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

2024-06-28

彭宇案（精选五篇）

彭宇案篇1

经验法则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直至20世纪90年代, 随着证据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 对于经验法则的探索才逐渐被提上日程。尤其是发生于2007年1月4日的彭宇案件, 更是将“经验法则”这一概念进一步地推向了社会大众和法学学者的视野之中。在此, 具体的案情笔者认为没必要赘述, 我们着重需要研究的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这一判决书, 判决书中指出:“根据被告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 从常理分析, 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根据社会情理, 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 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 然后自行离开, 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 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从以上判决内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法官运用了“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情理”这一系列的概念术语, 并将整个案件的事实认定以这样的分析为基础, 很显然, 法官将这些分析作为经验法则来适用。然而, 从社会反响来看, 公众似乎对于这些“常理”、“日常生活经验”等概念的适用正当性存在着很多质疑, 公众乃至是众多学者都普遍反映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理解未免过于偏颇, 甚至是对于该判决法官的法学素养以及司法智慧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怀疑, 这无疑给司法公信力和廉洁度在公众心目中的确立树立了重重障碍。

二、法官智慧研究的必要性

由于法官地位的特殊, 法官智慧的问题一直都被人们忽视, 直到近些年来才慢慢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法官智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法官角色的多重、法律制度的局限、司法过程的难题和司法过程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决定了法官运用智慧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法官必须合理运用智慧。即在合法的前提下, 调动法官的知识和经验储备, 运用法律思维, 进行恰当的价值判断, 并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德性的指引, 实现法律的正义。就比如在彭宇案中, 法官对于事实的判断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关键就是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该如何选择以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本案法官运用“经验法则”这一特殊而相对生疏的概念来阐释本案的判决理由, 无疑给法官的司法智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众所周知, 法官运用经验法则进行事实认定和证据评价的过程是一个主观判断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要受到法官性格、情绪、心理因素、心情状况以及道德情操、职业水平、知识构成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同时, 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同样也会影响法官的专业判断。又如在彭宇案中, 假如主审法官自己曾经遭遇过同样的情况, 而在当时他所选择的是与彭宇完全不同的做法, 例如驻守原地等待受伤者家人到达后才帮助其家人送伤者进医院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身生活经验法官才在本案中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另外, 针对同一个案件, 不同知识构成和职业道德的法官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 这样就有损判决的权威性。因此, 在很多个案的审理中, 法官的司法智慧就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 国外很早就有比较丰富的关于法官智慧的研究, 他们对法官智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追求难得的至高智慧、全面智慧的古希腊开始, 逐渐发展为单纯追求理性智慧而否定实践智慧的司法唯理论。

总之, 应该重视对法官智慧的研究, 单纯的知识或经验或品德或勇气都无法解决司法过程固有的困境和难题, 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司法过程提出的挑战, 从而难以实现法律的终极正义。法官只有合法合理地运用智慧, 才有助于建设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正义。

三、南京彭宇案中的法官智慧

经由上文的分析, 笔者认为南京彭宇案中的法官做法可以作为法官智慧教育的一个反面教材来使用, 当然这仅是笔者个人意见。在彭宇案中, 法官对于经验法则的释读以及对于案情和法理之间的机械联系显然不能引起社会大众乃至是众多学者的共鸣。在本案的判决中, 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 主审法官所运用的“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等分析明显不具有高度盖然性, 不能成为具有法则属性的经验法则,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引起公众对裁判的质疑和不信任。所谓高度的盖然性是指这种情形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例外的, 这种情况的发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例外情况几乎是不会实现的。然而在彭宇案件中, 法官依据所谓的社会情理认为, 如果彭宇是在做好事的话, 他应该在原告的家人到达以后, 向其言明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 并基于此而否认了彭宇是在做好事的说法。这样的推论显然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基于不同的处境和心理状态, 每个人做好事的方式也都是不同的, 有的人可能会仅仅将其送往医院, 而有的人甚至会留下照顾, 也有人可能会给与经济上的资助。很显然, 主审法官所进行的经验法则的适用是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依据这种较低程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所作出的判决明显会失去正当性基础。

由此可见, 经验法则在判决中的适用是存在着盖然性程度不同以及主观判断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等局限性, 这就会给法官的司法智慧带来更高程度的挑战。究竟本案中的法官该如何提高司法智慧呢?该如何更好地适用经验法则呢?笔者在此从当事人和法官的不同立场来提出几项具有可行性的适用规则:

(1) 征询民意以确保法官适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进行推定

征询民意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征询主体、征询对象以及征询方式。

通过对民意的征询, 在民众的充分参与下, 使经验法则的适用完全建立在当事人和公众的可预期范围内, 从而促使当事人采取适当的诉讼行为, 并且也有利于维护判决的社会公信力。

(2) 规范法官对经验法则的适用以确保法官裁判的公正性

1. 加强对法官人文素养、业务素质的培育, 提高法官智慧

上文已经提及, 法官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验法则适用的混乱性。而我国目前对法官培训的内容仅限于对经验法则事实认定等业务知识的学习, 这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要想正确运用经验法则, 审判技能的提高固然很重要, 但法官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更为迫切, 尤其是在我国的法治传统的影响下,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所以在对法官进行培训时既要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 又要注意大力提升法官的人文素养, 必须要让法官站在人权保障的高度慎用、善用经验法则, 只有这样提高当事人对法官适用经验法则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2. 加大个案中人民陪审员的参审力度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代表民众参与诉讼过程, 将民众的意见和看法融入司法活动之中, 这样使得裁判结果不仅不会超出公众的预期, 更为裁判的正当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 在涉及经验法则适用的案件中, 更需要借助人民陪审员制度来体现民主价值, 矫正和防止法官在运用经验法则时的独断专行。合议庭成员应充分进行探讨并且对人民陪审员的意见要重点考虑, 不能置之不理, 努力做到案件中拟适用的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 尽量避免出现像是彭宇案件中适用“出乎意料的经验法则”而导致裁判不公、公众不信任等现象发生。

摘要：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早已告一段落, 但是人们对于本案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研究却仍旧源源不断, 其中最为引起注意的就是对于法官智慧问题的思考。本案中法官突破性地尝试运用经验法则来说明判决理由, 然而却遭遇了滑铁卢, 以公众的质疑和众多学者的反对而告终。也正是因为如此, 法官智慧的研究就更加显得刻不容缓。仅针对本案, 对于法官智慧的提高就主要集中在对于经验法则的适用规则的研究方面, 法官应该通过征询民意以确保法官适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进行推定等方面来提高经验法则的适用智慧。

关键词：南京彭宇案,经验法则,法官智慧

参考文献

[1]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 鼓民一初字第212号。[1]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 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2]刘春梅:《浅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之克服》, 《现代法学》2003年6月第25卷第3期。[2]刘春梅:《浅论经验法则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之克服》, 《现代法学》2003年6月第25卷第3期。

彭宇案一审判决书篇2

民事判决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

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 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 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 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 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 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 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彭宇案”之常理思考篇3

关键词:常理自由心证概然性

引言:

2007 年7 月,南京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对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损失。彭宇则称自己好心帮助老太太,将她扶起送她去医院,却反被诬陷。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的一审判决: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2、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見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3、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争点分析

“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一出,立刻引起媒体的哗然,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为彭宇鸣屈,指责法院判决的荒唐。本案的焦点事实乃在于原告的受伤是否为与被告相撞所致。法院基于社会常识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但大多数网友都对这个判断表示了强烈地质疑,亦即否认原告的受伤乃与被告相撞所致。虽然他们对事实认定的结果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认定当成了“真实”。否则,法官也不会如此确信地做出判决;否则,批评者也不会如此愤怒地展开批判。

就本案而言,其引出的法律上的思考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法官是否可以基于社会常识进行事实认定?二是如果可以,那么该案中的法官基于社会常识所进行的事实认定的具体操作是否正确?

1、该案法官具体的基于常识所进行的事实认定是否正确

首先,法官在民事审判时,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推理。由于民事审判追求的是高度的概然性,在证据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从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出发,依照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将一系列的间接证据串连在一起,形成证据锁链,从而推断出结果,以确定案件中各方的责任。

其次,法官以常情常理的推理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不能以圣人的道德要求来评价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法律只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且法律更注重对人性恶的防范。在法律的眼里,没有圣人和小人之别,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代表,都是趋利避害的。法官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的法官职业道德和法律素养要求他必须以法律人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当事人,尽可能摒弃个人情感的影响。

第三,法院不应当为法律撞了道德的腰埋单。彭宇案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公众的道德拥护,根本原因是法律和道德发生了冲突,法律撞了道德的腰。在彭宇有见义勇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符合法律精神的推理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此法院被推到了矛盾的风口浪尖。但是,公众如果把道德建构的问题完全交由法院来埋单,事实上是混淆了法院的性质和基本职能,法院买不起这个单,这是法院不能承载之重。同理,即使大家都确信彭宇是个见义勇为的道德楷模,法律也不能说已确信。因此,如果法官没有违法或违反职业道德要求的行为,法官依据其法律道德和法律素养做出推理形成内心确信的判决,社会应当予以应有尊重,这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题中之义。

三、常理运用的规则

该案的处理应当严格地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因为本案不存在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引出了另一个法律问题,即什么时候法官可以撇开具体的法律规范运用抽象的常理进行断案决狱。笔者以为如果要撇开具体的法律规范运用抽象的常理进行断案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运用抽象的常理应当以不存在此类问题处理的具体法律规范为前提。因为法律既然已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法官就不应当在法律之外另寻常理来进行断案,否则将会导致法官“任意造法”,从而使法官既有司法权又有立法权,从而造成司法的专断与腐败。

其次,如果运用此类抽象的常理应当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因为我们知道,法律由于社会变迁的迅速以及立法者能力的有限,再加之法律语言的缺陷,从而导致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基于此原因就需要法官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合理的补强,但这种补强应当以法官进行充分的论证为前提,否则将导致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任意侵犯。

四、结束语

彭宇案篇4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Vol.23.NO.2 2010年 4月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Apr.2010

关于“彭宇案”中事实推定适用原则的深层思考

何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 2007特别是一审判决的事实推定过程。属必要。

[关键词 ]事实推定；适用原则；规制[中图分类号

“彭宇案”最后二审中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但是彭宇案一审中的判决涉及认定相撞事实的推定问题，却一直受社会各界诟病，特别是“根据社会常理推定出人一般不见义勇为”的推定更是令社会各界愕然。一审判决中涉及的几条判决理由一直饱受争议。如何设定一定的程序措施，界定一定的原则，从而使事实推定尽量减少任意性，公正的运行呢？除了具体的规制路径设置外，强调事实推定的适用原则则是一种“软规制”学者所言，建立事实推定的适用规则是最大限度避免事实推定这一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下面结合案例，重点就事实推定适用原则提出一些建议。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若适用事实推定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一、被迫性原则

诉讼进行中，案件审理遇到瓶颈，即案件审理必须查明的事实缺乏必要证据。如果必要性证据查不清，对于某些事实不加以确认，而法律对于此情形又没有法律推定，诉讼就此停止，诉讼陷入僵局，整个审判将无法进行下去。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必须需要司法者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事实推定查清事实。可见，事实推定适用时，首要原则就是被迫推定，法官如果要推进诉讼不得已、不得不做的推定。

因此，] D913 [

]

年发生的彭宇案，虽然以二审的调解结案，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认真分析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规制措施实文献标识码

。正如

这里主张的被迫性原则的前提是法官主动运用事实推定，而并不是强制要求法官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事实推定。事实推定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法官有主动权。诉讼中如果案件遇到瓶颈，必须查明的事实缺乏必要性证据无法查清，法官完全可以不推定而直接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从而做出判决，这没有什么理论障碍的。但是，法官的责任就是最大可能的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能以程序正义为盾牌，忽略了法官自身的主动探求事实真相，查清事实的应有责任。所以，事实推定是法官根据职业敏感，根据审判责任，甚至根据良心主动探清案件事实的结果。事实推定是法官查清案情最后的“一根稻草”。法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根据审判理性选择的事实推定，最后也没有查清事实，那么只有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案件进行认定。

二、严格适用原则

事实推定是法官根据经验法则，个人理性从已知事实推测未知事实。而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践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

[文章编号

] 1671-5918(2010)02-0075-02 [本刊网址

] http：//www.hbxb.net

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可见，基于经验法则的事实推定注定渗透着司法者个人学识，个人经验，个人感性理性甚至个人良心，因此事实推定无法避免法官的个人的主观性及任意性。所以孟德斯鸠对推定提出质疑：当法官推定的时候，判决就武断。因此适用事实推定，必须严格其适用要件，即适用时必须严格遵守其构成要件：

（一）待证事实无法用现有证据直接和间接证明，这是事实推定的前提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待证事实能用现有证据证明，适用事实推定就无必要，同时还浪费了司法资源。

（二）事实推定必须有两个事实：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二者必须同时具备并且基础事实真实可靠，具有盖然性效力。

基础事实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是真实的，否则推定的基础就是不存在的。这里真实可靠是法律上的真实，而非绝对真实客观真实。但是基础事实的真实性只是第一步，同时还要求作为基础事实的证据具有盖然效力的证据。因为,推定是一种选择 ,只有盖然效力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才有可供

选择的基础。而彭宇案中推定的基础事实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有证据能证明彭宇去医院是应家属之要求：证人可以证明，同时有电话记录佐证。但是法官忽略这些而直接适用推定，很显然推定的基础事实是不可靠的。

（三）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联系。这是事实推定的逻辑条件，也是最关键的条件。

（四）证据盖然效力的两种可能性之间还必须存在“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的关系，而推定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进行选择。事实推定的司法者根据经验法则通常都会选择一般常规而抛弃个别和例外。这就是遵循择优选择规则。这种选择的基础是经验法则。彭宇案中判决书中是这样推定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这种推定是有待商榷的。一位老人被撞到后，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首先是寻求人帮助救治进而找外力来源而不是首先确认外力来源。这一审中的事实推定选择了例外而没有选择一般，不符合择优原则。

（五）许可当事人提出提出证据予以反驳。这是事实推定的生效要件。任何推定都是可以反驳的。如果说法律推定基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考量设置为不可推翻。那么任何的事实推定都是可以提出证据予以推翻的。对方当事人既可以对基础事实进行反驳，这是间接反驳;也可以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驳，这是直接反驳。

作者简介：何伟（08级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男，山东枣庄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984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0）第23卷第2期

三、公开性和反驳性原则

公开性原则和反驳性原则是有内在联系的。公开的主要

目的就是让当事人知道事实推定的过程，为当事人进行反驳提供程序保障。而反驳性的前提要求就是事实推定公开，包括审判过程中事实推定心证过程的公开和裁判确定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除了依靠法官的职业操守和良心理性，还需要公开推定内心过程，从而把事实推定放在阳光之下。因为推定事实一旦作出，却会让对方当事人

(或第三人)陷入不利的诉讼境

地，因为这时提出证据的责任已转移到该当事人的身上，该当事人若不反驳和辩论，他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法官在事实推定时必须把内心的思维推理过程以明确的语言向当事人阐述 ,使推定过程具有公开性。事实推定适用公开性原则

要求：一是在审判过程中，如果法官要进行事实推定，必须履行告知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否则无效。因为公开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事实推定非利益当事人提供一种程序上反驳的机会。如果连怎么推定的当事人都不知道，反驳就无从谈起。二是判决中应当公开事实推定的司法判断过程。公开判决书中的事实推定理由，既可以使事实推定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也能够促使司法者谨慎的理性的适用事实推定。同时，也为对方当事人通过上诉对事实推定进行反驳提供了基础。至于反驳的标准如何，学者主张不一。鉴于事实推定非利益当事人在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上的劣势，我们可以完全采用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即只要反驳的证据使推定事实真伪不明即可。

四、程序性原则

事实推定是一种司法认知手段，是属于自由心证的范畴。法官进行事实推定时，自由心证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内心思维活动当然谈不上程序问题。但是当把事实推定放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必须设置具体的可得见的可操作的程序来规范事实推定。根据事实推定的性质及构成，法官必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事实推定：

（一）启动推定。关于事实推定的启动主体，大陆法系普遍认为事实推定是司法认知方法，主体是司法者即主审法官，当事人无权启动事实推定程序。那么当事人对于事实推定没有任何的意志表达渠道吗？现在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当事人主义。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除了法官主动依照职权事实推定，让当事人提出事实推定的申请或建议由法官负责审查而决定是否进行事实推定。这样事实推定的启动程序决定权还是法官，事实推定的主体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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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二）法官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进行事实推定，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法官应当把事实推定的心证过程告知当事人特别是事实推定非利益方，同时应当告知反驳的期限及具体的程序。

（三）由遭受不利事实推定的一方提供证据进行反驳。

（四）在反驳期限内接受反驳的证据并进行司法裁量，从而确认反证的效力能否推翻事实推定。如果能推翻或者至少使推定事实真伪不明，事实推定被推翻。反之，反证不足以推翻事实推定的盖然确定性，事实推定成立。

设置事实推定程序的初衷除了监督法官的司法认知外，更重要的是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可以增加的当事人对于诉讼权威的信任度，因为程序能增加当事人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可接受程度。

五、遵守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的总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相当。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都应当遵守公德，尊重公共利益，司法者司法行为时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身尊重公共利益。诉讼程序司法者进行事实推定当然也不例外，也必须尊重善良风俗，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无效。彭宇案中做了这样的推定：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很明显，此事实推定结果是被告做好事救人与情理相悖。我们没有权利对于法官个人的道德水平进行批判。但是这个事实推定明显违背一般的道德底线，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当然无效。

事实推定，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明辅助方法，能够减轻诉讼

证明的责任，提高诉讼效率，推进诉讼有序进行，从而促进诉讼公正。但是事实推定是一把双刃剑，其渗透的司法者个人主观性及恣意性，又容易导致司法者的专断武断。缺乏监督的事实推定更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正如学者所言，推定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设置樊篱。因此，必须设置适用原则作为一种“软规制”，使其成为法官事实推定所依据的个人理性的一部分，从而来规制事实推定。在适用原则以及其他具体规制措施的共同规制下，希望事实推定能在程序中，“樊篱” 下，发挥其自身优势，解决诉讼证据困境，推动诉讼进行，进而促进诉讼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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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篇5

近年来“彭宇案”现象频现，人们因此相当迷茫。司法，作为当今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其社会导向功能发生了重大偏差，在这场“闹剧”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文章试图通过“彭宇案”现象探知司法对社会的作用机理，分析当前司法社会导向偏差的原因，进而提出一些建议。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

2006年南京彭宇案、2008年河南李凯强案、2009年天津许云鹤案……近年来“彭宇案”似乎已成为一种现象，“扶不扶跌倒老人”让很多人无比煎熬。比较相关案件我们发现，其最大共性、最为人所抨击的都是当地法院的判决。对此时社会困局的出现，司法的责任不容推卸。面对这般社会现实，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样简单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司法能够对社会产生如此影响？怎样更好地发挥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

一、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概述

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司法活动对社会影响巨大。一般理论认为，司法具有定纠止争、引导公众、公共政策形成等一系列功能，而本文所谓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即通过司法活动对社会整体价值进行选择，引导社会公众合理行为，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

司法能够对社会进行引导原因何在？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论证：（1）信号传递说。法院判决起着信号传递作用，改变人们行为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激励当事人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波斯纳认为，法院判决的结果向社会传达了什么样的行为是法律支持的，法律对于什么行为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从而引导人们以判决结果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行为。（2）社会控制说。司法作为法律的特殊实现方式，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直接的司法配置，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法社会学者庞德明确指出，一个法律制度可以通过由司法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人们的要求、愿望或需要。

学界相关阐述各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司法对社会引导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权威的服从。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作为群居动物，人们对于权威有朴素的依赖感。法律在现今社会中存在“至高性”，司法传承了法律本身的权威性，兼之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对我国民众所具有的天然威慑力，司法才可能“深入民心”。司法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强制而非鼓励的姿态，司法导向出现偏差也可能为人们所服从。“彭宇案”现象即为这种偏差导向最直观的体现。

二、司法社会导向偏差剖析

“彭宇案”现象频现已经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极大破坏。虽然这是各方面因素混杂所致，但笔者认为司法社会导向偏差是出现该局面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偏差的出现并非偶然。

1.部分法官断案能力有待提高。司法过程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判断过程，更是一种诸多社会因素影响下的利益衡量。由于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差异，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司法活动合理进行很大程度需要法官们以其自身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等为依托，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法技艺，合理运用经验法则、证据规则等手段理性做出裁判。在南京彭宇案中，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运用遭到公众广泛质疑，而天津许云鹤案的判决理由则对该理由进行机械复制，这可以说是对我国部分法官法律素养的极大讽刺。

2.司法独立性有待更多维护。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但各方面的监督也不可或缺。外部监督与司法独立这对矛盾在“彭宇案”现象中通过民意、媒体等与法院之间的冲突直接体现，并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各方对于监督“程度”如何把握难以达成共识。

三、完善我国司法的一些建议

作为司法的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特性，我们应该注意到司法对社会之影响有被片面夸大的一面。从以往经验看，人们对司法活动有公平正义的当然要求，因此其正向意义上的引导通常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一旦出现偏差，则可能被公众片面放大其示范效应，因此从相关方面进行适当改变对促成我国司法的进一步完善很有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司法活动应该考虑社会效果。目前，司法活动是否应当考虑社会效果仍为学界争论不定，笔者认为对社会效果的考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从该意义看，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手段，必须以社会福利为其行为指导，对社会效果的考量当然应该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机械应用法律可能与司法的终极目标相悖。

第二，注意法官群体的培养和选拔。司法裁判是法官做出的极具个性的对当事人权益的再分配，个人依赖性使公众对法官要求很高。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司法领域中法官个体原因导致的判决说理不明、裁断不合理等情况还有很多，因此应注意在法律人才培养中加大实务比重、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制定更为严格的选拔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