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

2024-06-24

中外大学(精选十篇)

中外大学 篇1

一、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及其困境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大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办学特征, 大学的发展愈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大学的“公”“私”属性变得难以辨认。跨境教育的发展, 使得“公”“私”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一些大学在国内是非营利的公共机构, 而在国外则变成私立机构。例如, 我国的公办高校厦门大学赴马来西亚开办分校, 按照马来西亚政府相关法律的规定, 此分校属于私立高校。因此, 考察一所大学的属性需要全面考察它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多种功能[3]。作为跨境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尽管国际分校在输入国视野下, 具有更明显的公共性[4], 但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 跨境教育的属性已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私立。例如, 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将公共性的教育机构在国外的教育活动视为非公共性的活动;营利性质的高等教育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额中已经占据第三的重要位置[5]。

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境教育在我国的主要形式。按照国际上形成的普遍认识以及我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承诺, 中外合作办学似乎是私立性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有机构和项目之分,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即二级学院) 都不具有独立性, 所以其性质取决于中方母体高校的性质。目前, 大多数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二级学院由公办高校举办和设立, 因此它们的性质也是公办的。

那么, 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在我国到底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呢?倘若对其公私属性认识不清、定位不明, 在理论上弄不清楚, 办学实践中就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 对中外合作大学长远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 导致管理部门无法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取得合理回报”的问题。《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第31条明确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6]。但是, 目前对于有关“合理回报”的管理, 我国政府尚未出台科学可行的政策或具体的管理办法。从上述规定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是否可以取得合理回报, 必须首先确定它是公办性质还是民办性质。由于目前我们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问题还未形成一致认识, 政策制定往往缺乏依据, 审批机关并没有在中外合作大学申请过程中增加确认其是公办还是民办这个环节。同时, 很多实际的办学者反映, 在审批和管理过程中, “公益性”的合作办学相对于“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合作办学来说, 往往会获得更为宽松的办学环境和更多的政策支持,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即使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也不愿提出“取得合理回报”的要求[7]。这不仅导致“取得合理回报”成为一纸空文, 更使得中外合作办学的成本难以“阳光核算”, 经济收益更加“隐性化”, 公益性原则无法得以彰显。因此, 中外合作大学的公办、民办属性的问题, 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 不如说是一个政策性问题。

其二, 影响中外合作办学者办学积极性的提高。我国教育体系以公办教育为主, 办学质量高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民办高校相对较少, 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存在受歧视的现象。世界一流大学赴海外办学面临着声誉受损等巨大风险, 大多采取审慎的态度。由于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定位不清, 国外高水平大学对于我国中外合作大学在具体的管理中是否会受歧视等问题心中无数, 纵然有来华办学的热情, 也不敢贸然行动。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来看, 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遵循分类指导的原则, 鼓励国内“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出发, 开展高质量、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但是, 目前“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积极性并不高, 在中方参与合作的高校中, 一流的大学不多, 即使有参与, 其地位与作用也遭到质疑。例如, 在昆山杜克大学的筹备过程中, 法律专家组提出, 通观合作协议, 武汉大学作为中方合作者在合作办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彰显, 对设立后学校的教育教学、课程设置等均缺乏主动权[8]156。在笔者的访谈中, 曾有国内知名大学校长明确表示, “我们学校不缺钱, 搞中外合作大学这种民办高校做什么?”由此可见, 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认识, 是影响中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则不利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 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水平示范性发展。

其三, 致使社会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社会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关注度较高。2013年开始招生的上海纽约大学, 以及2014年即将开始运营的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建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也因较高的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大学以及优质项目和二级学院的引领下, 主流媒体传递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正能量, 促使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舆论向好的方向转化。但是, 由于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认识, 一些社会舆论的导向还存在偏差, 不利于形成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例如,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2013年2月公布预计每年学费10万元后, 就有舆论指出, 此举存在借香港中文大学之名大肆“圈钱”的嫌疑。舆论普遍认为, 如果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是一所公办高校, 那么高收费便不合理;如果它是一所民办高校, 昂贵的学费就可能会被理解和接受。因此, 辨明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 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二、中外合作大学既非公办高校, 亦非民办高校

关于“公办”与“民办”高校的划分问题, 有学者指出, 应搁置举办主体、投资主体、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产权等相互间复杂的关系之争, 即避开关于公立和私立划分标准之争, 而单从政府办学与民间办学的“办”字的实际内涵角度来划分[9]。具体而言, 包括谁“举办”和谁“营办”这两个问题。

从举办主体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者除了中外方教育机构外, 实际上还包括了地方政府, 办学经费中也包含国家财政性经费。按照《条例》的规定,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 适用本条例”。顾名思义, 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主体是中外双方高校。显然, 中外高校的非政府组织性质决定了中外合作大学不同于由政府主办的公办高校。那么, 是否可以据此判定中外合作大学就是民办高校呢?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第六条中明确规定,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10]。但从现实看, 举办中外合作大学的几所中方公办大学, 大都有经费投入, 而投入的经费则来自国家财政性经费。因此, 如果将中外合作大学认定为民办高校, 则不符合上述规定。另一方面, 将《条例》有关办学主体的规定, 理解为只能是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 不包括任何第三方, 是对立法原意的教条性理解。从字面上看, 《条例》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直接的定义, 只是框定了一定的办学活动范围, 只要有中外教育机构参与, 就适用《条例》。同时, 从实际办学情况来看, 地方政府在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具主导性的作用。例如,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中, 除了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合作协议外, 还有一份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上海市教委和上海浦东区政府的四方协议。上海市教委代表上海市政府对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给予资金支持, 浦东区政府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地提供方[8]153。此外, 很多中外合作大学的后期运营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的投入。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参与了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 而且并未与《条例》的规定相冲突。综上所述, 将中外合作大学视作民办高校是不合理的。

从运营主体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并没有排除政府的参与。依据《条例》规定, 中外合作大学采用的是理事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明显不同于一般公办高校所采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或董事会主要负责学校运行过程中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民办高校不同的是, 中外合作大学的理事会中, 大都有地方政府代表, 例如, 新近获批正式设立的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就有昆山市政府、温州市政府的人员作为理事会的成员。《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 “经评估, 确系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 中外合作办学者乙方可以与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签订协议, 引入办学资金。该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作为与其签订协议的中外合作办学者乙方的代表, 参加拟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 但不得担任理事长、董事长或者主任, 不得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上文已经论及, 地方政府不只是资金投入, 而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举办者的角色。因此, 该条文是否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教育教学, 目前并不明确。

由此可见, 中外合作大学不是纯粹的公办或民办高校, 而是同时具有公办和民办的性质。传统的“公办”“民办”两分法过于简单, 并不能体现中外合作大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不利于量体裁衣,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法规。

三、中外合作大学是独立于“公”“私”立高校之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领域, 其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政策法规的引导和规范。事实上, 在法制社会中, 赋予任何活动以法律化内涵, 对于我国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11]。《条例》是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文, 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 其中的一些条款客观上存在诸多不足;同时, 由于受上位法的制约, 当与上位法发生矛盾时, 《条例》因为法律效力不足, 难以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宽松、灵活的发展环境。有学者建议加快推进《中外合作大学办学法》立法进程[12], 我们暂且不讨论此建议是否可行, 但是应该看到, 将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为独立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以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有利于推进中外合作大学的相关法制建设。此外,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 其“政策真空”问题也日益突出。公办高校在境外分校的公私属性问题的模糊不清, 给办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与困惑。可将高校境外办学纳入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视野和法律框架[13], 全面考虑“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问题, 适时修订《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抑或制定新的立法, 为中外合作办学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促使教育对外开放向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的方向推进。

将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为独立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以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办学特色, 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优化。也许有人会质疑, 我国中外合作大学目前只有8所, 甚至连高校总数的1%都不到, 将其单列为一种办学形式, 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是否会造成管理上新的混乱?笔者认为, 数量上的扩大, 基础是公私属性的确定以及各方关系的理顺;即使中外合作大学未来不会在数量上有大的突破, 其作用也不容小觑。中外合作大学设立的初衷, 本来就不是增加几所大学, 满足更多人上大学的需求;其意义在于发挥“鲶鱼效应”, 对国内高校形成“倒逼机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拓宽人才培养途径。跳出“公办”“民办”二分法的视野局限, 分析中外合作大学对公办、民办高校发展分别可提供哪些经验, 可更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大学的“鲶鱼效应”。

中外知名大学的校训 篇2

北京大学:爱国、进步、科学、民主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武汉大学:自强弘毅 求是拓新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

北京师大: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同济大学:严谨 求实 团结 创新

暨南大学:忠信笃敬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

哈尔滨工业大学:规格严格 功夫到家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四川师大:重德,博学,务实,尚美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北京理工大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博大精深

北京舞蹈学院:文舞相融 德艺双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中国地质大学:艰苦朴素,求真务实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北京交通大学:知行

首都师范大学:为学为师,求实求新

北京体育大学:爱国拼搏求实创新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 法竹梅风骨

原北京医科大学: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

中国民航学院:笃学精博、严谨创新

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石油大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实事求是 朝气蓬勃

华东师大:求实创造 为人师表

华南师范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

东北师范大学:勤奋创新,为人师表

云南师范大学:刚毅坚卓

华中师范大学:求实创新,立德树人

漳州师院校训: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广西师范大学: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河南师范大学:厚德博学、止于至善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严谨 博精 创新 奉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训:博文明理 厚德济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博学、求索、笃行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

国家会计学院:不作假账

东北财经大学:博学济世

上海财大:经世济国

江西财经大学:信敏廉毅

西安交大: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

西安理工大学:祖国 荣誉 责任

电子科技大学: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南理工:团结 献身 求是 创新

上海交大: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大连理工:团结 进取 求实 创新

华南理工: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华东理工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西安理工大学: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武汉理工大学:勤奋严谨 求实创新

太原理工大学:求实、创新

西南交通大学: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自强、笃实、求源、创新

西北工业:公诚勇毅

南京工业大学:明德厚学,沉毅笃行

河南农业大学:团结勤奋严谨求实

华中农业大学:团结勤俭求是奋进

华南农业大学:修德 博学 求实 创新

兰州商学院: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

云南大学:立一等品格 求一等学识 成一等事业

苏大: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兰州大学:勤奋 求实 创新

山西大学:登崇俊良 求真至善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天津大学:实事求是

上海大学:自强不息,求实创新

东南大学:止于至善

FDU:博学而笃志

吉林大学: 求实创新,励志图强

矿大:勤奋求实,进取奉献

西北大学:公诚勤朴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河南大学:明德新民,至于至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贯中西,明德尚行

江苏警官学院:无私奉献

黑龙江大学:参天尽物 博学慎思

河海大学: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

烟台大学:勤奋创新育德守纪

湘潭大学:博学笃行,盛德日新

河北大学:实事求是,笃学诚行

大连大学:文明自强,求是创新

青岛大学: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

长安大学(长大): 求实 笃学 务实 创新

江苏大学:博学、求是、明德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 敢为人先

燕京大学:自由、博爱、民主

集美大学:诚以待人,毅以处事

红河学院:里仁明德.燕山大学:厚德树人 博学济世

上海水产大学:团结敬业 求实创新

川大:坚韧不怠,日进有功

华侨大学校训:会通中外 并育德才

外国大学校训

哈佛大学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Magis Amicus Veritas.牛津大学:主照亮我

剑桥大学:剑桥—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

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

麻省理工学院: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

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

斯坦佛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康奈尔大学: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

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真理使人自由

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

宾夕法尼亚大学: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杜克大学:追求知识,信仰宗教

密歇根大学:艺术、科学、真理

西点军校:职责、荣誉、国家

多伦多大学: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加拿大皇后大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

伯克利加州大学:让这里光芒闪耀

早稻田大学: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

悉尼大学;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新南威尔士大学:以人为本与时并进

爱丁堡大学:有知识者既能看到事物的表象,也能发现其内涵

中外合作大学思政教育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中外合作大学;思政教育;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逐渐展现出了新的趋势,其传统理念、模式、内容等受到全方位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外教育开放,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旨在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中外合作大学遂应运而生,它不同于中外合作办学,从招生条件、教学模式和管理、师资构成、学校组织等方面看,更具独立性;它是拥有独立实体法人、独立校园的大学,实现了“不出国门享受优质留学资源”的目标,“在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里,如何对学生进行有关国史、国情教育和有关国民品格、公民精神的政治思想引导,成为了中外合作大学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杨福家院士多次提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新的办学方式与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的国际化,使中外合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首当其冲地面向“国际化”背景开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理念与国外教育理念的博弈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自身内部的“多元性”特点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中外合作大学的文化多元性要求思政教育不断创新

(一)学生群体的多元性

中外合作大学由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学生共同组成,俨然是一个“小型联合国”。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学生文化背景在同一校园中呈现出多元性,而这一多元性也正是中外合作大学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之一。在这样的国际化校园中,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受的是英式的教育模式和知识体系,常与外籍教师、学生接触交流,常有机会到国外进行交换学习,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里汇集、融合,势必产生中西文化多方面的交融和碰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都会随之而渗透进校园,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同时,由于在吸收国外优质大学理念的过程中,因为招生对象相对集中使学校学生群体特征明显,一般而言,学生家庭背景相对优越,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善于吸收新鲜信息和资讯,但同时不同理念又对学生主体的思想影响性和交融性比较充分。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本科学生招生要求其高考分数需在一本线之上,同时英语单科成绩需在115分之上才能被录取;西交利物浦大学本科生招生条件为学生高考分数线需一本线以上;在这样的招生条件下,学生入校之后,学校实行全英文教学模式和国外的教学评估体系。在这种“严进严出”的教育模式下,学生整体素质较高;一般而言,学生家庭背景相对优越,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其他学生群体相比:他们对大学生活的期望值较高,成才愿望强烈;热情直率,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受家庭的影响,部分学生接触社会相对较多,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导致学校的正面教育、思想工作效果不明显。因而,在这些大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途徑、多形式的传播和宣传是非常必要的。

(二)教师群体的多样性

相应于学生主体的多元性,同样由于中外合作大学发展战略的国际化,其专业课教师面向全球招聘,教师队伍由不同国家的专业教师组成。其行政员工也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招募。来自各国各地区的教师及行政员工群体,除了进行专业教学之外,同样需要适合自身的文化生活。比如在宁波诺丁汉大学针对不同国家的教师可以定期安排播放不同语种的电影,定期聚餐活动,还有组织不同种类的员工团体俱乐部进行定期活动,如自行车俱乐部(the UNNC Cycling Club)、瑜伽训练、体育类俱乐部(乒乓球、篮球等)、舞蹈社(Dance Club)、OL Dressing Club、UNNC Mama & Papa Club等等,这既是其自身的文化生活需求,也同时增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可能性,从而,实现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无形中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

(三)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由于文化主体及教育理念的差异,多元文化总是显示出其互相碰撞的情景,比如:语言问题、教学方式问题、工作流程问题以及对某些特定事务的立场观点和面对方式问题。当然,尽管此类的文化碰撞甚至冲突在中外合作大学中时有发生,比如,教学员工间、教学员工与行政员工间、教学和行政员工与学生间等等,都会出现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但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及统一的校园情景,这种文化碰撞或者冲突,又能较好地得以交融。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类似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所有的高等院校,甚至任何一人类群体中,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只是在中外合作大学中,这种形式表现出国际化的特征。

(四)学制模式的多元趋向

中外合作大学本科生多实施“4+0”(国内读4年,但可参加学校的交换生项目、留学项目和暑期短期留学项目)、“2+2”(国内学习两年、国外两年),国外留学生活的经历让学生们亲身去体验异国文化,同时也让他们处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境中。建党9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整个世界中,但世界上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从未放弃“分化”中国的阴谋,比如,海外法轮功邪教组织、藏独组织,他们那些有预谋的歪曲事实的宣传,容易使海外学习的学生落入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陷阱。因而,高校要多对海外学生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多关注和关心,提高大学生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腐蚀,提升爱国情愫,增强民族自豪感。

(五)网络社会资源的复杂性

当今社会,互联网已进入信息传播的全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更多挑战。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所面临的全英文教学环境和与国外大学网上资源共享,使学生在获得学术最前沿研究成果同时,也使其能更多途径获得鱼龙混杂的社会信息,良莠不齐的社会论调和别有用心的事实举证等等都对这些学生已有的价值观和信念产生不良冲击。总之,西方国家从未放弃通过媒体、网络和文化产品等途径争夺优质人力资源,我们要牢牢绷紧思想政治教育这根弦,加强思政教育的建设,包括网络思想建设,多形式、多角度地深度建构思政教育的平台,从而让爱国情怀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里坚守,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二、中外合作大学形式下思政教育创新的路径

中外合作大学处于多元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任重道远。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明确指出,“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继承、发扬,因而,在多元文化特征下中外合作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理念,在塑造国民品格、公民精神等方面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

这里,以宁波诺丁汉大学近些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成果和经验为基点,来探讨思政教育创新的路径,从而能对中外合作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相关借鉴。

(一)坚守文化使命,积极创新“两课”

中外合作大学更应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引导和国情国史国学的教育。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伊始,坚持开设“两课”,占领思想教育的主陣地,并积极尝试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授课方式,进行大胆改革。

自2006年9月起,采取了专题授课的形式进行教学,以“中国思想传统”、“中国近两百年历史”、“中国文化名人”、“中国法律法规”等为观照范围,倡导“多元互观”、“中国立场”的治学品格和批判性思维的立体眼界。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学的需要,逐渐尝试采取学生小组互助讨论模式、小班化授课模式和研讨性讲座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更主要的是,大家达成共识: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更应该了解自己祖国的文化,学习和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惟其如此,当他们踏上异国他乡深造或工作时才能够真正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试想,一个连自己祖国文化都不热爱、不了解的人何以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改革后的“两课”是有初步成效的。学生说他们更喜欢老师们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欣赏他们的激情、享受着别样的平和、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去体味中华文化的魅力。

(二)开发特色学生活动,让思政教育“动”起来

为了营造深厚的人文精神的校园,让同学们在社会实践中深切地理解和体会中国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海纳百川”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感化学生,推动学生会等学生组织自发地开展各类学生活动。比如,爱中华文化社举办每年一度的诗歌朗诵比赛和经典著作诵读的活动、青年志愿者协会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取”的宗旨开展各类活动、国际文化交流社举办的国际生汉语演讲大赛、书友会的书画大赛等等,让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生们在感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以不同方式进入学生们的大学生活,国际生在这氛围中感受和学习中国文化,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和尊重。以上这些不拘一格的教育活动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浸润学生心灵。

(三)坚守党团建设,塑造公民品格

校园文化作为思政教育的传播不可替代的“润物无声”的力量,而且时间长、任务重,高校管理者需潜心研究并锲而不舍为其发展而努力,管理育人者可看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三阵地”,他们在校园文化建构中发挥舵手作用和监督促进作用。

1.培育学生事务团队职业化

在中外合作大学中,要培养出具有好道德风尚和过硬的专业知识的国际化人才,首先要培育好学生工作第一线的思想政治辅导员,他们不仅要有较好的英文水平,更要“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在学生中树威信、言传身教,以开放的心态和批判的精神去看待中西文化。所以,学校积极为思政辅导员们寻求更多自我提高和学习的机会,进行自我职业定位,各司其职,逐渐形成一批专家化、专业化的队伍,从而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并且,各部门管理者不断改进工作方式,为塑造独特的校园文化魅力而探索。在中外合作大学中不同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以及文化根基不可避免产生矛盾,但学校本着共同目标背景下,管理上取长补短,为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师生提供更好地服务。可见,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尊重、欣赏的文化氛围,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流的国际化人才——自尊、自爱、自强。

2.党建工作的常态化

本着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国外教学模式,在独立的校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校园内,全英文教学等等特殊模式,教学主要由英方负责,行政事务由中英方共同负责,其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主要由中方负责。宁波诺丁汉大学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党建工作,定位于八字原则:保证、监督、传播、沟通,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在党建工作推动中,我们特别注意启发式教育,提倡循循善诱,避免直接填充式灌输带来的弊端和鸿沟,并在要求学生党员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①作为学生党员,与普通学生在思想上、行为上应有何不同?

②作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党员,与国内其他高校学生(党员),在思想上、行为上应有何不同?

③作为一名党员,在成长获得的过程中,有什么是可以奉献给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这个国家?

党组织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进行海外党建工作,遂制定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海外学生入党条例》(针对本科生),旨在是确保他们与组织的紧密联系,使其不至于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在英国进行交换学习的预备党员刘铮同学曾在给党组织的一篇电子版的思想汇报中这样写到:来到英国之后,身边能接触到的信息来源比在国内时多了很多,同时也就更能够听到多方面的消息。我也看到在国外的反华势力是怎样歪曲事实,丑化中国,丑化党。但是很多标榜客观公正的网站、媒体,却在用捏造的证据,采信单方面言论的方式来给民众灌输错误的信息。……我想,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客观分析和综合考量,一个人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或全盘接纳,那么或者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在纷乱的资源和言论中迷失自我。这是我应该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去探寻真相,获得真知的锻炼,让自己的认知水平能够尽量达到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相对于国内其他高校,中外合作大学的学生更多地接触各国人士,能更深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对自身的重要性。

(四)抢占思政教育的网络宣传基地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每一个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的一部分,对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外合作大学模式下,每年都有部分学生留学海外,置身在异国他乡,学校可以利用网络突破时空的限制,通过多种形式与之取得联系,如QQ、MSN、微博、微信,以学生喜欢、常用的联系方式,关心和鼓励他们,及时取得沟通,提供必要的帮助;还有以某组织的形式网络联系,如海外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国外党员一起相互鼓励、相互关心,通过视频参加国内党支部的活动和支部大会,使学生感觉到学校与祖国的温暖与关爱,传递着无国界的爱心,更激发了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对中外合作大学这样具有探路者性质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成效还需要时间的推进,但我们还是能从一些方面,看见这种实践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而且思政教育在因势利导的传承和变革中,与时俱进,有利于铸造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赋予国际化视野,引导他们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效祖国的行动。

参考文献:

[1]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程教研组.中国思想文化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序页1.

[2]蒋和法、王国荣主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宁波模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页196.

[4]诺丁汉毕业生“真情告白”[N].宁波日报,2008-03-26.

作者简介:

姚亚红(1979~),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成员、中国文化课程教研室教师、讲师。

中外大学生创业教育对比分析 篇4

大学生创业最早是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的。198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事业心和开拓教育” (enterprise education) 的概念, 后被译成“创业教育”。199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全面阐述了完整的创业教育概念, 即创业教育包括两个方面内容:“求职”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进一步强调指出:“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 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中国高等教育对创业教育理念的正式回应, 始见于1999年1月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出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 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 自从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以后, 创业教育的外部环件已经形成。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 主要包括创业意识与态度的培养、创业知识的学习、创业技能的训练。其主要特点是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 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 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在教育过程中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特别强调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参与意识和实干精神, 使学生掌握创业技能。大学生创业教育, 是以开发和提高大学生创业的基本素质及培养具有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 是对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大学生创业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 为传统意义上的就业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提出, 促进了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 开拓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 对未来人才素质的构成提出了新的要求, 尤其是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党中央提出要倡导和发挥新时期的创业精神的新形势下, 研究并实施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更有其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2 中外大学生创业教育对比及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外在创业方面的教育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他们很多开展创业教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是较早在学校中进行创业教育的国家, 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 都普遍开设就业与创业教育课程。他们在基础教育中进行的创业教育是与职业教育紧密结合的, 除了开设创业课程外, 学生还按自己的兴趣选学某些职业技术技能。到了高中阶段, 学生必修10个学分的职业教育课程。大学里也是如此, 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 有关创业的课程共有17门, 而那里90%的学生至少上过一门创业方面的课程。其课程已经涵盖了建设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 包括如何融资、如何组织资源、如何招人、创始人是继续留在企业还是离开企业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 已经把创建一个企业当作一门学问了。所以在美国, 大学生创业并取得成功屡见不鲜。这与美国的教育体制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美国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都极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而且开放灵活。讲个性重能力的开放式教育体制, 重视自立的家庭教育, 以及自由择业的就业机制, 培养了美国大学生动手能力强、敢想敢干的良好习惯。在教学方法上, 普遍采用启发学生思考的开放式教育;在教学目标上, 普遍注重能力的提高。同时, 美国各州大都实行高流动性、自主择业的就业机制, 那些自幼自立能力强的学生也往往更易找到工作。可以说, 以上几个方面互相吻合, 互为因果, 共同培养了美国学生动手能力强, 敢想敢干的良好习惯。

在日本, 从1998年起, 文部省就和通产省合作在小学开始实施“就业与创业教育”。日本小学有个“早起会”, 敦促孩子们很早起来, 利用早上课前的二三个小时搞勤工俭学, 给人送报纸、餐饮, 这既是艰辛的创业教育, 又是对将来创业的一种准备和尝试, 目的是培养学生从小养成就业创业心理意识和意志品质。高校中更是把创业教育贯穿到整个教育过程中。

法国一些地区近年来开展了诸如“在中学里办企业”、“教中学生办企业”等活动。目的并不一定是要学生办企业, 而是让学生在继续学业的同时, 做好职业选择与就业工作的心理准备, 培养他们探索创业的兴趣和能力。这种创业教育一直持续到学生进入大学依然毫不放松。

相比之下, 我们的教育 (不仅仅是学校教育) 长期以来忽视人们的个性, 而个性的核心内容正是独创性。以致人们普遍安于现状, 求稳怕变, 习惯于被动的接受、服从, 不习惯于主动的创造、变革。这种缺乏素质培养的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 致使当代大学生自主意识、动手能力普遍较差。现在虽然我国大学生的创业活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但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开展的具体情况, 应当说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创业教育思想的指导。在大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缺乏创业思维和创新精神的教育, 创业教育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已有较长的历史, 例如, 在美国的某些大学中开有“企业经营计划”等课程;法国的某些大学有“企业创办学”等课程。而我国尚未在高校中开设创业教育系列课程, 试点的高校仅仅开设了“企业家精神”、“风险投资”、“创业管理”等少数课程。二是大学生缺乏创业试验活动。从最近两年我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 在创业过程中除了能“纸上谈兵”之外, 对具体市场开拓缺乏经验与相关知识, 缺乏从职业角度整合资源、进行管理的能力。

3 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 我们要开展大学生创业思想教育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

创业教育是一种理念, 这种理念应贯穿于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之中。要把大学生创业教育列入到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之中, 使大学生创业教育规范化、系统化, 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予以重视。有条件的应单独设置“创业教育选修课”, 列入教学计划, 投入教育经费并实施系统的考核, 将课程、讲座、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教育网络。教育内容应包括创业风险、创业心理、创业技巧、创业能力、创业理论、创业指导、创业法律常识等不同的内容。还可以聘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与大学生进行交流。同时, 应积极利用网上资源, 将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典型宣传给同学们, 以使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同龄人的创业经历。

我们要教育、引导学生思考自己今后的选择和根本出路在哪里?要使他们知道自己不能仅靠岗位就业, 根本出路在于自主创业。所以增强大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就是要通过自主创业成功的先进典型, 引导大学生增强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勇气, 鼓励和扶植更多具备自主创业条件的大学生脱颖而出。自主创业既不是头脑一热的“下海”, 也不是普通的专业性比赛或科研设计。它不仅要求学生能结合专业特长, 根据市场前景和社会需求搞出自己的创新成果, 而且要直接面向市场, 面向社会, 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 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使大学生由知识的拥有者变成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贡献的创业者。这样逐步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

其次, 要开展创业技能教育, 提高大学生创业实践能力。

学校要为在校生的创业努力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可以创造条件设立创业基金和创业促进会、联谊会等组织机构, 在资金和咨询辅导上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开展创业设计、竞赛活动, 并创造条件, 尽可能地将竞赛中选拔出来的成果向应用端延伸, 使学生成果走向产业化。有条件的要建设高校科学技术“孵化器”和创业示范基地, 组建学生创业策划与咨询机构, 引导学生创业, 使学生明白自主创业有一个锻炼培养与适应期, 可以先去企业打几年工, 然后再自主创业;也可以利用弹性学分制, 暂时离开学校先自主创业。学校应将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组织形式从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自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中去, 并扩展到社会实践中去, 组织他们深入现场, 结合实际, 接触社会, 围绕科技难点和社会热点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使教学过程更加贴近社会和生产实际。同时加强创业实践基地建设, 改变只重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训练、只重学生对现实社会环境的被动适应、只重单纯去竞争现有就业岗位的弊端, 构建具有多功能的创业见习、创业实习、社团创业基地和创业园, 充分发挥它们的特色和优势, 培养一代具有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创业人才。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陈旧落后, 基本上属于传统授受型, 从理论到理论, 大学生们只管在校学习, 不管将来就业, 很难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为此, 我们要吸收借鉴国外高校, 尤其是发达国家高校的经验, 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前苏联、法国、德国都规定学生在校学习阶段有150 天的实习时间, 待实习期满、取得工厂方面的鉴定后, 学校才给学分。前苏联在本科五年的教学计划中规定了24周的实习时间;德国的一些高校规定学生必须在工厂实习两次, 每次6个月;近年来, 美国的一些工科大学开展“合作教育”, 安排了不少于9个月的劳动和实习。有的高校把学制延长为5年, 学生自三年级后, 交替在学校学习半年, 在工厂工作半年。

当然创业实践基地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 关系千家万户, 单靠高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整体效应, 产生更多的创业实践机会。正如美国其良好社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成功就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在美国创办新公司极为便利, 不仅门坎低, 而且申办快捷。而且美国社会各类机构和企业在用人机制上相当灵活自由, 大学生辍学休学以及续学都极为便利, 只要学分修满了就可毕业。同时, 美国成熟的创业市场不仅为风险投资资金提供了有效的退出机制, 也为创业者快速致富找到了一条便利的通道。此外, 美国社会健全的法制轨道, 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均是美国大学生创业相对成功率较高的有利条件。实践也证明, 那些在办学过程中不断加强与社会经济部门联系的高等学校, 他们的毕业生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非常好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创业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完成社会化, 使其树立基本的社会意识、掌握基本的社会技能的过程。因此, 除了学校要扩大有组织的创业实践基地, 如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实习基地、社团创业基地和创业园之外, 社会也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氛围。

总之, 我们应该选择适应时代发展的有效形式, 创造各种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发展环境, 让它真正稳步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王铁民.学生创业利弊谈[J].中国高等教育, 2001, (11) .

[2]陶桓祥.大学生创业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J].经济前沿, 2000, (12) .

中外大学校长惊人语录汇总 篇5

大学有服务社会之重任

“北京大学救了北京烤鸭”

闵维方讲了个故事:20年前,北京养鸭厂蔓延着一种疾病,大量刚出生的小鸭子很快就会染病而死,养鸭者束手无策找到北大专家。北京大学研究者调查后发现小鸭子很容易感染上肝炎病毒,研究者们立即找了小鸭肝炎病毒的抗体,并为小鸭进行注射,使得北京烤鸭的鸭源得到了保障。闵书记说:“北京大学救了北京烤鸭!”

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

大学第一堂课应是“心理学“

“心理健康,是新生入学时最关键的问题”

针对目前中国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差、甚至自杀轻生的现象,他认为,培养心理健康、构建健全人格,是大学新生入学的第一堂“必修课”。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王树国

“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朱清时

如果郭沫若参加高考很难考上

从两张成绩单上的成绩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成绩79分,包括国文、图画在内的3门功课不及格,最差的仅35分。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如几何、代数、生理等比较优秀。

朱清时笑着说,谁能想到,郭老后来没有成为数学家或医学教授,却成了大诗人、大书法家、大考古学家,“从小看到老”的话不一定靠得住啊!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很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棵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耶鲁大学校长 理查德?雷文

“太听话”成中国学生最大缺点

“中国的学生一般不敢对老师说不,美国学生虽然也很尊重老师,但会和老师争论。”

不赞成中国教而优则仕现象

“在耶鲁,很多在研究方面取得成功的教授对管理没有兴趣,学校会尊重教授的选择,不会让这些优秀教授做管理;当然,也有一些教授,科研做得好,管理同样也在行,他们希望转到管理领域开始新的挑战,学校也全力支持,总体原则是选出有管理能力的人和有研究天赋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

“我们大学和在座的一流大学的学生应该都属于那5%之列。他们需要的不应该是‘填鸭式’教学。我认为,对于正处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改革传统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十分重要。”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刘遵义

“如果说,我感到困难或有所不安的的话,是对那些报考香港的大学却仅以一分之差落榜,并由此可能造成失学的高分学生抱以同情”。

“在大学,老师抄袭别人的文章,绝对会被开除。而针对学生,他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已开发一个软件,通过软件检测,可以查出学生的论文是否是从别处抄袭而来。”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

“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

斯坦福大学校长 约翰?海纳西

反对高校扩招

“在斯坦福,最具创新活力的是大学生,而不是教授们。”

“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

“中国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学术界抄袭、剽窃,这会毁了我们整个民族,这种事情多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谈敏

“国内的学生学习状态像一条抛物线”

“从小学开始努力学习,在中学时压力达到顶点,进入大学后就放松下来。而发达国家则与之相反,中小学阶段是放松的学习,到了大学就严格要求。”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伊安?洽博

“教育为什么让五六岁的人把无限可能的头脑变成与我一样的人?教育会受到外部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学校也要为学生的一生做好准备,最终目的是无论学生选择哪个职业,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校长论坛:“高薪跳蚤”是中国知识界之耻

“高薪跳蚤”是大学校长们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为那些在高薪的诱惑下,在不同的大学之间跳来跳去的“名教授”们起的雅号: “今天这个高校年薪100万元聘请了一位知名教授,明天另一个学校开价150万元,这位教授便立即奔开价更高的那家而去„„”

总之,他们像跳蚤一样,总是能够敏捷地跳到更容易吸到血的地方去。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王树国

中外大学 篇6

辽师是一所省属重点大学,始建于1951年,是辽宁省最大的教师培养中心。不同于那些雍容、温厚的师范类大学,辽师给我的感觉是自由、明朗的。当清晨的海雾缓缓化开,阳光如链条般一节节穿起,宿舍门口的小广场上已经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一张张勤奋的脸庞,在阳光和树影间,露出简单的微笑。一路鸟语花香,一路顾盼流连,一路繁花似锦,这是辽师独有的明媚。

作为一名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我很庆幸选择了辽师作为求学的殿堂。我所在的国际教育学院,是辽师专门接收培养外国留学生和华侨学生的国际教育及华文教育机构,是教育部批准的接收外国留学生定点单位之一,是国务院侨办首批确定的全国22个华文教育基地之一,学院在办学中坚持让汉语走向世界,用汉语架起友谊桥梁。而大连——这座拥有“北方明珠”“浪漫之都”美誉的海滨城市,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青春时尚的城市文化吸引了众多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韩留学生。便利的交通、神秘的文化,让他们沉醉在异国他乡,徜徉于中华文化的海洋。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处于环渤海地区的圈首,与日本、韩国、朝鲜和俄罗斯等远东地区相邻,辽师也更多地受到了这些国家学子的青睐,而与他们的校际合作,又为国际教育学院的中国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境外交流互动机会。交换生、实习生、出国任教……在外國留学生逐渐融入中国生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也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开辟出传播中华文化的新天地。除日韩俄外,辽师也是美国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米兰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单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有更多的辽师学子在世界各地教授汉语,桃李满天下。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我时常产生幻觉。若不是大家都在用中文交谈,我恐怕会误认为自己正身处异国呢!课堂上,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同坐在一间教室,不分彼此,几个国家的思想在此碰撞,几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汇聚,多种理想的追慕也可以在此并行。大家互相激励,求同存异,互相独立又可以互相补充,自由、开放、多元的求学、求知、思考、进步。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课外活动中,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更是齐心合力,友好协作,共同经营属于我们的“世界家园”。运动赛场上,“中西合璧”的阵容格外抢眼;演讲比赛中,外国留学生字正腔圆的汉语发音让中国观众拍手叫好;新年晚会上,活力四射的西洋舞蹈、丝竹声声的东方风情交织成一幅幅和谐的画卷。我想,International一词的本意正是此情此景吧!

四海之内,同舟共济,这就是辽师。莘莘学子,虽然肤色有异,言语不同,然其以奋勇之志,执著之心,集四海之栋梁,荟中外之俊秀,面向世界,引领未来。

中外大学 篇7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高等院校中迅速兴起了校园文化建设的热潮, 校园文化越来越引起高等院校乃至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 随着学校规模的逐步稳定, 大学也在深刻反省, 发展思路逐步由“外延式”发展转到“内涵式”发展上来, 由原来的“盖大楼办大学”上升为“提升文化品味办大学”, 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校园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一个学校的兴衰, 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甚至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 重视校园文化研究,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大学文化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积淀的精神财富, 蕴涵了大学的灵魂和精髓, 是大学生存、延续、发展的支柱和根基之所在, 体现着大学的形象和综合实力”[3]。

毋庸讳言, 西方国家最早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如果从英国牛津大学的建立算起, 西方国家的大学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国外大学特别是一些著名大学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成熟的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较研究中外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将会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提供有益借鉴。

一、对高校校园文化的界定

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还没有公认的、一致的观点。“美国学术界基于受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困扰, 一直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界定校园文化。他们把校园文化界定为学校的历史、使命、物质环境、标准、传统、价值观、办学实践、信仰、假说等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的且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指导学生个体或团体行为以及为认识理解校园内外一些事件、行为提供参考框架的一种模式”[4]。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 校园文化从内部结构来看, 应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三个基本方面。物质文化是基础, 精神文化是核心, 制度文化是保障。

笔者认为, 高校校园文化是指在高校校园里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和系统, 是一种社会亚文化, 具体是指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 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提高师生文化素质、道德品质、审美情操, 实现学校的教育发展目标, 由高校师生在教学科研活动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校本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

二、中外校园文化建设的特点

中外高校由于受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时代精神和理论基础的影响, 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 在领导体制上, 领导体制的不同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产生的影响不同

在国外, 大学领导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有“一长制”、“委员会制”、“董事会制”等。一长制主要是指决策权力集中于一位首长身上, 在高校主要是校长负责制, 比如日本。委员会制是高校通过设立理事会或校务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的一种类型, 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高校。董事会制是指高校设立由政府官员、企业家、社会名流等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作为集体决策机构的一种领导体制, 普遍实行于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的各国高校中[5]。国外大学领导体制一旦确定就相对稳定, 这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传承和稳定。

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我国高校的领导体制历经多次变革, 自1950年至今经历了六个阶段, 先后经历过“一长制”、“委员会制”, 目前主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变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但对维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稳定性、持续性来说却是致命的, 不利于形成有影响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思路, 即便有了, 也难以长久实施。与此同时, 由于校长多为学术专家, 社会兼职较多, 行政事务繁忙, 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高校的发展战略, 更不要说校园文化的整体建设了。

领导体制的不同, 决定了大学校长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大学行政事务之外的学术研究、高校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等问题。欧美国家的大学由于大多实行委员会制、董事会制, 其他国家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相对较小, 因此, 在有关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大学精神等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涌现出许多有巨大影响的大学校长, 形成了“校长文化”。如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查德·莱温提出了“耶鲁精神”;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指出:“大学的荣誉, 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 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理斯·范海斯提出了“威斯康星思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提出“英才主义教育思想”。

(二) 在管理模式上, 不同的管理模式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不同

管理对于高校来说, 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好的管理对高校的全面发展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高校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处理和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职责、权力和利益关系。目前世界各国的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即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二者并重模式[6]。

典型的集权模式是指国家政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 确定高等教育法规, 制定高等教育规划, 运用中央政府计划、命令、拨款、监督、行政等手段直接调控全国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法国是实施这种管理模式的国家。分权模式是指高等教育管理权力分散于地方政府和高校, 地方政府拥有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制定高等教育管理法规、监督高等教育活动和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权力;同时高校拥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力;相形之下, 中央政府没有绝对地调控全国高等教育的权力[7]。美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美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设立中央教育部, 直到1979年才通过立法成立联邦教育部。正因为如此, 美国50个州的教育系统很少雷同, 大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使得各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日本、英国、德国是实行集权与分权并重的管理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共同承担高等教育管理职责, 各自行使不同的职能;中央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与地方政府和高校共同行使高等教育不同层次的决策权力。尽管这种模式在不同国家会有很多不同,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在这种模式下高校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这有利于高校的建设和发展, 有利于形成不同特色的校园文化。这在大学的校训上可见一斑。

在我国,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学实行集权管理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全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 承担全国高等教育经费, 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因此, 导致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特色不突出, 甚至是“千校一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开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 初步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共同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但由于思维定势和惯性的影响, 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改变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雷同现象。

(三) 在办学传统上, 侧重点不同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底蕴不同

国外大学,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有着非常好的人文传统, 在注重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 非常重视人文教育。1701年10月9日康涅荻格议会通过“自由建立一所学院法”规定, 在学院中, “可以教授年轻人文理科目, 从而使他们在万能上帝的庇佑下可以从事教会和政府工作”[8]。这是耶鲁大学建立的法律依据, 它规定了该大学的人文传统, 这种传统三百多年来从未改变。

牛津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为英国乃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柏林大学以尊重学术自由、研究与教学相统一作为办学的原则, 大大地提高了大学的学术声望和教育质量, 欧美各国竞相效仿。

国内大学除少数名校能够坚持大学的根本理念和办学传统外, 大多数大学都在市场化、功利化的市场经济中走向“功利化”了, 而偏离了大学的文化本质。正因为此,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一些大学功利化, 什么都和钱挂钩, 这是个要命的问题。”[9]“大学‘官本位’思想严重, 以官的需要、官的利益为行为取向, 不顾大学基本的理性、价值追求以及自身的条件与特点, 使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庸。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 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机制、行为都引入大学, 其中包括一些不良的市场行为, 包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学术腐败;对一流大学模仿过重, 缺乏自己的特色”[10]。哈佛大学前校长鲁登斯坦有句名言, “社会变化得越快, 大学这块变化相对较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所以, 作为一所大学, 必须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 回归自己的文化本质, 才能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牛津大学拒绝授予首相布莱尔名誉教授, 原因竟是学校认为他不合格。无独有偶, 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 (小布什) 想得到他的母校﹑哈佛大学的一顶“名誉教授”的桂冠, 也碰了一鼻子灰!与此相比, 国内大学争相聘任影视名星做教授, 从牛群、赵本山、周星驰到李湘, 最近快男超女谭维维、王铮亮也受聘担任副教授, 这种“星教授”现象大有常态化趋势, 这与校园文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三、中外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尽管国外大学与中国大学存在着领导体制、管理模式与办学传统等方面的不同, 但是通过对中外校园文化的比较, 我们仍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优秀而独特的“校长文化”、勇于坚守“办学传统”、始终秉持大学精神等诸多理念, 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一) 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因此, 建设校园文化必须注重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成果, 不仅要学习借鉴国外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和成功经验, 更要学习和借鉴国内大学和本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 特别是要挖掘本校历史传统中具有特色的元素和方面并加以继承。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校园文化。

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领着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是社会先进文化的创新之源。正因为有了北京大学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 才会有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高校是创新的发源地, 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的判断力, 激励创新, 鼓励实践, 不断成为创新文化的开拓者、学习型社会的倡导者, 不断辐射、影响、引领着社会生活的再创造, 为社会文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1]。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既要传承, 更要创新。

(二) 坚守大学使命, 避免功利化

众所周知, 大学有三个使命 (或称之为三大功能) 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但在大学的实际发展中, 特别是改革以来, 这三大使命都出现了偏差。人才培养, 往往被等同于大学的基础性教学工作;科学研究, 被误认为就是获得科研项目经费、发表论文和获奖作品数量多少, 不切实际地追求数量扩张而轻视质量内涵;服务社会, 往往被指认为要求大学直接帮助政府、社区和企业做项目。

其实, 大学的真正使命是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由于功利化倾向的影响, 高等教育出现了如此怪象:博导、博士到处都是, 最终出现盛产博士、教授、博导的中国却难产学术大师和学术精品。这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的本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说到底就是办学理念问题、大学精神问题。而世界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也正是因始终坚持大学本真使命而几百年长盛不衰。因此,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 使大学永远成为人类精神的一方圣土。“对当今的大学来讲, ‘改革’固然重要, 但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一旦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丧失了, 就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1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颁布, 为改革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 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一流的校园文化, 才会有一流的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N].光明日报, 2010-07-29.

[2]刘向信.漫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六个趋势[J].中国高等教育, 2009, (22) .

[3]锁茜.刍议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几个核心问题[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06, (2) .

[4]王冬艳, 沈进.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及启示[J].文教资料, 2008, (5月下旬) .

[5][6][7]周川.高等教育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213-214, 231-232, 232.

[8]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教育研究, 2003, (3) .

[9]阙明坤.警惕高校功利化办学趋向珍惜象牙塔精神[N].光明日报, 2010-09-28.

[10]覃柳云.中国大学文化的缺陷与建设[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12) 。

[11]贺才琼, 邹树梁, 李照.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轨迹与成就[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

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比较探析 篇8

1 社会环境不利于学生实践

我国开放的社会环境, 给大学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实践受到一定的限制, 使得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遭遇极大的困扰, 单纯为了学分而实践, 精神文明建设不论是在学生心中还是在高校一再被受到重视, 但终归重视的程度不如学习专业知识来得重要, 近两年来, 技术型院校的就业率不断升高, 而很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不断下降, 大学生就业难众人皆知, 直至今年出现最难就业年, 学生学的知识成为一纸空文, 在现实的工作中用不上成为很多单位反映的问题, 单位应聘人才多是喜欢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们永远重视的是自身的效益, 不会要短期社会实践的学生, 从长远来看, 实践的学生未必毕业后会去他们单位工作, 或许培养了后成为其他公司的人才, 导致现在的学生实习单位较少, 除非是没有技术性的有着淡旺季的服务业和体力劳动的单位, 高校也曾有暑期社会实践招聘会, 但因为很多北方的高校暑期时间较短, 寒假时间较长, 很多的单位不愿意来参加, 学生的实习基地少, 在极少的实习单位中, 加上学生又不是自愿参加的, 而是因为学分不得不参加的, 所以学生社会实践的质量受大限制。

2 高校任课老师参与较少

高校自身社会实践的体制不健全, 重视的是专业课程的配置, 忽视了社会实践的质量, 分配给社会实践的经费有限, 高校教师受经济化社会的影响, 要么重视薪资, 要么重视职称, 经费较少, 自然老师带队的经济效益得不到支持, 带队社会实践的老师在评职称时也得不到加分, 所以老师们觉得带队社会实践不如去搞些科研, 可以在薪资和职称上都能够双丰收, 在这种形势下, 高校社会实践多是由团委老师或者辅导员带队, 形式也较为单一, 缺乏专业性的指导, 实践本应分为教学社会实践和能力社会实践, 辅导员作为教学实践的外行去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自然是不行的, 这样社会实践流行于一种形式, 缺乏专业性指导的社会实践在其成果上主要靠撰写实践报告, 所以每年的实践报告也都是一刀切, 实践的形式单一, 没有创新性, 无非都是支教、参观历史博物馆等较为单一的实践, 实践如何创新成为每个高校团委和团总支较为头疼的问题, 指导的实践也多与专业不相关联, 每个二级学院的实践都大同小异, 而不会因专业的不同有不同的教学实践, 任课老师不把实践作为和平时备课一样的必要工作来做, 这是在很多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难题。

3 政府参与度低

学生的社会实践似乎单纯是高校的一项任务, 与其他部门无关, 学校中的校办企业和实习基地条件有限, 并且像之前提到的暑期招聘会上来招聘的企业又少的情况下, 学校在联系实习单位时就有很大的难度, 学校在提供给学生实践基地时缺乏社会各界的支持, 不管是企业的支持还是政府的支持, 很多的实践基地都是依靠学生自己联系, 难度较大, 甚至学生在联系去聋哑学校或者是儿童村, 敬老院等单位时, 这些单位都是以来的学生和学校太多他们应接不暇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为由回绝, 由此可以看出很多高校的社会实践形式单一的特点, 政府的职员都忙于平时的工作, 与高校的联系较少, 对高校社会实践的参与度较低, 学校需要去被动的请求企业来接纳实习的学生, 这给实践带来了较为大的难度。

4 家长不支持

有些高校意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在教务安排学生的课程时, 把学期末的最后两周作为教学实践周, 但这遭到了学生及家长的反对, 家长陆续打电话给孩子请假, 请假的理由无非是想利用假期在家给孩子找实习单位, 其实并非是真实的找实习单位, 学生带回学校的只不过是盖着形式章的实习报告而已, 家长只不过是怕学生在学校太热, 太吃苦而已, 现在的学生在家都是独生子女, 家长们认为学生的假期就是要回家享受的, 单纯是放松时间, 不希望学校过多的干预, 对于孩子毕业后找工作而言, 找个熟人拖个关系找个好工作就是王道, 不在于学生参与多少社会实践, 家长的这一观念极大的影响到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态度。

总而言之, 因国情不同, 我国高校的社会实践与国外的社会实践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很大不同,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与美国的实践的社会实践相比, 我国的实践形式较为单一, 大多是支教或者进企业, 而国外多是以公益性的活动为主, 比如:反对恐怖组织、反对战争等, 学生社会实践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学校与社会组织机构合作沟通较多, 参与更多的是公益性的为人民服务的活动, 政府和社会各界注重培养的是学生回报社会的理念, 用拉长线、钓大鱼的方法, 社会也会利用学生的社会实践去解决社会各界存在的很多难题, 这样, 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应用, 他们既从社会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又为社会创造出它所需要的价值, 所以政府和各界机构都比较乐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学生因为解决了社会难题也比较有成就感, 这样, 社会实践得到的时效较好, 学生并不是单纯为了学分而实践, 而是自由的带着兴趣去参与实践。

(2) 外国政府较为支持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政府会为学生实践提供一定的经费, 且经费来源广泛, 有了政府、学校、社会各界的经费支持, 学生的实践经费较为充足, 教育部门与社会各界充分交流与合作, 都较为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 激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在国外, 学生到了大四的毕业阶段的课程设置较满, 因为学生在实践中也充分探索专业与社会实践中的必要联系, 相当于学生提前为就业做好准备, 在探索了专业与社会实践中的交叉点后, 为了解决社会实践中发现的难题而去探索更多的专业问题, 形成了较为好的循环点, 在我国, 学生实践的经费只来源于政府和学校的拨款, 学校开用这部分捐款的很小部分用于实践, 由于拨款金额有限, 学校更多的是利用这笔款项用于硬件设施建设和教学上, 实践的学生也多为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学生在大四阶段多是自己找单位或者家长帮找单位实习, 学校课程设置较为宽松, 似乎四年的本科只剩下了三年, 学的全部是理论知识, 真正用于实践的少之又少。

(3) 指导力量不同, 像之前本文提过的, 我国高校社会实践都是由团总支老师和团委老师指导, 在国外, 专业老师全方位指导实践, 老师在评职称时不只是因论文多少和成果多少来定位, 也包括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 专业教师参与指导一方面对于学生所学知识较为了解, 较好的融入到实践中, 帮助学生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 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会了解到哪些知识对学生以后的工作确实有用, 让所学知识不成为死知识。另外, 学生的实践活动不只是得到专业老师的大力支持, 还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 在学生满18周岁后都是自由的, 学费靠学生的贷款或者自筹来解决, 家长从小培养的是孩子的独立能力, 所以大学生独立能力较强, 这样, 社会实践得到了学校、政府、宗教、家长全方位的一致支持。

从中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比较来看, 如何解决我国社会实践存在的难题是关键, 首先, 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的性要明确, 不能为实践的结果而去实践, 要看实践的效果, 在做社会调查后并且在和政府、单位沟通的基础上进行实践, 而不是盲目的要求学生强制他们去实践, 经费上、政府、单位要大力支持, 学校要足够重视, 专业教师应全程指导;其次, 用人单位在应聘人才时, 要全方位考核学生, 要足够重视学生平时的实践活动, 要看重学生在实践中得到的评价, 这样较为直观的考察学生比等到招聘进来以后再去投资培养员工后发现员工存在的不可原谅的问题后再去辞退, 花费的成本要低的多, 学生在平时实践中的评价不只是学校给与的, 希望是社会各界给与的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为企业招聘人才提供准确的定位, 总之, 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需要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 树立正确的实践观, 同时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学校的高度重视, 齐心协力为学生, 为实践, 真正做到提高素质教育, 培养应用型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禄.大学生创新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 2012

中外大学 篇9

关键词:中外教师,教师话语,对比研究

一、引言

在各种各样的课堂教学研究中, 教师话语的特征及其功能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教师话语, 即教师在课堂上说的话, 它“不仅对课堂教学的组织而且对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 (Nunan, 1991) 。语言课堂中教师话语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甚至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 (Hakansson, 1986) 。国内只有少量的研究针对中国英语课堂环境下的教师话语的特征和功能、以及教师话语和课堂中师生互动的关系 (如赵晓红, 198;王银泉, 1999;周星、周韵, 2002) 。此外,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 大量的外籍教师来到中国的大学英语课堂, 他们在课堂中的教师话语有何特点?与中国英语教师在此方面有何异同?中外英语教师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各自教师话语的特征有何影响?目前对以上这些方面的调查研究尤其少见。因此, 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 也为了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当今中国英语课堂教学的现状, 本文尝试探讨中外大学英语教师话语特征和功能的异同, 并从各自所代表的文化中的教师角色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二、教师话语的主要特征及功能

Nunan (1991) 认为教师话语是执行教学计划的工具, 同时也是语言课堂中学习者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Chaudron (1988) 对1970年以来的教师话语的实证研究做了综合的概括, 并总结出了教师话语的主要特征。这些研究表明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整体语言水平是敏感的, 他们和学生讲话时会从许多方面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构成最佳教师话语的要素是什么, 也不知道教师是根据什么来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的 (Ellis, 1994) 。此外, 所有这些研究都过多地强调教师话语作为语言输入的语言学方面的特征, 有学者称其为形式特征 (戴炜栋、李明, 1998) , 而很少关注它在课堂互动方面的特征, 如教师的提问、交互调整, 教师对学生的反馈等, 有学者称其为功能特征 (胡学文, 2003) , 此时教师话语被视为组织、管理、指导二语课堂活动的一种教学手段。本文主要从教师话语的功能特征方面来探讨其主要的特征和功能。

1.教师提问。教师的提问在课堂教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问题所指向的回答的确定性可将教师提问大致分成两类 (周星、周韵, 2002) :一类是展示性问题 (displayquestions) , 另一类是参考性问题 (referential questions) 。展示性问题是指答案确定, 提问者要求回答者将既定答案说出来的问题 (如What’s the opposite of“up”in English?, 而参考性问题则指无确定的答案, 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问题 (如Why didn’t you do your homework?) 。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提出很多问题, 通过提问他们不仅可以控制课堂话语, 还可以促使学生参加课堂交际, 并调整自己的话语输出, 使其更具可理解性。课堂上教师的提问可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 可以鼓励学生集中思考课堂上的教学内容, 并且有助于教师明确学生的话语、阐述某些结构和词汇项、核查学生的理解情况, 还有助于学生的课堂参与 (Richard & Lockhart, 1996) 。

2.课堂交互调整。Long (1983) 认为, 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交谈时, 通常会利用一些策略、对策和规则来进行意义协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 , 以解决交际中的困难。其中, 教师使用较多的几种交互调整手段是理解核实 (comprehension checks) 、确认核实 (confirmation checks) 和澄清请求 (clarification requests) 。这三种交互调整方式的定义如下 (Long, 1983; Chaudron, 1988) :

理解核实:说话者试图确定对话者是否理解了自己前面的话语信息。

确认核实:说话者通过提高语调、重复来核实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对话者的意思。

澄清请求:说话者通过提问, 或使用如I don’tunderstand之类的陈述句, 或使用如Please repeat之类的祈使句来要求对话者帮助自己理解对方前面所说的话。

3.教师反馈。教师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做出反馈, 包括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研究表明, 积极反馈比消极反馈更有助于改进学习者的学习行为 (如Nunan, 1991; 赵晓红, 1998) 。积极反馈包括对学生的表扬、表扬加点评等, 而消极反馈则包括对学生的语言形式或内容上的错误加以指正或批评等。是否该纠正学生的错误?应该在何时纠正?怎么纠正?以及由谁来纠正?这些在二语习得研究中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许多教师认为在不影响正常交流的情况下, 教师应尽量减少纠正学生的错误, 即便要纠正也最好等学生回答完问题或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后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加以纠正。

三、教师角色的文化差异

外语教学不能不考虑文化的因素。每一位教师都是某一种文化群体的成员, 用该文化的独特视角来观察世界, 包括特殊文化对课堂教学过程及教师角色的看法和期待。角色一词本义是指演员在戏剧、电影中扮演的人物。Banton (1965) 从更为准确的社会逻辑学的角度将“角色”这一术语解释为, 应用在特殊职位的任职者身上的一套规范和对他们的期待 (引自Widdowson, 1990:181) 。教师这一特殊的职业者在教学过程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如管理者、示范者、监控者、辅导者、信息提供者、促进者等 (Prodromou, 1991) 。西方文化认同非指导性、非权威性的教师角色 (Ibid.:420) 。Holliday (1994引自Cook, 1991:131) 对同一国家的英语本族语教师和非本族语教师的社会文化差异进行了描述, 认为他们对同一课堂的解释是不同的, 一种是基于西方占英语教学传统主导地位的“职业精神” (professionalism) , 另一种是基于当地的教育体系。中外英语教师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该文化对教师角色的期待也应该会影响他们各自课堂教学的某些方面。因此, 本文还将从中外教师各自文化背景的角度来分析教师角色期待对教师话语的功能特征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尝试对中国英语课堂环境下的中外英语教师的教师话语特征及功能进行调查和定量的分析, 找出两组英语教师在此方面的异同, 另外将浅析文化背景对教师话语功能特征的影响。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分别对电子科技大学的5位中国英语教师和5位外籍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了调查。笔者将他们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了观察并将每一位教师连上的两堂课的课堂话语完整录音, 然后将录音转写成文字材料, 最后对所得的文字材料按教师话语量、教师提问、课堂交互调整及教师反馈等4个方面进行归类和统计。此外, 笔者还对这10位中外英语教师的318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采用的问卷以周星、周韵 (2002) 设计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在进行数据分析时, 将课堂录音的统计结果与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

五、结果与讨论

1.教师话语量。根据课堂录音的统计结果, 5位中国英语教师10堂课和5位外籍英语教师10堂课平均教师话语量 (TTT) 、学生话语量 (STT) 以及在一堂课时 (45分钟) 里所占的比例如表1所示。

表1说明每一堂课上中国教师的平均教师话语时间为23分钟, 外籍教师为20分钟, 占一堂课的比例分别为51%和45%。外籍英语教师课堂上学生话语时间的平均值为19分钟, 中国教师课堂上学生话语时间的平均值为7分钟, 在一堂课上的比例分别为42%和16%。中外英语教师话语量在平均值上无显著差异, 而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上的话语量却存在显著的区别。同时,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外英语教师课堂上都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一堂课上教师话语量超过20分钟。另一方面, 外籍教师课堂上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学生话语时间超过10分钟, 而中国教师课堂上绝大多数的学生则认为学生话语时间少于10分钟。外籍教师课堂上学生讲话的平均时间多余中国教师课堂上学生讲话的平均时间, 前者可以在课堂上得到更多语言输出的机会。

2.教师提问。根据课堂录音, 对10位中外英语教师的课堂提问按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外籍教师所有提问中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平均次数分别是11次和20次, 占所有提问的比例分别是35%和65%。中国教师所有提问中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的平均次数分别是11次和18次, 占所有提问的比例分别是41%和59%。这组数据表明中外教师课堂上参考性问题的数量超过了展示性问题的数量。可以看出中外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类型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 外籍教师课堂上40.8%的学生和中国教师课堂上34.3%的学生认为教师较多提参考性问题, 而较少使用展示性问题。学生也是这么希望的, 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激励, 然后提供更多、更复杂的语言输出, 进而得到更多的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机会。

3.课堂交互调整。在分析了课堂录音的文字材料之后, 笔者将中外英语教师课堂上三种类型的课堂交互调整的次数和比例进行了统计, 见表3。

表3说明, 当中外教师在与学生进行意义协商时, 他们都倾向于使用“理解核实”, 它占所有交互调整的比例分别是71% (外籍教师) 和83% (中国教师) 。“确认核实”和“澄清请求”在外籍教师课堂上所有交互调整中分别占14%和15%, 在中国教师课堂上所有交互调整中分别占11%和7%。可以看出中外教师在交互调整方式上也没有显著差别。这组数据的结果与周星、周韵 (2002) 的结果是相反的。他们在调查中发现, 教师经常使用“确认核实”而不是“理解核实”。但是在以教师讲话为主的课堂中教师往往使用理解核实, 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对课堂话语的控制。本研究表明, 中外两组英语教师仍然对课堂中的师生之间的互动起着控制作用, 对学生的语言输出起着引导作用。

4.教师反馈。根据课堂录音, 笔者将中外教师课堂中不同类型的反馈以及在反馈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统计, 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中外教师都倾向于使用积极反馈 (如简单表扬, 表扬加以点评, 重复加以表扬等) , 只有少部分的反馈是直接纠正他们的错误, 或明确地对学生的错误表示不赞同。在积极反馈中重复加以表扬又是常用的反馈形式, 其次是简单表扬。可以看出他们在教师反馈形式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 外籍教师课堂上的所有学生都认为教师从没有给过他们消极反馈, 中国教师课堂上也只有9.5%的学生认为教师很少表扬、经常批评他们。这一结果与课堂录音统计结果非常接近, 与学生的期待也是非常接近的。此外, 多数学生希望教师不要经常批评, 也不要直接纠正他们的错误, 而是能给他们自己纠正的机会。还有一些学生希望教师能忽略不重要的错误, 最后再纠正比较重要的错误。这点与周星、周韵 (2002) 的结果是一致的。

六、结论

本研究表明, 接受调查的中外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师话语量及其功能特征方面并无显著的差异, 只是外籍教师课堂上学生讲话的时间更多。中外教师话语量都占了课堂时间的大部分, 教师仍然起着控制和引导的作用。教师提问以参考性提问为主, 都考虑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输出的机会。教师的交互调整方式以理解核实为主, 仍然强调学生对教师话语输入的理解程度。教师反馈多是积极反馈, 这使学生增强了学习英语的信心, 但积极反馈的形式较简单。另外, 根据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 中外教师在课堂上扮演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 还有组织、指导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角色, 既有指导性和权威性的一面, 又有非指导性和非权威性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说, 中外教师不同的文化背景似乎对各自的教师角色影响不大。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 中外英语教师在中国英语课堂环境下, 难免会被这一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所影响, 也被这一特殊的环境中产生的跨语言、跨文化的力量同化。为了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这个共同的目的, 中外英语教师都在改变着各自文化中传统的教师角色和风格以及思维定势, 对实际的中国课堂环境下的英语教学取得了一些共识, 并且同时被中国学生这一东方文化群体所影响, 体现在课堂教学方面即中外英语教师话语的特征和功能差异不明显。本研究从一个侧面为中国英语课堂教学 (尤其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外英语教师在同样的语言文化环境下, 都存在一些共同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 中外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还应该考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来用英语进行交流, 调整教师话语的比例, 优化教师话语的结构, 并为学生创造更加轻松、和谐而又积极的课堂氛围。

总之, 本研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中外英语教师课堂上教师话语的特征和功能做了一些初步的对比, 研究结果使我们对中国英语课堂教学的现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为有关教师话语的研究和理论提供了一点新的实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研究范围较窄、时间较短等, 因而还需要今后对此做进一步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以便更加深入地认识语言课堂教学的规律和特征。

参考文献

[1]Chaudron, C.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Research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Cook, V.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M].London:Edward Arnold.1991.

[3]Ellis.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中外大学 篇10

1 常见体育观念分析

当前世界各国大学体育教育工作观念主要包括健身体育、终身体育、快乐体育以及人文体育等几种。

第一,健身体育。所谓健身体育,顾名思义,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使人们充分认清健康体魄的重要性,认识到健康体魄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生活活动的前提[2]。因此健身便成为体育运动的的主要目的之一,从而逐渐形成了健身体育观念。

第二,终身体育。随着社会科技不断向前发展,人们逐渐认识体育对强身健体的重要性,并且发现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能够延长个体生命、延缓衰老,而无法坚持下去的体育锻炼往往不会取得显著效果。由此,体育教育领域又逐渐形成终身体育观念,主要指:高校体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能力,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从而促使其在离开校园后仍然能主动坚持体育锻炼[3]。

第三,快乐体育。快乐体育观念指:大学体育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学生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充分体验愉悦感,从而确保学生身心健康,体验到运动的乐趣,从而为终身体育发展奠定基础。

第四,人文体育。所谓人文体育是指,大学体育在使学生强身健体的同时也要使其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人文精神,在运动竞争中领悟民族体育文化,发扬传承民族体育精神,并学会将这些精神应用在实际生活中。

2 国内外体育教育观念比较

2.1 健身体育及终身体育观念差异

2.1.1 国外健身体育及终身体育观念分析

健身体育及终身体育是国外高校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并且贯穿于实际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例如:在德国,大学内的体育教育是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以及基本运动能力为主要工作目的的项目群。并且每一学期开始时,大学都会对该学期的体育教育计划进行公示,以期学生能全面了解学校教育计划,从而根据自身喜好、兴趣、特长等选择合适的体育运动。另外,德国大学的体育教育计划组织性强、指导性高,内容丰富且项目多样,充分体现出体育运动的多样性、趣味性等特点,使以健身为目的的大学体育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另外,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诸多国外大学还设有专门的体育娱乐部门,这类部门主要负责组织校内体育运动活动,并且允许除学生之外的教员、家属、社区居民等参加,从而使体育运动得到普及,为学生参加终身体育运动打下基础。

2.1.2 国内大学的体育观念

目前,虽然部分大学已经认识到推广健身体育及终身体育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仍然停留在传授基本运动知识、基本运动技术技能的极端。甚至部分学校单纯的“以军代体、以劳代体”,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发展,忽视了体育运动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致使体育教学沦为评价大学教育工作水平的指标,体育教育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2.2 快乐体育及人文体育观念差异

2.2.1 国外快乐体育及人文体育观念分析

快乐体育以及人为体育观念的提出建立在体育运动能愉悦参与者心情,提高参与者快乐感受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体质也在逐渐增强,因此体育教育工作的重心逐渐从强身健体转为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开始重视体育教育对学生心理的影响[4]。例如:日本大学的体育教育工作目标是培养具备优秀知识能力、热爱运动、充满武道精神的综合素质人才[5]。因此,日本大学十分注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调体育教育在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基础上,使学生充分体验运动的乐趣,从而正确认识并热爱体育运动。日本大学的体育教学方法正体现了快乐体育的观念。另外,新加坡大学的体育教学完全采用俱乐部形式,学生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同时,大学还在校园内营造高雅的体育文化氛围,充分体现了人文体育的精神。

2.2.2 国内大学体育观念分析

娱乐性不足应该是国内体育教学工作暴露的主要问题,体育教学仍然以教师为中心,不重视学生的主动积极性以及学习乐趣的培养,强调体育教育对学生纪律性的锻炼。虽然这种教学方式不影响学生对运动技能、技术以及知识的掌握,但是这种方式会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体育学习的乐趣与积极性,进而也无从谈起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另外,部分大学忽略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忽视体育表达的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致使我国人文体育发展落后欧美国家。

3 我国大学体育教育现状及改进措施

随着我国高校改革的逐渐推进,大学体育教育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并且与国外大学体育教育存在不少共通之处。首先,我国大学教育工作也开始重视健康教育,将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工作目的之一,并且着力培养学生的锻炼习惯以及锻炼意识。其次,我国大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符合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形势。例如:大学一年级上普通体育课,大学二年级进行选项体育课,三年级或四年级进行选修体育课;另外,还有大学采用普通、选项体育课结合的方式或者采用课内课外结合的课程设置[6]。然而,总体来说,我国大学体育教育工作观念与国外观念还存在较大差距,为弥补我国大学体育教育工作的不足,需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第一,变革传统教育观念。大学需认清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到大学体育教育工作对终身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认清体育运动对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心态愉悦、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我国大学体育教育工作发展实际、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健身体育、终身体育、快乐体育以及人文体育发展模式。

第二,改变教学目的。大学体育教育工作的目的不单纯是培养学生掌握基础运动知识、技能以及技术,还应该包括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体育运动观念、对体育运动保持充足乐趣。同时加深学生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认识并建立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从而真正将体育运动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第三,重视课外体育锻炼。大学要在保证充分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将体育锻炼向课外扩展,可利用学校现有条件组织学生参加野营、登山等活动。同时,大学还要鼓励学生自发组成体育运动兴趣小组或社团,满足学生对体育运动锻炼的个性化需要,从而提高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使其主动培养自身体育文化修养,继承、宣扬、传播民族体育文化。

4 结语

加强大学体育教学工作,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愉悦学生身心以及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需找准我国大学体育教育观念与国外有关观念的差异,认清我国大学体育教育工作发展现状,从而采取有效措施以改进教育工作,提高大学体育教育工作水平。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大学体育教育在高校教育工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大学体育教学工作与国外相关工作仍存在较大差矩,尤其是两者在体育教学观念方面的差距。对此,文章重点比较分析我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学体育教育工作理念,井探讨我国大学体育教学工作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关键词:大学体育教育,教育观念,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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