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征收（精选三篇）
农地征收 篇1
关键词：农地征收,补偿方式,多样性,完善
一、土地征收的概念和特征
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行使征收权, 其实土地征收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为了加强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各国在基本法中大都规定了土地征收制度, 来限制国家行使征收权。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土地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二, 土地征收具国家意志性, 强制性。土地征收行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其法律关系的产生并没有建立在自愿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第三, 土地征收具有补偿性。把所有权为集体所有的土地转移给了国家, 这对于所有者的权利具有损害性, 所以要给与一定的补偿。
二、各种农地征收补偿方式
(一) 土地调整补偿方式
土地调整补偿方式适用于城市规划区以外的集体土地。当地政府通过内部调整, 比如未被征收农地的承包户自愿交出承包地、土地开发整理新增加的耕地等等土地的调整。这样, 就使得被征收农地的农民有地可种、有地可耕, 对于其生活上的影响不大。
(二) 社会保障补偿方式
社会保障是为了防范风险而产生的, 土地是作为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在被征收农地的农民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流转给政府委托的土地置换机构, 由土地置换机构为失地农民符合条件的现有家庭成员统一办理各项社会保险, 土地置换机构将根据土地管理部门规定的失地农民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水利设施费、撤组转户费等费用全部或一部分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三) 重新择业或就业补偿方式
对于被征收的农民集体土地的, 重新就业或择业也是一种补偿方式。因为城市的扩大, 农地征收, 直接导致农民无土地, 对其生活产生极大跨度的转变。所以应该将被征收土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范围, 这正与当下我国劳动力缺乏的现实情况紧密相连, 一边是用工荒, 一边是被征收土地的无业“农民”。政府部门应当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 与当地各大企业联系, 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也可要求征地单位承担一部分安排就业的岗位。而对于周边地区各种企业应当优先录用被征地的农民就业。
(四) 身份转变补偿方式
身份转变补偿方式对于被征农地农民来说是一个附属于其它补偿方式的方式。对于提高农民的地位有重要的作用。就上文提到的问题, 农地征收了并且没有重新分得土地, 不能以土地作为其生活的直接来源, 而需要去企业单位去打工, 就成了似农非农, 似工非工。所以对于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来说, 转变农民的身份, 使被征地农民有获得城市户口的权利, 提高被征收农地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形象都有积极的作用。
(五) 入股分红补偿方式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补偿方式, 但这种补偿方式的确有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被征收的农地是用来干哪些项目的, 比如长期稳定并且收益较好的项目征收农地。前提条件之二, 必须得到三方达成一致。这三方包括:被征收农地的农民、被征收农地的集体组织以及征收农地的单位三方。在以上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 入股分红的方式才能有可能实现。
(六) 农民参与型货币补偿方式
农民参与型货币补偿方式是最大限度的考虑被征收土地的农民的利益, 但是又不过多的牺牲征地者利益的优化方式。这种方式以分期支付货币补偿为基础, 综合考虑农民近期和远期的利益, 在满足农民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灵活分期支付并且灵活的依据根据农民参与, 告知其需要。
三、完善我国农地征收补偿方式的思考
各种补偿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 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相当, 针对这些特点, 我们要因地制宜, 不同地区不同对待,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不同农民的需求来制定出符合当地情况的合理的补偿方式, 而不能单一的运用这些补偿方式。
(一) 丰富农地征收补偿方式, 扩大农民自主选择权
这是符合我国当前农民差异性特征所必须实行的农地征收补偿方式。在农地征收过程中, 由于土地对于不同农民的作用不同, 在补偿某一区域农民时, 有必要采用不同的补偿方式, 由农民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 这也给征地工作带来很多便利。方式多样化是土地对农民而言功能多样性的内在要求。
(二) 根据土地对农民的作用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农地征收补偿方式
农地征收补偿方式要与土地对农民的作用不同而区别选择。目前, 农村土地承担的主要是保障功能。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 即是如此。在这类农地征收中, 政府就应该选用社会保险补偿方式。换句话说, 就是用农民的土地换取社会保险。而对于保险的实现方式, 就要根据农民需求和被征收农地农民所处的具体环境。对于城郊的农民或是以土地种植除主要粮食以外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 不仅是生活保障, 更重要的是发展的保障, 当地政府不仅要给予养老保险, 同时应该考虑就业等问题。
(三) 考虑不同农地的增值价值不同, 被征地农民应享有分配增值收益的权利
由于不同区位土地的增值幅度不同, 基于公平的考虑不可能将区位好的地块的增值收益全部给土地的持有者。被征收农地的农民应该享有分配增值收益的权利。其中, 政府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农民的权利, 从增值收益中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比例分给被征收农地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和具体操作方法尤为重要, 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对于征收农地的单位来说, 也需要配合政府工作, 为保护农民权益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 完善农地征收补偿方式, 防范潜在风险保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切实利益。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优化集体资源配置, 经济资源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配置和流转;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统筹考虑失地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做好他们的教育、培训等工作, 提高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任丹丽.集体土地物权行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16.
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变革之后 篇2
尽管农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后的征地补偿数额提升到原补偿款的“10倍以上”的消息并不确切，农地征收补偿金的大幅提高却已基本成为定局。然而对这种做法，得到的社会舆论反馈却也并非全是肯定。
反对者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其一，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可能会提高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从而促进房价持续高涨；其二，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属于不同性质的土地，应该建立不同的征收补偿机制而不可一概而论；其三，土地价格的提升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被征地的农民对此贡献甚微，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甚至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款，将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四，很多农民缺乏理财能力，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非给予其高额征收补偿款才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永续发展之道等。对以上诸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
其实，近些年来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是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基层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地征收补偿金的大幅攀升固然可能会对县市等基层政府的“财政模式”构成一定影响，但是却并非必然导致房价的持续高涨。进而言之，土地价格的高涨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政府与房产业主同样并非唯一贡献者甚至并非主要贡献者，却均属于最重要的受益者。既然此种利益分配格局在当下都“与法无悖”，被征地农民因此获取巨大利益自然也并非不当。
我国著名学者姜明安先生曾提出，在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可“以交易税调节农民卖地收入”。其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对土地承包人取得的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青苗等土地附着物的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销售不动产—其他土地附着物”税目征收营业税；对土地承包人取得的青苗补偿费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取得的转让建筑物等财产性质的其他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税务机关按照累进税率等税法条款课征相关税收，也是理所当然。
农地征收 篇3
一、征地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1]以农地征收为博弈对象的利益主体中, 地方政府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既是代理者又是谋利者, 用地单位是纯粹的谋利者, 而失地农民则是利益的诉求者。
用地单位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博弈目标,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寻找最佳获利机会。在土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后, 用地单位通过市场利益诱导机制, 虚化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 通过地方政府直接获得土地, 因此, 用地单位是纯粹的谋利者。[2]
地方政府依法代表国家垄断土地资源。作为国家的代表, 地方政府为在短期内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显著增长和任期内政绩最大化目标, 加大征地审批力度、增加土地储备和出让数量是其必然的“理性”抉择。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会诱导其利用既有制度赋予的征地权以及征地价格与出让价格之间的决定权及其信息优势, 尽量压低征地补偿标准, 从而攫取农地征售之间的巨额价差。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地方政府的“政府+谋利集团”的双重身份以及权力优势与制度设计者的优势地位, 使其在博弈中尽占上风, 以至于由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主导的“圈地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以地生财”的指导思想使地方政府成了“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法代表村民对集体土地、集体企业各项资产行使经营管理权的经济组织, 是农民及其利益的代表, 同时又是政府在农村工作的代理人, 负有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此外, 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负有保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促进本村社会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独立利益, 因此, 村集体经济组织兼任代理者和谋利者的双重身份。实践中, 村集体的工作、村干部的行为均需得到基层政府的支持, 而基层政府也需要通过村集体和村干部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 因此, 基层政府与村集体、村干部之间实际上具有互利性, 属于利益共谋者。村干部在代表基层政府行使管理代理权时, 会损害到农民利益, 从而偏离其维护农民利益的职能。但是, 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村干部因顾及乡村社会的传统和道德, 表面上又不能过分违背相邻利益, 因而形成了村干部行为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农地征收过程中表现为, 既不敢就征地补偿费过分地与政府和用地单位讨价还价, 又要承受村民的监督和责难。[2]但是, 考虑到村民身处征地补偿信息的劣势地位, 村民监督往往难以奏效, 村干部会权衡利弊, 在征地补偿原则、补偿项目等信息公开的内容上依法力争, 维护村民利益, 以获得村民支持。但在一些信息获得成本较高、村民监督难以实现的谈判内容上, 村干部往往会顾及自身利益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背叛村民利益。由于较多的土地补偿收益有利于集体经济履行职能, 因此, 在确定的征地补偿款中, 村集体组织会利用对征地补偿费的支配权和比较信息优势, 通过巧立名目, 以管理费、分成等名义尽可能截流征地补偿款, 损害农民利益。村干部考虑到自己微薄的工资以及在征地谈判中承受的压力和辛苦的付出, 对截流的补偿款会再次做出违背村民利益的选择, 如利用对征地补偿款的管理权, 私分、贪污、挪用甚至挥霍补偿款。基层政府考虑到村级组织、村干部对自己利益实现的价值, 实践中, 只要农民没有过激的反应, 基层政府不会主动追究村级组织、村干部违规行为的责任, 恶化了农民在征地博弈中的不利地位。
在农地征收中, 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是:若征收他们的土地, 地方政府必须能长期为他们提供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目前务农的各项收入。而且考虑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 被征地农民往往会提出较高的要求。[3]但是, 由于村民并不直接与用地单位或地方政府谈判, 而是由村干部代表村民与地方政府谈判, 在这种博弈态势中, 被征地农民既无法直接向地方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又因身处征地信息最弱的底端, 也无法真正监督村干部的谈判内容, 只能被动地接受集体土地被征收的不利事实和低微的征地补偿, 成为这场不公平利益博弈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和利益受害者。
征地过程中不公平利益博弈的结果正如有关统计数据所表明:政府获得征地收益的60%~70%, 村级组织获得25%~30%, 农民仅得到5%~10%。[4]农民除了被迫接受直接的土地利益损失外, 还要承受土地相关权利流失的间接损失, 如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补偿的损失等。
二、不公平博弈的法律根源
我国农地征收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公平博弈, 根源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固有缺陷所形成的合力,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土地所有权形同虚设
我国土地从制度上和法律上被分为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两类。所有权作为自物权是一种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 具有排他性特点, 其权利主体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物的四项权能, 其中处分权是核心。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民拥有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但是, 在国家有权对集体土地的用途、流转、处置严格管制的现行土地制度下, 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实际上被地方政府所把持, 农民无权决定自己土地的命运,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只是一种“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核心权能的立法缺失, 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形同虚设, 以至于农地征收活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活动。
2.宪法规定的征地条件过于笼统
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这说明, 政府征地权力的设计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共利益是界定政府征地权力的价值基础, 也是征地权力行使的边界, 否则就是违宪。然而, 由于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征地过程中, 政府或开发商的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 如公共道路、科教文卫、文物保护等非赢利性项目用地属于公共利益范畴, 而经营性用地, 如商业住宅项目用地, 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公共利益范畴, 成为其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的借口。因此, 宪法关于征地规则的笼统规定为地方政府对国家征地政策做出因地制宜的解释提供了口实, 确保了其在农地征收博弈中的优势地位。
3.政府垄断了征地权力
由于宪法对“为了公共利益”这一征地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 因此“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就由行使征地权力的政府享有, 导致政府对征地权力的绝对垄断, 使其在征地环节处于强势地位:既是征地主体, 又是供地主体, 还是补偿主体;既是征地政策的制定者, 又是征地政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 还是征地利益的博弈者和征地与补偿争议的裁决者, [5]由于缺乏统一的分配规范, 各村不同的甚至较为复杂的分配规则就为村级组织、村干部截流、私分、挪用、贪污土地补偿款提供了条件。
6.征地的程序性规范违背法理
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了“两公告一登记”的征地程序制度, 有助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 值得肯定, 但是却不能掩盖法律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如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 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可见, 在土地征收审批之前, 政府和用地单位并不承担告知征地信息的义务, 村民对征收自己土地的决定没有话语权, 也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在征地方案实施过程中, 村民才享有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而且,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并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 即无论被征地主体的利益是否被侵害均可以先行征地, 这显然与“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法理相悖。其次, 征地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征地者对于征地目的质疑和诉讼的权利, 这就从程序上排除了政府对所有征地项目实行征收、对土地垄断经营的障碍。最后, 征地程序中没有关于与被征地者协商的规定, 这就意味着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征地目的的确定、征地范围、补偿安置标准等均由政府确定。[6]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 由于法律中既有的程序性规范违背法理, 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肆无忌惮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事实。
三、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法律调控
1.立法应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独立和完整
为有效遏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行为, 必须修改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归农民集体所有, 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独立与完整, 彻底解决农民集体土地依附于国有土地的问题, 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成为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平等的财产权利, 真正还权于民, 使农民的权利和意愿成为制约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 迫使政府退出与农民的土地博弈和利益角逐, 从而低成本解决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问题。
2.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
首先, 应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 肯定土地征收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政策。政府征地权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权力, 必须依法在“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前提下行使, 而将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业用地项目的土地供应交给市场, 让农民作为农地交易主体直接与用地单位平等协商土地价格, 确保其真正享有公平的土地物权价值和利益。其次, 应强化国家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 依法界定作为私权利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土地管理权之间的界限, 使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的权力仅仅局限于用途管理和税费征收方面, 从而切断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实质上的控制, 让政府退出对农地利益的角逐。最后, 政府可通过税收手段维护国家对集体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和土地的市场交易秩序, 履行其市场监管者、裁判者的职能。
3.制定土地补偿费分配规则
首先, 为了确保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业的后续发展以及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应强调土地补偿费留存的必要性。鉴于目前关于留存比例规定的缺失, 国家应制定相关规范予以明确并将留存比例法定化, 以保证村集体的公益事业经费, 同时还可以有效防止任意留存损害失地农民的个人利益。其次, 法律应当明确土地补偿费应以村民人口平均分配为原则, 即凡属被征地村的村民, 都有权获得土地补偿费。这种简单明了的分配原则简便易行,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特殊人群 (如嫁城女、服刑人员等) 的分配资格纠纷问题, 而且可以有效阻止村官对土地补偿款的博弈。
4.完善土地征收的程序性规范
首先, 立法应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虽然征地权具有强制性特征,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视被征地农民的意愿, 尤其是政府往往基于第三人请求而启动征收程序。因此, 征地前政府有义务事先告知被征地农民有关征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并给予其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此外, 补偿协议和补偿费应由用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民自行达成, 政府只履行必要的监督职责, 在协议无法达成的情况下, 再予以行政调解或裁决。如此不仅可以减少征地矛盾, 而且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其次, 应建立并完善征地听证制度。听证制度可以在政府和被征地农民间建立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使被征地农民获得表达意见的权利, 也使政府得以向被征地农民宣传征地理由和程序, 有利于及时疏导和化解纠纷, 防止矛盾激化。最后, 应将司法救济引入征地程序。为使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和不满能在制度内得以表达和宣泄, 应当赋予被征地农民司法救济权利, 让征地纠纷暴露在司法程序中而接受法律的正义裁决, 这是以“司法程序终结行政裁决”的现代法律理念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佳梅.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博弈的根源探析[J].安徽农业科技, 2006, (34) .
〔2〕〔3〕王培刚.当前农地征用中的利益主体博弈路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10) .
〔4〕鲁金萍, 蒲春玲.土地征用储备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行为浅析[J].农村经济, 2005, (01) .
〔5〕邹卫中.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J].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5, (01) .
〔6〕江帆.农村征地补偿费分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J].农村经济, 2006,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