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学

2024-06-04

反文学（精选五篇）

反文学篇1

关键词：“纯文学”,反思,“文学与政治”

“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 主要是针对50-70年代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局面, 倡导文学要脱离政治的束缚, 回到其文学本身。在80年代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浪潮中, “纯文学”迎来了它辉煌发展的时期, 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种时尚, 红极一时。然而, 随着90年代的到来, 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消费文化的普及, “纯文学”的处境遭遇尴尬, 面临着被市场和社会双重“边缘化”的危机。

近年来, 人们开始对“纯文学”进行反思, 特别是当年倡导“纯文学”的那一批学人, 纷纷撰文反思“纯文学”的当代处境, 寻找“纯文学”的新出路。在对“纯文学”的反思批判中, 很多人认为, 是80年代“纯文学”强调的文学的“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 以及对于语言和形式等的绝对追求, 导致了90年代“纯文学”的发展局限, 使得90年代的文学无法介入现实, 从而失去了文学的生命力。其实, 反思“纯文学”的关键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而很多人却认为“纯文学”在90年代的发展危机是因为通俗文学的泛滥引起的, 这里就犯了概念混乱的错误, “纯文学”并不是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的, 它的对立面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 “纯文学”的提出初衷就是为了让文学和政治分家, 这里的关键词是政治。因此, 反思“纯文学”, 关键的是要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目前而言, 对于“文学”层面的反思已经比较深入和充分, 而对于“政治”的反思力度还远远不够。或许, 我们在反思“纯文学”的过程中, 比较正确的做法是, 厘清文学曾经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 明晰80年代“纯文学”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 以及90年代以来文学重新介入政治的时代新要求, 从而挽救“纯文学”的危机处境, 重新唤活文学的生命力。

一、文学“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

中国自古以来, 文学与政治就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古代, 文学与政治是不存在紧张对立的关系的,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古人看来, 读书就是为了走入仕途, 实现自己政治上的抱负 (当然, 很多人也不无纯粹“做官”的考虑) 。从“文以载道”“诗言志”等等说法中也可以看出, 那时的文学与政治是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是近代以来的产物, 而这个对立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旷新年所说的, “对于文学与政治或文学与启蒙关系的透彻理解应该深入地返回到现代文学发生的具体历史过程。”1“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特定历史话语建构的结果。

文学与政治的结盟是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结果。在三十年代的中国, 民族危机日益深化, 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大众的意识中, 为了启蒙大众, 唤醒民众的沉睡状态, 挽救民族危机, 左翼人士开始利用文学这个武器, 以期唤醒民众, 从而挽救危机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代表人物是鲁迅, 他用尖锐的文字戳痛中国人的神经, 成为中国启蒙的先驱。根据竹内好的分析, 鲁迅的文学观是“文学是无用的”2, 鲁迅说:“文学文学, 是最不中用的, 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 就杀人, 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 写几个字, 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 但天天呐喊, 叫苦, 鸣不平, 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 虐待, 杀戮, 没有方法对付他们, 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3所以, 鲁迅认为文学对于政治是无力的。而“竹内好认为, 正是深刻的文学性造成了深刻的政治性, 文学正是将自己独立于政治才具有真正的政治性。”4竹内好说:“‘文学文学’的瞎喊和认为文学‘有伟力’, 他都否定了。这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互不相干便不会产生有力或无力的问题。文学对政治的无力, 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 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 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 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 换句话说, 就是自觉到无力, ——文学走完这一过程, 才称为文学。……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不是从属关系, 不是相对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 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 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 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 总要被政治所包围。”5这应该是30年代左翼话语时期, 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最好的诠释。

到了40年代的抗战时期, 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了。在毛泽东文艺观的指导下, 文学开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工具, 成为宣扬共产党政策的手段, 成为团结人民大众的有力途径。联系到抗战时的特殊语境, 这样的文艺策略也是可以接受的, 文艺参与政治, 为政治服务, 政治反过来促进文艺的发展。1942年,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说过,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 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 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正因为这样, 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6从毛的讲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很符合当时抗战的时代历史语境的, 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口号在执行的过程中开始变得简单化和绝对化, 文艺逐渐的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而到了“文革”时期, “文艺为政治服务”走向了极端, 成为了僵化的教条。

至此, 文学与政治“和平相处”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曾经的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 时代的特殊语境赋予了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然而“物极必反”, 随着历史的翻页, 新的时代语境出现, 文学与政治也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

二、文学“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70年代末, 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 文学进入了“新时期”。由于新一轮启蒙主义的盛行, 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 加上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自由、个性、人性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开始受到质疑, 人们开始呼吁为文学减负, 要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纯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对于文学“非政治化”的界定和完成, 旷新年在《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中是这样表述的:“1982年,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22期将列宁的经典文献《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翻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新译并非无人质疑) , 通过将‘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言论领域从‘出版物’中分离出来, 确认了‘创作自由’的合法性。这意味着, 出版物仍然是政治的, 因此必须是属于党的;而文学则可以是非政治的同时也可以是非党的。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霸权的生成与《红旗》杂志对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这一经典文献的重新翻译有着直接联系, 也就是说通过它而对于文学重新进行了定义, 将文学从党的出版物分离出来。文学的非政治化是这样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如此地界定和完成的。”7旷还说:“如果将‘纯文学’看作是一种纯粹文学内在的要求, 而不将它与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 如果失掉了这一历史脉络, 我们就失去了对于‘纯文学’的正确理解。”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的“去政治化”在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显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当时“纯文学”强调“去政治化”, 强调“文学性”其实也是一种策略, 主要的是对官方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观念的反抗, 于是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成为作家效仿的对象, 文学开始抛弃内容转而关注形式技巧方面, 尤其是80年代中期, 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相继出现, 造就了“纯文学”的繁盛局面。

在80年代特定的语境中, 文学的“去政治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如蔡翔所说:“在八十年代, 我们对意识形态不会有如此复杂的认识。那个时候, 我们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更具体一点说, 就是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控制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内容, 同时也控制了文学写作, 使文学仅仅成为某种政治主张的‘宣传机器’, 而所谓的‘再现’, 只是再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图像而已。因此,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当时‘纯文学’强调的‘非意识形态化’显然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它借此拒绝了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 从而使文学得以独立地表达当时时代的声音。”9只是“纯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繁华景观, 越来越显出其局限性。因此, 对“纯文学”进行反思批判对于未来文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文学“回归政治”的时代新要求

“纯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的繁华之后, 到了90年代, 市场经济的发展, 消费文化成为新一轮的时尚, “纯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其局限性也越来越突出, 甚至成为新的阻碍文学发展的“僵化教条”。正如南帆所说:“可以看到, ‘纯文学’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网络之中产生了批判与反抗的功能。这个概念从另一个方面切入了历史。然而, 历史的辩证法就在这个时候启动了。这个概念发生了影响之后, ‘纯文学’开始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性质。一些理论家与作家力图借用‘纯文学’的名义将文学形式或者‘私人写作’奉为新的文学教条。他们坚信, 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这个时候, ‘纯文学’远离了历史语境而开始精心地维护某种所谓的文学的‘本质’。”10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 “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1因此, 南帆呼吁, “我们没有必要用‘纯文学’的概念锁死文学, 锁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条通道。”12

90年代以来, 时代语境已经与80年代完全的不同了, “纯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固执的坚守着所谓文学的“纯粹”本质, 从而使得“纯文学”在90年代脱离大众, 拒绝进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 这样, “纯文学”就很有可能沦为孤芳自赏的“清高文学”。

那么, 在反思过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蔡翔给出的启示是:“一个概念必须依赖其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得以存在, 并且获得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一旦时过境迁, 这个概念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 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教条……。同样, 当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整个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初‘纯文学’概念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也已发生极大的变化 (比如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圣化) ,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自囿于‘纯文学’概念, 并且拒绝历史新的‘召唤’, 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的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13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中也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 作家和批评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 没有和九十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14根据他们的说法启示, “纯文学”在90年代及其之后的语境中发展的新可能就是要接受历史新的“召唤”, 接受时代新的要求, 重新担负起文学介入现实的使命。

“纯文学”在80年代抛弃政治的做法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 而到了90年代, 时代语境变了, “纯文学”依然固执的抛弃政治, 连带着抛弃与政治相关的一切, 这样“纯文学”就抛弃了人民群众, 脱离了时代, 远离了现实, 留守住的仅仅是个“纯”字而已。而“纯”的表现就是远离政治, 远离意识形态, 只关注其自身。这样的“纯文学”只能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封闭在自设的牢笼中。

文学是人学, 而人是社会性的, 文学既然要关注人性, 就不能将自己束之高阁, “纯文学”不应该只是一味向上的, 适当的也应该要向下看。找到与“底层文学”的相关性, 重新拥抱政治 (此处的政治相当于广义上的社会) , 介入现实。正如李陀提出的“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15我们的文学需要重新“向社会发言”, 需要重新关注人民的命运, 关注时代的发展, 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 人民的文学。同时, 如张宁所说, 文学依然需要“看守人”16, 来守住文学的生命活力之根。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 我们了解到文学曾经与政治结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 文学与政治的脱离也有它时代语境的必然性, 如今, 文学要重新回归政治正是时代对它的新“召唤”。如此这般, 方能重新唤活文学的生命力, 文学的发展才会有崭新的未来。

注释

11.4.7.8.旷新年:《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年第4期.

22.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 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第13页, 第134-135页.

33.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全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第41页.

4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865-866页.

59.1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6期.

610.12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 《上海文学》, 2001年第6期.

711.列宁:《列宁全集》 (第2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302页.

814.15.李陀:《漫说“纯文学”》, 《上海文学》, 2001年第3期.

搞笑反鸡汤文学语录句子篇2

2、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充满欢乐的那一天。

3、总交不到女朋友，难道是我要求太高了？别傻了，是别人的要求太高了。

4、老年人的悲剧，不在于他身体的衰老，而在于他的心依然年轻。

5、渺小的`忧伤和渺小的爱寿命很长，伟大的爱和伟大的忧伤却毁于自身的过于丰富强烈。

6、我宽恕了你的过去，虽然我对我们的未来只字未提。

7、你对人人都喜欢，也就是说，你对人人都漠然。

8、不要太高估自己在集体中的力量，因为当你选择离开时，就会发现即使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

9、若诸神要惩罚我等，必先让我等如愿以偿。

反文学篇3

儿童文学作品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她就像一位启蒙者，指引着无数幼小的心灵去感知这个世界。儿童文学作家们辛勤地创作，一部部优秀的作品从他们笔下诞生，他们用爱心、用智慧把一个个孩子引入绚烂如花的人生殿堂。然而，视作品如自己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却在遭受着大量侵权盗版之苦，作品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篡改甚至盗版，稿酬也被无故拖欠、拒付，创作积极性遭受极大打击。因此，只有为作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保护他们的著作权，才能有更多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金波、樊发稼、张之路、庄之明、尹世霖、张吉祥、关登瀛、保冬妮、星河等九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现身说法，痛陈儿童文学作家遭遇的各种侵权盗版问题，并在反侵权盗版宣言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场儿童文学作家权益保卫战就要打响。为支持此次倡议活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承诺，凡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入会并提交维权申请的100位儿童文学作家，文著协将提供免费维权服务。文著协将利用自身优势，针对作家的不同维权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维权方案，运用敦促和解、媒体曝光、行政投诉甚至诉讼等手段，坚决维护儿童文学作家的合法权益。

与会作家一致呼吁，社会要尊重创作，尊重版权，家长和孩子要使用正版作品，拒绝盗版。

反文学篇4

1 基本概念

税收的名称和形态:在我国古代, 税收的名称繁多, 如税、租、赋、徭役等各种名称都出现过;税收的形态也有多种, 如力役 (徭役、兵役) 、实物和货币等形态, 而不仅仅表现为今天的货币单一形态, 更多的表现为力役 (徭役、兵役) 和实物形态。其实,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 都存在过力役税和实物税, 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发达, 税收形态由力役税、实物税向货币税发展。今天, 世界各国的税收一般都是货币税。

避税:对避税概念的界定,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般而言, 避税是纳税人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安排自己的事务, 以减少应承担的纳税数额。避税实际上存在三种情况, 即合法的避税、非违法的避税和表面合法实质违法的避税。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避税虽然因古今赋税名称或形态不一, 但三种避税形式都有反映。

反避税:反避税是指政府为了使纳税人的涉税行为符合政府税收立法意图, 以及为了依法及时、足额征收税款而对避税行为采取的抵制措施。

2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避税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 反映避税的文学作品并不鲜见, 主要是由于赋税及徭役的过于繁重, 反映人们从征税区向无税区转移或从高税区向低税区转移的情况比较多见。避税的方式或途径也多种多样, 为了避税, 奴隶或农民离别故土, 有的到深山老林去放火烧山开垦荒地, 有的弃农从事没有赋税或赋税较轻的其他行业, 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赋税。

《硕鼠》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古诗, 描述的是令人憎恶的偷食大老鼠, 反映了大老鼠的贪婪、奴隶们的痛苦和反抗。而诗中的“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和“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则明确表达了奴隶们向往没有税收负担的人间乐土, 即由征税区向无税区转移避税的强烈愿望, 是我国较早反映避税的古代文学作品。

晚唐的玄泰禅师在衡山七宝寺修行时期, 目睹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 躲到深山老林去放火烧山开垦荒地, 写下了《畲山谣》 (畲山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方式, 即在入春时伐木开荒, 雨季来临之前把砍下的草树等焚烧成灰, 雨后下种, 草木灰便是田地的肥料。) , 诗中写道:

年年斫罢仍再锄, 千秋终是难复初。

又道今年种不多, 来年更斫当阳坡。

山民们年复一年地砍伐开垦, 古木千年之后难以恢复当初的面貌。由于土地贫瘠山民们知道收成不会很多, 来年还要去砍伐另一片向阳的山坡。反映了垦荒的范围之广和频率之高, 更说明到深山老林垦荒避税的山民之众。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 (今属湖南) 司马, 在永州写了著名的散文《捕蛇者说》。该文反映了中唐时期, 由于赋税和徭役过于沉重, 人们冒险捕蛇以规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 作者在与捕蛇者蒋氏的对话中, 了解到“赋敛毒于蛇”的社会现实。捕蛇者通过自己三代人与纳税乡邻的对比、捕蛇的危险与赋税的沉重的对比, 表达了宁愿冒死捕蛇而不愿承担沉重赋税的无奈避税之策。

唐朝, 边疆战争频繁, 百姓无辜丧生, 在关中, 很多成年男子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自残, 以逃避兵役。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诗中写道:

是时翁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将大石捶折臂。

诗中写了一位当年24岁青年, 在夜深人静时, 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以逃避兵役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唐朝, 很多农民为减轻赋税和徭役, 弃农从商。唐朝诗人姚合的《庄句野行》, 描写的就是唐朝实行两税法制度, 对商人不征税, 村庄的人为了避税全部去经商的情况。诗中写道:

借问屋中人, 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 税农服作苦。

这既是对重农轻商的封建王朝莫大的讽刺, 也是对不平等的赋税制度无情的鞭鞑, 还为农民避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张籍的《贾客乐》和《野老歌》这两首诗, 均直接反映的是农业赋税沉重, 商业赋税较轻, 人们避重就轻的社会现状。《贾客乐》中写道:

年年逐利西复东, 姓名不在县籍中。

农夫税多长辛苦, 弃业长为贩宝翁。

由于农业赋税重, 农民已经放弃了农业生产转行从事贩宝行业。

《野老歌》这首诗中的情形与此内似, 诗中写道:

老农家贫在山住, 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 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 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 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中描述的“西江贾客”, 因贩运珠宝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 而住在山中种地的老小, 承担着承重的税负极度贫困, 揭示了税负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唐朝诗人丁仙芝的《赠朱中书》, 描述的也是“守道不迁业”的种田农民, 由于赋税承重经常连税钱无法交齐, 而从事贩运粮食、布匹的商人则有很多赢利。诗中写道:

十年种田滨五湖, 十年遭涝尽为芜。

频年井税常不足, 今年缗钱谁为输。

东邻转谷五之利, 西邻贩缯日已贵。

而我守道不迁业, 谁能肯敢效此事。

紫微侍郎白虎殿, 出入通籍回天眷。

晨趋彩笔柏梁篇, 昼出雕盘大官膳。

会应怜尔居素约, 可即长年守贫贱。

3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反避税措施

古代文学作品中, 反映反避税的措施几乎无所不包, 这并非我国古代社会反避税法律健全、措施完备, 官吏的贪婪与横征暴敛是其中主要因素。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反避税措施包括对各类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制定的一些措施, 在我国古代社会, 纳税人有奴隶、自耕农、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僧侣等, 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 采取的反避税措施不同;课税对象有田地、人口、户数和房屋等多种形式, 针对它们的反避税措施也不相同。

对纳税人的反避税措施, 几乎是无人不征, 不管是存在的还是已逃亡不在的, 都要征税。南宋诗人乐雷发的《逃户》中有一首诗, 反映的就是纳税人已经逃走, 但缴租税的名字仍然还在册的情形。

租贴名犹在, 何人纳税钱?

烧侵无主墓, 地占没官田。

边国士戈满, 蛮州瘴疠偏。

不知携老稚, 何处就丰年。

对农民按户征税的反避税措施也是如此, 实行无户不征。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贫穷实可怜》, 反映的是由于户役繁重和征收手段残酷, 农民被迫“抛宅走”的社会现象。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 不办棒下死。

宁可出头坐, 谁肯被鞭耻。

何为抛宅走, 良由不得已。

在征税对象的反避税措施方面, 还采取无处不征的政策。不仅对田地征税, 也对弃耕的荒地、原来不征税的水域、新发现的沙洲等也要征税, 甚至是躲到深山老林也逃避不了纳税的义务。

宋朝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 写的就是农民没有能力买地, 只好在水上种菱, 但官府“近来湖面亦收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