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网络犯罪

国际网络犯罪（精选十篇）

国际网络犯罪 篇1

近些年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网络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需要正视的是,目前网络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各国政府的措施尚存有一些问题亟待完善。

1 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不可避免

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行为地与犯罪结果地相分离的特征,因而往往造成国家间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如某一蠕虫病毒造成了世界上一半的计算机数据的损坏,或身处某国的犯罪分子攻击他国的网络服务器,而给第三国造成了损失,此时应如何确定犯罪地和管辖国。为解决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各种新兴的管辖权理论也应运而生。如主张网络虚拟空间独立主权的“新主权理论”、主张网络空间作为新的管辖区域的“管辖权相对论”、主张网址可以作为新的管辖基础的“网址管辖论”、以及主张有限制的扩展属地管辖原则的“属地管辖论”。实际上,为保证法的稳定性,各国内国法所规定的刑事管辖权的范围,很少会因为某一类犯罪而发生改变,网络犯罪也是如此。因此要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归根结底仍然应当在传统管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国际社会进行协调。由于刑事管辖权涉及国主权,国际立法一般对此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如2001年《网络犯罪公约》便明确规定刑事管辖权的保留条款,因此可以预见短期内国际社会在此问题达成一致并形成立法的可能性不大,从目前的实践形势来看,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仍然应主要依靠扩大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商和合作来加以解决。

2 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有待确立

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电磁记录的方式储存于计算机之中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信息。电子证据效力和获取问题是侦查、起诉、审判网络犯罪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由于电子证据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易失性和易修改性等传统证据所没有的特点,其本身的有效性遭到多方面的质疑。目前国际上主要是在商务领域对电子证据的效力进行立法确认,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于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就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对电子证据效力的确认。由于对系统数据保存的代价十分昂贵,网络服务商一般只将网络管理信息用于商业途径(如通过分析网站点击率或登录情况来分析消费心理、购物模式及消费特点),对那些没有商业价值但有助于侦查犯罪的信息却不加存储,从而给侦查人员获取电子证据带来了困难。尤其是当犯罪分子经由几个国家发送信息时,侦查人员要向几个国家要求提供司法协助,很可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履行司法协助程序之后,电子证据也被网络服务商丢失了。因此,应当如何确立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并制定相应的证据收集、保存、鉴定制度是摆在各国立法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3 加强国际网络犯罪合作的措施

国际社会在反网络犯罪上的合作虽然对控制和遏制网络犯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要更有利地打击网络犯罪,仍有待于多层次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地展开,各国国内也应积极探索,从而建立一个一体化的防范与惩治并重的国际反网络犯罪框架。目前国际反网络犯罪的合作仍停留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形式十分有限。为尊重各国的司法主权和便于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展开,有必要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统一公约以及国际反网络犯罪的实体机构,并在其指导和协调下多层面地进行司法协作。

(1)各国应建立综合防治的社会环境。从各国国内来看,建立一个防范与惩治并重的综合治理的内环境是防止网络犯罪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网络犯罪往往造成巨大的损失,仅仅侧重于事后惩治显然并非最佳途径,因此,我们应从社会防范和综合管治的角度去寻找有效控制网络犯罪的答案。

(2)全面完善法律框架。对于网络对象犯而言,由于互联网络、电子货币以及计算机信息这些非传统意义的犯罪对象并没有很好反映在刑事立法之中,大多数的网络对象犯的犯罪都远超出了现有的刑事立法的调整范围。这些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形态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实有必要在未来补充和修改相关立法,为这类犯罪行为增添新的罪名,以期完备有关网络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

(3)重视发挥技术防范的作用。网络犯罪人往往都精通电脑和网络技术,包括安全技术,因而侦查与反侦查、追捕与反追捕的战斗,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技术的较量。只有抢占技术制高点,才有可能威慑犯罪,并对已经实施的犯罪加以有效打击。政府可以资助企业和网络服务商积极地利用“黑客测试”来发现自身产品或系统的漏洞。这种测试不仅可以在产品推向市场之前大大提高其安全性,而且通过这种类型的“黑客测试”,可以为一部分黑客提供展示其自身技术的舞台,从而将这部分动机相对善意的黑客从网络犯罪分子之中分流出来,为网络安全事业做出贡献。

(4)注重发挥社会的力量,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各国政府应及时地对网络犯罪的危害性进行广泛的宣传,通过舆论和社会的压力破除网络犯罪分子的虚假形象,从而唤起对于打击网络犯罪的公众认同。同时,政府应建立一套网络教育和培训的制度,对各种职业人员包括公务员、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等进行网络知识的公益性培训,以保证在最大范围内普及针对各种网络犯罪类型的基本网络技术防范技能。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要重视发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作用,加强互联网络的安全性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健康、安全地使用计算机网络。

4 结论

近几年来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打击网络犯罪,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网络犯罪的严峻事实告诉我们,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有效遏制网络犯罪,必须要从多方面下手,不仅仅是在立法和司法上,还要尽快提高计算机防卫技术,促进网络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等等。这样才能建立起网络犯罪领域的综合管理控制体系。此外,打击网络犯罪只靠一国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反网络犯罪网。同时,各国应该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立法体系的建设,共同采取措施维护好网络系统安全,真正建立起打击网络犯罪的钢铁长城!

参考文献

[1]胡鸿高,赵丽梅.网络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张旭.犯罪学要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皮勇.网络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4]贾宇.国际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法]达尼埃尔.马丁等著,卢建平译.网络犯罪——威胁、风险与反击[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网络犯罪催生网络恐怖主义 篇2

你知道网络恐怖主义吗?事实上，不管你知道与否，随着网络犯罪的产业化发展，威胁信息安全的网络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全球因为恶意软件带来的损失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近日，卡巴斯基实验室的CEO尤金卡巴斯基(EugeneKaspersky)在克罗地亚媒体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产业化的网络犯罪、网络蠕虫与网络恐怖主义以及在线数据落入罪恶之手，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安全隐患，

当越来越多的数据在线化，当从笔记本或者手机中窃取情报越来越容易，当敏感信息泄露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当网络犯罪由原来的小团伙行为发展到现今的分工专业且明确的产业链，由产业化的恶意软件导演的世界范围的 愈发此起彼伏。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网络恐怖主义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威胁。而解决这些隐患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也就是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摧毁犯罪分子的企图。同时，他还呼吁加快全球的网络犯罪立法工作。不仅依靠安全厂商，还有通过相关部门和法律途径来抑制网络恐怖主义的发展。

国际刑警组织之打击有组织犯罪 篇3

关键词:国际刑警组织 有组织犯罪 国际化

有组织犯罪译自英文“Organized Crime”。 关于有组织犯罪，各国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组织犯罪团伙通常涉及多种类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包括人口贩卖、武器及毒品贩运、武装抢劫、制假及洗钱犯罪等，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有组织犯罪由来已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也在日益发达。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一方面不断改善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新社会问题。财富的分配不均为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有组织犯罪时犯罪发展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最危险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犯罪形式。特别是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自己的犯罪活动，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目前在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亚洲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有组织犯罪存在，比较著名的有：“三合会”，“福清帮”，“3K党”，“山口组”等等。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人才储备中心，汇集了大量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相关专家学者；同时还是一个信息处理中心，负责收集、整合、分析及发送有组织犯罪及犯罪团伙的相关信息数据，此外，还对全球有组织犯罪态势进行分析预测，并协调相关国际侦查。

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有组织犯罪团伙方面，国际刑警组织旨在加强各成员国的合作，促进各国执法机关间的信息交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人员的广泛调查和情报分析，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成员国：

* 确认、建立并维持与相关领域专家的联系

* 监控分析特定活动领域及犯罪组织的相关信息

* 识别潜在的（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犯罪威胁

* 寻求与各种相关组织和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 探索解决执法机关面临的相关实战问题

* 评估分析国家中心局、各国执法机关、公开信息来源、国际组织及其他机构所发送的信息

* 监控开放源信息及报告

* 发起、筹备、参与国际信息共享项目

* 促进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国际机构在特殊犯罪领域开展合作项目

* 为调查人员提供相关研究参考

* 为成员国国际案件调查提供支持

各国执法机关在承办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件时，通过刑警组织的协助，可以在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中建立联系。

国际刑警组织现有的相关项目计划，主要针对五个有组织犯罪及特殊犯罪领域：

*“千年”计划——针对欧亚有组织犯罪

* AOC计划——针对亚洲有组织犯罪

*“尖叫”（SCREAM）计划——针对系列谋杀及强奸犯罪

*“巴达”（巴达）计划——针对海盗犯罪

*“粉红豹”计划——针对前南斯拉夫籍人员组成的武装抢劫珠宝团伙

*此外，亚洲有组织犯罪项目（AOC）为开展国际合作和共享情报信息来打击亚洲有组织犯罪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平台。2008年5月至6月开展了针对亚洲有组织赌球活动的SOGA II行动。该项行动得到了亚洲有组织犯罪专家组、行动工作组、计算机法证培训以及非法赌博犯罪数据库的共同支持。

除了毒品及有组织犯罪，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海盗，赌球及追回失窃艺术品，车辆等领域内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为有效应对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及海上武装抢劫，2009年5月在罗马召开的八国峰会上，国际刑警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战略对策打击海盗犯罪，建议增加警务执法力量以支援相关军事行动。对此，各成员国积极响应，肯尼亚及塞舌尔等国实现了与其它成员国的海盗信息共享。2009年8月，失盗艺术品数据库实现了直接在线登入，便于授权用户实时查询比对34000件注册失盗文物信息。该数据库的有效运用有助于打击艺术品走私贩卖活动，截至年底，有超过1100名用户在线进入该数据库进行检索查询，60多个国家的执法机关、政府机构以及文化学术部门，如文化部、博物馆、拍卖行及艺术展览馆等都已在线使用此项工具。2009年9月，第一届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海盗犯罪工作组会议在非洲之角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金融交易调查，将海盗犯罪与洗钱及恐怖主义犯罪等其它犯罪活动相联系。

国际刑警组织的INVEX项目旨在联合汽车制造商共同研究寻找失盗车辆的新方法，并提高相关信息采集质量。该项目由德国国家中心局发起实施，截至年底共有五个国家及大众（斯科达及西娅特）、奥迪（兰博基尼）和保时捷等多家汽车制造商参与实施该项目。

例：摩纳哥警方借助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照片发现并逮捕两名被认为是‘粉豹’跨国犯罪组织成员的男子。‘粉豹’团伙已在近20个国家制造了至少100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武装抢劫。被捕的二人中，一名波斯尼亚人系红色通告的通缉对象，此外，经过数据库检索查询，二人皆因包括武装抢劫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被瑞士、列支敦士登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多国通缉。总秘书处已经发布了该组织多名关键人物的照片，摩纳哥国家中心局继而将照片发送到各区，确保基层警员能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充分发挥国际刑警组织共享犯罪情报信息的作用。

2009年10月，价值200万美元的黄金条在阿联酋被盗，三名涉案人员现已被捕归案。案件发生后，三名嫌犯乘坐卡塔尔航班离开，卡塔尔多哈国家中心局迅速作出反应，在航班抵达香港后，三人身份被识别确认，随后，三人被送回阿布扎比，警方最终在阿布扎比将三人逮捕。通过调查，警方发现赃物已被转移至美国，对此，涉案国家中心局开展信息交流与合作，最终将部分赃物收回。此案从案发至案件告破仅用了一周时间。

参考文献：

[1]于澄涛.执法合作的天罗地网——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二十五周年回顾(上篇)[J].啄木鸟.2009(11)

[2]葛百川,叶健,陈连康,刘雅诚,丁宏,侯光伟.第二届国际刑警组织DNA用户大会概述[J].刑事技术.2002(02)

[3]张达文.国际刑警组织简介[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05)

毒品犯罪的国际规制 篇4

关键词：毒品犯罪,国际协作,国际刑法规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 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国际范围内的人、财、物实现大流动。作为全球性犯罪之一的毒品犯罪快速蔓延, 对各国国内秩序及国际秩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毒品犯罪遍及全球且已成为当今国际世界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

一、国际禁毒体系的缺陷

国际贩毒之所以屡禁不止, 是因为现存的禁毒体系存在很多缺陷, 主要表现为:

(一) 国际社会尚未达成有效共识

由于禁毒指导思想存在差异, 各国对待毒品活动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尚未达成有效共识成为毒品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尚未被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贩毒收益被合法化

贩毒者的犯罪收益, 通过洗钱合法化, 伪装后的贩毒收益不仅使贩毒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更使得贩毒活动愈演愈烈。

(三) 各国禁毒立法滞后

从各国现有的禁毒法律来看, 存在着大量的不足和漏洞。强制性规定的缺乏不仅使贩毒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还使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四) 各国执法不力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导致了在执法活动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同。一些国家的禁毒执法机构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财政支持, 武器、设备老化, 作战能力极差。加上各国禁毒机构和部门在组织上的错综复杂性以及各国基于其自身利益的特殊考虑, 使其在协调合作方面暴露出许多致命的弱点。

二、毒品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制

国际刑事性法律是指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认可的国际公约中关于确定和惩罚国际犯罪, 以及对国际犯罪进行刑事司法管辖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于毒品犯罪应当作为性质严重的犯罪给予相应严厉的刑事惩罚, 是各国在打击毒品犯罪上的共识。20世纪60年代, 为了更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 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就毒品犯罪问题展开了三项重大的国际刑事性法律的立法活动。这三项立法活动分别是: (1) 1961年, 联合国在组织编纂以前有关麻醉品管制的各种国际条约, 制定了《麻醉品单一公约》, 而这一公约于1972年经联合国组织的正式外交会议修正通过, 成为《继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 (2) 联合国组织制定的《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 (3) 1988年, 联合国组织制定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上三个国际公约, 是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基本的国际法律制度, 也是制裁毒品犯罪的基本的国际刑事性法律制度。1990年2月, 联合国取缔毒品问题特别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 宣布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为联合国禁毒十年。这些国际刑法规范要求各缔约国在对毒品犯罪实施刑事司法管辖权时, 应当充分顾及这些罪行的严重性质;应努力确保对这些罪行的执法措施取得最大的成效, 并适当考虑对此种犯罪起到威慑作用。

三、国际毒品犯罪规制的反思

(一) 各国刑法应针对毒品犯罪的制定相关特别规定:

1、毒品犯罪的提前释放和假释应当严格控制。对于特别严重的毒品犯罪人从严掌握, 避免早释或假释的不当适用。

2、毒品犯罪追诉时效应当相对延长。

各国当在其国内法中对于由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各种毒品犯罪规定相对长的追诉时效期限。

3、没收涉及毒品犯罪的财产。

没收财产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附加刑, 但是, 对于打击以获取暴利为犯罪基本驱动力的毒品犯罪, 没收财产意义则不比各种主刑小, 对于毒品犯罪应当没收财产。

(二) 为了体现现代刑罚的人道精神以及更有利于同犯罪作

斗争, 各国在对毒品犯罪进行严厉的刑罚惩治的同时, 对于毒品犯罪中的吸毒成瘾者, 应采取治疗、教育、康复或回归社会等措施, 根据犯罪情节、性质的不同以此作为主刑执行期间的辅助手段。

鉴于目前戒毒工作的严峻形势以及戒毒人员复吸率的居高不下, 许多国家都设定了吸毒犯罪, 目前我国尚无此规定, 许多学者也在呼吁设定相关法条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构想。

(三) 应当依据毒品犯罪的行为基本特征作出相应的侦查措施及基本程序方面的国际刑事性法律规范。

毒品犯罪的最突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行为的国际性。因此, 要想真正彻底的查清一个案件, 各国警方间必须加强国际协作。

(四) 应明确各国政府在毒品犯罪打击中承担的国际义务。

迄今为止出现的绝大多数有关制裁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各种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于缔约国不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应当负何种责任基本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无疑使国际公约的法律强制力的有效性受到了损害。虽然不履行承诺的制裁国际犯罪的义务与支持、实施该项国际犯罪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但只有使不履行国际义务的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 并受到相应的国际制裁, 有关的国际公约的法律强制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 就毒品犯罪的国家责任, 认定国家责任的国际机构以及程序等问题, 制定可行的国际刑事性专门规范是有必要性的。

(五) 对世界主要的毒品产区在必要时可以直接由联合国采取措施进行打击。

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难以得到根本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诸多专门从事毒品种植和生产活动地区, 例如所谓“金三角地区”、“金新月地区”等。这类地区的共同特点表现为, 其所属国的主权都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 而实际对该地区行使管辖的是军事化的毒品犯罪组织形成的割据势力。但是, 这些国家的国家主权又成为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犯罪组织实施直接打击的法律障碍, 这就使得毒品犯罪组织能以准政权的方式存在, 成为毒品的种植和生产的保护地。因此, 国际社会应当考虑确立这样的国际刑事性法律原则:当一国无法对国内某些地区有效行使管辖权, 致使该地区为毒品犯罪组织实际控制, 并由此成为世界性的毒品生产基地, 如果该国不履行国际社会请求打击的义务, 联合国可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摧毁毒品犯罪组织及其种植、生产毒品的基地。

参考文献

[1]赵秉志, 于志刚.毒品犯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欣, 刘楠来.国际刑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魏东.刑法各论若干前沿问题要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国际网络犯罪 篇5

联合国两项文书的相关规定

199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反腐败文书：《公职人员国际行为守则》和《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和贿赂宣言》。虽然这两项文书没有法律效力，但却具有政治意义，因为他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这些事项的态度意见。

《公职人员国际行为守则》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应指导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的总则，即忠诚、廉洁奉公、切实有效、公正无私；二.利益冲突和回避；三.公职人员披露私人资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披露其配偶和其他受赡养者的私人资产；四.接受礼品和其他赠予时的申报；五.处理机密资料的准则；六.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不应影响到公众对其履行职能和职责的信任。

《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中明确必须促使从事国际商业交易的公、私营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和个人负起社会责任，遵守适当的道德标准，特别是遵守在其境内经商的国家法律和条例，并考虑到其活动对经济及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影响。

实践证明，这两项文书对各国预防与惩治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预防理念与规定

为了加强各国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是迄今关于治理腐败犯罪最完整、全面，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书，其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打击跨国职务犯罪等腐败活动的共同准则，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并加强国际合作的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返回与追回机制、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机制、履约监督机制等六大机制，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全球反腐败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手段综合预防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这一综合预防战略，体现出以下预防腐败犯罪的现代理念：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二是坚持对人(腐败犯罪的高危人群)、行为(腐败犯罪的高危空间)、事项(腐败犯罪的高危因素)的全面控制；三是坚持由严密的立法、高效的司法、专业的防范形成的监督、预警、预测、预防、控制、惩治的一体化；四是坚持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预防。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预防腐败的措施作了系统的规定，包括：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各缔约国定期评估有关法律文书和行政措施是否能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应当确立专门的、具有必要独立性和人力物力资源保证的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加强对公务员和非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的管理，制定体现廉正、诚实和尽责的公职人员行为守则，规范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应当加强审判、检察机关人员的廉政建设，并发挥他们在预防腐败方面的重要作用，确保其开展必要的独立性和在反腐败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保证，加强对私营部门尤其是其商业活动的监管，推动社会参与反腐败，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洗钱等。

公约的这些内容，对我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尤其是“一把手”职务犯罪的预防机制建设，极具指导意义。

国外的相关实践与启示

一．美国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美国从19世纪末的文官改革运动开始，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反腐败体系，其特点是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在预防公务人员，尤其是高官职务犯罪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重视规范职业道德。美国出台了《公务人员廉政行为准则》，规范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在收受礼品（公务人员收受礼品不能超过20美元）、利益冲突处理、求职、滥用职权、职外活动等方面对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此外，还出台了《防止利益冲突法》等规定，严禁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在与公务活动有关系的利益集团工作。这些法规制度在规范公务员职业道德、防止因利益冲突而滋生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实施这些制度的是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OGE），其职权限于联邦行政部门，其主要使命是预防联邦行政部门官员和职员在工作中有意或无意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其一年一度的联邦行政官员财产审核，更是被视为对官员的廉政测试，通过与否，决定着官员去留。此外，OGE助推廉政建设的做法还包括：把《行为准则》制成道德日历；将部门道德官员与部门首长的谈话制成幻灯片作为本部门的培训内容；编写与廉政相关的咨询邮件，定期发送给部门所有职员，提醒他们注意节日期间收受礼品的规定等。

重视法制建设。美国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廉政法规体系，如，《政府阳光法案》等规范行政行为和公务员日常行为的法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等惩治腐败方面的法规、《政府廉政法案》等规范反腐机构职能和权限的法规。由于美国反腐败法规内容比较具体，而且具有较强的严密性、针对性，因此往往能有效防范类似的腐败问题的产生。

重视监督制约。美国向来以铁腕惩治腐败行为。美国有50个以上的联邦执法机构根据法律各自承担执行某类公共腐败调查的责任。如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监察长办公室，都在揭露、调查、起诉公共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反腐机构主要采取开辟举报热线或电子邮箱、秘密调查（包括当卧底、使用电子设备监控，如监听、录像、人员盯梢、跟踪）等措施和手段开展调查。美国人认为，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为此，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通过监督防范腐败行为。如出台了《政府阳光法案》，要求行政机构的会议除特殊情况外，应公开进行；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并通过《廉政改革法》，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规定了不申报财产就不能任政府要职。财产申报有公开财产申报和秘密财产申报两种。公开财产申报针对的是政府“政治任命”的官员（相当于我国担任厅、局级职务以上的官员），民众可以在网上看到政府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内容。秘密财产申报则针对联邦行政部门中职务不高、但处于关键岗位且涉及许多独立决策过程的雇员，如涉及设备采购、许可证发放等工作岗位的人员。美国还极为重视舆论媒体的力量和作用，通过舆论监督遏制腐败。美国的媒体素有“第四種权利”的称呼，它们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在监督政府运作、揭露腐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丑闻经媒体披露后全国皆知，许多贪官污吏被送上法庭，大半也是舆论媒体介入的结果。

二．欧美国家监督高官的成功做法

欧美国家为防止高官贪腐，建立了极其严密的监督体系。一是独立司法机构的监督与调查，如美国司法部有廉政司、英国有警务总署等，在接到举报或自己掌握某种线索后，便进行深入的调查。二是在野党的监督，这是另一支重要的力量。为了维护本党利益，抓到对手的把柄后，便会立即公布。早在1997年，布莱尔刚坐上英国首相宝座，保守党便揭露工党接受了“一级方程式”赛车公司的政治捐款，交换条件是暂缓实施不准在赛车上打香烟广告的政策。工党立即吐出了钱，禁止在赛车上打香烟广告的政策马上实施。三是媒体监督，这是欧美国家的官员最怕的一种监督方式。因为媒体是肃贪的“杀手”。官员言行稍有不慎，马上会成为新闻记者的“眼中钉”，稍有闪失就可能身败名裂。英国商务部长曼德尔逊，现在进入内阁是“四进宫”，他几次都是被媒体逐出政府。如此多重的监督网，迫使政府官员不敢轻举妄动。而官员收入公布制度，也容易让各方监督力量找到怀疑的线索。比如某次演讲未纳税，你的购买力超出了收入量，无论是司法调查还是新闻调查，都可能成为一场调查的起始点。也因此，欧美政坛上贪官比绯闻者要少得多。而一旦有贪腐之虞，则必定成大新闻到处传播。

如美国伊利诺伊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涉嫌出售参议员席位一案，布拉戈耶维奇虽然开出了50万美元的价格，但在未成交之前就被揭露了。他的被捕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为证据的。在英美，像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警务总署等调查机构，是可以对涉嫌贪污的政府官员进行电话监听的，媒体记者也可装扮成交易一方来进行捕风捉影式的“试探”。如果官员有以权谋私的倾向，或者表达出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一旦公布于众，即便没有实际交易而难定罪，官员的品德也不再被信任，很难有效地展开工作，只得辞职。

又如美国纽约州州长斯皮策2008年3月召妓丑闻的爆发。线索源于一次正常的查税行动。个人财产的异常变动即引起敏锐的监督，由此迅速掀开纽约州州长花钱召妓的内幕，州长最终不得不引咎辞职。斯皮策把1万美元分成几个小数额，汇给了一家名为“QAT”的公司账户，稍后又要求银行删除他的汇款人姓名，但钱已汇出无法删除。这种疑似洗钱的做法，引起该家银行的怀疑，于是向长岛的一家国税局举报。税务机关随即派人对这起可疑的交易进行例行公事的调查，发现“QAT”是一家空壳公司，没有真正的业务，因此报请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很快，国税局、联邦调查局和曼哈顿地区专门调查政治贪污案的联邦检察官开始合作追查此案。由于事涉州长，调查小组向司法部长打报告，获得批准继续进行调查；随后又取得法官批准，对斯皮策的电话包括手机进行监听。最终掌握了斯皮策的犯罪证据。该案的成功经验，美国媒体总结为两点，监管制度的有效运作以及媒体的有效监督。美国银行保密法是政府打击洗黑钱的主要工具。该法要求美国金融机构设有反洗黑钱计划，也必须向政府报告可疑的金融交易。美国在联邦查缉洗钱法令中特别要求，银行对“政治上曝光率高的人物，包括政治人物、法官、检察官及公务人员和他们家属的财务状况应特别注意”。对银行的秘密报告做初步分析处理的，是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组织”，报告分析会分送给联邦调查局、国税局及其他有关机构。每年银行提出的这类客户报告在50万件以上。斯皮策召妓丑闻爆发，并非被人检举揭发，而是美国的税务和银行监管制度对公民的违法行为的正常防范和监督发挥了效果，制度并未因斯皮策贵为州长和前州检察官而网开一面。同时，执法人员在调查过程中独立办案，在司法部长的同意和法官的授权下，对州长进行数月调查而未受任何干扰，当事人也仅比记者早两天得知自己正遭调查。而在斯皮策考虑是否辞职的两天里，媒体对丑闻的深入报道以及舆论的鞭挞，最终迫使曾想在州长位置赖下去的斯皮策主动下台。

三．对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启示

欧美国家反腐败制度比较完善，事前预防及时、事后惩治严厉，使官员一般不敢越雷池半步。域外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健全法律制度，严格执法体系是防止腐败的法律保证；二是建立一支廉洁奉公，有道德约束的公职人员队伍，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三是大众传媒和公众监督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力量；四是综合治理，多管齐下，防止各类腐败现象的发生。

域外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人大监督、“阳光”政务，职业规范、廉政立法和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大力度，推进公务员监督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一把手”职务犯罪的预防机制建设

针对“一把手”犯罪的案件特点，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我们对如何有效预防“一把手”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做了一些法律思考，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健全公务员的长效法制教育机制

预防腐败，教育是基础。在教育方面，美国、德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极其重视反腐败教育，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洁意识。每名公务员在进入政府部门時，由部门廉政官员进行至少1个小时的廉政规定培训，使其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以及为其提供反腐败的有关信息、咨询、联系方式，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和不同岗位、职位提供相应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廉政忠告。美国政府廉政办公室还负责对各部门廉政官员的培训，并对各部门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指导。德国把建立有效的公务员教育机制作为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把遵守行为规范，公正、诚实，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负起责任等列为教育重点。每个公务员都要接受培训，审计局、警察局定期给公务员上课，进行案例教育，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应着力健全和完善长效的法制教育机制，并在机制设计中注重培育公务员的廉洁意识。

近几年查处的原领导干部，如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常德市委书记程海波等，他们忏悔时无不忏悔自己当初没有重视法制教育，特别是疏于对刑事法律的学习。他们的共同声音是“在位时没有加强党性修养，没有好好地学一学法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要是脱离了法律的轨道，就定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所以加强对“一把手”的法制教育尤为重要。要促使“一把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筑牢心理防线。

二．确立监督失职渎职问责机制

2003年12月31日颁布实施的《党内监督条例》，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它明确规定：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全局性的问题，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条例分别对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等10种监督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是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一把手”成为监督重点(“党内监督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监督职责的划分也十分明确，同时明确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每个党员是党内监督主体，负有党内监督的责任。

2010年1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一章中分别从“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等8个方面提出了52个不准。

2010年5月7日颁布实施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0年7月8日颁布实施的《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处分规定》，将党员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细化为9个方面39种具体行为进行惩处。

纵观前述党内各法规，除《条例》第40条明确载有关于“各级党委、纪委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的，视情节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的原则性规定外，其他没有关于如何对监督者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督职责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任何规定。事实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起仅仅因为党内监督失职渎职受到严厉追究的案例。

程海波、李大伦等人在位履职时又有多少“政策性的大事”、“全局性的问题”、“干部的推荐、任免”，是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呢？实际上他们是滥用职权和利用职务影响，通过指定、授意、暗示、临时召开协调会和现场办公等方式实现自己以权谋私的个人目的，甚至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为之。究其原因就是我们那些负有监督使命的党内监督者失职渎职，他们当中有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把手”出于个人目的违法违规决策、干预依法行政，不但不予指出，不予帮助纠正，甚至还积极参与或帮助促成，自己由一名知情人、监督者转换为当事人。好的制度没有好的监督机制以保障实施，不亚于是对制度本身的亵渎，当然好的监督机制应该不可缺失对负有特殊监督职责的监督者的失职渎职问责规定。为切实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提高党内制度的执行力，特建议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监督失职渎职问责办法》。

制定《监督失职渎职问责办法》时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对监督失职渎职者的责任追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要提供机会让他们申辩，对在申辩中把责任推到下级或上级的，甚至推到中央的，都要“一追到底”。二是对监督失职渎职者的责任追究，要重点实施，这样的责任追究才能真正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三是要将责任追究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

三．关于限制“一把手”绝对权力的几点建议

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难于监督，主要是现行领导体制和权力结构造成的，因此，必须从体制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状况。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建议：一是，要健全和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运行机制，凡属重大事项、干部任免、大额度资金使用等，必须由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由一把手个人说了算。二是，改变上级一把手只找下级一把手了解情况，下级一把手只向上级一把手汇报情况的“单线联系”做法，以保证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领导是真正的组织领导，而非个人行为。三是，实行提拔任用干部的全委票决制。四是，实行差额选拔干部。五是，改革公示办法。拟提干部的公示不得少于七个工作日，应该不含节假日。六是，实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度，不得口头推荐，不得私下打招呼，对那些不坚持原则、不认真负责，或者徇情枉法者，一定要追究其責任。七是，改变纪委、监委的领导体制，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将监督部门“剥离”出去。使纪委、监委大胆地对“一把手”进行监督。八是，建立健全纪检巡视制度和诫勉谈话制度。九是，严格任期审计制度。十是，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实行年度省际交叉考察制度。

四．强化政府法制机构职能

政府法制机构应把强化规范性文件审查作为法制监督的新内涵，健全完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如，强化政府法制机构为党委、政府领导服务。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要参加政府常务会议、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和专项协调会议，为政府领导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政府法制机构审修把关市政府重大事项议事规则，依法审查把关政策、规范性文件、合同文本。使政府法制机构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五．干预工程建设领域

贯彻中纪委2010年5月7日印发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国有资产投资以及公共资源开发建设等工程项目，对照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九个方面39种行为，实行一对一的建卡列表公示。对“一把手”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予以严惩，以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安全、廉洁、高效运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

网络毒瘤—网络诈骗犯罪 篇6

网络诈骗罪,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用互联网, 采用虚拟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指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诈骗行为, 如利用聊天室、电子邮件、留言板或网站, 对预期的受害者呈现欺诈性诱惑, 引导欺诈性交易或对金融机构进行诈骗, 以及使用其他方法进行网络诈骗犯罪。

当今社会无论在哪里登陆互连网, 可以发现事情在网络上发生得非常迅速—商务决定、信息搜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不幸的是, 从事网络诈骗的人也常常在其他人使用互连网的时间进行犯罪活动, 他们探寻网络性能的独特优势, 例如, 在几秒钟内发送电子邮件信息, 或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中网站置入信息, 实施各种比过去的许多欺诈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欺诈行为。

2 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

网络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骗取财物的方式有所不同, 一般的诈骗活动, 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有一定的沟通, 即“人—人对话”, 而网络诈骗犯罪则不然, 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 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 决定了网络诈骗罪具有如下一些独特的特点:

2.1 犯罪方法简单, 容易进行。

网络用于诈骗犯罪使犯罪行为人犯罪持续时间短, 地理跨度大, 而且犯罪行为是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进行的, 或者能够更加隐蔽地掩盖事实真相, 从而使被害人易于上当受骗, 给出钱物。

2.2 犯罪成本低, 传播迅速, 传播范围广。

犯罪行为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制作形式极为精美的电子信息, 诈骗他人的财物, 并不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 着手犯罪的物质条件容易达到。

2.3 跨地域性, 渗透性强。

网络化形式复杂, 不定性强网络发展形成一个虚拟的电脑空间, 即消除了国境线也打破了社会和空间的界限, 使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他人财物时有极高的渗透性。由于网络中, 人们只需键盘和鼠标就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以光速纵横穿梭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诈骗因此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

2.4 社会危害性极强, 极其广泛, 增长迅速。

目前, 世界各国的网络用户数以千万计, 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诈骗比以传统方法进行诈骗涉及的范围大的多。而且, 网络诈骗的网络化形式发展, 使得受害人从理论上而言是所有上网的人, 由于这些犯罪的受害者分布广泛,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

2.5 犯罪主体的智能化。一方面要求犯罪行为人具备自由接触网络的机会, 具有犯罪的契机;

另一方面要求行为人具备一定的网络专业知识, 熟悉使用规定, 操作规程甚至网络漏洞, 具有实施犯罪的技能, 有时还要兼备金融、贸易方面的相关知识, 与此相适应, 网络诈骗犯罪主体的学历水平一般高于其他犯罪。

2.6 犯罪工具的高科技化。

一方面, 犯罪行为人以网络为作案工具。网络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独立的虚拟空间。人们对互联网越来越依赖, 成为一些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而智能型的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的超地域性进行跨国界、跨地区作案。另一方面以电子通讯为作案工具。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变革。传真、移动和卫星电话、远距离调制调解器等先进电讯技术以及电子邮件和电子公告板等手段的普遍应用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的同时利用电子通讯为工具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也愈演愈烈。

2.7 隐蔽性。

网络诈骗的犯罪人自始至终都可以隐藏于神秘的网络背后, 并在虚拟的空间进行。无论是行为人还是其行为的开展过程、作用对象、犯罪后果等都可以是符号信息化的。且不说这些信息容易伪造删改, 就是确认了其真实性, 也难以据此找到作案人。

3 网络诈骗的主要技术

犯罪行为人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无外乎运用了如下三种技术:

3.1 利用垃圾寄邮件和社会工程技术;

3.2 利用病毒木马技术;

3.3 利用黑客攻击技术

4 网络诈骗的主要方法

Phishing来源于两个词, Phreaking+Fishing=Phishing。其中, "Phreaking"是找寻在电话系统内的漏洞, 不付电话费用;"Fishing"是使用鱼饵吸引猎物, 也就是通常所讲的钓鱼。

网络钓鱼 (Phishing) , 并不是一种新的入侵方法, 但是它的危害范围却在逐渐扩大, 成为近期最严重的网络威胁之一。其体现为借助社会行为 (Society Engineering) 和技术手段 (Technical Subterfuge) , 通过模拟相同或相似的Web页面或网站, 假冒合法者身份, 误导用户通过网络, 泄露个人身份 (Identity) 、银行账号及各种隐私信息, 从而获取非法政治和经济利益。入侵者并不需要主动攻击, 他只需要静静等候这些钓竿的反应并提起一条又一条鱼就可以了, 就好像是:“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然而, 经过媒体的大量报导之后, 我们都被教育学会不要随意乱点阅电子邮件中的网址连结, 以免变成被钓的大鱼。于是乎骗术更高明、设计更细腻的网钓技术-网址嫁接 (Pharming) 以及鱼叉式网络钓鱼 (Spearing) 渐渐成为网络钓客们的主流作为。

4.1 网址嫁接又称域欺骗 (Pharming)

网址嫁接 (Pharming) 最早在2004年时就已经发现, 它的实施手法是:网络钓客先设法入侵DNS (Domain Name Server) 系统后, 再窜改其存在cache里的Domain Name与IP对映纪录。当使用者向这台DNS查询网址时, 就会被导引到一个网络钓客伪造的网站上而完全不自觉。受害者有可能在假网站中 (如仿真的网络银行登入首页) 留下重要的账号密码数据, 或是因为浏览含有恶意程序的网站而遭植入木马 (Trojan) 与键盘测录程序, 在往后的日子里泄露更多的个人讯息。

除了在DNS服务器动手脚, 网络钓客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设法诱使受害者下载%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档案存在自己的计算机中, 这个档案里就包含了IP与Domain Name的对应纪录, 当使用者浏览网页时, 计算机会优先使用这个档案中的纪录, 如果在该档案中查无数据才会转而询问当地的DNS服务器。利用这个手法, 网络钓客就可以轻易迫使受害者连到自己预设的恶意网站中并留下珍贵的资料。

4.2 鱼叉式网络钓鱼

鱼叉式网络钓鱼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并不以随机目标为对象。鱼叉式网络钓鱼以特定的对象为标靶。这种网络钓鱼的尝试可以有多种应用场合, 比如它可以被一个组织用来窥测其竞争对手, 或者是情报机构监视某可疑公司, 又或者是犯罪分子用来对抗法政机构。许多网站的写法大都采取多层次架构或是Cross Site连结的方式, 当浏览者点击网站某个按键或是超级链接图标时, 就会被导引到另一个Site执行一段程序或是开启网站内页的画面。利用这样的架构, 网络钓客先入侵Portal Site后, 窜改连结内页的路径到自己架设的网站 (当然外表看起来与真的内页网站一模一样) , 于是, 当受害者开启浏览器浏览这个Portal站时, 就会非常容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连结到假网页, 即使一开始联机的Portal站正确无误。

不同于一般的钓鱼企图, 鱼叉式网络钓鱼是更加难以防御的。原因之一是:这种攻击在范围上只圈定于少数个人, 因此很难被安全阵营悉知并提供解决方案或预警。其二是因为这种攻击是定位一个特定机构的某个人, 故所运用的社会工程学技巧通常是结合该人的特点而量身定作的。

国际网络犯罪 篇7

(一)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制定和生效, 不但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 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 是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基石。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生效, 意味着我国在反腐败领域将采用最新的国际法律标准, 而这也对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挑战。所以, 如何来应对这一挑战就成为我国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为了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 履行缔约国的义务, 有必要对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反腐败法律原则和措施, 根据我国国情, 对我国刑事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如对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和完善;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范围;调整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刑格, 取消死刑;进一步扩大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引入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建立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的情况下的对没收资产的缺席审判制度等。以应对我国政府在墨西哥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所作出的国际承诺。

二、“条约必须遵守义务”———国际公约的内国化

(一) 党的反腐败政策的法律化

中央纪委法规室政策研究处处长蔡晓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 目前, 反腐败法规制度中存在政策、文件比较多, 国家立法偏少的现象。一方面, 法律规范真空太多, 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 对反腐败专门机关的授权不够和职责规定不够, 对公民反腐防腐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不够, 加大了当前反腐败的难度。中国要加快研究将党的反腐败政策逐步上升为法律的步伐。这既是因为中国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政, 因此, 党的活动应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同时, 也能将党反腐败斗争的宗旨、信念、价值在法律中体系出来。 (2)

将党的各项反腐败政策依照法定的立法程序, 转变为有关的法律法规, 不仅是为了确保对腐败行为的定性准确与处理结果的公正, 也能使反腐的相关制度安排与实际运行获得全体公民的理智认同, 时宜而激发起全体公民对反腐的信任、信心和尊重, 并愿意为这献身。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与基础上, 反腐行动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神圣性, 反腐制度和反腐行动的深入、持久、有效的开展才能真正得以保证。

(二) 酝酿专门立法———《反贪污贿赂法》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看,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 防止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美国有《政府行为道德法》, 英国有《防腐化法》, 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 德国、韩国都有《反腐败法》。一些国家还建立了专门机构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美国设专有“政府道德办公室”, 意大利在政府之外设立“审计院”, 日本设有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行政监理委员会”。

我国反腐败程序法方面面对的现状是, 贪污、贿赂的实施者是国家公职人员, 他们作案隐蔽, 给取证、查处带来很大难度。为此一些国家的反腐败的制度中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推定规则、举证责任倒置等特殊规则。这些规则不宜作为一般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此外,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者个的赔偿, 境外追逃、追赃机制, 不经过刑事定罪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没收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些程序因涉及到多个执法主体和涉外事宜, 在各专业的程序法中均不便规定。因此, 在深刻认识到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的基础上, 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铲除腐败, 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律机制, 抓紧研究制定《反贪污贿赂法》。

三、国际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现状及趋势

(一) 世界各国预防职务犯罪的主要做法

为震慑和惩治腐败, 各国纷纷制定相关法律条例。如美国早在1921年就出台了《预算和会计法》、《政府行为道德法》, 1978年又颁布《监察长法》, 并通过《独立检察官法》;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法国有《资产透明法》;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越南还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诉控告法》。另一方面, 健全反腐败组织机构。世界各国为了惩治腐败, 遏制腐败的蔓延, 均设立了专门反腐败组织及机构, 其主要有:司法检察机构、立法机关、监察机关、专门的反腐败组织、反腐败协调组织。此外, 加强政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纪检监察制度。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执政党掌控着巨大的行政资源和权力, 因而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政党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纪律监察制度, 监督、检查、惩处违纪党员。

(二) 国际预防职务犯罪败主要趋势

世界各国在加强司法和行政部门反腐职能的同时, 借助媒体监督、民众举报、签订反腐公约等多种方式, 加大反腐斗争力度, 惩处高层腐败。反腐败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趋势愈来愈强, 打击腐败必须积极开展跨国合作, 调动各国的制度资源和国际社会的力量。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反腐斗争中影响越来越大, 作用越来越突出, 国际组织特别是以“透明国际”、世界经济论坛和商业国际组织为代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并试图通过各种腐败评价指标对腐败进行有效分析和把握, 其影响力日益扩大。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许多国家为打击腐败行为曾集中力量和时间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国际间反腐败协作不断加强, 为了对付和治理贪污腐败的“世界瘟疫”, 许多国家要求联手合作, 共同探讨医治腐败的良方。

四、目前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一) 反腐败刑事司法机构的独立地位缺乏保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国设立专职的反腐败机构。在我国, 反腐败的机构主要是检察院 (具体是检察院内部的反贪局) 、行政监察机关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目前, 我国虽然存在分立的三个反腐败机构, 但三个机关分别行使的是不同性质的权力, 针对的是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腐败行为。其中, 真正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称得上是反腐败中刑事司法机构的只有检察院。因此, 三机构并存设置的同时, 检察院应当处于主导地位, 行政监察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的展开, 应当以便于检察机关对腐败犯罪的侦查起诉为前提, 而不能反过来对反腐败犯罪中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权构成入侵和干涉。在检察机关内部, 反腐败犯罪案件的具体承办, 主要是由反贪局负责的。然而, 反贪局的法律地位, 却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法》, 还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 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根据, 这对于其独立地行使反腐败犯罪中的职权是极为不利的。

(二) 完善反腐败刑事司法中的证人制度

根据《公约》的规定, 腐败犯罪中建立了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不起诉制度。基于腐败犯罪隐蔽性高等特征, 证人出庭作证, 对于腐败犯罪的侦破与认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方式、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定都非常笼统, 使证人出庭指证犯罪顾虑重重。因此, 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 并参照《公约》的规定,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保护措施。

此外, 对于腐败犯罪中, 愿意与警方合作、主动充当污点证人的犯罪人, 国际社会一般都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制度。我国刑法中虽然存在立功制度及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中“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 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 但刑事诉讼法中并无具体体现。当前, 应当将腐败犯罪中充当污点证人可视为酌定不起诉的情节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 以鼓励犯罪人迷途知返, 主动揭发犯罪, 配合国家打击腐败犯罪的司法活动。

(三) 健全涉外资产追回制度

资产追回机制是《公约》的核心部分, 但也是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表现为:在犯罪人已潜逃国外的情况下, 如何在其未被最终定罪的情况下, 尽快地追回腐败资金, 以尽可能减少损失。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 在犯罪人在逃或失踪的情况下, 不能对其进行起诉, 即使已经起诉、开庭审理的, 也只能中止审理, 而不能进行缺席审判, 更不能作出有罪判决。然而, 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 缔约国执行另一国的没收令, 不以生效判决为前提, 但是, 要实现腐败资金的返还, 则必须存在请求缔约国的生效判决。这就使我们在追回涉外腐败犯罪资金中面临这样的难题:在犯罪人外逃的情况下, 即使法院发出了没收令并被他国执行, 也因缺乏生效判决而不能实现腐败资金的回收。

为解决这一困境, 可以建立缺席判决的审判制度, 结案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 根据证据依法判处其罪名成立, 从而外逃资金的追回。

(四) 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没有规定私营部门、跨国公司的雇员、外国公务员作为腐败行为的主体。虽然从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扩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录入和查询范围, 取消原来仅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实行录入和查询的限制, 从而加大了贿赂犯罪成本。但是该规定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明显, 但遏制和预防的效果不足。 (1)

在近来频频曝光的“跨国公司行贿案件”中, 我国诸多领域和部门受到牵连。根据公约和相关国家, 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 相关公司受到调查和惩处。相应的, 我国也应该开展国际司法协助, 加强国际反腐合作, 预防和打击国际经济合作中发生的职务犯罪。 (2)

“人权被践踏的社会, 或者是种族主义否定我们共同的人性的社会, 是不健康的”, 同样, “巨大的财富与贪婪堕落结合在一起的社会, 也是不健康的。” (3) 腐败不是不能战胜的, 尽管它难以根除和消灭, 但它是可以控制的。反腐败在我国任重而道远, 总结经验,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 遵照《公约》建立、健全反腐败立法体系, 对我国反腐败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和全民素质的提高, 随着党的各项制度建设的加强, 以及我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完成,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那些腐败现象必然会逐步减少, 并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摘要：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腐败现象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并逐渐向各领域、各行业渗透。特别是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 引起了广泛关注。单纯地对职务犯罪进行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能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也就成了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联合国公约为基本框架, 围绕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分析职务犯罪的制度性因素, 对我国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立法的现状及不足加以剖析, 以期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职务犯罪,预防,国际刑法

参考文献

①杨宇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述评, 《人民检察》, 2004年第4期, 第71页。

②“中国反腐战略发生变化, 反腐政策将上升为法律”, http://nens.21cn.com, 2006年1月3日。

①“最高检扩大行贿查询范围威慑商业贿赂”, 《人民日报》, 2009年9月13日。

②“跨国公司贿赂案:为什么中国不能发现受贿者?”, 《南方都市报》, 2009年9月13日。

网络犯罪现象描述 篇8

一、网络犯罪的概念

目前, “网络犯罪”这一名称已获得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但对“网络犯罪”的概念却无法达成一致。众所周知, 先有计算机后发展出网络, 本文所指的的网络泛指各种网络类型, 包括局域网、广域网、国际互联网, 其中以互联网为重点研究对象。网络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的进一步发展, 源于计算机犯罪却不同于计算机犯罪, 二者有交叉, 有区别。所以在确定网络犯罪的概念之前, 应先界定计算机犯罪的概念。

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已经争论数十年尚未有最终定论。美国斯坦福安全研究所 (SRI) 的专家认为, 计算机犯罪包括:一是计算机滥用, 指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任何不当行为;二是计算机犯罪, 指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直接涉及计算机;三是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 指在导致成功起诉的非法行为中, 计算机技术和知识起了基本作用的非法行为。广义的说, 计算机犯罪泛指一切涉及计算机的任何犯罪。但其界定过于宽泛。狭义说, 将计算机犯罪的范围加以限制, 从涉及计算机的所有犯罪缩小化为对计算机资产本身和计算机内存数据进行侵犯的犯罪。但是, 这样界定一方面涵盖范围过于狭窄, 致使有的计算机犯罪行为无法被归入这一类型, 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与传统犯罪有重合之处或界限模糊的状况。之后, 便出现了折中说, 认为计算机犯罪是指行为人针对计算机的犯罪和计算机被用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折中说吸收了广义说和狭义说的优点, 但是其中的含义较为模糊, 需要进一步明确。综上, 对计算机犯罪的概念的分析之后, 我们认为可以对计算机犯罪作这样的界定:计算机犯罪是指通过计算机非法操作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计算机非法操作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在分析计算机犯罪的定义后, 我们来对网络犯罪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有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利用信息技术, 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妨害计算机信息交流或者严重危害社会, 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因为网络犯罪具有时代性, 必然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所以对其最终的界定也为时尚早。现阶段, 我们从犯罪学角度对网络犯罪界定为: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犯罪工具、犯罪场所,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制裁的行为。

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要素:

第一, 反映犯罪的一般本质。网络犯罪虽然是一种新型犯罪, 但是和其他类型的犯罪一样, 都具有犯罪所共有的一般属性----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属性, 网络犯罪反映出这一本质属性。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 它将时时刻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当出现网络犯罪时, 可能产生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如果是以财产为犯罪目的, 有时一次网络犯罪就可能造成几十万到上亿的损失;如果是以政治和军事为目的的犯罪, 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第二, 网络本身在网络犯罪中角色。一是网络本身可以是犯罪分子攻击的对象或目标;二是网络为犯罪人提供了犯罪场所和环境的同时, 提供虚拟空间来引诱他人参与进行的犯罪活动;三是以网络为工具, 进行犯罪行为, 其中一些犯罪行为离开网络则无法进行。此三种角色在范畴上有重叠的部分。如, 黑客侵入网络系统篡改数据的行为, 既是以网络为犯罪对象, 又利用网络为犯罪工具和犯罪场所。

二、网络犯罪的类型

(一) 依赖网络而产生的新型犯罪

1. 网络病毒。

自从有了计算机, 病毒和一些恶意代码也随之而来。根据计算机病毒的破坏性大小, 可以将其分为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良性病毒是指那些不直接破坏用户数据或程序, 仅在执行时耗费CPU时间的病毒。恶性病毒是指一经触发立刻破坏用户的程序或数据的病毒。大部分网络病毒都是恶性病毒。网络病毒由于具有可复制、可传播、可激发和可潜伏性, 已经成为对网络攻击的重要形式。通过网络, 这种传播方式使计算机或移动终端中毒的几率和被传染途径增加了许多。

2. 黑客攻击。

黑客是对他人计算机或移动终端信息系统非授权性的使用, 他们常用的技术有缓冲区溢出攻击, IP地址欺骗, WEB欺骗, 拒绝服务攻击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黑客常常利用一些协议和工具, 收集在网络中各个站点主机的细节。通过扫描软件探测每台主机, 寻找该系统的安全漏洞和弱点后, 黑客就会对目标系统实施攻击。黑客们不仅侵入信息网络窥视用户的秘密, 制造恶作剧或勒索财物, 破坏社会秩序, 而且还向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军事系统和尖端领域的网络系统进攻,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 以网络作为辅助工具或以网络为场所进行的传统犯罪

这类犯罪多属于传统犯罪类型的网络模式, 没有网络, 犯罪人仍然可以实施该犯罪行为。网络作为辅助工具而使得犯罪变得更加快速、隐蔽。这种以网络为工具实施的犯罪行为或以网络为场所进行的犯罪, 与传统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如网上组织赌博、网络“洗钱”, 网络诽谤等。

三、网络犯罪发展趋势

(一) 网络犯罪主体呈多元化

随着计算机知识的普及和网络使用的大众化, 使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京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4年12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49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7.9%。网络使用者在各个年龄层均有, 年龄主要在18-46岁间。

(二) 利用互联网犯罪势头正劲

1. 网络信息系统的破坏日益严重, 这包括网络毒传播感染严重和黑客攻击频频发生。

犯罪行为人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制造网络病毒或者编写具有恶意破坏性的代码非法入侵国家或他人电脑系统或移动终端系统。各国企业公司、科研机构乃至政府部门、国防要害, 很多都遭受过黑客的攻击和入侵。2009年我国每天都有近200个政府网站被黑客攻击或入侵。目前, 我国网络病毒数量呈指数增长, 造成一些政府机构、教育科研等单位出现网络通讯阻塞, 甚至出现服务器瘫痪。

2. 网络经济犯罪发案率持续上升。

主要表现为利用互联网盗窃、诈骗公私财产和网络敲诈勒索的案件屡有发生。由于网络犯罪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和较少的风险性, 犯罪分子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只需要一台介入互联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实施犯罪行为, 利用网络及系统的某些漏洞, 侵入计算机或在网站挂靠木马程序, 盗取价值的信息, 例如个人的银行卡账号和密码、商业机密、军事情报等, 这些信息又可以为他们转化成相应的收益。

3. 传播不良信息或反动言论的行为猖獗。

主要表现为: (1) 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传播教授犯罪方法, 比如如何制造炸弹并引爆, 如何实施成功的诈骗方法等。 (2) 利用互联网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互联网为贩卖传播色情内容提供了理想场地, 计算机或移动终端又是很好地储存和观看的设备。美国Business Insider公布一些数据:色情网站占全球网站整体数量的12%。美国人每天收到的电子邮件中, 有25亿封邮件来自色情网站。令人心惊的是, 每天仍然有人搜寻“儿童色情”11.6万次。 (4) 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宣传煽动、组织指挥非法互动;民族分裂分子利用互联网煽动民族歧视和仇恨, 从事破坏国家安全统一的犯罪行为。

4. 网络侵权案件增加趋势明显。

网络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使得侵权案件成为一种新的犯罪行为方式。例如, 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进行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假借他人名义在互联网中获取不当利益;非法篡改、删除他人数据资料;以及涉及网络的知识产权纠纷等等。

(三) 犯罪黑数大

美国的简·贝克称网络犯罪的发现率是百分之一。可是目前就有案可查的网络犯罪统计数字不能说明实际发生的网络犯罪数字, 网络犯罪存在着较大的黑数,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网络犯罪行为不易被侦查。其一, 计算机或移动终端执行命令时间极短, 能够高速处理信息数据, 用人工办法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处理数据, 它在几秒之内就会完成。其二, 计算机或移动终端登记、处理、传输的资料均已电磁浓缩的形式储存, 体积较小、携带方便、容易复制、更改或销毁, 非法处理的信息往往难以找到明显的痕迹和线索。而且, 网络犯罪人往往具有各种便利条件变更或毁掉网络犯罪的证据。其三, 犯罪人可以通过网络不断重复登录的手段来隐藏自己, 通过重复登录, 犯罪人可以从一个国家绕道另一个国家, 最终连接到被害人网络系统上, 而每每登录一次, 犯罪人的身份就可以变更一次。

第二, 从被害人方面来看, 网络犯罪发生后, 大多数被害人虽已知被害, 但仍不愿告发。其一, 规避再度被害, 防止信用受损。一些企业单位因为顾忌自身的名誉和信誉, 害怕报案后有关部门不能及时破案而导致犯罪人的报复而再次被害, 又担心激发更多犯罪者利用其企业单位网络系统的特点趁虚而入, 所以大多数被害人不愿提出控告。其二, 有些网络犯罪人和被害人是以互动的形式共同存在, 基于双方是合作的模式, 被害人也不会提出控告。

第三, 从侦查角度来看, 网络犯罪的跨时空性, 使其没有明显的犯罪现场, 使犯罪行为地在空间上与犯罪结果发生地分离, 犯罪行为时间与犯罪结果时间分离, 犯罪行为很难被及时发现, 即便是被发现也很难搜集证据。以网络赌博为例, 多数赌博网站创建者在程序开发上具有隐蔽性, 网络投注数据过期不留存, 一次赌博结束后从不存储, 主动灭失证据。而且网络赌博服务器都在国外, 只要公安机关开始行动, 境外马上关闭服务器, 侦查机关无法登陆涉案网站。

摘要：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 与此相关的网络犯罪行为给社会、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极大危害。本文从界定网络犯罪定义开始, 探讨网络犯罪类型, 最后分析网络犯罪发展趋势。

关键词：网络犯罪,网络犯罪概念,网络犯罪类型,网络犯罪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刘广三.计算机犯罪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杨正鸣.网络犯罪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3]季境, 张志超.新型网络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 2012.

[4]Bowker Art.The Cybercrime Handbook for Community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s:Managing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M].Spingfield:Thomas, 2012.

[5]Parker.TB, Crime by Computer, USA:Jones and Bart Letter Publisher, 1976:29.

[6]Moore, R., Cyber crime:Investigating High-Technology Computer Crime, Cleveland:Anderson Publishing, 2005.

[7]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502/P020150203551802054676.pdf.

[8]KPMG International Cyber Crime.A Growing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s, 2011:8.

[9]http://tech.qq.com/a/20120609/000144.htm.

[10]蒋平.计算机犯罪问题研究, 2000:105.

网络诽谤犯罪探析 篇9

(一) 网络诽谤罪的含义

根据《刑法》第246条规定, 诽谤罪的构成在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有“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 包括“捏造事实的行为”和“散布捏造事实的行为”, 这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诽谤罪构成要件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对在出版物中对诽谤他人构成诽谤罪的情形作了规定, 这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该司法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 在出版物中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以诽谤罪定罪处罚。而所谓网络诽谤, 则是基于网络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采用网络技术手段、利用互联网对他人进行诽谤的行为。具体地说, 就是指借助互联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 捏造或者散布虚假事实, 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中“诽谤”定义的又一次突破, 在网络时代对惩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和保护人权、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解释》第1条“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网络上散布”的规定, 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了界定, 成就了网络诽谤犯罪的定罪标准。

(二) 网络诽谤相较于一般诽谤概念的新特征

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 人人都可能成为社会事件或者是社情民意的发声筒, 它打破了原有传统媒体的固有模式, 因此网络暴力会时常发生, 网络诽谤不得不引起重视。网络诽谤与传统的诽谤罪相比, 有其更为鲜明的特点,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上讲, 对网络诽谤的管制更容易产生公民言论自由和公民名誉权的价值冲突。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在打击网络诽谤的同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把握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 以衡平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题, 也是网络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所谓“一般诽谤”是相对于网络诽谤而言的, 指的是《刑法》第246条规定的诽谤, 最典型的行为是口头诽谤, 也包括书面形式的诽谤。网络诽谤行为是随着互联网发展逐渐兴起的, 虽然与一般诽谤行为有部分一致性, 但也具有虚拟性、快速性、自由性、生动丰富性、互动性危害难以消除等特点。概括起来, 网络诽谤的新特性有以下几点:

1. 网络诽谤的传播范围广、速度快

信息网络的传播速度是一般语言传播无法比拟的, 这也决定了网络诽谤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在网络环境下, 由于网络的公开性、迅速便捷和共享性, 网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对同一消息进行共享, 因而网络诽谤造成的危害后果相较于一般诽谤行为的后果更加广泛, 受害人所受的影响可能也会更加严重。网络诽谤信息可以在瞬间被传送, 而且网络信息很快被公开化。传统诽谤行为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交流或者书面形式传送, 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成本高。互联网本身具有的特征可以导致大量的数据资料在同一时间快速地把信息传送到多个接收站, 而且不必受地域、国界的限制, 网络诽谤的这个特征就使管辖地法院难以确定。

2. 网络诽谤的隐秘性

基于对网络诽谤行为带来的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畏惧, 网络诽谤行为人一般会采取匿名方式或者冒名的方式进行。虚假信息的受众则是通过传输中介和信号接收终端接收消息。如果想查找信息的散布者只能靠专业技术人员查询IP地址作为线索, 对于网络知识和技术能力不足的受害者来说, 并非易事。散布虚假信息的幕后黑手具有隐蔽性, 导致网络诽谤案件受害人很难寻找到网络诽谤行为人。网络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的特点, 使网络诽谤信息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更不用说, 行为人还可以通过篡改IP地址、设置访问权限和采用链接的方式规避网络监控, 从而使得网络诽谤行为更具隐秘性。

3. 网络诽谤低成本性

由于信息网络覆盖面广, 所以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要比一般言语的传播要快很多。鉴于网络传播的特点,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网络诽谤案件, 信息发布人只是花费了极少的时间和精力, 只需要借助一些现有的网络资源比如手机、电脑等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 就可以轻松地在短时间内对他人的名誉进行诽谤, 从而给他人的人格、名誉乃至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因此, 网络诽谤所花费成本之低廉, 也是传统诽谤犯罪所无法企及的。

4. 网络诽谤的危害难以消除

与传统的诽谤罪相比, 由于网络诽谤一般是通过书面传播, 文字极其容易复制与保存, 因此, 网络诽谤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并且其危害的消除十分困难且缓慢, 甚至永远无法彻底消除。在很多案件中, 即使受害人有足够的证据澄清诽谤行为, 甚至连行为人也已承认所发布的诽谤内容为虚假的, 诽谤的危害结果也会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传播, 持续损害受害人的利益。而案件结束后, 被害人受损害的名誉也很难得到实质上的恢复。

二、网络诽谤犯罪设立独立罪名的必要性分析

网络诽谤犯罪是属于自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出现的具有新颖性和特殊性的犯罪。西北政法大学廉高波认为, 在刑法上, 传统的诽谤罪已经很难规制网络诽谤这一行为, 应当设立网络诽谤罪这一新罪名来规制网络诽谤行为。笔者认为, 我国《刑法》中关于诽谤罪的定罪量刑的描述, 已经具体高度概括并揭示了网络诽谤行为的本质属性, 即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网络诽谤行为虽然有其特殊性, 但是其本质上还是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 网络诽谤行为同样是故意捏造虚假事实进行散布, 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只不过网络诽谤行为传播的途径与普通诽谤不同罢了。把握了诽谤罪的本质特征, 则无论出现何种新颖的诽谤方法、利用何种新奇的技术手段、通过何种闻所未闻的途径, 只要符合诽谤罪的本质特征, 即可依诽谤罪认定。网络诽谤正是如此, 没有设立网络诽谤罪单独罪名的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涉及的行为人利用非法出版物和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行为均以诽谤罪定罪的规定, 所体现的释法思路正是将不同时期出现的在具体行为特征上各有区别的诽谤行为, 均纳入刑法所规定的诽谤罪高度概括的罪状之中, 并没有因其行为具有不同特征而另立新罪。这一释法方法所体现的法律思维与我国传统的立法方法具有一致性, 也正是释法科学性所在。

三、我国治理网络诽谤行为应当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 在我国治理网络诽谤行为的司法实践中, 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惩戒机制。

首先, 明确界定网络诽谤行为的相关概念, 并且使网络诽谤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规定相衔接, 完善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以遏制网络诽谤行为, 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不受侵害。其次, 明确网络诽谤相关方面的法律责任。

1.网站和媒体的责任

网站和媒体应当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诽谤信息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诽谤行为是属于刑法规制, 因此, 为了治理网络诽谤行为对公共网络造成的不良影响, 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网站和媒体应当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 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 对虚假的诽谤信息进行有效的过滤, 并且及时删除。

2.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责任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应当按照“谁管理谁负责, 谁接入谁负责, 谁运营谁负责”的原则, 实行治理网络诽谤行为的“一岗双责制”。基础电信运营商在选择和管理内容提供商时, 应当制定严格的审评办法和处罚措施, 并签署承诺书, 保证其不传播诽谤信息、谣言、垃圾邮件等。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行为方式、入罪门槛和告诉才处理转公诉的范围等方面对诽谤行为入罪的标准作了科学化、合理化的规定, 这一规定虽然大大提升了刑法治理网络诽谤犯罪行为的法律效果, 但是网络诽谤立法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 正处于发展时期, 还不成熟。文章以诽谤罪的构成要件以及特点入手, 从网络诽谤犯罪的定义、特点、单独定罪定性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以期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活动和理论总结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浅析网络空间犯罪 篇10

一、网络空间犯罪的概念

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得犯罪平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犯罪是以现实空间为平台，而现在的犯罪则是有两个平台，一个是现实空间，另一个就是网络空间。伴随着网络空间犯罪平台的增加，一个犯罪行为有可能是在现实空间中发生，也可能是在网络空间中发生，还有可能是既发生在现实空间中也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中。因此，可以说，网络空间犯罪就是在网络空间的平台上进行的犯罪行为。

但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网络空间犯罪，与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和利用互联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因此，应该要充分注意网络空间犯罪与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和利用互联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的区别。

第一、网络空间犯罪与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的区别。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主要目标是网络各种各样的资源，有的是为了窃取、破坏某网络服务商，使其网络服务器瘫痪而不能使用，也被称为“网络对象犯”。而网络空间犯罪是指以网络空间其犯罪行为实施的空间，其犯罪行为在网络中进行，例如在微博、微信中捏造事实、散布谣言，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这种形式的犯罪仍然属于传统的犯罪行为，但因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犯罪的形式。

第二、网络空间犯罪与利用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之间的区别。利用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行为是指，就像抢劫罪利用枪支、管制刀具等工具抢劫一样，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作为犯罪工具而实施犯罪行为。例如，有些犯罪分子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工具，在这些社交工具所提供的社交平台上互相交换信息，来传递犯罪情况，躲避当地警察的抓捕行为，甚至有些犯罪分子利用这些社交工具来寻找自己的犯罪对象，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同时，一些犯罪分子也借助这些社交工具来进行盗窃行为。利用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与网络空间犯罪区别开来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网络空间犯罪与利用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之间具有相似性，很难区分。例如，2014年3月12日报道的一起涉及巨大金额的网络理财诈骗案，在此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网络为诈骗的工具，全部的犯罪行为都在网络中实施，很难与网络空间犯罪区分开来。那么，如何来区分二者呢？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三两点来注意二者的区别。第一，网络空间犯罪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犯罪，只是因为网络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了网络空间，之前传统的犯罪行为被网络异化了。因此可以说，网络空间，为传统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平台，典型代表就是诽谤罪和非法经营罪。第二、网络空间犯罪必须具有其特有特性--空间性。利用网络空间为工具的犯罪，其特殊性只是在于利用了网络这一犯罪工具，虽然该种犯罪行为大都是在网络上发生的，但犯罪分子只是利用了网络这一技术手段来实施犯罪行为。

二、网络空间犯罪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种犯罪的产生都是基于很多的原因，对于网络空间犯罪的产生原因，笔者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网络空间公共管理的困境。基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的出现是我们社会群众所面临的一个崭新的新型生活空间，它是与现实社会相层叠的空间。因此，我们人类所生活的空间就变为了两个空间：第一就是人类的现实社会空间，另一个就是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我们人类凭借聪明才智而虚拟出来的一个超越时空感的空间，虽然它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但网络空间有其自己的特点和运行方式。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网络空间与我们现实生活的不可分割性，因为网络空间毕竟来自于现实中存在的人类，因此其建立是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对我们人类的现实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假使我们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分割开来，那么网络空间就不能被认为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空间了。所以，实际上现实社会基础上创建了网络空间，它们是一个真实和虚幻的复杂组合。

正由于网络空间是基于现实社会创建的，因此像现实社会一样，网络空间也需要秩序和管理。但网络空间又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它的管理模式不能照搬现实社会的管理模式。在我们人类创建网络空间时，并没有想到要来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因此在网络技术迅速进步的时候，我们人类就没有一套合适的管理模式来管理网络空间，这就为在网络空间中寻找犯罪机会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二、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落后。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是遏制计算机、网络相关犯罪最直接的力量。如果在这一点上存有漏洞，那将为网络空间犯罪提供了直接条件。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机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在少数技术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国家将技术和管理进行垄断。因此，大多数单位、个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都存在安全隐患，很难抵挡犯罪分子犯罪行为的侵袭。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完善的安全技术，也很难抵挡住不断发展的犯罪技术的攻击。

第三、法律控制体系不完善。法律具有预防功能，因此法律是遏制犯罪的重要力量。法律控制力强，则相关的犯罪率就会下降；若法律控制力若，则相关的犯罪率就会上升。目前，许多国家都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空间犯罪来制定法律。尽管少数国家制定了相关网络空间犯罪的法律，但其法律内容也不是十分完善，而是在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各国缺乏完善、一致的计算机及网络相关犯罪的实体法和相应的程序法。大部分国家只是将很少数的网络犯罪行为纳入了刑法控制的范围，这样就会导致很难来惩罚相关的网络犯罪。另外，传统的侦查制度很那适应网络犯罪的特点，不能及时为破获收集到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二是国际间缺乏互通的司法协助。网络犯罪具有网络性，网络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界性，许多网络空间犯罪都是跨越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缺乏国际间的协助，收集证据、逐步犯罪分子成为各国司法机关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导致许多情节严重的网络空间犯罪借此而逃避了法律制裁。三是司法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目前，大多数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人员都是学习法律出身，这些人员对计算机的了解有限，对网络的了解也极其甚微，因此在他们进行网络空间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从而降低了对犯罪分子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效率。

三、网络空间犯罪认定的障碍

网络空间对传统犯罪行为的异化。网络空间虽然是我们人类基于现实社会而创建的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网络空间毕竟不同于人类的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人类创建了新的行为方式、新的事物，因此网络空间就异化与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也会出现新的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等，这些现象、手段和目的也异化与传统犯罪的对象、手段和目的，在用传统的刑法罪名体系来解决网络空间的犯罪，就存在适用漏洞，有时很难认定犯罪。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路空间犯罪的方式、手段也更加的多样。因此，加快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同时，各国应加快针对网络犯罪的立法步伐，使各国在网络空间犯罪方面有法可依，从而发挥刑法的预防和教育功能，使得网络空间犯罪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