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疗效（精选八篇）
协同疗效 篇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笔者所在医院门诊确诊的RH患者共65例, 其中男40例, 女25例, 年龄46～72岁, 高血压病程4～21年其中已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和假性RH, 没有糖尿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其他情况。这些高血压患者都在进行改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抗高血压药物治疗, 在最近4个月内他们服用的药物为硝苯地平缓释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双氢克尿噻、和氯化钾缓释片, 但是血压一直没有降至理想水平。
1.2 研究方法
将65例RH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32例, 其中男19例, 女13例, 年龄46～72岁, 平均 (59.9±7.3) 岁, 高血压病史在5～20年, 平均 (11.8±3.5) 年;治疗组33例, 其中男21例, 女12例, 年龄48～71岁, 平均 (60.6±7.1) 岁, 高血压病史4～21年, 平均 (11.2±3.6) 年。所有患者仍然坚持改善生活方式的非药物治疗, 对照组患者的基础治疗是硝苯地平缓释片10 mg (2次/d)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10 mg (2次/d) 、双氢克尿噻12.5 mg (1次/d) 、和氯化钾缓释片1.0 g (2次/d)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螺内酯20 mg, 1次/d, 同时停服氯化钾缓释片。两组RH患者在性别、年龄、血压、血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基础治疗所用降压药等方面比较, 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血钾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 具有可比性。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0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2 结果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的血胆固醇、血甘油三酯、收缩压、舒张压等方面比较,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如表1所示, 具有可比性。跟对照组相比, 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螺内酯8周后血压下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如表2所示, 且血钾水平仍然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跟治疗前相比并没有升高。
3 讨论
从高血压的基本发病机制来看, 最主要的因素是交感神经系统活性提高、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及肾性水钠潴留等。在临床中发现服用ACEI类药物的患者在治疗前期体内醛固酮水平会逐渐下降, 但在12周后又增加甚至高于治疗前的水平, 如此患者血压控制效果会较差, 临床上常称之为醛固酮逃逸, 这也正是RH最常见的原因。
螺内酯属于非选择性醛固酮受体拮抗药, 它用于高血压治疗的主要机制是抑制醛固酮逃逸和胰岛素抵抗以及防止血管重构。笔者在对所在医院门诊的RH患者在抗高血压药物基础治疗上加用螺内酯的效果分析中发现运用小剂量螺内酯就能够很好地将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 此方法在临床中可以进行推广。笔者发现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还表明在RH的治疗中加用螺内酯不受血浆醛固酮浓度的影响, 因此小剂量螺内酯和抗血压药物的协同使用能够减少或避免药物副作用。
4 结语
RH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 由于按照基础治疗方法往往难以控制血压, 以至于这类患者心脑血管等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增加, 因此研究RH的治疗对于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临床分析表明, 在基础抗血压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小剂量螺内酯能很好地控制RH患者的血压, 但应监测其血钾及肌酐水平。螺内酯耐受性较好, 不受年龄、性别、吸烟以及血糖的影响, 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此外, 随着生物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更小且效果相当的醛固酮拮抗剂如依普利酮等, 相信以后在临床中的应用会比螺内酯更加广泛, 这对于RH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用药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晓丹, 石越.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应用研究进展[J].航空航天医药, 2009, 17 (4) :241-242.
协同疗效 篇2
【关键词】氟牙症；Beyond冷光美白术；祛氟剂脱色；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7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2-0089-02
氟牙症是在牙齿发育矿化时期机体摄入过量的氟元素而导致的一种特殊的釉质发育不全，是地方性慢性氟中毒的一种较为突出的表现[1]。轻度氟牙病仅仅表现为白垩出现变化，严重者则会出现着色，例如黄褐色及微黄色等颜色，对美观及患者的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多年来氟牙病的美白治疗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临床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美国Beyond Technology Corp所研制的Beyond冷光美白技术对各种异常着色牙齿的漂白治疗，在国内外均获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收益率[2]。目前，Beyond冷光美白技术所使用的材料出现了较大的更新与改变，该公司近期又研发出了祛氟剂。有临床研究证实，Beyond冷光美白技术联合祛氟剂治疗氟牙病的临床疗效较为显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组对象为2011年12月至2014年6月入住我院的60例氟牙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14～67岁，平均（43.22±7.39）岁；病程1～10年，平均（4.33±0.83）年。将本组患者按照奇偶数字法随机地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1）观察组：治疗主要包括两个步骤，即：第一步使用祛氟剂进行治疗，具体方法为：采用棉签蘸取祛氟剂涂于患者牙齿的唇侧面，约15min之后，再次将祛氟剂拭去。第二步采用Beyond冷光美白治疗，具体方法为：（a）术前1h口服氨酚待因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缓解术中及术后患者可能出现的疼痛等不适症状；（b）术前vita比色板比色及数码照相记录；（c）使用湿地抛光牙齿表面，隔湿，涂光将牙龈进行固化处理；（d）将冷光美白凝胶涂抹在上下前牙及第一前磨牙唇面，冷光照射10min；（e）将涂部物加以去除；（f）重复上述d、e步骤各为2遍。最后涂布护牙素，保留时间约为5min，进行牙齿再矿化。（2）对照组：只进行Beyond冷光美白术治疗，具体操作步骤同上。待对照组与观察组两组美白治疗完成之后，
1.3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主要包括[3]：（1）显效：治疗之后比色较治疗前提高了3个色阶以上；（2）有效：治疗之后的比色较治疗前提高了2～3个色阶；（3）无效：治疗之后比色与术前相同或者提高1个色阶。
1.4 觀察指标 比较两组临床治疗效果。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n（%）”的形式加以表示，均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治疗，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冷光美白术属于一种应用特定波长的高强度蓝光照射至牙齿表面位置，使得美白药物渗入至牙齿的深层次，从而产生脱色美白效果的技术[4]。冷光美白主要是经过特殊光源照射已经涂布高浓度的过氧化氢的牙齿表面促使过氧化氢分解而使得牙齿变白的一种重要途径。这种特殊的光源是将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具有产热作用的光过滤掉，生成的一种几乎不具有发热效应的冷光源。
当前，牙齿漂白主要包括两种漂白方式，即酸蚀漂白以及氧化漂白。牙齿美白有过氧化物温热外漂白法、家庭漂白法以及激光漂白法等方法，上述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美白效果不理想、稳定性较差，或者对牙齿存在较大的损伤[5]。而冷光美白法比传统漂白方法的疗效更为显著，其安全、高效、操作时间短等方面的优点，因此受到了临床上的高度重视以及临床医师的一致好评。虽然冷光美白治疗疗效较为显著，可对外源性色素沉着、增龄性牙齿变色等具有非常好的效果，然而临床实践研究表明，单纯使用冷光美白治疗法对氟牙病，尤其是中、重度氟牙病疗效则不够理想。因此，本研究在采用Beyond冷光美白术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使用祛氟剂进行脱色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祛氟剂能够除去釉质中的着色部分连同釉质的表层。
综上所述，Beyond冷光美白术结合祛氟剂脱色协同治疗氟牙症的临床疗效显著，应在临床治疗氟牙症中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
[1] 李丹，李丽雅，牛忠英，等. Beyond冷光美白术联合祛氟剂治疗氟牙症的效果分析[J].中国医药，2013，8（11）：1637-1638.
[2] 顾晓明.冷光美白技术治疗着色牙疗效分析[J].中国美容医学，2011，20（23）：281.
[3] 陈晖，康媛媛，张英. Beyond 冷光美白结合祛氟剂治疗氟斑牙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2009，2（1）：39-40.
[4] 尹晓敏，高义军，谢晓莉.Beyond冷光美白技术漂白着色牙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0，20（4）：622-624.
协同疗效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单纯随机不重复抽样法选取2013 年10月—2014年10月产后42天(恶露干净者)、进行盆底功能障康复训练的产妇共200人,并由中医科妇科诊断是否为气虚型体质。受试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项目实施前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将明确诊断的盆底功能障碍(具备1种或1 种以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症状及盆底肌力测试异常)产妇20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100 例。治疗组100 例,平均年龄为(27.1± 2.3) 岁;盆底肌力I级34 例,Ⅱ级66 例;87 例为顺产,13 例为剖宫产。对照组100 例,平均年龄为(26.9 ±2.8) 岁;盆底肌力I级37 例,Ⅱ级63 例;90 例为顺产,10 例为剖宫产。两组患者在年龄、分娩方式、分娩次数及胎儿出生体重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相关标准有西医诊断标准、中医辩证标准和病例选择标准。(1)西医诊断标准:根据病史询问和妇科检查了解有无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相应临床症状,如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POP-Q评价系统)和性功能障碍情况,此部分由产后康复门诊固定专科医生负责诊断。每位产妇均采用仪器进行盆底肌肉功能评估(包括盆底机电诊断),由盆底功能筛查室专人负责检测和评估,未能达到正常值范围要求亦诊断为盆底功能障碍。同时,经会阴盆底彩色超声检查了解膀胱残余尿、尿道结构和Valsalva动作时膀胱颈的下移程度;逼尿肌的厚度;直肠阴道隔等盆底结构的变化,评估盆底功能障碍程度。(2)中医辩证标准:根据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张玉珍主编的《中医学》中阴挺(气虚型)及原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中国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气虚辨证症状与体征:1子宫下移或脱出阴道口外,阴道壁松弛膨出,劳则加剧;2小腹下坠,神倦乏力,少气懒言,自汗;3小便频数,或带下量多,色白质稀,面色少华;4舌淡胖,或有齿痕,苔薄;5脉缓弱。以上各征1必须具备,兼具其余各项中的2项,即可诊断。(3)病例选择标准: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盆底功能障碍西医诊断标准[7],并且盆底肌力<Ⅲ级;2同时亦符合中医阴挺气虚型辨证标准;3首次分娩,单胎活产,经阴道分娩,恶露已净且产后无慢性便秘及咳嗽症状;4无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5知情同意并配合检查和治疗。病例排除标准:(1)目前处于急性盆腔炎或者阴道炎产妇需排除;(2)排除合并高血压、心脏病、肝肾疾病产妇(该点服药禁忌症);(3)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观察的产妇。
1.2 治疗方法
将200例符合盆底功能障碍诊断标准及气虚型体质的产妇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100例)采用盆底康复治疗方法,10 次1 疗程,每周2 次,每次20~25 分钟[8,9,10],同时配合补中益气丸口服(1 次6 g/1 袋,1 日2 次),治疗1个月为1疗程,观察疗效。对照组(100例)单一采用盆底康复治疗方法,治疗方法与疗程同治疗组。产后6周左右进行病史询问,常规检查,采用法国PHENIX USB2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进行盆底肌肉功能评估,了解盆底肌电生理改变情况。
观察指标为:(1)对照组与治疗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中医症候改善情况。(2)两组盆底肌肉肌力变化情况,包括肌肉收缩维持时间、肌肉快速收缩次数、肌肉最大收缩力及压力的变化。盆底肌肉功能评估正常值范围要求:1肌肉压力与范围80~150 mm Hg;2Ⅰ类肌力维持时间Ⅲ级(3秒及以上);3Ⅱ类肌肉快速收缩次数Ⅲ级(3 次及以上);4肌肉最大收缩力,Ⅱ级达40%以上,Ⅲ级达70%以上。(3)经会阴盆底彩色超声检查。
综合疗效评定指标:治愈: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或性功能障碍等症状消失,且肌肉功能达到正常范围,会阴B超示盆底结构恢复正常范围或较前改善。显效:盆腔脏器脱垂、尿失禁或性功能障碍等症状减轻,且肌肉功能恢复正常,会阴B超示盆底结构恢复正常范围或较前改善。无效:盆底脏器脱垂或尿失禁症状无缓解,肌肉功能评估不能达到正常范围。总有效率为治愈率与显效率之和。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0.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用轶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及中医症候改善情况
治疗后,治疗组产妇子宫脱垂、痔疮、阴道壁膨出、尿失禁、腰骶痛以及会阴伤口疼痛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例
2.2 两组治疗后盆底肌力比较
治疗后,两组盆底综合肌力基本恢复正常(IV)和完全恢复正常(V)分别为75%和88%,与治疗前相比,盆底综合肌力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盆底综合肌力的改善情况不同,治疗组改善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例
2.3 两组治疗后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1%,治疗组为89%,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治疗后彩色超声检查情况比较
两组盆底彩色超声参数对比,治疗组的BND、CD、LHLR-d和LHD-d参数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仅RAD1 项参数无明显差异,见表4。BND表示膀胱颈口下移程度,CD表示子宫颈外口移动度,RAD表示直肠壶腹移动度,LHLR-d、LHD-d分别表示肛提肌裂孔直径差值和横径差值。
3 讨论
妊娠及分娩是诱发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在妊娠期逐渐增大的子宫和胎儿对盆底肌肉的长期压迫,分娩时盆底肌肉过度的拉伸及会阴的损伤,导致盆底肌肉松弛,轻者表现为阴道松弛、性生活不满意、会阴伤口疼痛和腰骶痛等轻度不适,重者则出现盆底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和泌尿生殖道感染等一系列症状[11,12]。
中医认为盆底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素体虚弱或产时用力、产后过早操劳负重所致,中气不足,脾虚中气下陷,肾阳虚失于固摄、温化;治宜补中健脾、补肾温阳。补中益气丸是由补中益气汤融合现代工艺加工而成,补中益气汤原方出自李杲的《脾胃论》,功能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其主治或喘或渴,或阳虚自汗,或气虚不能摄血,烦劳内伤,或疟疾脾虚,久不能愈,一切清阳下陷、中气不足之证。故本方可收到补中益气、升清降浊和恢复膀胱气化之功能,最终可使膀胱和尿道得以恢复原位[13],对离体子宫或在体子宫及其周围组织结构都有选择性兴奋作用,可以使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收缩力增强,能抑制子宫运动,增加子宫肌张力[14]。
盆底康复治疗(Pelvic floor rehabilitation,PFR)系指在整体理论的指导下,施行对盆底支持结构的训练、加强及功能恢复,包括肛提肌训练与生物电刺激。有意识地对肛提肌进行自主性收缩锻炼,可以增加尿道、阴道和肛门的阻力,增强尿控能力,并提高阴道收缩力度;生物电刺激是通过仪器来刺激尿道括约肌收缩。功能性电刺激与肛提肌的收缩训练结合在一起而实现有效的盆底康复治疗[15]。
本研究通过中西医结合,补中益气丸协同盆底康复治疗治疗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内外兼治,以求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治疗组在对照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补中益气丸,治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临床症状、盆底综合肌力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但是治疗组的改善情况更明显,表明补中益气丸在治疗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与之前的一些类似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6,17,18]。补中益气丸协同盆底康复治疗能够显著地治疗盆底功能障碍,缓解或者消除临床症状,增强盆底肌力,从而提高临床疗效,这种临床效果的实现与补中益气丸对盆底肌肉收缩力的增强、机体调节功能的改善密不可分。
协同疗效 篇4
关键词：卡托普利,胺碘酮,老年高血压,心房颤动
老年高血压病的发病机制与中、青年高血压病有所不同，其中复杂因素是年龄和长期高血压对靶器官的影响，可导致多种心律失常，其中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发生率最高，约为30%，它可能与左心舒张功能障碍、左心房压力增高、心房肌纤维化等有关。高血压不但是引起房颤的肯定原因，同时也是房颤时引起左房附壁血栓和血栓栓塞的高危因素[1]。而房颤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60岁以后显著增加，且显著增加血栓栓塞的危险及引发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尽管目前有多种介入治疗方法涌现，但药物仍是临床主要的治疗方法。胺碘酮是目前国内最有效的常用药物，但有效率只有50%～70%。近年来研究发现，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的激活在房颤发生和维持中起了重要作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ion,ACEI）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抗心律失常药物，但已有证据表明其可以减轻慢性房颤时心房肌电重构和解剖重构[2]，因此ACEI可以用来治疗和预防房颤的复发。我院运用卡托普利联合胺碘酮治疗老年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探讨其对房颤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3年6月～2007年12月诊治的老年原发性高血压伴阵发性房颤患者70例，男51例，女29例，年龄61～85岁，平均（68.0±5.3）岁，所有患者符合1999年WHO有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为房颤反复发作，每次持续时间少于7 d，可自行终止，每年发作超过3次，至少有1次为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证实。排除安静休息时心率小于65次/min，左房内径大于50 mm，心功能Ⅲ～Ⅳ级以及由电解质紊乱、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包炎、急性心肌炎、肺动脉栓塞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等所致房颤。所有患者均经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70例患者随机分为胺碘酮组、联合用药组，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高血压分级和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内径、左室后壁厚度等指标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胺碘酮组胺碘酮的服用方法为第1周200 mg/次，3次/d，第2周减至200 mg/次，2次/d，第3周起减至200 mg/次，1次/d。联合用药组除服用胺碘酮外，加用卡托普利，服用方法为服用卡托普利12.5 mg/次，3次/d。2周后如未达到目标血压，可加大剂量(不能超过每日最大剂量)。每6个月化验肝功能、做胸部X线检查，所有患者于服药后6、12个月复查超声心动图（美国GE公司Vivid7型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诊断系统），测量左心房内径。统计治疗后3、6、9、12个月时的窦性心律维持情况。每3个月电话或门诊随访1次血压，计算平均血压，观察期为12个月。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血压结果
研究期结束后复查血压，结果见表1，各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但各组治疗后无显著性差异。
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治疗后两组窦性心律维持率的比较
联合用药组的窦性心律维持率一直高于胺碘酮组。在治疗后第3、6个月，联合用药组窦性心律的维持率分别为87.9%、84.8%，高于对照组的85.7%、77.1%，但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治疗后9、12个月，联合用药组的窦性心律维持率为78.8%和72.7%，显著高于胺碘酮组的62.9%和54.3%，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与胺碘酮组比较,*P<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左心房内径的比较
两组左心房内径在治疗后6个月内无显著性差异，但治疗后12个月时胺碘酮组显著高于联合用药组（P<0.05）。见表3。
2.4 不良反应
联合用药组有2例患者因强烈干咳退出实验，其余患者有颜面潮红和轻度咳嗽外，所有病例均无白细胞、血小板减少，无肝、肾功能损害、踝部水肿等不良反应。
3 讨论
老年高血压病由于长期高血压引致心脏解剖学改变，它一方面导致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继发心房几何形状发生变化、表面积增大，使其容纳更多的折返环路；另一方面还可导致心房肌纤维化，使心房肌内电活动的非均质性程度加重；第三，高血压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也参与了诱发心房纤维化[1,2,3]。高血压患者多数伴有全身或局部RAS激活，参与房颤时心房的结构重构，而房颤又使心房有效不应期缩短，ACEI可能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降低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Ⅱ，AngⅡ）生成而发挥作用。RAS激活在房颤的发生和维持中起重要作用，参与心房电重构、结构重构及缝隙连接重构。在高血压并发阵发性房颤的患者，单纯控制血压也不能完全阻止心房的结构重构，阵发性房颤和心房重构之间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即房颤本身也可以导致心房结构的改变，使心房内径增大[4,5]。因此，老年高血压往往伴有多种心律失常，特别是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发生。
与胺碘酮组比较,*P<0.05
本次研究发现，单独使用胺碘酮只能降低血压，但并未明显抑制左心房的解剖重构。加用卡托普利后，不仅可有效减少心房颤动的发生，并抑制了心房的解剖重构。心房肌Ca2+浓度增加较心室明显，而且心房内AngⅡ受体的密度比心室高，由AngⅡ引起的细胞内钙超载，不仅可导致再灌注心律失常，而且对于心房电重构也有促进作用。即由ACEI阻断局部AngⅡ生成，减弱了心房重构，阻止了细胞内钙超载，从而减少了房颤的复发与维持疗效[6,7]。其次，卡托普利通过抑制全身和左心房局部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降低心脏负荷，改善心功能，降低左心房内压力，促使心房肌的电机械耦联更均匀有效，使心房的电生理离散度降低，抑制折返的形成，从而改善左心房的电重构和组织重构[8]。在治疗过程中卡托普利与胺碘酮发挥协同作用，抑制自律性，抑制折返，从而提高了转律的疗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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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慧,张薇,张运.心房颤动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研究进展[J].中国循环杂志,2002,17(6):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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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疗效 篇5
本研究于2008年3月至2008年8月采用多中心随机、平行对照、单盲研究的方法, 研究热毒宁注射液及病毒唑对呼吸道感染患儿在缓解发热、流涕、咳嗽等症状方面的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标准
1.1.1 入选标准
年龄2岁~10岁, 男女不限, 具有呼吸道感染引起发热、流涕、咳嗽等症状。所有患儿自愿为受试者, 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年龄不符合要求;同时使用其他清热解毒药物或抗生素者;使用糖皮质激素者;哮喘、腹泻病、肾炎、心脏病等患儿;肝肾功能不全者;30d内曾参加过其他药物临床试验者。
1.1.3 诊断标准
按褚福堂的《实用儿科学》诊断标准, 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0例。其中, 普通感冒24例, 急性扁桃体炎30例, 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21例, 急性咽炎10例, 急性感染性喉炎5例, 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咳嗽、鼻塞、流涕、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 肺部X线透视或X线片无异常改变,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正常或偏高, 分类正常或淋巴细胞增高, 部分见中性粒细胞偏高。
1.2 一般资料
90例呼吸道感染患儿均来自怀集县人民医院儿科专科门、急诊。患儿病程1~5d, 男孩48例, 女孩42例, 随机分为3组。
1.3 方法
临床用药:按热毒宁、病毒唑以及协同组3组, 分别给药, 按说明书上用法使用。
1.3.1 热毒宁注射液
来源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用法及用量:静脉滴注, 规格10m L/支, 2岁以上儿童按0.6m L/kg, 5~10岁儿童用10m L, 以5%葡萄糖注射液或0.9%生理盐水注射液100~200m L稀释后静脉滴注, 滴速为30~40滴/min。1次/d, 疗程3d。
1.3.2 病毒唑注射液
又名利巴韦林注射液, 来源山东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用法及用量:用氯化钠注射液或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成每1m L含1mg的溶液后静脉缓慢滴注。小儿按体质量10~15mg/ (kg d) , 分2次给药。每次滴注20min以上, 疗程3~7d。
1.3.3 协同组用药基本同上, 但先用病毒唑再用热毒宁注射液。
1.4 疗效评估标准
临床观察内容和评价指标:临床症状评分:患儿或家长将治疗3d后的症状包括咳嗽、发热和流涕的情况记录在设计好的表格上。
单个症状疗效评估:临床控制为症状轻度或消失;显效为症状好转;无效为症状无好转或加重。有效率= (临床控制+显效例数) /总病例数×100%。
2 结果
2.1 3组治疗后临床症状评分分析
3组治疗3d后发热、流涕、咳嗽等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减轻, 见表1~3。
2.2 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热毒宁组用药后有1例恶心, 减慢滴数后消失;病毒唑组用药后出现有1例腹泻及1例呕吐, 未作处理自行缓解;协同组出现1例腹泻, 自行缓解。3组均未见明显过敏性休克等严重不良反应。
3 讨论
呼吸道病毒感染尚缺乏特效治疗药物, 可酌情使用吗啉胍、阿糖胞苷、病毒唑、金刚烷胺;也可使用一些清热解毒中药制剂, 如感冒冲剂、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银翘解毒丸 (片) 等。此外还需采用一些对症处理措施, 如有发热、头痛、全身疼时可用解热止痛药;喷嚏、流涕、鼻塞时可用扑尔敏、感冒通等;咳嗽时可用止咳药;咽疼时可用杜灭芬喉片、溶菌酶含片等。如继发细菌感染时可选用敏感抗生素[2]。
病毒唑为单磷酸次黄嘌呤核苷脱氧酶抑制剂, 能阻碍病毒核酸的合成, 对病毒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为广谱抗病毒药。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贫血、乏力等, 停药后即消失。较少见的不良反应有疲倦、头痛、失眠、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 并可致红细胞、白细胞及血红蛋白下降[3]。因其不良反应较多, 而且可致红、白细胞及血红蛋白较少, 甚至体外实验发现可以诱发小鼠的良性肿瘤等严重不良反应, 临床上应用仍受到很大限制。
热毒宁注射液有效成分为青蒿、金银花、栀子。青蒿味苦辛、性寒, 辛可发散, 苦寒清热, 故能透散风热, 邪毒从肌表而解。金银花味甘、性寒, 功能清热解毒, 助君药青蒿以增强其清热及透散之功, 在方中为臣药。栀子苦寒, 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及泻火除烦之功, 为佐药, 助臣药金银花解毒, 3种成分在药代动力学上无相互影响, 在药效学上可相互协同。
组方中的青蒿通过药理研究含倍半萜内酯、黄酮类、香豆类挥发成分 (青蒿酮) , 具有抗菌、抗病毒、解热、抗炎、镇痛及提高免疫力作用;金银花含有机酸 (绿原酸等) 、环烯醚萜苷等, 有清热解毒抗炎作用;栀子含苷类物质 (栀子苷、去羟栀子苷等) , 具有抗菌、抗病毒、清热等作用。上述诸药合为一剂, 具有解热、抗病毒、抗细菌、增加免疫等药理作用, 先进的生产工艺 (蒸馏及膜分离超滤技术) 及质控体系 (气、液相指纹图谱分析技术) 确保其疗效及安全性, 适于儿童使用。
本实验可见热毒宁及病毒唑能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起到良好的协同治疗作用, 且未见增加不良反应的情况, 目前临床用药除需疗效确切外, 安全性也是临床医师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热毒宁协同病毒唑治疗, 可减少病毒唑的用量及使用时间, 减少发生不良反应的可能, 并且二者互补提高疗效, 对临床用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摘要：目的 观察热毒宁注射液协同病毒唑治疗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将90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伴发热的患儿随机分为3组, 分别为热毒宁组、热毒宁加病毒唑组、病毒唑组, 按生产说明书用量静脉滴注, 治疗3d。结果 治疗3d后, 协同组效果明显优于单独用药组, 且混合使用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热毒宁注射液协同病毒唑治疗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疗效显著且无增加不良反应。
关键词：热毒宁注射液,病毒唑,呼吸道感染,儿童
参考文献
[1]褚福堂.实用儿科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674-678.
[2]王献才.临床药物大典[M].青岛:青岛出版社, 1994:358-360.
协同疗效 篇6
一、教师教育中的协同优势
“协同优势”一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最初主要应用于商业领域的分析,随着研究进展,协同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并跳出单纯企业分析的局限,成为包括公共事务在内的诸多协作问题的分析范式。胡克斯汉姆认为,当协同各方达成某种创造性结果或某一目标时,便达成了“协同优势”,这一成果或目标是各参与方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实现的。[1]协同的优势在于增值,即通过联合以获得价值增加。
“教师教育”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教师教育侧重于对象理解,是指对教师群体所进行的教育,即教师的职后教育;广义上的教师教育则侧重于职业理解,是指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所需要接受的教育,包括职前培养与职后教育。其实,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师教育,都存在着三个主体,即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育机构及教师个体。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宏观层面的教育管理问题,即制定政策与行为监管;教师教育机构负责中观层面的教育实施问题,即课程设置与行为实施;教师个体则负责微观层面的教育内化问题,即知识接收与实践转化。三个主体间自动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协作关系,都以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为共同目标,而且这种协作从主体的主观性来讲并不存在着契约性约束,缺任何一方都无法完成这个目标。教育具有社会性和私人性双重特征,对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师素质的高低关乎整个国民素质的高低,为提高教师素质所进行的教师教育势在必行;对于教师教育机构,培养高素质的教师不仅是其职责所在,也是其生存所依;对于教师个体,成为一个高素质、高能力的教师是其最大期许。三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为提高教师素质而努力,特别是在职后培训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有了参加培训的机会,其专业素质有了较大提升。
二、教师教育中的协同惰性
协同优势理论在强调协同优势时,也提出了“协同惰性”概念。协同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指的是协同行为并未取得任何比较显著的绩效成果,取得成果的效率过于低下或者为取得成功所付出的代价过大。[2]协同优势代表的是由协同所形成的潜在利益,即超越单个组织能力范围的产出;协同惰性所代表的却是由协同所存在的微弱、缓慢和困难的进展,而这恰是实际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3]
实践中,理想中的优势因协同惰性的存在而使教师教育在某些方面处于高成本与低绩效状态,且这种惰性常被人们想当然地忽略。有研究者曾指出,当前我国教师教育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的教师质量较低,表现为知识结构单一,能力素养较低,发展后劲不足。[4]以教师职后教育为例,来透视协同惰性的影响。为了提升教师的专业化素质,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所有教师都要进行继续教育,并且将教师继续教育纳入了年终考评与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之列。每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到高校去接受再教育,大量的高校教师通过不同形式进行着公共的和专业的再培训。教育机构提供的继续教育培训,在许多受教育的教师看来,所培训的内容有许多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但为了完成继续教育任务,不得不耗费时间、精力来完成它。久而久之,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进行会有一种排斥心态,最终的结果是提升教师的专业化素质之目标并没有真正达到,许多努力都流于形式。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存在,在高校教师培训中更加突出。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中,分公共课和专业课两种学分。从公共课的培训内容来看,大多都不符合高校教师的真正需求,对于他们来讲,那些常识性培训内容早已掌握。而专业培训上,由于专业不同,就由教师自行安排。其实专业培训对于高校教师来讲,才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他们需要到名校去进行专业研修、访学,但这些往往不能实现。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正体现了教师教育中协同惰性的存在。
三、治理中的协同:克服教师教育协同惰性的重要路径
教师教育治理是指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基于善治需要,在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处理各主体、各要素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具有公共政策性质的教师教育与协同优势、协同惰性相联系时,教师教育中的“治理”便与“协同”联系了起来,成为克服协同惰性,实现协同优势的重要路径。
教师教育出现协同惰性的根源,在于协作各方信息不明、供求不符,三个主体间缺乏有效的互动与交流。如在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过程中,对教育行政部门来讲,承担着安排教师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任务;对教育培训机构来讲,承担着具体培训行为实施的任务,当然,这种培训要与本机构的培训师资与培训能力相结合;对教师个人来讲,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下到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教育。如果说教师个人所在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的培训内容正好与教师个人需求相符,那么,就做到了三方合作中的供需一致,其结果必然最优。而在现实中,三方虽然处于合作状态,但各方的信息对其他两方来讲,并不透明。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培训机构对教师个体的真实需求并不知悉,只是按部就班地甚至有些相当然地认为教师个体需要什么来开设相对应的课程;教师个体对教育培训的总体计划、开设情况特别是培训机构的师资能力并不清楚,而且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能力;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常处于上令下行的官方关系,并以完成行政部门所布置的任务以获得名誉嘉奖和资金酬劳为具体目标。
要做到协作各方信息明确、供求相符,就需要建立协作与治理并重的教师教育协作治理模式。协作需要各方平等参与,治理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具体来讲,需要从以下几点来构建:首先,建立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体系。在三方合作中,教育行政部门应是整个治理过程的最重要主体,起着主导作用,对其他两方进行管理、协调和资源分配。其次,建立多目标协同性统一的目标体系。虽然教师教育的总目标与协作各方的具体目标在理论上并不冲突,但在具体工作开展时,会有诸多次级目标出现,甚至有的会影响到总目标的实现。因此,要使各个次级目标与总目标在协同过程中趋向一致,从而实现次级目标基础上的总目标。第三,建立多机构协同性职能设置的机构体系。教育机构承担着行为实施之功能,所以,机构设置应在职能上尽量避免重复性,以多样性的协同性的机构设置来满足教师个体的多样需求。第四,建立多课程协同性开设的课程体系。要满足教师个体的多样需求,除了机构多样性和协同性,还必须对开设的课程进行协同性规划,以课程的多样和协同来避免教师教育中的重复培训问题。第五,建立多主体协同性参与的教师教育信息采集体系与效果评估体系。只有清楚了教师个体的需求与教育机构的供给,才能根据供求来安排教师教育的机构、课程,也才能对教师教育的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而需求、供给以及受教育者的反馈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来支撑,所以利用网络平台,建立教师教育信息采集体系、效果评估体系,让各方都能利用信息资源来进行有效选择。
摘要：教师教育自身所具有的协同性特征应使其更具协同优势,但由于协同惰性存在,时常造成高成本下的低效率。教师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质,需要将协同与治理并重,以治理促协同,来克服协同惰性,从而发挥教师教育的协同优势。
关键词：教师教育,协同优势,协同惰性,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1]Huxham.Chris.Pursuing Collabo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1993,44(6).
[2]鹿斌,金太军.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5,(4).
[3]田培杰.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D].上海交通大学,2013.
协同疗效 篇7
现代产品功能日趋复杂化,产品设计是一个涉及机械、电子、控制等多个领域的一体化协同设计过程。多领域协同设计要求从产品的整体性能出发,综合、权衡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求不同领域设计者必须相互协作,共同完成设计任务[1],因此,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存在复杂的协同关系。为了合理进行任务规划,保证多领域协同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对设计过程的协同进行分析和量化。但从目前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本文从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复杂的协同关系出发,建立了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整体框架以及三维协同模型,并根据任务间的信息联系,对设计过程任务之间的协同度进行量化定义。
1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的历程分析
现代产品功能、结构复杂化,使得单一领域设计常常受到技术和资源等方面的限制,不能胜任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并且,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领域系统不能再以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领域技术,扩大联合,从而形成较大规模的产品设计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壮大起来。这种联合进行的产品设计方式就是多领域协同设计方式。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与一般的协同设计相比,在范围、组织、工作模式及技术上都有相应的变化,其形成历程可以总结为:从分散走向集中的组织过程;从自治走向协同的模式转换过程;从技术独立走向集成的技术整合过程;进而从整体上呈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状态转变过程,如图1所示。
(1)从分散走向联盟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通过面对面或网络将地理或逻辑位置上分散的不同领域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逻辑上集中、物理上分散的虚拟联盟,并通过整体运作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
(2)从独立走向协同
参与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方法。但是,当这些领域系统参与到某个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中时,它们必须协同工作,需要构建一个共同的过程模型来指导和协调各方的活动和活动周期。甚至需要具备一个方便于多领域应用协同的,能够进行快速客户化定制的集成产品模型,而且协同的程度越高,领域间合作的效率就越高。
(3)从技术独立走向集成
不同的领域系统设计由于侧重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产品设计工具,但是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必须进行技术整合,基于统一的平台对产品不同系统的设计进行集成,实现产品设计相关的数据、过程、资源的一体化管理,如构建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平台,实现设计过程的协同建模、仿真等。
(4)从无序走向有序
每个领域系统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独立运作,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无序状态。但是,当这些不同领域系统组成一个协同设计大系统时,该系统的运行必须协调进行,呈现整体有序状态。
2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整体框架
多领域协同设计一般采用联邦式体系结构,即由各领域设计小组组成分布式设计体系结构,通过领域设计专家控制、完成设计数据的交流与评价[1]。多领域协同设计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各个领域的设计过程,实现多个领域的整体优化,即不同设计领域之间存在协同。同时领域设计过程中领域内的协同更加频繁。因此,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的协同具有复杂的“十字架”型特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构建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整体框架如图2所示。该框架结构充分体现了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复杂的约束和协同关系。
3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的三维协同模型
从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的形成以及整体框架可见,产品设计中多领域的协同是全方位的,包含多个领域组织、资源、时间、过程、信息等等的协同。但多领域协同设计的本质是信息的协同,其他协同主要是辅助完成信息协同。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了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的三维协同模型,如图3所示,在共享资源、虚拟组织和协同设计支撑环境的基础上,多领域协同设计体现了时间、空间和信息的三维协同。
(1)时间维
时间维的协同主要体现为产品设计过程中领域过程之间的协同。每个领域设计过程沿着时间轴相对独立地推进,同时领域设计的推进又受到其他领域过程的影响,因此在时间轴方向存在着领域过程的协同。
(2)空间维
空间维的协同主要体现为不同领域、不同地理位置的开发成员之间的协同。开发成员之间的协同模式主要是通过组建虚拟开发团队(VDT),通过网络系统使参与协同产品开发的各领域/成员能够及时方便地进行交流。
(3)信息维
信息维的协同主要体现为产品领域数据的协同及数据的快速增长。产品领域数据协同的主要目标是使处于不同领域的、不同开发阶段的人员能够基于统一的产品数据模型进行协同工作。数据协同是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的基础,是产品设计快速收敛至最优设计的保证。
4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的协同度的定义及度量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各个设计任务间的联系强弱程度不同,任务间协同度的概念比较模糊且具有不确定性,实现任务的合理规划和管理较为困难。信息协同,尤其是设计过程产品信息协同是多领域协同设计的关键,因此,本文从设计过程信息协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信息协同进行设计过程的任务协同度定义和度量。
定义1[协同]:协同是指协调多个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调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2]。
定义2[协同任务]: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当多个(领域)成员作用于统一的数据对象,称其任务为协同任务。
定义3[协同度]:任务之间协同的程度,称协同度。协同度的大小可以由协同幅度和协同频度反映。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任务间的协同度,根据多指标评价方法[3],即本文定义:协同度=协同幅度×协同频度,其数学表达为:
其中,C协表示任务之间的协同度,F协表示协同幅度,S协表示协同频度;k1+k2=1。为了计算协同幅度和协同频度,我们根据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任务之间的信息关联,确定用任务间的信息依赖度、敏感度来体现协同幅度;用叠代任务的叠代度或非叠代任务的目标参数相关度来体现协同频度。
定义4[依赖度]:依赖度(d)是指任务间的信息依赖程度。如果任务Ti输入任务Tj的信息量,占Tj所需信息量的比例大,则称任务Tj对任务Ti的依赖度大,反之则称依赖度小。设任务Ti和Tj,完成Ti需求输入参数个数为ki,其中从任务Tj输入参数个数为Δkij,则任务Ti对任务Tj的依赖度为。
定义5[敏感度]:敏感度(s)是指下游设计任务对上游设计任务变化的敏感程度。敏感度高指上游任务的小变化将引起下游任务的大返工;反之则称敏感度低。设任务Ti和Tj,任务Tj发生参数改变Δkj,使得任务Ti发生Δki的改变,则任务Ti对任务Tj的敏感度为。
定义6[目标参数相关度]:目标参数相关度(m)表示任务Ti和Tj的设计目标参数的相关程度。目标参数的相关度可用AHP评价中的1～9级评价标度来度量。即,f=(1,3,5,7,9}。
定义7[叠代度]:叠代度(o)是指两个相互关联的设计任务,在设计过程中的交互叠代程度,可以用两任务进行信息交互所需的叠代时间关系来表达。设任务Ti和Tj,完成Ti所用时间为ti,其中两叠代任务的叠代时间为Δt,则任务Ti的叠代度为。
因此,任务ti与任务tj的协同度,对于存在叠代的设计任务,可以通过
计算。不存在叠代的设计任务,可以通过
计算。
5 基于协同度的耦合任务集撕裂规划实例
新型自驱动式电缆牵引机[4]的缠绕装置设计任务(T绕)按照功能分解原则可以进一步分解,即:T绕=(缠绕轮轴,缠绕轮,缠绕支架,缠绕传动机构,举升机构,布线支架,丝杠螺母,布线传动机构),写做T绕=(T1,T2,T3,T4,T5,T6,T7,T8)。应用大粒度任务过程规划方法[5]对缠绕装置设计任务进行任务规划,其中缠绕轮轴(T1)、缠绕轮(T2)、缠绕支架(T3)和举升机构(T5)的设计关系较为密切,组成4步耦合任务集。并建立耦合任务集协同度矩阵:
为使量化过程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咨询相关领域设计专家的基础上,本文参考文献[6],采用AHP中的两两比较技术,实现任务依赖度、敏感度和叠代度的量化。并根据式(2),计算任务协同度,完成耦合任务协同度矩阵量化。
利用任务撕裂规划方法[6],计算,对耦合任务集进行规划,得:
因为Gi越小说明该任务的执行需要其他任务的协同越少,应先执行。所以上述耦合任务集各子任务的执行顺序为:卷绕轮(T2)、卷绕轮轴(T1)、卷绕支架(T3)、举升机构(T5)。该顺序和实际分析结果一致。
当然,各子任务的执行并不是按照上述顺序绝对串行执行,而应该尽可能并行、协同进行,只需要在设计过程中时时参考其他相关任务的设计结果,以调整自己的设计结果与需求相吻合。
6 结论
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过程存在复杂性的协同关系,协同的分析和度量对设计过程起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围绕多领域设计中的协同特性建立了产品多领域协同设计整体框架、三维协同模型,并基于信息协同对协同度进行了量化定义。协同度的量化对实现合理的任务规划,指导设计者协同工作,实现有效的多领域协同设计管理都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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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邱冬．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4]王慧，李刚炎，昃向博．新型功能集成式电缆牵引机开发研究[J]．机械设计与研究．2005，21(4)：91-94．
[5]王志亮．复杂产品敏捷化开发中若干关键决策技术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4．
协同疗效 篇8
为加深对高校协同创新的理解, 笔者以协同创新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 (检索时间截止2014年) , 发现对协同创新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针对同一创新主体, 在组织 (企业) 领域对协同创新进行定义;另一类认为协同创新宏观层面的主要形式是产学研协同创新, 是指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三个基本主体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 在政府、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 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2]。还有一类认为协同创新不同于产学研协同创新, 其更强调打破行业、领域、地域的壁垒, 组织国内外高校、行业企业等多种创新力量通过协同配合, 开展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的立体式、网络式的全新合作创新模式。这些有关协同创新的概念从不同角度不同主体反映了协同创新的内涵, 有助于深化对“2011计划”中协同创新概念的探索与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协同创新中, “2011计划”项目经费属于教育科目, 因而是由高校而不是其他创新主体作为项目申报主体和牵头单位的。世界上许多强国也已用实践和经验证明, 高校是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但以高校为责任主体的对其本质做深刻揭示和概念界定的文献却很少, 这不利于高校与社会各种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深度融合,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对以高校为责任主体的协同创新的定义详加探究。
若根据逻辑学定义的原则进行分析, 在逻辑关系上, “高校协同创新”的元概念是“协同创新”, “高校协同创新”是从属于它的下位概念;从属种关系看, 协同创新是高校协同创新的属, 高校协同创新是协同创新的一个种。笔者认为“高校协同创新”是以高校为责任主体, 高校内部、高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或其它创新主体之间, 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及行业技术难题, 通过内外的协调机制,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形成一个整体, 通过构建共享平台和分享机制实现系统功能优化的协调、创新过程。显然, 这样的定义将其涵义分解为两个方面两个突破点。
一、两个方面
笔者认为, 高校协同创新包括高校内部与外部协同创新两个方面。
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高校组织本身, 其实现依赖于高校内部组织核心要素和若干支撑要素 (如教学、科研、管理等) 之间的协同创新。高校内部协同创新需要打破学科之间藩篱, 突破学科内的固有思维和模式, 鼓励尝试用其他学科的思维方法研究本领域的问题。高校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高校组织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 即各创新主体通过主体之间、主体与外部的人力、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协同、整合形成的创新系统。
二、两个突破点
1.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 打破部门、行业、领域、地域的界限, 深度融合
高校协同创新并非一校一院之所为, 需要多个部门、多种人员、多样资源形成合力。但我国产学研体系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独立运行, 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各个环节难以对接。创新主体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也尚未成型。这便要求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打破行业、领域、地域的壁垒, 开展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多技术集成的立体式的创新合作模式, 攻破条块分割、利益分割等制约协同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同时, 还要努力防止几个倾向:防止单纯利益驱动的功利性合作而不是真诚的战略联盟性合作;防止重短期效益轻长期效益、重单项效益轻综合效益的倾向等。
2. 最大限度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构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在以高校为责任主体的协同创新中, 需要高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 与社会各种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深度融合, 构建一批集人才培养和解决重大行业实际问题为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创新联盟。各主体不再以个别企业与高校的联合, 个别高校与高校联合的形式, 而是众多创新主体和相关机构的集聚融合的形态, 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 既有专业分工又有资源互补。
在管理机制方面, 即要协调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间的对接、管理, 又要注意协同创新组织的绩效评价问题, 建立科学的高校评价制度, 形成促进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权益分配方面, 高校和各协同创新主体需明确各自利的益范围与责任边界, 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并以一定的风险投资机制做保障, 同时更要关注各创新主体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这一重要问题。
事实上, 高校协同创新乃至整个协同创新系统都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这是从高校协同创新概念界定的“名”与实践运行的“实”之间辩证关系来说的, 后者是决定性的;随着后者的发展, 如果要做到“名”“实”相符, 那么前者要么被全新的概念所替代, 要么被赋予新的含义。
摘要：笔者主要以定性的方法, 从高校内外部协同创新两个方面,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构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两个突破点, 对高校协同创新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关键词：高校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平台,联盟
参考文献
[1]李祖超, 梁春晓.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探析——基于高校创新主体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 2012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