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思想

中西方哲学思想（精选十篇）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1

1. 中国古典园林

1.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百家争鸣, 在经过长时期的交锋后, 儒家、道家和佛家禅宗思想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 而正是儒、释、道, 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艺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1.1 儒家思想

儒家以儒学创始人孔子为代表, 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一直占据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根本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1]。修身则是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 重内圣之学, 强调人的德性修养, 主张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 用圣贤的赎世精神转接现实政治, 倡导积极入世。紫禁城的室内设计, 北京和南京城的空间秩序, 以及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形式等都符合儒家的哲学准则, 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造园领域。

1.1.2 禅宗思想

禅宗思想作为中国化的佛教, 一方面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讲“解脱”, 重“修心”。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 因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 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空”是行为至上的观念, 它对现实社会持消极态度。另一方面禅宗信仰者又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 这与他们“心即是佛”的与世无争的“空”的信仰相矛盾。为解决现实与信仰的矛盾, 他们或游山玩水, 或种花造园, 通过感受自然来领悟生活的真谛, 缩短此岸与彼岸的距离, 这也正是“天人合一”精神的特殊体现[1]。园林提供了“修心”和寂静冥想的场所, 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蝉噪林愈静, 鸟鸣山更幽”的氛围之中, 众僧通过潜心修炼才能达到涅磐的境界, 给园林渲染了禅的气氛, 表达了佛教的虚空和静寂。

1.1.3 道家思想

道家重在探求人、自然和天地宇宙的相互关系, 以及人身如何顺应自然, 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界的许多相关因子抽象概括为“道”, 道是万物之本。“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其中的“二”指代一切生命现象中的矛盾因素, 对立与统一, 比如雌雄、日月、山水、软硬、冷热、动静、断续, 指代关系而非实体[1]。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曾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他主张万物复归其本色根源, 造作的人类和社会必须复归于原始状态才能实现万物和谐的境界。“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 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 道家的思想方法和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正是建立在“道法自然”这一观念之上的。道是抽象的、简约的、神秘的, 而具体的世界则是有限的、繁复的、生动的, 这种一与多的关系使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能够在有限的形式中表达无限的意蕴[2]。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自身活动都应该遵守由道控制的自然运行法则, 这是道家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观点, 影响到中国古典园林景观设计艺术。

1.2. 体现哲学思想的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产生较早, 至汉时已相当繁荣, 经魏晋南北朝、唐、宋至明清, 皆强调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显寓隐、以实写虚、以有限见无限, 追求含蓄朦胧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结晶, 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种形象性的存在[3]。孔孟儒学对于现实的关怀、老庄哲学对于现世功利的超越、禅宗哲学对于世界与人生空幻的体悟, 无不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内在思想资源。

1.2.1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士大夫多是理想主义者, 而非政治家, 他们饱读诗书, 但受制于儒家君臣思想, 因此往往郁郁而不得志, 辞官归隐几乎是他们的一贯的模式。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隐”, 隐居是他们无奈的一种表现, 避世隐居只是表面姿态, 梦想有一天能重新得到朝廷的赏识实现其政治理想, 才是这类“隐士”的深层本质。

为了抒发这种感情, 他们往往寄情于物。中国古典的文人园林不少是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的, 体现了儒家哲学思想, 从园林中的提名和文字就可窥其一斑:拙政园, 园主王献臣乃明弘治进士, 受东厂诬陷罢官失意回乡, 请文征明设计建造此园, 借《闲居赋》句意:“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 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 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 自比渔人, 以“网师”命之, 表示自己只适合做江河渔翁[5]。这些官场的失败者们, 在城市中构建园林, 自比上古隐逸圣贤。一方面借题寓意超凡出世, 另一方面对园林景观却有特殊的要求, 因为园林寄托了他们强烈的社会情感。这种对社会依赖的感情使园林的建造设计不只是景观设计, 还寓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2]。可以说儒家思想为园林建造设计行为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

1.2.2 禅宗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禅宗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文人士大夫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渗透, 折射在园林风格和意境的审美观照中。禅宗认为“梵我合一”、“法界一相”, 世界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 那么山河大川所能具备的一切, 一草一木也同样具备[4]。这实际上就为形式上有限的园林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 即打破了小环境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 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理论基础。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 另一方面则更表现在立意于小, 如“壶园”“勺园”“芥子园”等。人们可以通过微小精致的景观见到广阔渺远的宇宙, 感受“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天国”的美妙[1]。

宋僧道灿的诗句“天地一东篱, 万古一重久”, 描绘了中国古典园林超凡出世的意境。园林生活既能获得心灵上的平静, 又有助于接近“空”的境界。这样生活在园林中的禅宗信仰者, 既求得了精神的解放, 又达到了皈依佛教之目的, 园林为园主依托佛教对人生意义的反思提供了场所。可见, 园林生活为佛教信仰与适宜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这就是与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并称三大园林之一的寺庙园林兴盛的原因。当禅宗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后, 就大大推动了中国造园艺术的发展。

1.2.3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如果说儒家和禅宗哲学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总体布局和建造目的的话, 那么道家美学哲学原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在中国古典园林中, 没有规整的行道树, 没有绿篱, 没有花坛, 没有修剪的草坪, 树木花卉的种植依照大自然原始植被分布方式, 三五成丛, 自由散聚, 水池或山石野趣横生, 景色苍润。在设计建造上完全是树无行次、石无定位的自然布局。山有宾主朝揖之势, 水有迁回萦绕之情, 完全是一派峰回路转、水流花开的自然风光。甚至建筑物本身在园林中, 也是按山水总体风骨走势, 高低曲折、参差错落、量体裁衣、烘云托月, 点燃着自然山水的艺术情趣[4]。这种自然式的中国古典园林不同于西方规则几何式的园林, 原因就在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景观艺术和营造手法是由道家思想决定的。“道法自然”是中国景观艺术和设计的指导原则。

在“道法自然”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景观设计的目标就是将个人的情感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在超越世俗的水平上享受自然之美。美是主观与客观、感情与理智和谐平衡的产物。这一审美方式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髓, 即对世界万物给予应有的尊重。正是因为道家哲学气质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才有了想象丰富的“别有洞天”, 才有了隐逸山林的遁世情怀。老庄崇尚自然、虚静的精神, 直接影响并促成文人士大夫们以山水园林的自然环境为依托, 刻造出那种超脱、散淡的园林环境[1]。

以上这些说明了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以各自的美学原则, 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 铸造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生命精神, 使其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2. 西方古典园林

2.1 西方古典哲学思想

西方哲学思想是从古希腊以本体论起, 到近代转为以认识论为主, 其基本思想是主客二分, 作为西方文化思想传统的主流, 体现在自然观上是天人相分, 与自然疏远甚至对立, 以自然为客体, 人站在自然、世界之外来思考自然、对待自然, 他们崇尚理性, 崇尚对自然的征服, 因此是以人类和知识为中心, 侧重对自然、世界本质的认识[2]。

西方传统哲学理念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上的事物, 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 将自然界的各个过程和事物分解成一定门类, 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 注重推理分析或精确地实验, 奠定了科学思维基础。对美的标准也是通过理性分析, 再用精确明晰的语言来表达, 甚至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所推崇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严格的逻辑体系。这种思维方式所表现的是合比例性、合规律性, 唯理美学的思维特征。

2.2 体现哲学思想的西方古典园林

西方园林受以人为中心、以理性来认识和对待自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崇尚人是自然的主人, 对园林侧重于人为的加工, 按人的意志进行改造, 且符合科学规律性, 人工之美处于中心地位, 自然之美处于次要地位。显然西方园林艺术体现的是一种科学技能的物化性、抽象的规整性, 而这种规整性, 在大自然里是很难找到原型的。他们注重几何图案的建构, 到处呈现出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状, 一切景物, 无不方中矩、园中规, 体现出精确的数的关系, 追求人工之美、技能之美、数比之美[6]。例如, 法国的凡尔赛宫苑、枫丹白露宫苑;英国汉普顿宫苑;德国林芬堡宫苑;荷兰赫特·洛宫花园, 等等, 皆是体现这种哲学思想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的杰出代表。

3. 中西方古典园林艺术表现差异的比较

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 使中西方园林在艺术表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 造成了中西方古典园林中各文化元素在表现上的不同。

3.1 中西方古典园林的建筑结构

从园林中的建筑结构看, 中国园林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是建筑的自然化。建筑在空间布局上强调人与宇宙统一关系, 一般以庭院为单位, 构成线型系列;以人居为本位,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强调日常情感的感染作用, 形式与功能多样, 有厅、堂、轩、斋、馆、亭、台、楼、阁、榭、舫等多种形式和结构造型, 具有居住、读书、作画、游憩等多种功能, 处处体现了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享受的同一性[4,7]。

与之对应, 西方园林建筑的特点是突出主体, 可以说是“孤立”于建筑群, “孤立”于自然, 不论是郊外别墅或是城市府邸、宫殿建筑, 都处在主要中轴线一端, 别墅建筑体量小, 风格平易, 不起统率作用, 宫廷府邸建筑, 体积庞大, 建于主要中轴线起点, 统率整个园林, 建筑立面大多符合几何学原理, 门窗、柱廊、拱券、山花均按几何或数学原理或既定布局排列[6]。

3.2 中西方古典园林中水的运用

在园林中水的运用方面, 中国园林对水的艺术处理是动静结合, 即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池塘、湖泊的水面上可养花、养鱼、划船, 使水面形成动态景观, 水面与桥、堤、榭、植物组合成抒情诗般的美丽画面[7]。西方园林中的水大多是几何形的方整规则的水池、水渠、叠泉和喷泉, 水与雕塑相结合, 以喷泉组成各种水柱造型, 以灯柱造型及灯光变幻来丰富水柱色彩, 体现着技术的魅力。

3.3 中西方古典园林中石的运用

在园林中石的采用上, 中国园林中的石, 有瘦、漏、透特点的太湖石;有高低错落的假山;有石洞石窟;有石板路、卵石路;有石雕、石栏杆、石牌楼、石华表柱;皇家园林和陵墓园林中普遍采用的石人石马等仪仗系列;有石桌、石椅、石凳;朴实自然之石作为阳刚代表, 在园林中通常是与水、树结合形成刚柔之美[7]。而西方园林中的石主要呈几何体:建筑、水池、水渠的底壁, 花坛、道路、石壁、台阶都是用几何体的石材构成几何形园林景观;石质雕塑、石建筑象征永恒、伟大和英勇, 建筑中的三种柱式具象人体的柱子象征着男女的力与美。

4. 结语

中西方哲学思想最基本的差异是人怎样对待自然,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 中国古典园林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 以及尊重自然、融合自然的哲学思想, 创作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西方古典园林体现的是以人为中心、以理性来认识和对待自然的哲学思想, 创作出精确的规整的图形构建。中西方古典园林在表现形式上虽有较大的差异, 但是在本质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研究借鉴西方古典园林的成功经验, 有利于中国现代园林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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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仁基.中国古典园林欣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6]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2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

中西方平等思想及其影响初探 篇3

关键词：平等；中西方；影响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33-02

平等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基本标志，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也是一个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西方历史上，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所享有的待遇相同或相等，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

一、西方的平等思想

平等思想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最开始提倡平等，城邦的事情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在公民大会中，每个公民是平等的。斯多葛学派是最早提出系统的平等思想的。斯多葛学派认为自然法支配宇宙和人的理性，贯穿一切事物当中，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他们认为自然法要求服从自己的理性，注重内心的生活，把人的精神特征置于首位，在这个角度上他们发现人都是平等的。而古罗马时代的罗马法学就是充分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把自然法引入罗马法，提出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的法学指导思想。正是得益于引入自然法的思想，罗马法逐渐朝平民化方向发展，人人平等在司法领域逐渐得以实现。文艺复兴之后，到十七八世纪是西方平等观念完善与确立的时期。霍布斯从自然状态来论述平等思想，霍布斯认为，在国家成立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当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从洛克开始平等真正的被赋予了每一个人。他认为 “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1]4。这说明平等的思想已经从以前的精神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这就使得平等思想更加全面。及至法国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到“百科全书派”，都承认人天生是平等和自由的，人的天赋能力是平等的，也承认政治社会中人们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2]167。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论述了平等的思想，这种平等着重是公民政治身份上的平等。这里的平等已经发展到政治领域，为以后平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卢梭则是平等权利的最重要辩护者，平等思想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核心。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是人类社会打破了大自然在他们之间建立的平等。“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3]5，“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地平等，反而是以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确实人人平等的”[3]30。从卢梭开始，平等的思想便成了一个系统的思想，它包括人们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上等各方面的平等，卢梭以后，平等思想便被继承下去，为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所沿袭和创新，所以说卢梭是平等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之后的托克维尔认为，“虽然自由是他们的一种本能爱好，但他们宁愿追求在束缚中取得的平等，也不愿坐视自由中存在的不平等”[4]17。至此，最终平等观念演变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确立为资产阶级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并用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美国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就是最好的证明。平等观念在西方基本确立并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的平等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中关于平等思想的论述不多，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很少见。中国古代崇尚的是以“礼制”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家认为，人受了天道的支配，人的等级地位是上天决定的，尽力维护等级制度。

最早论证了平等的是孟子，孟子的人性同一论论证了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民不惟与圣人同类，民与君主也同类[5]48。孟子之后的荀子提出了在道义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道家学派的庄子首先提出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于己皆天之所子。”（《人世间》）既然“天子”与“己”同出于自然，因此便无贵贱之分，那种贵贱之分应当受到藐视的[5]134。魏晋时候的佛教文化中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均平文化的一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到明朝中期，心学大师王守仁提出了“天下一家”的理想社会的学说，王守仁认为，“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重修山阴县学记》），显然，王守仁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有平等思想的痕迹。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平等观，他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氏文集·道古录》卷上），李贽提倡男女平等，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李贽认为古今同心，上下一体，人无贵贱。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平等思想，受传统的儒家教育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关于平等的观念始终不彻底，很多思想家的平等都是在维护君主统治的前提下，有些是看似平等实则隐藏着不平等，相比西方来说，中国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和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古代思想家着重探讨的不是怎么样才能实现平等，而是怎么样才能维护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度。

三、西方平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最先受西方平等思想影响的是洪秀全，洪秀全受基督教义的影响，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太平天国的平分土地和财物的思想也反映了平等思想的要求。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受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还人民独立、自由、平等，才能使中国摆脱贫弱愚昧[6]235。孙中山向美国学习，提出“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认为凡是国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以后的治理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最终目标是宪政，而平等，是民主共和的基础。在孙中山之后中国各阶级向西方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平等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大地得以普及，平等、自由、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四、平等思想对当今政治发展的影响

1.对西方的影响

西方受平等思想的影响由来已久，平等的思想在西方具有很大的群众基础。平等思想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平等的思想逐步转化为制度的设置。由于平等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政府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正是因为平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已经趋于完善。随着时代发展，西方各国政府不断完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法律的制定，来保障民众所享有的平等权。正如卢梭所说，恰恰是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摧毁平等的，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持平等[3]67。所以当今西方各国不断加大立法，保护人民平等的权利。基于人们的各种先天条件上的差异，各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因为先天条件所限制的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充分保障公民平等的权利。“纵使无法杜绝这种自然的、先天的不平等的出现，但社会却在努力创造消除不平等，发展后天平等的条件。”[4]16第二，平等塑造了西方的国民性格，加强了西方各国的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平等的影响，促使西方国民更加在意民主和自由，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个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习惯于重视全体人民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一分子。我们知道，虽然西方在某些方面还没达到真正的平等，但是差距正在缩小，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从以前的黑人饱受歧视的情况下到现在的黑人总统的诞生，这就是一大进步。

2.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自从西方引进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以来，直到新中国的建立，到今天，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得以大大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对平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针对平等的立法有很大的进展。中国人畅谈民主，呼吁民主，但是却忽略了平等，须知，只有平等才是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没有平等，民主只是一句空话。因为离开平等这个大前提，民主那也只能是小范围的民主。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等级制度的传统，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官本位”、等级制度等在中国人民的思想力根深蒂固，不是在短时间能够消除的，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得以改变，制度上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在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还相当严重，许多政府官员没能做好人民公仆的职责，而是以管理者、父母官自居，这对平等观念的普及有很大的阻碍。虽然我们也在建设服务性政府，但是我们和西方还有很大的差距。现阶段，我们还应该加快政治制度建设，使平等的观念有制度上的保障。因为“没有平等的存在，不但自由无法彻底实现，就连民主制度本身也将难以维持。”[4]1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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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经.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4

1《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观点的局限性

《比较》作为《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中的第一篇论文, 试图对中西方不同的翻译思想加以比较, 让读者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因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而《比较》一文最大的局限性首先在于, 勒菲弗尔本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翻译传统的了解不足, 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提到“当然, 我对西方的翻译方法要更熟悉一些”, 这导致他在对中西方的翻译传统进行对比时阐述不够严密和准确。本文即从以下六个方面分别探索了《比较》一文中观点的局限性。

1) 翻译研究抑或文化研究?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策略的变化并不是任意发生的, 他们与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待翻译现象的态度密切相关, 并且与‘他者’所带来的挑战和为了应对‘他者’而在多种策略中做出选择的需要紧密相关”。 (1998) 这里所说的“他者” (others) 即是指外来的文化。外来的文化以不同的语言作为传播媒介, 进入到译者所处的本土文化世界, 即译入语文化当中;而译入语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如何去应对这个“他者”, 以及译者作为受译入语文化深深影响的一个个体会采取何种策略去进行翻译活动, 都会对翻译实践产生具有相当塑造性的影响。正如勒菲弗尔所说:“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为了应对所谓的‘他者’而创造的策略之一”。 (1998) 基于这样的认识, 勒菲弗尔对比的是中西方文化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采取策略应对‘他者’, 归根到底这实际上是对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语言形式相遇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研究, 是关于文化态度的研究, 而并不纯粹是对翻译传统或者翻译策略的研究。《比较》一文中带有浓厚的“文化转向”色彩, 作者对文化因素的重视远远高于对翻译本身的关注。笔者认为, 文化研究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但是文化并不是翻译研究的终极任务, 它只是多元视角之一, 我们应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 即避免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不要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当中。

2) 西方翻译起源于西亚?

《比较》一文中勒菲弗尔以圣经的翻译作为西方翻译思想起源、发展的载体。《比较》以公元前30世纪末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之间的交融更替来说明西方翻译为何会脱离口译 (口授) 的形式而发展, 是不够充分的。众所周知, 《圣经》原本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就, 是犹太人的宗教。虽然犹太人、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都曾在西亚生活, 但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的交融更替并不等同于最初的圣经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史实际上始于公元前4世纪末古希腊奴隶社会的衰落和罗马帝国对古希腊的入侵。 (谭载喜, 2004) 当时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而存在, 译介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即始于这一时期甚至更早, 直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有文字记录的翻译才得以问世。在罗马帝国全盛时期, 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 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等人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是改编过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 (谭载喜, 2004) 这是整个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将犹太人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就的《圣经》翻译成拉丁语则是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的翻译活动, 这与当初两河流域两种文明的融合及双语社会的形成显然已经相隔甚远。

3) 中西翻译发展背道而驰?

勒菲弗尔认为西方翻译传统沿着笔译的道路前进, 而在中国“到了十九世纪严复和林纾所处时期, 翻译仍更接近于口授的情形”, 笔者不能认同。

在近代, 林纾可以说是以“口授”广为人知的一名中国翻译家, 更曾被誉为“译界之王”, 但以他为大多数译者的代表, 有失偏颇。严复的译著鲜以口授形式写就, 他更是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完整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他在翻译实践中所追求的信、达、雅的境界, 对后世的翻译活动起到深远的指导性作用。勒菲弗尔认为严复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位以笔译为主的学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晚清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有西学译著, 中古历史上翻译了“他者”文学作品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回到中国翻译传统的起点, 即佛经翻译, 以及之后翻译活动的发展, 如基督教《圣经》翻译和西学翻译, 我们仍无法忽视笔译在中国翻译传统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东汉时期佛经自印度传入中国, 乃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 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翻译传统倾向于口译笔录, 而是因为佛教在印度发源之时就没有文字记载的经文, 教义在印度本土的传播主要是靠口口相传, 据晋代法显在《佛国记》中所写:“法显本求戒律, 而北天竺诸国, 皆师师相传, 无本可写。”因此, 口授成了当时佛经传承的唯一形式。但之后佛经的文本翻译便开始大规模出现, “发展于魏晋, 到唐代臻于极盛, 至宋代逐渐式微, 入元代已近尾声。” (陈福康, 2000) 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 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 唐代的玄奘等。他们不但有大量的文本翻译实践, 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这些, 都直接证明了在中国翻译思想当中, 存在口译 (口授) 的传统, 但并不是勒菲弗尔所说的“更接近于口译”, 而是口译、笔译并存发展。因此, 勒菲弗尔在《比较》一文中实际上忽视了文本翻译在中国翻译思想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4) 畏神乎?畏人乎?

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 上帝易怒而佛祖仁慈, 导致了在《圣经》和佛经的具体翻译活动中西方译者世代不曾磨灭的敬畏感和中国译者的轻松与自由。

勒菲弗尔认为西方译者在进行《圣经》翻译时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不敢有丝毫差错, 更不敢私自改变上帝之言, 翻译活动莫非用不同语言形式传递上帝之道, 不可沾染个人的理解和凡俗色彩。但译者毕竟是凡夫俗子, 犯错或是非本意的改变不可避免, 因此在态度上就更要诚实谦卑。而佛祖对凡人的言行似乎更为仁慈, 译者在翻译佛经时不可避免会有误译、漏译或者出于特定原因改变原意, 佛祖并不曾发怒和惩戒。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早期的佛经译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并承认自己凡夫俗子的身份, 在翻译过程中并不像《圣经》译者那样小心谨慎, 追求尽善尽美、一字不差的境界, 并因此而多了修饰润色的自由。

然而, 笔者认为译者的不同态度并非因为两种宗教中诸神之神的性情不同。据史料记载, 中国的佛经翻译开始于东汉末年, 即公元2世纪中后期。不论当时佛经翻译的主流形式是笔译还是口译笔录, 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 儒教思想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文明所尊崇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想, 此外还有法家、道家、墨家等百家思想对社会风气的厚重影响。因此, 佛教的传入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在翻译策略上表现为归化手法, 在翻译过程中或删减或改写, 甚至“使用道教思想表达佛教观念” (勒菲佛尔, 1998) , 将不符合国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社会道德风尚的内容改造成本土文化能够接受的形式。这种做法不是因为佛祖的宽容, 而是因为人的意志使然。东汉以后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制度发展的上升阶段, 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当中, 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威远比佛祖之言更有震慑力。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们, 岂敢不顾皇帝的威严和命令?改变佛祖之言的自由, 实际是统治阶级赋予译者的庄严任务。就连明末清初时西方传教士带着步道的神职踏上东方土地, 碍于东方皇帝的威严, 也不得不事先在西方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 还在印度、澳门学习多年的汉语和中国经典。“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 他们意识到‘在关键概念上既要坚持基督教基本理念, 又不能与儒家信仰发生正面冲突……’” (徐修鸿, 2008)

回过头去看西方译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 不难看出在万能上帝的俯视和罗马教会至高权力的统治之下, 即便是身负圣言转译之职的《圣经》译者也是很卑微的。西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顾虑, 更多的是对教会权威的敬畏, 而不单纯是出于对上帝的忠诚。

笔者以为, 不论是西方译者的严谨忠实, 还是中国译者的相对自由和归化思想, 都是出于对社会实际统治阶层权力的思虑和顺从, 存在于宗教教义里的终极神灵, 不过是为这种敬畏蒙上了神圣的面纱。因此, 中西方译者的态度, 不是受到了神的左右, 而是出于对人的权威的妥协。

5) 文乎?质乎?

《比较》一文中有一点不得不提的错误, 那就是勒菲弗尔混淆了中国翻译传统策略中“文”“质”的概念。勒菲弗尔提出, “首次佛经汉译的译本采用了一种朴素的、‘质’的风格, 但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翻译这些佛经的佛教高僧……都不是很精通中文”, “支谦以后的译者采用的是一种文雅的、‘文’的适合文学作品的风格, 毫无疑问, 这是因为译者认为它就是那种能被官员、儒士与知识分子等读者对象严肃对待的风格。”可见, 勒菲弗尔所理解的“质”, 是一种文雅的、富于修饰的翻译手法, 而“文”则是一种简单的、字面的、直译的手法。

“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孔子当初的“文”“质”概念是在论述做人的标准, 引申之后, “文”指文采, 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 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吕洁, 2005) 显然, 勒菲弗尔颠倒了中国翻译传统中“文”与“质”的概念, 这样的失误, 应是由这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足所导致的。

6) 翻译策略具有偶然性?

最后笔者要质疑的, 是勒菲弗尔在《比较》一文中开篇就提到, 在结尾处再次强调的一点:翻译具有偶然性。他所说的翻译的偶然性, 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翻译策略的选取具有偶然性。

勒菲弗尔在《比较》文末提到:“不过其中最强有力的因素或许是偶然性……如果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书面文本, 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勒菲弗尔设想如果从一开始中国译者接触到的就是梵语写就的佛经文本, 那么中国的翻译思想是否又会有不同的发展历程?这是勒菲弗尔从历史事实的对立面提出的设想, 辩证地来看, 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通篇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或者例证去说明这种偶然性对中西方的翻译思想有什么作用, 却将偶然性作为影响中西方翻译思想“最强有力的因素”, 未免太过主观, 很难让人信服。

即便读者暂且认同勒菲弗尔关于翻译中的偶然性的观点, 但却会在《比较》一文中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倘若翻译策略的选取和翻译思想的发展方向都是偶发的, 为何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译者们都会因为畏于某种权威而集体做出必然性的策略选择呢?读者在《比较》一文中找不到答案。

2 结束语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一文中, 以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为立足点, 从中西方翻译的起源开始, 比较论述了中西方在翻译传统、策略选取和发展方向上的相似性与不同点。笔者认为在勒菲弗尔的比较论述中存在诸多让人疑惑和不可完全赞同的观点, 如前文所述, 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只能算是《比较》一文的点点瑕疵, 并不能完全否定其在翻译研究领域起到过的积极作用。笔者的思辨仅是一家之言, 难免不周之处, 还望读者海涵与指正。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Lefevere A.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1.

[2]Lefevere 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4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修订本)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4]法显.法显传校注.章巽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5]勒菲弗尔.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6]吕洁.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 (3) .

[7]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M].中国基督教学会, 2005.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M].北京:上午印书馆, 2004.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5

中国儒家思想对于领导者素质与能力发展要求是有内在规律的，他要求“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发展序列。儒家强调正人先正己，由内而外，由已及人，《大学》中说：“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志；致志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是追求人内心的修养完善；“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为政治民，追求理想的社会。两者合起来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

二、中西方管理基于领导能力及素质的理论比较：本质、构成特点及方法应用

1、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评价方法及应用

第一，西方的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西方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是具有结构心理特征的总和。研究能力的结构，分析能力的构成因素，理解能力的本质，从而合理设计能力测量的手段。由于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特征，因而出现了研究能力的不同理论。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能力测量中不同的因素分析法。

西方素质理论认为，素质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征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这个物质基础就谈不到能力的发展。生来或早期聋哑的人难以发展音乐能力，双目失明的人无从发展绘画才能，严重的早期脑损伤或脑发育不全的缺陷是智力发展的障碍。

第二，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的关系：构成特点。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基础，但不是能力本身。素质作为先天生成的解刨生理结构，不能现成的决定能力。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能力，只是由于他生来具有一定的解刨生理特点，因而他具有能力发展的一般可能性，

只是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解刨生理素质在活动中显露并发展起来，才逐渐形成能力这样的心理特征。

英国心里学家斯皮尔曼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他反对联想理论，著有《智力的性质和认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创造的心》等”。他对心理统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对相关系数概念进行了延伸，导出了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他还创立因素分析的方法，这是他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

第三，西方能力理论：评价方法及应用

斯皮尔曼二因素结构理论的方法表达为：

1）斯皮尔曼认为，能力是由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所构成。

2）完成任何一项作业都是由g和s两种因素决定的。

分析方式：

1）一个算术推理作业由g+s1决定，而一个言语测验作业由g+s2决定。

2）两套测验题的结果如果出现正相关，就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因素g；而它们不完全相关，就是因为每种作业包括不同的、无联系的s因素造成的。

结论：根据这些相关，在能力结构中，第一位的和重要的是一般因素g，各种能力测验就是通过广泛取样而求出g因素。

另外，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结构设想，称为“智慧结构”学说。

1）智慧因素是由操作、材料内容和产品三个变项构成的，像一个长、宽、高三个维度的方块。

2）每一变项由一些有关的要素组成，因此，他以排列组合的方法，提出智慧可能由120种因素组成。

2、中国人文哲学关于能力与素质理论分析：原则与本质属性、评价结构及应用

中西方音乐教育思想比较及启示 篇6

在当前以素质教育为主旋律的基础教育改革中，音乐教育是学生索质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我国音乐教育的科学研究方面却进行得比较缓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比较当代中外音乐教育思想及目标，找出差距，从而借鉴和改进我们的音乐教育。

一、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观

所谓教育观，是指人们对教育的功能作用、教与学的关系以及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教育观左右教师的教学活动，影响人才培养质量。而学校音乐教育的基本思想反映音乐教育界对音乐教育本质、功能、任务等基本问题的认识。

美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始于1938年。新世纪美国学校音乐教育观的主要内容是：1、将音乐教育的价值上升为人类交流，增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一种有力形式。2、超越学科本位，把音乐教育视为多种文化的结合体。学校音乐教育不是把音乐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体系放在首位，而是把音乐的学习看作是对广义学习过程的学习，通过学习音乐让学生了解学习的过程，学会学习的方法。

在日本，最能代表日本音乐教育思想的是日本教育家、小提琴家铃木镇一。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1、重视音乐启迪心灵的作用。2、铃木认为能力不是天生固有的，任何孩子都可以培养成为有高度才能的人。3、他认为开发孩子在音乐方面的能力，使之达到最高水平，则孩子其他方面也不会差；4、铃木还强调应在孩子一出生时就开始早期教育，早学是发展小孩子特殊才能的第一条件，假如在小孩出生后就进行正确的教育，那么以后的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德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音乐文化传统的欧洲国家。重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统使德国成为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自80年代以来，德国的音乐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除了延续和发展以往的“在音乐中教学”、“听力教育”、“综合美的教育”等，还表现为：l、音乐教育中的文化观点。将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学校音乐教学作为愉快的学科来认识和对待，去研究音乐的规律性，并利用这种规律性来认识和揭示音乐，去开展音乐教学活动。2、音乐教育研究的多样性。提倡学生积极参加音乐实践，在实践中学习音乐和认识音乐的教学方法。

二、西方国家的音乐人才观和质量观

所谓人才观是指人们对培养什么样人的认识和看法，是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它反映的是社会对人才质量的基本要求。表现为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质量标准。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目标是建设一种生机勃勃的音乐文化和一代经过启蒙的音乐观众。这个目标也就是通过对每一个学生的音乐教育造就一个能够促进音乐艺术进步和繁荣的社会。在整个社会的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音乐教育是成为音乐事业得以良性运转韵关键动力。日本战前的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教化，“德育”是音乐教育实施的主要目标，通过“唱歌”的方式，透过歌词进行道德教育。而战后的日本音乐教会理念犹存，只不过已经转化为通过音乐教育实现“美育”的目的，强调“表现主义”。德国的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到60年代后期，就总体目标而言，音乐教育的目标已经逐步从“面向艺术作品”过渡到“引进到音乐文化之中”。音乐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单一的通过学习音乐进行道德教育，而是通过课堂学习音乐，创造一个可以由学生自己判断、自己决定的生活氛围，让学生能积极、广泛地参与到音乐文化中。培养学生学习的动力和主动性，培养学生探索和研讨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培养对音乐和音乐生活的认知性的理解。

三、西方国家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及方法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指导下由教育对象、目标、内容、方法、途径、质量评价标准等要素构成并且集中体现为教育教学模式的相对稳定的教育教学组织过程的总称。

在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众多模式中，如下几种占有主导地位：即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斯教学法和综合音乐感教学法等等。上述几种音乐教育模式虽多系外来的，但由于与美国的实际结合紧密，早已被兼容、吸收成为美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是美国式的音乐教育模式。在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主题——“创造”。他们认为以创造为主题的音乐教育模式必定是鼓励学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主动探索、创新的模式，而决不是要学生只作被动地模仿的模式。日本战后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现为多样化，各级各类学校并不严格遵守政府颁发的指令，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在以下三个方面是一致的：1、对音乐作品构成要素的学习和了解。2、对学习经验的重视。3、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日本在音乐教学方法方面，从开始由老师主导的教学转向对学生自发性的学习兴趣的培养。日本的音乐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扩展到课外音乐活动，同时，它还十分强调“音乐欣赏”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在艺术享受和身心愉悦中、充满兴趣地学习音乐知识、掌握音乐技巧。德国学校音乐教育同时包含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两个方丽。在课堂教学中，音乐作为普通学校的必修课，除了课时的保证以外，主要通过以下两点来得以加强：一是音乐教师任教资格的严格规定。二是音乐教学内容的改革与教学方法的不断探索。在德国新的教学大纲中，教学内容扩展了，单纯的机械性练习大体为美学意识和音乐固有的情感优点所取代，多年来以唱歌为中心的音乐教学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多方面的音乐欣赏及创造音乐能力的培养。德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课外活动——即学校音乐生活，相当数量的学校中全校有一半学生参加了学校的乐团、合唱团、课外活动小组的音乐活动。学校音乐生活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补充，也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音乐人才，学校音乐生活所创造的全体师生及全体社会参与其中的文化氛围，事实上展现了德国音乐教育更广泛的目标。

四、对我国音乐教学的启示

1在音乐思想理念方面需要完善与深化

西方国家很早就把“美育”、“创造”等主题融入了音乐教育中，而我国在近年来才把美育正式列入了我国的教育方针，强调作为实施美育重要内容和途径的音乐教育的地位举足轻重，音乐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为主体。而且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中，“美育”、“创造”等思想也缺乏明确的、巩固的位置和具体的教学措施，对音乐教育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还需扩展和丰富。

2．在音乐教育目标方面以培养教育人为目的

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这在上述各国的音乐教育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在其他各国的音乐教育中，技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我国往往是把音乐教育认为是一种技能训练，没有使学生充分感受与积累音乐经验。其实鼓励学生创新、独立思考才是音乐教育的真谛。音乐教育的对象也不应单是学生，而应是社会上每一个人，是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目的的。

3．在音乐教育模式与方法方面要注重学习借鉴、综合创新

要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方法。从各国的教育情况来看，各具特色，但也有相互吸收的痕迹，比如美国，实际就是在融合了各类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有本国特色的教育模式。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不可排斥他人的经验，闭门造车，也不可圆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我们需要总结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教学法。

4．音乐教育学术队伍与师资培养、教材、教法方面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7

一、哲学本原

古希腊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其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毕达哥拉斯其“和谐”的美学思想就开始于其对“数的本原是万物的本原”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一切事物的质都必然是特殊的，只有“数”才是无所不包的;一切事物的质都是短暂的，只有“数”才是无始无终的万事万物中都有“数”的存在。他进一步认识到美就是一种合理或理想的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表现在事物外部，不仅有一种秩序、匀称的形式，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复杂事物之间的杂多的统一、独立面的统一。他就曾经这对立面的统一划分为十对数量上的矛盾关系，即“有限—无限、奇—偶、一—多、右—左、雄—雌、静—动、直—曲、明—暗、善—恶、正方—长方”，它们一旦协调统一起来便产生了“和谐”，这也可以说是美的本质。

赫拉克利特则从另外一种角度解释了“和谐”的美学思想。他认为，“永恒的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事物都是由火转换而成的，而火又是所有物资中最活跃的，“当火熄灭时，宇宙间的万物就形成了。最初，火的最浓厚的部分浓缩起来形成土;然后，当土为火所融解时，便产生水，当水蒸发时，空气就产生了。整个宇宙和一切物体后来又在一场总的焚烧中重新为火烧毁”。因此，火的活跃使万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和生灭过程中。进而，他认识到万物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运动变化的，它不仅含有“统一”更含有一种对立面的“斗争”。正是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才是“和谐”之美产生的根源。

同样，中国先秦的美学思想也是零散的表现在哲学著作的论述中的。早在《周易》中便有“阴阳和合”的基本理念，同样，“阴阳”概念也构成了基本的矛盾对立转化范畴，进而划分了“乾坤”“坎离”“兑巽”“震昆”等矛盾数量关系，在这些矛盾数量关系之上还有一种“太极”的本原存在。这个本原的存在有一个元场，这个元场中存在的就是一种对立关系，阴阳这两个性质相对相反的事物共存于“太极”之内。从而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出自阴阳的离合交遇。从而“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和”的美学思想便出自这里。

二、外在的美学思想的表现

以上便是中西方美学思想中，“和”“和谐”所产生的哲学源头，现在我们便来看一下它们的具体的外在表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毕达哥拉斯的美学思想。由于他将“数”看作是万物的本原，从而他将美的本质归结为比例、匀称的数量关系或数量矛盾统一下的“和谐”关系。其中“和谐”更是“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之所在，他从静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和谐”之美：在外在上，大的方面表现在宇宙运行中，表现为一种宇宙的“谐音”;小的方面表现在自我的灵魂中，在他看来灵魂也是一种“和谐美”。他认为，“围绕宇宙中心运动的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都是有一定的数的比率的，有的天体运行的快些，有的慢些;运行的比较慢的天体发出深沉的音调，比较快的发出高昂的音调;而这些和距离成比率的音调就结合成为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宇宙的“谐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它又无处不在，只有通过“和谐”的灵魂才能听到，因为灵魂的“和谐之美”和宇宙的“谐音”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是通过人的肉体的对立组合而成的，毕达哥拉斯认为“只有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听觉和心灵，才能使自己沉浸在流动的宇宙的‘谐音’当中，发现无处不在的‘和谐之美’”。

在我看来，毕达哥拉斯的这种美学理论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早在我国先秦时期老庄的道家美学思想中就有同样的论述。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天地间的这种“大美”，又来源于“道”。这种作为本质存在的“道”既存在着一种“内在地构成之反”又存在一种“内在的相反的转化”，因而与“和谐美”一样，同样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只有通过“坐忘”“心斋”达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境界才能寻到，这不正和毕达哥拉斯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吗?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他认为“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但他的这种“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他的这种“和谐之美”内部存在着“火”一样的运动、变化及斗争，正是这种不断的对立斗争才达到了“和谐”。就像人造的弓箭和七弦琴一样，他们之所以射的那么远、弹出的琴音那么协调，就是因为将弓弦和琴弦向相反的方向骤然张开，是力与力之间对立斗争的结果。他进一步认为在万事万物内部这种对立斗争性是绝对存在的，因而大自然中的“最美的和谐”也是绝对存在的，但是当它外化为具体事物当中时又具有相对差异性的。他朦胧认识到了绝对美和相对美的存在，这一点事十分难得的。

此外，赫拉克利特还被认为是“晦涩”的诗人，这无外乎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美学理想上升到了社会高度，他身处于希波战争的时代，赞扬“战争是万物之父”，通过战争能达到社会的“和谐美”。这与我国古代孔子的“和”的思想倒有相同之处，孔子一样处于战乱年代，但不同的是孔子主张通过“礼”达到一种“里仁为美”，进而实现社会的“和”。孔子所谓的“仁”，就是从人从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偶相亲，人与人又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群体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与人在社会中既然相亲相爱了, 那不就有了一种“离仁任之美”了吗?那社会不就达到“和”的境界了吗?孔子又主张“中行而与之”，主张一种“中庸之道”，这不正也是“和”“和谐”的美学理想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外在表现吗?

最后，再来让我们看一下先秦时期《周易》中所存在的“和”的哲学思想在美学中的外在表现。我国先秦时代以“和”为美的思想更多是从生理、心理、社会各个角度来认识的。在《国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这是典型的从声、色之美的角度，讲“和”之美必须符合听觉、视觉器官的生理要求;后来州鸠又进一步认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把与“乐”相联系的“和”的作用提到了“阴阳序次，风雨时至”的高度;而“和”中的对立统一因素，在我国的先秦美学思想中也有反映，《国语》中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记载，这里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相异的东西能综合统一为美的事物。《左传》中人们则进一步认识到了“和”之美中的对立斗争，其中“晏子”认为“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只有“相成”“相济”才能“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总之，无论是中国先秦时代“和”的美学理想，还是古希腊美学早期的“和谐”的美学思想都是中西方美学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分别从源头上照耀着中西方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阎国忠.《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2].蒋培坤.《古希腊美学和诗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3].阎国忠.《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4].王向峰.《向峰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

浅谈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篇8

一、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方面, 我国家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 尤其是望子成龙的思想在中国家庭中还是普遍存在的, 不管是人生中哪个阶段, 家长对于孩子教育观念都是比较传统的, 在教育方法和知识方面不够科学化, 尽管这些年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墨守成规的, 家长与孩子间的沟通不够顺畅。二是学校的教育作用, 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的主要阵地, 担负着培育祖国下一代的重任。我国的各类学校都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无论是思想品德还是思想政治教育, 或者思想政治理论等课程都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近年来, 随着思想开放程度的加大, 在一些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 校园文化起到了比较主要的作用。还是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三是舆论传媒的作用。舆论传媒是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息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也越来越多, 而媒体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对于舆论传媒一向是非常重视的, 主要注重进行正面的引导, 同时实事求是的开展信息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学习传媒专业的学生, 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肯定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舆论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 在这方面, 西方家庭是比较注重平等和民主的, 这也是西方社会教育的一个起点, 西方受教育者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 并且在其一生中都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比较注重于孩子进行平等和民主的沟通, 反对打骂孩子, 宣扬多对孩子进行表扬和赞美, 尤其注重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二是学校教育的作用, 在中西方, 学校都是进行教育的主要阵地。只是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以宗教和道德修养的方式进行。尽管形式上是文化教育, 不过政治教育的内容也是非常明显的。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隐蔽性较强。很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在学生的无意识中进行。三是媒体的宣传作用。西方媒体都是主张民主自由的, 但在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比较突出, 其资本主义的理念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也是表现的比较明显。不仅西方国家内部进行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也透过这些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像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领导阶层对于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非常重视的。而媒体行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收益进行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而不顾事件的真相也是时有发生的。

三、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和共性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同点是主要都以家庭和学校教育为主, 兼以社会教育。在差异性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家庭教育中, 中国的家庭普遍比较重视管教, 而西方则较为重视沟通。因为传统教育文化的作用, 在家庭中对于教育的重视普遍是要高于西方国家的。只是家长制的观念还是比较浓厚, 家长的权威式教育也比较明显, 而这些年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对孩子的溺爱也造成了一些孩子的教育问题。西方家庭中侧重于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 对于家庭来说, 孩子拥有的权利是和父母一样的, 也就是所谓的“放养”方式。主张对孩子进行磨练而不是一贯的宠爱, 而且就算富裕的家庭也要孩子自己学会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不过也因为过分强调孩子的自主独立, 造成了西方家庭的子女个人主义较为明显, 产生了厌学甚至辍学、吸毒的现象也比较严重。二是学校教育中, 中国学校基本都是在课堂中进行, 而西方则更为重视课外实践教育。因此中国的孩子在理论知识普遍较强, 而西方的学生在实践操作能力方面更强。三是社会教育的影响。因为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 中西方的社会教育给孩子带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四、我国的思政教育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

在对我国的思政教育工作上的启示, 首先表现在对于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法的一些改变, 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注重与孩子尽心平等的沟通, 创造一个利于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健康发展的环境;其次是学校课程的建设上, 可以更多的开展一些实践教育课程, 并丰富课程的内部, 融合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进入, 增加德育的途径;再次是注重帮助民众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 进行社会心理健康的建设, 健全公民的人格培养。然后就是有效结合家庭、社会以及学校的作用, 使其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而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就是在信息时代要注重利用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广泛利用信息传播的手段进行思想政治理念的宣传。

五、结语

总的来说, 中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存在各自的差异点, 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我们要认识到这其中的不同, 并且有效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 改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拓展教育的渠道, 优化教育的环境, 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

摘要：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 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总结研究, 就是为了分析出其中存在的不足, 继而为加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持续增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

关键词：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参考文献

[1]艾红梅.中西方灌输教育实施方法、途径的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5

[2]范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关系研究[D].长安大学.2008

[3]赵康太.当代思想理论教育前言问题纵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郭广伟.试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J].大众科学.2008. (06) .

[5]余惠琼.游敏惠.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教育研究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 (03) .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9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思想相当丰富, 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儒家思想, 整个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所发展建立起来的。儒家管理人性论的最大特点, 就是认为管理不仅是对于人性的适应过程, 而且是对于人性的塑造过程, 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可塑论”。基于这种人性论, 先秦儒家管理思想一分为二:一方面, 为顺应人性之“善”, 主张“仁政”, 即“国家的管理者把道德领域中的‘仁’引申到国家管理领域, 通过自身道德人格榜样力量的引导使社会达到理想之境。”另一方面, 为矫正人性之“恶”, 又主张“礼治”, 即“主张国家的管理者通过制礼作乐,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来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综合地看, 先秦儒家的“人性可塑论”是其“仁政礼治”思想的前提。

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坚持的人性论是“人性好利论”。基于此, 法家主张的是“以法治国”的管理思想。即“法律是管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国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 并通过深入广泛的法制教育, 使被管理者充分了解法制的内容和要求, 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最终实现国家的有序管理。

由此可见, 在探讨人性问题上,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尽管选取的视野不尽相同, 讨论的深浅层次也不同, 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对于人性讨论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 几乎在逻辑上穷尽了人性论的所有可能性。

二、西方管理思想体系的发展与人性论

现代管理理论是从西方古典管理理论发展而来的。近百年来, 西方管理思想大致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当代管理学说的流变轨迹。1965年美国心理学家薛恩将这些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概括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

1、经济人:古典管理理论的假设前提

20世纪初, 泰勒 (Taylor) 将前人的管理实践和认识加以综合而形成了一整套思想体系——科学管理理论。其产生极大地受到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经济人” (Rational Economic Man) 观点的影响。斯密曾宣称:“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泰勒所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的。后来, 泰勒的追随者、法约尔、韦伯以及厄威克等也都纷纷以此作为基础构建了各自的管理理论。

2、社会人与自我实现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假设前提

人际关系理论所蕴涵的人性假设前提是梅奥提出的“社会人” (Social Man) 假设,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人力资源理论”。例如, 对个体行为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马斯洛 (Maslow) 的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赫茨伯格 (Herzberg) 的双因素理论、弗罗姆 (Vroom) 的期望理论以及麦克利兰 (Mc Clelland) 的成就需要理论等;对群体行为进行研究的有勒温 (Lewin) 的群体动力理论等。其中, 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和自我实现论的影响最为显著, 他最先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观点。这也正是决定“人力资源理论”的关键之所在。

3、复杂人:现当代管理理论的假设前提

随着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对人性探讨的介入, 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动态性, 表现在沙因 (1965) 在《组织心理学》中提出的“复杂人假说”。当代管理学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 最具代表性的有:迈克尔·波特 (Michae E.Porter) 的竞争战略学说;彼得·圣吉 (Peter M Senge) 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戴明 (Deming) 的质量管理理论;威廉·大内 (William G1uchi) 的企业文化理论。总体上看, 当代管理学说所蕴涵的人性假设基础也是“复杂人”假设。

三、中西管理思想的发展融合趋势

由上述分析看来, 东西方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地理等条件下, 对人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强调了人性的不同方面, 提出了适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理论, 各有所长, 但是也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 卓越与和谐的逐步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如何吸收中西方管理人性思想史中的合理因素, 探索全面而科学的管理人性论, 使我国的管理科学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 是一个需要我们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要：人性假设理论是管理理论的深层次结构, 是管理理论的基础, 对管理思想和制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导致不同的管理思想,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逐步统一与融合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人性假设,管理,人性论,发展

参考文献

[1]何伟强:《中西方教育管理人性理论之比较》,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5期。

[2]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

中西方哲学思想 篇10

霍布斯从本体论上提出唯物主义, 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人与动物一样, 都是类似机器的物质存在, 思想的实体是物质, 国家也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人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 应用自己的力量, 来保全自己的天性, 这是个人的基本利益。要保障个人的利益, 就必须放弃个人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出让权利可以是单纯的放弃, 也可以是转让给另一个人。出让权利就等于有义务接受约束, 从而形成了契约关系, 国家就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国家的建立有通过战争的暴力和按照契约两种方式。按照契约建立的国家有三种形式, 代表者是一个人的国家是君主国, 集合在一起的全体人的会议是民主国, 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是贵族国家, 霍布斯倾向于建立君主制国家。但君主制国家应当明确权利是民众而非上帝授予的, 君主要接受民众的制约。

洛克进一步发展了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国家的范畴。洛克从人的自然状态来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生命体, 人的自然权利首先是生存权, 进而是自由、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任何人放弃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办法是同其他人协议组成一个共同体。当某些人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 就组成了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是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人民联合成为国家或置于政府之下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产。由于国家的权利是由个人的自然权利联合而形成的, 其最高权利应该是立法权。立法权通过颁布经常有效的法律, 由有资格的法官来执行司法权、执行法律的执行权和处理国家事务的对外权。洛克的司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隶属于立法权并由不同的机构行使的观点, 演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离并相互制约的思想体系。

霍尔巴赫从社会契约来论证自然权利, 认为社会契约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 如果个人对社会承担义务, 那么社会也应当对人承担明确的义务, 个人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应该以为他人所做的事情为标准。政治或国家所要做的是责成社会成员切实履行社会契约规定的条件, 以增进社会福利, 政权也只有在能够保障社会福利的时候才是合法的。贵族政体、联邦共和国、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封建政府和有限的君主政体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只要能使权利和自由处于公正的平衡状态, 保证大多数从属于它的公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管用什么名称, 都是好的政府。

受霍布斯主张个性自由和自然权利, 要求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代表所有人的专制政权以保护个人自由、所有权以及洛克强调个人自由、自然权利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革命后的英国形成了妥协的君主立宪制。

霍布斯和洛克主张实行君主专制或立宪君主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虽然遭到反对, 但霍布斯关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思想, 洛克关于生命和自由是自然权利以及国家的最高权利是立法权, 应由民选的议会来掌握, 司法权、执行权、对外权应分由不同的机构行使的观点, 对美国的《独立宣言》的形成和民主政体的建立,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霍布斯、洛克和霍尔巴赫哲学思想影响的狄德罗组织的“百科全书派”, 发动了以反封建、反专制、批判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 主张自由、平等、所有权的思想和孟德斯鸠关于防止国家权利滥用和腐化的权利制衡机制的观点, 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和从民法角度对政治保证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拿破仑法典》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革命胜利后的法国由议会通过了“政府的共和形式不得成为修改提议的对象”, 使得法兰西共和国延续至今。

法国革命后, 在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国家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 虽然各有特点, 但不外乎英、美、法三种类型。其共同点是选举权都有财产量的限制、妇女没有选举权和不同形式的种族限制。直到美国1920年, 英国1928年, 法国1944年, 妇女才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选举权。1948年美国的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选举权。在财产资格方面, 虽然已不存在明确的规定, 但美国、法国等国家在选举中, 至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变相的财产权限制。

摘要：唯物主义从世界是物质的, 人是物质的一部分, 人的权利是自然权利, 人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契约和国家的思想, 主导了近代西方国家体制的形成。

关键词：近代,唯物主义思想,西方国家体制

参考文献

[1]刘永佶著:《劳动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