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指数（精选四篇）
多维贫困指数 篇1
关键词：湖北省,多维贫困指数,测算
一、引言
新阶段中国贫困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收入之外的其他维度的贫困表现突出。[1]早期以收入为标准来识别贫困是有较大合理性的,因为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低, 收入不足是人们面临的最大难题。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如果以单一收入为标准,湖北省的贫困人口大为缓解。2011年湖北全省城市低保人口为137万人,农村低保人口为230万人,两者合计不到全省常住人口的6%。 [2,3]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收入差距不再是贫困唯一的表现,人们对收入之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明显提高,这些公共服务的差距对人们的影响显著高于收入差距。减轻和消除贫困是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新时期扶贫工作虽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但是难点和重点仍在于如何识别贫困。[4]
关于贫困识别研究, 自从Sen提出能力贫困以后,研究者对贫困的研究逐渐推向多维角度,有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也有基于公理化的方法。[5,6,7]国内也有很多文献对我国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研究,尚卫平、姚智谋初步探讨了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给出了一个特定多维贫困指标;[8]王小林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査(China Healthand Nutrition Survey,CHNS)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贫困进行测量 ;[9]李佳路对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状况进行4个维度的多维测量;[10]邹薇、方迎风利用CHNS数据,运用MFI比较分析了不同权重下的贫困变化;[11]高艳云也同样利用CHNS数据, 借鉴MPI方法动态比较了我国城乡多维贫困 ;[12]石智雷、邹蔚然选取库区移民的平均消费、资产存量和教育水平三个不同的维度衡量移民的贫困程度。[13]可以认为,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逐渐被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从多维角度来分析贫困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对于我国的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测算1990年代以来湖北省的贫困状况及其分布和特征,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反贫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维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 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 和牛津大学于2010年合作开发推出的。根据学术界的常用方法,我们采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等4个维度11个指标来设计湖北省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具体见表1。教育和健康两个维度可以衡量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那么该家庭的生存能力就强。生活水平和收入两个指标可以衡量家庭的具体的生活福利的高低,可用来直接反映家庭现有的福利水平。MPI具体的维度、指标、权重及剥夺临界值参见Alkire等的研究。[7]
本研究选用我国官方公布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这一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卡罗琳娜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共同组织。该调查分别于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对家庭和个体的人口特征、经济、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营养健康等方面进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湖北省在以上9个年度都参与了调查,每年的样本大约400份。由于1991年及以后的调查才涵盖家庭人员教育年限这一重要指标,因此我们选取1991年为起点,包含1991—2011年共20年的时间跨度。
三、测算结果
(一)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
表2显示了1991—2011年湖北省在11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从中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但下降幅度相差很大。在1990年代初,湖北省家庭在医疗保险、做饭燃料、卫生实施等三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非常高, 高于收入指标的贫困发生率。例如,1991年82.04%的家庭在医疗保险上处于贫困状态 ,77.75%的家庭在做饭燃料上处于贫困状态,75.81%的家庭在卫生设施上处于贫困状态, 而全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则为38.44%。2011年医疗保险、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的 贫困发生 率分别为12.99% 、27.10% 和32.30%,比1991年分别下降了69.05个百分点、50.65个百分点和43.5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
2011年, 从收入角度 (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2300元的贫困线 ) 看 , 湖北省有8.52% 的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2300元,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但是,在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等指标上贫困发生率要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适龄儿童入学、照明、住房、耐用品等4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则较低,均不到5%。
注:括号内数值为该维度或指标的权重,赋值 1 表示在该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
(二)城乡收入贫困的比较
在1990年代初期, 湖北省农村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要远高于城市, 例如1991年, 农村家庭中48.87%处于收入贫困状态,而城市仅为17.11%。但是, 目前湖北城乡的收入贫困差距已经基本消除,2011年, 农村家庭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为8.59%,城市为8.07%(见表3)。
(三)多维贫困指数
在计算多维贫困指数时, 要涉及到两个临界值,一是各指标的贫困临界值(如表1所示),二是处于贫困状态的指标数的临界值(k),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在多少个指标上处于贫困(剥夺)状态时,该家庭才被认为是多维贫困的。如果k=0.1,那么一个家庭只要在10%的指标处于贫困状态就被认为多维贫困,在本文中则为10%×11=1.1;k=0.3,表示一个家庭必须在30%及以上的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才被认定为多维贫困。表4包含了3个贫困指数:H表示多维贫困发生率及多维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A表示贫困人口的平均剥夺程度, 如果A=0.4002,则贫困人口平均在4.4(0.4002×11=4.4)个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M表示多维贫困指数,M=H×A。显然,k越大,H和M越小,但A越高。
从表4可以看出,1991—2011年间,M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H的急剧下降引起的,A的下降幅度很小。以k=0.3为例,1991年,多维贫困人口的比例为45.14%,贫困人口平均在5.3(0.4853×11)个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2011年,多维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到了4.52%,比1991年下降近40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平均在4.4 (0.4016×11) 个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相比于1991年的5.3个指标,下降很小。当k取其他数值时,这种变化规律同样存在。
(四)多维贫困指数的城乡分解
我们对湖北全省的多维贫困按城乡进行了分解(见表5),可以发现,1990年代早期,湖北省的多维贫困以农村为主。1991年,农村对全省多维贫困(M)的贡献高达87.59%,城市仅为12.41%。多维贫困的城乡差距随时间在缩小。2011年,农村对多维贫困的贡献降低到了57.08%, 比1991年下降了30.51个百分点, 城市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则上升到了42.92%,比1991年提高了30.51个百分点。农村的贫困贡献的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人口的下降, 全省农村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74%下降到了2011年的48%(湖北省统计年鉴2012),二是农村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城市而言也在下降。
注:2006 年住房指标数据中缺失值较多,该年样本量为 470 户家户,住房指标缺失值高达 408 户,仅有 62 户有效样本家户,且这 62 个样本在该指标中均为非贫困家户,因此 2006 年住房指标贫困发生率为零。
注:本表取 k=0.3 测算。
(五)多维贫困的家户特征
我们从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人口与规模等三个方面对多维贫困进行了对比 (见表6)。从户主性别看,女性户主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程度(包括A、H、M)并无明显差别,以往研究中认为女性户主家庭更易陷入贫困的说法与湖北省的现实并不吻合。
从教育年限看,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家庭的贫困程度越低(文盲家庭除外)。1991年,户主受教育程度为1~6年的家庭, 其多维贫困发生率为72.15% ,7~9年的家庭为38.52% ,10~12年的家庭则降低到了32.79%。2011年,多维贫困家庭主要分布在文盲和小学程度户主家庭,这两类家庭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4.52%和24.24%。
从家庭规模看,家庭人口越多,贫困程度越高。1991年 ,1~3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37.69% ,4~5人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49.81%,6人以上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为67.21%。2000年和2011年总体上也是如此。家庭人口越多,小孩和老人等非劳动力一般也越多,因此家庭更易陷入贫困。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对1991—2011年湖北省 多维贫困 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整个考察期内,11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相差较大。2011年,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等6个指标上贫困发生率较高,且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其次,湖北省的多维贫困在1990年代初主要是由农村贫困引起的, 农村的贡献高达近90%,2011年农村的贫困贡献降低到了近40%,城市则上升到了近60%。最后,从家户特征看,女性户主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的差异不明显;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的贫困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其贫困程度越高。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首先,由于目前湖北省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指标上的贫困程度较高,并且高于收入贫困,因此,反贫困的投入和重点除了提高收入以外, 还要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以及改善贫困地区的家庭环境等手段来提高反贫困效果。其次,湖北全省看,目前城市和农村的贫困贡献几乎达到了四六开的程度,因此不可忽略城市的多维贫困问题。最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更易陷入贫困,这类家庭也是反贫困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
网络运行安全指数多维属性分类模型 篇2
参考文献
[1]方滨兴, 殷丽华.关于信息安全定义的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 2012 (1) .
中部农村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量 篇3
关键词：罗霄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多维度贫困
0 引言
学术界对于贫困的研究起源较早, 并积累了大量研究文献。Morris (1979) 最早提出了具有多维贫困思想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Hagenaars (1987) 从收入和闲暇两个维度对贫困进行了评价。但是, 真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多维贫困的则是阿马蒂亚·森 (Sen, 1985;1999) , 其将能力贫困纳入贫困分析框架中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3]。在森等人研究基础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继在推出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贫困指数扩展的基础上, 又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发推出“多维贫困指数” (UNDP-MPI) , UNDP-MPI即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共10 个指标变量来测量多维度贫困。例如:王小林、Alkire (2009) 利用2006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从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用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8 个维度, 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 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状况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 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贡献最大[4]。而李佳璐 (2010) 沿用王小林、Alkire (2009) 的方法, 从消费、环境卫生、教育和健康、脆弱性4 个方面对S省30 个贫困县的贫困状况进行测算, 却得出环境卫生、教育健康、消费对贫困影响最大[5]。孙秀玲、田国英等 (2012) 运用多维贫困指数对山西省35 个贫困县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山西省农村贫困户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的多维度贫困[6]。
从现有文献来看, 学术界对贫困的研究虽然很多, 但大多都是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 对区域多维贫困研究比较缺乏, 而具体到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则更为缺少。本文即以罗霄山区为例, 首先运用Atkinson (1987) 单维贫困测量方法, 再运用Alkire和Foster (2008) 提出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对该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和分析, 以探索其贫困的深度及广度, 为政府扶贫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1 多维贫困理论
多维度贫困理论源于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Sen, 1999) 对贫困理念的认识, 其把人类发展目标等同于社会上所有人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 传统的收入只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类发展是由免受饥饿、营养不良、疾病、过早死亡等一系列功能性活动, 即基本可行能力构成。森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传统收入水平的绝对值。森将贫困定义为能力贫困, 提出了用能力方法从功能视角定义贫困的多维度理论, 多维度贫困理论核心观点为: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贫困或者消费贫困, 也包括获得安全饮用水、体面地出入公共场所、接受基本的教育、使用道路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的衡量。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把贫困分为多种不同类型, 根据贫困成因可以把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资源匮乏性贫困及缺乏性贫困。所谓制度性贫困是指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生活资源在不同区域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资源匮乏性贫困是指由于资源的匮乏, 生活水准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而造成的贫困因;缺乏必要的手段能力和机会而不能摆脱最低生活水平而带来的贫困被称为缺乏性贫困。从贫困的类型中可以发现, 衡量贫困的标准已经超越了收入这样的货币标准, 因此, 从单维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衡量, 越发成为反贫困所必须依据的基础。为此, 在森等人的研究基础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继在推出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贫困指数扩展的基础上, 又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发推出 “ 多维贫困指数” (UNDP-MPI) , 进一步更好的解决了对贫困的量化问题, 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贫困的探索[3]。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郭建宇、吴国宝 (2012) 提出的类似于实验研究的方法, 即先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多维贫困指数作为基准, 通过不断调整实验条件和参数, 来观察结果的变化。本文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和步骤为:首先利用UNDP-MPI定义的方法估计样本地区多维贫困状况;然后根据罗霄山区实际情况对各维度测量指标的权重和剥夺临界值逐步调整, 以观察多维贫困指数值的变化;最后, 在识别各维度的被剥夺之后, 进行维度加总, 得到其多维综合指数。
2.1.1 UNDP-MPI计算方法
虽然不同多维贫困指数在各个维度测量指标、临界值和权重设定方面存在差异, 但其计算方法基本一样,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和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贫困的维度和测量指标。UNDP-MPI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教育维度使用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儿童失学2 个指标;健康维度使用是否营养不良和是否有儿童死亡2 个指标;生活水平维度包括用电、饮水、炊事燃料、卫生条件、住房和家庭财产6 个指标。
第二步:确定各维度贫困剥夺临界值。剥夺临界值是多维贫困测度中用以划定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标准, 当一个家庭在其中某个指标中达到该临界值时, 即视为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贫困家庭, 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多维贫困设定的教育贫困剥夺临界值为:没有家庭成员完成5 年教育, 家中至少有一名失学的学龄儿童;健康贫困剥夺值为:家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存在营养不良, 家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存在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生活水平贫困的剥夺临界值为:家中未通电, 难以获取清洁饮用水, 没有独立的厕所, 使用柴草或秸秆等作为生活燃料, 住宅为非钢筋混泥土, 没有彩色电视机。
第三步:计算每个家庭多维贫困剥夺分值。对10 个指标中的每一个的剥夺程度赋予1 个分值, 在该指标上存在剥夺赋值1, 否则赋值0, 一个家庭总分最高值为10, 每个维度权重相同, 即每个维度最高分为10/3, 为识别家庭是否处于多维度贫困, 设定区分贫困与非贫困的临界值为3, 所有指标的剥夺得分加总后大于3 即属于多维度贫困, 2 和3 之间为比较脆弱, 小于2 为不存在多维度贫困。
第四步: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多个家庭多维度贫困指数的加总是通过两个指标来计算:多维度贫困人口比率 (H) 和多维贫困强度指数 (A) 。多维贫困人口比率和多维贫困强度指数之乘积即为多维贫困指数值。MPI=H×A, 其中:, q为处于多维度贫困的人口数量, n为总人口;, c为贫困人口经历的加权剥夺的总数量, d是指标总数。
2.1.2 指标设置与剥夺临界值调整
在UNDP-MPI维度和指标设定的基础上, 根据调研地的具体情况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对部分指标及其剥夺临界值做出了调整。具体而言, 将儿童死亡率这一指标替换为就医, 其剥夺临界值为有病不能及时就医;将财产这一指标中包括摩托车、电视机、冰箱等较复杂的内容替换为家中没有彩色电视机;将住房这一指标中“住房是泥土地面”替换为住房结构不是“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将卫生设施指标中“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替换为无独立厕所。调整后的MPI指标及剥夺临界值如表一所示。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2012 年课题组成员对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实地调研,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了罗霄山区9 个县市、13个乡镇 (村庄) 开展实地调研, 每个村庄选择50 份样本农户, 共计650 份样本农户, 收回有效问卷528份, 问卷回收率为81.23%。如表二所示。
3 实证研究
3.1 单维贫困估计结果
从表三中可以发现, 以单一维度对各调研地来考察, 主要的贫困指标为受教育年限、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和生活燃料。其中户主受教育年限上剥夺程度最高的为寻乌县凌富村的55.26%, 最低的为井冈山市洪石村的38.10%, 其余都在40%~50%之间。住房上存在剥夺最高的为井冈山市洪石村的73.80%, 即该村有73.80%的农户居住在传统的土坯房中, 最低的为赣县黄屋村和永新县怀忠村的0%, 即由于位于乡镇附近, 该村居民没有居住在非“钢混”和“砖木”结构的房屋中。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上, 剥夺最高的为井冈山市洪石村的80.95%和64.28%, 最低的为永新县埠前村和怀忠村的11.90%和0%, 各地间波动很大。生活燃料是剥夺情况最严重的指标, 宁都县马头村、寻乌县凌富村等8 个村100%都是以“柴草”或“秸秆”为生活燃料的, 低于60%的只有永新县埠前村和怀忠村两地。在电消费和财产这两个指标上剥夺情况最低, 除井冈山市洪石村有2 户居民没有彩电外, 各村都不存在剥夺。
从表四可以看出, 在加总后的单一维度贫困状况中, 生活燃料等各方面程度较严重, 其中有81.43%的居民在生活燃料上存在剥夺, 户主受教育年限为44.70%, 住房为40.72%, 清洁饮用水为39.39%, 卫生设施为34.28%。在儿童入学率等各方面贫困程度较低, 其中电消费的剥夺情况为0。
从表三和表四综合来看, 在调研地的农户单一维度贫困中突出的为生活燃料、清洁饮用水、卫生设施、住房和受教育年限五个指标。在电消费、财产两个指标上几乎不存在贫困, 反映了我国“村村通”等农村基础设施工程的显著成效和农户基本财产状况的较大改善。
卫生设施和住房同为农户自身的基础设施状况, 而农户基础设施的改造往往是整体进行的, 即在新建住房的时候进行建设。而饮用水、生活燃料、住房、卫生设施以及就医等都与村庄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 如赣县黄屋村、永新县埠前村和永新县怀忠村都位于乡镇附近, 因此在这些指标上较低。
作为对农户家庭中个人状况的衡量, 户主学历、儿童入学率、家庭成员患重病三个指标在各调研地的情况差异不大, 这些指标反映的不仅是村庄单独状况, 而更多的是区域的整体状况。以学历为例, 由于时代背景的原因, 在不同年龄阶段人们的学历有着很大的区别, 如55 岁以上人群大多为小学学历, 40~55 岁阶段主体为初中, 而40 岁以下则大部分为高中, 30 岁左右及以下虽然主体仍为高中但大专及以上的数量则增加较多。失学儿童问题, 集中为初中阶段极小部分孩子的辍学务工。
3.2 多维贫困估计结果
表五为调研地的多维度贫困状况和总体的多维度贫困测算结果, 其中K为在K个指标上存在贫困 (剥夺) 的农户的数量。表五中展示了K等于1、2、3及大于3 的农户数量, 并计算了K等于2 和3 及大于3 的比重。按照“家庭剥夺分数大于3”的贫困标准, 各调研地都存在着一定的多维度贫困状况, 其中井冈山市红石村、寻乌县凌富村、遂川县大汾村等多维度贫困状况较严重, 赣县黄屋村、永新县怀忠村等则较低。与各地的单一维度贫困状况有很大的相关性。
表六展示了所有样本加总的多维贫困家庭数量和比重, 及多维度贫困人口的比重, 并计算了多维贫困强度 (A) 和多为贫困指数 (MPI) 的数值, 进而与UNDP在《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中国相应指标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在528 个调研样本中, 共有140 个家庭存在多维度贫困, 比重为26.51%, 贫困人口比重为28.36%, 贫困人口剥夺强度为0.64, MPI值为0.28。各项指标都大幅高于UNDP《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相应指标的测算结果, 表明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存在着较严重的多维贫困问题。
4 结论与措施
4.1 结论与启示
笔者通过对罗霄山区的实地调查走访, 从该区域和农户主体的整体视角出发, 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理论为基础, 对该地区的贫困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与启示: (1) 罗霄山区的多维度贫困程度较严重, 除绝对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地方之外, 农户家庭的教育、健康、财产等多个维度上存在较严重的贫困。 (2) 地缘性贫困占据主导地位, 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是以地缘性贫困为主导的, 在地理环境, 特别是在复杂的山地地形的综合影响下, 形成了整个区域的、地缘性的慢性贫困。
4.2 政策措施
(1) 从地缘性贫困角度来说, 为了改善罗霄山脉地区地缘性贫困的现状, 需要加大该地区农村基础设置的建设, 特别是在交通、医疗和教育这几个领域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 保障农民的基本需求。
(2) 发展地区特色的产业, 加大对农民在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 为农民致富创造条件, 打造当地的特色产业, 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措施, 鼓励农户创新创业, 创造就业岗位和致富途径。
(3) 对家庭困难的农户实行相应的补助帮扶政策, 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生活生产, 提升他们的福利, 政府部门对他们要实行相应的扶持, 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2011贫困监测报告[R].2011.
[2]张大维.生计资本视角下连片特困区的现状与治理——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为对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04) :16-23.
[3]阿马蒂亚·森, 著.任颐, 于真, 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王小林, Sabina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与政策含义[J].中国农业经济, 2009, (12) :4-10.
[5]李佳路.农户多维度贫困测量——以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J].财贸经济, 2010, (10) :63-68.
[6]孙秀玲, 田国英, 潘云, 等.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调查分析[J].2012, (04) .
[7]陈琦.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测量及政策意涵——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03) :58-63.
多维贫困指数 篇4
(一)历史性
民族地区的贫困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老问题。通常人们将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穷地区统称为“老、少、边、穷”地区。从所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来看,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且大多数属于高原地区、沙漠地区、干旱地区,气候恶劣多变,自然灾害频发,有相当一部分面积并不适合人类生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地区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极其深重,民族地区获得的平等发展机会比其他地区“来的更晚一些”。因此,民族地区的贫困不是近期形成的,也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根深蒂固,而且是代际传承的。正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一样,民族地区的贫困也存在着“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和“收入低—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低”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工作基本原则,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进行大力扶贫攻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非常大的进步,贫困“顽疾”有所改善。但到目前为止,民族地区依然还是短板,在“十三五”期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是重点,也是难点。
(二)复杂性
生态性贫困,民族地区受自然环境的约束,大都生态脆弱,自然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业生产结构单一,而且大部分都实行粗放式经营,农牧民靠天吃饭,每遇灾年,便一贫如洗。关于制度性贫困,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曾提出,制度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制度性贫困是指具有正常的学习和劳动能力,但由于后天教育不足、身份限制、政策缺陷和风俗陋习等制度缺陷方面原因而出现的贫困,且具有代际转移特征,但这种可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消除。”[1]我国并未实现全国统一的标准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质量差、数量少、水平低下,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落后,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农牧民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受到限制,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存、生活处境,走出贫困受到阻碍。经济性贫困,主要表现为贫困农牧民收入水平低下,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型需求,更谈不上发展型需求。社会性贫困主要表现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基础薄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在贫困地区,师资力量匮乏、医疗卫生设施和经费投入不足。优抚、救济、养老保险等制度不健全,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文化性贫困主要表现为贫困农牧民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知识技能匮乏,劳动生产率低,缺乏创新、创业意识,发展受到自身水平的束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农牧民固守“输血式”扶贫观念,缺乏“造血式”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脆弱性
脆弱性这个概念来源于生态学,主要是用来衡量某地区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和自身的稳定性。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是指贫困地区贫困主体面临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以及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由于多种原因,民族地区面临的风险冲击特别多,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非常有限,可以说,与其他地区相比,贫困的民族地区是不堪一击的。首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风险、疾病风险频发。其次,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严重缺失,贫困人口缺乏有效的自生能力,“造血”功能不足。再次,民族地区在以往的减贫实践中,大部分是以上级转移支付为主的“输血式”扶贫,“输血式”扶贫本身具有短期性特点,且大多数都演变成为“催肥式”的扶贫,为完成短期任务而“拔苗助长”,不但治标不治本,易返贫,而且返贫后新出现的贫困会更深。
(四)敏感性
民族问题是极为敏感的问题,民族地区是极为敏感的地区。我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各民族应“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但由于多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上的差距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这种现状如果不能得到缓解或继续恶化,容易使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对社会、对国家的不满情绪,这对于国家地缘安全极为不利。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将提供标准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与贫困负相关,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贫困程度或贫困发生率越低,反之亦然。“获得良好的公共服务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缺乏公共服务会导致可行能力不足因而更容易陷入贫困。让贫困地区的人口普遍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可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和未来发展的基本需求,而且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强贫困人口改变弱势地位的能力,减少贫困代际转移现象发生。”[2]因此,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要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为要领,加大财政资金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力度,着力改善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强、保障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居民的发展权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让民族地区获得有持久生命力的“造血式”发展,而非维持一时之需的“输血式”发展。
(二)将贫困主体置于精准扶贫工作的主体位置,充分引入民主协商对话机制
大部分学术观点认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谁来扶谁是主体。其实,从另一角度讲,谁来扶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贫困主体怎样去完成脱贫的任务。民族地区贫困的致因及表现非常复杂,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模式也不应该“上下一盘棋”。协商是一种民主素养,“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在精准扶贫工作“怎么扶”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上,应该将贫困主体放在主要位置上,引入民主协商对话机制,调动贫困地区、贫困户及贫困人口的积极主动性,让贫困主体充分表达诉求,广泛深入参与讨论,结合贫困地区、贫困户及贫困人口自身的实际,开出有针对性、有可行性、有效性的“方子”。如此,才能让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持到根上,贫困群众才能真正得到实惠。
(三)将精准扶贫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让民族地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精准扶贫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性和契合性。生态脆弱是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致因,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对生态的依存度越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如果牺牲生态利益,结果只能是雪上加霜,永远走不出贫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重要原则,加强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以绿色生态产业为重点的产业开发,加大以生态环保为核心的科技兴农兴牧力度,探索精准扶贫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之路。
摘要：民族地区的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民族地区的贫困呈现出历史性、复杂性、脆弱性、敏感性等多维特征。因此,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要将提供标准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框架;将贫困主体置于精准扶贫工作的主体位置,充分引入民主协商对话机制;将精准扶贫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让民族地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贫困特征
参考文献
[1]文雁兵.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J].改革,201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