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念日

抗战胜利纪念日（精选十篇）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1

一、《大公报》纪念抗战胜利的具体言论

1.1945年。1945年是抗战的胜利之年。在胜利的喜讯传来之后, 《大公报》于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应, 表达了“真是欢欣, 真是感激, 在笑靥上淌下泪来”的狂喜及对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蔑视, 并揭示了日本在屡次实施对外侵略后最终“蹶然倒仆了”的必然命运, 最为直接地向我们揭示出胜利者的心态。同时, 《大公报》又认为“我们对于日本民族, 只有悲悯, 只有哀矜, 而绝对没有骄狂之情”、“若冤冤相报, 无有已时, 那绝不是人类相处及世界安宁之道”;希望广大中国民众将普通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区分开, 用一种“以德报怨”的心态来对待日本, 从而使日本民族“在民主世界的旷野上”[1]得到改造与复兴。这种认识, 可视为是受中国传统的谦谦君子之风的影响, 但同时也是强者对弱者宽宏气度的展现, 从而又在一个侧面表露了那饱满的胜利者之气。

除了以胜利者的身份对抗战胜利予以回应之外, 《大公报》还对胜利之后的国家前途和命运发表了看法。认为抗战虽然胜利, 但中国也丧失了大批的物质财富和宝贵人才, 而且抗战胜利也可能使人们普遍产生懈怠思想, 而“其结果就是人心大开闸”。因此, “抗战纵然胜利, 若不能够从事建国事业, 我们的国家还是不得了!甚至更危险”[2]。而至于该如何完成“建国”事业, 《大公报》也发表了很多具体的看法。诸如实行二五减租与减息、纪念并抚恤在抗战中死伤的军人及家属、废除以新闻检查为代表的一系列战时制度等。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实施诸如“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治党派”[3]等促进民主化的措施, 并且力争在即将到来的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面中“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之谈”[1]。

2.1946年。按照《大公报》的期望, 1946年是中国走上战后建设道路的元年, 理应洋溢着万象更新的蓬勃朝气。然而, 这一年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该年6月26日国共内战的爆发) 却使得他们的期望迅速地落空;因此, 当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日子到来时, 《大公报》所发表的言论中充满了对于时局的失望之情。认为从总体上看, “这一年, 世事云诡波幻, 人心亦由兴奋转变为疑惑、失望, 甚至绝望悲观。由此更出现了社会风气的堕落与国民精神的低潮, 至于今日, 人心烦躁达于极点”[4], 并且以沉痛的口吻发出疑问:“八年吃苦, 千千万万人流血牺牲, 难道换来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阴沉沉乱糟糟的局面吗?”甚至还颇为绝望地吁请人们“应该回想抗战的艰辛, 胜利的可贵, 拿出良心来, 挽救这几乎完全丧失的胜利”[5]。

在进行上述情感宣泄的同时, 《大公报》也较为理性地对造成局势急转直下的原因予以分析。在《大公报》看来, 局势之所以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 主要是由于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从内因上看, 胜利之后, 政府未能在接受敌产、恢复建设等工作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从而导致国内各方面情况迅速地恶化下去。这就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民众失望情绪的上升, 并最终造成“土地收复了而人心几乎失尽”[5]的局面, 而内战爆发所带来的破坏和生灵涂炭则使得局势更加地不可为。另一方面, 从外因上看, 日本在战后的迅速恢复及崛起与中国局势的迅速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就使得中国的胜利进一步打了折扣,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 “可以庆祝胜利的, 已不是中国, 而是日本了”[6]。

在对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进行论述之后, 《大公报》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 主张应从忍耐和踏实两个方面入手, 具体说来, 就是要“在逆境中打起精神, 勇猛迈进, 不沮丧, 不动摇, 不被险恶汹涌的巨浪所席卷所吞没”, “确定目标, 认清真路, 站在自己的岗位, 脚踏实地的工作”, 并认为“忍耐和踏实, 平实易行, 卑无高论, 而中国之建国复兴, 此实为其坦荡的大道”[4]。

3.1947年。1947年的局势在内、外两方面继续向着《大公报》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在国内方面, 战事进一步扩大, 并且还发生了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动荡。而在国外方面, 日本则在美国的扶植下继续走在稳步恢复的道路上。这样一种鲜明的对比使得《大公报》不由得发出了“这两年, 在中日两国, 是胜败的转换期”的感叹, 并且进一步认为“胜利几乎是输却了的”, 而“若输却胜利, 其意味是两面的, 一面是日本倒而复起, 另一面是中国起而复倒”。同时, 在《大公报》看来, 这种主客异位的局面主要是因中国自己的不作为而造成的。具体说来, 中国在刚刚赢得抗战胜利的时候, 全世界都对其刮目相看, 而日本对其尤为敬重。如果那时能将中国“位列四强, 一跃而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条件加以好好利用, “于战后实现民主统一, 马上就向建国开步走”的话, 那么“成就必有可观”。然而, 由于中国的“自暴自弃, 执拗地糟蹋胜利”, 使得自己的元气更受损伤;同时也未能“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打消麦帅扶植日本的计划”, 因而“日本所得的复兴机会, 差不多全是中国奉送的”[7]。

4.1948年。1948年的局势则更令《大公报》感到不堪:国共两党间的战事近乎白热化, 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 “和平建国”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而日本却在恢复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甚至公开叫嚷要援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了。此番局面使《大公报》回想起三年前抗战胜利时举国上下“实在抑制不住要长长欢呼”的动人场面, 然而当发现民众们“无不相对愁颜, 满怀阴云”地度过抗战胜利三周年的纪念日时, 当年的那一幕便如同空中的楼阁一般虚幻。此时《大公报》也只能发出一声“三年似水, 胜利的大梦一觉, 星移斗换”[8]的长叹了!

二、此类言论所反映出的《大公报》情绪态度的变化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具体言论虽然只延续了短短数年的时间, 但是其所反映出的《大公报》情绪态度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逐渐从热烈、积极趋于冷漠、绝望。这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便可明显地看出。首先, 从言论的数量上看。在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1945和1946年, 《大公报》每年都要在有关的纪念日前后发表数篇针对抗战胜利的文章, 从多个方位和角度提出观点和看法。而在1947和1948两年, 直接针对抗战胜利的文章基本只有一篇, 且多是抒发主观情感之辞, 具体的实际意见已几乎消失。其次, 从言论的标题上看。在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1945年, 《大公报》某些言论的题目洋溢着欢快而饱满的情绪, 如当年8月16日社评的题目为简明而有力的《日本投降了!》。其后则变为诸如《胜利周年纪念日》、《日本投降二周年》等感情色彩较淡的标题。而到了1948年, 则以《三年似水纪念胜利》作为标题, 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充溢其间。最后, 从内容上看。在1945年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 《大公报》的言论充满着希望和期待, 除了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欢庆心情之外, 还就应当如何展开战后的新局面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具体而详细的意见。到了1946年, 虽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其认为胜利已几乎要丧失殆尽, 但是其依然就如何挽回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而在1947和1948年, 《大公报》则显得较为心灰意冷, 基本不再就时局提出具体的观点, 其所作的至多也就是“今天应彻底清算一下, 痛下决心, 真个把国家搞好, 达到富强康乐境地”[7]一类的泛泛之谈, 甚至还出现了“波茨坦宣言已是一张废纸了”[8]等绝望之言。

三、对于《大公报》有关言论的评价

《大公报》纪念抗战胜利的言论是其对所处的局势所作出的回应, 这些言论反映了《大公报》对于时局的基本主张。这些基本主张可以大致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 《大公报》对内希望政府能够抓住抗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国共两党能够展开平等的民主协商, 消除内战的威胁, 从而完成国家的团结与统一, 实现和平建国与民主宪政。另一方面, 《大公报》对外则希望日本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完成和平改造, 从而在外部消除战争的威胁,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进一步的保障。这些主张在上文所介绍的《大公报》1945年刊载的有关言论中都有具体的反映。

《大公报》的这些主张代表了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时局的基本要求, 他们希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 消除党派和阶级分歧, 在妥协的基础上以和平改良方式完成国家的复兴与发展。而从当时的现实来看, 国共两党之间所进行的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之争, 这种争斗是不可调和的。加之美、苏冷战的大幕此时已徐徐开启, 这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各自全球战略的需要而对国共之间的争斗施加了相应的影响, 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形下, 和平改良的要求更是只能成为一种奢望。而这就又使得《大公报》在国内实现和平建国与民主宪政的主张成为泡影, 进而导致美国放弃局势未定的中国而改为扶植日本作为其反共的堡垒, 由此便使日本在旧的体制和框架未得到根本清除的情况下迅速地得到恢复。因此, 上一小节所介绍的《大公报》的基本主张也就彻底无法实现, 《大公报》情绪和态度上的巨大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抗战胜利初期的中国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 《大公报》的这些主张则超越了当时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其只能如同无根的浮萍一般消逝。这是《大公报》自身的悲剧, 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而《大公报》刊载的这些言论也就成为了剧变前夜的绝响!

参考文献

[1]日本投降了[N].大公报 (重庆版) , 1945-8-16.

[2]由抗战到建国[N].大公报 (重庆版) , 1945-9-10.

[3]最后胜利与民更始[N].大公报 (重庆版) , 1945-8-17.

[4]胜利周年纪念日[N].大公报 (天津版) , 1946-9-3.

[5]挽救将要失尽的胜利[N].大公报 (天津版) , 1946-9-12.

[6]日本投降一周年[N].大公报 (天津版) , 1946-9-10.

[7]日本投降二周年[N].大公报 (天津版) , 1947-9-3.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2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忘记历史，一个崛起的民族不能没有脊梁。今天，9月3日，我们迎来了又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了胜利和民族存亡，中国军队进行了的顽强抗战，最终取得了这场胜利，洗尽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民族耻辱。为这一天，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独立和解放，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的一场殊死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坚强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100多年以来反抗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历的光辉篇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奋发进取，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当前，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更好地开创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找到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以至于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大片国土几近亡国灭种的历史根源，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独立和解放的成功经验，挖掘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伟大民族精神，把握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规律。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军事等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局部执政的经验;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领导新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加强历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必将使我们得到深刻启示，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实践。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挺身而出，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倡导和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广泛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浴血奋战于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实际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深刻认识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从而更加自觉地确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纪念抗战胜利诗二首 篇3

李世宇

平型关大捷

八路首战平型关，

横扫千军败板垣。

开创敌后根据地，

砥柱中流挽狂澜。

远征军

十万青年十万军，

远征印缅建奇勋，

野人山麓埋忠骨，

胡康河谷祭国魂。

游红城

石建世

一别红城五十秋，

重游故地乐悠悠。

昔日朋辈喜相见，

注目遐想爱当头。

黔北名城展新貌，

凤凰山上红旗飘。

滔滔不尽湘江水，

高歌红城昨与朝。

同学梦

郭淑侠

离别匆匆四十年，同窗欢聚在今天。

人逢喜事精神爽，笑视斜阳白发添。

拼搏柳营情未了，沉迷军械意难偏。

紫金山下求知梦，莫恨无缘叹逝烟。

碧野黄花英雄冢

钟秀华

序列清明四野黄，游人淡伫遣忧伤。

不怜桃李春风老，但见丘坟碧草长。

积翠碑书曾壮烈，迎晨蝶舞愈疏凉。

寒郊有幸为邻友，抛却浮华净是香。

咏抗战精神

钟明山

寒梅昨夜战长风，雪暗云焦铁甲红。

矢志骠骑征漠北，羞颜霸楚失江东。

凭谁力挽千钧势，复我神州万里同。

窑洞山城争一诺，成仁极致便成功。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献给参加抗日战争的离休老干部

游泳

红旗漫卷屹雄峰，力挽狂澜见彩虹。

抗战八年驱日寇，勿忘国耻震长空。

望故乡·中秋

陆太平

望故乡，故乡客。几重峰头，几重月。青春犹绕慈母膝。刹那还，刹那别。月月又年年，朝朝又夕夕。记时光，数秋月，只恐年头还年尾。额上波痕，鬓角霜雪。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4

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建构

抗战胜利纪念日是一种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人类表达情感和传递价值观念的媒介,反映社会的期望和要求,是实现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有效途径。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象征符号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场合,在我国近现代特定的历史中得以建构。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是我国政府根据抗战胜利的时间而设置的。通过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仪式活动,使纪念日成为宣扬抗战精神的媒介工具,以弘扬抗战精神。

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使之成为制度时间。“制度时间”是依据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的时间表,是社会组织及其成员都需要共同遵守的时间。国家通过立法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使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化和规范化。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历上固定为每年的9月3日,使人们能够回忆以往的纪念活动,使纪念日的特定历史时刻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集体时刻。这种周期性的仪式活动使抗战胜利纪念日成为制度时间。帕累托认为:“重复,尽管它没有半点逻辑,但比最好的逻辑——经验论证更为有效。”[1]抗战精神借助纪念日的制度时间得以周期性宣扬,从而深入社会思想领域,使人们追忆抗日战争的场景,重温抗战精神,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纪念日时间场域和仪式操演

纪念日是一种仪式时间。抗战胜利纪念仪式活动是纪念日活动的主旨,它强调仪式的举办时间、空间、程序和礼仪,以彰显纪念日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建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空间的时间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能够把它视作“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2]”纪念日由时间、空间、程序和礼仪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使纪念日所蕴含的象征符号意义在纪念活动的场域中通过仪式操演得以展现。David Kertzer认为仪式是规范化和重复性的社会行动,“仪式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消除了历史和时间的限制。”[5]通过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仪式,社会公众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场景中追忆抗日战争,在仪式活动中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强化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从而增强社会团结。

纪念日的象征符号意义通常借助仪式操演体现出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节日能够被粗略划分为三类,“要么跟节令农时有关,要么跟宗教神话有关,要么跟政治事件有关。”[4]抗战胜利纪念日必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具有一套固定化和规范化的程序和礼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社会行动在国家与地方层面以仪式操演的形式进行,主要包括纪念日阅兵、举办相关展览、举行座谈会、缅怀革命先烈、慰问老战士、创作相关文艺作品等形式。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象征意义通过仪式操演得以展现,建构出一个有意义的仪式情景,并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记忆而代代相传。抗战胜利纪念日中的仪式操演,可以强化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使之内化为人们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

三、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社会功能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分别承担着相应功能,以保证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社会的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格尔兹认为:“任何一项文化事件不单只是存在、发生,它们还具有意义并因这意义而发生”[5]。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仪式活动由于具有意义而发生,然而这种意义并不是常人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实用性意义,而是社会个体自我意识世界之中的精神性意义。

(一)纪念日有助于传承社会历史记忆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纪念仪式具有强化社会历史记忆的作用。抗战胜利纪念日包含时间、空间、程序和礼仪四个因素,这些因素可视作社会文化事实。抗战胜利纪念日使纪念时间的固定化和仪式的操演化得以确定,使抗战精神借助仪式化语言的载体得以表达。哈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6]通过纪念日的设置,使人们追忆战争年代,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等抗战精神,旨在提醒人们历史不能忘记,以增进人们对抗战的社会记忆。

(二)纪念日有助于强化社会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念

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由于人们的态度具有共同的仪式表达形式,所以人们不但凭此形式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而且还转而强化这些态度。仪式可以使态度上升到一种高度自觉的状态,还会进一步通过这些态度来强化这个精神共同体。”[7]纪念仪式是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外在象征表现,但绝不仅仅只是将抗战精神对外进行宣扬的象征符号,还是将抗战精神不断地建构与再建构出来的手段的集合。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把社会公众聚集到一个程序化和标准化行为模式的纪念活动之中,通过对纪念仪式所承载的抗战精神的周期性宣扬,必然会使社会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三)纪念日有助于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力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纪念日有助于确保抗战的精神信仰不从记忆中消失,使集体意识得以形成和巩固。抗战胜利纪念日使社会群体能够定期增强其对抗战胜利的认同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社会个体的爱国意识也得以强化,形成共有的抗战精神信仰。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纪念仪式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将社会公众凝聚在社会共同体之中,使过去的抗战记忆得以延续,以前的历史得以铭记,使社会群体形成共同的集体意识,以增进社会团结和凝聚力。

(四)纪念日有助于进行社会动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我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8]抗战精神作为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所蕴含的牺牲奉献、艰苦奋斗等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意志源泉。习近平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9]抗战胜利纪念日把抗战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

(五)纪念日有助于强调我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我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胡锦涛指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10]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艰苦的奋斗和巨大的牺牲。但是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企图歪曲历史,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日本右翼分子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扩充军备等行动,不断挑战着亚洲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底线,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日本的做法必须引起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世界的警惕。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设置,一方面使社会个体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努力奋斗,增强国家实力,避免悲剧重演;另一方面使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了解我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识别并谴责日本的右翼分子的错误言论,敦促日本承认和尊重二战历史,以维护世界和平。

总之,抗战胜利纪念日是重要的象征符号。通过纪念仪式之载体,抗战胜利纪念日发挥着传承历史记忆,强化社会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念,增进社会有机团结,动员社会公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社会功能;同时有助于警示日本尊重和承认二战历史,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社会功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制度时间和仪式时间的统一体,是我国纪念抗战胜利的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纪念活动。我国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借助时间与空间场域中的仪式活动,将抗战精神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本文通过制度时间和仪式操演的视角,说明我国政府怎样通过纪念日在社会的建构,发挥其传承社会历史记忆,强化社会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念,增进社会团结,动员社会公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抗战胜利纪念日,仪式,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李峰.节日的功能及其社会学隐喻[J].河南社会科学,2008.

[2]侯俊生.西方社会学理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3]David I Kertzer: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9-10.

[4]刘东.有节有日[J].读书,2001(10):87.

[5]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6]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50.

[8]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习近平.在七七事变纪念活动77周年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

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作文 篇5

首先，当被人问及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时，你的回答可能有几种?至少有8月14日、8月15日、9月3日这三种，还有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甚至还有其他说法，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几个时间没有说清楚，媒体可能也没统一说法，也许我们的历史研究者也还在争论。而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即使政权更迭，可他们的人民都知道5月9日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每一届政府每一任领导都隆重纪念。我们应该学学他们，至少要有一个统一的纪念日。

其次，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每一届政府几乎每一任领导都曾在5月9日这个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隆重纪念这个纪念日，今年也是他们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在俄罗斯不只莫斯科红场，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城市也举行了阅兵式。同样是65周年纪念日我们国家只是中央九大常委和首都各界群众到宛平城献了花篮，更别说阅兵式了，我们的阅兵式只能在国庆多少周年时举行，而且从邓爷爷开始好像每一代领导只会举行一次。但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的国庆节只是国内战争胜利，政权更迭的纪念日，都是中国人，只是兄弟打架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也已经开始来往交流了。真希望我们的下一次天安门阅兵式能改在9月3日。

再次，对外抵抗侵略的战争，不应该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或党派的不同而被忽视。我们一直到也就是抗战胜利60周年时才想到给国民党抗战老兵颁发勋章，获得勋章的老兵肯定会感到颀慰，虽然是迟到了。但更多的没能活到那一天，甚至就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他们在九泉之下会有何感受。这几天新闻报到湖北发现三千国民党抗战战士遗骨，网络上居然还在热议怎么处理，这值得讨论吗?肯定是要让他们庄重地安息，甚至可以建一个抗战烈士陵园，三千多人啊，他们为国牺牲，却埋骨异乡，难道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兵就不算烈士吗?如果对烈士不尊重，下一次国难当头时，又该如何让我们的军队去战斗。

外媒关注中共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 篇6

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多重深意 香港《星岛日报》9月4日刊文《习近平措词严厉不容歪曲侵略历史》。文章称，中共中央打破惯例，超高规格在多个城市隆重举行系列纪念活动，政治局七常委罕有齐聚抗战纪念馆，集体向烈士献花。习近平措辞严厉，强调“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呼吁以慎重態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香港《大公报》援引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的话表示，高调的纪念抗日战争提醒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不要忘记侵略历史，不能忽视右翼势力的发展趋势。“这种规格的纪念活动将伴随日本右翼势力的凸显每年常态举行。”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抗战纪念日，将此纪念活动上升至国家层级，今年大陆抗战纪念活动与规格都较往年更高；同时也更直接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作用，大陆官方公布的首批300名抗日英烈名单，有三分之一是国民党将士。

香港中通社3日发文《中共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释多重深意》。该文称，值得注意的是，内地高规格举办历史纪念活动已不是第一次，仅今年7月份，内地先后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一战爆发100周年。而两个月内习近平两次参加盛大的官方抗战纪念活动，此种频率甚是罕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玮对中通社记者称，在当前的中日局势下，官方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具有多重意义，不仅是为了让日本能够正视历史，同时也可以塑造正确的国际舆论，让世界认清日本的侵略性。

国际对日警惕，中国对二战贡献重要 香港《文汇报》报道，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表示，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无论是中国或者韩国以及其他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国都会重视，“我认为这些国家会联合在一起，去还原这段历史，继续提醒世人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一些外国专家和学者受访时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二战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者行列中，中国占据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值得世人永远铭记。

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国际问题专家佐戈普鲁斯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战胜日本侵略者，无疑为战后世界和平的重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果不是中国在东方战场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日本，很难想象西方战场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学者称纪念抗战胜利并非针对整个日本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有分析认为，在中日关系近年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纪念二战结束，对日本示威的用意明显。不过，长期研究中日关系发展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强调，外界不应简单解读为中国是在针对整个日本。“如果说是针对日本，就是针对美化侵略历史、颠覆战后秩序的日本右翼势力。”刘江永分析指出，战后的日本走了和平发展道路，不再由战前的军国主义统治，因此中国反对的是那些至今仍在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日本右翼领导人。

香港《大公报》援引中央党校学者谢春涛的话指，用发展的成就告慰当年牺牲的烈士和遇难的同胞，才是最好的纪念。从国家、从中华民族角度，发展壮大并强盛自己，诸如深化体制改革等问题解决得好，才真正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7

根据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统一安排部署,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高度重视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普通纪念币发行工作, 召开专题会议, 对纪念币出库、兑换柜台设置、兑换秩序及安保等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并提前于9月11日在兑换网点粘贴公告, 告示兑换网点及兑换数量。

10月12日至13日, 该行指定兑换网点于9:30至16:00日正式开始向广大市民兑换。兑换过程中, 各网点严格遵守“四严禁、四公开”的原则, 即:严禁私自截留纪念币、严禁不公开发行纪念币、严禁不在规定时间内发行纪念币、严禁倒买倒卖纪念币;公开纪念币发行时间、公开纪念币兑换网点、公开纪念币兑换方式、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为确保兑换有序开展, 该行还在各指定网点现场安排了安保人员维护秩序, 并根据周围的交通、建筑、人员的情况, 完善了应急预案, 确保了发行安全有序开展。截至目前, 在指定各网点的共同努力下, 该行圆满完成了本次兑换工作。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8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为做好纪念活动期间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在有关部门的悉心指导和支持下, 专门成立了无线电管控组, 刘利华担任无线电管控组组长。无线电管控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 军队、公安、民航、广电、武警以及京津冀辽四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等部门和单位组成, 主要负责首都及周边地区电磁环境整治、非法电台和非法使用频率查处以及活动期间频率协调、无线电设备安检和电磁管控工作。

对于纪念活动期间的无线电管控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高度重视, 专门作出批示:“抓好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苗圩指出, 中央高度重视无线电管控工作。本次纪念活动中用频单位众多, 用于安全保卫、指挥调度、电视直播、应急通信等的无线电台站和设备在使用时间、区域分布上十分集中, 军地双方使用频率交织, 电磁环境十分复杂, 无线电管控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8月18日, 苗圩亲赴无线电监测点、无线电管控指挥中心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纪念活动无线电管控工作整体开展情况, 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对做好纪念活动无线电管控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二是进一步严守纪律, 恪尽职守;三是进一步统筹安排、明确分工;四是进一步从严部署, 狠抓落实;五是进一步加强沟通, 密切合作。

自今年4月至今, 无线电管控组按照有关部门总体要求和部署,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协调有力高效, 与军队、公安、广电、民航、武警及京津冀辽四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特别是成立军地无线电管控协调领导小组, 加大协调力度, 为管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制度健全完善, 制定发布了《纪念活动无线电管理规定》等政策文件。三是用频需求保障有力, 制定了科学的频率指配规划。四是稳妥积极地进行设备安检协查工作。无线电监测严密到位, 形成了集固定监测站、可搬移监测站及车载监测站于一体, 以核心区为重要监测区域, 兼顾外围重点区域的无线电监测防范网络。五是设备检测高效专业, 完成了近200个用频单位的66, 420台无线电设备的检测和标签发放工作。六是台站整顿工作扎实, 开展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台站清理整顿工作, 查处了大量非法台站。七是岗位练兵成效显著, 组织开展了5次综合性演练和若干次专项演练, 磨合了队伍, 检验了工作机制与流程。

9月2日晚, 无线电管控组800余名管控人员全装在岗到位, 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和最佳的状态投入保障任务。

纪念活动期间, 无线电管控指挥体系运转高效, 各要素配合紧密, 频率使用秩序井然, 核心区电磁环境总体平稳有序, 用于阅兵仪式、指挥调度、航空导航、电视转播、新闻采访、庆祝活动、应急通信等各类无线电通信设备工作正常, 未受到有害干扰。

纪念活动无线电管控任务圆满完成后, 刘利华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参与无线电管控工作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他要求无线电管控组再接再厉, 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做好后续工作, 按照既定计划, 逐步撤收, 转入常态, 善始善终。二是做好总结, 固化经验, 务求打一仗进一步, 不断完善制度和流程。三是做好表彰, 树立标杆, 激发斗志, 鼓舞士气。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9

一、前期广泛走访、记录, 基于本土, 为重大报道积累素材

自2012年开始, 华商开始抢救性地拍摄了近200位抗战老兵, 老人们回忆自己曾经的岁月, 口述自己经历过的战争, 而这些老兵仅仅是众多的抗战老兵中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这些拍摄为后期报道提供了充分的素材。除此外, 2015年5月18日至24日, 延安、榆林两地的多处遗址被华商报“陕西抗战遗迹寻访”首支队伍走访。后续又开始了其他路线的寻访行程, 自5月开始, 华商报记者联合了相关的志愿者和专家, 对陕西境内现存的抗战遗迹进行了实地寻访, 并且和当地专家座谈, 也看望了健在抗战老兵, 这些无疑为后期6月至9月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报道积累了大量的内容, 实地走访探寻, 专家跟随, 也使得内容更加专业。而基于本土的走访也使得后期报道内容更贴近群众。

自5月开始, 《华商报》开始分层次报道陕西抗战相关信息, 内容十分详细, 人物、事件具体, 视角很独特, 讲述了抗战建筑、人物, 配有后文答疑解惑, 解答了读者可能好奇的问题, 不仅有趣且易于阅读。而7月、8月对抗战老人的报道都显示出了素材的丰富, 向读者展示了抗战的一部分, 宣传了历史的一角, 为9月的纪念日做了长时间且厚重的铺垫。

二、重视与读者互动, 全媒体运营, 扩大受众参与度

在2015年5月20日的“追寻陕西抗战遗迹”板块中, 华商头条APP与读者提问进行互动解答, 而在6月1日《华商报》A6版的内容中, 宣布了华商头条APP和《华商报》都将开通专题来进行全方位报道, 微博、微信也会实时报道抗战寻访过程, 让更多人重读历史, 缅怀先烈。系列稿件后配有“有奖问答”栏目, 在报纸、APP和网站上设计题目, 通过热线、网络等渠道接收答案, 每天从答题读者中选出幸运者赠出赞助商提供的奖品。以有奖参与的形式吸引读者参与讨论, 一方面为内容多样化提供了线索, 同时也提升了活动以及品牌的关注度。

都市报在进行重大主题报道的时候要注重方式, 互动有奖问答是一种方式, 而想吸引读者去阅读思考, 还要进行报道内容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华商报》在后期的报道中, 报道跟抗战遗迹或旧址有关的内容往往都会有人物串联, 例如抗战老兵, 虽然不是历史名人, 而他们却更加契合主题且生活在百姓之间, 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抗战报道, 更生活化、人性化, 语言也不刻板, 而是通俗易懂。在内容的选择上, 选取的是和陕西本地相关的内容, 地域性更强, 使读者更容易亲近。

三、把握报道节奏层层递进、专题化、系列化, 与线下活动配合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此次重大主题报道预热时间很久, 且内容设计专题化、系列化。以下为《华商报》5月至9月的报道频次及内容统计:

2015年5月18日至7月6日期间, 报纸在A版开设新版块“追寻陕西抗战遗迹”, 6月的报道比较集中。报道内容与陕西抗战相关, 地域特征明显。

2015年7月7日, 报纸头版, “不能忘却的日子”。A3版报道《今日上午中条山祭奠陕军英魂》等文章。

2015年7月13日至7月22日, 开设“抗战·秦人悍将”板块, 推出一系列陕西将士的故事。共有7天开设此版, 5次A版, 2次B版。

2015年7月24日至8月12日, 开设板块“抗战记忆·老兵”。

2015年8月13日, 开设板块“抗战·陕西作战地图”, 两版。

2015年8月14日至9月3日, 开设“抗战·纪念”板块, 除8月20日外, 每天都有一版报道, 后期甚至一期报纸有两版报道, 有5篇头版头条报道。

以上的统计显示了《华商报》作为都市报对此次重大主题报道的重视, 近四个月的不断报道, 报道的节奏从5月到7月比较平缓, 到了8月开始频繁报道, 从最初的“追寻陕西抗战遗迹”到最后的“抗战·纪念”, 能够看到报道层次的变化, 从遗迹的探访, 到人物的对话, 再到临近纪念日时的轰炸式报道, 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陕西抗战以及人物, 基于本土, 找寻亮点。

除报纸上的推进,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华商报》还开展了多项活动配合系列报道, 如“追寻陕日抗战遗迹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大型行走活动, 为后期报道积累了很多素材。从5月开始的报道也能够看到华山论剑西凤酒对系列报道的支持。8月15日, “华山论剑中国精神”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暨亮剑雕塑揭幕仪式, 作为单场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是目前陕西境内参与人数最多、范围最广、规格最高的活动。活动获得了广泛关注, 除活动本身邀请的媒体外, 另有许多媒体闻讯而来纷纷对其进行报道, 这无疑实现了商业和报纸的共赢。且8月15至9月3日, “抗战老兵影像展”在城墙开展, 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报。

众多贴合地域的报道, 与读者互动, 众多活动的配合, 是《华商报》做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的关键。也能够看出都市报想要做好重大主题报道不是不可行的, 只是要讲求方法, 选择合适的角度, 要基于报纸的定位, 分析受众, 寻找合适的内容, 把握节奏, 层层递进。

摘要：2015年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对于这个重要时间, 无论都市报还是党报都有众多报道, 不过报道风格不尽相同。重大事件的报道往往前期都有预热, 《华商报》报纸报道足足预热了近四个月, 其视角独特, 内容量大且多样化。本文以陕西省西安市《华商报》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为例, 浅析如何做好相关重大主题的报道。

关键词：华商报,都市报,重大主题报道,抗战胜利70周年

参考文献

[1]胡孝汉.做好主题宣传壮大主流舆论[J].新闻战线, 2008 (5) :4-7.

抗战胜利纪念日 篇10

委党组非常重视此次活动, 开展第一天, 委党组书记、主任徐绍史,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 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等领导同志到场参观, 并赞叹老同志们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崇高的爱国情怀, 委秘书长李朴民、办公厅主任周晓飞、人事司司长梁彦、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赵艾、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王青云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局党委书记胡继申及班子成员陪同参观了展览。

此次展览, 展示作品共287幅 (件) , 其中书画作品126幅, 摄影作品125幅, 手工艺作品36件。书画作品中有抗战诗句、对联、团扇及花鸟、山水等形式, 摄影作品以抗战遗迹和文物、抗战英雄、当代风景及人物风貌等内容为主, 手工艺品则主要采用了堆绣、珠艺和插花等手法。作品主题鲜明, 内容充实, 艺术水平较高, 展示了离退休干部的正能量和阳光心态, 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之情、对抗战精神的热情讴歌和对发展改革事业的坚定信念。

(展示作品详见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