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韦努蒂（精选三篇）
劳伦斯·韦努蒂 篇1
关键词：异化翻译,局限性,共谋
传统译论认为译语应以原语为摹本, 并对其实现最大限度的还原, 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价值中立, 应尽可能最大化地避免自身主观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干扰, 即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隐身”。然而, 自20世纪80年代起, 翻译开始出现“文化转向”, 逐渐挣脱“文本转换一元论”的枷锁, 文化、赞助人、权力、译者主体等方面因素逐渐进入翻译研究, 使其研究视角逐渐呈多元化发展。在此发展过程中, 本质上前者用的是“归化”翻译, 而后者用的就是“异化”翻译。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审视, 异化翻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促进异族文化语言以及译者主体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随着翻译的进一步发展, 其局限性也逐渐显化, 故“异化”与“归化”之间的矛盾也一直是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为了更好地调和二者冲突, 本文将对异化翻译进行重新审视, 即对异化存在的局限性进行考量, 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共谋。
1 异化翻译概念解读
早期中国佛教经典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实质上就是“归化与异化之争”。“文派”主张顺应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心理期待, 故经常采用道家术语来译佛经术语, 而“质派”主张宗教经典应不存文饰, 故译文多采用音译, 胡音甚多。不难发现, 后者其实就是早期异化翻译的雏形, 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并没有将之系统地加以论述。直到20世纪90年代, 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Venuti) 首次提出异化翻译 (foreignization) 的概念, 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根据《译学词典》, “‘异化’是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吸纳外语表达方式。” (方梦之2003:03) 由此可见, 异化翻译不仅只是语言层面的异质化, 更是文化层次的异质化。与归化相对, 异化翻译策略要求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 保留原语本来的表达方式与文化意象, 以便为目的语引入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文化意象。为了更好地对此进行阐释, 示例如下:
例一:“ (王熙凤对贾母说:) ‘……举眼看看, 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那些梯已只流于他) ’。”
杨宪益、戴乃迭如是译:“Look, aren’t all of us your children?Is Baoyu the only one who‘ll carry you as an immortal on his head to Mount Wutai1, that you keep everything for him?...”
“五台山”是中国的佛教文化意象, 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 并没有采取意译, 而是采取直译, 保留了原语文化意象, 且为了顺应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并对此进行了加注说明。显然, 这里译者采用的就是异化翻译, 保留原语的文化价值, 彰显双语间的文化差异。
例二: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 金钗雪里埋。Alas for her w
杨宪益、戴乃迭译文:Alas for her wifely virtue,
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poor maid.
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
霍克斯译文: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was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a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此诗中, 有两处地方用典。一是“停机德”, 讲述的是“乐羊子妻断机劝夫”的故事, 这里是赞扬宝钗的妇德。二是“絮咏才”, 讲述的是“谢道韫咏雪”的故事, 这里是赞扬黛玉的才情。此处,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将“停机德”译为“wifely virtue”, 将“絮咏才”译为“Her wit to sing of willow-down”, “wifely”“willowdown”这两个词非常直截了当地对原语做了语码转换, 保留了原语中的文化意象。与之相反, 霍克斯的译文就没有这么直接, 他将“停机德”译为“female virtue”, 将文化含义进一步泛化, 将“絮咏才”译为“One was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具有明显的解释性质。将二者的译文进行比较时, 就不难发现,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典型的异化显现。
异化翻译概念的出现是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最初, 我国将“翻译”称为“舌人”, 可见, 早期的翻译是一种以信息传递为主要目的, 以口头语码转换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 翻译活动不再以信息传递为唯一目的, 随之开始注重文化的传递, 宗教信仰的传播, 政治层面的需求等, 故翻译策略也随着发生变化。异化翻译的出现是异族追求文化多元的结果, 也是译者寻求主体性增强 (即由传统的“译者隐形”渐渐变为“译者现身”) 的结果, 由此可见, 异化翻译的出现,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 事物均有两面性, 异化翻译也不例外。
2“异化”翻译的潜在问题剖析
韦努蒂“异化”概念的提出, 一反译界“译者隐形说” (invisibility) 。“韦努蒂不仅能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作为翻译方法来研究, 而且还将他们置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大语境中来考察, 这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张景华2009:15) 显然, 韦努蒂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 并开始将“隐形”的译者从原语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若对此概念进行细细剖析, 异化翻译存在的问题也会更加显化。
2.1 译语读者“精英主义”限制
若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 翻译的过程可以简单地如下所示:
信息发出者→信息转换者→信息接收者
从原语信息发出到译语读者接收信息, 整个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个信息传递通道 (仅限于双语转换) 。任何一次经过信道, 其“噪音”干扰均无法避免, “噪音”越多, 信息还原度就会相应下降。
“异化”翻译提倡保留原语文化信息, 采取“直译”。此种异质化的处理显然会造成大众读者与译语之间的文化鸿沟 (cultural gap) 。文化层次的差异性就决定了潜在译语读者的有限性, 换言之, 此种“异化”处理将译语的潜在读者就限定在了“精英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例如:
著名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在其作品《录事巴托比》 (“Bartleby the Scrivener”) 中, 曾这样描述主人公:“a sort of innocent and transformed Marius brooding among the ruins of Carthage2” (Lefevere 2006:24) 若译者将之直接译为“他如同天真且转化了的马吕斯将军在迦太基城的废墟里徘徊, ”此处的“Marius”与“Carthage”两个文化意象虽然得以保留, 但对古罗马历史不甚熟悉的普通读者, 对该译文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 这样异质化的处理, 使译文的可读性局限在了“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再如“Here well-fed foreigners could live in their own little never-never land of whisky-and-soda, polo, tennis, and gossip, happily quite unware of the pulse of humanity outside the great city’s silent, insulating walls---as indeed many did.”译者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将句中的“never-never land”直接译为“从未到访的陆地”, 更有甚者, 将之译为“不-不陆地”, 没有文化背景的普通大众读者, 就不会知道这是出自《彼得·潘》中的文化典故, 此处的“never-never land”便相当于汉语传统文化中的“世外桃源”, 译者若不对此进行解释, 普通大众读者对此定会困惑不解。因此, 在诸如此类的文本处理中, 译者应附加相应的附注对文中的陌生文化意象应予以解释, 从而提高译语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正如严复“信、达、雅”中的“雅”, “雅韵”的古言在译语受众间, 并不具有普适性。不难看出, 译者在采取该种翻译策略之前就自动化地将潜在读者设定为了“精英知识分子”, 故其局限性在所难免。韦努蒂也是如此, 在他心目中, 异化翻译的译者和读者都是“文化精英”, 而不是普通读者, 因而异化翻译也被他称为“少数化翻译”或“小众化翻译”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 。 (张景华2009:09) 所以, 其译文的受众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并隐形隔离了普通大众, 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资源分配不公。
2.2 译文“流畅度”受限
德国著名译论家泰特勒曾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中的第三条为译文应该具有原文所具有的流畅和自然。再到我国著名译家严复的“信、达、雅”中的“达”, 无不都在强调翻译流畅度的重要性。译语的流畅性直接关乎译语的可读性, 如果译语的可读性不强, 其翻译的意义何在?例如:
Democracy and Science are the main slogans of the May 4thMovement.
若采用异化翻译, 译文则为“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将“democracy”译为“德谟克拉西”, 将“science”译为“赛因斯”, 尤其是前者, 读上去十分拗口, 且这种“音译” (transliteration) 方法也抹杀了文本含义, 导致译文的可读性大大降低。
类似地,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 鲁迅先生也曾提出过翻译应“宁信而不顺”, 即译语应该保持“洋腔”以引进更多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外国文化, 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若语言不顺, 译语的可读性就会相应降低, 译语读者的理解无疑受限。从该层面来看, 尽管语言的转换过程十分忠实于原文, 但译语读者的接收环节受到了很强的“流畅受限”干扰, 那么最终译语读者所接收到信息又如何能实现最大化地“信”?语言的异质性无疑会造成文本的不连贯, 从而形成晦涩难懂的译文, 其最终的翻译价值无疑会相对降低。
纵观历史, 就会发现“德谟克拉西”、“赛因斯”、“德律风”“英特纳雄耐尔” (方梦之2003:03) 等异化词因为使用的不便早就被社会淘汰由此可见, 异化翻译是不太适合普通大众的, 因为“大众的审美意趣是追求文学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错觉, 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 他们喜欢的译文明白易懂, 看上去不像是翻译。” (张景华2009:09) 就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来看, 流畅性还是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语言是为了信息传递, 交际沟通需要, 在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具有一定规约性的符码体系。若在语言流通过程中, 不能被大众接受的部分定会逐渐被淘汰, 或被升华。在翻译中, 也是如此, 若流畅性受限, 译语读者获取译语信息的真实度就会大受影响, 如果译文大篇幅采用异化, 无疑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 如若这样, “虽译犹不译也。”
2.3 民族文化的“反向调控”
异化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实践, 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策略, 异化翻译具有一定的文化干预功能。它强调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 这有利于发展多元文化, 抵制欧美文化霸权, 保护文化生态。” (张景华2009:09) 显然, 异化翻译对译语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控作用。韦努蒂当时是为了反对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 认为在译语中, 应该保留异族的语言特色与文化传统, 对译入语的文化价值具有一定的抵抗性, 对译语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调控作用。但异化翻译对民族文化是否没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 不恰当的异化外来语对译语民族心理有一定的“反向调控”作用, 例如“lesbain”, 译为“莱斯宾”, 可谓是“异国情调” (foreignism) 十足, 给人以十足的新鲜感。文化由语言承载, 语言反过来对文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随着该词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 对汉语文化的民族心理, 尤其是热衷于流行文化的青少年,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暗示, 久而久之, 对人们的汉语民族心理会产生一种偏离主流文化的引导而产生不良影响。“KFC”“可口可乐”“麦当劳”“耐克”等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很多, 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民众的消费观, 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 一听到“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 就知道是“洋货”, 长此以往, 人们的“洋货倾向”无疑会愈演愈烈, 同时也会潜在地西化民众的传统价值观。
另一方面, 异化翻译还会对译语语言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例如:“上荡 (download) 一个APP只是个小case, 请不要这么歇斯底里 (hysteria) , 行吗?”夹杂了很多异化词, 形成了一种比较尴尬的“洋泾浜汉语 (pidgin Chinese) ”。表面上只是一个语言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也反应出了强势大国的一种“语言输出 (language output) ”, 对较弱势一方形成一种潜在的“文化霸权” (culture hegemony) 。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 一直都对他国进行着大量的文化输出, 这种潜在的“文化霸权”一旦愈演愈烈, 对本国的传统语言文化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 异化翻译虽然有利于引进外族文化, 有利于调控译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但同时, 其“反向调控”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定程度造成译入语的“种族离心”。因此,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应尽量使异化语对译语民族的文化产生积极调控, 为我所用。
3 正确对待异化翻译—“共谋” (collusion)
“共谋”是20世纪8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来的, 她认为“我们与很多事物共谋的时候, 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赞同, 相互认可。” (Bassnett 2001:26) 巴斯奈特认为原作者与读者、译者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谋, 作为以“文化构建”为终极目标的概念, “共谋”较好地实现了异化与归化的统一。例如:
在英式英语中, 有一种比较传统的说法:
“I think you were born at Hogs Norton.” (Lefevere 2006:17)
若译者在翻译时, 完全采用异化, 将之译为“我认为你是在霍格斯·诺顿村出生的。”对于不了解英国传统文化的汉语读者来说, 对其语义完全是陌生的。此时需要译者对“Hogs Norton”进行附加说明, 即“Hogs Norton”是中世纪英国牛津郡的一个小村庄, 往往用来形容对方无礼。若将译文改为:“恐怕你是在霍格斯·诺顿村出生的吧, 这么无礼。”既保留了原语中文化意象, 具有异国腔调, 语义也十分明晰, 可读性也较高, 实现了原语发出者与译语受众的高度契合。显然, 译者在进行后种处理的时候, 既考虑到了原作者用典的文化动机, 也考虑到了目的语的阅读期待, 显然此时译者与原作者以及目的语读者之间,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谋”。
异化翻译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 在翻译的过程中, 并不是一味地采用“归化” (domestication) , 或一味地采用“异化” (foreignization) , 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实现翻译充分性 (adequacy) 与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的最高契合。
4 结语
异化翻译打破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应该隐形的概念, 开始将译者从次级从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开始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使译者边缘化的地位开始得到改善, 这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 对译语民族文化起到了重新调控作用, 使之更加多元化, 更加富有生机。但事物都有两面性, 异化翻译也有潜在的局限性, 即潜在的“精英主义意识”, 过度异化会使译文流畅度受损, 降低译文的可读性, 在重新调控民族文化的时候, 消极影响也无可避免等。从研究的历史观来看,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因此, 这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 能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及译语读者的阅读期待等因素, 而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实现译者、原语作者以及译语读者间的“共谋”, 实现语言与文化传递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3]Susan Bassnett, Lefevere A.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Literary Translation[M].Beij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1.
[4]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5]马会娟.对Lawrence Venuti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3 (1) :26-30.
[6]屠国元, 朱献珑.翻译与共谋—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译者主体性透析[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6 (6) :154-157.
[7]卫薇.英语外来词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J].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 (教学与管理) , 2014, 24 (3) :74-76.
[8]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9]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0]张景华, 白立平, 蒋骁华.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鲁迅和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篇2
关键词：异化 信 后殖民
归化/异化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一种方法即是“异化”，后一种即“归化”。异化的翻译，目的是尽量保留源出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通过异化的译文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异国的先进文化和异国语言的特点，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法，补充本民族文化之不足。鲁迅和韦努蒂是中西方译界提倡异化翻译观的重要人物。本文将对他们的异化翻译观作个梳理
比较。
一、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观
鲁迅是中国异化翻译观的先驱。他的异化观本质上是语言上的异化，“宁信而不顺”是其集中的体现。在鲁迅翻译活动的初期可以看出其翻译思想还深受晚清译风的影响，没有异化的影子。晚清时期，统治阶级“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的提出,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他文笔优美、流畅,落笔如飞。而且他翻译中的随意删增与改写也成为当时翻译的潮流。鲁迅早期对林纾的翻译非常着迷，一有林纾的译本，鲁迅必将其买下。但后来在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后鲁迅的翻译思想有了转变。他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实际上，就林纾的译文而言, 他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但严格地看,他的译文又并不是纯粹的“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显然因为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够用，林纾“译文里有相当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很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猛译”。因此林纾的翻译已开始有 “异化”的痕迹。
鲁迅认为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顽疾的目的。如果翻译失去了“信”，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
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当然，“宁信而不顺”并非不要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 “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因此，“宁信而不顺”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它是鲁迅通过翻译借鉴外国文化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其目的是要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及先进文化。但这种策略是在当时是有限的。
二、韦努蒂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翻译观
施莱尔马赫归化/异化的划分对韦努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同的是，韦努蒂将异化/归化置身于后殖民的语境下来研究, 提出归化翻译是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他指出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这样一种背景使得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为此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思想提出异化翻译的策略，将异化翻译定义为：那种保留原文异国情调、故意打破目标语规约的翻译。通过异化翻译韦努蒂认为可以体现他者的声音，抵抗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者话语的侵蚀，让英美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因此异化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抵抗式翻译，此外，韦努蒂还认为古语化翻译策略是异化翻译的重要方面。异化翻译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材的异化和翻译语言的异化。即：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原文，用正统话语（如透明的话语）来翻译它；或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属于正统的原文，但却用边缘话语（如古语）来翻译。同鲁迅相似的是，韦努蒂也认为异化只是一种取向，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绝对化的概念，异化翻译中会有归化，反之
亦然。
三、两人异化观差异
劳伦斯·韦努蒂 篇3
1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殊途同归”
鲁迅提出“直译”, 甚至是“硬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输入新的思想。从语言层面上看, 是为了改变汉语语法不精密的弊病。在更严肃的政治层面上看, 则是保种救国。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原则则是故意保留异质性成分, 以抵抗英美语言, 文化和政治霸权, 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然而二者在不同的主观动因下, 却提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体现了“殊途同归”之妙。
2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归”
首先,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归”体现在, 它们都与高尚的政治目标相联系。
鲁迅所处的时代, 外有民族侵略, 内有阶级压迫,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鲁迅怀着救国的梦想, 弃医从文,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直译”乃至“硬译”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提出是在上世纪末, 英语在世界范围占绝对霸权, 且如前所述, 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他对此深恶痛绝。学者吴钧曾指出:“韦努蒂也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 把翻译策略与权力, 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的。” (吴钧, 2009)
其次,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归”体现在二者都具有过人的气魄, 敢于挑战, 敢于“破”, 才能够追求“立”。
鲁迅标举“直译”, 不仅是对老师严复, 林纾等的背叛, 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同样, 韦努蒂也是敢于“破”, 追求“立”的勇者。归化是英美翻译文化的主导。而韦努蒂却坚持不走寻常路, 可以看出他身上所具有的挑战精神。另外, 我们从他所提出的术语, “少数化翻译”“抵抗”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最后,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归”还表现在二者在文化交流中强调文化差异, 在翻译活动中追求“存异”而非“求同”。
鲁迅在自己的翻译活动中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认为世界上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
鲁迅意识到“它原是洋鬼子”, 也就意味着他认识到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鲁迅不主张“削鼻剜眼”也就意味着, 他在翻译活动中追求“存异”而非“求同”。 (鲁迅, 1984)
韦努蒂在翻译活动中, 也极力强调文化差异, 这可以在他的论文集《反思翻译》 (Rethinking Translation) 的序言中可窥一二。
他认为:“抵抗式策略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 (王东风, 2008)
由此可见, 两位处于不同时代, 不同国度的翻译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 确实有一些交集, 但也存在一些迥然不同之处。
3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异”
首先目的不同。对于鲁迅来说, 译入语处于一种劣势地位, 因此, 他想通过采用“直译”的策略为译入语输入新的表达法, 发展译入语。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强”。而对于韦努蒂来说, 译入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 因此, 他想通过采用“抵抗式翻译”的异化策略, 为其它民族语言争取平等地位, 抑制文化霸权。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自抑”。
其次, 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异”体现在二者思想的具体提法不同。这也折射出了中西翻译理论之间的区别。鲁迅的翻译思想体现在他的译文序跋中。他虽然提到了“归化”, 却并没有明确提到“异化”, 而只是标举“直译”和“硬译”。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却有专著论述, 并且大胆使用“少数化翻译”和“抵抗式翻译”, 大举标举“异化”。这也正体现了中西翻译理论互为区别的一对命题:“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保守性与求新性”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鲁迅与韦努蒂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却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一方面我们又一次见证了鲁迅作为一名杰出的翻译家的远见卓识和其观点的前瞻性。同时也说明两位学者的相似理论有其存在价值和闪耀光芒 (许钧、穆雷, 2009)
参考文献
[1]鲁迅.“题未定”草[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中国翻译.2008 (2) :5-10.
[3]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