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精选十篇）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篇1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改革中主要分为两步走:一方面, 分析和总结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的基本要素和各项条件, 争取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更加精确的基础, 以便顺利有效地完成覆盖我国农村大部分居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 通过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和总结, 对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划方案和发展情况的分析, 以及对正在逐步进行的试点工作的研究, 整理建立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的内容包括:第一, 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试点进行分析, 主要是针对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背景展开的。尤其在政治方面, 我国政府对这项新的工作非常重视, 不仅对新试点提出许多指导建议, 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中的基本要求和所必须达到的目标。第二, 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试点的发展过程和现状进行描述, 结果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各个试点均取得较好成果, 当然, 它不仅经受住了各个地方和国家对它的考验, 同时也得到了新的探索、新的发展。第三, 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显著特征进行分析, 以便对其存在缺陷的地方加以修改, 将其优秀的地方作进一步的发展。结果表明,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比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积广, 惠及人口多, 且更具有互济以及福利特征;缴费标准更加明确, 对所缴费用的保障水平也显著提高;突出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有效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研究者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进入试点以前的研究和进入试点以后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探索,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各个地方的实践, 以及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国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断调整, 最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也为日后的实施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模式和保障。政府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与实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财政上需要政府的补贴, 在政策上需要政府的扶持, 在组织上需要政府的保障, 在管理上需要政府的监督等等。目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所以尤其在财政责任上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发展中它还不能独立完成对农村居民的全面保障, 在短时期内还需主要靠自给自足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等其他一些养老方式来共同完成。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会进一步发展, 一步一步地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中占据主体地位, 发挥主导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能力日益提升, 而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本身存在巨大的和不可修缮的缺陷,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因为它比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设计上更加合理与完备, 在执行中更加便捷与有效, 在结果上更加公平也更加体现效率, 并且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终更加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而这一切的发展最终离不开政府在财政和政策上的保障与扶持。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中还难以占据主体地位, 所以想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真正保障, 还必须与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陆解芬.政府在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建构中的作用[J].理论探讨, 2005, (6)

[2]李迎生.论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角色[J].社会科学研究, 2006, (4)

[3]王爱玲、任伶.中国农民的养老保险之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年

[4]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5]和春雷.社会保障分析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年

[6]陈志国.发展中国家农村养老保障构架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选择[J].改革, 2005, (3)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篇2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90年代初进行试点,逐步在农村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制度本身设计存在缺陷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难以推进。1999年,国务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清理整顿,要求停办新业务,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过渡为商业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从2009年开始选择10%的县(市、区、旗)试点,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本论文在此背景下通过与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比和与其他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联系,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对社会养老保险等概念进行阐述,本文所研究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范围确定为从事农业劳动的纯农民群体：对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文献进行述评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方法、研究目标及创新进行介绍。第二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理论基础”介绍了论文分析所应用的基础理论,主要介绍了社会公平理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公平理念是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员穿全文,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理论用来分析新农保中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责任分担问题,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用来分析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第三章“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回顾”主要介绍了探索建立老农保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及意义；阐述了老农保发展过程和实施状况；分析了老农保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与试点”主要内容为：一是分析了新农保试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背景。在政治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农保工作,制定了试点指导意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经济社会方面,与已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相比,基本具备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二是阐述了新农保试点的发展过程和状况。到目前为止,新农保发展经历了各地方新农保探索、新农保研究性试点和国家新农保试点等阶段,并且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分析了新农保特征。与老农保相比,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具有社会性、互济性和福利性；缴费标准和保障水平更高；明确强调了政府责任,体现了政府在新农保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从宏观制度层面上看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四是阐述了新农保推进原则。新农保在推进中应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相适应,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先慢后快、逐步推进,规范操作、逐步完善,可衔接性和可持续性,自愿参保、积极引导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等原则。五是分析了新农保试点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人户分离的人群参保、缴费标准设计、财政补贴、村集体和其他组织补助及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等问题。第五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分析”主要阐述了研究者在全国试点前对新农保模式的探索研究,各地方新农保实践模

式以及全国试点后各地对新农保的调整和完善情况。第六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主要阐述了政府介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依据,政府在新农保中的立法职责、财政职责、组织实施职责、监管职责等责任。重点分析了政府在新农保中财政责任及其各级政府承担财政补贴的方式,这部分介绍了国外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经验,归纳了目前我国政府对新农保财政补贴的主要方式——进口(缴费)补贴、出口(养老金待遇)补贴。分析了不同的补贴方式的效应：进口补贴能提高农民缴费意愿,激励效果较好,能提高农民参保人缴费能力和保障水平,具有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增加了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加重了财政困难地区地方政府负担,多缴多补的鼓励办法有可能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出口补贴直接提高了参保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减缓了基金的保值增值的压力,体现了新农保的公平性、普惠性,但没有缴费补贴的激励效果大。这一章还分析了目前新农保政府补贴在基金中存在补贴比例低、补贴制度不完善、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等问题和提出了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补贴机制和建立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等相应的对策措施,提出了省、县(市、区)、乡(镇)三级政府补贴比例分配的三种方式——三三制、高中低或高低低、低中高。第七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阐述了我国目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成及不同养老方式的地位和作用,重点分析了新农保目前和将来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分析认为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难以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占主体地位,农村养老保障在将来一段时期内还主要靠家庭养老,随着新农保进一步发展,将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也必须与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才能完全实现全面保障农村居民养老的需要。第八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前景与展望”通过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较,对新农保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认为新农保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合并实施,这体现了财政补贴的公平性,易于建立相似或相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是也有可能存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内部管理机制不顺和保障水平缺乏相对公平等问题；认为新农保在制度模式、基金管理等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为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制度相衔接和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准备条件。在推进进程上,可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第二步是到2020年,新农保成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保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第三步是到2049年,新农保的基本制度框架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一致,城乡基础保障水平基本相同,形成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九章“研究结论与不足”。文章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老农保的缺陷有必要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较老农保设计更合理；新农保最终发展趋势应该更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转移支付；新农保目前难以在农村养老保障中占据主体地位,必须与其他养老方式相结合共同完成农村居民养老功能等结论。文章村在由于缺乏基础数据无法对新农保的中长期收支变动趋势进行精算,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等不足。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社会管理；非正式制度

一、非正式制度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长期以来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们在经济的活动和经济的关系的“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部分组成。

道格拉斯·为诺斯，将经济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长久的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和风俗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作为形成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的一套的价值理念，更多的会从道德的方向上对收入的分配、社会公平和现行的社会制度做出判定。我们的经济行为中这些因素都起到重要作用。

二、研究我国欠发达地区社会管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价值

1.我国的欠发达地区

传统定义欠发达地区是指由于机会、信息不完全等原因造成的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区域。在这些地方可能会经济效率低下、生活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不能发挥作用、农业生产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交流少。为了这些区域的发展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对我国的区域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大致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处在我国的欠发达地区。

2.非正式制度的价值

古代时期，因为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大多数是间接的管理方式。统治的力量最多到县级，很少能渗透到民间区域。正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在边疆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远大于正式制度的影响。现在的社会管理制度的得到完善，能给贯彻得边疆地区的县乡级，但是对于县乡级一下的地区仍然不够规范，相对薄弱很多。在这些区域非正式制度有很重要影响。然而在乡镇及其以上的行政管理层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受到特有的历史、文化的影响，非正式制度在其管理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体系中，正式制度规范了其管理的的基本构架，但是，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很大规范和引导的还是非正式规则。

三、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1.伦理道德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伦理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伦理道德会对善与恶的做出评价标准，以此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依靠大众舆论、传统的习惯、教育观念共同起作用，这种约束的作用比法律、制度等约束更长久。而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其长久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其民族特色的道德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家庭伦理观念、礼仪礼节、婚恋道德和社会公德。

2.风俗习惯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风俗习惯作为开始于民间社会的传统规范，是在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代又一代延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区域民众的共同利益，能够对区域在早期形成的包括风俗、礼仪、宗教信仰进行继承，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认同感等特征。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在其历史的演化中都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对本民族的影响深远。例如，沧源县拉勐佤族每年播种时，要按村落头人的大小顺序进行，先由结隆播种。

3.宗教信仰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宗教作为现在社会最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一方面它是以信仰对其意识形态影响重大，另一方它又有庞大的信教徒、教义教规、教会组织和教会活动等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并且与一国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边疆少数民族在其长期历史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对本民族的风俗、文化、道德伦理紧紧的相联系，对信仰者的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传播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对信仰者的思想、价值观的影响对本民族区域的社会安定、民族的凝聚力都有很大作用。

四、建议和措施

1.寻求一种平衡与协调机制，重建道德伦理体系

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我们的观念、意识乃至职业角色，都是相对单一的，同质性的程度非常大，我们的大部分社会管理理念也建之于这种同质性基础上。当面临社会体制改变和社会转型时，社会格局和利益也会相应面临巨大的调整。相联系的观念思想、意识都会向多元化发展，与之对应的经济组成成分、生产形式、社会各方的利益和收入分配都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今年来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社会成员的分化逐渐严重，经济发展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利益分化也日益严重，自然就造成观念思想的多元化，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社会的异质性。在创建边疆的管理制度中创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应调整以往单一的管理思路和办法，更多的考虑到多方的利益。由于各方代表的利益的不同在是社会中管理中可能会有冲突，就要求管理者在制定制度时，多方位考虑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体系下的群体，在这种制约下寻找平衡与协调，这样才能有助于管理者的管理。同时，在制度规范的建设中也应该重视道德水平的建设。

2.根据风俗习惯特点具体分析

风俗习惯不是行政、法律的产物，决定了不可能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对其加以改变。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制度规范一样重要。因此，在我们管理者的治理中，对其不应该是取缔，而是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正式制度和规则的社会管理效能

在我国边疆的村落中，部落势力还是很大，家族势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逐步演化成了新的模式，从其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在短期内将其消除是不太可能和不现实的。从其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家族势力是新时期中国边远农村社会的一种新的利益团体。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农村的建设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有些边远地区的排他性，对新制度和文化有排斥心理，这种家族势力也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在阅读的大量的文献里，在整个家族背景下，进行的家族活动和整个家族的势力与当地的基层建设的完备性，管理者的管理程度的强弱、控制力等都有关系。因此，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管理者的控制能力，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谐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研究 篇4

一、我国现行统计制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统计调查项目设计不规范。

首先, 普查周期内项目设计不合理。我国人口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工业普查、农业普查都是每十年进行一次, 基本单位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 普查周期过长使得普查年度数据与非普查年度数据的衔接比较困难, 要使普查数据更能反映现实经济状况就必须对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此外, 普查获得的数据对于非普查年份收集数据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没有真正发挥普查在整个统计调查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其次, 统计调查项目设计不合理。统计调查项目是以不同专业为依据设计的, 这可能造成内容或者调查对象的重复。

2. 抽样调查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普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实施难度较大;而抽样调查则是比较容易实施的一种调查方法, 但是如果抽样调查的方法不当, 那么抽样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我国的统计体系是以县级统计为基础, 再由市、省汇总, 最后上报给国家, 在上报统计数据时仍然是“层层布置, 逐级上报”, 没有体现抽样调查的工作特点。另外, 每个层次也会独立地开展统计工作, 我国的抽样统计方法一般只能满足一个层次的统计要求, 如省一级的抽样调查数据就不能满足市或县级的数据要求。有些地方每个级别都进行抽样调查, 这会使样本容量成倍增加, 统计工作负担也会加重。

3. 统计标准未能与国际接轨。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经济数据不仅关系到本国的经济状况, 也受到其他国家或者一些国际组织的关注, 所以这要求我国的统计制度方法必须与国际接轨。统计标准是进行国际统计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中国的统计要与世界标准保持一致就要采用国际统计标准。目前, 我国统计制度上还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遗迹”导致我国的经济数据不能被国际上理解和接受。例如, 我国商业统计中有一项指标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且这一指标还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然而国外的统计制度中根本没有这项指标, 与该指标类似的是“零售业销售额”、“批发业销售额”。我国的“农村-城市二元结构”决定了在统计居民收入时不能一概而论, “农民人均纯收入”成了我国独有的一项统计指标, 而国际上一般都适用“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

二、我国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建议

1. 完善周期性普查制度。

在现有的普查中, 应该强调基本单位普查的重要性, 基本单位普查和专业普查要有科学的设置, 避免调查对象和内容的重复;普查项目的设置应力求精简, 进一步规范普查标准, 合并一些有重复的普查项目, 普查内容也需要简化。在对普查数据的利用上, 普查单位和相关专业都要加大研究力度。普查单位要对相关专业开放信息, 相关专业要深入研究普查资料与年、定报统计的关系, 此外, 还可以以普查数据为基础, 利用科学的统计计算方法, 设计非普查年度的信息采集制度, 要把普查数据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2. 改革抽样调查方法。

抽样调查方法应该成为我国统计调查使用的主要方法, 其中目录抽样法应该成为我国调查体系的主体。目录抽样法的随机性最强, 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为干扰因素, 所以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是最科学合理的;目录抽样法在基本单位中实行等距抽样, 所以其实际操作性也是很强的。实施目录抽样法要对统计对象规定合理的规模界限, 规模以上企业要覆盖经济的绝大部分, 规模以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多数, 对于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统计部门要有绝对的控制。

3. 统计指标和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

统计指标体系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基本统计指标体系, 另一类则是专题统计指标体系。基本统计指标体系反映国民经济宏观的基本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 如果每个国家都各自设计, 那么国与国之间就无法进行横向比较。我国要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软件设施的支持, 要主动地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统计指标和标准体系, 首先要改革的就是统计分类标准, 该标准的设计要以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基础并与国际产品分类标准衔接。

我国现有的统计制度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 新形势下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统一规划、科学设计, 着眼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 让统计工作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摘要：统计即收集信息, 在社会经济领域, 统计的作用是为国家制定经济决策、实行经济调控提供信息依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信息容量急剧增加, 统计工作面临着众多新的困难和挑战, 我国目前的统计制度方法已经落后, 提供的信息已经不能满足决策需要, 所以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统计制度方法的主要问题, 接着提出了今后我国统计方法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统计制度方法,统计工作,改革

参考文献

[1]殷文, 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现代商贸工业, 2007 (11)

[2]陈明, 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制度改革简论, 新课程, 2010 (01)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篇5

专业： 09 社会工作班级：（2）班学号：1311209047姓名：陈开富

文章摘要

人民网北京9月26日电 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战略”首次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我国过去发展社会福利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为继续、加强社会福利在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本篇论文简略的概述了社会福利在传统中国以及现代的发展，并从过去和现在发现一些社会福利发展的弊端、不足之处，同时找出相对应解决措施。从社会福利的前世今生分析，更好、更全面的为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

关键词：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传统福利现状分析未来发展

正文

一、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英文写作“SocialWelfare”，是国家或社会为其成员提供某些物质或服务，以期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其生活质量的代名词。其目标是“抵消市场出于种种原因给那些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处理人们在一生中遇到的如生病、残疾、失业以及年老等危机的方法。

国际上，社会福利的体系分成两大部分；

1、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安全体系），它包括

a：社会救助体系

b：社会保险体系

2、其他的社会福利体系；

a：公共福利（国家提供给公民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的设施和服务）b：地方公共福利和社区服务（公益性和便民性）

c；职业福利（劳动安全及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使用）

d：公司的集体福利（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e: 国际社会的捐助（教育、医疗、环保、救灾等）

在中国，与国际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福利覆盖面有限，社会福利制度尚不成熟。

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福利问题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它可以从一个缩微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福利社会的发展和变更，对于一国制定和改善的福利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的分析：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时期，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我们建立起的是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

第二阶段为包产到户与生产扶贫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在农村，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原有公社体制中包含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被废除了；公积金、公益金也逐步减少；五保户费用的承担变得日益困难；合作医疗制度日益荒废；农村公共养老制度基本回归到家庭赡养为主的历史传统。在城市，效率主导型的国企改革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城市就业制度逐步放开，无保险体系的农民工制度开始兴起。

第三阶段为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从1992年到2001年。市场经济全面推开后，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都以市场为导向来开展改革。但当时所有救济制度的试验都由地方承担费用，覆盖人口相当少。

第四阶段为普及城乡最低保障时期，从2001年到2008年。从2001年9月开始的全面普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行动，要求社会救济要变阳光雨露型为社会责任型，全面普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五阶段为普惠型教育福利和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时期，从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义务教育开始免费，大学教育开始增加对贫困生的资助。同时也完善了医疗、劳动者权益、农村养老保险和最低保障等方面。

社会福利的发展在传统中国经历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一个过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没完整，还未成型：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各项制度安排的融资机制远未合理定型。

三、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逐步进行改革，到目前社会福利在保障范围、享受待遇的条件和待遇标准、福利资金的筹措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对社会福利作新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发展的目标，这既是以问题为取向解决中国社会福利现存问题的选择，也是以功能为取向再造中国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中国社会福利在告诉发展的时期，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福利制度中不适应的情况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要求，逐步完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福利制度，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项严峻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结合国情，避免盲区，让社会福利在中国高速，全面，健康，稳定的发展。

1、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只能走渐进发展的道路。城乡之间不仅差距巨大，而且长期以来是政策分割与分治，这种格局绝非短期内可以改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同样巨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社会保障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保障能力等方面更是差距巨大。

2、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加速。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人口流动速率在加快，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整合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要求。

3、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形式多样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况且，我国还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成熟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之中，差距、流动、分化等将构成这一进程中的特有现象，这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艰巨性

4、全球化影响的两面性，决定了在建设社会福利制度时，需要妥善处理好维持国家发展的长期竞争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福祉的关系，它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复杂性。

5、现行社会福利制度自身的不足和以往改革中的缺陷，构成了进一步推进这一制度建设的重大的制约因素。如，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力度非常有限，部分保障项目还在放大着收入分配差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仍处于地区分割状态，医疗保障体系被人为分割，社会救助领域存在失范，各项福利事业发展滞后，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功能残缺，各项制度安排的融资机制远未合理定型

6、政府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总之，这些现象表明：在时代背景深刻变化和总体形势有利、现实挑战严峻的双重条件下，从全局与长远发展来看，化现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加快体系建设步伐的任务异常繁重。

四、中国社会现状福利政策的成因

1、虽然我国福利思想源远流长，但是系统的、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尚在起步，发展时间晚，许多有效的、可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还未能落实到位。

2、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还需自己去探索，完整有效的舍狐疑福利政策体系还需自己去建立。所以社会福利政策在中国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3、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特色决定了我国发展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经济区域发展部平衡，城乡差异严重，这些都是我们仙子阿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要解决的。四：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分布不均。

五、中国社会福利在未来的发展：

在前面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的分析和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还不完善：体制不健全、不完整等等，所以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一段要走：

从宏观角度看：

1、在体系、体制建设目标方面，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符合社会成员的群体需求，福

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特色，从传统模式下的板块状、封闭式和奇特的混合结构转变为融洽式、开放式、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

2、保障目标方面，社会福利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

3、在实施方式方面，社会福利应当社会化。一是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应当走出板块状的自

我封闭，对整个社会开放，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二是福利机构应当社会化，即社会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办，也不能由企业或用人单位包办，而是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来具体实施

4、在服务水平结构方面，社会福利应当实现多层次化。即应当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

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结构的多层次化，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需求。

5、政府套加大财政投入，保证社会福利的发展。

从微观角度看：

1、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制度统一、差距缩小，并走向定型、稳定，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初步形成。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利用强大的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制度整合、差距缩小。同时重点关注农村医保制度，改善和发展农村医疗条件。

3、将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建设和国际化福利制度接轨，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借鉴，吸收符合中国国情的福利思想。

4、改革政府机构的职能，分工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5、物价的调控功能：国家可以通过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对主要民生物资的价格进行引导，避免完全靠市场调节会因利益的取向性，而使调控具有较大的惰性，以至难以控制、而通过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适度参与，将会使物价得以有效的调整。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调整社会贫富差距，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造就社会的和谐氛围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高等教育出版社

制度滞后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衰落 篇6

从制度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之所以落后西方国家二百年，即西方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而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古代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结果。17世纪中后期，正当近代欧洲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蜕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却仍在封建主义的社会框架内进行只换皇帝不换制度的改朝换代。由东北满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权，大体上沿袭的也是明王朝的制度。

1644—1840年，从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状态和发展趋势上，与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那些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是一个在性质上与近代欧洲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它遵循着一千六百多年前老祖宗创立的制度轨迹，正慢悠悠地走着自己习惯了的老路，维持着“天朝”帝国的荣耀和至尊。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它的顶峰，在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上还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结构和因循守旧的制度，却和它所代表的旧世界一样，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中国就像一个已经从内部烂掉的橘子，要从表面看到它的腐烂，还需要有些时日罢了。

事实真相很快就打破了“天朝”帝国表面的强大。当中国被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大门，又被西方列强廉价的工业品冲垮经济防线的时候，一个古老的封建大国的衰弱就暴露在世界和中国人的面前了。如果世界没有发生欧洲的巨大变化，如果欧洲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也许还会是世界第一。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了。在16、17世纪，当欧洲正在酝酿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差距并不存在，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中国在制度上的滞后和保守，注定了它无法战胜从制度创新中获得巨大生产力的欧洲。从本质上看，这是新旧两种生产力、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是二百年来中西方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守两种制度选择中的必然结果。此后中国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经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中国古代制度的千年不变，使我们的祖先在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大历史关头，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方方面面以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丧失了制度原先具有的巨大调节力和适应力，从而失去了与世界发展趋势同步前进的机会。

当我们探讨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时，不能否定封建君主的责任，但是，不论由谁当皇帝只会影响中国失败的速度和方式，从本质上说，在鸦片战争还没有发生之前，谁输谁赢就已经确定了。两个社会在对农业社会制度演变过程的守旧和革新，实际上早已注定了这场较量的输赢。

历史的教训值得引起我们重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制度改革创造了崭新的经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取得的成果都是制度革新的胜利。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时注意世界发展的新动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地革新我们的现有制度，以制度创新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节选自《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出版社。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篇7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的经济总量实现了30多年的高增长, 在经济发展方面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期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有效提升, 这使得中国在步入本世纪初期后就如期完成了建设总体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 党的十八大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目标。然而从现阶段来看, 制约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在现实中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这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严峻的, 就是中国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问题。在二元结构的限制下, 即便是步入本世纪以来, 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在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以及消费水平等方面也一直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应该说, 十六大召开后, 党和国家在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同步化进程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努力。这其中极具代表的, 就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简称“新农合”) 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简称“新农保”) 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自2003年开始, 中央启动了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国家资助三者相结合所构成的新农合试点工作, 进而事实上迈出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建设步伐。随后几年间, 新农合试点工作在我国大陆地区各省市稳步展开和推进。有研究显示, 截止到2006年底,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 共有超过1400多个县 (市、区) 推行了新农合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底, 我国大陆地区参加新农合的总人数达到了8亿以上, 广大农民群众的总体参合率达到95%以上, 基本实现了新农合在广大农民群众这一群体的全覆盖。与此同时, 自2009年起, 中央又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启动了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三者相结合所构成的新农保试点工作, 并与新农合一样, 随后几年间在我国大陆地区各省市稳步开展和推进, 截至2012年底基本实现了广大农民群众这一群体的全覆盖。

很多研究都表明, 对于处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而言, 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行为 (刘建国, 1999;Zhang&Wan, 2004;杨霞, 2010) , 也就是说, 因对自身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发展, 以及收入水平等方面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 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当前的消费支出。而从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来看,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施, 不仅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自身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 也有利于降低其对于自身未来支出的不确定程度。因此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除了被各界赋予解决农民未来养老, 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外, 还被寄予了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继而提升其当前消费支出水平这一厚望。然而到目前为止, 关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否通过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对其当前的消费支出水平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尚缺少系统性的研究和论证。

二、经验性判断与核心假设

如前所述,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起始于新农合, 而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4月12日的一篇报道显示, 自新农合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各省市开始试点以来,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试点地区农民的就诊人次和住院人次明显增加, 其直接带来的当然就是试点地区的农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逻辑上来看, 当农民现阶段总的消费预算支出水平固定的情况下, 医疗保健方面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 很可能会对农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产生“挤压”效应, 也即导致农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相应降低。另一方面, 按照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一般来说,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会在总体上随之提高, 但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则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这两方面的逻辑, 似乎使得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如下的判断:随着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在事实上的逐年提升, 并且在其他外界条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实施, 会因促进农民群众医疗保健方面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而相应地降低农民群众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为方便论述, 本文在下面统一将其称之为生活消费支出) 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然而事实的情况并非如我们所判断的那样, 通过应用200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后的结果显示, 1999-2012年间, 虽然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逐年提升, 且2003年新农合实施后, 中国农民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水平取得了较大提升, 但在新农合实施后的几年间, 中国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比重并没有较之前的几年出现明显下降。这尤其体现在新农合实施后的三年间。在这三年间, 中国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还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尽管在2006年以后,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出现了下降, 而且在2009年新农保开始实施后, 继续保持了下降趋势, 但是这一比重也并没有显著地低于农民收入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新农合实施之前的那几年 (见图1) 。当然,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 因农民参与新农保是以支付确定数量、较大规模的“保费”为前提的, 因此与新农合所产生的可能不同的效应是:新农保的实施, 逻辑上也很可能会因使农民在“保费”上发生较大规模的支出而对农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形成挤压效应。

尽管如此, 前述这一有悖于逻辑上判断的现实结果的出现, 很可能直接说明了如下的问题, 也即我们所提出的一个核心假设:随着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对于未来收入、支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助推了农民医疗保健方面消费支出水平提升的同时, 也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数据来源:200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前面经验性判断中所提出的核心假设是否现实中真正成立, 我们进一步构建了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 并应用相关数据, 围绕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否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产生了影响, 以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质性影响这两个问题展开了实证探索。

(一) 核心变量的确定

如前所述, 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现实中, 人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一般会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这也就是说, 在探讨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时, 必须对农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平方这两个基本变量加以考虑。

与此同时, 一般来说, 现实中人口抚养负担方面的变化, 也会对人们的生活消费行为和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 在同等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量相同的情况下, 拥有老人和儿童数量较多的家庭, 一方面可能会在生活消费方面直接就具有较高的需求和支出水平;一方面也很可能因在医疗保健方面具有较高的支出水平而对本家庭的生活消费总支出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当然, 现实中的情况究竟是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 尚需后面进行具体的实证检验。

此外, 物价水平也是一个需要充分加以考虑的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 虽然在很多研究中, 学者们都采用了以之前某一年份为基期的价格指数来反映当年的物价水平, 但王宇鹏 (2011) 的一项研究却发现, 与通过以固定年份为基期而计算得到的物价水平相比, 以相对于上一年的物价指数所代表的价格水平, 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水平产生的影响更大。这无疑为我们对于如何选择价格水平这一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准则。

最后, 从宏观层面来看, 为实证探索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否对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产生了影响, 采用虚拟变量法是一个较为直观和合理的做法:通过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某项具体制度开始实施之前的年份设定为0, 将该项制度开始实施及实施之后的年份设定为1, 就可以对这项具体制度的落实是否对农民的生活消费产生影响展开定量盘查。

(二) 样本选取

为避免宏观层面的其他政策或体制变迁对农民生活消费所可能形成的系统性影响。我们首先将研究的时段界定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结合数据上的可得性, 并以样本数量满足实证分析的要求为导向, 我们最终选择了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以前面所界定的核心变量和选取的样本为支撑, 我们构建了如下所述的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 C代表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i代表样本中的31个省市, t代表2001-2012年12个年份, x代表前述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的平方、人口抚养比等可能影响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系列变量, 以及代表新农合、新农保两项制度是否实施的两个虚拟变量。当然, 除此之外, 该模型中的a代表每一个横截面个体 (各省市) 不同的常数项, μ则代表具有正态分布特征的随机误差项。

在指标数据的选取方面, 虽主要是以现实中数据的可得性为主要导向, 但同时也全面考虑了指标数据对所对应的解释变量的反映程度。这其中涉及到的原始数据, 全部来自2002-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以及2007-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简要说明如下:

各省市2001-2012年的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以各省市2001-2012年农村居民除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外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代表。

各省市2001-2012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平方, 以各省市2001-2012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方 (元) 两个数据代表。

各省市2001-2012年的农民家庭人均抚养比, 以各省市2001-2012年农民家庭平均人口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 来代表。

各省市2001-2012年的农村地区物价指数, 以各省2001-2012年农村 (相对于上一年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

新农合和新农保, 均以虚拟变量来代表。通过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后我们发现, 在中国大陆地区, 除辽宁省自2004年开始实施新农合试点外, 余下30个省市均是自2003年开始就实施了新农合试点工作, 因此除辽宁省的虚拟变量是从2004年起开始设定为1, 将2004年之前设定为0外, 其他30个省市均是将虚拟变量从2003年起开始设定为1, 将2003年之前设定为0。进一步地, 相关统计资料还显示, 自2009年开始, 新农保在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全部开始试点实施, 为此, 对于反映新农保的虚拟变量, 我们是通过将各省市2009年以前的年份设定为0, 将各省市2009年及随后的各年设定为1来实现的。样本数据的主要统计性描述见下表1。

注:因农民收入的平方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平方来代表, 因此表中未给予描述。

(四) 控制变量的加入

除前述几个核心因素外, 很多研究表明, 现实中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还有很多, 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信息化建设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等等。因此为较为准确地定量考察前述核心变量对农民生活消费产生的影响, 不仅要考虑现实中可能影响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其他诸多因素, 而且还需要将这些因素对农民生活消费产生的影响在模型中反映和剔除出来。但是应该说, 无论是从数据可得性上看, 还是从因素的确定和选择上看, 倘若我们试图将这些因素全部找出来并以相应的数据反映出来, 继而加入到模型之中, 那么注定将是非常艰难的, 而且也容易引致控制变量选择的随意性问题以及内生性问题。两方面的权衡之下, 我们借鉴了栾大鹏和欧阳日辉 (2012) 的做法, 即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具有和表现出的自东向西推进的梯度推移特征,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 在模型中加入I1、I2、I3三个反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所存在的地区性特征的虚拟变量, 借此来控制核心变量外的一系列其他因素对我国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比如, 对于I1来说, 若某一省市属于东部地区, 那么就将其设定为1;若某一省市不属于东部地区, 那么就将其设定为0。对于代表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I2和代表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I3, 设定的逻辑同样如此。

(五) 模型形式确定

按照有关的统计学原理,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 可依据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否有正交关系, 而进一步地被划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特别是当截面个体数多于年份长度时,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的确定至观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两种形式对以同样数据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回归, 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出现非常大的差异。

为确定我们前面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的具体形式, 我们应用了豪斯曼 (Hausman) 检验法。检验结果拒绝了模型具有随机效应这一原假设, 也就是说, 应将我们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确定为固定效应模型。

确定了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属于固定效应模型后, 就可进一步结合所选取的样本数据, 围绕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对农民生活消费的影响展开回归分析。由于文化、资源禀赋条件、区位和环境差异等因素的存在, 现实中代表各省市的误差项的方差可能会出现不一致性的情况, 这使得如果对模型直接展开回归,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实证回归的结果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偏差。

为避免这一可能情况, 我们采用了怀特截面方法。并通过进一步地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得到了如下表3所示的主要回归结果:

注:表中的“*、**、***”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水平。

其中, 调整后的R2达到了0.988, 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非常好。从回归结果中各解释变量的具体系数及其显著性上来看, 第一, 农民人均纯收入前面的系数不仅表现为正, 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方前面的系数不仅表现为负, 而且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些都与我们前面作出的基本描述相一致。

第二, 农民家庭人均抚养比前面的系数不仅在数值上表现为负, 而且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证明了我们在前面对于农民家庭人口抚养比影响农民生活消费所作出的后一种假设, 即随着农民家庭在人口抚养负担上的加重, 不仅农民家庭会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更多地支出, 而且也会相应地挤压继而减少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

第三,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面的系数, 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却在数值上显著地表现为负。直观上来看, 这一结果虽然与我们前面所作出的基本描述并不一致, 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 其仍能够说明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 通货膨胀水平的加剧, 尽管不一定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水平, 但在消费支出水平保持固定的情况下, 价格水平的上升也就直接意味着农民对于相关商品购买数量的减少。

第四, 从地区来看, 代表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表现为负,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代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两个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 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总体的回归结果说明了, 近年来,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众, 较东部地区的农民群众相比有着更高的消费需求。

第五, 我们所最为关心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 代表新农合的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不仅表现为正, 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此种情况不同, 代表新农保的虚拟变量前面的系数, 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随着新农合的实施, 在促进农民群众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水平提升的同时, 也因降低了农民群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而随着新农保的实施, 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群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由于农民在“保费”上产生了较大支出, 因而也就未能进一步地促进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经验判断基础上所提出的核心假设, 并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 对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因能够降低农民群众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 因而总体上会在促进农民群众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的同时, 显著地促进农民群众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而在这其中, 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新农合制度。对于新农保制度, 因农民参保或付出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保费”, 因而该项制度的实施虽会降低农民群众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但是在支付确定数量“保费”所产生的“挤压”效应下, 并未能够促进农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这一总体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继续完善落实新农合制度, 解决新农合制度落实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矛盾和问题, 将能够进一步促进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继而进一步促进国内总体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 与东部地区的农民群众相比,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众有着更高的消费需求。为此在今后, 以中央提出的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形成中部地区新的增长极等政策方针为契机, 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众收入水平更加快速的提升, 则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 乃至提高国内整体消费需求水平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摘要：在经验性判断的基础上, 提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这一假设。基于2001-2012年的31省市面板数据, 对这一假设展开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作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重要内容之一的新农合的实施, 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与此不同, 新农保的实施, 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生活消费

参考文献

[1]王艳玲, 栾大鹏.新农合与中国农民食物消费:经验判断和实证研究[J].天府新论, 2014 (4)

[2]刘建国.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J].经济研究, 1999 (3)

[3]Zhang, Y.andG.Wan.LiquidityConstraint, )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in China[J].Applied Economics, 2004 (19)

[4]杨霞.我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J].大众商务, 2010 (6)

[5]王娅妮.360亿:农村合作医疗消费需求等待“释放”[EB/OL].大众科技网, http://www.cpst.net.cn/dzkjb/2006/0430/10%A3%AD2.htm, 2006.4.30

[6]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1 (1)

[7]栾大鹏, 欧阳日辉.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 2012 (6)

[8]王艳玲.新农合与中国农民食物消费:经验判断和实证研究.广西社会科学, 2014 (5)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篇8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等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还面临很多问题。

1、社会保障覆盖面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在社会保险的五个项目里,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最多, 但截止到2005年3月底, 劳动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参保人数是1, 6554万人, 而同期我国城乡就业人员7, 3740万人, 从这个数字看出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员的数字较低。目前, 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以及许多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而这部分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逐年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水平还比较低, 与国际比较, 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

2、农村社会保障亟待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面临新的任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趋势等客观现实情况, 以及过去搞的社区型社会保障的夭折, 迫使我们必须建立起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对我们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 即人口多, 底子薄, 经济落后, 劳动者无固定收入, 老龄化速度快, 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做法和国际社会保障经验、都不能解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按通用的社会保障方式, 即按严格的收入比例、严格的时间和地点、严格的投保年龄建立起一种规范的管理办法, 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因此, 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从农村实际出发, 坚持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为目的, 借鉴我国城市和国外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 以农民自我保障为主, 自助为主与互济为辅相结合, 社会基本保障与家庭保障、集体保障、企业保障相结合, 实现全方位的社会保障。

3、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不建全、立法滞后

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管理分散, 政出多门, 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体制。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要实行全额征缴, 但是目前部分地区仍实行差额缴拨的办法, 造成企业挤占、减发或拖欠基本养老金的现象。此外, 省级地区间基金调剂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企业和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对于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分也不够明确。比如养老保险方面, 国企职工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 公务员、事业人员归人事部门负责, 贫困人口救济的保障归民政部门负责, 这就容易形成多头管理, 而且造成管理成本的加大和各自为政局面的出现。立法滞后, 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 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 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 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 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 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二、建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协调模式

多元协调模式是根据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和具体国情来选择的, 要在吸收国外经验, 改革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它的实现。

1、建立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是指从事和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系列机构和具体的制度。在合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 各种机构与组织之间相互影响, 能够产生出激励、约束和监督相结合的机制, 从而推动着社会保障模式的运转。从多元协调模式的建立来看, 应建立集中协调与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具体对策如下。

首先, 建立统一机构, 实施集中协调管理。一方面通过统一的管理机构, 提高社会保障机构的办事效率, 促进社会保障功能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 通过统一的管理机构, 建立统一的方针、政策, 使社会保障工作在政令、规划、制度、标准、程序、部门权限方面做到协调统一。

其次, 明确职责、实行分级管理, 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强调集中协调管理并不是不要分工, 而是要在统一机构的基础上, 根据科学分工原则, 建立由行政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督机构三个层次组成的分级管理体制, 形成制衡机构。

最后, 社会化管理、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三者相结合, 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社会保障是一项综合性社会事业, 因而必须实施社会化的管理。但是我国地域宽广, 经济差异大, 仅靠社会化管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建立社会化管理的基础上, 还要使社会化管理与社区管理、单位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主要是依靠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农村中的乡政府和村委会来管理。单位管理主要是依靠生产和工作单位来进行管理。在上述三者的结合中, 要以社会化管理为主, 单位与社区管理为补充。通过三者结合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

2、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不同的保障模式

建国以来, 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家庭保障与政府救济为主要内容的模式, 这种模式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愈来愈不适应。因此在多元协调模式建立中, 应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模式。

首先, 以家庭保障为主, 与社区扶持相结合, 建立以“补救模式”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新的保障体制不可能将一切都包干来, 需要保障对象采取一定的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措施。建立以救残补缺、济贫扶困, 以维持最基本生活水平为出发点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

其次, 根据不同水平, 选择不同, 不同标准的模式。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迥异, 不可能用一种模式, 而应从各地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去建立。有人主张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分为贫困型、温饱型、富裕型三种, 据不同情况建立不同模式, 在贫因型农村建立救济型保障, 在温饱型农村建立基本需要型保障, 在富裕型农村建立保险型保障。这种主张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救济型、基本需要型要向保险型转变, 并逐步与城市模式相趋同。

最后, 在资金运行方式上实行个人储蓄积累制与国家出资相结合的方式。关于农村保障资金的运行方式理论界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建立个人储蓄积累制, 一种是现收现付制, 一种是半积累半现付, 笔者以为在具体实施中, 还应根据农村经济实际而具体对待。在贫困型农村中应以国家和集体出大头, 个人出零头。在温饱型农村应以集体出大头, 国家扶持为补充, 并与个人出资相结合, 采取半积累半现付制。在富裕型农村应采用基金制, 以个人积累而形成基金, 建立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城市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 当前面临的主要是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其完善的具体思路与对策是:第一, 以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主体内容建立“机制模式”, 其主要功能在于解决城市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特定问题, 维护社会公平, 使社会保障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内在机制。第二, 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具体模式。从现阶段改革实际需要来看, 在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应以阶段型重点保障模式为主, 根据特定需要、特定问题而建立不同保障重点和保障项目。在此基础上,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可适当发展经济效益优先模式, 以效益状况作为评价标准, 使社会保障向商业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重视社区模式, 在社区经济发达的地区, 重视并推广各种类型的社区保障模式。第三, 资金筹措和运作上可以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在目前资金运作上可将现收现付制与半资金积累制相结合, 逐步向积累制过度。

3、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筹资模式

多元协调模式建立和运作中最难的问题是资金的筹措和筹资模式的选择。保障模式再好, 没有资金也难以进行有效运转。目前资金严重短缺是社会保障建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根据实际, 应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 并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建立不同的筹资模式。

(1) 建立多元筹资渠道

传统保障模式的筹资渠道是单一的, 随着十多年的改革, 建立了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筹资渠道。但是仍然还存着一些问题, 一是多元化筹资渠道还未完全建立, 国家仍然负担了绝大部分, 公民个人自保意识和能力还比较弱。二是现有筹资方式大多还是现收现付制, 缺乏事先储备积累。因此, 目前必须进一步改革, 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首先, 应开辟一些社会保障税。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 对个人开征所得税, 实行累进制税率, 从而使经济发展中的受益者补偿受损者。同时还可以从部分资产存量转化一部分, 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增量, 这种办法在目前的改革中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筹资思路。其次, 从企业方面来看, 要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更进一步完善企业缴费制, 实行强制积累。最后, 从个人方面来看, 主要是要提高个人的自保意识, 改革单纯靠国家的依赖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 坚持实行个人积累制, 把个人积累与国家、企业单位负担结合在一起。

(2) 建立多元筹资模式

从世界各国来看, 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有三种模式:现收现付制、半积累制、积累制,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积累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 很难一下子建立积累制。因此, 必须根据不同保障项目采取不同的多元筹资模式。

首先, 在失业救济金的筹措上, 先由国家、企业、个人分摊完善现收现付制, 然后建立半积累制, 最后向积累制转变。从目前改革来看, 先可以实行国家、企业、个人分摊的办法。费用来源由政策拨款、企业交费、个人交费三个方面。这种思路是国际一致经验, 尽管它存在着一些缺陷, 但在目前企业失业人员过多, 国家财力不足的状况下, 还是有可行之处的。当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国家经济状况有些好转之后, 建立半积累制。最后,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 多元协调模式建立以后, 可由半积累制向积累制过渡。

其次, 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采取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并把养老范围扩大到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劳动者、农民。这种筹资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靠劳动者自己积累, 在职时可以得到较高工资收入, 退休以后可以得到良好保障待遇。这种制度在实施中必须体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 注意妥善解决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比例。

再次, 医疗保险筹资模式的方向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目前应逐步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中, 由国家筹资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具体使用由个人与保险基金会共同负担。对城市企业, 由企业筹资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由个人与保险基金共同负担。对于农民、个体劳动者和乡镇企业职工中可以建立合作医疗, 按个人缴费与社会统筹的办法来解决。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 逐步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迈进。

最后, 在社会救济方面, 由于救济金的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它强调了国家政府和责任与救助对象应有的法定权利, 因此, 资金筹集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和社会各界的捐助。社会福利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项目, 在资金筹集上, 与社会救济有同样的特点, 其资金来源应该是三方面:政府财政拨款、部门和单位自筹。

4、建立社会保障计划, 推动多元协调模式的建立和运作

从世界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建立和运作来看, 大都通过严密而精细的社会保障计划来进行, 通过社会保障计划, 既保证了多元协调模式建立过程中的阶段性和步骤性, 又可以强化社会保障管理。因此, 在多元协调模式的建立和运作中, 我们必须建立社会保障计划。将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范围。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计划以后, 通过复式预算制度将社会保障收支在国家财政中单列, 一方面可以加强资金的高效利用, 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公众对社会保障收支有全面的认识。社会保障预算计划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将各项收支及投资运营活动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计划, 使资金管理和投资运营活动规范化。根据经济近期发展状况, 社会保障预算计划主要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基金纳入国家预算, 由财政部门设立专用账户, 统一核算, 统一管理。

5、坚持综合配套改革, 推进多元协调模式的建立

多元协调的建立是在原有模式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 需要做多方面的综合配套工作, 从总体上来看, 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增值保值机制

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上, 我们总体上运用积累制作为改革方向, 这种筹资模式往往以支定收, 略有节余, 这样在基金的收缴与发放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滞过程, 并且保障对象使用时间不一致, 必须使一部分资金停留在社会保障机构中, 因此必须建立保障基金的增值保值机制。结合现实实际, 应采取如下对策:一是建立社会保障银行。按专业银行的形式或基金组织的形式建立社会保障银行, 一方面通过银行承办保障资金的收缴与发放。另一方面通过银行资金的信贷过程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与增值。二是建立保障储备资金的投资机制。通过加强对部分资金的投资效益, 以保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确保保障对象的生活水平下降, 至于具体做法有待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2) 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社会保障是政府主办的一项综合性社会事业, 举办社会保障是一种政府行为, 因此, 必须将社会保障的建立、管理与运作纳入法制轨道。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 实践迫切要求我们来健全社会保障法, 从而调节社会保障实施中的各项社会关系, 保证社会保障的实施与贯彻。从目前来看, 立法还很落后, 应必须重点加强立法, 与改革相适应, 重点要进行社会保险和保险资金管理方面的立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方面的立法。同时进行队伍与执法队伍建设, 从而使立法、司法和监督相结合。

(3) 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机构

多元协调模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新情况, 需要深入研究解决。因此国家必须建立研究机构, 为制定政策、落实政策服务。它的主要任务有:收集、处理多元协调模式建立和运作中的各种信息, 及时纠正偏差;对建立和运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 解决建立和运作中的难点问题;研究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咨询服务;加强社会保障知识与政策的宣传, 增加公民对保障政策的理解, 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支持。它的建立应由国家政府出面, 吸收一批专家学者作为成员, 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

总之,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我们坚信, 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中国人民将进一步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受益, 通过更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享有更加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

摘要：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进入“十一五”,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多年来,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面对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等新形势, 社会保障还有诸多待解难题;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 居民支出结构因之发生很大改变。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促使人们考虑收入支出时非常谨慎, 预防性心态成了储蓄存款的最大诱因。因此, 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之既能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 又能从容地保持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制度的稳定性, 应是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研究 篇9

一、社会福利概念要素分析

上文对部分社会福利概念的内容有所提及, 广义之的社会福利观点和狭义上的社会福利观点有所不同, 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 政府机构和相应社会团体部门等有效提高整体社会成员基础性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而加以实施的各项策略。应该了解到, 社会福利内涵主要是指国家以及社会二者为了有效保证社会成员个体生活和整体生活, 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办法实施和服务提供等, 其主要包括社会救济内容和社会保障内容以及相关社会服务子系统建构内容等。

众所周知, 社会福利概念可以从狭义角度和广义角度去分析与界定, 狭义角度的社会福利通常情况下是指政府机关通过财力手段和政策模式等进行特定人群保障, 以这种方式进行相应的社会生活改善, 并对具体性生活品质进行提高。当前我国狭义社会福利由民政部门进行操作和管理, 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内容和残疾人福利内容以及儿童福利内容三种。广义之上的社会福利的内在社会福利制度含有一定的具体性, 此时我们并不能将其理解为制度综合, 应将其理解为社会福利制度正常合理运行的有效支撑, 并为满足福利对象而做出观念主张、资源安排、制度安排、组织安排、人员安排、程序梳理和技术考究等。广义社会福利实施范围相对较广, 并对福利内涵加以调整和创新, 运用外延拓展方式来保证对社会成员的物质制度安排和精神生活安排, 因为社会福利存在意义不仅以提高物质生活保障为主, 基本精神生活品质的有效提升也是其操作重点环节之一。

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特点要素分析

英国专家和学者对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提出过相应观点与意见, 有效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首先, 将福利进行普遍化转变, 全民从社会福利中受益才是最终目的, 以这种方式向社会全员提供等同社会价值福利, 无论社会公民收入状况和公民财物状况优劣与否。其次, 按照中产阶级状况中工人阶级期望进行不同类别社会福利待遇的提供。为广大社会公民提供的社会福利可以进行最低限度设定, 此时中产阶级可以根据自身私人计划进行自我福利满足。最后, 社会福利实现途径即对贫困人员进行社会指标福利提供, 使得私人福利担保成为可能。

我国在进行社会福利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上述内容, 其中三种社会福利的实现途径也适用于我国,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补缺型社会福利模式、残补型社会福利模式和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以及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全民福利模式。国内一些专家和学者指出,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面向的对象为全体公民和基本生活领域, 在此基础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以政府和社会为基本操作初始点, 其依据本国经济内容和社会状况内容向全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 对基本生活内容之上的社会福利也有所涉及, 主要包含了失业保险内容、贫困救助内容、医疗保险内容和住房保险内容以及相关老人服务内容、残障服务内容等, 此类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与一些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似。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处在全民普惠型福利制度和对应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二者之间, 其以中间形态形式产生,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与特定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当前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主要代表了一种社会进程, 即为我国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合理转变。需要注意的是, 所谓普惠即为使得国家内部全体公民均享受到社会福利, 而适度则为在实施社会福利过程中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实施阶段性, 以保证社会福利制度平稳实施。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实施初始阶段, 公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福利项目各不相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民主得到了全面拓展, 社会福利待遇水平和社会福利项目水平均得到了质的飞跃, 全国福利待遇基本一致。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具备一定一致性, 此类一致性共包括三种内容, 即为社会福利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福利进程和社会民主发展的一致性、社会福利实现程度与社会物质技术基本条件的一致性。

三、当前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构要素分析

现下我国已经完全拥有社会福利深层理论认知基础和实施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深入的同时, 公民对社会福利的看法和要求也逐渐增多, 此时小民政观念被相应的大民政思想所取代, 广义福利已成为主流, 只有适时改变小福利思想,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成功建构的主要目的。以下是详细分析与阐述:

(一) 政府主导与政府参与共行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合理实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 应该适时加强政府领导, 以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整体规划以及合理运作。运用此种模式来保证资金投入日渐具备合理性, 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应该了解到, 福利概念具有多元主义性, 此时政府主导操作是必须的, 但社会分支点的齐心合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较为正确的做法是, 应对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和部门进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与供给, 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 并使得社会福利得到正常合理的输送。与此同时, 应充分发挥团体力量与个人力量, 不断吸取各类慈善捐赠和企业捐赠以及个人捐赠, 使社会福利资金来源渠道日渐多样化。

(二) 保证社会福利制度的协调发展和正常实施

此条首要一点是需要对社会福利层次分类进行理解, 主要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第一种对应补缺型社会制度, 第二种对应适度普惠型社会制度, 第三种对应普惠型社会制度。上述三种福利层次均应与我国现下经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达到协调发展态势。要想加快福利事业发展, 就应该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速度等同的相应社会福利结构体系, 之后在此基础上为全体公民提供质量较高、服务较好的社会福利。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构的基本环节为以人为本, 将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 按照基本诉求来完成福利项目组成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

(三) 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严格评估, 确保其正常合理运行

在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构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 不应该仅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保障为主, 更为公民提供一定的心理帮助和社会服务帮助, 不能忽视公民的精神需求和公民的心理需求, 要做到公民生活需求和公民尊严需求的双向兼顾。此外, 绩效评估内容和社会福利制度效果检测内容也是其中的重点, 在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构时, 要建立较为正规的绩效评估机制和对应效果监测服务机制, 从群众观点和公民意见中去做好社会福利制度各项工作。

四、结束语

实施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应由政府领导, 全面进行合作与支持, 不应仅仅注重物质生活保证, 更应注重精神生活保障。应及时进行评估与监测,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正常合理实施。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高考制度隐形社会排斥透视 篇10

但是,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依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焦点,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还任重道远。为探寻高考制度改革, 中国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对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献智献策。但笔者认为, 我们需要对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特别是对其中隐藏的社会排斥做深入的探析, 这将更有利于人们对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进而推进人们对高考制度改革方向取得共识。

一、社会排斥及教育中的社会排斥

人人拥有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是众多国家规定的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 在社会现实中, 应得权利和实际供给往往产生差异和冲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应得权利会因为实际供给不足而失灵。拉尔夫·达仁道夫则举例说:“饥荒可以作为一种应得权利关系的失灵来分析。”大部分状况下, 饥荒反映的并非是社会的供给不足, 而主要反映了一类群体生存的应得权利被另一类群体剥夺了[1]。同样,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就曾经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不足, 或者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应该归因于:一部分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的应得权利被另一部分优势群体利用社会资本挤占了。

1. 社会分层对弱势群体的排斥。

“社会分层不仅仅意味着表面显示的一种社会不平等, 而是优势阶层通过代际传递的一套连续性的社会制度安排, 使其后代的报酬与社会地位得到保障。”[2]历史表明, 社会上层为了维护其阶层利益, 不仅需要有效的与社会下层的连接方式, 更需要社会排斥的手段。韦伯认为, 社会排斥是通过一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将参与资格限定在特定的社会关系、资源和机会之中, 排除一部分意欲参加者, 从而形成特权阶层, 并在阶层内部确立了严格的排他性的等级秩序[3]。也就是说, 社会阶层的群体以垄断的方式, 设置并强化阶层成员资格, 目的是为了改进或最大化阶层利益。弗兰克·帕金进一步拓展了韦伯的社会排斥概念:“社会集群为了达到群体利益最大化, 把资源和机会获得限制在具有特定资格个体的范围之内。”[4]社会排斥主要指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在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下被剥夺了其应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和资源。

社会流动是与社会分层相对的概念, 一般指中下阶层的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脱离原有阶层获得升迁的机会, 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风向标。帕金指出, 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上升的社会流动率并不表明阶层之间不存在排斥机制, 流动现象只是由于社会阶层中存在着一个“缓冲地带”。“社会阶层中大部分的流动现象, 是在缓冲带之间流入或者流出, 而不是可以跨越阶层两端的流动。”[2]“缓冲带”现象是一种社会需要, 是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政治安全阀”, 制造了一种必须靠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来改变其不利社会地位的途径的假象。同样, 达伦道夫分析, 高流动率有助于使群体冲突、群体对抗转化为个人竞争———个人争取职业体系中的竞争。在当代工业社会, 并不存在某种正式的制度规则禁止就业者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 但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制度力量限制了人们代际和代内的社会流动[5]。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形成, 并不完全是因为能力不足而遭到排斥, 更多地是由于机会和权力的不足而遭到社会排斥。标榜以能力为出发点的社会排斥无视了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权力和机会的不足。

2. 教育中的社会排斥。

佛兰克·帕金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社会排斥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 一种是与财富相关联的机制, 另一种是与学院或专业的资格相关联的机制。他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后一种机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4]。社会总是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体系, 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机会和稀缺资源, 同时排斥其他人拥有。社会排斥最初是明显的集体排他, 但是集体排他会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 因此, 社会排斥逐渐趋向于隐形的个体排他[6]。社会历史经历了四种排斥机制:血缘排斥、地位排斥、财产排斥与教育排斥。典型的血缘排斥以世袭为特征, 奴隶主时期的教育已经有排他作用, 但只是世袭排斥的附带结果。封建社会时期主要为严格的地位排斥, 但是统治者需要利用下层精英, 并且化解下层精英对上层统治的不满导致的威胁, 从而制定了制度化的晋升途径, 西方主要体现为宗教地位和爵位封赐, 中国则为科举考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 社会从地位排斥转向以财产排斥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职业分化要求的提高, 教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力量。现代国家教育制度, 尤其是高等教育制度, 成为了遴选下层精英、处理上层统治与下层精英对立关系的主要方式, 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垄断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并设置了不同的阶层进入壁垒, 教育排斥逐渐成为社会排斥的主导力量。教育排斥相对于其他三种排斥方式而言, 是一种逐渐开放的体系, 宣扬以纯粹的“个人成就”守护阶层或行业的既得利益, 总是表现出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形式, 因此被排斥者较容易接受。

教育的社会筛选功能使得教育具有了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能力。对于优势阶层群体, 一方面, 他们需要利用教育的形式, 使得该阶层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保持其社会阶层的地位和声望;另一方面, 他们需要将阶层优势向下一代传递的再生产机制。于是各种形式的学校等级序列被确认了, 学校教育被分成不同的类别、不同的阶层, 有着迥然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全然相异的职业前景, 体现着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利益要求, 与社会地位大序列之间产生对应关系。

由于直接的阶层选择非常容易引起强烈的社会冲突, 因此现代国家教育制度普遍采用考试制度作为间接的教育选择方式, 将直接的社会阶层的排斥寓于考试制度这种形式上公正的排斥方式之中。从教育学的意义上讲, 任何考试都是关于特定知识和能力的测验, 是对学生的一种评价方式。考试具有合法的将不同的学生加以区分、进行分流的功能, 这一特定的形式表现的是特定阶层对教育利益的一种诉求、一种社会排斥的手段。考试制度是一种选拔和筛选的机制, 是与社会、经济、权力、地位、资源等一系列因素相关的分配手段, 因此, 考试制度具有特定的利益导向功能, 教育参与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 不同阶层的家庭都会运用各种经济、文化、社会和权力资本帮助子女, 使其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期望在社会选择中获得良好的结果。社会优势阶层一方面通过强调考试制度中平等对待的形式应付教育民主化的浪潮, 而另一方面却是在制定、主导和支配考试规则、内容和形式, 以使其子女在考试竞争中更容易获得优胜位置[7]。

高考制度实质上是政府关于如何进行合理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行为规则。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高考制度强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依据个人的才智和能力的高低公正地分配就学机会,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受到市场因素、学术表现、比赛规则、社会因素、家庭背景等的调节。高考作为高等学校的招生入学考试制度, 由于对德、体、美、劳的考核难以精确量化, 所以对智育的考核就成为主要方面, 而智育的考核又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考查上。因此, 高考选拔的首要标准也就简化为文化知识考试的成绩, 而这些文化知识的测试, 显然对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更为有利。

高考制度的设计是根据学生成绩的差异来分配大学的入学机会, 因此家庭的优势不能直接转化为优良的考试成绩, 其中需要一个资本的转化过程, 例如聘请家教、占有重点中学学习机会等。也就是说, 理论上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只有懂得利用家庭优势资本转化为优良的考试成绩才可以在高考竞争中获胜。但是,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除去在考试成绩上的努力, 优势阶层可以利用高考录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 获得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根据在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中的发现, 教育失败虽然往往源于不良的制度设计方案, 但是即使是良好政策, 在其实施过程中也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

二、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中的隐性社会排斥

在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中, 社会排斥因素同样存在, 其中有些还比较严重, 但是往往比较隐蔽、不易被人发现。

1. 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政策中的隐形社会排斥。

高考分省定额录取政策是指国家按一定的准则将高校招生人数按省区分配其配额的一项招生录取政策。自1952年我国实施统一高考后, 就实行了分区定额录取政策。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 分省定额录取政策逐渐完善。该政策的特点是:由国家统一规划, 将高校录取新生的名额按照省区进行配额, 然后各个省区的高校根据配给的名额划定录取分数线。

分省定额政策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平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异, 适当照顾弱势地区。但是, 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 由于给各地区进行名额分配这个环节缺乏程序正义的制约, 往往造成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如, 中央财政投资建设的高校 (又称“国立”大学) 往往驻于北京、上海等经济、教育发达地区, 这些高校在分配名额时, 往往照顾所在地省份, 给所在地省份分配的名额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如北京大学2011年招收本科生名额计划总数为1254名, 其中北京市就占据248名;而其他30个省份总数是1006名, 平均仅33.5名。也就是说, 北京大学分配给北京市的高考招生定额是其他省份平均数的7.4倍 (如表1) 。其他“国立”大学也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 如复旦大学给上海的招生定额较多, 中山大学给广东的招生定额较多。

社会对分省定额录取政策的不满实际上也主要体现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获得了优越的名额分配, 年年出现“低录取分, 高录取率”的现象, 这违背了分省定额政策的初衷, 进一步扩大了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有学者研究发现, 西部地区和直辖市的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比教育发达地区要低很多。其中, 西部地区的普通本科分批的录取分数线与教育发达地区的分差从2002年到2006年呈现每年递减的趋势, 但直辖市的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比西部地区的录取分数还要低, 与教育发达地区的分差也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看出, 国家在高考政策的倾斜上明显地偏向于经济发达和政治需要的区域, 这对于其他地区是不公平的 (见表2) 。

分省定额录取政策的不公平, 直接造成了中国“高考移民”用脚投票的现象。“高考移民”是指利用转移户口和学籍, 到录取分数线比较低、录取率比较高的省份参加高考, 以便更容易获得大学或者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高考移民”, 一方面展现了社会对分省定额录取政策的不满, 另一方面加剧了高考中的隐形社会排斥, 因为“高考移民”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优势阶层家庭以个人的方式对于国家政策的有效利用, 劣势阶层是很难选择“高考移民”这条路径的。

中国近些年更是出现了“国际高考移民”的新鲜事: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其他国籍因而绕过高考直接申请国内大学的现象。虽然都是高考移民, 国内的“高考移民”只是利用省市之间不同的录取分数的差别来增强自身的高考竞争力, 而这种“国际高考移民”则是直接绕过高考本身, 彻底地漠视高考公平原则。当国内考生头悬梁、锥刺股夜半苦读时, 那些凭借家庭经济资本优势、权力资本优势而移民的学生却无需备考, 即可悠哉地申请国内重点大学时, 受损的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准则, 更是人们对社会资本强势盛行的一种无奈。

资料来源:北大招生网, 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5046.

单位:分

资料来源:刘传江, 朱劲松.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J].人口研究.2006 (11) :56.

对经济发展落后、基础教育水平低的偏远落后地区实施照顾的优惠政策倾斜, 以此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社会发展平等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如表2所示, 经济发达的直辖市享有较低分数录取的保护政策, 体现的是国家政策倾向性保护社会优势群体, 展示了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政策导向, 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8]。因此, 高考移民, 正是中国的优势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有高等教育机会, 挤占了当地的招生指标, 加大了高考中的不公正, 从而对弱势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造成排斥的典型案例。

2. 高考保送生政策中的隐形社会排斥。

保送生制度是由中学根据高中毕业生的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各种竞赛获奖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等综合表现向高校推荐保送, 由高校进行审核录取的免试入学制度。不同省份的保送生政策略有区别, 保送生一般为省级优秀学生、高中阶段获得国家或者省级奥林匹克竞赛奖项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以及一些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普通高校保送生政策, 从本质上讲是避免考试选才的弊端, 是一种多元综合评价的推荐选才体制,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如今, 保送生制度被批判为“选官不选民、荐良不荐优”, 指社会优势阶层利用保送生制度的程序漏洞, 充分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本、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等优势资源使其子女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罗立祝教授对福建省某市的原始保送生的档案资料做了研究分析。该研究把父母的职业简化为五个阶层, 如表3所示[9]。如果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划分为社会上层阶层, 该市16.08%的社会上层阶层占有保送生的机会为42.1%, 将近是全市一半的保送生的机会。重点大学的保送情况反映的社会阶层分割更加明显, 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的子女占有重点大学的辈出率是5.84, 办事人员子女的辈出率是0.97, 工人阶层是0.92, 农林牧渔子女的辈出率是0.08, 也就是说, 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的子女占有重点大学保送生的机会是办事人员和工人阶层的6倍, 是农林牧渔子女的72倍。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保送生制度中的阶层再生产现象非常明显。如果从生物遗传基因上讲, 或许上层阶层家庭确实拥有更好的遗传基因, 但是, 如表3数据显示, 后天的家庭资源、社会资源的运用占了更大的比例。例如, 保送生中获得国家级与省级各学科竞赛的奖项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化资本积累, 而且赛前准备活动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 因此干部阶层子女的辈出率很高。而知识分子阶层子女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优势, 在竞赛中也容易脱颖而出。当然, 在三好学生评比上, 人为操作更容易实现。由此可见, 优势阶层往往尽力动用各种资源优势去获得优质的、效用更大的、声望更高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 中下阶层子女获得保送入学机会相对少了很多。因此, 保送生制度被诟病为“选官不选民”虽有夸张成分, 但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10]。

资料来源:罗立祝.社会阶层对保送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8) :42.

3.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隐形社会排斥。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之前, 主要按“优先录取”实行;1978年后则对三好学生、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获奖者等实行高考分数加分录取的政策。1983后, 政策规定获得地区以上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 或者高中阶段获得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单项前5名、或者集体赛前3名中的主力队员, 可以提上一个分数档投档。从1986开始, 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可降低20分投档的政策。到2011年为止, 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共有20多项, 各省市制定的加分项目则更多, 涉及众多的部门。

高考加分政策的原意是为了弥补高考招考制度的“一考定终身”的缺陷, 引导学生重视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试图转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然而, 高考加分政策自颁布实施以来, 引来了众多的争议, 如有个孩子说:“爸爸要是烈士就好了, 我可以加10分。”[11]社会对高考加分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点:首先是加分政策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其次是加分政策在执行中是否具有公平性。高考加分项目概念不清晰、指代不明确, 很容易在执行中造成徇私舞弊的操作, 甚至变成部分利益群体的游戏。如:航模比赛, 培训费用动辄上万, 这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又如省级优秀学生或省级优秀团干部、三好学生、国家二级运动员等项目, 这些奖项缺少必要的评判标准和公开机制, 往往成为“钱权交易”的场地。

王后雄博士等做了2228份有效问卷, 被调查的民众认为, 加分机会的几率与考生的家庭背景相关联。调查结果显示:加分机会主要被社会优势阶层占有, 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有27%, 经理人员与私营业主占25%, 专业技术人员占21%, 此三类人是在社会阶层中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 相加综合为73%。也就是说, 在民众的观念中, 高考加分政策主要是被社会上层阶层家庭垄断。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 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形同虚设, 加上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 因而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严重异化, 成了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

4.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中的隐形社会排斥。

自主招生制度是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考察选拔的一项重要改革。高校拿出招生计划总数的一定比例进行自主招生, 通过自行组织考试选拔学生。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 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 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可直接被录取。自主招生政策实施目的原本是扩大高校自主权, 招收具有超常的创新和实践能力或者综合素质名列前茅的应届毕业生, 以及在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但是由于获得自主招生权的高校主要是集中在国内“985工程”、“211工程”大学以及部属高等学校, 他们几乎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 如果高校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以及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 那么自主招生政策必将成为优势家庭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之地。

注:横坐标父亲职业地位从高到低。资料来源:汪庆华等.自主招生场域家庭资本的影响与自主招生的制度探寻[J].中州学刊, 2011 (03) :126.

从地域上看, 自主招生试点院校大多集中在京、津、沪等教育发达地区, 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经济上看, 接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体育、科技类等综合素质培养, 都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招生考试的内容、方法、评价标准也有利于大城市中的优势家庭出身的学生;对农村、西部、偏远地区的学生, 对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学生自然地进行了隔离。随着“北约”、“华约”和“卓越”三大联盟的成立, 自主招生已转变为“提前争抢优秀生源”的策略, 背离了原有的招收“偏才”“怪才”的目标。

汪庆华教授对一所“211工程”重点高校自主招生学生的家庭背景调查统计发现:自主招生新生的城市户籍为92.09%, 而农村户籍仅为7.91%。其次, 自主招生学生的家庭多属于优势阶层 (如图1所示) [12], 自主招生新生父亲的职业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层管理人员的占自主招生新生总数的50%, 而统招生为15.81%。同样, 自主招生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良好 (如图2所示) , 在人均年收入5万至10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中, 自主招生新生比统招生高出6.93%, 人均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比例, 自主招生新生比统招生高出12.16%, 差异显著。

注:横坐标家庭收入分别为1万以下、1-3万、3-5万、5-10万、10万以上。资料来源:汪庆华, 等.自主招生场域家庭资本的影响与自主招生的制度探寻[J].中州学刊2011 (03) :127.

拉尔夫·达仁道夫认为:“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 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1]既要从社会均衡角度研究社会现象, 又要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社会现象。高考的一些规则原本意欲使得高等教育更加公平, 但是实施过程中却出现漏洞, 阻碍了高考制度应有的社会流动的功能。

三、公众对高考制度的公平期待及减少隐形社会排斥的政策设计

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流动, 而社会排斥是社会流动的大敌。要促进社会流动,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扫除社会排斥因素。教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管道,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发挥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正功能, 必须首先实现教育公平。在我国, 教育公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考制度的公平。中国的高考俨然已是“举国大考”, 以致每年高考前后会出现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 甚至飞机改线等特殊现象。“高考是高中毕业生面临的第一次强制性社会 (脑体) 大分工, 高考的竞争也就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身份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只要存在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 竞争就会存在, 高考取消不了, 高考的竞争也取消不了。”[13]中国的高考影响了绝大部分人的职业生涯以及生活方式, 是教育和社会的连接点, 因此高考公平就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公平, 是宏大的社会利益安排的公平。在我国的传统观念里, 考试一直作为一种社会公正的主要保障, 高考公正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底线。

所以, 追求高考公平, 是我们对高考制度设计的首要价值依归。为了追求高考公平, 我们必须满足社会各阶层在高考中的机会平等。为此, 我们必须深入挖掘现行高考制度中潜藏的各种社会排斥因素并正视之。正如上文分析所及,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确实在很多方面潜藏着社会排斥的因素,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认知它, 并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它。这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走向成功的前提。

中国高考制度该如何设计才能更加公平, 仁者见仁, 笔者认为至少需要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1. 机会平等。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应该是标准 (比如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的, 而不是让一部分比另一部分人有更多的入学机会。中国的高考改革首先要革除其中的地域差异因素即分省定额录取政策, 给不同省域的国民以平等的竞争机会, 因为北京大学不是北京人的大学, 复旦大学不是上海人的大学, 中山大学不是广东人的大学。至于如何实施, 笔者认为, 当前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方案是将中央财政投资建设的高校 (即“国立大学”) 的入学机会按参加高考人数比例平等地分配给各个省份。至于“省立”大学,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对全国考生平等开放, 但是, 从照顾弱者的角度出发, 中央财政应该资助弱势省份发展更多的“省立”高校, 以此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

同时, 还应该修正其他一些不公正的倾斜性制度安排, 例如在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上的二元体制的差异, 减少弱势群体平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外在阻力, 确保社会各个阶层的子女通过个人努力, 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

2. 资助弱者。

任何社会都会有强者和弱者之分, 一个和谐的社会总是充满了对弱者的帮助。在罗尔斯的公正理论中, 强调社会制度的修订应该适度倾向于照顾那些先赋性资源缺乏的弱势群体。社会的和谐稳定, 需要保证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失望造成的社会冲突比贫穷更可怕。保障弱势群体成为一个仍拥有希望的群体, 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充分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中, 我们同样应该帮助弱者。但是, 我们对弱者的帮助不应该是“高考加分”, 而应该是教育资助。高考加分, 是把一个弱者当强者来看待, 但他实际上还是弱者。教育资助, 即是在小学、中学阶段就资助他们, 改善他们受教育的条件, 让他们从弱者变为真正的强者, 这才是真正帮助弱者。

3. 尊重规律。

教育活动有其自身的复杂规律, 在这种内在的规律面前, 除了尊重, 我们别无选择。高考, 作为高等学校入学选拔活动, 同样有其复杂的内在规律, 我们同样不能越雷池半步。

高考的实质意义是高等学校通过考试等手段, 录取适合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 高考的第一“主人”应该是高校。任何一所高校要发展, 应有自身独特的理念和价值追求, 这种理念和价值追求反应在招生方面, 就是录取标准的定位。各高校之间的理念和价值追求都是有所区别的, 这就注定了各高校之间录取标准的差异之必然。实际上, 只有高校自己才知晓自己需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招收多少学生, 等等。西方高等教育比较发达, 这与其自主的高校招生制度密不可分的。同样一个学生, 他可能不能被牛津大学录取, 但他却可能被哈佛大学录取, 原因并不是哈佛大学的录取分数比牛津大学低, 而是理念和价值定位不同的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有所不同。

当前, 中国的高校录取招生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被行政化了, 包括录取学生的考试内容、录取学生的标准、录取学生的规模等, 都被行政部门控制, 而作为录取、招生的真正主体即高校, 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 应该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 往自主化和社会化这两个维度努力:一方面要确立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另一方面, 基于高校独自组织考试会陷入一盘散沙、耗费社会成本的问题, 我们要推进高考社会化进程。在高校招生录取自主化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招生录取是高校自身的权力, 不允许其他力量干涉。在高考社会化方面, 我们可以培育发展一些专门开展考试服务的社会组织, 让这些社会组织按照市场规律开展考试测量方面的服务, 并由考生自主选择参加哪种考试, 由高校自主选择哪种考试成绩作为自己的录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