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优惠政策

招生优惠政策（精选十篇）

招生优惠政策 篇1

(1)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实施的背景。我国针对少数民族身份的学生实施了特殊的招生优惠政策,具体包括:高考中的“降分录取”“加分录取”“单独录取”“单独画线”等民族倾斜政策。这种优惠政策的实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 背景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其他地区相对落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中西部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随着我国经济战略的不断调整,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在此基础上,以经济为基础的教育事业发展相对于中西部来说存在很大的差距。其次,我国高考方式不适宜于少数民族的学习传统。我国高考方式以汉族思维为主,语言也以汉语为通用语。并且宗教信仰在少数民族考生的心目中作用不可替代,这与汉民族考生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在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下,高考对于少数民族考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再次,实施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策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与专门人才,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团结,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2)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取得的成效。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少数民族考生接受高层次教育、享受社会教育资源的机会,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微观上来讲,相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差异,这种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近年来,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建立,教育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2. 从不同视角看待少数民族地区 高考招生优惠政策下的教育公平

(1)从少数民族地区考生角度看待教育公平。诚然,我们不可否认,在高考招生优惠政策下,少数民族地区考生获得了政策上优于汉族考生的“倾斜优待”,弥补了他们不适用于以汉族为主的高考模式下的不足,有利于他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作用毋庸置疑。

(2)从汉族考生角度看待教育公平。我们所形成的共识是高考招生思维及模式符合汉民族的传统及发展思维, 是汉民族习以为常的教育背景及模式下的招生考试,这极大地利于汉民族考生获得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在这种程度上是有优势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保护措施的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日趋迅速,并且有逐步向汉民族学习、靠拢和为适应高考招生考试逐步改变教育方式的倾向。并且少数民族内部发展水平差异性逐步拉大,不少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一样享受共同的教育资源和设施。基于这两种考量,对少数民族实施“降分录取”“加分录取”“单独录取”“单独画线”的倾斜政策,对于汉民族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3. 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 策与教育公平的冲突问题

(1)以“民族身份”作为实施高考招生优惠政策的依据,引起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我国制定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招生优惠政策的初衷是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但仅以“民族身份”作为实施依据,存在很多漏洞与不足。比如说,非少数民族考生为了享受高考优惠政策,弄虚作假、假冒少数民族身份,挤占真正需要优惠的少数民族群体利益,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及现象由此滋生。

(2)少数民族高考招生优惠政策标准不同,在少数民族内部易引起欠失公平问题出现。除却少数民族个人素质因素外,生活环境、家庭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因素也对少数民族考生的自身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少数民族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大框架下, 少数民族内部发展的差异性也容易引起教育不公平问题。

4. 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 的理性思考

首先,优惠政策的实施要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意愿,依据少数民族内部不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的程度,合理统筹高等院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规模。其次,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日益增多的事实,扩大民族教育规模,满足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的需求。再次,在高等院校设立民族院系,以适应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促进民族融合和交流,为地方民族教育提供良好的借鉴与指导。

总之,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结构变化,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思考以“民族身份”作为实施高考招生优惠之依据的政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同时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摘要：基于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在高考招生中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考生采取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保障教育公平的实施,但随着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变化及增长,我们有必要重新深入探讨该优惠政策的可行性。

高中招生工作中有关优惠政策 篇2

一、高中招生工作中有关优惠政策

1、受到县级以上党委和人民政府特殊表彰的学生加20分，代码为01。

2、初中阶段参加学校体育、艺术等级测试，获得学校体育一级证书或艺术A级证书的学生加20分，代码为02；获得学校体育二级证书或艺术B级证书的学生加10分，代码为03。

3、少数民族学生加10分，代码为04。

4、农村“两户”（独生子女领证户和二女结扎户）子女加30分，并免学杂费，代码为05。

以上优惠政策只适用于应届毕业生，各类照顾加分不能累加，只享受最高加分项。经学生所在学校审查符合1、2、3项条件者，报名时带上其原件及复印件报教育局审核备案；符合4项条件的，由学校带上乡镇计生站证明、农村“两户”光荣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证件在报名时报送县计生局审查审核备案。

二、普通高中志愿共4类

即一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每位考生仅报一类学校作为普通高中志愿，志愿代码分别为：一二中

12、三中

26、四中

27、五中34。择校志愿和体育艺术志愿为5类，即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志愿代码分别为：一中

24、二中

25、三中

26、四中

27、五中34。凡末填报择校志愿和体育艺术志愿的考生不予录取为择校生或体育艺术生。

三、报考号编写方法

1、报考号共10位，由初中学校自行编排，其中第一位为年份代码1，第二位为县区代码1，第三至五位为学校代码（见上表），第六至十位为顺序号，如1100100001；

2、流失学生只保留序号，报考号不再编排；

3、报考号必须是连续号。

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探讨 篇3

关键词：高校招生；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研究分析

多民族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现状，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鑒于地区与民族的差异，经济发展始终不能同步，因此针对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性政策，鼓励其发展，引导其发展，促进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在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也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保证其当地的人才培养。降分录取，扩大招生等都是常见的优惠形式，其目的是最大限度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机会，接受完善的高等教育。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来看，优惠政策是公平性原则的体现，充分照顾到当地的特殊情况。但是在长期发展与执行的过程中，其弊端也日益显露，一系列违法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其公平的体现，引起各界关注。

一、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招生优惠政策产生原因分析

在当前的国家发展形势下，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所谓的教育公平具体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接受教育，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这种教育权利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保护。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特殊性，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民众文化素质低，为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与社会稳定，必然要加强当地的文化教育，最大限度保证其受教育的权利。实行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前提。一方面推行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可以缩小民族教育差距，保证教育资源的共享与教育机会的平等，符合国家大背景下的教育公平性原则。另一方面实行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和谐社会构建需要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支持，在继承、保护与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此外，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高校招生优惠政策可以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稳定社会，实现整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从整体上看，实行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利国利民。

二、高校招生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研究分析

在推行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客观审查标准与政策执行有效监督，使得我国高校招生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本质上发展改变，背离原来的价值选择而与当前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

1.少数民族高校招生优惠政策缺乏必要的审查标准

高校招生作为一项以民族差异为标准的招生优惠政策，掩盖了每个人的具体需求。整体上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招生教育优惠带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并不是每个少数民族学生都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并不是所有的汉族社会成员都处于有利地位，该政策的执行很可能会导致处于优势的少数民族学生受益而处于劣势的汉族学生与理性大学失之交臂。也就是说当前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以民族为界限的优惠划分缺乏必要的审查标准。依据民族确定受益人群往往是不全面的。在教育中，单纯的个人平等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教育本身无法对学生提供相同的待遇，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执行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我们也应该充分了解情况，适当减少优惠比例，将重点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鼓励与引导上，最大限度保证汉族学生的教育利益。

2.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优惠缺乏必要的执行监督

政策的执行与贯彻实施离不开具体的监督与行之有效的管理。尤其是监督，在政策的执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无论从外界研究角度还是内部的社会发展层面，我们都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监督，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利用政策漏洞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近几年，在高校招生中总是存在“假冒少数民族参加高考享受优惠”的现象。部分汉族学生为了享受高考优惠政策，通过非法途径进行户口迁移，从而转变自己的汉族身份，以少数民族考生的身份参与高考。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点加强对该现行的审查与监督，一经发现，严肃处理。面对国家的政策，总是“下有对策”虽然国家需要考生严格填写，并需要单位部门的确认。在这样的要求下，依然有人通过非法途经进行信息伪造与更改。因此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大监督力度，对考生的档案信息进行严格审查，并将审查工作贯穿于考生一生中，责任终身制，与考生的信息及就业挂钩，确保民族信息的真实性。

少数民族考生高校招生时享受优惠这一政策是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在长期沿用的过程中，其弊端也日益显露，面对高校招生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漏洞与不足，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修订完善，保证少数民族考生充分享受教育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汉族考生的合理利益。

参考文献：

[1]李晓霞. 新疆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分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77-88.

[2]张帆. 对少数民族学生享有高校招生中优惠政策的公平性分析[J]. 文教资料，2011，35：16-17.

招生优惠政策 篇4

◆五大调整◆

◆自主招生时间表◆

2014年中招招生政策 篇5

各批次录取学校变化大

今年，公办高中全部放到了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录取中，第三批次录取的学校全是民办学校。往年第三批次录取学校中还有部分普通公办高中。另外，第一批次录取学校中增加了郑州五中。

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一中、郑州二中、郑州四中、郑州五中、郑州回中、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州十一中、郑州十二中、郑州十六中、郑州十九中、郑州四十七中、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101中学、郑州106中学、郑州中学，郑州市实验高中、郑州一中龙湖校区。

第二批次录取的学校为：郑州十中、郑州十四中、郑州十八中、郑州二十四中、郑州三十一中、郑州四十四中、郑州102中学、郑州107中学、郑州扶轮外语学校、郑州七十四中、郑大一附中、郑大二附中、郑州轻院附中、郑州二十中、郑州二十九中、郑州三十六中、郑州五十三中。

第三批次录取的学校为：民办学校。

“择校”志愿不能放弃、顺延

第一批第一志愿录取学校的录取顺序依次为：统招生、分配生和择校生，分别划定一个录取分数线。学校分数线划定后，可确定被录取学生名单，考生和家长[微博]可登录郑州教育信息网查询录取结果。

考生必须在每一批志愿后的“是否同意择校”一栏内注明自己的意见(是或否)，否则视为不同意。如果被“择校”志愿学校录取，考生应按规定缴费报到，不得放弃该志愿，不得顺延至其后的其他志愿。

2014年市区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一览

学校招生计划择校生 宏志班

河南省实验中学4503250

郑州一中80064

郑州二中50040

郑州四中40032

郑州五中40032

郑州回民中学 60044

郑州七中65052

郑州九中60048

郑州十一中65052

郑州十二中50040

郑州十六中40032

郑州十九中50040

郑州四十七中80052

郑州外国语学校85064

郑州101中学50040

郑州106中学60048

对自主招生政策的内容分析 篇6

关键词：自主招生 政策内容分析 建议

自主招生政策自2003年实施以来，已有13年历程，自主招生政策属于政策科学的研究范畴。政策科学“是一种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他使用各种研究和论证方法，产生并转换政策相关信息，以便政治组织解决政治问题”[1]。自主招生政策虽然一直备受争议，分析研究的学者众多，但针对自主招生政策的内容，运用政策内容科学分析方法研究自主招生政策的目标、对象及措施的很少，本文从根本上探究此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更合理的建议，使自主招生政策进一步完善。

一.自主招生政策的提出

199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高考制度改革要坚持的三项原则：有助于中学实施教育，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助于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根据这一指导思想，2003年正式提出了自主招生政策。十几年来教育界对自主招生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透明度，实施的效果及 实施中的问题等方面。实施过程中提出“选拔标准和方式不合理，地区公平问题、城乡公平问题。[2]”实施效果上有学者提出“自主录取生源质量高于统招录取，促进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促进中学素质教育的发展。”[3]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上郑若玲教授提出：“自主招生在公平、诚信、自主考试的科学性、成本与效益、应试倾向等方面受到质疑。[4]”

从以上学者们对自主招生政策的研究来看大都侧重对政策的实施过程、效果上进行分析，而疏于对自主招生政策内容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全面的分析。对政策内容本身的分析是基础、是根本，只有究其“根”方可得其“法”，以解决自主招生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文本及其规范内容的考察

（一）自主招生政策的主要文本

通过搜集检阅，关于自主招生政策的文本主要为国家发布的一些文件。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03﹞2号）中提出在22所重点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拉开自主招生政策序幕；2004年教育部增加了西安交通大学等6所学校；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次把录取结果和高考成绩脱离；2013年12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高校加强考务和录取过程管理，强化信息公开和监督检查；2014年教育部等五部委明确规定：取消奥赛生保送资格。但是全国奥赛获奖者通过自主招生有机会降至一本线上清华、省级奥赛获奖凭一本分数进入西安交大等；2014年11月，根据国务院考试招生改革整体精神，2015年起，自主招生考试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并作出试点高校不得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考核内容倾向于考查考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笔试考试不得超过两门，考核过程全程录像，招生考核实行四级信息公开制度，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等规定。

（二）自主招生政策规范的主要内容

从涉及自主招生政策规范来看，以上的相关政策规定主要是围绕谁来实施、为什么实施、怎样实施来对自主招生政策进行规范的。

1.谁来实施自主招生政策

自主招生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改革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重要措施，由高校自行组织，自主招生从2003年开始推行至今，参加自主招生的院校有90多所，总括起来主要有三大类高校组织实施。第一类是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如“四大联盟”分别是“北约”、“华约”、“卓越”和“京都”名校联盟，清华、北大、浙大等名校都是联盟成员。此类高校拿出招生计划总数的5%进行自主招生，通过测试来确定自主招生入选考生名单，考生入选后还要参加高考，虽然在录取时可享受一定条件的优惠，但以高考成绩为主要录取标准。第二类是单独试点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院校，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些针对上海等地考生单独试点的自主招生学校，其录取改革最大的突破是组织的水平测试和面试就能决定录取与否，考生的高考成绩只作为录取的参考。第三类为本省高职自主招生试点院校，考生参加自主招生测试合格，可直接被录取。高职自主招生的考试，由试点高校根据本校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决定考试具体方案，组织对考生进行文化课和综合素质测评。

2.为什么实施自主招生政策

从相关的教育政策来看，实施自主招生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个：一是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大众化，高校地自主权也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不断改革，高校更看重创新人才培养和综合能力素质教育，不同层级的高校通过一张考卷选拔人才，难以符合自己培养目标、办学条件的人才；二是高校招生工作在政府统一管理下完成，不能自主决定选拔人才的标准，而是遵循国家教育部门的指令，打破“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成为必然选择。在这种背景下，自2003年开始，实施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断探索自主招生人才选拔制度改革，为选拔那些由高考不容易被发现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同时也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选择适合自己大学的机会，自主招生政策在质疑声中边发展边完善。

3.怎样实施自主招生政策

首先是要科学、周密制定自主选拔录取招生简章，报经教育部核准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公布；其次控制人数，根据教育部要求，自主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试自主招生面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最后核定考试内容，且在自主招生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全程录像监控，参照高考有关规定，妥善保管考生报名申请和笔试答卷材料，并在考核结束后交本校纪检监察部门备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自主招生高校要完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议事规则和程序，坚持“集体议事、集体决策”，严禁偏离试点定位进行恶性生源竞争，通过自主选拔录取变相招收艺术体育类专业或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各种方式吸引生源或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

三.自主招生政策内容的问题分析及其建议

1.自主招生政策内容分析的标准

按照我国教育法律相关内容标准及高考考试相关文件的要求对自主招生政策规范性进行分析。一个完整的教育政策规范包括目标、对象和措施三个要素。教育政策目标是教育政策要达到的目的；教育政策对象是教育政策问题所涉及的主体，即解决谁的问题和由谁解决问题，包括哪些人和组织；教育政策措施就是指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教育政策问题、实现教育政策目标。由此，在我国高考异常高复杂化、牵涉范围甚广的状况下，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的一部分，必须要个遵守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坚持高考权威性、严肃性、公平性、合理性，体现教育政策完整性特征。

2.自主招生政策内容的问题分析

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原本是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却演变成争抢优秀生源的大战。高校出台这样变味的自主招生政策，不但会造成高校间的恶性竞争，而且会给高中教学、学生家长增添繁重的学业和经济负担。不少考生为报名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常常缺课，四处报辅导班，以应对招生高校的笔试和面试。这些学生为了迎考，花费了过多的精力，占用了过多的时间，影响了正常的学习。总体看来自主招生政策存在选拔缺乏科学性、监控体系不透明、应试倾严重三方面问题。

其一，选拔缺乏科学性。考试招生是一项对科学性要求极强的工作，在考试的制度设计、招生目标和标准设定、综合招考选拔指标体系制定、命题和面试等环节都需要科学性指导。目前，关于自主招生科学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考试内容上，重复考试文化课，如：考生要既要参加自主考试的文化课又要高考统一的文化课考试，另外考核内容注重艺术特长，对城市学生有利生源不够敞开，造成地域不公平；二是自主招生院校尚未形成综合选拔体系，致使试题的测试目标、测试的整体性、测试功能受到质疑，如试题之间的关联度不高，测试的目标、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够清晰；三是没有专业化招考队伍，招生院校没有承担报名、资格审查、命题、面试等专业的队伍，更没有像高考那样专业的监考、评考人员，一切工作流程清晰、公开透明。

其二，监控体系不透明。自主招生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也饱受诟病，争议不断。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没有相应文件规定自主招生实施的标准，也没有系统、全面的评估组织和评估活动；曾是改变高考“大一统”局面的破冰之举，但由于监控体系不透明，却备受争议，偏离了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政策目标。

其三，应试倾向严重。由于自主招生可避开了万人争抢“独木桥”的高考，而被许多家长和学生当作通往高校的一条捷径，因此不惜一切时间和精力备考，如让孩子上自主招生相关的培训班，甚至有家长在中小学教阶段就培养孩子特长，如练钢琴、书法，上奥数班等，为自主招考做准备。这样培养出来的高中生即使通过自主招生竟如高校也不是高校最初想要选拔的“原生态”创新人才。

如何在保证自主招生实施过程公平前提下科学规划自主招生考核内容，严厉监管考核过程，防止自主招生应试化是自主招生改革的难题。

3.对自主招生政策内容的建议

自主招生原本是高考的补充，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人才选拔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这一政策的“物质准备不足”导致一系列问题产生。可见一个政策的制定需要有充分的理念、组织、制度等完善的体系来保障政策的实施。由此政府需要对自主招生政策本身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严格的监管体系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首先，从教育法律方面来看，自主招生作为一个政策已经在实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法律传文件进行规范，违反这一法律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必须明确规定。其次，从教育政策方面看，一个政策不能总游离自己的目标，而应该相对稳定。政策目标是为解决问题而设定的，自主招生政策备受质疑恐怕就是偏离自身目标导致的，因此全面清晰、规范自主招生政策内容尤为重要。因此解决自主招生政策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以文件形式明确自主招生考试流程，统一考试时间，建立常态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考试要求及标准，实行教育部、省招办、试点学校、推荐学校四级公开制；高校要着眼长远建立完善严格的规范制度，使之成为高校自主招生长期遵循的可靠保障[5]；学生及家长需要全力支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社会组织需要发挥监督作用。最后，从自主招生政策的实施上看“自主”并不是“自由”，学校时刻不能游离自己的目标——招收符合自己培养需求的创新人才，有力补充高考不足。改变自主招生“边走边改”的状态，明确自主招生政策标准，制定利于高校选拔创新人才的招生政策，自主招生改革要实现公平和稳定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新改革：

考核内容科学化。自主招生学科上发生变化，更多的倾向于基础学科考试，扩大招生专业和学生特长范围，如北京大学医学部的8各专业也开始自主招生，对考生的发明创造或参加科技类、人文社科类竞赛（全国）取得的成绩均有相关要求；对报考专业要求和本人兴趣特长、科研创作密切相关，如清华大学2016年自主招生学生可不受文理科限制进行专业申请，但每人最多选报2个与本人特长相关的专业。

为公平“加码”。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因此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自主招生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关注传统高校招生制度下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而不是以新的教育不公平代替旧的不公平，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公平。[6]自主招生新变革需要采取双向选择的办法，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参与到自主招生中；统一通过阳光高考平台报名，变“学校推荐”为学生推荐。

开辟“新窗口”。在招考模式上创新改革，如“三位一体”招考模式，按照考生的会考、高中阶段的综合评价和高考三项成绩的综合分择优录取学生，此招考模式更全面考察学生，更有利于高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对于考生来说，增加进入高校的机会，当高考成绩不够理想时，还可以考平时较高的综合能力和会考取胜，“三位一体”不仅改变 ‘一考定终身的局面，还增加考生进入高校成功率，同时学生平时就注重全方面学习，利于全面培养人才。

参考文献

[1]孙棉涛.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冯大光.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改革建议[J].创新教育，2015（12）：1.

[3]李木洲.高考改革的历史反思——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140-141.

[4]郑若玲.自主招生改革将何去何从[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7）：2

[5]张文静.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行十年的回顾和展望[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9）：39.

[6]刘光余.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3（10）：30.

美国高校招生政策的沿革及启示 篇7

一、美国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受教育权利对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很多美国黑人而言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因为他们身为奴隶, 还没有最基本的人权。1865年, 奴隶制被废除, 昔日的被压迫者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争取民权之旅, 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权利。

美国在1865年至1870年间通过的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宪法修正案通常被称为重建修正案。这三个修正案旨在把一个半奴隶制、半自由的国家重建为所有国民都享有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国度。第十三修正案 (1865年通过) 废除了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第十四修正案 (1865年通过) 对公民进行了重新定义, 把曾为奴隶的黑人纳入公民的范畴。该修正案还包含同等保护条款, 即无论何州未经正当司法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第十五修正案 (1870年通过) 则确定了所有公民的选举权。

上述三个宪法修正案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 让奴隶甩掉了身上的枷锁, 并赋予其公民身份。然而, 这些曾被奴役的黑人的状况并未因此而得到多少改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权利, 在社会上仍处于被歧视之列。自1865年废除奴隶制后的百年里, 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应该说是美国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在此期间, 虽然有多部民权法问世, 但是, 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干扰, 这一社会问题却久拖未决。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歧视黑人和妇女, 废除了不平等的选民注册条件, 禁止在学校、工作及公众场所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该《民权法》第六款规定, 任何单位均不得以种族、肤色或祖籍为由拒绝任何人参与联邦政府所资助的任何项目或活动。

有了新的《民权法》, 黑人也因此有了自由, 那么他们是否就可以在教育、就业等方面获得同等机会了呢?约翰逊总统认为并不尽然。他在1965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获得自由只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开始;自由是在美国社会里分享的一种权利, 一种完全的、平等的分享, 包括选举、就业、进入公共场所、上学等。只是拥有这种自由是不够的。他指出, 你不能把一个长期带着镣铐的人解放以后带到起跑线上, 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同其他人去竞争了;然后, 你便心安理得地以为你是完全公平的。他强调, 我们所诉求的不止是自由, 更重要的是机会;不只是法律上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不只是理论上或权利上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和结果上的平等;只是开启机会的大门是不够的, 所有国民必须有能力通过这道门;这是人权保卫战的下一个更激烈的战役。

正如约翰逊总统所指出的, 让刚刚甩掉镣铐者与他人竞争是完全不公平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长期以来遭受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的黑人来说, 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进入高等学府的能力。在刚刚结束种族隔离的年代, 黑人在大学就读的比例严重偏低, 在一流大学的比例则更低。以当时被称为三甲大学 (The Big Three) 1960年的数据为例。一直享有无歧视美誉的哈佛大学该年的新生总数为1, 212人, 其中只有9名黑人。耶鲁大学也一直以自己开放的传统为自豪, 但是在该年入学的1, 000名新生中也只有5名黑人。普林斯顿大学既无此美誉, 也无此传统, 在该年入学的826名新生中只有1名黑人。

除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外, 很多黑人当时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达不到很多大学的入学条件。当然, 这也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其中的两个条件, 即高考分数和高中成绩, 是其主要障碍。把高考分数和高中成绩作为大学的入学条件似乎很公平, 但是,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 黑人的分数和成绩远远低于白人, 因而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种入学条件对于黑人来说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为解决这种矛盾, 美国很多院校开展了“认定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

二、“认定行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作为人权保卫战的组成部分, 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9月签署了第11246号令, 使“同等就业机会”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和“认定行动”成为法律。该法令规定, 对于那些雇佣员工人数达到50人、合同额达到5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单位, 如果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其少数族裔和妇女雇员的比例偏低, 这些单位则必须实行认定行动以促进少数族裔和妇女的参与。该法令要求相关单位必须制定认定行动的实施计划;其计划须说明同等机会的政策, 分析现有劳动力状况, 找出少数族裔或女性雇员比例偏低的部门, 确立合理、灵活的增加就业机会的目标和时间表, 就所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支持社区的扶持项目, 并建立内部审核与报告系统。

认定行动主要针对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 旨在保障少数族裔和妇女在就业、晋升、薪酬、入学、奖学金、经济资助等方面的平等机会。约翰逊总统所签署的第11246号令明确提出了雇主执行认定行动的具体规定, 而在高等院校的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方面则从未有过具体规定。多数州和高校都是主动实施认定行动的。对于如何增加少数族裔和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各高等院校在认定行动的大旗下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种族作为录取学生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 使招生政策向少数族裔倾斜;重新定义择优录取中的“优”:除了考虑高考分数和高中成绩外, 还考虑其他因素, 如参加课余活动情况, 可及的教育资源的多少, 申请者的学习潜力及学习动力等。针对很多少数族裔因付不起学费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状况, 很多大学还增加了对贫困者的经济资助和奖学金。针对有些学生入学后学习吃力的情况, 很多院校开设了中学补习课程。为了让高中在校生了解和适应未来的大学生活, 很多大学邀请他们来校园体验生活或提前选修大学课程。

在认定行动的大旗下, 很多高校所采取的措施对增加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产生了显著效果。仍以三甲大学为例, 黑人在其新生中的数量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间显著增长:哈佛大学从9名增加到98名;耶鲁大学从5名增加到83名;普林斯顿从1名增加到103名。当然, 由于认定行动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 部分院校在认定行动下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也引起很大争议。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其部分争议所在, 包括各级法官, 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对有关法律的解释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第一个案例涉及在高校招生中给少数族裔配额的问题;第二个案件涉及给少数族裔加分的问题。

(一)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贝基案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s.Bakke)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医学院成立于1968年。同美国其他医学院相似, 该院规定学生取得学士学位后才有资格申请就读医学院。该院在录取学生时考虑的因素包括申请者的本科平均成绩、本科期间所修的自然科学课程的平均成绩、医学院入学考试分数、推荐信、申请者在本科期间参与课余活动情况以及申请者的个人情况等。根据这些录取条件, 在1968年第一届入学的50名新生中没有黑人, 少数族裔中只有3名亚裔。为了解决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学生中比例偏低的问题, 该院在后来的招生中采取了弱势群体和非弱势群体分别录取的办法, 即把申请者分为两组, 每组定额分别进行筛选。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以及在经济上或教育上处于劣势地位者。从1971年开始, 该院的新生数量连续几年稳定在100名, 其中16名分配给弱势群体。

贝基 (Allen Bakke) 是一位白人, 而且不属于弱势群体。他于1973年和1974年连续两年申请了戴维斯医学院, 但均未被录取。从录取中要考虑的诸因素来看, 贝基远远优于弱势群体中被录取的学生。以1974年的数据为例, 前者的大学平均成绩是3.46 (4分制) , 而后者的平均值只有2.62;前者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的语言分数为第96百分位, 而后者的平均值只有第34百分位。

贝基在1974年被拒后向加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他指控戴维斯医学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招生政策把他拒之门外是因为他的种族, 因而违背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条款, 也违背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第六款。因此, 他要求戴维斯医学院准许其入学。加州上诉法院裁定, 戴维斯医学院在招生中实行的弱势群体配额制违背了加州和联邦宪法, 也违背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加州上诉法院否定了戴维斯医学院的招生政策, 但是却以“贝基不能提供如果没有配额制他就能被录取的证明”而拒绝了贝基的入学请求。

原告和被告双方均不满一审法院的判决, 随后此案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加州高等法院支持一审判决中关于戴维斯医学院的招生政策违法的裁定。对于是否准许贝基入学, 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认为, 既然戴维斯医学院歧视贝基的指控成立, 戴维斯医学院则需要提供“如果没有其弱势群体的招生政策贝基也不能被录取”的证明。戴维斯医学院未能提供此证明, 因而加州高等法院裁定准许贝基入学。二审判决后, 加州大学董事会 (戴维斯医学院的主管部门) 把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对此案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 形成了三种意见。持第一种意见的有4位法官。他们认为, 种族是否可以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之一不是本案的问题所在;问题是戴维斯医学院因为贝基的种族而将其拒之门外, 因而违背了《民权法》的第六款;应该准许贝基入学。持第二种意见的也有4位法官。他们认为, 《民权法》的第六款只是禁止州政府和其所属机构实行种族分类;种族分类的确需要严格的司法审查, 但是, 戴维斯医学院的招生政策是以纠正医疗行业长期存在的少数族裔比例偏低为目的的;其重要性足可以说明补救性使用种族的合理性;种族可以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之一。持第三种意见的是法官鲍威尔 (Justice Lewis Powell) 。他认为, 戴维斯医学院的种族配额制是违法的, 应该准许贝基入学 (即同意持上述第一种意见的4位法官的部分观点) ;种族可以作为录取新生的因素之一 (即同意持上述第二种意见的4位法官的部分观点) 。由于持前两种意见的法官人数为4比4, 法官鲍威尔加入两组中的任意一组都会变成9位法官的多数。因此, 法官鲍威尔的意见也就成了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

针对原告 (戴维斯医学院) 对其招生政策的辩护, 法官鲍威尔在该案的判决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戴维斯医学院在辩辞中称, 其招生政策的宗旨之一是获得来自种族多元化学生群体的教育收益。针对该辩辞, 鲍威尔指出, 对于高等学府来说, 这倒是宪法所明确许可的;学术自由虽然不是在宪法中具体列出的权利, 但却一直被认为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大学对其教育的选择自由其中就包括对其教育对象的选择;多元的学生群体被广泛认为有助于营造一个“推测、实验、创新”的氛围, 而这种氛围正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所在。鲍威尔接着指出, 种族的多元当然只是大学在构建多元学生群体时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对于应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这一敏感问题, 大学虽然拥有自己的决定权, 但是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还是不能被忽略;原告的双重招生标准实际上是一种侵害被告权利的种族分类, 因而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鲍威尔接着对学生群体多元化的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在招生中为某一种族预留出一定的名额也许被认为会有助于实现种族的多元;但是, 原告所声称的这是实现学生群体多元化的唯一有效途径其实是一种悖论;学生群体的多元包含若干因素, 而原告在招生中只考虑种族的做法实际上有碍于实现学生群体的真正多元化。接着, 鲍威尔肯定了哈佛大学的做法, 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没有给任何群体配额, 而是把种族作为录取学生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其多元的概念不仅仅是种族, 还包含学生居住的区域、生活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鲍威尔强调, 种族可以作为招生中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不能因为种族或任何其他因素而把任何申请者排出在录取范围之外;招生时应该考量所有申请者的综合条件以保障宪法赋予每一位申请者的权利。

法官鲍威尔在贝基案的判决中实际上为高校招生政策划定了一条法律底线, 即在新生录取中可以把种族作为考虑的一个因素, 但是不能为了照顾一个种族而把其他种族排除在外。他指出, 不仅仅是种族分类, 其他任何形式的分类都是违宪的。他强调新生录取的个性化, 即录取时考量每位申请者的所有个性特征, 因而使每位申请者都有同等机会去竞争。他肯定了学生群体多元化的教育收益, 并指出个性化录取是实现学生群体多元化的正确途径。鲍威尔法官的见解对高校的招生政策影响很大, 也为后来各级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定起到了参考和借鉴作用。

(二) 格拉茨诉博林杰案 (Gratz vs.Bollinger)

本案的原告格拉茨 (Jennifer Gratz) 和海默彻 (Patrick Hamacher) 均为白人。他们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申请了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根据当时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标准, 格拉茨非常合格, 海默彻也在合格之列。但是, 他们的申请均被密西根大学拒绝, 而少数族裔包括黑人、南美裔及美洲土著裔的合格者却全部被录取。格拉茨和海默彻遂于1997年对密西根大学 (本案的被告Lee Bollinger为当时该大学校长) , 指控该大学的招生政策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民权法》第六款。

从1995年 (原告格拉茨申请密西根大学被拒) 到2003年 (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宣判) 的8年里, 密西根大学的招生政策几经调整。但是, 给少数族裔加分的做法一直未变。1999年, 该大学的招生标准全面量化, 建立了择生指数 (Selection Index) , 并把其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这个指数的最大值为150分, 其中高中平均成绩占80分, 少数族裔加20分 (包括黑人、南美裔及美洲土著裔) , 高考分数占12分, 高中课程的难度加8分, 余下的项目每项加3~5分 (包括高中期间对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 申请大学时所写短文的质量, 申请护士专业的男性, 校友的子女等) 。该大学规定, 择生指数达到100分者为合格, 并提出优先录取少数族裔的合格者。该大学的实际录取数据显示, 所有合格的少数族裔均被录取, 而其他申请者则不然。

此案从1997年起诉到地区法院, 然后到上诉法院, 最后到联邦最高法院, 历经6年之久。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最终判决对于两位原告是否可以进入密西根大学已无实际意义, 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分别就读于密西根州的其他两所大学。当然, 两位原告的初衷也不仅仅是为自己讨回公道, 而主要是对该州招生政策进行挑战。

同25年前的贝基案相似, 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对格拉茨案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应该如何解读25年前鲍威尔法官对贝基案的看法?种族作为录取中的一个因素应该以何种方式体现?如果说多元的学生群体所带来的教育收益是州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 那么, 是否无论如何使用这个因素都不过分呢?给少数族裔配额与给其加分的区别何在?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 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持多种意见。其中有些分歧是细微的, 有些分歧则是很大的。关于密西根大学给少数族裔加分是否合法, 9位法官最终以6比3判其违背第十四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条款和《民权法》第六款。

在本案的法庭辩论中, 被告 (密西根大学) 曾援引25年前鲍威尔法官对贝基案的裁决以说明其给少数族裔加分政策的合理性。被告称, 鲍威尔法官当时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种族作为录取学生的一个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服务于至关重要的州之利益, 密西根大学的招生政策正是基于这种利益, 即获得种族多元的学生群体所带来的教育收益, 并对该大学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种族歧视予以补救。针对被告对鲍威尔的观点的理解和对自己招生政策的辩护, 代表最高法院多数意见的伦奎斯特大法官 (Chief Justice William Hubbs Rehnquist) 在判决书中指出:被告对鲍威尔法官观点的理解是欠准确的;鲍威尔强调在新生录取中考量申请者的综合素质, 注重录取的个性化;鲍威尔认为, 仅凭种族而非其他因素给予某一群体优先考虑,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伦奎斯特大法官进一步指出, 被告给少数族裔加分是过份机械地使用种族这一因素;被告采取的加分政策与贝基案中的配额制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区别, 因而也同样是违法的。

1978年, 联邦最高法院对加州大学配额制判决所强调的是新生录取的个性化, 并指出任何形式的人群分类都是违宪的。20多年后, 联邦最高法院对密西根大学给少数族裔加分政策的否定实际上传达了同一理念。

在个性化录取的模式下, 录取标准似乎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或公式进行表达。美国很多一流大学都备有数百页甚至上千页对有关招生理念和政策的说明, 作为招生人员审阅申请材料和招生委员会表决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录取标准是招生人员对其大学招生理念和政策的具体理解, 也是招生委员会成员心中的那杆秤。对新生录取采用民主表决的办法似乎不是什么理想的办法, 但是, 在录取标准很难用一个简单易行的尺度去表达时, 似乎也很难找到比民主表决更理想的办法了。

三、对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

总的来讲, 招生政策是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例如, 为了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 很多大学的招生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对每一所高校而言, 其录取标准应该说与各自的培养目标和生源有关。例如, 耶鲁大学致力于把毕业生培养成将来各领域的领军人物。那么, 造就将来的领军者不仅仅需要优异的学习成绩和高考分数, 还需要良好的个人素质、对社会的责任感、开创进取的拼搏精神等。当然, 用这种高标准去选拔学生的前提是拥有较高质量且较大数量的申请者以供选择。耶鲁大学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96%的申请者的高中成绩为所在高中的前10%, 且申请人数是录取人数的十几倍。而竞争力不那么强的高校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其申请者的学术实力较弱, 且申请者的数量也有限。这些高校首先关注的是新生入学后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因此, 其录取标准也就偏重于申请者的学术表现。

关于高中成绩与高考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 美国各大学也莫衷一是。对大学学习成绩的预测力实际上是在讨论高中成绩和高考分数孰重孰轻时的焦点所在。由于不同高中在教学质量、课程设置、成绩评定等方面存在差异, 高中成绩有明显的不一致性, 即甲校的80分与乙校的80分很难代表同等的质量。尽管如此, 大量的研究显示, 对于大学学习成绩的预测, 高中成绩优于高考分数。

美国高校在招生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对我国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高中实行学分制并在高中开设大学课程的必要性

高中的课程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 剩余的时间又应该如何利用?现在很多学校提前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就完成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复习、准备高考。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这种时间的利用是否有效?从各种意义上来说, 用半年的时间复习有些过长, 其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首先, 过长时间的复习容易使学生感到乏味, 甚至导致厌学。另外, 过长的准备时间会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压力, 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 过长的高考复习时间不仅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 还是在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

按照高中教学大纲, 高中的课程应该在三年期间完成。当然, 大纲是根据学生的平均接受水平而制定的。从学生智力发展的角度来说, 由于各种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 学生之间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拉大。在高中阶段, 如果对所有学生用同一进度开设相同的课程, 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会跟不上, 而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又吃不饱。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实行学分制, 即让学生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择自己的课程、掌握自己的进度。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学生会提前完成高中的课程。那么, 这部分学生的剩余时间应如何利用呢?方案之一是提前毕业。不过, 这个方案有很多弊端, 包括教学管理上存在的困难。方案之二是开设大学课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则很大。

高考是按照高中教学大纲来命题的。那么, 学生在高中期间学习大学课程会不会影响高考呢?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一般都包含对已学知识的复习或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 学习大学课程不会影响高考, 反而会有助于高考。在高中开设大学课程可以使学生在高中期间的剩余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避免了过长的高考复习时间导致的学生的厌学情绪和精神压力。另外, 学生可以把在高中期间所积累的大学学分带到大学去, 这样他们在大学期间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可以学习更多的新东西。

(二) 关于高考分数

招生标准的主要功能是择优。但是何为“优”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也是招生标准制定中的难点之一。择优的目的可能有多种, 其中一个就是为了保证学生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业。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种能力应是优的标准之一。高考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测量方法。统一考试的优势主要是能够提供一个可比性较强的考试分数作为大学选拔新生的一个依据。所以, 高考是必要的, 考试分数作为招生的标准之一也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当然, 高考也有本身所固有的弊病。

有两个问题是人们谈起高考时普遍关注的, 也是教育主管部门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一是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考生, 对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考生来说有失公平;二是高考成绩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公正地说, 第一个问题不是高考本身的问题, 而是高考被不恰当地用作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所带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与试题的质量、信度和效度有关。此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经常被提起的, 即高考分数对于学生大学学习成绩的预测力是有限的。很多研究表明, 美国的高考分数只能预测20%~30%的大学一年级的成绩, 并且这种预测力随着大学年级的升高而减弱。高考分数对于大学学习成绩的预测力与高考试题的质量、信度和效度有关。但是, 试题质量、信度和效度的提高并不能完全解决高考分数对于大学成绩预测的局限性, 因为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的因素很多, 这些因素不能完全通过高考分数反映出来。这是高考成绩不能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的原因之一。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的因素包括:学习的兴趣与动力、个人的志向、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于思考的习惯、持之以恒的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勇于探索的精神、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适宜的学习方法、自制能力、驾驭时间的能力等。既然高考成绩不能完全反映出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效果的所有因素, 那么确认另外一些能够反映某些因素的东西并把其作为选拔标准也就很有必要了。

(三) 关于学生的高中学习成绩

高考分数和高中成绩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学生的认知能力。这里的高中成绩指高中期间一个学生所修课程成绩的总和, 而不是指高中会考成绩。每一门课程的成绩可能包含这门课程平时的测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以及每一节课布置的作业, 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等。可以说, 课程成绩比高考成绩更能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 能够反映从高考分数中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素质。

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 把学生的作业、课堂参与等学习活动纳入成绩评定标准是与素质教育相辅相成的。如果每一门课都能够根据课程内容向学生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让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 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课程成绩的评定标准对于学生的学习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成绩评定标准也就可以用来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训练他们的思维,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四) 关于学生的课余活动

除了高考分数和高中成绩外, 学生的课余活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课余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于思考的习惯、驾驭时间的能力等。这些素质也是学生完成大学学业所需要的。因此, 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情况也应纳入高校招生标准。

(五) 每一所高校应该制定自己的招生标准, 拥有招生自主权

前文从择优最基本的目的, 即保证学生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业的角度谈到应该纳入高校招生标准的四个方面:高考分数;高中平均成绩;在高中期间所修大学课程的数量和质量;参与课外活动情况。在这四个方面中, 至少参与课外活动情况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量化的。即使前三项可以量化, 量化时各自的权重也很难确定。招生标准不能量化, 也就是说, 不能像高考分数那样给每个学生都打一个综合分数, 全国或各省划分分数线的办法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 招生标准应由各高校自己制定, 各高校应有自己的招生自主权。

从教育规律的角度来说, 学生申请高校和高校录取学生的过程是学校的个性和学生的个性进行匹配的过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选择学校, 而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特色去选择学生。只有学生和学校的个性相辅, 教育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利用, 学生的潜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而要保证这种匹配, 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就是必需的。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 在同等条件下, 来自边远地区的学生在大学录取中应得到优先考虑。这一点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去做的。而在同一地区, 不管是由于社会、家庭或个人原因, 总是有一部分生活在逆境中的学生。这个因素在全国或各省、市所制定的招生标准中无法得到考虑, 只有每所高校在录取时给予个别对待。

从择优的角度来说, “优”绝不仅限于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优”体现于一个高中生的所有经历, 体现于一个高中生的所有品行。择优也因此是对每个高中生的全面考察, 而这种考察只有拥有招生自主权的单所高校才能做到。

(六) 关于诚信

提起把招生权下放到每一所高校,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诚信问题, 担心循私舞弊、“走后门”的现象是否会泛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除了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外, 还有一个因素会促使各高校会想尽一切办法杜绝招生中的徇私舞弊现象, 即新生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每一所高校的声誉和其毕业生的质量。学生也是资源, 高校的招生是对优质学生资源的一种竞争, 保证新生的质量对于每所学校都是不可忽视的。

高中成绩纳入高校招生标准后, 各高中也面临着一个诚信的问题, 即各高中向大学提供的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否真实可靠。各高中的评分标准可能不同, 学生的成绩在各个分数段的分布也可能有异。但是, 对于同一所高中来说, 学生学习成绩的总体分布保持年复一年的一致性, 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也应该基本反映其实际水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这所高中就会在高校中失去诚信, 进而影响其学生升学。因此, 诚信对于每一所高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七) 关于现行政策或发展趋势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高考命题正由全国统一命题向各省市分别命题的分散化方向发展。高考试题的不统一实质上使高考失去了其主要功能, 即提供一个可比性较强的分数。同样道理, 近年来形成的“华约”“北约”等高校联考也不可取。其原因有二。其一, 作为一种考试, 这种联考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学术能力, 这也是所有考试的局限性。既然如此, 在全国统考之外又加联考, 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其二, 对于考生来说, 这种联考有悖于教育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这种联考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等因素所限, 有些考生可能因为居住地区、家庭经济条件等原因而失去参加考试的机会。这种考试机会的不均等也就很难保证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在高中划分文、理科既不科学, 也不符合教育规律。高中阶段是学生探索兴趣、开发潜力的阶段, 过早确定将来的学习方向会埋没、浪费甚至扭曲人才。当然, 如果高中实行学分制, 划分文、理科也就不存在了。

注释

1[1]U.S.Constitution.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EB/OL].http://www.usconstitution.net/const.html, 2013-0617.

2[2]President Lyndon B.Johnson’s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Howard University:“To Fulfill These Rights”[R].1965-06-04.

3[3][6]J.Karabel.How affirmative action took hold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J].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5, (48) :58-77.

4[4]“比例偏低”的定义是:就相应领域合格的劳动力资源而言, 这个单位现有的少数族裔或妇女的人数偏低。

5[5]Executive Order 11246: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6[7]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

7[8]Gratz et al.v.Bollinger et al.539 U.S.244

8[9]Yale University.Freshman Application[EB/OL].http://admissions.yale.edu/freshman-application-process, 2013-07-17.

大学本然与大学招生照顾政策 篇8

从人才培养、价值公平和政策效用三个维度, 探讨大学使命与照顾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不管是所谓绝对平等的入学政策还是照顾政策就其本身而言, 都是地区性的、情境性的和暂时的, 对大学使命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而非总体性的。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与全国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享有上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自施行以来, 大学招生照顾政策对培养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人才, 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水平发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法律、社会和国际三个层面进行思考, 阐释了大学本质目的与我国少数民族高考照顾政策之间的关系。

招生优惠政策 篇9

关键词：民办高职,新生,流失,招生政策

高等职业教育是改革开放和教育大众化的产物, 通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它的规模迅速扩大, 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 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一文中提出“适当控制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增长幅度, 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它既明确指出了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引导, 促进高职院校又好又快发展, 同时也鲜明地指出了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两大因素——规模和质量。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尤其与这两大因素息息相关。

对民办高职而言, 规模意味着生存, 意味着效益, 意味着公众形象, 意味着社会影响力, 同时也影响着办学质量。“招得到”、“愿意来”、“留得住”这三个环节决定了一所院校的最终规模, 各民办学校为稳定或扩大规模使尽了浑身解数, 比如, 保证招生经费、积极争取招生指标、重金投入招生宣传、录取过程中再次逐一与投档考生征求入取意愿、运用各种激励机制提高报到率、委托社会组织或个人招生、办脱产自考助学 (辅导) 班、改善基础设施、抓好内涵建设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等等。总之, 各民办院校围绕着决定办学规模的“三个环节”对内、对外都做了不少文章, 有的甚至冒风险打政策的擦边球。这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效果如何?现实是为“招得到”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却往往在“愿意来”这一环节上打了折扣, 也就是说各民办高职新生流失的现象是普遍存在。

福建省近几年的招生统计数据显示, 民办高职院校一般保持有80%的新生报到率, 这意味着有20%的学生还未到校就流失了, 此外还有相当部分学生报到后又退学的现象。这些大批或明或暗的生源流失既浪费了民办高职院校的资源、又占用了当年部分上了录取线却因指标少而未被录取考生的指标, 同时还给来年的高考带来压力, 对追求“公平”的高招也是一种挑战, 换言之, 新生流失于社会、于民办高职院校、于其他考生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民办高职新生的报到率不尽如人意?或者说为什么民办高职新生流失率如此高?目前暂无文献对此做过分析, 本文以民办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为例分析了新生流失现象, 旨在寻找可能可控的影响原因;旨在探讨相关政策以期积极加以协调、改善和控制, 为因校制宜有效地实现各校的发展目标创造和谐环境;旨在公平的前提下寻求效率的提高。

民办高职新生流失现象

从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看, 民办高职新生的流失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报到前流失, 即指学院发了录取通知书, 但学生未到校报到的现象, 这类也可称为显性流失;第二类流失是指学生办理了报到手续, 但在校生活学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离开学校的现象, 这类也可被叫做隐性流失。造成民办高职新生流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有来自学生个体的, 比如学生个人诚信、家庭经济、学生意愿等, 它们是导致显性流失或者说成就“愿意来”的主要原因;也有来自民办高职院校自身的, 比如院校的条件等, 这类原因造成隐性流失, 成为决定是否“留得住”的主要原因。不论是显性还是隐性流失, 或多或少都与招生政策有一定关系, 招生政策是同时涉及学生个体和学校的影响到新生流失的因素。下图说明了生源流失与规模、质量间的关系。

以民办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2007-2008学年新生流失情况为例 (表一、表二、表三) , 分别分析考生志愿与新生显性流失及隐性流失的关系。本文将未报到、报到和在录取的同一学年退学的学生按照当年考生本人报考志愿情况分别划为为两类:第一类是强志愿学生, 即在考生本人报考志愿表中前三位填写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的, 第二类是弱志愿学生, 即在考生本人报考志愿表中第四到第十位填写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的。

表一2007-2008学年未报到学生自愿统计表

表二2007-2008学年报到学生自愿统计表

表三2007-2008学年退学学生统计

表一数据显示, 2007-2008学年未报到的学生有190人, 其中填报第四到第十志愿的有105人, 无志愿但服从调剂的考生11人, 这两类人占未报到学生数的61%;填报第一到第三自愿的有74人, 占未报到学生数的39% (图二) ;表二数据显示, 2007—2008学年报到学生有858人, 其中填报第一到第三自愿的有689人, 占报到学生数的80.3%;填报第四到第十志愿的有169人, 占报到学生数的19.7%;表三数据显示, 在2007—2008学年退学的19名学生中, 高考填报第四至第十自愿人数为11人, 约占当年退学人数的58%, 成为“留不住”的高危人群。

以上数据说明考生本人志愿与报到率有一定关系, 即考生志愿与新生流失有一定关系。考生志愿程度越低越弱, 流失的可能性越大, 其流失表现为“双高”, 即显性流失率高 (报到率低) 和隐性流失率高 (退学学生数多) , 这是因为学生的自我认知会影响到学生进入学校后的成长和发展, 民办高职院校通常不是高分考生的志愿对象, 高分或非志愿地进入考生个体主观认为不理想的院校, 学生们面临的自我调整及因自我调整不到位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无形中它不仅给后续的学生管理带来很大的挑战, 而且这类人群容易成为“留不住”人群。相反, 志愿程度越高越强, 流失的可能性越小 (报到率越高) 。这一结果引人深思, 反思与之关系密切的招生政策。

招生政策反思

正如前文所分析, 新生的流失与多种因素有关, 其中之一是民办高职院校在招生过程中遇到的两个矛盾及解决方式, 它们又与招生政策有一定的联系。

1.考分与自愿间的矛盾

以志愿的程度与考分的高低为二维坐标将考生划分为四类 (图四) 。从志愿纬度分析, 图中所示的Ⅰ、Ⅱ类考生通常被民办高职院校认为是稳定性生源, 而第Ⅲ、Ⅳ类考生通常被认为是低稳定性生源, 也就是说志愿程度越低, 稳定性越差, 流失的可能性越大。从考分 (达到录取分数线) 纬度分析, 高分考生的流失率高, 因为相对而言, 高分考生选择范围大, 自我期望值高, 进入到民办学校后的稳定性就差了些。

招生过程中执行的是“保护高分考生”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用”的政策,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 招生过程中常遇到应当招第Ⅱ类还是第Ⅳ类考生间的矛盾, 这实质上是民办高职院校自主选择和招生政策间的矛盾。以分数为尺度进行的分档本身是合理的, 在一定程度上是择优原则的具体体现, 自愿优先本身也是合理的, 保证公平、公正的实现, 但当二者不恰当地结合在一起时, 就会给报到率、稳定率带来隐患。

2.招生指标的内部分配与考生志愿间的矛盾

对一个学校而言, 招生指标在各专业间分配得越科学, 新生流失率最小。然而, 由于种种局限, 学院给各专业提供的招生指标往往跟实际考生报考数量有一定差距, 学院从产业调查或毕业就业对口情况等渠道获得的局部信息难以全面把握市场人才需求, 比如有的专业一年热, 而在另一年却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寒冬”, 这给招生指标的拟定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校部分资源的浪费, 影响学校发展、建设投入的规划, 另一方面造成了招生过程中不断调整指标分配或不得不招收调剂生的情况, 而调剂生意味着考生原先根本没有进入录取学校录取专业的意愿, 这部分学生就成了日后流失的“主力军”。此外, 这部分学生入学后要求转专业的也不少, 这些都给管理带来了不少额外的、大量的工作。

对策分析

1.变计划招生为注册招生

解决上述两大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改革录取模式, 高考研究专家刘海峰谈高考改革时提出的“放开两头 (国内一流高校和大专高职) ”的招考。对民办高职的招考放开是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以及对民办学校办学信任基础上, 政府主动改革“一刀切”的招生生硬做法, 依靠市场运作允许民办高职院校实行自主招生或注册招生, 做到不论分数高低, 只要考生“想上就能上”, 高校想招就能招, 扩大学校和学生双方面的自由选择权, 民办院校依据宽进严出的原则进行人才培养。

2.变专业计划指标为需求指标

以考生为本, 以需求为指挥棒, 彻底尊重考生志愿, 打破专业指标计划, 让指标根据考生需求浮动, 即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指标, 任何报志愿的考生都能如愿地进入理想专业学习。

高考改革历来是整个教育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敏感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招生政策改革作为高考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只有在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 多视觉、多层面拟定招生政策才能有效提高招生效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2007年1月5日, http://local.zjtie.edu.cn/research/content.asp?id=187, 2008年11月20日.

[2]宋晓梦, 《继续推进高考改革-访高考研究专家刘海峰》[N], 《光明日报》, 2007年12月26日11版.

[3]张灵、周逸梅, 《教育部副部长:高考改革已确定“路线图”》[N], 《京华时报》 (北京) 2008年3月5日, http://cq.tour.qq.com/a/20080306/000113.htm, 2008年11月20日.

[4]郑若玲, 《美国大学招考制度的启示》[N], 《光明日报》2007年5月9日11版.

招生优惠政策 篇10

本文从公开的网站上收集了全国22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对高中招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2013年中考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部分地区文件名略有不同, 若省一级文件缺失, 则以省会城市替代) 。剔除政策文本中有关考试的内容, 对高中招生部分进行编码分析。从招生对象、招生录取批次与特殊学生录取、录取计分方式三个方面, 考量政策对教育公平的回应, 并分析招考分离的趋势下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方向。

(备注:括号内为各省市的简称。其中, 一半的西部省份都没有公开省级层面的中考政策。这对于本文从省域层面分析政策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一、招生对象的限制性与倾斜性:对机会均等的 回应

中考是一项地方性考试, 各省市规定招生对象为具有当地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受此规定限制的主要是两类群体:往届生和非当地户籍的毕业生。在城镇化过程中, 非当地户籍毕业生限定的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以, 很多地区在招生对象上对于往届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做出了特别规定。

1.以考试资格规定抵制应试教育:对往届生的限制

往届生是单次选拔考试下催生的特定学生群体, 他们复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一年一次的中考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复读过程完全是应试教育。为了抵制应试教育的影响, 高中招生对往届生进行了限制, 主要通过限制报考学校和分数调控两种手段。

限制报考学校是一种较为严苛的限制方式, 仅有4个省市做出了相关规定, 主要是限制重点高中的报考。分数调控政策是对往届生相对宽松的限制。如北京市规定, 往届考生按每科减1分后进行录取。

在单次考试的背景下, 考分与预期不符的学生除了复读之外, 还有其他的政策路径可以选择进入如愿高中, 如择校生政策。在招考分离, 并且一年多次考试的背景下, 此项政策规定将成为历史。

2.给予更多的平等机会: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政策开放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城镇化背景下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产生的特殊群体。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近1500万[4],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如不解决其在流入地的教育问题, 他们只能在原籍接受教育, 产生所谓的“留守儿童”问题。为了随迁子女的健康发展, 体现教育公平, 异地中考和异地高考的呼声不断出现。2013年, 42%的省市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中考作出了规定, 这些地区对随迁子女的招生限制分为三类。

首先是省际限定。开放异地中考的地区除北京、安徽未做明确说明外, 都规定考生须具有本省学籍。与中考直接联系的上层制度是高考, 目前高考仍然是按省进行的, 所以异地中考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意义不大。

其次是在当地居住的年限。政策中主要强调居住方面的证件或证明齐全。如海南省规定, 考生父母亲至少有一方为在海南省常住人员, 须提供本省公安部门出具的其法定监护人的居住证件。在当地居住年限的规定限制了流动的不确定性, 减轻了教育管理的压力。

第三类是对可报考学校的限制。有省市规定只可以报考中等职业学校, 如北京;有省市限定报考的高中只能为第一批录取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 如四川成都;更为开放的地区把报考学校与居住年限结合, 居住时间越长报考学校范围越宽泛, 如黑龙江哈尔滨。对报考学校的限制是防止不确定的、流动性强的教育人口冲击本地教育人口的受教育机会。

城乡二元格局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我国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分配的基础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采用机会均等的分配政策无疑是传递了本来的不公平。所谓的公平并不是消除一切不平等, 而只是消除那些使某些人受损的不平等[5]。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应当是其基本受教育权利。但这种自由权利受到一定制约。每个人都拥有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 且相容于他人所拥有的相似的自由体系。[6]享受权利应当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在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 大量具有流动性的人口涌入或离开给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教育造成更多的不可预见性, 引发教育资源的缺乏或闲置。所以, 即使半数以上省份限制异地中考并不能说是不合理的, 却不能说是公平的。有学者指出户籍制度的“门槛”是异地中考的主要障碍[7]。但如果不放开户籍限制而单独放开异地中考, 以教育变革带动社会变革, 也是一条可行之策。短期内, 开放和限制异地中考仍然会是两条发展路径。

二、招生录取批次与特殊学生录取:对程序公平 的回应

高中招生中最敏感、最受关注的环节就是录取, 也是最容易产生寻租和腐败现象的环节, 但其过程越来越趋于公开和透明。由于我国高中学校是分级分等的, 为了保证考生在录取过程中的公平, 各地政策划分了不同类别学校的录取顺序。这些顺序映射出诸多教育问题。

1.精英选拔式的固定录取批次

各地高中招生录取总体分为五个批次, 顺序为: (1) 提前批, 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部分高中 (尤其是优质高中) 的名额直接分配到初中;二是免试直升与破格录取;三是特长生。 (2) 省级重点高中统招生与择校生。 (3) 市级重点高中统招生、择校生。 (4) 一般普通高中统招生与择校生。 (5) 民办高中、高职、中职 (师) 招生。个别地区对师范学校的招生批次安排在第一、第二批或第三批。

从上述录取顺序我们不难看出, 高中招生依然按照选拔式的理念进行, 录取顺序决定了精英教育的体系。普通高中在中等教育中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位。普通高中首先挑选了最优秀的学生, 并且不同层次的学校拥有不同层次的生源。这种规定无疑对家长和社会的精英教育理念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考生和家长把上重点高中作为最高目标。

精英选拔式的录取方式也禁锢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招生录取顺序决定了职业学校的生源质量无法实质性提高, 职业学校招收到的学生只能是所谓的“差生”, 即使国家大力倡导职业教育的发展, 受招生录取制度的制约, 职业教育不会产生更强的吸引力。与多年前把中等师范学校录取放在第一批不同, 现今的绝大部分省市都把中师列在录取的最后。这种录取顺序是近年来教师素质下滑不容置疑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 步骤固定的录取方式给考生划定了不同的等级, 给学校划定了固定的生源。学生没有选择权, 学校没有自主权, 学校和教育很难富有更多的活力。实现教育均衡, 招生录取的顺序是改革的重点。打破固定的录取顺序, 逐步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 是促进教育活力, 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

2.促进初中校均衡的分配生

精英选拔式的录取方式不仅损害了普通高中之外其他类型学校的发展, 并且导致下一层级学校的不均衡。义务教育阶段的划片招生, 保证生源相对均衡, 但家长们为了子女能上一个等级高的高中, 择校热依然不减。同时, 学校之间特别是城乡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 导致很多薄弱学校的优秀学生没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为此,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 (教基〔2008〕6号) 提出“将优质高中名额中的大部分均衡分配到普通初中。”这类名额分配的学生一般被称为“分配生”。2013年, 74%的省市对分配生进行了规定。

就分配生的入围资格看, 一般要求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或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没有不合格, 且至少两门以上优秀。入围门槛不算太高。此外, 部分地区也有一些其他的限制, 如天津要求学生有当地的正式户籍, 学生在学籍所在校就读, 且初中不择校。就分配生的录取资格看, 部分地区对分配生的中考成绩设有最低分数线, 如河北石家庄的分配生录取线为该所高中统招线下降50分。

分配生占招生人数的比例问题是分配生政策的核心, 比例越高其促进初中校均衡发展的力度越大。很多县级市把已经把指标100%分配到初中校, 如山东招远和河北衡水。本次政策文本中涉及省市比例从80%到15%不等, 见表2。

总体来看, 分配生占总体招生人数比例在东部地区比较高, 西部省份相对较低。在保证高中精英教育的背景下, 分配生的比例应不断提高以促进初中校的均衡发展。但分配生名额如何分配到初中校是能否促进初中校均衡发展的重要杠杆。各地一般按照各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生规模的相应比例分配, 对于那些办学规模小、办学水平高的学校显得不够公平。陕西、新疆明确指出对薄弱初中要予以照顾。有些地区出台导向性政策, 强调指标倾斜性分配给高中录取率高的学校或者课程改革先进校, 如山东济南。这种倾斜式的分配方式在今后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政策趋势。

3.狭隘定义的特长生

特长生的录取排在统招生录取之前, 具有更大的政策便利, 也体现了对于真正具有先天禀赋学生的重视, 体现了教育公平。但实际上, 在政策执行中“特长生”被窄化为“竞赛获奖生”。多个地区规定:特长生通常意义上是指在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辩论、表演、实验、文学创作、工艺制作、电脑制作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③。

多项研究表明大部分特长生进入高中、考入大学后选择的是非特长的专业, 以体育生为例, 55.8% 的人选择文史类专业, 21.7%的人选择理工类, 其他专业为22.5%, [8]特长生好像已经不是为该方向做人才储备, 而仅仅是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捷径。家长们热衷于让孩子参加特长生招考的重要原因是其成绩要求往往比其他学生更为宽松。如海南体育特长生升学考试成绩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为该校统招生最低 录取分数线的30%, 艺术特长生为50%。可见, 特长生“没文化”的现象与政策规定不无相关。为了使特长生的录取更加合理, 各地对特长生招生名额进行了限制, 比例在3%-10%不等。这一比例与人群中一般5%为天才学生 (Gifted Students) [9]的比例一致, 是比较合理的。

总的来看, 给予考生和家长更多的选择空间是打破僵化和窄化的特长生制度的发展之路。

4.“高价”的择校生

在统招生中有一类特殊学生, 称为“择校生”。高中不是义务教育, 择校体现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权, 但是各地文件中所提到的“择校生”实际上是俗称的“高价生”, “分数不够钱来凑”。择校生给高中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并且给一些在考试中发挥失常的学生更多的升学机会。但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总有“乱收费”之嫌。因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择校生的招收必须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 并且比例不得超过招生计划的20%。”

“限人数”是最容易规定的, 将近三分之一省市限定择校生数在招生人数的10%~20%以内。其次是“限分数”, 如甘肃兰州要求择校生的录取分数不得低于统招生分数线20分。最难规定的就是“限钱数”。31个省、市中仅南京市限定择校费, 规定每生择校费最高不超过3万元, 并不再收取高中三年的学费。

“择校”是教育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一种表现, 在将来, 择校现象也不会消亡, 但公立学校内部以何种形式择校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特殊学生的加分政策:隐含的不公平

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 除了对所有考生以平等的评分规则之外, 对于一些有特殊禀赋或者弱势群体或者特定人群在政策上需要给予倾斜。各地在招生政策中规定了可以加分的群体。

为了保证加分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各地将加分对象限定为应届毕业生, 且符合多项加分条件的考生只能选择加分最高的一项, 加分不可累加。各省市的加分幅度各有高低。加分力度最大的是山西省、河南省, 符合条件的考生最高可按批次录取分数线分值的10%降分录取。在百分制计分的情况下, 对考生而言这是非常可观和有吸引力的分数。

有三类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各省市都可获得加分: (1) 少数民族学生; (2) 归侨、华侨、台胞子女; (3) 符合规定的军人及人民警察子女, 如因公牺牲、荣立军功。除此以外, 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加分对象, 见表3。

综合来看, 中考加分可分为两类: (1) 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加分。这类加分一般是针对处于与主流文化相对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东北三省对小语种考生也有加分; (2) 对特殊才能群体的鼓励性加分。这类加分有些是考生自身的优异表现, 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另一类考生是父母有优异表现, 如高层次人才子女, 农村独生子女。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对从事环卫工作10年以上职工的子女可享受加分, 这是唯一照顾艰苦岗位员工子女的规定。除了考生本身的禀赋之外, 考生父母有了优异的表现, 考生也可以得到分数评价上的倾斜和鼓励, 可以看出, 在我国, 考试升学是备受重视的社会制度, 并且已经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杠杆。如父母是否为军人、是否为华侨归侨此类规定突出了考生的社会禀赋, 而教育制度的安排能够使得人们所取得的学业成就以及社会利益的差异只有在源于人们的选择和努力而非其禀赋 (包括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 的条件下才是公平的, [10]可见这类规定对于多数考生的教育机会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四、普通高中招生公平的未来指向

1.指向教育活力

从招生政策的梳理中可以看出, 政策的规定是细致入微的, 考生听命于区域的统一分配, 学校被简单地排队, 学生被简单地排队, 两者进行了简单的匹配, 学校没有自主招生的余地。对于学校而言, 生源是受制于制度规定的, 是相对固化的, 学校失去了办学的活力。对于教育机会而言, 学生需要更多的选择权, 教育需要更多的活力, 所以未来普通高中的招生需要更少的僵化制度规定, 更多的灵活操作空间, 给予学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

2.指向教育均衡

探讨教育活力的问题, 不得不面对的是现存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现有的制度传递各级教育的不均衡, 强化了各类教育之间的不均衡。将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分配给初中校是一种打破初中校不均衡的手段, 但仍然在高中层面上强化了优质高中的优质生源, 高中之间的均衡发展难以实现。固定的录取批次强化了普通高中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 职业高中学生源被硬性剥夺。未来的普通高中招生首先要解决高中阶段学校的均衡问题, 还要解决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均衡问题,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初中学校的均衡问题迎刃而解。

3.指向个性发展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发展。这种发展是学生的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也是根据学生个体化特征的个性发展。让每个人成为自由的独立个体是教育的重要目标, 在中考招生中也从未忽视过这个问题, 并且给特殊禀赋的学生留出了特长生和加分两条通路, 但是更多的学生被整齐划一的录取形式所规定, 特长被淹没。通过给予高中学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 给予考生更多的考试形式和机会, 是促进学生全面和个性发展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67/201308/156490.html

[2]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67/201309/156874.html

[3]区域划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zs/t20110613_402731597.htm

[4]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level2list4.jsp?infoId=1335255129920252&firstId=1335248530248144

[5]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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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霓.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研究[J].教育研究, 2011, (11) :9.

[8]王玲, 余清风.陕西省部分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学习现状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0, (8) :89.

[9]张英伯, 李建华.英才教育之忧——英才教育的国际比较与数学课程[J].数学教育, 2008, (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