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精选十篇）
大跃进 篇1
就在内资、外资热烈进入风能领域时，关于风能上网电价、企业税收优惠等系列扶植性政策却“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风能投资还能高歌猛进多久?
“大跃进”
2006年时，风能上马项目很多，但是发电量和上网电量都很少，大量风场资源被闲置。而2007年开始，当年风电装机总量就超过了过去5年总和。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表示，内蒙古、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区风能发展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全国风能装机能达到2000万千瓦，到2020年能达到1亿千瓦。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风能顾问陈通谟更为激进：到2010年，全国风能装机将达到2770万千瓦，成为世界四强，到2015年将进入三强。
的确，《可再生能源法》发布以后，强制性的节能减排工作为风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带来了机会。
2007年，全国电力装机4250万千瓦，风电仅有123.89万千瓦，占2.9%。到2008年底，风电占比将达到5%，15年内，全国将实现电力资源风电互配的局面，发电装机1亿千瓦，外送能力达到4000万千瓦，外送电量达到1750亿千瓦时 (相当于两个三峡水电站) 。届时，煤电及燃油发电装机占60%，风电将达到36%，水电及抽水蓄电达到3%，光电及其他发电占1%。
于是，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投资成为热潮。
河北宣布要将张家口打造成全国最大的风能基地，并在2007年已经实现风能装机30万千瓦。而甘肃省则宣布打造“河西走廊风能产业带”，理论上该地区风能潜能在1.25亿千瓦。
“求大”误区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风电设备委员会秘书长祁和生告诉记者，目前国产风能设备还不具备技术优势，多数设备采取进口的。另外，国家电网还没到位，电网建设跟不上风能发展速度，他很担心这些风能发电后如何输送。
“这么搞下去，有人要赔钱。”祁和生说，发展还是太快了。
陈通谟认为，当前各地大力发展风能，以下几个现象必须加以注意。
第一，很多风能大省在追求风能上马规模上，提出风机大型化。单机容量在2兆瓦的设备已经在内蒙古出现，但是大型风机多是进口，加上现在风电设备是卖方市场，风机价格高涨。
第二，甘肃、河北、内蒙古等地都提出了打造世界级大风场的口号，地方政府都认为风厂规模越庞大越好，但是风电具有不稳定性，越庞大的风场给电网带来的压力越大。
第三, 招投标制度需要改革。在2006年时，曾采取风电“最低价中标”的办法，导致了大部分投资商退出风电。如今发改委等部门采取“一企业一议”、来核准企业电价 (发、根据风电企业的位置，成本、等因素来核定上网电价) ，行政成本高，而且对企业并不公平。
第四, 政府定价也需要改革。目前风电企业上网电价从0.3元到1.2元不等，曾出现过浙江风电企业上网电价1.2元，而内蒙古风电企业上网电价0.3元的严重不平衡电价情况。虽然各地成本不同，但也应采取市场定价的机制。
政策博弈
很多上市公司进军风能时，都对外界表示风能发展前景广阔，甚至称项目利润率会在15%以上。
但记者从华能、大唐等风能巨头了解到，风能上网电价仅仅是“保本价”。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全区风能平均发电成本为0.45元/度，上网电价为0.51元，每度电仅有6分钱的利润空间。但是每个风能项目动辄投资数亿乃至数十亿元，回收成本速度特别慢。
华能吉林公司一位人士介绍，企业希望风能上网电价提高到0.58或0.60元，风能产业才能真正实现盈利。另外，对于参加CDM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 的风能项目来说，该给予何种政策优惠，国家至今没有说法。
大跃进的往事 篇2
大跃进掺杂着各种对与错，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错了。
那时共产党人一心想“超英赶美”，于是全国上下执行党的指示，各行各业争做第一。
爷爷说，他那时作为村镇干部，别人做，自己也稀里糊涂一起做，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那时说粮食产量要赶上美国与英国，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人们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口号鼓动得热血沸腾，每个人都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任何冷静的反对声音都听不进去。其实对于大跃进，原本反对的人就不多，能坚持反对到底的人更少，而且，后来那些反对的人大都受到了批斗与迫害，于是剩下的那些少数呼声很快就湮没在人们愚蠢的激情里了。
那时村里各生产队相互比拼，据爷爷说，墙报上还有评比栏，用图案清楚地标示出先进与落后的队伍。第一名是火箭，第二名是飞机，第三名是火车……最后一名是乌龟，还要被人骂为“乌龟王八蛋”，而且生产队长还要做检讨，开大会时被通报批评。于是各生产队明争暗斗起来，当时普遍开展的积肥比赛就斗得很厉害。
爷爷队里人早出晚归，铲草皮，烧土灰，一刻也不休息。但积的肥堆还是比邻队的小，有一个队员不服气，去偷看邻队是如何做的，结果发现，邻队在田中间扎个稻草堆，再盖上一层草皮、土灰，帐篷似的肥堆就做好了。于是其他队纷纷效仿，一时间歪风遍地走。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不胫而走。各个县每天都在报纸上“放卫星”，甚至有的县把亩产水稻吹上一两万斤，要知道，即使现在杂交水稻也难以实现如此高的产量。当时最出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这也为随后的大饥荒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大炼钢，这也是大跃进的组成部分。人们分析了这件事的错误：群众不是专业工厂工人，而且也没有技术,更没有设备与资源，大炼钢从何谈起？但为了响应“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号召，村镇田间地头都建起土高炉，有了设备，总得有材料呀。于是家家户户收集破铜烂铁，锅碗瓢盆，丁零当啷地送进火炉的血盆大口里。
其实想想也明白，一个不专业的炉，一堆破铜烂铁与锅碗，能炼出好钢吗？但那时人们热情高涨，村里组织好多人砍树做燃料，导致树木急剧减少，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开始发生，农村强劳力都去大炼钢，土地必然会撂荒，大饥荒的隐患在当时就已种下。但当时人们对将发生的灾祸一点也没察觉，连学校也罢学炼钢，谁如果表现好，积极主动，就成为火线英雄，披红戴花。晚上休息，到了学校食堂，红烧肉，鸡蛋汤，大米饭……随便吃！人们把瘦肉吃了，肥肉扔了，米饭扔得到处都是。爷爷叹着气说，物极必反啊，到了极点，必会引发灾难，于是1960年大饥荒来了，饿死了很多人。
那些炼密切地出的钢铁，跟豆腐渣似的，基本没用处，整个大炼钢运动，国家总计损失200亿元，至于由此造成后来的大饥荒，则是后话了。
城铁“大跃进” 篇3
“要参加的项目论证太多，很多城市都在行动。”作为曾参与过中国第一条地铁修建工作的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7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已经记不清今年受邀参加过多少次地下轨道交通项目的论证了。
他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已经有33个城市上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其中已审批31个。在2020年之前，全国各地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其中主要是地铁投资。
在当今中国，地铁梦就像滴在宣纸上的墨汁，正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迅速蔓延。7月14日，武汉地铁8号线一期工程项目选址意见书对外公示；7月18日，昆明地铁3号线在市中心多节点开工；7月19日，为给郑州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建设让道，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水利行业博物馆——黄河博物馆被拆除平移。
几乎同期，美国《纽约时报》在其头版文章中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7年内，纽约市将建成公众期盼已久的第二大道地铁线的一个约3.2公里的路段。而同样的时间里，位于中国中部人口达900万的武汉市计划建成一个全新的地铁系统，该地铁的总长度将近225公里。
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只有10条地铁线路运行，2010年增至48条，2015年则预计会变为96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有可能变为289条。
“实际上，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走过的历程，未来还会更快。”王梦恕坦言，“当然值得骄傲，但同样，不能缺少反思。一些城市会刻意加大项目强度，压缩周期，目标是在市长卸任之前通车。”
建地铁好不好？
自1863年世界第一条地铁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以来，地铁便因其占用土地和空间最少、运输能量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环境污染最小等优势而成为备受推崇的理想交通方式。
据调查，在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著名大都市，城市轨道交通所承担的客运量可占城市总客运量的50%～80%。
但鲜有人知的是，自问世以来，地铁便因其修建和运营成本过高而饱受争议。
据王梦恕介绍，在中国，地铁修建成本每公里约5亿元，如果按一条地铁长30公里计算，其修建成本或可高达15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总额。
“一个城市修建地铁必须经过谨慎的规划，否则就会变为百年遗憾。” 曾主编我国第一部《地下铁道设计规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表示。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纽约地铁的第二大道线最早在1929年被提出，直到2007年才被正式批准动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预算对风险的重重考量。现任纽约联储董事会董事凯瑟琳•威尔德曾说：“我们并不是不热爱第二大道线，而是我们要权衡利弊，选择当下最合适的项目来建设。”
而在中国，问题却变得简单许多。中南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所教授王成立表示，除了西部极其贫困的省份，地铁梦几乎“存在于所有财力尚可的城市”。
“要选择一项交通方式大力发展应看两个条件，一是客流量方面是否有需求，二是财政能力是否匹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董黎明教授说，“有钱没需求和有需求没钱都有问题。”
不过一些观察者发现，“有问题”的城市并不少。比如，南宁市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是231亿元，光修建地铁一项，就需要花掉全市4－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比如，无锡的客流量根本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每小时3万人，王梦恕在论证时提出“人不够”，但当地官员告诉他：“财力够，可以先修建，后发展嘛。”
政绩驱动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秘书长张雁曾对媒体测算：“地铁项目每投资1亿元，将带动GDP增长2.63亿元。以地铁建设投资一万多亿计算，将拉动3万亿以上的GDP增长。”
一些城市的地铁线路偏爱修到郊外，甚至通车时站外还有耕地。对此，王梦恕表示，原因之一是建设成本低，可以明挖施工。而且越是在郊外地铁沿线，空置的土地越多，地方政府可借此推高土地出让金。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利益纠葛相当严重。”王梦恕说，“技术干部很无奈，要坚持方案，对不起，就不让你设计了。”
一些观察者曾发出质疑，在国家立法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情况下，一些刚过标准线的二三线城市如何敢耗资涉足几倍于自身财政收入的地铁建设。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亚平表示，一些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物，设立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大笔融资，“本来政府只有20亿的资本金，通过银行贷款替换，甚至可以融到200亿，10倍的杠杆效应。”
“这么多项目密集地上马，城市之间都在你追我赶。”王梦恕曾在几个城市发现工期规划被缩短的情况，“领导们无不希望快一点。”郑州市地铁公司副总工程师赵运臣说，郑州本来规划在5年内建成两条线，如今则希望把建设强度变成5年内建成4条线，“长沙、武汉搞得很厉害，同样是省会城市，我们当然有压力啊。”
饶有意味的是，就在当年苏州、无锡先后获批建设轨道交通项目之后，同属“苏锡常”板块的常州的网络论坛上便出现了这样一条热帖：在轨道交通建设上常州又一次落后半拍意味着在苏锡常板块被边缘化，常州如果不跟进，在投资环境、综合实力上就要丢分。
显然，地方政府之间的地铁建设之路正被赋予便捷交通之外的更多意义。
除了申报与建设，较劲还体现在设施上。
王梦恕表示，一般来说在修建一公里地铁的花费中，设备占四成，土建占六成比较合理。而在现在各个城市的地铁建设中，比例接近了五五开。
这个修了一辈子地铁的老院士觉得，地铁越修越豪华，7成的用电量都用在不该用的设备上，只有3成的电用在牵引地铁上。
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几位专家都将日本东京的轨道交通发展史作为参照，尽管这座城市304公里（不包括地上城铁）的亚洲第一地铁里程已在前年被上海超过。
一位研究者表示，在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中，徒步10分钟就能找到地铁口，在市中心，或许只需要5分钟。在这里，地铁规划完全融入了城市规划，“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个1927年便建成地铁的城市，也曾出现过一段“混乱时期”。那是二战前的东京，其轨道交通建设出于国家许可制度下的随意状态，“只要申请就可以开建”。随后日本形成了轨道交通潮，而规划常被随意修改，一些线路则延伸到农村，致使出现乘客流量不足，经营亏损。二战后，日本方结束之前缺乏计划的发展模式，每隔5年或10年便配合城市规划进行一次轨道交通规划调整，方形成今日局面。
毫无疑问，没有人希望曾发生在日本的一切，在今日的中国重新上演。
“要解决交通问题，根子还在于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相互配合，使得城市各个部分的就业与生活相对平衡，尽量减少因规划失误而制造的交通出行量。”董黎明说，“地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然而，某种程度上，地铁热正以无可阻挡的态势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与地铁有关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被裹挟到这场大潮中。比如，太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已进入国家审批程序。比如，石家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在进行评审。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就滇西中心城市轨道交通概念规划征求各界意见。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原所长董焰前不久曾对媒体表示，预计未来我国将有229个城市发展城市轨道交通，2050年规划的线路将增加到289条，总里程数达到11700公里。
高铁的“大跃进” 篇4
出乎意料的是, 仅仅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高铁时代便已来临。据铁道部统计, 截止2010年10月,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7055公里, 居世界首位。目前, 北京至天津、武汉至广州、郑州至西安、上海至南京等高速铁路已开通运营, 运营速度达到每小时350公里, 居世界之最。
毋庸置疑, 这的确是创造了中国速度, 这速度在国际上也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 这速度还在加速。按照铁道部的规划, 到2020年, 中国要建成“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 贯穿京津至长三角、珠三角, 连接西部与中东部;营运里程, 到2012年, 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将超过1.3万公里, 到2020年, 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显而易见, 一个来势更猛的高铁建设热潮已奔腾而来。
客观上讲, 高速铁路网建设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容小视, 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投资拉动的主力, 它可以缩短空间距离, 加强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联系, 为产业转移提供更大的空间。问题是, 如此快速发展、大规模建设会不会重蹈大跃进覆辙?
大跃进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 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 不能急于求成, 要立足于基本国情, 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在经济总量方面, 我们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不可忽视的是, 我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 全球排在105位左右。我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1美元收入的标准。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以及教育等许多民生方面, 还需大量的资金投入。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 我们不禁要问, 短期内在高铁建设上如此大手笔投入资金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
据悉, 每公里高铁建设投资约1.3亿元, 仅2009年, 铁道部在高铁上的投资超过1万亿元, 占国家“4万亿”总投资的近三分之一。如此高投入、大规模的高铁建设, 能不担心会由此带来财务风险吗?能不考虑会由此影响高速公路、地铁、机场等综合运输体系的均衡发展吗?
更何况, 高铁票价昂贵, 对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的中国人来说, 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坐不起。以沪宁高铁为例, 一等座和二等座的票价为233元和146元, 同路段动车组的一等座和二等座的票价分别是112元和93元, 而普通列车的票价仅为47元, 高铁票价分别是动车组票价的2.08倍和1.56倍, 是普通列车票价的近5倍和3倍。
如此昂贵的票价, 让很大一部分乘客望而却步, 尤其是广大民工, 乘高铁似乎成了奢望。从初衷讲, 国家投入建设高铁, 理应惠及所有民众。但目前, 由于高票价等原因, 高铁成了部分高收入者的专享交通工具, 成了服务富人的“专利品”。这等于全国纳税人出钱, 为部分高收入者提供了舒适便捷的出行服务, 使得这样的高投入并没有真正成为惠及普通老百姓的民生工程, 未能带来良好的、普遍的社会综合效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在高铁建设上的投资方式, 是不是资金的使用率最高、最合理呢?在当下, 如何使有限的财政收入解决最急需的民生问题,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 笔者并非反对建设高铁, 只是担心高铁如此快速发展会重蹈大跃进覆辙。更何况, 无论喜欢与否, 中国高铁时代终究还是到来了。现在方方面面所关注的重点应该是, 如何使这样一个高投入的高铁系统能够高效运营, 更好造福民众?如何使建成的高铁物有所值、真正惠民?
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 篇5
一、跃进时期：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二、文革时期：
1、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2、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4、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5、毛的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6、服从毛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7、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8、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9、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10、知识越多越反动。
11、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12、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13、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14、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口号大全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12、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3、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吸袋烟.14、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15、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16、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7、河水急,江水温,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18、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19、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20、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21、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22、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23、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24、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25、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26、牛羊儿似珍珠，颗颗闪光耀；蒙古包似花蕾，朵朵欲放苞。台上烽烟不再起，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诗：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投给客船以果实
28、下面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诗：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
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风电“大跃进” 篇6
2009年，有两个词最热：H1N1、低碳经济。而随着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后者在一夜之间，蹿升为全球数十亿人最热衷谈论的话题。
未来10年，低碳能源将迎来最值得期待的产业发展机会。而被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最成熟、最具规模开发条件和商业发展前景的风力发电，无疑被寄予的希望更大。
中国“风速度”
事实上，过去数年，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可谓是“风驰电掣”，以至于被专家诟病为“大跃进”、“一窝蜂”等。
最新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超2630万千瓦，比2D08年翻番还要多，并有望从全球第四跃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在过去三年，其总量也近乎成倍增长，远高于40％的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国内风机产业自2004年就陷入疯狂扩张热潮，从最初6家猛增到现在80多家。
但颇为尴尬的事实是，
2D08年中国拥有的1221万千瓦风电装机中，实现并网发电的只有894万千瓦，也就是说、至少28％的已建风电设备没有正常运转，“入网难”成为限制因素。而已投入使用的国产设备，也因为未掌握核心技术，常出现“罢工”现象。
这是危险的信号。为此，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不得不将2020年风电的总装机容量目标，由原来的3000万千瓦调整为1亿至1.5亿千瓦。2009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也接连下文，将风电制造产业列入水泥、钢材等六大产能过剩的领域之一。
朝阳般的风电产业，为何发起“高烧”?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能源结构的不合理。目前，我国主力能源依然是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达70％，制造、排放了八成左右的温室气体。但其直接原因，世界风能理事会秘书长斯蒂夫·索耶认为，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鼓励，它一直向市场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
这一切有迹可循。2003年，国家发改委首次实施特许权招标，随后提出风电设备招标国产化率需达到70％的硬性指标；2005年，国务院颁布《可再生能源法》，随后出台一系列配套法规：2D0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2008年，财政部对风电设备企业部分项目，在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2009年，国家发改委还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依次对应四种风电标杆电价水平。
但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中国来说，节能减排的压力素来沉重。而官方人士又在日前称，我国可再生能源计划在2020年达到能源总供应量的20％。因此，可以预料，至少未来十年之内，国家依旧将采取积极发展风电的鼓励性政策。
似乎已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在2009年已经启动第一批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知情人士称，将针对风电机组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可靠性、质量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技术要求，并将其最终反映在可利用率评价指标上。
可以想象，如果这种市场准入政策建立，必将导致风电设备行业一次大洗牌，多数无法迈过技术门槛的企业，或将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风电设备的产能继续“过剩”。
河南“捕风”
相比东南沿海、内蒙古、新疆等地区来说，河南的风能资源并无优势可言。根据气象部门普查，河南主要有三个风区：一是位于方城县的“南襄通道”，二是黄河故道，三是豫东平原。也就是说，放到整体的大环境中，河南属于弱风区，风力资源相对贫乏。
尽管如此，河南也不愿意错过风电产业的“高速列车”。
依据2005年编写的《河南省风能资源评价报告》和《河南省风电场选址报告》，河南省规划在2010年实现风电装机容量20万千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8年3月21日，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气象局正式启动全省风能资源观测网建设和测风塔选址工作，重点测评太行山东南部余脉山区、信阳的大别山区、豫北黄河故道区等5个风能相对富集区。
在此之前，由中国大唐河南分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三门峡风电项目，
期工程已动工建设，并于2008年8月25日投产。该工程投资2.9亿元，总装机容量2.6万千瓦，包括17台15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
继大唐之后，同属五大国电公司的中电投，也在河南上马风电项目。2008年1月15日，中电投河南分公司投资2.449亿元，建成总装机容量为2.325万千瓦的南阳方城风力发电项目一期工程，31台750千瓦机组也全部投产发电。
如果说财大气粗的国电公司，在各地跑马圈地、开发风电是意料之中，那么河南并不太为人知晓的民营企业，抢分河南风电市场蛋糕，则可以算是爆出冷门。自2007年开始，信阳弘昌电力公司投资近12亿元建设的信阳风电项目，包括黄柏山、鸡公山、天目山、大别山等4个风电场，已相继动工，总规模达13万千瓦，拟安装124台风力发电机，年发电量有望达到3亿度。
据了解，该电力公司的母公司，是2008年位列河南民营企业百强第六位的信阳弘昌集团，其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欧洲银行及当地银行的贷款。
与此同时，大唐、中电投在河南的步伐也未停止，其风电项目二期工程或已开始建设，或正着手准备。按现在的情形看，到2010年，要完成河南最初规划的20万千瓦目标，已不成问题。甚至有人乐观估计说，河南将来有望建设100万千瓦的风电规模。
不过，上述猜测充满变数，而风电项目的迅速升温势头，也许不会持续太久。其主要原因在于，河南的风能资源有限，而已投产的风电项目，运行也不太乐观。“河南省的风电场都在三级以下，发电效率比较低。”河南省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李英表示，在河南，风电并不是发展重点，其发展也不具有指导性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南在风电产业的探索就此终结。在无法逾越自然资源的客观限制时，河南又筹谋在风电设备研究、制造领域寻求突破。其实，早在建设风电项目时，河南省已开始大力支持风电配套设施的发展。目前，已在长葛成立了河南风力发电工程研究中心。在新乡、焦作、许昌等地，也纷纷建成了风电设备研究与制造基地。
2008年5月16日，河南省又跨出关键一步。由河南省科技厅牵头，许继集团、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名都风电有限公司、郑州机械研究所等十几家企业、科研院校共同签约，成立河南省风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是国内第一家宣告成立的风电联盟，也是河南省第一个基于产业技术创新而成立的战略联盟，联盟内企业的产品，在行业内都有一定优势，并形成风电机组的一条完整产业链。
有业内人士预测，这将提升河南省大型风电安装成套装备设计和制造水平，使河南省的风力发电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河南风电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甚至有望在3年内形成300亿～500亿元的产业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产值1000亿元以上。
这只是乐观的估计。事实上，随着国家取消对“风电场国产化设备须达到70％”的政策限制以及相关市场准入政策即将出台，已出现“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行业，绝大部分的企业都难以存活，只有几个龙头才能屹立不倒。
何况，与国外企业相比，目前国内企业并未掌握风电设备的核心技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买来国外的技术方案，“比葫芦画瓢”地仿造设备，导致使用时不稳定，甚至常出现故障。要想在短期内，突破困扰中国风电产业多年的技术问题，不亚于蜀道之难。
千城乱象:中国城市的大跃进 篇7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城市都一样。
最好的城市——这一概念, 通常没有笼统的答案。广义上, 好城市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 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狭义上, 因为城市中人的好恶不同, 好城市的标准被以不同的语境解构。
因此在常识中, 好城市往往要匹配不同人的习惯、爱好, 以人为本, 但这看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城市化浪潮, 就误读了城市的概念。“大跃进”时期, 中国城市要工业, 要抹杀商业。全民大炼钢铁、工业盲目冒进, 苏联式建筑以北京为起点, 每个城市都有严肃的方块加立柱式礼堂建筑, 楼房开始替代平房, 因为要容纳更多的人到城市大干工业。苏北盐城要搞成100万人口的大城市, 湖南株洲要把20万人口扩容到60万—80万人, 湖北襄樊的远景是120万人。
《时代周刊》描述当年的中国城市图景:北京、上海的天空飘散着冶炼金属的黑烟, 人们在苏联风格的大楼前喊着口号。
当政者意识到城市规划出了严重的问题。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 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决定。在此后的四年里, 全国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
时至今日, 摆在中国城市建设者的难题中, 城市怎样有个性, 仍是未解。
个性被中国城市误读。当年苏联式建筑遍地开花的图景, 今天变成欧式建筑的泛滥——白宫几乎是多数城市政府机构的图纸, 政府大楼、法院、检察院, 山寨白宫从萍乡市、温岭市、九江市等三线小城一路奔来, 占据了上海、重庆的法院, 厦门、南京的区政府。
建设者将自己搬进白宫, 目光随之瞄向纽约。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伯吉斯教授于1923年提出的CBD概念开始泛滥中国。纽约是样本、洛杉矶是样本, 东京、大阪为建设者提供了最为捷径的参考。
1992年中国城市规划者开始对CBD进行相应的研究, 这三个字母组成的概念随后被误读成“高楼广厦千万家”。1996年, 深圳地王大厦落成, 以383.95米的高度再一次论证蛇口速度与高度成正比。深圳CBD开始初具规模。
1994年,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 但在彼时, 它还是上海浦东天际线的突兀。但在之后的十几年, 上海高楼建设突飞猛进, 到2008年底, 上海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有400多幢, 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香港, 成为全球高楼建筑数量第一的城市。
有人在上海本地论坛贴出这一数据, 兴奋地称:上海藐视世界高楼。但写作《城市季风》的学者杨东平说:上海高楼, 或者说全国的高楼, 或许只是中国淡漠文化, 追功逐利的一种表象。
大消费
中国迷恋CBD, 要洋为中用。CBD需要高楼, 于是规划高楼;CBD需要中央大道, 于是规划中央大道;CBD不需要阳光普照街道, 于是城市街道都埋没在高楼广厦的阴影下。对于中国城市, CBD不仅仅是中央商务区, 更是国际化。
数据表明, 2003年, 中国40多个城市, 包括一些县级市提出要建自己的CBD。而这一年, 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于是越来越快。中国人用高楼进入国际视野, 参与世界级千城一面的竞赛, 外国人则用商业快速填充中国高楼, 顷刻间, 千城一面的高楼城市, 也拥有千城一面的商业景观。
1990年, 麦当劳在深圳开出中国第一家餐厅;两年后的北京王府井, 世界最大的麦当劳开业。这家代表着美国快餐文化的餐厅在广州开张时, 创造了麦当劳史上的最高销售额纪录。
麦当劳代表着快速——快速饮食、快速扩张、快速消费。但中国城市建设远比麦当劳快速, 一家国际快餐店在中国毫不费力地崛起, 中国城市人正享受着汉堡可乐的国际化礼遇。同时, 越来越快的饮食映衬了越来越忙碌的城市节奏, 千城一面的高楼下, 是千城一面的人群, 咀嚼着麦当劳、拿星巴克怀揣着小资情调, 在高楼间疾走、在写字间奋斗、在夜晚酒吧咆哮, 中国城市经历着从忙碌到盲从的难眠夜晚, 呐喊着向国际大都市迈进。
也正是越来越快的中国经济发展, 造就越来越多的财富, 中国大城市开始消费越来越昂贵的奢侈品。当年稍显昂贵的麦当劳, 现在则被调侃成“吃顿西餐”;曾被视为时尚的皮尔卡丹服装显得越来越土气。
于是中国城市需要更昂贵的国际化品牌来装点。1992年, LV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开设内地首家店, 此后, 分别在上海、深圳、广州开店。国际大品牌攻占每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北京华贸写字楼里有奔驰、阿玛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里, LV、卡地亚、爱马仕是标准配置;天津新落成的第一高楼津塔将入驻玛莎拉蒂。而LV在南宁CBD开业时, 有人在网上惊呼:城市人或成为奢侈品的奴隶。
2010年中国城市消费排行榜上, 上海、深圳、广州位列三甲。而中国内地人在购买奢侈品上的花费, 从2008年的消费1410亿元人民币, 增加到2009年的1556亿元人民币。这同比增加的10%, 是中国内地城市楼宇间的奢侈写照。奢侈的消费主义已经将城市主流商业改造得千篇一律——随之, 每个人都向着豪华品牌迈进, 在无数的高楼写字间里挣扎着, 为自己制造千城一面的财富幻象。
大改造
曾有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学生, 在毕业论文中阐述“中国城市建筑的相似性”, 其中有一章为“考察中国城市特质”, 这一章有个别致的标题:发现城市。
中国的城市还有多少值得发现?2013年2月1日, 《人民日报》以《“千城一面”是城市之悲》为题发文, 其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我们眼前变得‘摩登’起来:一样的玻璃幕墙、一样的立交桥、一样的大广场……漫步其中, ‘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早已成为一种久违的体验”。
因此, 发现一座城市, 就可能发现了所有城市, 这莫不是一种悲哀。
城市老旧建筑最可能诠释这座城的性格和历史。但在宏大的城市建设中, 千城一面导致了老建筑或被拆除、或被围困。
2001年, 陈凯歌拍摄了一部10分钟的短片《百花深处》, 影片讲述北京一家搬家公司, 来到已被拆除的百花胡同, 同屋主在废墟上回忆四合院的本貌, 而背景, 则是北京和其他城市相差无几的林立高楼。
或许艺术能浪漫地勾勒出老北京的图景, 却无法遮掩残酷的现实。《百花深处》带有批判性地描摹北京大规模拆迁。2006年, 推土机开进北京前门大栅栏, 百年街区随后被夷为平地。
而在此之后, 前门、大栅栏建起商业步行街, 和每一个城市的步行街一样——仿古建筑、老字号夹杂着国际商业进驻, 一个不知被翻版了多少遍的商业地产项目, 在北京前门复制、在上海石库门复制、在广州城中村复制、在武汉汉正街复制。
2009年8月, 广州启动市区内9个城中村的拆除工作, 在转一年的亚运会来到前, “最广州”的城中村将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 是有当地特色的握手楼。当地研究城中村多年的蓝宇蕴教授曾呼吁, “改造不一定就是大拆大造”。
这句话点中了中国城市高度一致化的死穴, 千城一面的城市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大拆大造来完成这一路径的。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当所有的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 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
忘记老城。城市的更新速度和GDP一同奔跑, 一个人若离开城市数月, 便能有一种“山中方一日, 世上几十年”的感觉。
也就是说, 千城一面的步伐越来越快, 越改越多, 却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大成本
现在, 中国城市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有信心, 用世界级建筑的高度, 向全球宣告:我们国际化了。
城市变大、变高、变一样, 不是城市人自己的作为, 千城一面的复制需要更多建设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认为, 全国的资源要素和人口活动迅速向优势区域及城市聚集,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过度倾斜,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 在规划者的带领下, 将城市拔苗助长。2009年, 康师傅方便面销售额达到171.41亿, 这些方便面的购买者是无数工地上的农民工, 以及写字楼里夜以继日的小白领。
越来越快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 同质化的城市建设最终导致同质化的高楼管理病。2009年2月9日, 紧邻CBD的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配楼发生大火;2010年11月15日, 上海高层公寓失火, 死伤惨重。
中国先前有网吧失火、宾馆失火, 都是疏于管理。而号称代表国际的、先进的CBD和高楼大厦的防火工作, 一下子摆在每个城市管理者的案头。
“一栋50层大楼, 在25层起火, 整栋楼里的人该怎么疏散?我们都不一定能给出详细预案。”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的顾林生对此并不乐观。
但对摩天大楼的争议并不能阻止它的迅速生长。在北京,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贸大厦到21世纪的国贸三期, 第一高度屡屡被刷新。而城市对CBD的维护成本也与日俱增。在北京高楼集中的朝阳区, 每21.3万人拥有一个消防站, 远落后于芝加哥7万、伦敦6万、东京5万的水平。
成本的增加, 在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里, 还有交通。那些从四面八方涌入城中心的主干道, 已经把中国各大城市变成堵城。2009年的《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中, 北京居民上下班或上下学拥堵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 其次是广州和上海。
在千城一面的背景下, 中国城市已经不是高楼多寡的单一问题。千城一面可以被解构为消费主义、国际化崇拜、不计成本的改造与冒进模式的结合。
“大跃进”时期教育的研究与反思 篇8
“大跃进”效应是由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而面临与现代化起步较早国家不同的制约条件和发展模式所引起的, 这种效应既有负面的又有正面的。我国教育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 其基本形式是赶超型, 由此便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如冒进式发展, 急于求成, 从而导致了提出凭借现实条件不能够实现的目标。中国是一个教育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短时期内较快发展教育, 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不顾国情, 片面追求高速度, 强调多与快, 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不仅不能按时达到预定目标, 影响政府形象和声誉, 而且会浪费教育资源。在“大跃进”时期, 我国教育高速度发展的案例已有史料充分地描述过。如今我们应正确看待“大跃进”先行者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和渴望迅速发展的心态, 既不全盘肯定, 又不全盘否定先行者的做法, 持一种客观、求实的态度平和地看待“大跃进”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有选择性地借鉴和吸取“大跃进”先行者的经验和教训, 避免冒进而带来的教育发展失衡和教育资源浪费, 使教育适度、平衡地发展。
一、“大跃进”时期教育事业的主要弊端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是我国开始计划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教育水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激进性尝试。在“大跃进”时期, 由于教育权力过度下放, 教育制度受到破坏, 教育事业出现了空前的膨胀与混乱。在教育发展过程中, 我国受两方面制约, 一是教育资源的缺少和落后, 二是期望值过高而产生的过激要求, 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力量大, 都足以扼杀对实现现代化所做的努力, 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这两方面都有可能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力量, 不利于现代化。对教育的过激要求并不只是在“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问题中存在, 它在现在、将来都有可能出现, 其表现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教育界的后来者应注意克服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去稳健地从事教育现代化建设, 自卑、崇外、冒进都是需要注意的几个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教育的盲目发展趋势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挥一切社会潜力, 提倡群众合作办学, 主张对群众办学不可要求过高, 在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等方面不能强求统一。确定群众办学是教育“大跃进”、“大改革”的方针和道路之一, 提出在群众办学问题上必须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和片面正规化思想, 放手发动群众举办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民办中小学。但教师队伍素质参差, 课程不齐全, 因此教学效果不好, 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并且给师生生活、学习和教学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是形式主义的产物。
2. 空前的扫盲教育
“大跃进”时期扫盲班、组、红专学校的大量涌现意味着扫盲教育正式拉开了序幕。地方为发动群众扫盲, 举行各种会, 如誓师大会、扫盲积极分子大会、报捷会, 等等。各地脱盲标准不统一, 但都普遍采取包教包学的办法要求群众扫盲。由于对扫盲运动的规模和速度缺乏调查研究, 急躁冒进, 不少地方还搞摊派、突击, 产生了浮夸和强迫命令的现象, 加上处理不好生产与识字的关系, 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以及对初等或中等教育的普及重视不够, 没有把扫盲与普及初等或中等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 并且对扫除文盲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最终导致了大批已宣布脱盲的群众又复盲的现象。
3. 成人教育的膨胀
“大跃进”时期的方针政策, 激发了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热情, 促进了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大步跃进和学校、专业种类的多样化。但也淡化了人们认真遵循教育规律、严格按质量规格要求办学的规范意识, 极大地破坏了“大跃进”时期之前刚刚建立起来的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模式。它意味着成人高等教育很快会出现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教学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总体学生水平日益降低的趋势。
二、“大跃进”时期教育中的可取之处和应该肯定的成绩
我们不希望再来一个“大跃进”式的教育潮, 但也必须客观地认识到,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时的一些做法, 现在看来, 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大跃进”时期群众办学热潮中所办的各级各类学校, 确有一些好的或较好的, 比如为了把中学办好, 办重点中学的措施被提出, 后经实践证明办重点中学对发展我国中等教育事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个时期的广大群众发挥聪明才智, 创造了许多新的学习方法, 有些学习方法沿用至今。而扫盲运动确实有很大的成绩, 使一批群众基本上甩掉了“文盲”的帽子。“大跃进”时期教育充分发挥了各个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教学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了不同教育类的组织结构, 这些组织在运动中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个时期也建立健全了成人教育系统, 巩固并建立起从低到高的成人教育体系。尽管那个时期的教育浮夸成分太大, 效果也值得怀疑, 但意向还是对的。扫盲中要重视提高人的技能, 把扫盲与人的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是朝着不仅仅是学书本知识, 还要提高劳动人民的技能这个方向努力, 从而加强了成人业余高等教育与社会现实实践之间的联系, 推动了成人业余高等教育学校类型灵活多样化。抛开“大跃进”之风的影响, 那时的教育取得的一些成绩, 与党和政府的政治意愿、人民群众有学习文化的内在要求并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国民教育的成功是同国家的政治意志密切相关的, 与此同时, 那个时期群众渴望知识的迫切要求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也是当时教学中的强大动力。
我们必须承认“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大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求, 当时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国家建设都急需大量人才;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 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各类学校特别是高校也急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充实教育战线, 更加增强学校特别是高校对人才培养的渴望和要求, 凡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能得到很好的安排, 所以不管适龄青少年还是成人, 求学积极性非常高涨,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教育“大跃进”。由此可知,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不能完全说成是人为地脱离了实际的狂热或头脑发热的主观产物, 而是有其客观实际的需求和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对“大跃进”时期教育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三、大跃进时期教育的教训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好的经验, 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我们更应该总结其教训, 有利于今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1. 对于解决大跃进时期教育政策矛盾的教训
“大跃进”时期的招生政策, 在解决教育“合格生源不足”与“大跃进”目标之间的矛盾时, 主要采取了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地、因地制宜地举办各类教育组织, 以政治为主要标准降低生源文化基础要求和各校自主招生两大策略, 导致教育很快出现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教学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总体学生水平日益降低的趋势。片面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而不顾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办学招生方面有名无实, 只讲政治愿望, 乱办学、乱招生, 严重扰乱了教育的正常发展。
2. 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时期, 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十分落后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可是当时没有考虑矛盾的变化, 仍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和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成功开展教育工作的特定时期的经验, 显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这样阻碍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组织和实施教学, 也不符合国家和平建设发展的要求, 并且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不利于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3. 关于教育与经济活动关系的教训
现代教育不是纯经济的活动。教育尽管对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应用有利, 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促进作用, 但是教育不等同于直接的工农业生产劳动, 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迟效性, 意味着既要考虑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认真考虑经济水平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所能提供的现实条件, 不顾经济需要与实际可能, 随意增加学校数量, 扩大教育规模, 必然影响财政的合理支出, 影响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4. 关于人才选拔与培养方面的教训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 教育的正常进行不仅需要教学设施等物质基础, 而且需要有具备一定知识和智力条件、能够掌握、传承并不断创新人类先进精神文明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物质条件有限、合格生源和师资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 仅仅从政治经济需要出发, 不顾教育的自然规律, 随意扩大教育数量规模, 必然使教育质量受到严重破坏。
四、总结与归纳
虽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全民举办教育的精神是可贵的, 有些经验也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不讲教育规律的办学, 导致教育数量方面的过度膨胀, 并且破坏了我国教育合理发展的进程, 不仅使教育出现鱼目混珠的局面, 而且使国家当时的经济建设受到影响。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既不是纯政治的活动, 又不是纯经济的活动, 而是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活动, 它相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教育稳步快速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而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更好地同环境协调一致, 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 提高个人的尊严, 接近有益的知识源泉, 掌握走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实际知识和技术。如今, 我国教育领域已经大众化、产业化、市场化, 这就更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引进市场机制来高速发展教育事业时, 必须吸取大跃进时期教育的教训,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做好教育科学规划和教育法制建设工作。
摘要：“大跃进”时期, 教育事业一度膨胀与混乱, 但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回顾总结和分析“大跃进”时期的教育经验和教训, 对当前及今后搞好教育事业, 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跃进”时期,教育事业,弊端,成就,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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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新闻传播及原因分析 篇9
一、“大跃进”中反科学的新闻宣传
为大力宣传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 , 《人民日报》于1957年10月2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这篇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要按照《纲要》, 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 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版, 第680页。) 报纸从此开始正式宣传“大跃进”运动。11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 讨论四十条纲要, 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文中指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 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这就又一次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大跃进”口号一经提出, 并通过新闻媒介广泛深入宣传, 形成社会舆论, 成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随着“鼓足赶紧,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确立, 各条战线“大跃进”形势迅猛发展, 新闻媒体针对“大跃进”的宣传也迅速掀起高潮, 其中违反科学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俯拾即是。
“大跃进”中, 新闻媒体的反科学宣传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任何事情都由多个面组成, 要使受众全面了解事情真相, 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 把握住事物的真实, 新闻报道必须要全面, 要坚持平衡原则。但是“大跃进”时期, 新闻媒体片面报道事实, 只强调生产建设多、快、好的方面, 忽略其相反的一面。殊不知, 事物片面真实并非真正的真实。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多、快、好、省”这四点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 “大跃进”中的新闻报道违反客观规律, 只注重“多、快”而忽略“好、省”。实践证明, 这种只求“快”的片面性的宣传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是失真。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真实准确是一切正确决策的前提。但是, “大跃进”时期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违背了新闻真实这一根本原则。6月18日,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发布高产新闻, 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3521斤。7月21日, 《解放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试验小麦亩产7320斤。农业高产卫星越放越大。
三是浮夸。“大跃进”中, 新闻媒体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人云亦云, 大肆宣传农业、工业高产, 浮夸成风, 大话连篇。1958年元旦,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 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二、原因分析
刘少奇在《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谈话》中讲到“大跃进”中的错误, “中央领导负一半, 《人民日报》领导负一半”。总体来看,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当中, 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媒体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丧失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责任, 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失。那么, 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
其一, 整风运动期间, 利用“鸣放”材料作为整人口实, 不仅给许多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而且给中国的社会风气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不管政治生活还是新闻工作里, 人们噤若寒蝉, 明哲保身, 形成了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局面。而“讲真话、报真事”的新闻真谛也丢失殆尽。同时, 毛泽东否定1956年新闻改革, 要求新闻媒体高度一元化, 这就扼杀了新闻媒体独立思考的自由, 使其完全成为阶级斗争和“大跃进”的工具。
其二, “大跃进”期间, 新闻媒体完全丧失了新闻专业精神, 新闻人也丢失了新闻职业操守, 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 一味无限制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作用, 不讲新闻规律。新闻工作者思想也跟着“膨胀”, 浮夸成风, 大话连篇。新闻报道脱离实际, 下面怎么讲就怎么报道, 不去深入调查。
其三, 当时的信息传播机制是一种以党组织和行政等级渠道纵向传递为主的直线型结构。这种单一的层次化的信息传递结构便于及时传播上层信息, 但是来自底层的真实信息很难准确全面地反映给上级。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模式使得受众以仰视的姿态被动接受新闻。而中国受众对媒介信息从来抱着迷信的心理, 他们对来自官方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信息是盲目接受的。
三、教训与启示
今天, 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 回看当时的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为当前新闻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其一,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起码要求, 也是最高要求。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 应尽一切努力, 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 他们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的内容, 不能任意歪曲事实, 不可以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正确处理好新闻真实性原则与政治性原则的关系。“大跃进”中, 新闻媒体片面、失真、浮夸的报道, 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践证明, 坚持新闻真实, 才有助于党和人民正确认识客观世界, 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才能使我们的新闻事业取信于民, 赢得人民的尊敬和信任。
其二, 增强受众的媒介素养。20世纪70年代, 由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 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形成规模, 旨在培养受众的媒介批判意识, 以及“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大跃进时期, 受众迷信官方新闻信息, 缺乏敏锐的判别能力, 最终为媒体同化。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 而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拷贝, 是经过筛选的, 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因素相互融合、碰撞的结果。泛信息化的今天, 受众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奠定深厚的理论功底, 从而能正确地解析信息、运用信息。同时尽读者的责任, 有监督记者的力量, 督促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
其三, 正确引导舆论。马克思说:“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办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新闻媒体在人们认识世界中占了很大的话语权, 他们通过各种符号向公众传达声音, 对社会舆论讨论的范围进行控制。舆论引导是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如何正确引导舆论, 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民的紧密团结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整个公民社会还不是很健全, 人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新闻媒体有责任有必要正确引导大众的社会认知, 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做好一个大国公民的标准指明方向。而当前我国新闻媒体对舆论的引导作用还比较弱, 这就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培养舆论引导的能力, 从而能真正成为为中国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协调行动作出重大影响的中坚力量。
摘要：1958年“大跃进”中的新闻界, 违反科学, 宣传报道不顾客观事实, 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损失。本文通过分析大跃进时期新闻报道特点来探究新闻背后的动因, 并结合当前形势来更好地发挥新闻事业的作用。
关键词：“大跃进”,真实,舆论
参考文献
[1]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
[3]姚桂荣:《“大跃进”期间的新闻传播及其对大众行为的影响》, 《湘潭大学学报》, 2012年4期
吴晓求:不要搞大跃进式的攀比 篇10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指出，2009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目标定为8%。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但投资规模的扩大一定要注重两个因素：一个是要着眼于未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要求。同时，还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在前一些年由于出于环境的考量，有一些项目没有批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是对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的项目，仍然要严格把关。第二，扩大投资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千万不能再搞成大跃进，也不要形成各个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资源是可以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和理念。所以，不要搞大跃进式的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