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理论

FDI理论（精选七篇）

FDI理论 篇1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中韩两国外商投资领域是共用的概念之一,但是两国对FDI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大不同。

(一)中国FDI的概念界定

中国关于FDI的概念主要反映在几部关于外资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相关实施条例中。综合上述几部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将FDI概念界定为: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二)韩国FDI的概念界定

在韩国,FDI不仅指外商在韩国国内单纯地运用资产,而且还包括通过参与经营或技术协作等方式,与国内企业建立持续性经济关系的目的。从对经营发挥实质性影响方面来看,不同于普通投资概念,外商直接投资包括知识产权、房地产等有形、无形资产的转移,以创造财富的投资。此外,对企业经营产生实质影响的外国人股票和股份的投资也可被看作是外商直接投资。依据韩国现行的《外商投资促进法》等相关法令,可以将韩国的FDI定义为:外国人以与大韩民国法人或大韩民国国民经营的企业建立持续性经济关系为目的,拥有其股票或股权,或者海外母公司等企业向该外商投资企业提供5年以上的长期贷款,或者外国人向非经营性法人出资等。

二、外商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对于可以进行外商投资的主体即外商投资者的范围界定,中韩外资法有较大不同,总体来说,韩国外资法中对外商投资者的限制较少,范围较广。

(一)中国外资法中外商投资者的范围

可以作为外商投资者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主要受三大外资法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特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综合上述三大外资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商投资者的范围界定包括:

1、外国企业:包括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

2、外国企业外的其他经济组织,这里的其他经济组织按照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主要指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3、外国自然人。

(二)韩国外资法中外国投资者的范围

在韩国,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施行规则》以及《关于外商投资与技术引进的规定》等法令,可以进行外商投资的外国人(即外商投资者)包括:

1、拥有外国国籍的自然人;

2、依据外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外国法人);

3、国际经济协作机构,主要包括:外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协作业务代行机构、负责IBRD、IFC、ADB等相关开发金融业务的国际机构、负责或代行对外投资业务的国际机构;

4、拥有大韩民国国籍且在外国永驻的个人。

相比来看,中韩外资法主要都把外国法人、自然人作为外商投资的主要主体,其中中国的其他经济组织类似于韩国的国际经济协作机构,但也有区别。类似于在中国的非法人企业,由于不符合韩国外资法中的国际经济协作机构,因为不能作为在韩国进行外商投资的主体。另外,中国外资法并没有把具有中国国籍但在国外具有永久住所的自然人纳入到外商投资者范围内,相比于韩国外资法的主体范围有所缩小,不利于最大限度上的吸引外资。

三、FDI的类型对比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同处亚洲的中韩两国对外资的开发程度明显不同,反映在外资法领域,中国外资法从整体上来看规定的较为保守。这里的最直接体现之一就是有关FDI的类型规定。

(一)中国外资法中FDI的类型

在中国,最主要的FDI类型有四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自然资源以及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加工装配等,这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伴有需求企业的经营权、控制权的投资性质。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以确立和完成一个项目而签订契约进行合作生产经营的企业;是一种可以有股权,也可以无股权的合约式的经济组织。合作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均由中外合作者共同协商,制定合作协议、合同,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加以约定;

3、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简称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外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外资企业依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因此不同于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4、合作开发自然资源:

指外商投资者与中国法人通过签定合同,由外商投资对中国的矿产进行勘探开发,并独自承担投资风险,若勘探成功,外商自动获得其后的开发权,并取得一定数量的所开采矿产作为补偿。目前我国主要在海上和陆上石油勘探中采用。

(二)韩国外资法中FDI的类型

根据《韩国外商投资促进法》的有关规定,FDI包括外国人获取国内法人或企业的证券、股份、和为出资的国内法人提供长期贷款,以及为非盈利法人提供捐助等。

1、获取国内企业的股份或份额:

这是指外国人以同大韩民国法人或大韩民国国民经营的企业建立持续的经济关系为目的,参与该法人(包括正在成立中的法人)或企业的经营活动等,从中获取法人或企业的股份、股权。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2项,要被认定为外商投资,投资金额必须在1亿韩元以上(包括1亿韩元),同时外国人必须拥有大韩民国法人(包括正在成立中的法人)或大韩民国国民经营的企业所发行的具备决议权的股份总额或出资总额10%以上(包括10%)。根据《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3项,若外国人超过两名,则须各满足上述同样条件,外商投资比率为外国人完成投资后算出的比率。投资金额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将利润预留金转入成本后,外商因此所取得的股份部分。另外,韩国外资法虽然不承认投资金额有例外,但外商投资比率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例外。即若外商投资金额低于1亿韩元或外商投资比率低于10%,只要签署下列合同中的任何一项,即可破例被认定为是FDI:可派遣企业高层或选拨高层的合同;提供或购买原材料、产品一年以上的合同。

2、长期贷款

根据《韩国外商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4、5项的规定,外国投资商和有资本出资关系和企业向相关外资企业贷出5年以上长期贷款的情况(以最初贷款合同上所规定的贷款时间为准)均被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

3、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

作为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如具备科技领域的独立研究设施,并符合下列任何一项条件时,可被认为是外商投资:科技领域学士学位持有者具备3年以上(包括3年)研究经验或科技领域硕士学位以上的专门研究人才的长时雇佣规模5人以上(包括5人):根据《赋税特例制约法》,实施有关应用高端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

相比之下,上述列举的中国外资法中的儿大基本类型实际上都属于韩国外资法中的“获取国内企业的股份或份额”类型部分,而对于韩国外资法中的“长期贷款”和“针对非盈利法人的捐助”部分,中国外资法却是缺少的。不列入直接投资的范畴,就享受不到直接投资的相关待遇标准,这对吸引外资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

[1]顾金俊.韩国外资引进呈现新特点[N].经济日报,2011年4月9日

[2]梅新育.韩国外资政策的历史变迁[N].中国经营报,2008年6月9日

争夺汽车FDI 篇2

作为中国内地对外商吸引力的一种指标，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连续5个月下跌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们犯愁了。

五连冠!五连阴!

科尔尼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自2003年起，中国此后已经连续5年高居外国直接投资排行榜的榜首，印度第二。此份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在亚洲投资者中排名第一，在欧洲和北美的投资者中排名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们都表示愿意选择中国作为他们首次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在多个行业领域都具有极强的魅力，在金融及非金融服务、轻型及重型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等领域中都是投资者们的首选目标。只有在电信和公用事业领域，才仅次于印度。

但是，上述乐观景象可能已经是2007年的老黄历了。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尽管2008年我国吸引FDI923.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58％，连续第三年攀至新高，但是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持续制约着资金流入，尤其是自2008年10月起中国FDI出现负增长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实际利用外汇金额负增长了。

尽管2008年世界范围内对FDI的吸引力排行榜尚未出炉，但是中国吸引FDI的五连冠和五连阴的数据对比已经几乎坐实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事实。这对同样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资金链脆弱的在华车企来说更是如此。

汽车FDI：宠爱不再?

当然，撤离的FDI中包含一部分投机的、不受中国欢迎甚至被列为打击对象的“热钱”，不过其他FDI资本高速撤离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世界车市少有的也是最大的亮点，中国车市对FDI的吸引力同样如此吗?

业内专家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科尔尼中国常驻北京的高级咨询经理吴晶辉在接受《汽车观察》记者时表示，中国车市是少数FDI不减反增的行业，不仅国外资金不会减少对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投入，与之相关的汽车金融、汽车服务行业也是FDI首先的投资目标之一。她的理由是，尽管中国车市在2009年略微放缓了，但是其巨大的销量惯性及消费绝对值都是吸引力之一，尤其是在中国车市作为世界少有的需求热地的情况下。

与此持不同意见的是TNS中国汽车研究北亚区总监包亦农(Klaus Paur)告诉《汽车观察》记者，仅2002～2008年之间汽车销量便增至4倍以上，期间许多国际品牌纷纷和中国本土车厂设立合资项目。市场的增长伴随着大量的产能投入，从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供应链如轮胎公司、零件制造商等的外资投入是十分巨大的。早期的汽车市场，因为每年销量的巨额增长，因此汽车制造商的危机在于高估增长潜力而导致的狂热的生产设施投资计划。当然这种情况在经济衰退之前已经被改正了。在经济低迷时期，所有汽车的相关企业，譬如汽车制造商、零件制造商、轮胎公司等等，对于产出计划都十分谨慎，也开始着手于调整产能。这也反映了短期内在中国市场FDI的整体减速，甚至将导致资本投资的减少。

和其他行业FDI急剧下降和悲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两位工作在跨国知名咨询公司的专家意见无疑要乐观很多。

包亦农指出，FDI在中国的发展终将取决世界汽车制造业的未来结构。今天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在汽车舞台上的颓势已现。那么，未来这个辉煌的延续者是不是中国呢?如果是，那么中国车市对FDI的魅力依然很大。

但是，那些后起之秀是否愿意拱手将机会让给中国呢?答案，肯定不是。

中印的较量

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无疑是近年崛起、一直在后面追击中国的印度。科尔尼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从2005年开始印度取代美国位居指数榜的第二位，并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5年的6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69亿美元，增幅高达250％。印度在高增值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等行业继续吸引着投资者，显示出吸引更多元化FDI投资的巨大潜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在2008年及几年里，中国是亚洲投资者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在极有可能在中国投资的投资者中，34％来自亚洲)，但印度则吸引了更广泛的全球投资者，近期许多大公司表达了在印度投资的意愿，如通用汽车。在所有的投资目的地中，印度的投资前景最被看好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国成为首选投资地。

紧随印度之后，对中国汽车FDI构成威胁的投资地依次是巴西、香港、美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

不过，包亦农对未来中国汽车行业FDI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在中长期内，根据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潜力，可以预见FDI在中国市场的反弹。基于之前的经验，我们在经济衰退早期也许更加期待谨慎且行之有效的投资策略。FDI的发展将依赖于汽车市场的重整和继续的成熟。主要表现于：1、国外品牌提高现有50％限额股权的可能性；2、多个合资品牌通力合作的可能性；3、二手车市场的发展；4、汽车售后服务的发展；5、汽车金融发展的机会；6、商用车市场的增强。

2008年7月，世界500强博世旗下公司博世力士乐迁址西安经开区。当月，博世全球新上任的亚太区总裁乌韦拉西克在京表示，在2008到2010年间，博世还将在本地区投资19亿欧元，其中博世在华投资近8.5亿欧元。而在经济危机期间，最担心的是像博世这样的公司此前做出的前期投资计划是否变卦。

FDI理论 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技术吸收,人力资源水平

FDI是否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相关的实证研究难以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总的说来, 实证研究发现流向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Branstetter, 2001;Nadiri, 1993;等) ,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则难以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Blomstrom和Person, 1983;Kokko等, 1999;Haddad和Harrison, 1993;Aitken和Harrison, 1999;等) 。在国内, 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资可以显著地促进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如沈坤荣 (1999) 等;不过,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显著, 如陈涛涛 (2003) 等。

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存在不同的影响?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技术进步最终需要通过内资企业引进、吸收和消化FDI带来的先进技术才能完成, 而人力资本水平是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增长理论中, 人力资本就被视为衡量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而众多的实证文献也发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 (Keller, 1996;Borensztein 等, 1998;赖明勇等, 2005) 。所以, 从理论的角度对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分析必然要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在以人力资本水平衡量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试图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给出一个定性的解释。

1 基本模型

东道国产品市场的需求函数为p=b-Q, 其中b表示市场规模, Q为市场上各厂商产量的总和。假设只有一家东道国厂商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 q1与q2分别表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的产量, Q=q1+q2。

假定东道国厂商的初始边际生产成本取决于东道国该行业普遍的人力资本水平, 如果该行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 则初始的生产边际成本就较低。不失一般性地, 我们假定二者之间存在简单的负相关关系, 用θ表示东道国厂商的初始边际成本, 则1/θ表示东道国该行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假定θ≥1。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目标市场, 相对于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者, 跨国公司初始技术水平较高, 其初始边际生产成本为$\alpha \theta ‚\alpha \in [\frac{1}{2}‚1]$。1-α表示双方的初始技术差距, α越大, 则双方的技术差距就越小, 反之则相反。

整个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跨国公司选择技术转移水平x, x ∈[0, αθ]。当然, 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时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本文假定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为$c(x)=\frac{\theta }{2}x{}^2$, 即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不仅决定于技术转移水平, 而且受东道国该行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影响。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所转移的技术一般都为其在母国研发成功的已有技术, 在进行技术转移时最主要的成本是对子公司员工的培训支出, 所以本文假定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成本取决于θ。在第一阶段, 本国厂商没有选择变量。

在第二阶段,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在产品市场上进行Cournot竞争, 双方分别选择产量, 最大化各自在产品市场上的利润。在第二阶段, 由于第一阶段技术转移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边际生产成本降低为c1=αθ-x;同时, 东道国厂商对跨国公司所转移的技术进行模仿和吸收, 东道国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降低为$c{}_2=\theta -\frac{\alpha }{\theta }x$, 其中$\frac{\alpha }{\theta }$表示东道国厂商的技术吸收能力。东道国厂商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两个外生变量:首先,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的初始技术差距影响东道国厂商的技术吸收能力, 当双方的技术差距较小时 (α较大) , 则东道国厂商就更容易理解和吸收跨国公司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其次东道国行业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厂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当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 (θ较小) , 则东道国厂商吸收能力较强。

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的精炼均衡。在第二阶段,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决定产量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b-qi-qj) qi-ciqi

其中, $c{}_1=\alpha \theta -x‚c{}_2=\theta -\frac{\alpha }{\theta }x$。对上述最优化问题求解, 则得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的古诺均衡产量分别为:

$\begin{array}{l}q{}_1=\frac{b+(1-2\alpha )\theta +2x-\frac{\alpha }{\theta }x}{3}(1)\\ q{}_2=\frac{b-(2-\alpha )\theta +\frac{2\alpha }{\theta }x-x}{3}(2)\end{array}$

回到博弈的第一阶段, 跨国公司会选择最优的技术转移水平最大化自己的两阶段净利润, 则跨国公司优化问题为:

$\begin{array}{l}\max \pi {}^1=\pi (q{}_1(x)‚q{}_2(x)‚x)-\frac{\theta }{2}x{}^2\\ st.0\le x\le \alpha \theta \end{array}$

将公式1和2带入上述优化问题, 并对之求解, 有如下命题成立。

命题1:存在θ*和θ**, 使得跨国公司的最优技术转移水平为:当θ≥θ*, 跨国公司将不会向东道国转移任何技术, 这里$\frac{b}{2\alpha -1}=\theta {}^{*}$;当θ≤θ**,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为x=αθ, 这里θ**=f (b, α) , 函数f (b, α) 是由等式$b=\frac{18\alpha \theta {}^3-(4+\frac{27}{2}\alpha {}^2)\theta {}^2+4\alpha \theta -\alpha {}^2}{2\theta -\alpha }$所确定的隐函数;当θ**<θ<θ*时, 最优技术转移水平为$x=\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

证明:将q1与q2代入跨国公司两阶段净利润中, 则跨国公司最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为:$\left((\frac{2\theta -\alpha }{3\theta }){}^2-\frac{\theta }{2}\right)x{}^2+\frac{2}{9}[b+(1-2\alpha )\theta ]\frac{2\theta -\alpha }{\theta }x+\frac{b+(1-2\alpha )\theta }{9}$, 容易验证x2的系数$(\frac{2\theta -\alpha }{3\theta }){}^2-\frac{\theta }{2}$在θ≥1和$\alpha \in [\frac{1}{2}‚1]$的假设之下总是小于0, 则该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是一个凹的二次函数。

根据二次函数的性质, 当$\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le 0$时, 上述优化问题存在角点解, x=0最大化跨国公司的两阶段净利润。

根据本文假设, 只有b+ (1-2α) θ ≤0成立时, $\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le 0$。由此得出当$\theta \ge \theta {}^{*}=\frac{b}{2\alpha -1}‚x=0$。上述命题第一个结论得证。

当$\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ge \alpha \theta$, 则x=αθ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为了满足此条件, 对该公式进行变换处理, 有$b\ge \frac{18\alpha \theta {}^3-(4+\frac{27}{2}\alpha {}^2)\theta {}^2+4\alpha \theta -\alpha {}^2}{2\theta -\alpha }$成立, 容易验证上述不等式的右边对θ是递增的, 则该不等式可以确定唯一的θ**, 使得θ≤θ**=f (b, α) 。f (b, α) 显然是由

$b=\frac{18\alpha \theta {}^3-(4+\frac{27}{2}\alpha {}^2)\theta {}^2+4\alpha \theta -\alpha {}^2}{2\theta -\alpha }$确定的隐函数。命题1的第二个结论得证。

根据二次函数的性质, 则当$0＜\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alpha \theta$时, $x=\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根据前面的证明过程, 此不等式可以转化为θ**<θ<θ*。则命题1的第三个结论得证。证毕。

很多实证研究发现, 存在实现技术转移效应的人力资本临界值, 当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这个临界值时, 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就不会向这个国家转移技术或者只转移那些已经淘汰的落后技术。例如Borensztein 等 (1998) 利用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东道国企业吸收能力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存在人力资本水平的门槛效应 (threshold effect) , 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足够丰裕时, 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发达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非常明显, 而欠发达国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则不明显,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命题1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某个临界值 (θ≥θ*) , 跨国公司不会向东道国转移任何技术。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决策存在两方面相冲突的作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 较高) 会降低先进技术对东道国竞争企业的外溢, 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产品竞争中获取较多的利润;但同时东道国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 当人力资本水平低到一定程度时, 为了转移技术而付出的成本将大于在产品市场上因竞争优势扩大而带来的利润, 此时跨国公司将不会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此外, 命题1还发现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在本文中θ≤θ**) , 跨国公司就会存在完全的技术转移行为, 这也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会向投资的东道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

由命题1可知, 人力资本水平临界值θ*和θ**由产品市场规模b和双方技术水平差距α共同决定。首先来看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于人力资本水平临界值的影响, 由$\theta {}^{*}=\frac{b}{2\alpha -1}$可知, 当市场规模b越大时, 为了实现技术转移效应, 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要求就会降低 (θ*可以越高) 。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临界值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当市场规模越小, 为了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 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就会越高;反之则相反。同样θ**=f (b, α) , 且由于$b=\frac{18\alpha \theta {}^3-(4+\frac{27}{2}\alpha {}^2)\theta {}^2+4\alpha \theta -\alpha {}^2}{2\theta -\alpha }$对θ是递增的, 所以θ**对东道国市场规模b也是递增的。这表明为了使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最高水平的技术所需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规模b之间同样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如果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较大, 那么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 (θ**较高) , 跨国公司就会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反之则相反。

2 比较静态分析

前文证明了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满足一定条件时,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决策存在角点解, 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当变量θ∈[θ**, θ*]时, 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转移决策x和东道国技术吸收的影响。

首先考虑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 有如下命题成立。

命题2:当θ∈[θ**, θ*]时, 技术转移x与人力资本水平θ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alpha {}^{*}\in (\frac{1}{2}‚1)$, 当α≤α*时, 技术转移变量x对θ递减;当α>α*且市场规模b足够大时, 存在$\overline{\theta }\in (1‚2)$, 当$\theta \le \overline{\theta }$时, 技术转移变量x对θ递增, 而当$\theta ＞\overline{\theta }$时, 技术转移变量x对θ递减;当α>α*且市场规模较小时, 技术转移变量x对θ递减。证明参见附录1。

命题2的第一个结论认为如果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足够大 (α≤α*) , 则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递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边际收益会递增, 跨国公司会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更先进的技术, 但是转移技术成本为$\frac{\theta }{2}x{}^2$;当θ增加时, 技术转移成本会随着转移技术的先进程度的提高迅速提高, 且高于因人力资本水平降低、技术外溢减少而带来的收益, 因此当α≤α*,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 (θ增加) 而降低。而当双方的初始技术差距较小时, 命题2的后两个结论则告诉我们, 技术转移决策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市场规模b的影响。

命题2的第二个结论为当市场规模足够大时, 则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临界值$\overline{\theta }$, 低于这个临界值时,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而提高;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过这个临界值,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而下降。其背后的逻辑在于, 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 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会减少, 从而会增加跨国公司在产品市场上的收益;且在市场规模足够大时, 这种增加的收益会高于因人力资本水平降低而带来的技术转移成本的提高, 因此技术转移水平会提高。如果人力资本水平低于临界值$(\theta ＞\overline{\theta })$, 则跨国公司在产品市场上的收益不足弥补技术转移成本, 因此技术转移水平会下降;而当市场规模足够小时, 不管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何种水平, 因人力资本水平下降技术外溢减少带来的收益都不足于弥补技术转移成本, 因此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水平会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而下降。这就是命题2第三个结论背后的逻辑。

正如Blomstrom和Kokko (2002) 在总结实证结果所指出的, 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之间是高度非线性的, 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关系, 命题2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命题2的意义还在于,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均衡关系取决于东道国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对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存在着两方面相反的作用: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一方面可以降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 但是另一方面会提高东道国竞争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这会削弱跨国公司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第一方面的作用会提高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激励动机, 后一方面的作用会降低其技术转移的激励, 最终的技术转移决策正是跨国公司对这两方面相反作用进行权衡的结果, 而环境变量如市场规模b和双方的技术差距α会对跨国公司的权衡结果产生影响。

前文证明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 但是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等于技术扩散和溢出。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先进技术, 如果东道国国内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吸收这些技术, 那么东道国政府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达到更新技术的目的则难以完成。在本文的框架下,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用变量x表示, 而东道国国内企业吸收的部分为$\frac{\alpha }{\theta }x$。表面上来看,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θ越低) , 则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越强。但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由两部分组成, 除了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frac{\alpha }{\theta }$) 外, 还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变量x。由命题2可知, 在一定条件下, 技术转移变量x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具体地说, 当α和b满足一定条件时, 技术转移变量x随着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而增加 (命题2的第二个结论) 。那么, 东道国国内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部分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

命题3:东道国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部分$\frac{\alpha }{\theta }x$对于θ递减。

证明:令$f(\theta )=\frac{\alpha }{\theta }x=\frac{\alpha }{\theta }\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alpha \frac{[b+(1-2\alph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 则f (θ) 的一阶导数为:

$f{}^{´}(\theta )=\frac{-9\alpha (1-2\alpha )\theta {}^4-[18ab-9\alpha {}^2(1-2\alpha )]\theta {}^3+[8ab+\frac{27}{2}\alpha {}^{2}b+4\alpha {}^2(1-2\alpha )]\theta {}^2-[8\alpha {}^{2}b+4\alpha {}^3(1-2\alpha )]\theta +2\alpha {}^{3}b+\alpha {}^4(1-2\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2}$

令上述一阶导数的分子为g (θ) , 则$g(1)=(2\alpha {}^3+\frac{11}{2}\alpha {}^2-10\alpha )b-(2\alpha -1)(\alpha {}^4-4\alpha {}^3+13\alpha {}^2-9\alpha )$, 由于$2\alpha {}^3+\frac{11}{2}\alpha {}^2-10\alpha$在$\alpha \in [\frac{1}{2}‚1]$上总是小于0, 且根据命题1有b ≥θ (2α-1) ≥2α-1, 从而有$g(1)＜(2\alpha -1)(-\alpha {}^4+6\alpha {}^3-\frac{15}{2}\alpha {}^2-\alpha )$, 可以验证g (1) <0。同样, 利用g (θ) 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且根据命题1技术转移变量x>0的条件$1\le \theta ＜\frac{b}{2\alpha -1}$, 可以验证当$1\le \theta ＜\frac{b}{2\alpha -1}‚g{}^{´}(\theta )＜0$, 则g (θ) 在$1\le \theta ＜\frac{b}{2\alpha -1}$上总是小于0, 从而有f′ (θ) <0, 因此东道国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部分$\frac{\alpha }{\theta }x$对于θ递减。证毕。

虽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决策x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关系, 由命题3可知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部分却是对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当东道国人力资本越高 (θ越低) 时东道国企业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跨国公司先进技术, 从而技术进步也就越大。命题3背后的政策含义在于为了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 东道国政府应该增加本国的人力资本投资, 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3 总结

在一个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研究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内资企业技术吸收的影响, 结果显示存在人力资本水平的临界值。当吸收外资的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低于临界值时, 跨国公司将不会向东道国转移任何先进技术;在人力资本水平的临界值范围之内,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本水平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受技术差距市场规模这些经济变量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多重均衡。本文还区分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东道国企业技术吸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不同的是, 东道国企业技术吸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这意味着东道国政府应该加大本国人力资本投资。

附录

命题2的证明:

根据命题1, 当$\theta \in [\theta {}^{**}‚\theta {}^{*}]‚x=\frac{[b+(1-2\alpha )\theta ]\theta (2\theta -\alpha )}{\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 则x对θ的一阶导数为:

$\frac{dx}{d\theta }=\frac{[-9b+(1-2\alpha )(\frac{9}{2}\alpha -8)]\theta {}^4+[9\alpha b+16\alpha (1-2\alpha )]\theta {}^3+[4\alpha b-10\alpha {}^2(1-2\alpha )]\theta {}^2-[4\alpha {}^{2}b-2\alpha {}^3(1-2\alpha )]\theta +b\alpha {}^3}{[\frac{9}{2}\theta {}^3-(2\theta -\alpha ){}^2]{}^2}$

令$f(\theta )=[-9b+(1-2\alpha )(\frac{9}{2}\alpha -8)]\theta {}^4+[9\alpha b+16\alpha (1-2\alpha )]\theta {}^3+[4\alpha b-10\alpha {}^2(1-2\alpha )]\theta {}^2-[4\alpha {}^{2}b-2\alpha {}^3(1-2\alpha )]\theta +b\alpha {}^3$, 则$f(1)=(\alpha {}^3-4\alpha {}^2+13\alpha -9)b-(2\alpha -1)(2\alpha {}^3-10\alpha {}^2+\frac{41}{2}\alpha -8)$, 其中容易验证存在$\alpha {}^{*}\in (\frac{1}{2}‚1)$, 当α≤α*时, f (1) <0。当α>α*时, 如果$b＞\frac{(2\alpha -1)(2\alpha {}^3-10\alpha {}^2+\frac{41}{2}\alpha -8)}{\alpha {}^3-4\alpha {}^2+13\alpha -9}$, 则f (1) >0;反之, 则f (1) <0。分析f (θ) 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可以发现f′ (θ) <0, 即f (θ) 在θ≥1上对于θ递减, 且当α≤α*时f (1)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f (θ) 在θ≥1上总是小于0, 从而命题2的第一个结论成立。

当α>α*且$b＞\frac{(2\alpha -1)(2\alpha {}^3-10\alpha {}^2+\frac{41}{2}\alpha -8)}{\alpha {}^3-4\alpha {}^2+13\alpha -9}$时, f (1) >0;同时令θ=2, 则可以验证在θ<θ*且$\alpha \in [\frac{1}{2}‚1]$的前提下, f (2) <0总是成立。从而存在$1＜\overline{\theta }＜2$使得$f(\overline{\theta })=0$, 由于f′ (θ) <0, 当$\theta ＜\overline{\theta }‚f(\theta )＞0$;而当$\theta ＞\overline{\theta }‚f(\theta )＜0$。从而命题2的第二个结论成立。

由前可知, 当α>α*且$b＜\frac{(2\alpha -1)(2\alpha {}^3-10\alpha {}^2+\frac{41}{2}\alpha -8)}{\alpha {}^3-4\alpha {}^2+13\alpha -9}‚f(1)＜0$, 根据f′ (θ) <0, 则f (θ) 在θ≥1上总是小于0, 命题2的第三个结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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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LOMSTROMM, KOKKO A.FDI and human capital:a research a-genda[C].OECD Working Paper, 2002, N195.

FDI技术外溢与模仿创新 篇4

关键词：FDI；技术外溢；模仿创新

FDI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FDI对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和推动经济增长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是外资引入绩效考察的重要目标。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利用FDI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培养中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将是未来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目标。

合理有效的模仿创新是实现FDI技术外溢目标的重要渠道。模仿创新一方面是加速技术扩散，获取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渠道，同时模仿创新也是技术积累的重要途径，其作为简单模仿和自我创新的重要过渡阶段，可以为企业以后的自我创新打下技术知识、人力资源等相应的基础，提高以后自我创新的成功率。所以在FDI溢出条件下，模仿创新对中国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模仿创新的优势和可行性分析出发，研究FDI技术外溢条件下模仿创新的实现机制和约束条件，并结合中国实际得出一些启示。

一、关于模仿创新的理论回顾

1．模仿创新的优势。模仿创新是最积极、最主动、最有效率的获取技术外溢效应的方式，模仿创新能将技术扩散活动和扩散主体的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能够加速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国内的扩散，成功的模仿可以缩小FDI的东道国和输出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降低FDI将更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东道国的转移成本，进一步扩大FD[的技术外溢效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国际技术外溢的过程中，技术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合理的模仿创新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并最终实现赶超。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同时认为技术知识产品特性之一就是其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复制、再生产新技术知识的附加成本是很低的，从而从这一特性出发，模仿创新的明显优势在于：(1)尽管技术吸收和学习是有成本的，但是技术落后国家对技术领先国家的模仿成本是要远远小于技术领先国家的创新成本，而这一模仿成本与创新成本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国际技术收敛的重要前提，Mansfield(1981)通過对美国化工、制药等48个行业产品的调查也证明，平均模仿成本仅仅是创新成本的65％；(2)模仿成本与可供模仿的技术知识产品选择集成反比，如果模仿国和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其可模仿的技术知识产品选择集也就越大，从而其模仿的回报率也就越高。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初始技术水平差异越大，则其可供东道国企业模仿的产品选择集也就越大，因此东道国可以以较低的模仿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从而东道国通过模仿获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就更为显著。Segetrom(1991)也认为，在稳态条件下，与技术的模仿和转移相比，封闭的技术创新成本要昂贵的多，而这种成本的差异导致了技术的转移和模仿的盛行。

2．模仿创新的可行性。Barro&Sala-I—Martin(1995)考察了一个开放经济中，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是如何通过模仿经济发达先进的国家的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的。Elkan(1996)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认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他强调的是南北双方之间的经济发展的趋向，即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Keller(1996)认为，仅仅能够取得国外技术并不一定能够提升LDC的发展速度，模仿支出可以为FDI创建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从而为FDI转移更先进的技术提供先决条件。Glass(2000)则论证了有效的模仿对自我创新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有效的模仿可以通过积累相应的知识存量而大大降低技术落后国家的创新成本，从而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的开展。Glass，Saggi(1998)分析了FDI转移的技术水平和东道国模仿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东道国能否通过吸引FDI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取决于模仿和母国创新速度之比。而ToshihikoMukoyama(2003)则分析了一国在增长过程中的模仿和创新的关系，他假设只有技术领先的国家才能进行创新活动，而技术落后国家只能通过模仿而成为领先者，对模仿行为进行补贴将会有效促进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一国的技术进步，模仿还可以通过增加创新产业的数目促进总体创新行为。同时推进模仿行为不仅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静态效率，还可以推动一个国家动态的技术进步率。国内学者庄子银(2003)认为，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他也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南方模仿的效应，并且认为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

二、FDI技术外溢条件下模仿创新的实现机制

1．模仿创新的实现过程。模仿创新指的是，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发展，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大批量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创新链的中后阶段投入主要力量，生产出在性能、质量、价格方面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与率先创新的企业竞争，以此确立自己的竞争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行为。从模仿创新的过程来看，它也包含了三个紧密联系的过程：(1)简单性复制模仿。这一阶段包括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测试方法、材料配方、技术标准、关键设备和样机的引进。它以简单模仿国外产品的工艺为基本特点，它基本上是对引进的有形资源的照搬照抄，企业在这一阶段往往不能掌握引进技术的原理和诀窍。但对企业来说，毕竟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使企业的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创造性模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减少了对技术输出国的依赖，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对关键设备或工艺技术实施国产化，使企业的产品和工艺设计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这一阶段虽然仍以维持引进产品的性能进行工艺创新为主，但是国产化使引进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改进型创新。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实施，技术引进的主体掌握了引进技术的基本原理和专有技术，达到了消化、吸收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企业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我研究开发的能力，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开发进行改进型创新，充分利用引进技术的扩散作用进行新产品功能的开发，并扩大引进技术的应用领域。

这种改进型创新的出现是模仿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模仿创新的成功实施包含两大关键步骤：一是模仿对象的捕捉，模仿创新必須有追随学习的对象，而不应是新技术的开拓探索者和率先使用者；二是对模仿对象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模仿创新并不是照抄率先者的技术，它同样需要投入足够的研究开发力量，从事其特有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一种渐进性创新行为。

2．FDI技术外溢促进模仿创新的渠道。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以下渠道对模仿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1)示范效应：从模仿创新的过程来看，成功的模仿创新的第一步为简单的复制模仿，而外商企业的技术转移扩散过程就是本地企业模仿对象的获得过程，跨国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外商研发机构开发新技术，为本地企业的模仿提供了良好的模仿对象。跨国公司母公司转移给子公司的技术一般要比外售的技术更加先进，为本地企业提供了合适的模仿对象，从而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本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对产品进行逆向工程的研究和开发间接获得该产品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并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经验，为以后的改进型创新打下基础。

(2)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到来加剧了行业竞争，从而激发了本地企业研发支出的投入力度，同时本地企业在模仿外资企业的基础上还必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并进行二次创新，从而有效推动模仿创新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顺利实施。同时由于外商企业带来的技术不一定适合东道国的生产特点，所以国内企业对跨国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必然使得该技术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3)前向和后向联系：包括外资企业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通过这种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向当地企业传授知识和技术，从而可以使这些企业获得相应的产品技术信息，提高模仿创新的成功率。

(4)人员培训和流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需要对东道国的当地雇员进行培训，当这些雇员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流向当地其它企业或自创企业时，其在跨国公司工作时所学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产生溢出效应，这些雇员也成为推动当地创新的重要力量。

三、模仿创新实现的限制条件

如前文所述，模仿创新之路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有效吸收。但是，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像理论分析中体现的那么明显，例如Haddad and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and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Cohen&Levinthal(1989)扩展了内生经济增长关于模仿的理论，他们认为，技术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自我积累性和路径依赖性，因为任何新技术知识都是在已有的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较大的现存技术知识存量意味着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去开发出更多的新技术产品，同时研发投入对本国企业，本国技术进步往往具有双重效应，研发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直接带来新的技术成果，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本国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提高未来进行有效的模仿创新的成功率。所以虽然国内、国际企业的技术差异较大，可供本国企业进行学习、模仿、创新的对象也很多，但是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响应的研发支出而不能形成对先进技术有效的学习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会很小。Abramowitz(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界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而Kinoshita(2000)通过对捷克制造业的分析证明，只有在那些研发支出较多的行业里，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比较明显，同时研发支出增强模仿创新能力的效应要大于它直接促进创新的效应。而Griffith(2000)也通过对OCED等国家的分析证明，技术趋同的假说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落后国家的技术能力能否足以吸收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于津平(2004)也证明了外资对国民利益的积极影响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知识外溢有关。而知识外溢作用的产生不仅要求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求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接受能力，以及国内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播媒介。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FDI的外溢效应并不是伴随着FDI的进入自然产生的，外商投资企业带人技术和形成技术冲击是技术外溢发生的重要条件，而本地企业的正向反应行动是技术外溢发生的充分条件，也是模仿创新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要增强本地企业学习行为和培育本地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模仿创新行为和技术扩散主体本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是最积极、最主动利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方式，本地企业要实现模仿创新，必须要承担模仿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支出，研发支出的增加对接FDI技术外溢的能力，可以降低FDI输出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同时给跨国企业相应的竞争压力，迫使其将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东道国。

四、模仿创新的现实意义和必要准备

1．中国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存量的低水平现实。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以及科技活动强度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自我创新的能力以及持续增长的潜力，中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仍相对较低，2001年OECD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是中国当年该比例的两倍以上，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中国。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和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无论同OECD还是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较大的差距，甚至低于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

2．模仿创新的现实适用性。当前，推进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而自主创新不等于自我创新。模仿创新因其自身特点比较适合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实际情况，模仿创新作为连接单纯复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模仿创新的有效实施可以增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缩小后进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培养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推动单纯复制模仿到模仿创新再到自我创新的逐步过渡。日韩两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是最典型的实施模仿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其高增长期它遵循着优选技术的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快吸收消化，并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创新，取得了技术赶超的显著效果。而韩国也通过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并具有较高商业化前景的基础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成果，使其实现商业化的模仿、开发和国产化，并借助由此带来的大量技术选择机会及技术发展连锁效应，进行技术创新的自主开发，从而推进了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快速发展。

3．推进模仿创新的必要准备。中国的研发支出水平和科技人才储备的低水平事实表明，中国必须要重视模仿创新，这是现实条件的最优选择。但是，正如本文前述，模仿创新是在吸收国外技术外溢条件下进行的，是有许多限制因素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加大我国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知识存量水平。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要增加基础性的公共研发投入，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调节激励国内企业增大研发投入。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开放环境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在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我国模仿创新，以实现技术水平的赶超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自立。

FDI理论 篇5

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了国际贸易与FDI的相互作用:国际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FDI企业为东道国的国际贸易起着推动作用, 对我国而言, 利用FDI企业进口技术设备和服务是最初的设想, 沿袭和拓展其海外营销渠道是我们目前的战略, 因而扩大我国的出口贸易, 研究FDI企业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可以有利于国内企业研究和学习提升自我出口贸易的能力。

出口贸易与FDI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两种国际经济活动, 揭示二者的相关性, 尤其是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细分结构与 FDI 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国制订的适应本国的贸易政策和FDI政策并使其互相协调, 来达到我们的特定经济目标。我国十大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香港、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台湾和加拿大, 研究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可以反映出一国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 它受FDI、出口国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人口数量、市场规模、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和政策等的影响。

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直接影响双边政治经济贸易关系。随着欧盟、美、日、韩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 我国企业尤其是FDI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出口和FDI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 我国FDI企业绝大多数为出口导向型企业, 从而影响着我国的出口地理方向, 实证研究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

2 相关文献研究

贸易与FDI的流动有相互替代和互补的关系。其中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二战前发生的FDI流动。其后的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了贸易与FDI的相互作用: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促进贸易的发展。

Buckley和Casson (1981) 指出, FDI企业在国外生产, 固定成本更高而可变成本相对较低, 也就是说海外市场的扩张在某个时点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1]; Lipse和Weiss (1981) 从国家层面和产业的宏观角度分析FDI和贸易正相关[2]; Ethier (1986) 认为产业内贸易扩张和发展的基础是需要两国生产要素禀赋相似[3]; Markusen和Venables (1998) 提出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国家的, 但FDI企业的国内和国外生产最终会趋同, 当然必须是生产效率一致, 吻合要素禀赋理论[4]; Grossman和Helpman (1989) 实证研究得出贸易和国际化大生产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产品是内生化的[5];Hein (1992) [6], Zhang Qing和Bruce Felmingham (2001) [7]认为东道国出口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FDI流入;Pfaffermayr (1994) 实证研究奥地利的OFDI和出口贸易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8];Dunning (1998) 指出FDI战略动机趋向不同, FDI和贸易的关系就会相应发生变化[9];Gray (1998) 指出市场导向型FDI企业的内部贸易就是国际贸易, 而生产效率成本导向型FDI更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0];Belderbo和Sleuwaegen (1998) [11], Swedenborg (2000) [12]分析中间产品, 发现东道国FDI企业和母国出口是正相关的, 但最终产品的东道国FDI企业与母国出口相关性不显著;Blonigen和Bruce (2001) [13]深入到产品层次角度, 得出贸易和FDI是相互互补和替代的关系, 但替代效应是短时间急剧发生的, 而不是慢慢替代的;Lim和Moon (2001) 证实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FDI企业是是新设企业, 或在原母国的产业处于夕阳状态, FDI和贸易正相关[14]; Liu等 (2001) 实证研究中国的FDI和贸易因果关系时, 得出进口带来了FDI的同时FDI促进出口, FDI和贸易相互互补[15]。杨迤 (2000) 对实证研究我国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得出FDI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 尤其是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16];史小龙和张峰 (2004) 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 FDI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地促进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7];杨全发和陈平 (2005) 研究认为从提高FDI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相关度出发来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有利于吸引和规范[18]FDI;王洪亮和徐霞 (2005) 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实证研究得出中日贸易与来自日本的FDI的长期互补关系, 但FDI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FDI与我国的进口水平是单向因果, FDI和进口贸易有短期替代关系[19];封福育和王少平 (2006) 利用实证研究FDI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长短期关系[20];杨来科和廖春 (2006) 分析来自美国的FDI加大了中美贸易逆差, 其中来自美国的成本导向型FDI促进中方对美国的出口[21];而市场导向型FDI萎缩了美国对华的出口;陈继勇和秦臻 (2006) 实证研究FDI对我国进出口是长期且显著促进的, 不过促进影响存在时滞, 并研究FDI与国别贸易[22];高峰和高越 (2008) 根据贸易方式的特点, 对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别对FDI进行回归, 指出FDI对一般贸易影响并不显著, 而对加工贸易促进效果明显[23]; 李辉和侯铁珊 (2008) 在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解释时, 认为正是因为我国与韩国在文化与地域上的接近, 使得两国对经济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十分迅速[24];张磊和王敏 (2008) 对上海FDI与进出口进行了协整分析, 认为有较弱的趋同性[25]。

我国出口贸易存在着地理方向变动,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国别分析模式, 这种研究模式以国家为分析单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容易限制人的眼力, 不利于世界一体化趋势。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贸易地位日益突出, FDI加快了入华的步伐;同时, 我国的出口也逐年增加, 我国的出口贸易格局向多元化趋势转变。因而FDI与我国FDI企业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直接影响着我国出口地理方向的发展趋势。

出口贸易与FDI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两种国际经济活动, 揭示二者的相关性, 尤其是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细分结构与FDI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国制订的适应本国的贸易政策和FDI政策并使其互相协调, 来达到我们的特定经济目标。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又促进贸易的发展, 以上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FDI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 但是从贸易地理方向尤其是出口地理方向选择视角分析论证其与FDI的相关性比较少见。作者试图分析论证FDI与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 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其中“两驾马车”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3 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 出口额逐年增加, 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盟、美国五大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地, 在我国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我国五大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结构和出口比重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9年出口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9年出口数据整理。)

我国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受我国FDI来源地的影响较大。一般来说, 对华FDI较多的国家或地区, 也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并且, FDI来源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发生变化, 则该地区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也会随之发展变化。研究显示, 来源于不同地区的FDI对一国经济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 受多种因素影响, 我国FDI的来源地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进而导致FDI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随之变化 (如图3和图4)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样的结果, FDI企业的出口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 对我国贸易的贡献巨大, 截止2007年, 我国FDI企业出口到五大FDI来源地的商品一直占我国当年出口总值的75%以上 (如图5) 。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7年出口数据整理。)

FDI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贡献者, 因此我国FDI企业商品的出口地理方向也就大致反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地理方向。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五大FDI来源地, 特别是美、日、欧的“经济三极”, 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它们既是FDI的主要流出地, 也是FDI的主要流入地, 还是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地理方向, 我国经济己逐渐融入世界经济, 我国贸易也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地区必然会成为我国FDI企业乃至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地理方向。二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导致的结果。为了得到降低成本、逃避税收、增强子公司的竞争能力、操纵利润等目的, 跨国公司会进行大量的内部贸易, 而内部贸易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来自两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对华FDI不断增加, 我国以内部贸易方式的出口贸易必然不断增加,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FDI企业以产品返销的形式出口到五大FDI来源地。 三是我国作为世界低端制造业产品基地和全球采购中心的必然结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成为高端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 但其对低端产品的需求依然存在, 因而需要从像我国这样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进口低端产品, FDI企业产品主要返销供应FDI来源地市场。

4 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

受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 外部市场需求急剧萎缩。目前, 我国FDI大都来源于富裕和溢出的发达国家, 如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 而这些国家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 导致许多我国FDI企业由于流动性严重匮乏、返销市场需求大幅下降, 经营陷入困境, 导致我国FDI企业开始寻求其他海外市场的扩张。因此, 本文对我各FDI主要来源地采用的数据截止2007年。

4.1 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协整关系

(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在经济模型中非平稳数据之间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但进行回归仍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 即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 因此, 先对FDI及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见表1) 。表中, L (FDI) 为五个FDI来源地区 (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 的对数值; L (FEX) 为FDI企业向以上五国的出口额的对数。DL (FDI) 、 DL (FEX) 分别为FDI和出口额的对数差分。

注: ***表示1%水平显著, **表示5%水平显著, *表示10%水平显著。

从以上面板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可看出, FDI和FEX的水平值均存在着单位根, 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则不存在单位根, 也即FDI和FDI企业出口额均是一阶单整的, 可以进行面板的协整检验。

(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 如果两个变量满足单整阶数相同, 则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而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将利用协整理论检验FDI和FDI企业出口额的长期关系。以FDI企业出口额作为因变量, 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设定面板协整模型如式 (1) :

$\text{l}\text{n}EX{}_{it}=\alpha +\beta \text{l}\text{n}FD{\rm I}{}_{it}+\epsilon {}_{it}(1)$

使用双对数模型, 其经济含义是β测度出口的FDI弹性。如果lnEX和lnFDI均服从面板单位根过程, 且残差εit～I (0) , 则式 (1) 为面板协整模型。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 几种协整检验的结果均表明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存在长期关系。经检验, 本文构建的协整方程为:

$\begin{array}{l}\text{l}\text{n}EX=-0.4423+1.4643\text{l}\text{n}FD{\rm I}(2)\\ t=5.67\\ R{}^2=0.4957\\ F=14.5558\\ D.W=0.1649\end{array}$

协整方程表明:FDI每增加1%, FDI企业出口额增加1.46%.

4.2 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 选择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表明, 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来考察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构建脉冲响应函数IRF, 分析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关系, 进而判断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WAR (p) 模型的一般表达式:

$y{}_t=\Phi {}_{1}y{}_{t-1}+\cdots +\Phi {}_{p}y{}_{t-p}+{\rm H}x{}_t+\epsilon {}_t,t=1,2,\cdots ,{\rm T}(3)$

其中, yt为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 xt为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 p为滞后阶数, T为样本个数。Φ1, …, Φp为k×k维系数矩阵, H为k×d维系数矩阵。εt为k维扰动列向量。将上式展开可表示为:

$\left[\begin{array}{c}y{}_{1t}\\ y{}_{2t}\\ \cdots \\ y{}_{kt}\end{array}\right]=\Phi {}_1\left[\begin{array}{c}y{}_{1t-1}\\ y{}_{2t-1}\\ \cdots \\ y{}_{kt-1}\end{array}\right]+\cdots +\Phi {}_p\left[\begin{array}{c}y{}_{1t-p}\\ y{}_{2t-p}\\ \cdots \\ y{}_{kt-p}\end{array}\right]+{\rm H}\left[\begin{array}{c}x{}_{1t}\\ x{}_{2t}\\ \cdots \\ x{}_{kt}\end{array}\right]+\left[\begin{array}{c}\epsilon {}_{1t}\\ \epsilon {}_{2t}\\ \cdots \\ \epsilon {}_{kt}\end{array}\right](4)$

因此, 含有k个时间序列变量的VAR (p) 模型包含k个方程。

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 选择我国五个主要的FDI来源地 (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 , 考察五大来源地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进而判断我国FDI企业的出口方向选择。由于五大来源地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都为内生变量, 因此, 不存在外生变量。VAR模型中, 选择滞后阶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选择滞后阶数时, 要使滞后阶数尽量大, 以便完整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 滞后阶数越大, 需估计的参数越多, 模型的自由度就越少。因此, 选择滞后阶数时, 需要在滞后阶数和自由度之间进行权衡。

使用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信息准则和SC (Schwarz Criterion) 准则确定滞后阶数, 选择的滞后阶数应使AIC和SC值越小越好。根据AIC和SC值, 本文最终确定的滞后阶数为2, 故模型形式设定为VAR (2)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检验结果较好, 得到各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 (均小于1) 。因此, 可以做进一步分析。用本文构建的VAR (2) 模型分别对我来自单个国家的FDI与我国对其的出口额, 以及对五大主要FDI来源地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国的出口总额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lnFDI EU、lnFDI HK、lnFDI JP、lnFDI TW、lnFDI US、lnFDI SUM别为欧盟、香港、日本、台湾、美国和合计的对华FDI对数;lnEX EU、lnFDI HK、lnFDI JP、lnFDI TW、lnFDI US和lnFDI SUM分别为我FDI企业对欧盟、香港、日本、台湾、美国和合计的出口额。

从以上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对来自单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 还是对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地的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进行估计, 拟合效果都较好, 调整的拟合优度R2都在0.52以上, 有的调整的拟合优度R2达到了分别为0.99以上。因此, 来自单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以及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地的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当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成本和市场导向战略动机发生了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由于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存在较强的长期稳定关系, 所以可以采用本文建立的VAR (2) 模型构建脉冲响应函数, 进一步分析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的动态关系, 得出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末来取值的动态影响, 能够形象地捕捉到变量之间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由于冲击是相关的, 需要正交化, 通常用标准的Cholesky分解来正交化。由于改变内生变量的顺序, 将会明显地改变脉冲响应的结果。广义冲击响应函数, 能使分解结果完全不依赖于VAR系统中各个变量的顺序关系, 冲击函数的结果与内生变量的顺序无关, 从而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其基本思想在于, 分析第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的时候, 将第个内生变量放在内生变量的第一个位置。因此, 本文利用广义冲击响应函数法来进行分析。根据本文建立的VAR (2) 模型作出来自欧盟、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与美国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该国家 (或地区) 出口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如图6至图11所示。图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虚线表示政府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6可以发现:当给日本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正向的影响, 影响较为显著, 在第六期之后影响逐渐变小。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日本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冲击, 并且冲击较为明显。

从图7可以看出, 来自欧盟国家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欧盟出口额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当我们给欧盟国家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该地区FDI流入中国产生正向的影响。并在第五期之后达到平稳, 开始稳定增长。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欧盟国家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

图8显示:当给香港地区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正向的影响, 影响较为稳定, 但是影响较小。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香港地区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

从图9可以看出, 当给台湾地区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第四期之后, 影响逐渐稳定。而给自台湾地区FDI流入的正向冲击, 经贸易市场的传递也会给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向的影响, 并且此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图10表明:当给美国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并在第八期之后, 影响逐渐稳定。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美国地区的FDI流入也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面的影响, 影响持续时间也较长。

从图11可以看出, 中国FDI流入总额与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分别给中国FDI流入总额与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一个冲击以后, 都会给对方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 由于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流入的变化, 一个国家 (或地区) 的FDI流入与该国家 (或地区) 的FDI企业对出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根据图6、图7和图8可以看出, 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来自欧盟国家、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能对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这说明当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受到战略动机、贸易条件等发生变化等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传递给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出口贸易, 给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带来反向冲击。根据图9和图10可以发现, 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向的影响。这表明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受到FDI企业、贸易条件等变化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传递给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出口贸易, 给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出口带来正向冲击。因此, 在选择出口地理方向时, 我国出口企业和我国FDI企业应该关注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战略、贸易市场等条件的变化, 根据这些条件变化选择出口地理方向。

5 小结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战略动机视角下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的选择问题。利用协整理论, 构建VAR模型, 作出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

①对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的协整检验表明, 二者存在协整关系, 表明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②通过VAR模型, 本文发现单个国家 (或地区) 的FDI与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同时, 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这五个来源地的FDI企业出口总额之间也存在较强的关系。

③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 自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产生反向的影响, 而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流入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同向的影响。这表明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战略发生改变时, 各FDI主要来源地对华FDI与我国FDI企业对该地出口额之间影响关系不尽相同。研究结果表明, 根据FDI战略、贸易市场、市场条件等因素的变化, 选择出口地理方向至关重要。

摘要：使用我国五大FD I来源地的面板数据, 运用协整理论, 检验我国五大来源地的FD I和FD 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长期关系。在此基础上, 构建来自五大来源地FD I和我国FD 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VAR模型, 考察二者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基于构建的VAR模型, 作出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直观地分析FD I和我国FD I企业出口额的相互冲击, 为我国FD I企业地理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FDI理论 篇6

就我国而言, 现代服务业的对象——制造企业既可能是地方性的, 也可能是全球性跨国企业。服务业 (如贸易、金融) 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集中固定生产和分散变动需求之间, 起着桥梁的作用。许多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总是希望与一个服务商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 或者是希望与该企业的顾客 (无论是本地还是国外的顾客) 同时受到一个服务商的服务, 以便于业务往来时往往会遇到想要把相关服务外包时却发现相关服务的外包市场不成熟, 尤其是很难找到接受外包的合格服务企业, 没有办法进行外包。这样, 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会陷入一个“僵局”当中。这是一种不良的锁定状况, 使得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不能实现互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随着生产者服务需求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在中国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形成来看, 主要有两类:

1.1 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服务业的投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 制造与服务已经发展到高度相关的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是在20世纪70 年代以后, 而且其中较大部分是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服务业。投资主体并不都是服务业跨国公司, 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设立附属性服务企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以及实现市场导向的垂直一体化。一些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把他们的研究与开发、工程、营销、咨询、电讯和软件开发等服务部门扩展成为面向国外、自主经营的盈利单位。

另外,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有些制造业企业还接管了与其主要业务并没有关系的服务业企业, 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将来发展的新领域。就制造业跨国公司参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在地区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没有竞争优势。随着制造业竞争的加剧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 制造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依靠其附属服务业的发展来扩大市场份额和长期占领市场。

1.2 服务业跨国公司

由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出现及迅速发展都是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 特别是新经济网络时代的出现, 给服务业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便利, 同时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也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 服务业跨国公司往往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 技术优势更强, 也更容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加之服务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

2 实证分析

结合前面对影响服务业跨国扩张因素的分析和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的研究, 本部分将根据现有数据取相应变量, 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对影响服务业跨国转移进入中国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2.1 建立模型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影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动因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容量、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制造业FDI的发展等。使用1997-2006年间服务业10部门 (S1, 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S2,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S3,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S4, 金融、保险业;S5, 房地产业;S6, 社会服务业;S7,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S8,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电影业;S9,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S10, 其他服务部门) 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 (以SFDI表示) ,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利用面板数据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 Xit为1×K阶的解释变量向量, βit是K×1阶系数矩阵, K为解释变量个数。模型中的系数随着时间和个体的不同而改变, 因此, 可以反映模型中被忽略的不同时间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被称为“非观测因素”) , 这也是Panel Data模型的主要优点。在本模型中, i代表服务业的各部门, 一共有10个部门, t为时间段, 一共是10年。

2.2 解释变量的筛选与模型具体形式的设定

结合前述影响服务业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 我们选取8个解释变量对其进行分析, 各解释变量单位均按历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加以统一。

①市场规模, 用国民生产总值代表, 即GDP。它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预期正相关。

②基础设施建设, 用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国民生产总值来综合代表, 预期与其正相关。用INF代表。

③开放水平, 服务贸易的依存度,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除以GDP, 用TRA代表。这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是居民和政府对外资的接受程度, 也决定了是否能较快地、有效地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商的投资。但是由于服务业行业的特殊性质, 对其回归符号还不能加以判断。

④劳动力成本用行业人员平均工资, 劳动力成本的高低, 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和供给水平。我们用LC表示。

⑤人力资本, 用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来表示, 预期与服务业FDI正相关, 用HC代表。

⑥市场潜力, 我们用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 东道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的投资选择。我们用SGROWTH来表示。

⑦其他产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 主要用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额来表示, 制造业FDI对服务业FDI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分别用用MGDP和MFDI 来表示。

2.3 计量结果的解释和分析

由表1的实证结果显示,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 甚至其系数为负值, 表明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在下降, 这显然与客观事实有所不符。由于我国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限制和进入壁垒, 导致目前我国吸收的服务业直接投资在规模上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匹配, 存在着严重的差距, 这可能是计量结果上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除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变量以外, 还有三个解释变量在5%的检验水平下也不显著, 分别是服务贸易依存度、国内服务业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和制造业国民生产总值。由于服务的特殊性质, 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具有较大差异, 而对于服务业的研究也与制造业不同。由于服务业的无形性 (intangibility) 、不可分离性 (inseparability) 以及品质差异性 (heterogeneity) , 绝大部分行业要求提供者和接受者的物理接近, 即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只有在同一时间、地点才能完成服务交易, 因此服务业难以运用出口的方式来进入国外市场, 而必须采取投资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的存在要以商业存在的形式存在, 也就是说要完成跨国交易, 直接投资的形式是必须的。这也是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什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影响不显著的原因。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可能与我国现阶段服务业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有关。在服务业中占生产总值绝大比例的还是传统服务业, 比如餐饮、房地产业等, 不能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制造业和其它产业形成互动, 对于国内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增长不够, 导致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机可乘, 迅速进入中国市场。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大多停留在规模上的扩大, 在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还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导致其对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够旺盛, 总之, 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是国外服务业大量进入的原因, 也是解释为什么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规模为什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

注:带*的表示在5%的检验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而其他四个变量对于服务业大量的国际转移有着显著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 虽然有悖于常理, 但是由于对华服务业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是市场寻求型性质, 尤其是我国现在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一些行业, 比如金融保险等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服务业跨国公司在选择中国进行投资时, 劳动成本并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相反由于他们投资的一些行业往往是平均收入较高的一些行业, 所以造成了计量上出现系数为正的结果也是正常了。人力资本在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且系数为正, 与我们预期是符合的。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是对服务业进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国际转移中的协同性。但是由于服务业各行各业的特殊性, 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仔细的分析, 找出不同行业受制造业FDI的影响差异, 我们利用变制造业FDI规模的斜率模型可以得到以下计量结果。

由表2的实证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 十个行业中有四个行业对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并不敏感, 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和其它行业。作为传统性服务业的交通仓储和房地产业,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引进使其已经有了很大的存量, 以至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的投资额急剧下降, 所以他们对于制造业FDI的大量进入并没有呈现出的相关的变动, 而对于通信业和社会福利等服务业, 政策上的限制还是比较明显, 其与制造业FDI上的协同效应, 还不够显著。其他六个行业,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引进从劳动密集性初级加工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变, 与之相关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出结构性的调整和升级,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日益扩大, 在计量结果上, 制造业FDI的投资规模对于服务业的大量进入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尤其是与制造业有着密切联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 系数都非常显著, 弹性系数都超过了2, 与现实情况是相符的。

注:带*的表示在5%的检验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带**的表示在10%的检验水平下具有显著性

3 政策建议

鉴于制造业FDI对于服务业对华国际转移的正向影响, 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水平的提升, 同时也为了我国产业间协作的融合能与国际接轨,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1) 继续优化投资环境, 提高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同时, 深刻分析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内在需求, 并对此需求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积极的引导, 确定服务业招商引资的重点, 从整体上提升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中国的协同程度以及外商在华投资的层次。

(2)

加快发展中国的服务业, 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 着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知识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积极培育和扶植中国本土龙头服务企业, 努力推进中国企业由加工制造环节的优势向服务环节的优势延伸。通过政策引导, 推动有实力的中国服务企业努力嵌入外商企业群居价值链条, 成为其配套服务供应商, 带动中国服务业竞争实力的提升。本土服务企业与外资制造企业形成稳固、深度的业务合作关系也是增强外资根植性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Dominique, M.Gross, Horst Raff and Michael Ryan (2005) :Inter-andintra-sectoral linkag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evi-dence from Japanese invest 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9, 110-134.

[2]Erramili, Mand Rao, C.P. (1990)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s by Service Firms:Role of Marke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Second Quarter:30, 2.

[3]陈守明, 韩雪冰.基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模式[J].上海企业, 200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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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慧中.贸易与投资动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N].复丹学报, 200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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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薛求知, 郑琴琴.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及扩张动因[J].世界经济研究, 2002, (5) .

中国利用FDI的问题与对策 篇7

关键词：FDI 问题 现状 对策

国际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国际资本流动从流动形式上看，可分为股权流动（equity flows）和债权流动（debt flow），股权流动包括FDI和资产组合（portfolio）。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

由表l可知，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中，FDI占有重要比重。由于FDI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投资水平，因此，研究FDI在中国的变动和原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FDI的变动经历了下降、上升和转折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下降阶段（1997-2000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放缓，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受损，国家信用等级普遍降低。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并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克服自身受到的国际金融冲击，而且还要对国际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承担责任，国内经济运行不可避免也受到一定波折，进而影响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流入，FDI也相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二）上升阶段（2001-2004年）

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FDI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由表1可看出，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FDI规模连续上升，4年间上升了将近43％。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入也有相应增加，这表明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重新增强。

（三）转折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中国FDI经历了连续4年上升后的首次下降，流入中国的FDI由2004年的549亿美元下降为530亿美元。FDI下降的同时，其他形式的流入国际资本却仍保持增长态势（见表1）。中国FDI在经历2005年的转折点后，是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还是再回到上升通道，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利用FDI存在的问题

（一）引资规模与引资需求差距较大

从外资需求来看，投资在经济发展阶段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1999年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依次是：美国、英国、瑞典、中国和法国，吸收外资额分别为2755亿美元、822亿美元、600亿美元、407亿美元和391亿美元。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来看，1999年发达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364亿美元，占全球FDI（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简称）的73.5％，发展中国家为2076亿美元，占24％，这说明越是发达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鱼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占2.75％。显然，外商投资向第二产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这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并不吻合。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不平衡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引资状况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东部地区无论是从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还是合同与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方面，其比例均高达80％以上，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这说明，在促进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二者的差距，产生了“马太效应”，体现了地区引资结构的不对称性。

（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收入转移严重

有些外国投资企业账上亏损、实际盈利，账上利润少、实际利润多，减少了中国政府应得的财政收入，这主要是通过外国投资企业的价格转移来实现的。主要表现是：利用设备作价高估实现利润转移；利用内部作价实现利润转移。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激烈

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看，跨国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越来越占有主要地位。1990年跨国并购额为1510亿美元，1999年增长至7201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比重从72％上升到83％。而且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对策分析

（一）完善投资环境，提高引资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表明，在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因素中，最为薄弱的是软环境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市场化程度和FDI政策，包括法律体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完善、FDI的鼓励措施等。所以，在软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快国内的市场化建设进程。在外商投资的初级阶段，这一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就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应尽快全面清理、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订得更加公正、公开、规范和透明。

（二）加大市场开放力度，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

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增加跨国公司对中国上述行业的投资。另外，应采取措施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实施以西部大开发为目标的全地域开放的新格局。第一，尽快按照《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制定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办法，扩大中西部地区享受鼓励类项目各项优惠政策的范围；第二，按国家的政策导向，因势利导，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缓解目前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第三，办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在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第四，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三）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方式吸引外资

首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外资进入提供并购载体。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占领所有的领域，这就为外商跨国并购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另一方面，众多的企业需要改制或重组，必然涉及巨量的资金，需要剥离大量的债务。因此，目前中国的企业资产重组是一种资本不足情况下的资产重组。显然，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跨国公司来并购、重组一批中小型企业，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其次，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为跨国并购提供法律依据。就中国目前有关跨国并购的立法情况来看，必须尽快填补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和证券交易法的空白，确立中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的立场、政策、审查原则、标准和程序等，从而确立中国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四）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监管

中国一直存在对外商投资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致使一些外商大量转移利润，给国家造成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执行情况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杜绝外商投资企业借机转移收入的现象。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人民出版社,2001.

3、刘力,许民.入世后的中国外资政策[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4、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