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

人口学（精选十篇）

人口学 篇1

关键词：洪亮吉,上书,人口学观念

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是, 兼听纳言足以兴邦, 抗拒直言进谏足以使国家灭亡, 这是无数历史证明的道理。在清朝嘉庆年间, 广开言路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而且通过广开言路将朝政中的一些弊端进行清除,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处理洪亮吉上书事件上, 没有处理好, 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本文中我们就以洪亮吉上书事件为基础, 研究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

一、洪亮吉以及其上书事件概述

洪亮吉 (1746—1809) , 字君直, 号北江, 是江苏常州人, 在其45岁时考中进士, 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等官职, 在嘉庆年间, 因为上书事件惹怒嘉庆帝, 被放逐。在嘉庆十四年去世。洪亮吉是清朝中期的学者、诗人, 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 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清朝初期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同时使清王朝的国力逐步强大起来, 乾隆时期在康熙雍正时期积累的强大国力下进行东征西讨, 将清王朝的国土进行扩大, 社会上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但是国家长期进行军事战争, 又出现很多贪官污吏, 导致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 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等, 很多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清王朝出现了外强中干的局势, 一时, 清王朝的发展逐步走向下坡路[1]165。

洪亮吉是一个知识分子, 从小就勤学苦读, 有很深的博学才识, 以及远大的抱负, 每当看到社会百姓疾苦时, 他就想要时势补弊起废, 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45岁的洪亮吉考中进士, 投身于仕途中, 曾经担任过很多官职, 但是因为抗衡当值, 受到排斥, 在朝廷中不能被重用, 而且还被贬谪、流放。洪亮吉一生中有很多的作品, 其作品设计范围很广, 包括了地理、历史、诗文、经史、方志等诸多内容。在乾隆五十八年, 他察觉到社会中的危机, 写下了《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 同时将自己的人口观思想进行完整的阐述。

虽然洪亮吉出身生是儒生, 但是他有着远大的理想, 想要入仕成就一番事业, 在朝政衰败、冤假错案不断出现时, 他有了深思, 洪亮吉对当时的时政进行痛斥, 他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一些现象, 并没有将统治者对他讲述产生的不满察觉出来, 正是这种直言痛批, 将矛头指向了当朝的统治者, 于是惹怒了刚登基不久的嘉庆皇帝。

朝廷开始进行文禁, 朝中的风气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同时特产生了一股不安的气流, 嘉庆皇帝对这一现象很是敏感, 他言道: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 造作无根之谈飞或见诸诗文, 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 不可不示以惩戒, 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 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从中我们看出清朝人对社会中的风气和士人恶习的认同, 嘉庆皇帝没有办法将国家衰败的现实改变, 面对国家的日渐衰败, 在经营时, 他需要更加的谨慎和留意, 在时机成熟时, 他会采取一定的行动。而洪亮吉正好为嘉庆皇帝提供很好的机会。洪亮吉上书, 文辞激烈, 嘉庆皇帝对洪亮吉上书中的言辞耿耿于怀, 朝中的一些大臣对洪亮吉进行语言攻击, 嘉庆皇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 (洪亮吉) 实属咎由自取, 但联方冀闻镜论, 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 惟自省于心,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而已”, 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洪亮吉进行了处理 (流放) 。

洪亮吉因为上书被流放, 这件事在朝廷内外的大臣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刺激, 在洪亮吉流放的日子里, 朝中的风气恢复沉寂, 朝中大臣不敢上书言事, 嘉庆帝为了将这种沉寂的朝中风气打破, 于是宣召众大臣, 命令其不得沉默。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 朝廷的文武百官的处境是怎样的尴尬。嘉庆皇帝刚刚即位之初, 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 下令广开言路, 将一些政策放宽, 这对于沉默很久的文人士人来讲, 具有很大的号召力[2]11。洪亮吉的上书并没有让嘉庆皇帝高兴, 因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 将朝廷上下, 包括嘉庆皇帝在内, 出现的恶习等等进行谴责, 朝政的颓废、大臣的玩弄权证、奸邪狡诈等等社会现象进行一一的披露, 随着这是国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极言时政启》中的文字, 触及了当朝皇帝的尊严, 嘉庆皇帝以冒犯两朝天子尊严的借口, 称洪亮吉不忠, 以洪亮吉上书内容与国家体制相违背等罪名将洪亮吉流放。

二、洪亮吉人口学观念

从洪亮吉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 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 不仅将朝廷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指出, 还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恶性, 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现象进行阐述, 虽然洪亮吉的上书惹怒了嘉庆皇帝, 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洪亮吉上书事件中认识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从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 洪亮吉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 人口增长速度过快。

洪亮吉认为, 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生产速度, 其中“……, 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 视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 视百年数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 “顷, 宽然有余矣, 以一人生三计之, 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 八人即不无佣作之助, 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 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 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 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正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 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 简崖未尽居也, 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 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 “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 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等等, 这些都是反映社会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文字,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3]27。

2. 人口过程导致社会问题出现。

洪亮吉对社会中的危机现象等有很敏锐的察觉能力, 根据洪亮吉的观察, 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来算, 一人得到大约四亩地, 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 而今天四十亩地的宽度和古代百亩地的宽度相当。洪亮吉将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会物价做了对比, 在洪亮吉的《生计篇》中有记载:“指乾隆初期, 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 钱不过六七, 布之以丈计者, 钱不过三、四十。……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乾隆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 农民数量是以前的十倍, 但是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 商人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 但是货物不增加, 学生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学业的馆舍数量并没有增加等等, 这些是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 由于形成了通货膨胀导、生产力低下, 生活水平低等, 致社会生产中出现各种问题, 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的人数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数量, 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等情况是没有办法应对, 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解决的[4]72。

3. 洪亮吉对以上出现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产生的人口过剩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明确指出, 天地调剂、君相调剂等方法可以对人口增长速度进行遏制, 洪亮吉认为, 在发生灾害时不行丧失生命的人大多是十一二岁的人, 水灾、旱灾、病疫这些就是调剂法。在洪亮吉的政论中重点讲述了君相调剂法, 《治平篇》中记载, 要保证国家没有闲置的天地, 劳动力没有剩余, 可以将国家的疆土进行扩充, 将以耕种为主的人们迁移至此进行生活, 百姓中赋税严重的, 可以适当地减轻百姓的赋税, 要在国家中禁止浮靡, 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热灾害时国家要开仓赈灾, 简单的概括就是, 通过开垦荒地、增产节俭、禁止重税、赈灾救济等方法, 将百姓所处的社会处境进行改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上, 洪亮吉不仅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自然因素, 也看到了百姓生活艰苦的社会因素。人口的超速增长, 隐藏着社会危机, 百姓的生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社会中出现的“极寒颠踣”是无法掩饰的社会人口问题。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讲述了自己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 因为在科技、生产力等相对落后的时代, 洪亮吉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力可以是国家飞速发展的基础, 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 他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各种限制, 所以洪亮吉的这种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洪亮吉因为上书事件被流放到新疆的伊犁, 在其流放期间, 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自然灾害, 在京师也出现了严重的旱情, 百姓叫苦不迭, 嘉庆皇帝心急如焚, 设坛祈雨, 但是没有一点效果。而洪亮吉仅仅在伊犁待了百日, 就被赦免释放了, 这在清朝汉臣中, 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在清朝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清朝政治由盛转衰的又一个标志[5]144。

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其中洪亮吉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范围, 将传统的人口学思想进行扬弃, 虽然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在当时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 但是其人口学观念在中国人口思想上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洪业应.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31) .

[2]姜雪娥.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 (28) .

[3]方智.从《治平篇》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1 (91)

[4]刘源.戍发伊犁百日还——洪亮吉上书案[J].紫禁城, 2011 (4) .

计生人口学校总结 篇2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升优质服务水平，积极开展“诚信计生”工作。努力建设“幸福家园”，先将一年来我村的计划生育人口学校工作总结如下：

围绕“五期”对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继续深化“送避孕节育知识”活动。今年孕早期受教育率达90%，青春期受教育达85%，新婚期受教育率达90%，更年期受教育率达88%。群众通过接受“五期”教育，获得了新婚避孕知识，优生优育知识，避孕节育知识，更年期相关知识，老年期防病知识等等，全面提交了生活的质量，我村全年无用药具失败引起的意外妊娠情况，无大月份引产情况，无政策外多孩出生情况，被街道办树为“两无”村的典型。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按《新广西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广西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主要宣传内容，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融会贯通“诚信计生”，“幸福家园”，“关爱女孩”，“打击两非”等知识，采取面对面咨询教育；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宣传标语，宣传版报；悬挂大幅标语，横幅等措施，使村居民了解国情国策，计划生育政策法律法规；了解“诚信计生”，感受“幸福家园”，从而自觉自愿参与到计生工作中，从以前的被动变为现在的主动，从以前的抵触变为现在的平和，真正达到了和谐计生“幸福计生”，“阳光计生”。

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 篇3

关键词：人口学理论；中国人口学；西方人口理论

中图分类号：C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36-006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在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上面。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必需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口，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人口有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外面的世界，开始尝试从世界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变迁以及人口发展等人口学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国人科学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框架。这为建立中国特色人口学理论及其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可能。

一、建立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必要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走出独特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凝聚成各自的人口学理论。同时，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某种人口思想或理论，把它们当作该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从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已有的人口学思想及理论。因此，人口学理论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设置的原则与要求、目标及任务、途径及方法。16世纪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学家们就人口生殖力与土地供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逐步建立了人口生产、人口保障、人口教育、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以及婚姻家庭等制度，以便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以控制人口增殖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了优生优育、婚姻家庭、养老医疗以及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教育等政策，这为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一，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人口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及表达方式，展示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形成了体现人口学科理论体系与思想内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及话语方式，彰显出人口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性质与地位、对象及任务、功能与目标，这是人口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之处。同时，各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也会形成为其他国家人口学科所接纳并共享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这是各国人口学科得以便利交流、展开学术对话、形成学术共识、推进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它体现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各国人口学科共同遵守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是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或表达习惯，人口学科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行动中也会赋予其特殊内涵，形成了具有各民族国家及各种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特色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本民族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受到各民族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既要看到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注意到各国人口学科所面临着不同的主题、任务及战略目标。既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一般共性而否定各国人口学科及人口学发展的独特性质，也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抛弃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吸收以往人口学科及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国家的人口学发展实际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本国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本民族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建设及人口学理论发展开启另一扇窗户，这是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生活多彩性的集中体现与内在使然。

第二，突破传统学科话语体系的局限性需要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对应着人口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的文化及思维系统，具有民族性、文化性以及历史性特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在人口领域内的反映与折光，蕴含着各国对人口与婚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地理环境、人口与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与保障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等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的民族特别是不同的种族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家庭与社会观念自然就会有所差异，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人口生产及再生产的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实践并为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繁荣人口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人口学理论不断推向深入的前提与可靠依据。可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一大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学者依据发达国家的实际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人口学科的概念范畴及命题原理，强调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的普世性、普适性与真理性，试图统治人口学科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推广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及学说，主导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口学理论研究，而不去考虑他们的人口学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条件性与适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往往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当成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依据，直接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用的概念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果非但不能有效解决本国人口问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实际，扎实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形成可解释性以及全面性的人口学理论，建构起能够有效指导本国人口政策实践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着力突破发达国家人口学科话语体系的单一性与狭隘性，寻求更加丰富、更为科学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第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文化及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收入结构差异较大，面临的人口矛盾与问题、需要实现的人口目标不尽相同：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16%[1]，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出现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未富先老、先老还穷问题的威胁。就人口红利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而出现的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问题；就人口就业来说，我们面临着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压力，以及促进就业方式的转型以及就业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中国每年产生的流动人口达到2.5亿左右，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众多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题运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手段及方法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实际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甚至在数十万非洲难民潮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奏效，更遑论解决数以亿计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人口学理论，特别是套用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就需要站在世界人口第一这个基点上重新审视古今中外人口学思想观点，“重建中国人口学理论”[2]，揭示出人口问题的本质与实质，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增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立足于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的国情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政策建议，以便使我们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实现人口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统一。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40年来的建设，我们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人口学领域尤其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矛盾折射出现行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简单地套用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人口学理论是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变动与人口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口变动与发展总要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社会形态。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人口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人口变动规律，这就为产生不同的人口学说、形成不同的人口学理论派别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同的人口学家因其自身的认识程度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会产生相异的人口学理论，形成丰富的人口学理论资源及理论派别。从学术史上看，无论是主张人口自然生产说、人口社会再生产说，还是基于经济增长、生育率或死亡率视角的总人口发展过程理论，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老龄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理论、增长极限理论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实际上都是把人权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特别强调人口的自然再生产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如此，凭借先发优势，借助计量技术，抓住后发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人口学理论，进而润物无声地输出了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人权基础，试图把后发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及人口政策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后发国家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全然不顾人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别性与民族性差异，凡是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政策就被打上侵犯人权的烙印，凡是与发达国家相异的人口学理论观点则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殊不知，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本身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涉及温饱权、健康权、福利权、民族权及发展权等，而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选举权与政治自由权；人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人权观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人口学理论；人权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它与各民族国家的生育文化及生活态度有关，是各民族国家生活史的写照与延续；它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而不是简单划一的，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西方人权观的这些缺陷决定了简单地套用它不可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口政策的科学设计。

二是一味地依赖西方人口学理论派别与内容。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上面，没有自觉地将人口研究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3]，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人口政策研究，而忽视人口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忽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口学理论体系。一些学者往往照搬西方人口学理论产生的人权基础，简单地沿袭了F·W·诺特斯坦、E·坎南、A·索维、J·斯彭格勒、A·柯尔以及D·R·福尔肯伯格等人的“人口转变”、“适度人口”、“人口控制”以及“人口可持续”等理论，强调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普遍性地产生出生率下降幅度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情形，这种“时滞现象”是影响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4]为此，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提出最优人口数量及其因应措施，认为要实现经济强国就要将人口总数控制在7亿到16亿之间[5]，进而把17亿作为我们的生命线，并以此提出各种人口政策。实际上，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人口自然生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适度人口以及人口控制等诸种形态的理论隐含着“最大收益何以持续”以及“人口是产业最大收益的唯一变量”等两个“模糊性和伸缩性”问题[6]，隐含着人口惯性增长同一性以及人口变动周期相似性等理论前提，更蕴含着人口变动的跨文化性。因此，简单地依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内容与理论派别将使得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拾发达国家的牙慧而无法系统地提出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自然就难以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

三是把西方人口学方法当成唯一科学的方法。人口研究方法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人口现象、掌握人口规律的手段与工具，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是人口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据收集、人口指标测量、人口模型建立及其人口预测等方法，不断优化生命表、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以及出生性别比MFC数学模型等方法，以便于对我国复杂的人口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统计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规律”[7]，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应当注意的是，国外人口统计测量、模型建构与估算技术方法都是在西方人口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口理论的验证，它是基于本国人口变动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的方法假设、数据模拟、数据检验与方法修正，这些方法在建立与使用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以及人口变动实际特别是“稳定人口”实际当成方法论建构的“假设与条件”，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适合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实际，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但是，把这些方法移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失去了人口研究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该方法所附有的前提、假设与条件，进而消解了各民族国家人口生活的丰富性、文化性与社会结构性。例如，以常住人口为主、以结构式访谈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普查技术无法保证中国人口调查的有效性以及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用这种结构式访谈形式虽然可以反映被访者本人的生育意愿，但并不能体现被访者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又如，依据发达国家关于失业人员数量及其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同样难以了解到中国“真实的失业形势和失业者的真实问题”[8]。再如，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周期性的人口流动等让任何一种国外人口学方法都黯然失色。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把国外人口学方法当成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不仅不去反思国外各种人口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不去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方法，不去寻找人口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逻辑必然性，甚至“误用和滥用”国外的人口统计方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现象[9]，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科学地指导我们的人口政策实践，难以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合本国的人口发展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口实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理论自信。

三、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人口学界数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人口政策实践，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特有的人口规模、人口特性、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文化，探索并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理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回答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为世界人口学研究提供中国模式。

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人口学理论基础是构建人口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体现出人口学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出发，反思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人口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那种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这样的人权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权，能够很好地解决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能够成为构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一方面，这种人与自然及环境相统一的人权在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尊重人口生产的社会文化性，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体现出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律相适应原则，它强调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而不是依据抽象的人权观片面地强调人口自然生产的至上性，也不依据物质资料生产的有限性否定人口生产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特别不会依据两种生产的矛盾性去简单地控制人口生产。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权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出它所应有的内涵与意蕴，认为人权不仅只是人口的自然生产权尤其不能等同于生命权或胚胎权，而应该包括抚养权、生存权、教育权以及发展权等，是这些权利的有机整体，它要求我们在人口学理论研究中应该坚持全面的人权观念及人权基础；同时，这样的人权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事项中，反映着特定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观念与行为，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就无从解释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问题，无法解释中国人的居家养老观念，更无法解释农村富余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然后又季节性返乡这一独特的流动人口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土壤，明确人口学理论的建设重点与主攻方向，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理论基础外在表现为各种丰富的理论形态，各种理论形态之间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扬弃了个别理论形态的具体性与生动性，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结构。由此观之，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人口学理论基础的逻辑展开，是对各种人口学理论形态与理论内容的结构及建构。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要能够揭示出西方人口学理论的种种弊端，直面中国的人口生产、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以及人口发展问题，科学解释、准确回答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经济社会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口发展模式及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推进中国人口学以及中国人口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人口学走向世界特别是世界人口学转向中国提供理论准备与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是有关人口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人口学分支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以及人口生态学等二级学科理论体系，人口学分支学科构成人口学理论体系的资料与基础，人口学理论体系成为它的二级学科的指南。它以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口学为指导，以提升人口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目标与建设任务，各种人口学理论派别特别是人口学二级学科理论都要服务于这一建设目标。从内容上看，中国人口学理论体系内容比较丰富，围绕人口研究的对象、人口学理论的主题，形成对人口生产与再生产、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与现代化、人口控制与人口发展、人口与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的理论概括与理论总结，实现人口学理论的抽象与升华。

第三，明确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建设目标。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人口的数量与质量、规模与速度等都应该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模相适应，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动态平衡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与根据，探究两者和谐统一关系与原理就构成了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从这一前提出发，意味着我们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使得人口学理论的研究、人口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乃至人口政策的提出都服务于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集合体，它包含基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在内的人口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质量的提升为人口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人口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人口发展的方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理论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掌握人口变动规律，不断促进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学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人如何在与资源及环境相互关系中更好地生存，不仅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人口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它内在地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把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探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口发展途径与方法，于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及质量就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尺度。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发展乃至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人口的发展最终要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提供支撑，使得“每个人的发展成为他人发展的条件”，人口研究应该以此为目标顶层设计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理论，顶层设计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理论，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人口学理论顶层设计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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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志刚.人口统计研究中方法的误用与滥用——以P/F比方法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5，（3）.

我国农民因病致贫人口学特征分析 篇4

关键词：因病致贫,人口学特征,影响因素

1 引言

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 即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方面: (1) 客观影响因素, 即经济因素, 环境因素, 地区因素等。 (2) 本国采取的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障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因病致贫的微观影响因素, 即从家庭及个人出发, 分析家庭及个人的微观因素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 比如, 家庭的经济收入, 年龄, 教育程度,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性别等。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经济情况等微观因素对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影响。

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内在这方面的文献很少。代表性研究有:Rama Joglekar (2008) 从经济因素, 环境因素和地区因素三方面描述性分析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Rama Pal (2010) 从经济因素, 人口特征因素和区域因素三方面简单描述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Bj·rn Ekman (2007) 通过建立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多元回归计量模型来分析卫生保健利用率, 卫生支出和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对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PrIyanka SakSena等 (2011) 建立oop/ctp的回归模型, 进行D-W检验, 分析卢旺达采用的互助合作医疗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率的影响。国内的有:朱敏等 (2006) 以威海市为例, 分析了经济情况, 医疗保障和健康情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 并对灾难性卫生支出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宛云英等 (2011) 以四川省为例分析了人口学特征, 经济情况, 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国内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侧重于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如陈迎春等 (2005) , 闫菊娥等 (2009) 等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大多研究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而通过建立因病致贫的具体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以全面分析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2 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部分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家庭特征分析采用2009年的CHNS相关数据, 以家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931例, 根据因病致贫率计算我国2009年因病致贫家庭数, 得出2009年我国因病致贫家庭数为410例。

样本中包含农民的年龄, 性别, 接受的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医疗卫生支出, 是否参加新农合, 家庭成员人数等有关特征。由于在我国农村, 家庭医疗支出的决策权在于户主, 因此本部分中年龄, 性别, 接受教育程度, 是否参合等个人特征以家庭户主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2.1 性别

从表1可以看出, 户主性别不同, 家庭的因病致贫也不太。表1中, 我国农村居民中, 户主为男性的家庭, 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05%;户主为女性的家庭, 因病致贫发生率为4.45%, 可见户主为女性的家庭, 因病致贫率高于户主为男性的家庭。

2.2 年龄

研究样本中, 户主年龄最大者为96岁, 最小者为30岁, 将样本中农村居民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 将70岁以上的老人化为一组, 其余组别以10为组距, 划分为4组, 详细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 因病致贫率最小组别是30-40岁的人群;因病致贫率发生最多的年龄阶段为70岁以上的老人组群, 达到11.16%。表2显示, 年龄与因病致贫呈正比,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因病致贫发生率也逐渐加大。

2.3 教育程度

将样本按照户主的教育程度分类为6个组别, 分别为:从没有上过学, 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职业学校毕业, 大专或本科, 硕士及以上。其中由于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均是初中毕业就可以入学, 因此将这两类学校与高中毕业划分为一个组别中。详细结果见表3。

表3显示, 在研究对象中, 硕士及以上毕业的人数仅为1人, 样本量太小, 不具代表性, 因此不作为分析目标。在其他教育程度中, 因病致贫率最高的为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群, 因病致贫率为6.07%, 最小的为大专或大学毕业的人群, 因病致贫率为1.33%。

2.4 家庭经济收入及医疗支出

家庭经济收入和医疗费用支出是影响因病致贫的直接因素。家庭经济收入高, 可以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就比较高, 家庭比较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医疗费用越高, 家庭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在我国农村,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深, 家庭中若有一人生病, 必然是以全家所有的收入来承担这一医疗费用, 因此对于经济和支出的研究, 均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经济收入越高, 说明他们可以支付的医疗费用越高, 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医疗费用越高, 说明这一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医疗费用, 一旦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费用支出, 即会发生因病致贫。

2.5 家庭成员人数

研究样本中, 家庭成员人数最少的为1人, 最多的为13人, 将研究对象按家庭成员人数分为9个组别, 其中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分为一组, 详细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 最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人数为1人的家庭, 因病致贫率为7.5%, 最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组别, 因病致贫率为0, 这可能由样本量太少, 不具代表性所致, 其次是家庭成员人数为8人的组别, 因病致贫率为2, 17%, 表4显示, 家庭成员数越大, 因病致贫的发生率越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 大多是还是依靠体力劳动获得收入, 因此家庭成员越多, 体力劳动就越多, 收入自然就会越多, 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3 农民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建立

在本部分的模型建立中, 我们借鉴赵忠 (2006) 的方法, 预测农村居民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因素对其因病致贫的影响。

以农民是否因为疾病而沦为贫困为被解释变量, 对相关参数进行概率估计, 重点是检验不同身体状况的农民因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 引入有可能影响到农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及家庭经济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解释变量反映了农民的个人及家庭特征, 其中, P表示农村居民是否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 1=因医疗支出沦为贫困, 0=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age表示年龄, edu为农民的教育程度, 对于农民的教育程度, CHNS的调查问卷的设置是调查农民受过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年数。Female表示性别, 1=男性, 0=女性, Insurance表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状况, 1=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0=农民不参加合作医疗;Spend为家庭医疗卫生支出;Income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Hhsize为家庭人口数。

表5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样本中的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49岁, 众数为58岁, 标准差为19, 可见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分布较分散。性别与参合情况的平均数与众数均为1, 说明户主性别以男性为主, 大多数农村居民已参加了新农合。户主的教育程度均值为17年, 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 但是标准差为8.5, 可见其分布较为分散。家庭的平均大小为3口之家。

采用显著性水平为0.05, 利用SPSS16.0软件, 以是否发生因病致贫 (P) 为因变量, 年龄、教育程度、性别、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卫生支出, 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总人数为解释变量, 对研究样本中的的相关数据做线性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如下:

3.2 结果讨论

与因病致贫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的影响因素为:年龄, 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收入, 家庭医疗支出, 家庭成员人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 年龄的系数为正, 即年龄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 即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系数也为正, 即家庭医疗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相关, 即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越高, 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系数是负值, 即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均呈负向相关, 即教育程度越高, 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经济收入越高, 家庭成员人数越大, 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4 结论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分析及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和医疗卫生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为正向相关, 即年龄越大, 医疗卫生支出越多, 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教育程度, 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负向相关, 即教育程度越高, 家庭经济收入越高, 成员人数越多, 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问题,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重视农村老年人群

近年来, 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 老年人群日益庞大。由于老年人群处于人生衰退阶段, 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决定了他们对于卫生服务有较高的需求, 重视农村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是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重要举措。因此, 应增加对于老年人的补助资金, 确保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和福利性, 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4.2 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户主文化程度越高, 家庭发生因病致贫的概率就越低, 表明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其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 其医疗保健知识, 疾病预防知识, 有病早治疗的意识都强于教育程度较低者, 这样势必会减少灾难性卫生支出。因此,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 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

4.3 加强农村经济建设

家庭经济收入提高, 对于疾病承担能力也便提高, 因病致贫率自然会下降, 因此加强农村经济建设, 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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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迎春, 徐锡武, 王蓉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减缓“因病致贫”效果测量[J].中国卫生经济学, 2005 (8) :26-28.

[8]闫菊娥, 高建民, 周忠良.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效果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学, 2009, 28 (4) :59-61.

[9]赵忠.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J].管理世界, 2006 (3) :78-85.

男 性 健 康 日人口学校 篇5

近年来，男性健康成为世界的话题。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男性健康问题认识不足，男性承受的心理压力以及由此付出的健康代价也往往被社会忽视。广泛开展男性健康宣传活动，普及男性健康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高男性健康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内容。

我社区以人口学校为载体，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宣传活动，传播男性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群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提高生死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

后王社区

人口学 篇6

关键词：编外辅导员；工作满意度；人口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348-02

一、研究内容

高校辅导员是保证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99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以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人事代理和人才派遣等新型的用人形式在各地高校逐渐推广开来。且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新型用人形式下辅导员队伍中的非在编人员（简称“编外辅导员”，下同）队伍越来越庞大，在辅导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

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所从事的工作所持有的情感反应，是衡量组织绩效的一项重要心理指标。辅导员工作满意度是辅导员对其工作与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工作条件与状况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与看法。辅导员工作满意度影响着辅导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影响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而且还制约着辅导员身心的和谐发展。因此，关注和重视编外辅导员工作满意度，对于稳定辅导员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的抽取

研究采取非概率抽样的方法，考虑年龄、性别、婚姻、学历、职称等方面因素，在江苏省四年制本科高校中抽取了东南大学（985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11高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一本高校）、江苏理工学院（二本高校）和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三本高校）等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编外辅导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份，有效回收率为88%。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性别总样本中男性36人（27.3%），女性96人（72.7%）；年龄总样本中在25岁及以下27人（20.5%）、26～30岁66人（50.0%）、31岁及以上39人（29.5%）；婚姻总样本中未婚78人（59.1%），已婚54人（40.9%）；职称总样本中初级职称66人（50.0%），中级职称39人（29.5%），未评职称27人（20.5%）。

2.研究问卷的设计

问卷共43个题项，其中正向题有34道，反向题有9道，正反题目交叉编排。采用里克特（Likert）五点计分法，5分表示非常符合，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反向题则反方向计分，5分表示完全不符合，1分表示非常符合。通过预测问卷进行了预试性研究，鉴别和删除了三个工作满意度量表中的无效题项，取剩余40道题正式调查。

3.问卷结果的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1.工作满意度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采用Kaiser准则对问卷进行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的检验。对问卷项目进行了Bartlett球形检验，Bartlett值为9144.601，显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所得的取样适当性度量值KMO=0.841■0.7，这表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素分析。然后用最大似然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共同因素，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10个，可以解释项目总信息量的83.576%，并根据主成分特征值曲线拐点选择了4个因子。以最大变异法进行正交旋转处理，使转轴后每一共同因素内各题项因素负荷量大小相差尽量达到最大，以利于共同因素的辨认与命名。经过上述分析，得到一个包含4个维度、40个题项的工作满意度量表，所有因素的解释率为61.546%。4个维度如下。

经济报酬因素，包括：实际收入符合我的期望值；我的收入与本校在编辅导员收入无差别；与其他高校编外辅导员收入相比，我的收入令我满意；单位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福利、津贴；单位的福利制度一视同仁等10个项目。

工作环境因素，包括：我经常与同事交流工作方面的各种信息；同事之间的关系和谐且在工作上能够通力合作；我和同事之间可以建立亲密的友谊；学校各级领导不会因为在编和编外而区别对待；我的工作能够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肯定等12个项目。

自我发展因素，包括：在职称的评定上，在编和编外人员无区别；在职务的评定上，在编和编外人员无区别；编外辅导员的晋升制度很完善、公平、合理；在学习和培训方面，编外辅导员和在编人员无区别；我对我的前途或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计划在本校有较长的职业发展等13个项目。

自我实现因素，包括：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我的工作能给我带来成就感；我在工作中干劲十足；我的工作使我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等5个项目。

2.工作满意度的性别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的编外辅导员的工作满意度得分在经济报酬、工作环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四类因素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且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显著（取概率值p值为0.05（下同），其中经济报酬F值为14.37，Sig.值为0.002；工作环境F值为15.55，Sig.值为0.002；自我发展F值为12.44，Sig.值为0.004；自我实现F值为7.15，Sig.值为0.032。男性辅导员的得分普遍高于女性辅导员，这与目前高校学生工作存在的较大的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女性辅导员一方面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在访谈中我们就发现许多女性辅导员都反映“在学校给学生当保姆，回家还得给孩子和老公当保姆”，整天忙碌，疲于奔命，这种现象应引起高校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学校领导应当多关心女性辅导员，为其排忧解难，为其创造一个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使她们感觉到集体的温暖，提高工作满意度，从而愉快地将融入到教育事业中。

3.工作满意度的年龄因素分析

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20-25岁年龄段的编外辅导员的满意度比其他年龄段的编外辅导员的满意度要高，20-25岁年龄段的编外辅导员，一般处于参加工作初期，年轻、精力旺盛，工作积极性较高，且生活压力与负担较小，因此满意度较高。对于26-35岁年龄段的编外辅导员来说，一方面家庭负担重，生活压力大，家中有子女需要抚养，还有老人需要赡养；另一方面该年龄段的辅导员处于个人职业发展的关键期和职业倦怠期，从个人职业发展来看，激烈的同事之间的竞争压力、晋升和职称评定的压力、日益加重的科研任务等都会导致工作满意度的降低。与此同时，随着工龄的增长以及不断重复的工作，编外辅导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职业倦怠，激情在事务性、繁琐性的工作中逐渐消磨，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日益加重，时常产生郁闷和烦躁的情绪，引起工作满意度的下降。从统计意义上来看，经济报酬的F值为6.48，Sig.值为0.011，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年龄差异对经济报酬的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4.工作满意度的婚姻因素分析

已婚的编外辅导员对经济报酬自我发展的满意度比未婚的编外辅导员的满意度要低。未婚的编外辅导员由于生活压力与负担较小，因此满意度较高。已婚的编外辅导员由于生活压力与家庭负担的加大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导致满意度下降。就以婚姻为控制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来看，经济报酬F值为8.90，Sig.值为0.013，自我发展F值为12.77，Sig.值为0.006，说明不同婚姻状况的辅导员对经济报酬和自我发展的满意度差异是显著的。

5.工作满意度的学历因素分析

不同学历的编外辅导员在经济报酬、工作环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四类因素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异，且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显著，其中经济报酬F值为33.5，Sig.值为0.000；工作环境F值为11.7，Sig.值为0.006；自我发展F值为30.0，Sig.值为0.000；自我实现F值为17.6，Sig.值为0.001。硕士学历的编外辅导员在经济报酬、工作环境、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四类因素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本科及以下学历的编外辅导员。这可能与高校目前选拔聘任体制有关，近五年高校选拔辅导员采取凡进必考的方式，且要求为重点高校的硕士生，经过层层选拔才予以录用。工作后很多研究生对辅导员工作的内容及工作的复杂性准备不足，导致满意度下降。而本科学历的编外辅导员多为本科期间从事学生工作且热心学生工作的积极分子，且本科学历的毕业生能进入高学历云集的高校工作，在自我实现等方面的满意度自然比硕士学历的编外辅导员要高。

6.工作满意度的职称因素分析

基于职称因素统计结果显示：经济报酬、工作环境以及自我实现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显著，其中经济报酬F值为7.4，Sig.值为0.011；工作环境F值为14.0，Sig.值为0.000；自我实现F值为8.8，Sig.值为0.004。刚参加工作的、尚未进行职称评定的编外辅导员在经济报酬、工作环境以及自我实现三类因素上的满意度高于初级和中级职称的编外辅导员。主要因为刚参加工作的编外辅导员来自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小，工作充满激情，因此满意度较高。中级职称的编外辅导员在以上三类因素上的满意度又高于初级职称的编外辅导员，是因为当前高校辅导员的晋升以及福利待遇的增加都与职称的评聘密切相关，高职称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其工作满意度要高于低职称者。

四、结论

通过对高校编外辅导员工作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的分析，笔者发现女性、年龄小的、未婚的、学历低的或职称低的编外辅导员较之其他类型的编外辅导员工作满意度要高，主要是因为后者在生活压力与家庭负担的加大以及工作压力的增大和职业倦怠感的出现导致满意度下降。高校决策者应对症下药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编外辅导员队伍建设。

人口增长和人口问题 篇7

人口增长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 因其生活气息浓厚而成为高考地理的高频考点。通过对近年来“人口增长”相关考题的回顾, 我们不难预测今后的命题仍然会围绕课标的两点要求进行扩展:一是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二是举例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就“人口增长”相关考点进行考题解析、考点归纳、命题预测和强化训练, 对学生备考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一、考题解析

例1 (2014年高考江苏地理卷, 17~18题) 1980年我国开始执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 2013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图1是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图, 图2是我国未来基于不同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规模预测图。读图回答 (1) ~ (2) 题。

(1) 1980年我国执 行计划生 育政策后 ()

A.人口规模开始下降

B.人口规模持续增加

C.人口增速开始减慢

D.人口规模保持稳定

(2) 不同生育政策可能对我国未来人口产生的影响是 ()

A.全面放开二 孩, 人口增长 速度将持 续增加

B.生育政策不变, 人口规模在未来30年持续下降

C.放开单独二孩, 人口年龄结构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D.放开单独二孩, 人口出生 率在未来30年持续上升

【解析】本题以坐标统计图为信息载体, 考查我国的人口政策。

第 (1) 题, 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正值, 所以人口规模继续扩大。

第 (2) 题, 由图2可知, 全面放开二孩, 人口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有所增加, 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以及婚育观念的变化, 人口增长速度不一定持续增加;生育政策不变, 出生人口数量在未来30年总体减少, 但人口规模还与人口死亡率等有关, 故无法预知人口规模是上升还是下降;放开单独二孩, 少年儿童比例会增加, 人口年龄结构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受早期生育惯性影响, 人口出生率在未来30年不一定持续上升。

【答案】 (1) B

(2) C

例2 (2013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Ⅰ, 7~8题) 图3示意某城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人口年变化率。当前, 该城市总人口约1300万。据此完成 (1) ~ (2) 题。

(1) 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 该城市 ()

A.总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B.总人口减少

C.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

D.人口净迁入量减少

(2) 该城市所在的国家可能是 ()

A.美国B.日本

C.俄罗斯D.德国

【解析】本题以坐标统计图为信息载体, 考查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

第 (1) 题, 由图3可知, 总人口增长速度减慢, 人口自然增长率略有增大, A、C项错误;总人口增长率为正值, 所以总人口增加, B项错误;人口净迁入量为国际净迁移率和国内净迁移率相加再乘以总人口, 图中显示国际净迁移率为正值且略有下降, 而国内净迁移率为负且下降幅度较大, 所以人口 净迁入量 减少, D项正确。

第 (2) 题, 读图3可知, 该城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迁入量都比较大, 而国内迁移率为负值, 并且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国内迁移率大幅下降, 说明90年代该市国内迁出量较大;9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发展迅速, 东北部城市环境质量较差, 导致年轻人口出于经济、就业因素和老年人口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 由东北部迁往西部和南部地区, 故A项正确;而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人口自然增 长率较低, 不符合题意, 故B、C、D项错误。

【答案】 (1) D (2) A

例3 (2014年高考广东文综卷第6题) 近年来, 随着我国内地的企业不断增加, 原在沿海工作的务工人员出现大量返乡就业的现象。这种现象总体上不利于 ()

A.推进家乡城镇化进程

B.促进家乡经济发展

C.增加春运长途客运量

D.促进区域文化交流

【解析】本题考查人口迁移的影响。大量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家乡城市人口增多, 从而推进了家乡城镇化进程, 也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 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大量原在沿海工作的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说明外出务工人员减少了, 春运长途客运量将减少, 所以这种现象总体上不利于增加春运长途客运量。

【答案】C

二、考点归纳

1.辨析易混概念

(1) 人口自然增长

人口自然增长常用 人口自然 增长率来 描述。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 ÷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并不意味着人口数量也下降, 只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值, 人口数量就一定增加。当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时, 即出生率=死亡率, 人口数量达到最大值, 此后死亡率超过出生率, 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

(2) 人口机械增长

人口机械增长是指人口迁移, 常用人口净迁移率来描述。人口净迁移率=人口迁入率人口迁出率, 其中人口迁入率=迁入人口÷总人口, 人口迁出率=迁出人口÷总人口。

2.比较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地区分布 (如图4和表1)

3.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所处的人口增长阶段不同, 人口增长状况、面临的人口问题、采取的对策及今后人口变化趋势也不同, 如表2所示。

4.分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从微观 (个人) 角度看, 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生活环境。从宏观 (环境) 角度看,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四大方面进行分析。

(1) 自然环境因素 (如表3)

(2) 经济因素 (如表4)

(3) 社会文化因素 (如表5)

(4) 政治因素 (如表6)

5.描述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要从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两个方面的影响分析, 并且每个方面又要从有利和不利两个角度描述。

(1) 对迁入地的影响

有利影响: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节约了教育和培训费用;推动迁入地的经济发展。不利影响:造成不安定因素;加剧人地矛盾, 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或加剧迁入地的生态环境问题。

(2) 对迁出地的影响

有利影响:缓解了人地矛盾, 改善了环境, 增加了收入;加强了迁出地与外界社会的经济、科技、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不利影响:造成人才流失。

三、命题预测

以坐标统计图为信息载体, 考查不同地区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以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三角坐标图和表格为信息载体, 考查不同时间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以坐标统计图为信息载体, 考查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和现场学习新概念后的知识迁移能力;以坐标统计图为信息载体, 综合考查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知识;以统计图和文字为信息载体, 考查人口迁移的方向及影响因素、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

四、强化训练

人口机械增长率是指某地某时段内迁入与迁出人口数 的差值与 总人口之 比。图5为2006~2014年我国东部某省 (市) 人口增长率变动图。读图回答1~2题。

1.图示时期该省 (市) 人口总数 ()

A.持续上升B.持续下降

C.先增后减D.先减后增

2.推断图示时期该省 (市) 人口机械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B.经济水平持续下降

C.城镇房价增长快

D.产业升级和转移

(改编) 图6为江苏省2000年和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图。据此回答第3题。

3.关于江苏 省 人 口 年 龄 结 构 变 化 及 其 影响, 叙述正确的是 ()

A.0~14岁人口比例上升, 人口增长加速

B.15~64岁人口比例下降, 就业压力减小

C.65岁以上人 口比例上 升, 老龄化进 程加速

D.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轻, 劳动力充足

(原创) 香港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近日公布的人口政策咨询文件显示, 香港人口不断老化, 预计到2041年, 香港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达到216万, 占人口比例的近1/3。而香港的生 育率却不 断下跌。据 此完成第4题。

4.下列关于应对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吸引更多劳动人口

B.吸引更多内地和海外人才

C.鼓励非本地人到港产子

D.延长退休年龄, 善用长者资源

5.阅读下列材料, 回答问题。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图7显示了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及人口负债期 (含预测) 。图中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 (0~14岁) 及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 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 (15~64岁) 之比, 就业比是指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1) 说明抚养比与就业比的关系。

(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2013年后我国的抚养比均呈快速上升趋势, 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

(3) 分析人口红利期的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参考答案】

1.C

2.D

3.C

4.C

5. (1) 整体上抚养比越高, 就业比越低;两者呈负相关。

(2) 新中国成立初期,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进步, 死亡率迅速下降, 而出生率较高, 少儿抚养比迅速上升, 导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2013年后我国的抚养比快速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的。

(3) 特点:劳动人口的比重大,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较小。有利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 且劳动力价格低廉;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社会保障支出少, 财富积累速度快。不利影响:可能带来就业压力。

人口学 篇8

目前业界对城镇化发展基本有如下观点, 一种认为需要对当前大城市扩容, 不断增加大城市的面积和容量, 争取在我国发展多个世界级超大型城市, 以便集中优势发展相关产业, 带动我国人民生活幸福;另一种观点认为, 应该在“统筹城乡, 以城带乡, 发展中小城镇, 在解决劳动力转移安置的过程中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解决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应该说,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同时, 业界对城镇化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 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 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

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教授则认为, “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 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1]。”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 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城镇可持续发展尽管有物质的, 经济的, 社会的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考虑, 然而, 笔者认为, 当前我国的城镇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即老龄化, 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形成的生育文化对未来城镇化的影响。

考察城镇一词的来历, 从百度词科和辞海来看, 城原意有保民, 盛民, 如《说文》——“所以盛民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保民为之也”。城镇本身是因为人口聚集, 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建城为居。也就是城镇发展离不开人的聚集和人的发展, 这是前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人的技术, 人的行为, 人的思想不断的提高来改善人与环境, 自然和社会群体的和谐关系。

笔者这几年一种致力于老龄化和人口生育意愿的调查, 通过笔者和学生对湖南省长沙市, 常宁市, 泠水江禾青镇, 娄底市, 湘潭以及广东东莞塘厦镇, 黄石镇等地方的调查走访和问卷调查, 以及新闻媒体披露的相关文献查阅, 目前我国30年的人口计生政策对当前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

按照业界观点,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人的生育率需要达到2.1, 方能达到世代更替, 也即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文献和我自己的调查来看 (我与学生进行了5322本样本, 人员包括了18-80岁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员) 。目前我国人口的生育率为1.22-1.8之间。我个人调查的结论为, 70, 80年代的大多数偏好二胎57.29%, 一胎的占20.83%, 选择丁克的7.29%。而由于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城镇独生子女家庭达到了97%。这种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

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 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蔡昉在三种假设情形下,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了推算。保守估计, 如果假设条件稍有变化, 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 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 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

而与此同时, 目前媒体披露的民工荒和高考学生逐年锐减特别是小学人口锐减, 预示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人口老龄化的加重以及年轻一代劳动力的不足。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国100个城市职业供求信息报告显示, 东部缺工现象较中西部更为明显, 东、中、西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7、1、1.01;而东部地区内, 闽东南、珠江三角洲、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地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超过1, 分别达到1.27、1.09、1.01和1。这将直接影响未来城市的走向问题。没有人口的城市或者没有适当的可持续人口的城市, 无疑不是具有可持续发展。

按照目前决策者们的思路, 城镇化目前都以追求大型或者超大型城市为荣耀。比如, 根据人民网等国家媒体披露, 目前北京, 天津, 上海, 西安等都在申请建超大城市。而湘潭城区10年内将扩大11倍, 城区将扩至5015平方公里, 人口由93万增加到290万以上。

这种决策指导下的城镇规划, 从一开始就带有对人口预期的乐观。在决策眼中, 好像已然在目前的规划中看到了城市的繁华, 比如歌舞升平, 人兴财旺。全然没有考虑目前中国人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被30年计生政策思想洗礼和环境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不孕不育或者贫穷而被丁克的人口锐减取代。

这就是为什么鄂尔多斯鬼城的来源, 50亿打造的空城, 写尽了人减财撒的悲凉;另据媒体披露, 目前我国城镇半年电表读数不见变化的房子足够2亿人居住。就笔者这几年调查来看, 比如东莞, 人口聚集的时期, 百事兴旺, 老板, 打工仔, 租房老板等全是快乐。

随着外来人员回家乡离开后, 东莞塘厦, 黄石大量的厂房空置, 依靠房租为生的当地农民, 未来将面临生活着落何处安置的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决策者在规划城市规模的时候, 同样没有关注目前已经形成的我国低生育文化, 这种文化的形成, 在笔者看来, 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或许日本, 台湾目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因此, 作为城市建设和管理者, 我们在思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考虑日渐时新的人口以及新型的人口文化?我们在规划过程中, 是不是也需要思考城镇是基于人的需要来建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大呢?为了以后不必要的浪费和重复建设, 为了以后我们后代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我们难道不需要认真的反思吗?

摘要：作者通过调查走访以及新闻媒体披露的相关文献查阅, 对当前我国日益提速发展的城镇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 作者认为, 当前决策部门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当前老龄化日益严重, 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极低的情况下如何来规划城镇发展以及产业布局, 以便达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人口能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镇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性,思考,建议与对策

参考文献

[1]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10月.

[2]沈建光.专家:工资上涨不会阻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M].新华网, 2010年07月19日.

人口学 篇9

1 人口学变量和分析方法

1.1 背景

本次调查以煤炭总医院全体员工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676份。涉及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工作岗位、工作类别、年龄、院龄、工龄、职称、学历、职务、月收入。

1.2 分析方法

按照基本信息的不同描述和分析满意度1级指标得分情况,其中对于方差齐的数据,采用LSD法分析组间差异,方差不齐时依照Tamhane's T2法对组间差异进行检验。分别比较不同人口变量总体满意度和Ⅰ级维度(工作群体满意度、工作背景满意度、工作本身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医院管理满意度、组织忠诚度)间是否存在差异。

2 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医技、护理、行政、后勤五类岗位的员工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各分量表满意度均存在差异。后勤员工总体满意度最高,医疗员工总体满意度最低;组织忠诚度上,后勤员工最高,护理员工最低;总体上,医务人员满意度低于行政后勤人员。

男女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分量表中除工作群体满意度,其它均存在差异。男性员工总体满意度、组织忠诚度均高于女性员工。

正式员工和合同或临时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分量表中,工作背景满意度、工作群体满意度、医院管理满意度、组织忠诚度均存在差异。合同员工满意度高于正式员工,组织忠诚度低于正式员工。

不同年龄员工总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但分量表中工作背景满意度、工作本身满意度、组织忠诚度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46岁及以上员工满意度最高,25~45岁员工满意度相同,25岁以下员工与其接近;组织忠诚度上,35岁以上员工组织忠诚度高于35岁以下员工。

不同院龄员工总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分量表中也仅有医院管理满意度存在差异。5年以下院龄员工总体满意度最高,组织忠诚度最高;5~10年院龄员工总体满意度最低,组织忠诚度最低。

不同工龄员工总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分量表中工作本身满意度和组织忠诚度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5~15年工龄员工满意度低于5年以下、15~20年以上员工;10~20年以上工龄员工组织忠诚度高于10年以下员工。

不同学历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分量表满意度均存在差异。高中学历员工总体满意度最高,硕士及本科学历员工总体满意度较低;本科及以上学历、高中学历员工组织忠诚度高于专科、中专学历员工。

不同职称员工总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分量表中组织忠诚度和工作本身的满意度存在差异。中级及以上职称员工总体满意度、组织忠诚度高于初级及无职称员工。

不同职务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分量表中除工作群体满意度外,其它均存在差异。有职务者组织忠诚度、总体满意度均高于无职务者;在有职务者中,护士长总体满意度最低。

不同月收入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分量表中工作群体满意度、工作背景满意度、医院管理满意度、组织忠诚度均存在差异。月收入8000元以上员工表现出了最高的组织忠诚度和总体满意度,月收入3500~5000元员工总体满意度最低,月收入1000~2000元员工组织忠诚度最低。

以上结果表明:年龄、工龄、院龄、职称因素不影响员工总体满意度,但影响不同的单项满意度;性别、学历、岗位、工作类别、职务、月收入因素影响员工总体满意度,同时影响单项满意度。

3 讨论

人口变量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原因分析。

3.1 岗位因素

在医院这样一个以医疗为主体的组织,在人们的普遍认同上,行政、后勤的岗位重要性远不及医疗、医技、护理岗位,医务人员也总是认为医院的钱是由他们挣的,行政、后勤人员是由他们养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行政、后勤人员工作性质不同,作息时间合理、工作稳定、工作风险性小,即便他们的收入远不及医务人员,他们对医院的满意度、组织忠诚度都高于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虽然从心理上、客观现实上都处于比行政后勤人员更重要的位置,但由于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有夜班、周末或节日值班)、医疗风险的存在,心理上对工作付出与所获得回报的不平衡感,都容易造成他们的满意度要比其他岗位的员工低。另外,多种原因造成的医患之间诚信的缺乏所带来的医患矛盾,也使医务人员在心理上觉得不被理解,委屈,而导致较低的满意度。护理人员由于劳动强度较大,作息时间不规律,尤其是合同护士较多造成流动性大,她们相比较其他岗位,有更高的离职倾向。

3.2 工作类别因素

公立医院都属于事业单位体制,员工存在着身份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合同员工会觉得自己只是聘用人员,能干多长时间不能由自己掌控,对工作的稳定预期较差,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不会把自己看作大家庭的一员,因此在归属感上逊于正式员工,组织忠诚度低于正式员工,离职倾向要高于正式员工。由于工作稳定性差,合同或临时员工对工作岗位的珍惜要远高于正式员工,心理上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上级和同事的认可,这样可以增加延长在医院服务的机会。煤炭总医院从2008年开始执行优秀合同人员政策,从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合同员工中评选优秀员工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给予正式员工的待遇,对合同员工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原因,正式员工干好干坏都不会丢掉工作,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懒惰、不积极进取状态的形成,却比合同员工对工作回报等有着更高的欲期。综合以上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合同或临时员工工作积极性普遍较高,对医院的满意度也高于正式员工。

3.3 性别因素

由于男性员工以医疗、医技岗位居多,他们的工作挑战性要大于女性,收入、升迁的机会等也普遍高于女性。另外,男性在性别特点上较女性更看重事业,看重个人前途,他们较女性更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以求更好的职业前景。而女性在医院以护理岗位、辅助性岗位居多,她们的职位、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另外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较多的家务、育儿责任,在精力和体力上不如男性,致使她们在职业期望上低于男性。从女性的性格特点上来看,女性喜欢与他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容易导致心理上的失落感。因而,女性员工的满意度要低于男性员工,其中对工作回报的满意度在界值3以下。

3.4 教育程度因素

教育程度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同时,个人的事业发展前景、发展起点不一样,获得的报酬、晋升机会、价值实现等等都不一样,如此,形成了不同学历员工在满意度上的差异。高中学历的员工,由于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比其他人低,对知识的付出比他人低,个人定位也比较低,因此,这个群体的员工反而较其他员工有更多的快乐,更容易得到满足。近几年,煤炭总医院实施人才战略,大力引进具有博士学历的人员,工作中对他们较为重视,给予了他们较之硕士毕业学生更好的发展平台,而硕士学历员工,自认为在学历上无论是精力投入还是金钱投入都付出得相当多,并不比博士少,他们和本科学历员工一样,觉得在医院自己属于中间阶层,一方面受到更高学历人员冲击,另一方面觉得自身能力并不比更高学历人员差,但在个人发展机遇低于博士学历人员,因此,表现为在满意度上较低。

3.5 职务因素影响员工满意度原因分析

有无职务员工除了对工作群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其它均存在差异。有职务者的权利、地位、收入、职称、发展空间等要优于无职务者,因而,他们应该满意感更强。

3.6 收入因素影响员工满意度原因分析

收入越高,总体满意度越高,组织忠诚度越高,充分体现了在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工资收入是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并不属于赫茨伯格所划分的保健因素,而属于激励因素。3500~5000元收入的员工满意度最差,这一群体员工集中在本科学历以上、中级职称以上,已经具备一定年资,收入处在中间阶层,他们不仅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更期待于个人的发展、组织内透明公正的职务职称晋升政策等,当这种期待未得到满足,就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3.7 年龄、工龄、院龄、职称因素

这四个因素都对员工总体满意度不产生影响,但对Ⅰ级维度满意度产生不同影响。46岁以上员工满意度与其它年龄员工有明显区别,这一年龄员工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在职位、收入、地位、工作成就感上都有着较明显的优势,较其他人更为重视工作收入以外的满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会对医院有更多的认同,因而满意度评价更高。院龄5年以下员工加入医院时间不长,希望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被组织接纳,因而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最高。工作年限短的员工,期望值相比较而言较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所期望的较他人而言得到了较大的满足,因此这两类员工满意度较高;工作年限处于中间层的,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于事业发展有一定的计划和期望,在家庭中处于养老育小的艰难阶段,双重责任和离目标的距离实现使他们满意感稍差。职称高的员工,在地位、收入、职务上都优于职务低的员工,因此他们的满意度相对要高。

摘要：目的:了解人口学变量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方法:基于SPSS16.0对煤炭总医院员工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年龄、工龄、院龄、职称员工总体满意度不存在差异,不同性别、学历、岗位、工作类别、职务、月收入员工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讨论:人口学变量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原因分析。

关键词：医院,人口学变量,员工满意度

参考文献

[1]王庆玲.北京市合同护士人口学特征与工作满意度调查[J].现代护理,2007,13(28):2683-2685.

[2]周丹,刘丽华,谭燕等.医学保障部员工满意度及相关因素研究[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07,14(10):789-790.

[3]尹文强,徐雪艳,李艳丽.国内外医生工作满意度与稳定性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22(8):563-565.

人口学 篇10

一、生育政策调整模型研究

我国人口数量与我国的生育政策间存在直接关系, 是我国生育研究人员的主要参考依据。我国生育水平在改变的过程中将直接对社会及人们的生活产生明显影响, 主要是受到我国生育政策的约束。计划生育政策直接规定了我国人口数据, 但是人口学研究中主要都是对于妇女的整体生育率进行研究。

如图1所示, 我国生育政策的内容将直接影响我国人口数据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 造成我国有大量的独生子女,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存在大量的育龄妇女。二孩政策全面开放主要针对的就是该类人群。想要掌握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人口的变化情况, 就要对我国现有的育龄妇女进行统计, 判断我国育龄妇女的数量。人口数量在变化中经常会受到生育能力等因素限制, 人口数据较为稳定, 降低因不定因素造成数据中的错误。[1]

二、我国独生子女规模

在我国2005年人口普查中, 对于调查者的兄弟姐妹数量有着系统的统计, 这是判断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过程中子女结构及其规模。

根据图2所示, 在2005年人口普查中, 在2014年到达生育年龄应该为7—35岁, 在本文的研究中, 都是以此数据作为基础, 对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主要针对人群进行估计。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实施中并非全部是真正“一家一孩”的情况, 有一部分家庭符合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因此, 在2005年人口普查中调查的独生子女数据并不是真实的独生子女数据, 因为在人口普查后, 部分家庭可能会生育二孩。在二孩政策开放人口分析中, 需要将低年龄段的生育情况根据时间变化进行考虑, 全面分析二孩政策人口数据。[2]

对于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人口学进行研究, 就必须对于2005年人口普查中的独生子女数量进行科学性调整, 让独生子女的数量与实际情况间存在较小差距。初步统计的人口总数为1.5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育龄模式将会根据死亡模式而作出改变, 在原有的基础上应该减少100万的独生子女数量。

三、立即开放二孩政策主要针对人群

二孩政策的开放中, 2005年的人口普查中的部分妇女将不再拥有生育能力, 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二孩开放后的主要人群年龄, 就可以定为30岁以下的女性。在我国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原始数据内无法获得, 因此仅能根据我国2005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 对于在2012年开放二孩政策主要针对的人群初步估计, 大约为1.53亿, 这是二孩政策开放中主要针对的人群。二孩政策开放后, 针对人群年龄分布间存在明显特点, 当妇女年龄在40岁以下, 针对人群的数量将跟随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增长态势, 这种增长态势与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年龄间存在一定关系。当妇女年龄超过40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大体上呈现下落态势, 这是由于该年龄段妇女生育能力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3]

四、对于我国可能出生人口及女性生育能力

(一) 我国可能出生人口

当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开放中, 国家人口变化将不再受到相关生育政策的约束, 但还是与妇女的生育意愿间存在联系。正常情况下, 我国夫妻双方间所希望的子女数量并不与实际情况相一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要二孩的情况。对于育龄年龄段妇女的研究调查中发现, 妇女普遍具有要二孩的意愿, 在二孩政策全面推广的大环境下, 妇女生育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孩政策全面的开放情况下, 我国育龄妇女就可能生育出1个多亿的新生儿。但是, 新生儿规模也会根据妇女年龄分布存在的差异而做出适当的调整, 不同年龄阶段的二孩新生儿规模间也会存在差距。如果二孩政策全面开放中, 并不将妇女的年龄因素进行参考, 研究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间将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 在实际研究中, 必须将不同年龄段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这样所研究出的数据与实际数据间的差距才会较小。

在二孩政策开放中生育出的新生儿数量将与妇女的生育率间存在直接联系, 在不同年度出生的婴儿数量可以判断该年份中妇女生育率的水平。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妇女生育年龄作为研究前提, 将2010年内的新生儿作为主要参考数据, 可以表现立即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妇女的生育率水平。二孩政策立即全面开放中, 在5年的时间内妇女生育率将呈现明显上升态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妇女生育率也将逐渐呈现出较为平稳的态势。[4]

(二) 女性生育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与女性的年龄间存在直接关系。在二孩政策颁布中, 我国年纪在40岁以下的女性将是主要的二孩人群, 该年龄段的女性生育能力及生育意愿较为强烈;40岁以上的女性出于自身身体及环境的考虑, 选择生二孩的可能性普遍较低。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过程中, 我国妇女就已经生育出将近9700万个孩子, 在这其中, 40岁的妇女占据将近99.4%, 仅仅大约有0.6%的40岁以上的妇女选择生育二孩。这种情况会随着二孩政策的不断建设与完善发生变化,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我国女性在二孩生育能力方面的体现。

五、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愿望

生育政策发生改变将对于社会中的总人口造成直接性影响, 对我国社会环境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环境下, 我国社会人口走向及劳动力年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5]

(一) 我国人口未来走向

二孩政策所主要针对的人群数量及规模较为庞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妇女对于二孩生育的意愿也较为强烈, 在短时间内我国将有大量的新生儿诞生, 为二孩生育提供巨大的能量。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的背景下, 我国的出生人口及妇女育龄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甚至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剧烈的波动, 这种情况对于我国未来的人口走向将直接影响, 决定我国社会中的总人数。在二孩政策保证不变的前提下, 我国在近几年的总人口都将呈现上升趋势, 并且这种趋势将持续十年之久。

在二孩政策长时间不变的情况下, 我国总人口数量到2016年间都将呈现一种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到2026的时候, 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将达到最大值;在2026年以后, 我国的出生人口将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并且出生人口的规模将不断下降。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于我国社会人口走向严重影响, 甚至可以改变我国在长时间内的人口发展趋势。二孩政策的背景下, 我国妇女二孩生育愿望较为强烈, 我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将迎来大规模的人口增加, 让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甚至可能呈现出金字塔状的人口结构。

(二) 我国未来社会劳动力

二孩政策的颁布对于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劳动力压力将进行缓解, 所生育出的新生儿将成为社会在未来建设中的潜在劳动力。二孩政策在全面开放中将会迎来大规模的人口增加, 这是由于在长期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下妇女的生育能力被释放, 这就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将有较为充足的社会劳动力。二孩政策的开放不仅仅是为我国社会未来提供更加充足的劳动力, 也是让我国劳动力年龄不断下降的重要政策。在生育政策长时间维持不变的前提下, 在2035年我国社会劳动力将会多出将近5000万;而在二孩政策没有颁布的情况下, 我国在2035年的社会劳动力总人数将下降至8亿人左右。

二孩政策立即全面开放可以在未来提为社会供丰富的社会劳动力, 但是在这部分劳动力没有进入社会建设前, 生育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社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直接造成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社会中的现有劳动力人数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造成劳动力在社会总人数中比例降低, 短时间内可能会增加社会压力。这种情况在二孩政策长时间推出的过程中将会发生改变, 当不断有新出生人口开始参与社会建设时, 社会中劳动力比例在总人数中就会呈现上升趋势。

(三) 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

目前, 我国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在快速老龄化。在生育政策不改变的前提下, 我国在今后的三十年内的社会老龄化问题虽然可能得不到直接改善, 但是将直接影响老龄化人口在社会总人数中的比例。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立即开放, 对于我国社会总人数的变化造成直接影响, 增加了作为社会总人数的分母数值, 延缓、降低了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人口学的研究中发现, 在2020年我国社会中符合老年人指标的人群仅仅占据社会总人数的15%, 并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 在2030年我国的老年人将会增加至24.2%。二孩政策使我国社会中的老龄化差距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 将下降为22.1%, 比生育政策不进行改变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从数据中可以发现, 我国的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社会老龄化人口的比重。

六、结论

影响我国妇女生育程度的最为主要原因就是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制定将直接影响我国长时间内的人口走势。对于二孩政策颁布中, 研究最多的就是出生人口的改变, 在出生人口增加的过程中, 社会总人数也将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本文以2005年人口普查中的独生子女作为研究基础, 利用独生子女的数据推断出二孩政策主要的人群数量, 并对人口效应进行阐述, 全面反映出二孩政策在人口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二孩政策开放中, 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意愿将是我国二孩政策推出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孩政策所带来的新增人口数量, 将对我国社会中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压力等问题进行缓解。

参考文献

[1]易富贤, 苏剑.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 2014 (12) :58-74.

[2]梁建章, 黄文政, 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 2015 (02) :10-61.

[3]穆峥, 谢宇.生育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 2014 (06) :124-14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