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角色（精选六篇）
群体角色 篇1
一青少年社会角色的界定
随着青少年生理的成熟和思维能力的变化, 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从青少年期开始, 社会不再把他们看做是儿童, 而是当做成人来看待。也就是说, 社会对青少年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些理论家认为, 社会用于界定青少年的经济和社会角色的方式对青少年本质特征的影响远大于生理和认知变化。因此, 青少年顺利实现向社会给定的角色的过渡非常重要, 它将影响和决定青少年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生活。那么, 青少年要向哪些社会角色过渡呢?
1. 劳动者角色
青少年群体在高中毕业后面临两种选择: (1) 就业; (2) 升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压力的增大, 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再加上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升学, 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而且能提高自身素质, 为将来就业增加优势。但仍然有一部分青少年选择就业, 当青少年参加工作后, 他们就要承担劳动者的角色, 通过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来获得报酬。青少年在向劳动者角色的过渡中会面临许多问题, 如期望与现实的矛盾、如何处理同事关系等。
2. 家庭角色
个体在进入青少年期后, 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儿童期, 个体承担着子女角色, 受父母的照顾和保护, 在家庭中处于被保护和依赖他人的地位。从青少年期开始, 个体虽然仍受父母的照顾, 但他们对父母的依赖逐渐减弱, 开始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 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将面临结婚生子的问题, 其家庭角色逐渐由子女角色过渡到父母角色。因此, 青少年群体不仅要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 还要适应将要承担的角色, 促进家庭角色的顺利过渡。
3. 公民角色
在我国, 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在进入青少年期后, 个体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逐渐从被动者角色过渡到主动者角色, 从无责任者角色过渡到责任者角色。随着青少年成人地位的获得, 他们会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社会不再把青少年当作弱小的孩子, 而是承认他们的成长, 赋予他们公民的责任和权利, 允许他们参与社会的建设和管理, 给予他们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的机会。
二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青少年期心理发展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生理、认知和社会过渡三个方面。其中, 社会过渡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一种过渡, 它涉及个体自身、家庭、同伴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社会角色作为青少年社会过渡的重要表现形成, 其过渡必然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在当代社会中, 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制约和阻碍了青少年社会角色的顺利过渡, 给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1. 社会角色过渡的不清晰或不明确
青少年的社会角色过渡受许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成人地位的获得, 青少年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需要承担的责任不断增加。在现实中, 青少年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 其中许多角色相互交叉、相互矛盾, 造成了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过程的不明确或不清晰性。如青少年享有法律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在政治生活中, 国家倾向于忽视青少年权利的行使, 人大代表的选举较少有青少年参与。
2. 社会角色过渡的非连续性
青少年社会角色的过渡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它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通过一系列连续性事件累积而成。劳动者角色、家庭角色和公民角色的过渡贯穿整个青少年期甚至延续到成年期, 它是始终渗透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 是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 渐进的、连续的完成角色过渡。其中, 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对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的连续性有重要影响。由于父母离婚、学生辍学、青年失业、社会动荡等问题的发生, 造成了社会角色过渡的非连续性。
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的模糊性和非连续性不仅使青少年产生许多心理行为问题, 如自杀、青少年犯罪、自闭症、上网成瘾等, 而且还使青少年个体在社会角色过渡中产生困惑和矛盾。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群体社会角色的顺利过渡。目前, 许多年轻人, 尤其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 正为完成向成人角色的过渡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三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问题的解决对策
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社会角色的顺利过渡, 危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 促进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 笔者认为,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
1. 青少年个体要发挥“主心骨”作用
青少年社会角色的过渡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作为角色过渡的主角, 青少年个体自身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影响着其他因素的效果, 对社会角色的过渡过程产生主导作用。因此, 面对过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青少年个体要发挥“主心骨”作用, 坚持自身的理想信念, 运用自身的思维方式思考和理解问题, 坚持不受其他因素的左右。当然, 青少年必须吸收正确的价值观念, 借鉴各因素的有利成分, 坚守自我, 努力实现社会角色的顺利过渡。
2. 家庭要发挥“摇篮”作用
家庭是个体发展的第一块阵地, 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作为一个系统, 其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方面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睦的家庭环境, 高质量的家庭生活, 适当的教养方式以及健康文明的家庭氛围都会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反之, 则会危害孩子的成长。家庭要像“摇篮”一样, 为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过渡提供舒适的环境、充足的心理养分和效仿的模型。
3. 学校要发挥“主阵地”作用
青少年除了能从家庭获得帮助外, 还要能从学校中得到促进社会角色过渡的有利因素。学校是青少年发展的第二块重要阵地, 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师专业素质等方面影响着青少年社会角色的过渡。青少年劳动者角色、家庭角色和公民角色的过渡, 从很大程度上是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阶段完成的。学校通过开设关于职业培训、公民道德、法律法规、家庭美德等方面的课程, 组织报告会或讲座宣传模范榜样的事迹, 传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理念等方式, 促进青少年顺利实现向成年人的过渡。同时, 学校教育能纠正青少年的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 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学校是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的“主阵地”, 要充分发挥这一作用, 解决社会角色过渡中的模糊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实现青少年社会角色的清新明确定位和连续性发展。
4. 社会要发挥“多渠道”作用
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和信息箱, 对青少年的社会角色过渡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 社会能为青少年劳动者角色的过渡提供试炼的场所。青少年通过选择不同职业,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摸索, 逐渐探索出处理同事关系、平衡理想与现实等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其次, 社会能为青少年家庭角色的过渡提供参考榜样。社会中人们不断交流, 评选出模范家庭、道德榜样, 青少年可通过吸收有利因素, 模仿榜样的做法, 为担当子女和父母角色提供经验。再次, 社会能为青少年公民角色的过渡提供实施参与的机会。青少年群体作为中国公民, 成年之后将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履行相应的义务。在社会生活中, 青少年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利, 参与社会决策和社会管理。同时, 青少年的公民责任和公民意识能够不断增强, 促进公民角色的顺利过渡。此外, 媒体、电视、互联网和报纸书籍等社会传媒, 也为青少年社会角色的过渡提供了辅助作用。
青少年的社会角色过渡非常重要, 其过渡过程中存在的不清晰和非连续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应该从个体、家庭、学校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法, 借鉴正确经验, 积极探索可行途径, 集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帮助青少年群体顺利实现社会角色的过渡。
摘要：当今社会, 青少年期社会角色的过渡问题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从描述青少年的三种社会角色即劳动者角色、家庭角色和公民角色的内涵入手, 分析了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 并针对问题从个体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以帮助青少年群体顺利实现社会角色的过渡。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角色,过渡
参考文献
群体角色 篇2
关键词：幼儿教师 角色期望 人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c）-0142-01
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独特的工作性质，而其工作人员为了达到其工作目标或者任务，在工作中就必须扮演一定的工作角色。本文就幼教相关群体的幼儿教师角色期望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给我国当前的幼儿教学以及幼儿老师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进和建议。
1 各群体调查期望
幼儿相关群体，即幼儿家长、幼儿教师以及园长对教师的期望，主要从幼儿教师的身份特征、性格特征等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探讨，下面是笔者的相关调查结果。
1.1 各群体对理想幼儿教师所期望的身份特征
从下文的表1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幼儿群体普遍认为对幼儿教师的个人特征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表明社会公众已经认识到幼儿教师的特殊性，并根据幼儿教学的特点以及幼儿教师的特点对幼儿教师个体提出了一定的条件和要求。（见表1）
1.2 各群体对理想幼儿教师所期望的人格特征
通过对幼儿教师性格特征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幼儿三个相关群体对幼儿教师应该具有的性格特征和不应该具有的性格特征的看法是有很多相同点的。（见表2）
2 期望分析与建议
通过对上面调查结果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将幼儿相关人群对幼儿教师的期望简单的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女性幼儿教师得到了被访者的一致期盼
目前在我国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多为女性，由于女性具有男性没有的一些特征，如温柔、体贴以及富有耐心等，因此，女性幼儿老师是广大群众期望的。但在调查中，并不是每个调查者都期望女性来当幼儿教师，部分被调查者希望幼儿教师是男性，他们认为男性加入都幼儿教师行列有利于给幼儿教育注入活力，有利于幼儿个性发展，特别是男幼儿，有利于幼儿形成两性平等的意识。同时，男性教师加入幼儿教师行列也有利于打破幼儿教师中女多男少的局面，从而可以是幼儿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完善，促进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更好的发展。但有些被调查者对男性教师教育下的幼儿的安全感到有些担忧，认为男性容易冲动，而幼儿教育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这说明了幼儿园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制度，也表明了男性老师要善于克服自己的缺点，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价值。
2.2 幼儿教师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和富有责任心的养育者
家长把幼儿送进幼儿园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幼儿接受良好的学前教育和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因此，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很多的家长认为幼儿园应该认真负责的去管理和教育幼儿，而不是敷衍了事。调查中家长一致认为幼儿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而把幼儿送进幼儿园的最低要求是幼儿园一定要保证幼儿可以健康成长。在调查中发现，幼儿家长认为爱心和责任心是幼儿教师首先必须具备的素质。家长希望幼儿教师可以认真负责的去关爱每一个幼儿，使自己成为幼儿保护者，让幼儿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在健康快乐成长。在访谈中，很多的家长都强调责任心的重要性，很多家长认为不要求幼儿教师具备多高的教育水平和能力，但幼儿教师一定要具备较高的责任感。
2.3 幼儿教师应该是一个充满耐心的引导者
什么样的幼儿老师才是家长心中理想的老师了，在访谈中，一位访谈者有一个故事描述了家长心中的理想的幼儿教师，故事是这样的，在美国一个幼儿园，一个美国年轻的小伙子带着一群孩子玩，每个孩子都可以自由的玩耍，其实刚开始时，幼儿园并没有打算要应聘这个小伙子作为幼儿园的教师，但后来幼儿园发现，幼儿园的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只要他教什么，孩子们都愿意去学，讲述的东西也浅显易懂，孩子们也愿意去学去听。每个幼儿都是天真无邪的，在幼儿眼中没有对错，很多事情只是大人自己觉得错了，就简单的认为幼儿也错了，但幼儿年龄较小，认识不到，所以在幼儿教育中，家长希望每个幼儿老师都是具有耐心的，他们反感训斥幼儿，即使幼儿犯了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幼儿，家长都希望教师可以耐心的教导，而不是打骂。
参考文献
[1]李国强，付丽丽.寻求幼儿教师角色转换的支撑点[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149-152.
[2]雷芳，赵雄辉，彭柳.“十五”以来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研究述评[J].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7）：75-78.
[3]刘要悟，王立忠.教育相关群体教师角色期望状况及其特点和成因分析—— 以来自湖南长沙的调查为基础[J].教师教育研究，2009（6）：62-65.
群体角色 篇3
一、学生干部的角色定位及塑造
学生干部既是具有学生身份的特殊教育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又是具有教育者、管理者和领导者身份的特殊学生。这两种角色定位不可分割, 相互联系。
学生干部首先是学生, 然后才是教育者、管理者和领导者, 学生身份不可改变。学生干部是兼职的, 具有志愿性质和锻炼性质, 承担辅助功能;而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以工作为职业, 主要靠的是权力型影响力, 发挥主要作用。
学生干部又不是一般的学生身份, 他们是通过一定的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 要具有相应的素质和能力要求, 在决策、组织、管理、协调沟通、表达和创新等方面, 他们要比普通同学具有更强的能力, 有单独的一套比较完整的选拔、培养、监督和考核制度。
为了适应学生干部这一角色, 学生干部应该加强自己的角色塑造:
1、加强角色学习。
不同的社会角色, 有着不同的角色学习的时间与过程。角色学习就是指学生干部通过各种途径, 提高角色认知的水平, 缩短现实角色与理想角色的差距。
2、提高角色适应能力。
学生干部在正确领悟学生干部角色规范的基础上, 在实际中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就是学生干部的角色适应。学生干部与其交往对象的角色互动, 是学生干部角色适应的基本形式。在角色互动的过程当中, 学生干部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方法, 达成与交往对象的共识。学生干部还要根据交往对象的特点, 在自身表现出的多种角色中选择最适合对方的角色, 以符合交往对象的要求。
3、克服角色转移障碍。
角色转移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学生干部的工作环境和对象经常发生改变, 应当根据情境的变化, 相应地转变行为模式和工作方法;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位的变化, 学生干部会不断遇到旧的角色的丢失和新的角色的获得, 其行为也应当随之转变。克服角色转移障碍, 学生干部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提高抗挫折能力和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
4、平衡各种社会期待。
对于学生干部的角色, 社会各界人士有着不同的期望和要求。面对不同的呼声, 学生干部如何寻求最佳角色,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平衡各种不同的社会期待, 明确合理的角色期待, 要很好地把握各种期待的一致性、相对性和复杂性。
二、学生干部群体特征分析
新时期的新情况使学生干部队伍出现了新的问题, 做好新形式下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客观分析高校学生干部队伍群体特征。
特征1: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让学生干部价值取向多元化。从担任学生干部的出发点来说, 有的学生干部以服务学校、服务同学为目的, 不想荒废大学生活, 希望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有的学生干部希望通过岗位的锻炼, 培养自身的能力, 为未来能够适应社会竞争而打基础;有的学生干部以发挥专长, 满足表现欲望为出发点, 渴望在高校中充分表现自身才能;也有的学生干部是看到能够获得各种利益, 如获得荣誉、入党、在就业时有更多的机会等。必须重视不同动机的学生表现, 及时纠正他们个人本位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
特征2:学习与工作的关系考验着学生干部的能力。学生干部既是学生又是教育者、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要在学习和工作两方面平衡发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学习成绩是评价学生干部的重要指标, 成绩不好会影响学生干部的威信和号召力, 也会影响他们的发展前途, 可繁重的社会工作使得学生干部又不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学习中去, 两方面难以取得平衡。据调查, 如何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已经成为学生干部普遍感受到的最大的压力, 必须时刻提醒并帮助学生干部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 使两个方面协调平衡发展。
特征3:角色的转移对学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干部既要代表学生的权益, 为同学服务, 又要对学校负责, 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 这就要求学生干部必须正确处理与学校和学生的关系, 既要尊重领导、老师, 完成他们所交给的任务, 又要注意及时反映同学的正当合理建议, 维护同学们的利益, 做到上情下转, 下情上达, 但这方面往往不易兼顾。
特征4:做好各个层面的沟通是建立学生干部威信的基础。由于有工作中的相互交流、协作、激励和情感沟通, 学生干部之间往往能够形成良好的友谊和社交关系, 但学生干部小群体生活在学生大群体当中, 部分学生干部的社会交往往往局限在本学生组织内部, 而疏于与普通同学甚至本班同学的交流, 无形之中把自己与普通同学对立起来, 客观上在同学心目中形成了“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印象。必须引导学生干部自觉参加班级、学院的活动, 使其具有坚定的群众基础。
特征5:提升学生组织影响力有助于学生干部更好的发挥作用。因为学生干部主要靠非权力型影响力开展工作, 在教育、管理和领导过程中承担辅助功能, 所以学生干部的“权力”较小, 甚至有些学生干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仅存在于学生组织内部, 而学生干部在学校工作中, 特别是学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与其地位较低形成了反差。必须重视学生组织建设, 帮助学生组织提高影响力和公信力, 才能让学生干部更好的发挥作用。
特征6:学生组织凝聚力决定学生干部的执行力。高凝聚力的学生组织内部矛盾少, 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程度高, 成员对集体的忠诚度高, 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增强工作效果。一般情况是学生组织规模较大时内部产生小集团的可能性相应也增大, 必须正确引导, 帮助学生组织健康发展。
三、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 借鉴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机制 (牵引机制、激动机制、约束机制、竞争淘汰机制) , 我们提出适合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大机制:引导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竞争机制。
1、引导机制
引导机制是通过明确组织对成员的期望和要求, 使成员能够在组织文化、制度以及其他成员的帮助下, 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 最终将成员的努力和贡献纳入组织所需要的轨道上来。学生组织应该用自己特有的文化、群体氛围来影响带动成员, 明确组织机构及职能, 确定岗位职责, 有意识的引导成员向既定的目标去发展、奋斗。
2、激励机制
激励的本质是激发成员以满足成员的个人需要为条件去愿意做某件事, 其核心在于对成员内在需求的把握与满足。按马斯洛的理论, 人类的需要是一种本能, 产生需要时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会激发个体内在的驱动力, 而驱动力会产生寻求特定目标的行为。对于学生干部, 可以采用评价激励、授权激励、培训激励等多种方式投入工作、发挥作用。
3、约束机制
约束机制的本质是控制成员行为, 使成员的行为符合组织的发展需求。学生组织应该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 如《学生干部管理办法》、《学生干部考核办法》等细则, 使得学生干部的行为始终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每个学生干部都有不同的成长和发展需求, 但学生组织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必须让个人需求服从组织的需要。
4、竞争机制
实行竞争机制就是要激活人力资源, 主要有竞争上岗、业绩评价、末位淘汰等方式。竞争上岗可以通过公开竞选、能力考评、期末述职等手段来实现;业绩评价就是对学生干部是否适应其岗位进行定期评价, 评价方式可以综合成员自评、成员间互评和教师与同学评价的手段;末位淘汰中的“淘汰”对于学生干部来说, 应该采用比较温和的手段, 注意不要损伤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
[2]《高校学生干部群体行为特征分析及启示》, 江志斌, 重庆工学院学报, 第19卷第1期。
群体角色 篇4
关键词：舆论监督,弱势群体,角色偏差,专业主义,主体关怀
作为一种公共领域,舆论监督的力量是公众集体意见压力和媒介影响力的双重叠加,对于监督对象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因而在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中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舆论监督是对强势群体的监督,这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舆论监督是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弱势群体在舆论监督报道中的角色定位,对于提高舆论监督报道效果、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舆论监督与弱势群体的定义
(一)舆论监督的定义
在我国古代,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思想早已存在,但“舆论监督”一词的形成是在梁启超的著述中,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指出,监督之道不一,约而论之,则法律上之监督、 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是也。这里的“名誉上之监督” 即类似于今天的舆论监督。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舆论监督”第一次被写入到党的文件之中。[1]目前学界关于舆论监督的定义较为认可的是:“舆论监督,是运用媒体帮助公民了解政府事务、公共事务和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并利用舆论对偏离和违背社会正常运行规则的行为依法实施新闻批评,促使他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2]由此可见,舆论监督的对象是背离社会正义的决策、行为或权势人物,舆论监督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尤其是公众中的弱势群体。
(二)弱势群体的定义
弱势群体,一般指的是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3]“他们在政治上无权势,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经济上日益贫困;文化心理与自身价值不被认同,自信心低落的群体。”[4]学界对弱势群体较为普遍的定义是:一些难以凭借自身能力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上有困难群体。专家预言,中国未来即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将是主要内容。[5]这也就为舆论监督报道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提供了必要性和价值。
从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到农民工“清欠报道”,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相较于其它报道而言,弱势群体报道更易成为舆论监督的载体,因为舆论监督的本意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弱者发声呼喊。[6]在有关弱势群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中, 能否正确处理好弱势群体的角色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舆论监督效果。
本文通过运用文献法、调查访谈法、举例法等,搜集大量有关舆论监督报道和弱势群体报道的相关文献,并结合报道实例加以研究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前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承担怎样的角色?有无偏差?该如何纠正这些角色偏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为改进舆论监督报道、加强社会弱势群体关怀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看法, 并为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二、当前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的角色偏差
传媒的社会责任论认为,媒体在执行自己固有的新闻职责时,也要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负责。“社会责任论” 强调,既要保护个人的利益又要顾及重大的社会的利益,主张通过共同讨论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理论传到我国后,对新闻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加深,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内容逐渐开始体现出新闻记者对弱势群体状况的关怀和想要帮助他们的强烈愿望。[7]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的角色偏差问题也日益显著,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为“道德高地”,在与强势群体的二元矛盾中处于 “天然正确”的角色
从邵飘萍时代的“铁肩担道义”开始,媒体人一直以“社会的良心”标榜自身,认为记者应该利用手中的“第四权力” 对强势进行舆论监督,保护弱势,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呼喊。 当这种“扶弱济贫”的侠客思想运用到实际报道操作中时,就难免产生一种不自觉地站在弱势一方、对强势进行舆论监督的偏见。只要是农民工没有拿到工资,就一定是黑心老板恶意克扣;只要是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那就说明城管又暴力执法、欺压弱势了。以夏俊峰事件为例,案发之初媒体报道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夏俊峰,即使在今天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地证明夏俊峰并非“正当防卫”时,很多媒体仍然试图将其刻画为“冤死的英雄”,一些媒体还无意间将北京小贩崔英杰在庭审时擦眼泪的照片拿来当作夏俊峰的照片,以此博得大众的同情和眼泪。在“弱势必定遭欺压”的舆论监督逻辑定式控制下,媒体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夏俊峰死后孤儿寡母的凄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另外两个被害城管家庭的悲剧。具体而言,“弱势正确”偏见给舆论监督报道造成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弱势正确”偏见之下,报道很容易被“伪弱势”欺骗,进而可能站在正义的对立面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记者会不自觉地为报道寻找一个弱势方,以增加监督的力度。然而很多时候,记者以为的弱势群体并不是处于弱势,或者并不“弱”。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中,记者先入为主地将患方定义为弱势,并对其提供的 “他们在医院治疗花了550万”等申诉信以为真。然而最终事实却是:治疗实际费用是110万,其他花费是患者自己购药的费用,其关于病情的陈述也存在诸多不实,而且记者极力同情的弱势患者其实是在北京某高档别墅区拥有房产的“当地名人”。试想,如果在该报道中,记者对“弱势的正确”深信不疑而不对事实加以进一步挖掘,那么这样的舆论监督报道只会加剧原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而不会对问题解决起到应有的作用。记者在真相揭示之前,不能凭一己之念断定谁是弱势,谁是强势。
2.“弱势正确”偏见之下,报道很容易忽视部分弱势群体的道德问题,进而不加区分地将其纳入“保护范围”
据《武汉晚报》载,2003年8月19日,家住陕西旬阳县段家河镇庙嘴村二组的曾青,通过社会捐赠解决了求学费用后,却六次找理由不上学,故意不圆大学梦。他的家境确实贫寒,他的遭遇在常人身上确实罕见。由于他本人非常清楚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他甚至将其夸大,故意扭曲事实,以此博得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后来竟然发展到对帮助他的媒体进行要挟,要求媒体帮他找一个收费低而且有名气的大学。[8]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为社会中的少数弱势群体奔走呼号,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不在事先进行实际调查,一概而论地将弱势与正义划等号,则很容易沦为少数弱势群体的玩偶,从而极大地浪费了这些本可以用在其他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身上的有限的传播资源。
3.“弱势正确”偏见之下,报道很容易在价值取向上偏向弱势群体,而不顾专业主义和客观精神
即使报道对象的确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而且也没有道德缺陷,但如果从主观上为弱势群体设置一个“道德高地”的角色,不顾事实,则难免损害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并伤害其他群体的正当权益。在2013年3月的“鼓浪屿城管殴打小贩事件”中,媒体的一系列报道,如《“没死过是不是”厦门鼓浪屿4名城管殴打摊贩》、《鼓浪屿4名城管殴打摊贩网友:“看着像古惑仔”》,都将焦点放在小贩遭城管暴力执法上。在《海峡导报》的《1名城管被摊贩打骨折4名城管拳打脚踢摊贩》 中,报道以如下方式开头:
人群围得一圈又一圈,密不透风像堵墙。
突然,人群被“打”开。一名身穿条纹衫、身形微胖的男子滚到地上。
几只拳头像鼓点般挥出去———两名深蓝衣、墨镜男子身手敏捷,扑倒“条纹男”,一顿猛砸。此外,另两名天蓝色衬衣男子,趁乱踹向“条纹男”的身体……
昨天,一段“厦门鼓浪屿城管又打人了”的视频在全国传开,鼓浪屿城管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城管一边打一边喊:“没死过是不是?”
不难发现,报道在极力渲染小贩的弱势和城管的强势, 字里行间都在传达“城管又打人了”这一讯息。尽管该冲突的事实是,事发前小贩先动手打城管,并将一名城管的手打成骨折,城管才予以“还击”。先不谈城管以暴制暴是否合理,就报道而言,关于城管“还击”小贩的报道放在开篇醒目位置, 并占据了大量篇幅,而小贩先动手打城管这一内容则放在报道后面一部分作为平衡。这样有偏向的报道方式,再加上近年来不绝于耳的城管打人事件报道,就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并强化对城管的成见。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弱势天然正确”是否有失公允。小贩对城管暴力相向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强势群体的尊严和正当权利同样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弱势并不代表正义和公道,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应该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弱势天然正确”的偏见只会使得针对强势的舆论监督报道在实际效果和公信力上大打折扣,因为正义常常并不因涉事人员社会地位的强弱而有所变化。
(二)作为“被揭黑者”,承担监督报道中的客体角色
舆论监督的客体,从理论上说,应该是背离、妨碍以至损害现行社会制度和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一切现象和行为。[9]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监督报道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强势群体的监督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为真正能够产生妨碍或损害现行制度作用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然而,在现实报道中,与将弱势设置为“天然正确”角色相反的是,很多媒体在有关弱势群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为了形成轰动,吸引眼球,不惜将舆论监督的杀威棒打向了弱势者。在辽宁晚报的一篇《职业乞丐住宾馆行乞车接车送假扮可怜骗取同情》中,记者向我们揭发了几个 “乞儿”白天乞讨,晚上住宾馆,并定时有人送餐的“黑幕”。 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乞儿’明显技高一筹,与其他乞丐相比,他博得了更多的同情。他天生下肢残疾,为了证明自己的残疾,他将自己的一条腿盘在脖子上,‘驾驶’一个四轮的小滑轮车,在长江街上乞讨。整个上午,这个穿着破烂、灰头土脸的乞儿往返于长江街岐山路至宁山路之间,向那些年轻的情侣、年岁较大的妇女以及身着讲究的男士送上乞求的眼神。”在“技高一筹”、“驾驶”、“送上”以及后文中出现的“战果”、“向北‘滑’过宁山路”等字眼中,讽刺和调侃的论调十分明显,记者对这位乞丐的残疾和悲惨境遇不仅没有施以同情,反而将这种个人苦难写成是其博取怜悯的 “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发挥自身舆论监督作用去监测社会环境、揭露部分弱势者的阴暗面,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社会不良风气,但这种作用终究会有多大呢?与这种监督报道对弱势群体的打击和社会人道关怀的丧失相比,它所促进的社会进步是否价值更大呢?乞丐群体中的确存在好逸恶劳、强行索要者,但这毕竟是少数,不能因少数行为不端者就去伤害更多真正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者,媒体对乞丐的负面话语建构只会导致大众对该群体的心理排斥和反感,增加其生存困境。媒体应该把目光放在这种生存压力与道德失范矛盾背后的心酸和无奈以及弱势群体生活的艰辛不易,而不是对弱势者出卖尊严后获取的些许“收益”指手画脚,大谈道德。很显然的是,弱势群体对正义公平和社会进步的损害力度远远不及强势群体,媒体应该将有限的传播资源用在对强势群体不良行为的监督和揭露之上。舆论监督的对象,主要应该是强势群体。况且,强势群体面对舆论监督往往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进行对抗,而弱势群体在监督面前不堪一击, 舆论排斥之下危及的就是他们的生存。
(三)作为“被消费者”,在监督强势的报道中充当“卖点” 角色
媒体的基本职责是报道事实。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媒介市场,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可读性,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揭发权势人物罪行的同时,常常将受害的弱势群体的苦难和遭遇作为“卖点”,以赚取大众的眼泪和同情。在李某某强奸案中,《京华时报》“李某某系首个施暴者受害人杨佳正面照及现状曝光”中将受害者的照片、职业、年龄、籍贯等众多私人信息予以曝光,《南方周末》“12岁女童被迫接客700次850名作恶者逍遥法外”中有大量受害人的回忆语录,并在版面安排上予以突出。此外,在众多官员性侵案的报道中,大量的细节披露也给了读者“对号入座”的可能性。这些报道虽名为揭露邪恶,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将受害者推向公众的视野。虽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和好奇心,却难免给弱势者造成“二次伤害”,使他们成为媒体和公众的双重 “被消费者”。
媒体对受害者隐私和遭遇的热衷挖掘,既是媒体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竞争心理的结果,同时也与广大受众的窥私欲和好奇心理有关。保护涉案受害者的隐私,是记者的责任。 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受害者信息的披露或对其悲惨境遇的详细呈现,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由此可见,在有关弱势群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的角色还存在诸多偏差。他们或是作为“天然正确”的正义化身出现,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正当权益,并让相关报道的客观性大打折扣;或是不合情理地被当做监督对象予以揭发和嘲讽,强化了公众对这一群体的排斥和偏见;又或是在强势群体丑闻揭露报道中不幸地成为媒体吸引受众的手段。摆正弱势群体的角色地位,增强报道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报道的效果,提升其影响力。
三、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的角色改进
根据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实际上, 媒体表现的是符号现实,并非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人们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所依据的事实并非社会现实,而是媒体呈现的“虚拟现实”。因此,舆论监督报道能否正确地摆放弱势群体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对这一群体的看法。媒体应该在监督社会问题和权势人物的同时,加强对弱势群体角色的认识,促进舆论监督报道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坚守专业主义和客观精神,将弱势群体“去天然正义化”
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当客观事实并不清晰时,记者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赋予弱势群体以正义,而将责任归结在强势群体身上。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记者人文情怀的某种体现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莫大“偏爱”,但仔细深究就会发现,这种角色错位不仅不利于弱势群体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首先,它会为某些在冲突中暂时处于弱势的强势群体赢得同情分,甚至为那些道德败坏的少数弱势者的不良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因为这种偏见会使得记者懒于调查事实,将判断的天平不自觉地向相对弱势的一方倾斜。这样的结果就是对有限的媒体传播资源的浪费,进而减少了这些资源用于真正有需求的弱势者的可能性。其次, 这种倾斜式报道会使人们对很多事实视而不见,强化自身对弱势正义和“强势欺压弱势”的成见,这样只会进一步加深强势与弱势的二元对立,而无益于两者关系的良性发展。另外, “弱势天然正确”这一偏见会导致一部分原本就对弱势群体抱有成见的社会成员加深对该群体的质疑和不满。当前网络中铺天盖地的为城管鸣不平的呼声就是一个力证。因此,媒体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决不可偏信弱势者一己之见,将其与正义简单等同,而应深入事件内部,多方求证、反复核对,以保证舆论监督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媒体应该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弱势群体施以与强势群体等量的砝码,用客观事实作为评判孰是孰非的惟一依据。只有在充分事实基础上开展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才会更好地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才是对弱势群体真正的关怀。
(二)坚持舆论监督的人民性,强化弱势群体的主体角色
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批评,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考虑,这就是舆论监督。[10]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监督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弱势群体无疑是人民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舆论监督报道中, 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监督,而且对强势者的监督就意味着对弱势者的保护,故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天然地蕴含着对弱势者合法权利的自觉维护。[11]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坚持弱势群体的主体地位,将舆论监督的利剑坚定地指向偏离和违背社会制度的强势群体,揭露社会黑暗, 鞭策社会进步。即使弱势群体在某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某些违背道德、偏离社会正轨的事情,记者也应看到这背后的悲哀和无奈,谨慎地使用手中的监督利器,为弱势群体留出一片“保护地带”。
(三)坚守新闻工作的人文情怀,强化弱势群体的受保护角色
郑保卫在其著作《当代新闻理论》自序中写道:“我们要警惕那种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的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媒介不只是承载着新闻事实传递的功能,更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人文关怀的重要渠道。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体现在很多方面,具体到隐私保护问题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可辨认。所谓不可辨认,是指对相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照片、影视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所有信息都应避免披露。[12]另外,对于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也不应有过多的渲染和细节呈现,以避免对弱势群体的二次伤害。媒体不能为了受众的眼球而背弃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对于舆论监督报道中弱势群体的悲情,媒体不应以猎奇心态将其作为“消费对象”,而应努力尝试在保护弱势群体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总之,舆论监督报道应该将更多的客体角色赋予背离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和权势人物,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作为己任,树立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意识。同时,又要坚持舆论监督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克服“弱势天然正确”的价值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在做好舆论监督报道的同时,又能履行关心弱势群体的媒体责任。
注释
1[1]章瑞.舆论监督问题与对策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
2[2]李志涛.叙事学视野中的“城市边缘人”报道[A].2005年中国传媒论坛论文集[C].2005.
3[3]张和清,向荣,高万红.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群体的介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4]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
5[5]孙立平.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N].南方周末,2004-12-30.
6[6][9]陈长松.“弱势群体”的舆论监督思考[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3).
7[7]孙瑶.新世纪以来媒体对弱势群体报道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3.
8[8]朱忠保.媒体岂能沦落为少数人的玩偶[EB/OL].www.sina.com.cn,2003-12-04.
9[10]周甲禄.论舆论监督的主体[J].新闻大学,2005(4).
10[11]朱清河.舆论监督过程中弱势群体权益的媒体维护[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群体角色 篇5
一、履新高校青年教师的群体特征
大学是国家知识精英的培养基地,是社会文明、民族智育发展的衡量器[2]。高校教师担负着塑造民族灵魂、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准确把握履新高校青年教师的群体特征,才能准确把握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和方向,提出恰当的人才培养体制、创新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年龄优势是履新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最明显的职业优势。他们大多是刚走出象牙塔的品学兼优者,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相比其他年龄阶段的高校教师而言,他们更具有正气、锐气、朝气和才气,对所学专业和从事的教育事业充满激情和热爱。其次,“80后”、“90后”的高校青年教师出生并成长于我国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时代,他们能够熟练操作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时代发展有更直观的感触,对新事物、新现象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强而迅速,创新思维更加活跃[3]。再次,履新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间的代际差距、社会交往、思维和心理差异较小,因此他们比中老年教师更易于与学生建立更亲密的师生关系,开展师生交流、对话和互动。
然而,不可忽视履新青年教师在教学方法和经验、职业环境适应、职业心理调适等方面存在的欠缺和不足。首先,青年教师正处于个人事业发展的起步和探索时期,既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又面临诸多主客观因素给他们带来的职业困扰。虽然他们对于事业发展前景充满激情和憧憬,但由于任教时间短、教学资历浅薄,他们入职初期往往遭遇由于不懂、不熟悉所造成的职业尴尬,工作热情容易被职业挫折所打击。其次,在当前我国教师职业技能评价体系之下,履新高校青年教师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评定等方面不具有政策优势,这一现象严重抑制青年教师创造性发挥职业潜能的机会[4]。同时,履新高校青年教师职业收入普遍不高,又普遍面临择偶、安家等较大的生活压力,这一客观因素极大地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导致他们不能全力以赴地搞好本职教学及科研工作。
二、履新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角色定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履新高校青年教师如何定位自己的职业角色?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青年教师个体将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同事、学生间的关系,如何应对职业竞争及家庭、事业及生活压力等问题。在职业角色定位及转换过程中遭遇挫折和困难之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往往呈现出心理负担沉重、失去职业自信、产生不良职业情绪等现象。这些职业发展困境如果长期作用于青年教师,必然危害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不利于其职业发展及成长,并将影响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一)角色地位迷失
青年高校教师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成长背景及人生经历,在还未切身参与职业实践时,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展望及职业角色的定位大多带有较理想化色彩,他们以安贫乐教的师德情操、蜡炬成灰的奉献精神、身正行端的师表形象、桃李满园的荣馨之景、创新创业的青春梦想作为职业发展的奋斗目标。但是,一旦真正进入职业环境、参与教学实践,就会逐步遭遇各种实践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应对能力等方面存在的主客观局限给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的困境。
理想角色与认知角色间存在的差距导致履新青年教师对入职初期的角色定位迷茫而无所适从。过高的职业期待与职业现实间的落差导致他们非常容易陷入职业不自信陷阱,严重伤害履新青年教师的职业情感、消磨他们的职业激情,压抑他们的职业创新创造潜能[5]。同时,高校履新青年教师群体成长于科技、文化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他们接受了更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崇尚个性自由,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认识更清醒,对社会公平、公正提出更多要求。然而当前存在的某种僵化的高校教学和发展模式对他们的个性发展及创新、创造潜能的挖掘造成了限制和障碍。
(二)角色方向迷茫
入职初期,大多数履新青年教师将进入专业技术和技能的学习和实践过渡阶段。在此期间,青年教师们将在教学、行政、科研等各方面接受锻炼,这既是一段教师个体与职业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又是一段教师个体与职业角色双向选择的过程。在学习和实践锻炼过程中,履新青年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喜好、优劣势、特长、创新创造能力等都将得到充分检验。哪个职业角色方向更适合自己、朝哪个职业方向发展更方便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等问题将逐渐明确。但是,由于青年教师入职履历较短,与其他同事的交往相对封闭,职场中的个人地位较低,不善于积极主动地展现自己的长处,不善于合理表达自己的职业想法,时常自我压制或隐藏职业潜能,盲从于组织或上级领导的人事及职业发展方向安排,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在职业角色方向选择方面失去自主性、高校人力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并导致某种人才浪费。
(三)角色技能薄弱
专业认知技能与专业实践技能是高校履新青年教师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的职业技能。履新高校千年教师在入职前缺乏对这一职业技能的充分准备,因此他们的职业认知和实践技能往往比较薄弱[6]。首先,履行高校青年教师在研究生学历学习期间接受的通常是专、精、细的专业教育,而执教初期,他们通常将从事对大中专学生的通识教育任务,在缺乏师资专业训练的前提下所学与所教间存在内容、方法、技巧等方面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必然导致他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角色技能薄弱。
此外,年轻的履新教师由于年龄较小、人生阅历较少,所以他们在处理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方面经验不足,往往意气用事,缺少理性,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制造人为障碍。同时,他们在准确把握学生心理方面缺乏经验,不能为学生做充分的、有效的、正确的心理干预和引导。在处理师生关系方面不善于把握师生关系的“度”,要么为树立教师的威严形象而过于摆正教师姿态,将师生关系固化、僵硬,要么为了建立与学生间的融洽关系和良性互动,过于迁就学生,使师生界限模糊,损伤师道尊严[7]。
三、立足于主客观职业实际,准确定位履新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角色
经过对履新高校青年教师职业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分析,我们不难窥见履新高校青年教师事业起步阶段职业准备不足、缺乏职业经验和职业自信、职业发展愿理想化是造成他们职业角色定位困难的主观因素。而青年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压力、职业条件和环境、僵化的教师评价体系是影响他们不能正确定位自身职业角色的客观因素。因此,要正确定位履新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角色,必须立足于他们所处的主客观职业实际,有的放矢。
首先,履新高校青年教师要正视生活和事业起步阶段的现状,要有一颗淡泊而不失进取之心,要以正能量激励、充实、完善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自己职业生涯的竞争力,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谦虚谨慎而不骄傲自满。努力培养自己的人际交往、情绪控制、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规避并减少职业发展障碍。
其次,履行高校青年教师既要认识到“教师”职业身份中“从教”的一面,更要意识到“教师”职业属性的“从学”要求。作为出生并成长于新时代的年轻教师,更要努力、刻苦地学习新知识、新文化、新技能。同时,要谦虚地向教育界前辈学习他们积累的教育及人生经验。既要扬长补短,更要查漏补缺;要对所接触到的新知识、新信息进行有效甄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不断拓展知识新领域。履新青年教师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引领自己,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主人翁姿态将教育事业视为自己神圣、崇高的个人职责,坚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再次,履新高校青年教师要在兼顾国家教育制度和体系稳定性的大局基础上,合理表达要求改善并提高生活和工作待遇、改进青年高校教师培养工作、公平并合理优化高校教学及科研资源配置、建设公正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等方面的诉求[8]。青年教师在争取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益的过程中要坚决杜绝情绪化,保持积极良好的个人心态,自觉维护好师德情操,既要不卑不亢,又要有理有据,努力为自身职业发展开辟有利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06.
[2]徐遇模.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对21世纪中国大学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1(1):43.
[3]杨晓苏.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十一世纪中国青年思潮的两大走向[J].青年研究,2000(2):8-9.
[4]“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教育规划纲要辅导读本[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3.
[5]李瑾瑜,柳德玉,牛震坤.课程改革与教师角色转换[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117.
[6]汝秀梅,王淑娟.高校新入职教师职业技能现状的实证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5):84.
[7]郑少君.高校师生关系影响因素与构建对策初探[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4):68.
群体角色 篇6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与社会舆情的建构工具, 理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努力。本文以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 (Kornhauser) 提出的中层组织理论为切入视角, 致力于探讨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中的角色与作为。
一、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呈现:以农民工为例
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有城市低收入者、失业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从数量上来看, 以近几年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为最多。为了考察传媒如何呈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一问题, 课题组选择了一家省级党报和一家省级都市报,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这两家纸质媒体5年内的农民工报道 (获取样本量为:党报239篇, 都市报226篇) 进行内容分析, 以管窥当前新闻媒体在呈现农民工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立场和视角, 以及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了怎样的形象, 由此考量新闻媒体是否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内容分析结果表明:
(1) 尽管农民工议题常常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议题, 但媒体并未将此类议题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 尽管两家媒体在春节前后都集中报道了农民工议题, 但该党报的所有报道均未将此类议题置于头版, 占据该党报头版的, 仍为党政新闻;另一份都市类报纸, 226篇农民工报道中仅有8篇 (仅占总篇数的3.5%) 报道被置于头版。由此可见, 媒体在处理农民工题材的新闻报道时, 多以追求其中的矛盾冲突 (如讨薪中农民工与包工头的冲突、工伤事故中农民工与雇主的冲突等) 为最大目的, 而非着眼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2) 农民工议题的媒介呈现, 多以求职与就业、劳资关系与纠纷、生产事故或灾难等问题的形式出现, 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 这样的报道占据了总报道量半数以上的比例, 而对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文化教育诉求等较少涉及。毋庸置疑, 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经济需求, 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 他们也需要拥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如参与社会管理、接受文化教育等。媒体将农民工作为单一利益诉求群体来报道, 恰恰反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甚至歧视:将农民工视作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寄居于城市的“外来人”。另外, 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处境这一因素, 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农民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其他因素。乔同舟等指出, 农民工群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状况可通过“农民工—政府”、“农民工—雇主”、“农民工—城市 (市民) ”这三重矛盾关系来揭示, 这三重矛盾关系也理应构成媒体对农民工议题进行呈现的核心内容[3]。媒体将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全部症结集中于经济上的弱势, 将农民工的生存矛盾聚焦于“农民工—雇主”, 而忽略了对新闻媒体话语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政府和城市, 恰恰是遮蔽了权力与资本对“新闻场”影响的本质。
(3) 从报道视角看, 媒体在报道农民工议题时多以各级政府或者官员作为对新闻事实切入或理解的角度, 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 自身利益“被代言”。倾听来自农民工的声音, 从农民工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 并以此作为选择和报道新闻事实的切入点, 才能够真正反映这个群体的想法与呼声, 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
(4) 农民工议题的报道中, 农民工被塑造成蒙受恩惠的弱者形象。内容分析结果表明, 农民工“被关爱”、“被同情”的报道超过半数以上, 特别是本次课题组选择的这份党报, 这样的报道接近70%。以“同情”作为标尺为农民工形象定位, 并不能推动社会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可、尊重和接纳;相反, 将农民工形象单一化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沐恩者”, 将会影响到这一群体社会身份的建构, 以及主流社群对这一群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
综上所述, 无论是党报还是都市报, 虽然都有数量不菲的农民工报道 (特别是在春节前后) , 但相对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等议题, 关涉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农民工议题并未被作为重要议题加以处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被简化为经济利益诉求, 政治表达及文化教育诉求等被忽略;在农民工报道中, 农民工作为利益表达的真正主体被“缺失”, 农民工自身利益被政府及官员“代言”;农民工形象仍停留在刻板的、缺乏主体意识的“被关爱”及“沐恩者”形象上。由此可见, 新闻媒体并未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表达的机会和空间, 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 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如何帮助底层民众发出属于他们的声音, 实现更为有效的话语表达, 进而影响公共议程, 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课题。
二、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中层组织理论的视角
(一) 中层组织及其功能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大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如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运动亦频繁发生, 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条件及机制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59年, 美国政治学者康豪瑟 (Kornhauser) 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一书, 作为美国集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研究的一部力作, 他提出, 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现代化的过程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和亲缘为组织基础的联系, 但是能够填补其功能的现代社会中层组织却尚未发展起来。其结果是, 人们在空间上越来越“紧密”, 但有机的组织联系却日益疏远。这种“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组织的社会”, 就是大众社会[4]。由于各阶层之间缺少有效的对话渠道, 彼此间联系薄弱, 大众社会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 甚至出现政局动荡。
康豪瑟指出, 在大众社会中, 未经组织的大众极有可能为各种政治观念所蛊惑而卷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也很容易在“魅力型”领袖的光环下失去思考的能力, 成为狂热情绪化的追随者。因此, 作为联系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中层组织, 其所具备的对话与协调功能值得研究者关注。事实上, 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 或许就在于他对社会中层组织对大众社会改造功能的见解。
康豪瑟指出, 社会中层组织的社会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 同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被大众压力所左右;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 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和现实;中层组织的多样化能够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 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性。或者说, 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一个社会发生超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可能性[5]。而当社会中层组织薄弱时, 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 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手法直接控制精英, “大众社会”由此诞生。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集权主义运动。
康豪瑟所说的“中层组织”, 与“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这一概念非常接近。
美国社会学者怀特 (Gordon White) 指出:“从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大多数用法来看, 其主要思想是, 公民社会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 它独立于国家, 享有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6]怀特同时还指出,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组织, 公民组织具有独立性、自愿性和利益代表性三个主要特点。由此可以看出, “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组织, 与“大众社会”理论中的“中层组织”在功能上十分相似, 可以将公民组织看作中层组织的一种。
(二) 作为中层组织:传媒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近几年来, 主要由弱势群体参与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 相当频繁。在这些集体行动中, 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对抗程度, 毋庸置疑地考量着政府的危机处理与危机化解能力。在未来的几年内, 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 这将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更多的难题和更严峻的考验。
尽管近几年是集体行动的多发之年, 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集体行动会对当前的社会结构造成破坏。因为这些集体行动发生的动因, 往往是弱势群体出于利益表达的诉求而非政治诉求。民众之所以选择集体行动的方式, 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这些体制内的表达渠道看似非常完备, 然而实际利益表达的效果并不理想, 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由于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弱势群体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 他们才以体制外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由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观之, 上述情形即为中层组织的力量薄弱, 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联系, 弱势群体与政治精英之间缺少高效而畅通的沟通与对话渠道, 由此造成社会冲突频发。
本文认为,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 理应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职能, 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对话与沟通的平台, 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应有的努力。
首先,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雷达”, 应充分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 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更为透明化。中层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 避免精英对局面的过度操纵。当前大众传媒所具备的环境监测和舆论监督功能, 为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中担当中层组织提供了可能。大众传媒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可以敦促公共权力在合乎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并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与控制, 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当弱势群体与政府组织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 传媒应监督政府及时采取措施, 解决争端, 以疏导公众情绪, 协助政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 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利益诉求。
其次,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 应为弱势群体之间、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弱势群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提供平台。根据康豪瑟关于中层组织的观点, 这种对话与讨论可以使个体与政府组织充分了解彼此的立场与诉求, 消除存在于个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误解;更进一步的, 理性的对话与讨论可缓解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从而避免被动员到一个社会运动中去的可能。城市房屋拆迁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 近几年, 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由拆迁而引发的集体抗议行动, 关于拆迁的新闻、座谈会和评论充斥了各大媒体。拆迁, 是城市化进程中说不出的痛。关于拆迁问题的报道, 当前国内媒体应当反思。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吸引眼球”的效果, 当前媒体关于拆迁的报道, 多是从民众与政府对抗的角度来写的, 这些报道中, 多充满了火药味和对抗性, 民众被描绘成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 而政府被描绘成滥用公共权力的强权精英。很少有报道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角度, 对国家拆迁政策进行认真解读与分析。媒体并未担当起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理性沟通平台, 而成了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发泄非理性情感的渠道。
再次,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排气孔”, 应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提供空间。康豪瑟认为, 由于国家的“庞大”, 在进行社会管理时不可能“无微不至”, 在这种情况下, 中层组织就可以充当国家难以涉及的“死角暗区”的管理功能。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表达的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机构, 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弱势群体更多地以非理性的、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有研究者称这种情形是“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7]。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排气孔”, 应平衡报道各阶层诉求和利益, 特别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的空间, 为弱势群体宣泄不满情绪提供渠道。通过“减压阀”和“排气孔”功能的发挥, 可缓释弱势群体的不满、敌视和对抗情绪, 避免社会矛盾和压力的过度集中, 防止集体行动的发生。
最后, 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 应通过传播与社会价值观念一致的信息与文化, 培养民众的认同感。康豪瑟所言的“大众社会”, 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大众文化价值标准易变, 社会联系的纽带缺失, 个体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 从而更易受外界的影响和操纵。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 应通过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 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体系, 培养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在弱势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维系情感的纽带。通过传播“自己的”文化, 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得到加强, 进而被动员到大规模集体行动中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三、结语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 任何社会系统都会在运转过程中产生敌对情绪, 形成有可能破坏系统的压力, 当这种敌对情绪超过系统的耐压能力时, 就会导致系统的瓦解, 而社会冲突正是表达不满、发泄敌对情绪的最主要方式, 一个社会越是能以某种认可的方式允许冲突存在, 冲突越制度化, 就越有可能把冲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8]。因此, 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能容纳冲突并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和化解冲突的社会[9]。一个政府化解冲突的能力, 主要依赖于这个政府是否具有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从大众社会理论的视角看, 中层组织作为联系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纽带, 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这样的角色和使命。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代中国, 能够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联络、协调、沟通以及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监督和制约功能的机构, 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工会、信访等, 但在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大体均衡的利益表达机会上, 这些机构做得还远远不够。本文认为,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机构, 已经具备中层组织的基本特征, 能够而且应当担当起中层组织的沟通协调功能、组织动员功能、监督制约功能以及社会整合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 任何传播活动, 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 大众传媒能否真正担当起中层组织的职能, 不仅依赖于传媒自身的努力, 更依赖于国家的传媒制度与传媒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1]张学斌.改革危险期[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1]张学斌.改革危险期[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
[2]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2]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J].新闻大学, 2005 (4) .[3]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J].新闻大学, 2005 (4) .
[4]William 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M].New York:Free Press, 1959.[4]William Kornhauser.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M].New York:Free Press, 1959.
[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1994 (3) :375—390.[6]Gordon White.“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1994 (3) :375—390.
[7]王金红, 黄振辉.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J].开放时代, 2008 (3) .[7]王金红, 黄振辉.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J].开放时代, 2008 (3) .
[8]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