此时它们有致使含义, 也许可以叫vector或边缘性用法) 。下面就是“叫”和“让”的三种不同用法的例子:
a.鸡叫两遍了。
b.小刘, 老张叫你了。
c.妹妹小, 你让着她点。
在这几个句子中“叫”和“让”都是典型的动词, 但在下同的例子中两者又是典型的介词, 只充当被动标志, 而没有词汇意义:
a.墨水瓶叫弟弟打翻了。
b.小张叫老师批评了。
c.活儿都让他干完了。
d.窗户让大风吹坏了。
而且, 当“叫”和“让”后跟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时, 很难说它们是动词还是介词, 实际上, 下面的句子可以说是多义的:
a.桌子没叫他搬走, 有三种含义:没命令他搬走;没容许他搬走;没被他搬走。
b.我让他说了几句, 有三种含义:请他说了几句;容许他说了几句;被他说了几句。
由此可见, “叫”和“让”即使放在同一个句法环境中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也可归入不同的词类。与之相比介词“被”却只是一个语法标志了。这个事实可不可以说是“叫”和“让”在经历一个从动词到“语法标志”的语法化过程呢?如果是这样, 它们就必然经历着一个从纯粹动词到纯粹介词的语义上的过渡期, 也就是说, 在语法的舞台上, “叫”和“让”的“vectors” (边缘词) 在扮演某种角色。
对于“使”, 当它做“用某种工具”解时, 它是一个实义动词, 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没有人会说它是介词:
a.你的笔我使使。
b.我使锨, 他使锄。
但“使、叫、让”这三个词做“致使、导致、使得”解时, 它们既有动词的特征又有介词的特征。这种词汇意义使它们区别于纯粹的介词;同时, 它们又缺少动词的一些特征, 即不能独立作谓语;不能带“着、了、过”等助词;不能以“X不X”形式提问等等。吕叔湘指出当这几个词做“致使”意义解时, 它们后面必跟兼语式, 没有这个补充, 就不能构成句子或句子不完整。这里他把这几个词看成了动词。但我们认为这几个词不是“纯粹”的动词,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一样。就功能而言, 它们更像是介词, 它们的作用在于介引兼语式。正如范晓所指出的“使”在致使结构中是被致使者的语法标志。其功能在于引出致使结构中的宾语 (被致使者) , 影响和促使被致使者的变化或行动。没有“使”的传递, 致使者 (causer) 和被致使者 (causee) 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明确表示出来。
那么, 为什么“使、叫、让”有致使意义呢?彭利贞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使役作为一个语义范畴在语言中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事物出现某种行为、变化或状态, 可以是自身作用的结果, 也可以是外在作用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 某一事物出现行为、变化或状态, 总有另一事物施以钻研之力。这种外在之力联系下的两种事物的关系, 表现到认知上, 就是“使役这一语义范畴。由于这种“致使”义的存在, 这几个词显然不是纯粹的介词了。
3.功能与限制
那么“使、叫、让”在句子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陈昌来把介词的功能总结为介引其他成分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 充当句法标志并同这些成分一起构成状语, 如: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介引“这个问题”。
从语义上讲, 介词是可选择性成分如时间、地点、工具、来源、范围、条件、原因、目标的标志, 由于这些成分同动词的关系不紧密, 它们一般由介词来引导:
a.我在北京见过小王。
b.我从前两天就再也没见过小王了。
在a中, 地点状语“北京”同动词“见”关系较远, 两个成分用介词“在”联系起来;b中介词“从”把时间状语和动词联系起来。
句子中的一些名词性成分可以由介词引导而放到不同的位置:
大伙儿很关心那些孩子———对那些孩子大伙儿很关心。
前一句话中, 句子是SVO结构, 宾语“那些孩子”位于句末;但有了介词“对”, 宾语“那些孩子”就可以放到主语之前。因而, 从语义的角度而言, 介词是语义成分的标志。
但是, 我们知道, 致使结构中“使、叫、让”后面的成分是必有成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可选择性的, 而致使结构在句子中充当的是谓语,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使、叫、让”前面或后面的成分可以省略, 但这些论元的地位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
a.叫我看看—你叫我看看。
b.边书记, 明天开各村支书村长会, 老郭叫问问你能不能参加?—老郭叫我问问你能不能参加?
c.别瞎说, 这是上级让干的!—这是上级让我们干的。
显然“边缘类”词“使、叫、让”是要求在前后都有必有论元的, 否则这些省略的论元可以很容易地被受话者识别。而且, 这些必有成分也不能像“纯粹”介词“在、对、关于”所引导的那样可以个一个位置换到另一个位置。从功能的角度讲, 我们不能将它们放入介词中, 它们只不过带上了介词的某些特征而已。
4.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概括:兼语句中的“使、叫、让”不是典型的动词也不是典型的介词, 但它们有动词和介词的双重特征, 同时双失去了两个词类中的某些典型特征。可以说它们是介于动词和介词之间的“边缘类”词。我们认为这种“边缘类”词产生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在由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的过程中所凝固下来的一些特殊的用法, 而这种用法也许会永久地保留下来。
摘要：本文应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 对兼语句中的“使、叫、让”的范畴特征做出了新的解释, 认为这几个词有动词和介词的双重特征, 是从动词向介词语法化过程中凝固下来的一种特定用法。本文还从语义的角度讨论了这几个词的在句中的功能和限制。
从认知的角度看兼语句的象似性 篇2
从认知的角度看兼语句的象似性
作为汉语主要句型之一的`兼语句,历来就有众多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加以定义和阐释.主要应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汉语兼语句的句法特征,并通过象似性原则在不同类型兼语句中的体现来印证句法的象似性.同时,对不同语言中的兼语现象加以比较,分析了象似性特征在这些语言中的不同体现.
作 者：傅洁 FU Jie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刊 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DAN POLYTECHNIC COLLEGE 年，卷(期)： 22(3) 分类号：H146.3 关键词：兼语句 象似性 认知语言学从“题元重合”的角度看兼语句 篇3
当然, 也有很多学者并不承认兼语句的独立地位, 如早在1956年, 萧璋先生就在论文中指出, “汉语的句子, 无论从意义上, 词的组合规律上, 重音形式上, 都看不出有连动式和兼语式的类型来。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语句, 用扩大的主从动词词组和复句以及其他别的说法去分析, 大致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答;用连动兼语的理论去分析, 则使人感到纠缠, 不太切合语言实际, 很难解决问题。因此, 这两种理论及其名称, 我们主张可以不采用。”此外, 大部分的语法书上也只是提“兼语式” (或“递系式”) , 而无“兼语句”。然而, 游汝杰 (2002) 认为, “兼语句是一种可以独立的句式, 它与连谓句、小句宾语句、补语句和复句紧缩句明显不同”。游汝杰先生在《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一文中, 用“题元”和“论元”的概念来分析兼语, 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兼语句式的新视角。
一、题元理论
乔姆斯基把逻辑学的命题中的谓词和个体词的关系用θ (题元) 来表示, 称为“题元关系”。例如:
(1) John ran quickly (约翰跑得快)
(2) John likes Mary (约翰喜欢玛丽)
在 (1) 中的ran quickly是谓词, John是个体词, 这是一个一元命题, John充当“施事”的题元; (2) 中的likes是谓词, John和Mary是个体词, 这是一个二元命题, John充当“施事”的题元, Mary充当“受事”的题元。
乔姆斯基把充当题元的词语称为“论元”, 例如上例中的John和Mary都是论元。不充当题元的或者不能充当题元的称为“非论元”。例如, 下面句子中的it, there都是非论元。
(3) It is certain that John will win (约翰肯定会赢)
(4) There are believed to be unicorns in the garden (人们相信花园里有独角兽)
此外, 乔姆斯基还提出了“题元准则”:
1. 每个论元必须, 而且只许, 充当一个题元;
2. 每个题元必须, 而且只许, 由一个论元充当。
从这个准则中我们可以概括, 论元和题元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似乎有些类似于二元一次函数中两个元之间的关系。
二、兼语句与题元理论之间的冲突
乔姆斯基的“题元准则”不允许同一词语充当两个题元, 但我们发现, 汉语的兼语句恰恰打破了这样的准则。比如, “我叫他来”这类结构中, “他”既是“叫”的受事, 又是“来”的施事。兼语句的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题元重合”。徐烈炯、沈阳 (1998) 在《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一文中指出, “题元重合可能是汉语的一大特色。……Chomsky的‘题元理论’不允许同一词语身兼二职, 那么对汉语的这种现象如何处理?”而针对种题元数量超过论元数量的问题, “李亚非 (1990) 用‘格理论’和Grimshaw的‘题元结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题元’数量可以超过‘论元’数量。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骑累了马’这样的结构会存在题元歧义, 如既可指‘他累’, 也可指‘马累’。他认为虽然这些是汉语特殊句式, 却不一定需要另外建立一套理论来处理, 当代生成语法在研究其他语言基础上创立的理论原则已经足够说明这些汉语题元现象。”
三、游汝杰对兼语句论元结构和题元特征的论述
游汝杰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明确了兼语句的概念。他指出, “典型的兼语句中的两个动词陈述的对象不同, 第一个动词是陈述全句主语的, 第二个动词是陈述兼语的, 也就是说兼语一定要是第二个动词的施事, 第一个动词和第二个动词的施事不同。换句话说, 第一个动词的论元是全句的主语和兼语, 第二个动词的论元是兼语和兼语的宾语。由兼语词组充当谓语的句子称为兼语句, 兼语句里的第一个动词称为兼语动词”。
那么由此可见, 在这种典型的兼语句中“第一个动词的必有论元有两个,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兼语句的第二个动词的必有论元只有一个, 是在它的前面, 可有论元 (可有可无的论元) 则是在它的后面。”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可有论元理解为补语。
从题元特征来看, 游汝杰认为, “兼语句的第一个动词必须有两个必有题元, 一个是用做全句主语的施事, 另一个是用做兼语的受事”。比如, “我叫他来”一句中, “我”是施事, “他”是受事, 都是作为第一个动词“叫”的必有题元。“第二个动词必须至少有一个必有题元, 即用做兼语的施事, 另一个是用做兼语的宾语的受事, 是一个可有题元”。同样以“我叫他来”为例, “他”是“来”的施事, “来”后面还可以带一个受事, 比如“一趟”, 但这个受事是可有可无的, 是可有题元。因此, “兼语句中有三个必有题元, 其中第二和第三个题元是重合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 丁声树先生将被字句也纳入到了兼语句的范畴, 但游汝杰认为, 从题元的指派方向来看, “被字句不是兼语句”。兼语句的第一个动词指派题元是有方向性的, 即施事题元一定要在受事题元之前, 而在被字句中, 如“他被我叫来了”, “他”是受事, “我”是施事, 受事在施事之前, 因此不能算作是兼语句。
四、从“题元重合”角度看兼语句
从“题元重合”的角度来看汉语兼语句,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明确了汉语兼语句的界限, 确立了兼语句的独立地位。通过题元的指派方向, 我们可以排除掉被字句;通过明确兼语句的题元特征, 我们可以把兼语句跟连谓句、小句宾语句、补语句和复句紧缩句区分开来, 从而确立了兼语句的独立地位。
2、题元重合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一大特色, 但并不是说这是汉语独有的特色。我们看到, 在俄语中同样也存在着题元重合的现象。从“题元重合”的角度来研究兼语句的语义与形式表征, 一方面能够打破长期以来兼语句研究的僵局, 另一方面, 也给乔姆斯基的“题元理论”提供了额外的材料, 丰富了其理论内容, 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摘要：兼语句是汉语主谓谓语句的一个次类, 自“兼语句”这个概念提出后, 就引起了一些争论, 有一些学者并不承认兼语句的独立地位。从生成语法的角度看, 兼语句中“题元重合”现象的存在又似乎打破了乔姆斯基的“题元准则”。本文主要介绍游汝杰先生对汉语兼语句中论元结构及题元特征的研究, 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照汉语兼语句。
关键词：兼语句,题元理论,题元重合
参考文献
[1]游汝杰.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J].汉语学习, 2002 (6) .
[2]徐烈炯, 沈阳.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J].当代语言学, 1998 (3) .
[3]冯志伟, 刘俊莉.现代语言学名著导读·乔姆斯基《最简方案》[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